歌德谈话录

6.1828年

　　1828年3月11日，星期二

　　（天才与创造力；精神与体魄；重用青年才俊）

　　今天晚饭后我在歌德面前又显得有些拘束和闷闷不乐，使得他不耐烦起来，以致忍不住冲我讥讽地笑笑，并且嘲讽了我两句：

　　“瞧你成了山迪第二，成了那位著名的特里斯特拉姆的父亲喽。他老人家为一扇嘎嘎叫的房门烦恼了半辈子，就是下不了决心去滴上几滴油，消除这日复一日的不快。

　　“可是咱们全都这德性！是郁郁寡欢还是精神爽朗，造就了人的不同命运！

　　“拿破仑啊真是个好样儿的！

　　始终精神爽朗，始终清醒果断，时时刻刻都精力充沛，能够立马去成就自己认为有利和必要的事情。他的一生就像个半神，总是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说到他完全可以讲，他始终处于精神爽朗状态；

　　正因此他的一生才如此光辉，可称举世前无古人，也许后也不会有来者。

　　歌德在房中踱来踱去。我坐到餐桌边，桌子尽管已经收拾过了，却还剩有一些葡萄酒，以及糕点和水果。

　　在我吃喝的时候歌德仍踱来踱去，一边还兴奋地嘟嘟囔囔，不时从嘴里吐出一些听不明白的字句。

　　我脑子里仍然回响着他刚才说的关于拿破仑的话，想把话题重新引回到这上面来。我开口道：

　　“不过我觉得，拿破仑是年轻力壮时才始终处于精神爽朗的状态。可是到了晚年，他似乎不再精神爽朗。”

　　“那有什么办法！”歌德回答，“我也不是写不出第二部《塞森海姆之歌》和《维特》来了吗？非凡事物的出现得靠神的启示；

　　而这种启示总与创造力旺盛的青春期连在一起，就说拿破仑吧，他就是一位迄今为止最富创造力的人。

　　“是啊是啊，我的朋友，富有创造力不意味着都得作诗写剧本，也有一种行事作为的创造力，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创造力还更加重要。”

　　“看来您这儿所谓的创造力，”我接过话头，“就是人们平常说的天才。”

　　“两者的确也挺接近，”歌德回答，“因为天才并非别的什么，而仅仅是一种创造力；

　　这种创造力的业绩能大大方方地展示在上帝和自然面前，并因此而产生影响，传诸久远。我们看见文学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尽管，在世时也被奉为大天才，可人一死影响也就完了，就是说远非他们自己和另一些人想象的什么天才。因为如我上面说过的，没有一位天才不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而且这完全不受一个人从事的艺术门类以及职业、行当的影响：

　　标准永远只有一个。一位天才既可以是自然科学界的奥肯和洪堡，也可以是军事和政治领域里的斐特烈大王、彼得大帝和拿破仑，还可以像贝朗瑞那样是一个诗人；

　　所有人全一个样，问题只在他们的思想、发现、业绩要具有生命力，能长时间地存活下去。

　　“然后我还必须说明：

　　一个人是否有创造力的标志，不是他作品和业绩的数量。我们文学界有这样一些诗人，他们一部接一部地出版诗集。可按照我的标准这些人压根儿没有创造力，因为他们写的诗缺少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与此相反，哥尔斯密写的诗数量微不足道，但我却必须称他为一位极富创造力的诗人，而且这样做原因无它，就因为他写的少量诗篇蕴藏着必然是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这种天才的创造力，”我提起话头，“是仅仅寓于一位杰出人物的精神中呢，或是也存在在他的身体里？”

　　“身体对此至少有极大的影响，”歌德回答，“尽管曾经有一个时期，天才在德国总被想象成一个矮小、虚弱甚至驼背的人；可我所赞颂的天才，却应该有相应的体魄。

　　“人们常讲拿破仑是一位花岗岩做成的人，这也主要就他的身体而言。他什么没有经受过，什么经受不起啊！有什么样的疲乏劳苦和饥寒匮乏他不曾忍受过来了啊！

　　缺少睡眠，缺少给养，而且精神总是极度亢奋！

　　在紧张、兴奋得可怕的雾月十八日深夜，他尽管一整天已没吃任何东西，却仍不考虑是否先增强增强体力，而是感觉自己精力充沛，连夜动笔草拟了那份著名的告法兰西人民书。

　　——仔细回顾此人所做过和经受过的一切，你一定会想，他在四十岁时该已体无完肤了吧；可他到了这个年纪，仍旧英气勃勃地挺立在那里。

　　“不过你也完全对，他一生事业的真正闪光点的确在他的青年时代。也真不简单喽，出身底层，在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崭露头角，二十七岁便成为受三千万民众顶礼膜拜的偶像！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欲成就大业，确实必须趁着年轻。而且拿破仑他并非唯一的范例啊。

　　“历史上出现过成百上千的才俊之士，年纪轻轻就要么在朝廷要么在疆场上声名远播，建立了赫赫功业。我要当上了国君，”歌德兴致勃勃地继续说，“就绝不会把自己最重要的职位给那些仅凭出身和资历一步步爬上来的人。我喜欢用年轻人——但必须富有潜力，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同时还要胸怀大志，品性高尚。如此一来，治理国家和领导人民，就不啻为一种乐趣！

　　可哪儿有这样一位国君，他乐于这么做，又得到了充分的辅佐呢！”

　　歌德说：

　　“在我一生中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每天我能要求自己写一个印张的文稿，而且写得轻松愉快。我写剧本《姐妹俩》只用了三天，写《克拉维歌》，你知道，只用了八天。现在就不好再这样要求啦；

　　可尽管如此，我即使到了高龄，仍一点不能抱怨自己身上缺少创造力。只不过呢，某些我在年轻时每天都能办到，任何情况下都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却只能是周期性地、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才办成功啦。

　　“任何最高级的创造力，任何重大的发现、发明，任何能结出果实和产生影响的思想，都不在任何人的掌握之中，而是超乎于所有尘世力量之上。凡此种种，人只能看作是不期而遇的上天赐予，看作是纯粹的上帝的孩子，只能怀着感恩的喜悦去迎接他们，敬奉他们。这近似于精灵的情况，它无比强大，想把人怎么样就怎么样，人无意识地受其摆布，却相信在自主行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常常只能视为某种更高的主宰世界之力的工具，视为一只用来承受神的影响的上好容器。——我作如是说，因为我想到经常是仅仅一个思想可以改变整整几个世纪的面貌，还有一些个别人的作为，如何给自己的时代打上烙印，让其在后世清晰可辨，并且继续造福一代又一代人。

　　“可在此之后还有另一种创造力；

　　这种创造力已经容易受尘世的影响，也已经更多地为人所掌握，尽管在此他仍发现有理由对某些神的影响表示敬畏。完成某个计划所必需的所有手段，一个终点已然明朗的思想链条的所有中间环节，一件艺术杰作的可见形态的所有组成部分——它们我统统归之于创造力的这一范畴之内。

　　“例如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的最初灵感，就纯粹是上天的赐予。至于随后一幕一幕的情节展开和人物之间的对话，完全做到了随心所欲。而且读他写的所有作品，我们都发现同样的创造力；

　　在他所有的剧本中，我们从来没碰见这样的段落，让人可以讲他写作时情绪不佳，没有充分体现他的功力。每当我们读莎士比亚，所获得印象总是此人的精神与身体都绝对健康有力，始终健康有力。

　　“相反，设若一位剧作家体魄没有这么结实健壮，或者甚至经常体弱多病，那他日复一日地写作所必需的创造力肯定也会经常陷于停滞，有时甚至会一连许多天完全没有了创造力。这时也许他想通过汲取精神营养弥补和提高创造力的缺失与不足，就算有作用吧，但如此这般地在一定意义上是硬逼出来的部分，总会让人发现明显的瑕疵。

　　“因此我建议不要什么也别硬逼出来；在所有缺少创造力的日子和时刻，与其如此，不如干脆睡大觉或者闲荡，免得日后对硬逼出来的玩意儿感觉不快。”

　　“您讲的情况，”我应道，“我本人也经常碰见并有所体会，道理肯定完全正确。只是我似乎觉得，有人也可能用合乎自然的方式提高创作情绪，而不一定非得硬逼出来。我在一生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遇上复杂的事态总是举棋不定。可这时只要喝上几杯酒，我心中马上豁然开朗，明白了该怎么办，于是当机立断。处事果断该也算有创造力的表现吧，如果饮几杯酒能产生这一品格，这个办法似乎也不好完全唾弃。”

　　“我不想反驳你的意见，”歌德回答，“但我刚才说得也有道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理就好比一颗金刚钻，光芒不只射向一个方面，而是射向许多方面。——再有，你很熟悉我的《西东合集》，该知道我在那里边自己就说过：

　　只有你喝得醉醺醺，

　　才知啥叫好事情……

　　所以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在酒里确实蕴藏着一些特别能促进创造的力量。此外，在宁静和睡眠中，也蕴藏着促进创造的力量；

　　但运动同样能增强创造力。促进创造的力量还存在于水中，尤其是存在于大气里边。空气清新的旷野更是我们的天国，那儿仿佛有上帝的气息直接吹拂人类，那儿仿佛有神的力量在产生影响。

　　1828年3月12日，星期三

　　（现代文化的病根在城市；英德两国青年成长对比；

　　理论与实践）

　　歌德说：

　　“顺便讲一讲，我们老一辈欧洲人的心地多少都有些恶劣；

　　我们的境况过分矫揉造作和复杂，我们的食物和生活方式失去了纯真自然，我们的社会交往没有真正的爱和善意。每个人举止都彬彬有礼，却没谁有勇气表现出率直与真诚，这样一来，一个以自然秉性和思想为人处事的老实人处境就很艰难。人们常常宁愿生而为南海某一座小岛上的所谓野蛮人，只要哪怕仅仅能享受一次完全纯真的、没附加任何异味的人的生活就好。

　　“遇上心情抑郁的时候，更深入地思考思考我们时代的弊病，常常就叫人觉得好像世界末日快要到了。罪孽一代人一代人地越积越多！

　　不只是我们承继了父辈的罪孽，我们还将它们加上自己的一份再遗传给自己的后代。”

　　“我常常也有类似的想法，”我接过话头，“不过一当我看见一队德意志龙旗兵从面前策马驰过，想一想这些年轻小伙子有多么地英俊、剽悍，我马上又感到欣慰，于是对自己说，从长远看人类的情形还并非糟糕透顶呐。”

　　“我们的农村居民自然还一直保持着健康和力量，”歌德回答，“但愿他们不只能给我们提供剽悍的骑兵，还能防止我们的彻底堕落和腐败。农村可以视为一座宝库，从中沉沦的人类正不断地汲取和更新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你要去咱们的大城市看看，那你的心情就完全不同啦。要是你再到某个‘跛鬼二世’或者兼操副业的郎中的店铺旁去遛遛弯儿，他就会悄悄地给你讲一些个故事，叫你听了不禁对人性染上的恶疾心惊肉跳，对社会遭受的戕害不寒而栗。

　　“不过还是抛开这些虚幻的想法吧。你怎么样？在干什么？今天过得如何？给我讲讲，让我换换脑子。”

　　“我在读斯特恩的小说，”我回答，“读到尤利克徜徉巴黎街头，并且感慨他所见的每十个人中竟有一个是侏儒。您刚才提到大城市的罪孽，我便想起这个情节。我还回忆起，在拿破仑时代见过一个法国步兵营，当兵的全是些巴黎城里的人，一个个都又瘦又小，弱不禁风，真不知拿他们去战场上干什么用。”

　　“惠灵顿公爵的高地苏格兰兵自然别有一番威风！”歌德应道。

　　“在滑特卢战役之前一年我见过他们，”我接过话头，“那确实是些好汉！

　　一个个身强力壮，英气勃勃，矫健敏捷，仿佛是上帝亲手造出来的。他们昂首阔步，轻松自如，裸露的腿脚迈动起来如此轻捷有力，好似身上全然没有背负原罪和父辈的罪孽。”

　　“那是个特殊情况，”歌德应道，“原因在种族遗传，在立足的土地，在自由的生存状态，在健康的教育——够啦，英国人总的来说比其他许多民族是要优越一些。——就瞧瞧咱们魏玛这里为数极少的英国人，显然不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吧；

　　可又全都是些多么能干、多么漂亮的人物啊！

　　——年纪轻轻，二十七岁就来到这里，身处德意志这个陌生的国度却一点不觉陌生和拘束，相反在社交场合举止言谈充满自信，随意大方，仿佛在哪儿都是主人，仿佛到处世界都属于他们。也正是这点赢得了咱们太太们的青睐，搅乱了咱们一位位千金小姐的芳心。”

　　“可是我并不认为，”我接过话头，“咱们魏玛的英国青年比其他的人更加聪明，更富智慧，更有教养，心性更加高尚卓越。”

　　“关键不在这些方面，好朋友，”歌德回答，“也不在门第和财富。关键在他们有勇气让自己立身行事顺其自然。他们身上毫无矫揉造作、遮遮掩掩，也不见敷衍马虎、乖僻别扭；

　　不管怎么样吧，他们都是些完完整整的人。有时也完全是些傻子，这我心甘情愿地承认；不过，傻子仍旧是人，在自然的天平上毕竟还是有些个分量。

　　“享有个人自由的幸福感，身为英国国民的自我意识，受到其他民族器重敬仰的自豪，对还是孩子的他们就有所裨益，使他们在家中和学校里都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享受到了比咱们德国人更加自由幸福地发展自我的可能。

　　“想了解德国的情况，我只需朝咱们魏玛这儿的窗外瞅一瞅就够啦。——新近街上积了雪，邻居的孩子们想试着在外面玩一玩雪橇，可警察马上就来啦，可怜的小家伙们一见他立刻逃之夭夭。眼下春日的阳光又将他们引诱出了屋子，小伙伴儿们很想在家门前玩一玩游戏，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有一个警察跑来干涉他们。没有哪个孩子敢于甩响鞭，敢于放声高歌或者大呼小叫，否则立马有警察出来制止。为了让可爱的青年早早地变得驯顺，去掉他们身上一切自然的、独特的、野性的东西，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到头来只养成了一群庸人。

　　“你知道，我没有哪一天不接待一些途经此地的陌生来访者。可是如果我讲，我很高兴会见这些人，特别会见一些来自北方的年轻学者，那我肯定是在撒谎。——近视，苍白，凹胸，年轻而无青春气息：

　　这就是他们大多数给我留下的印象。一当谈起话来，我立刻发现我们这种人喜欢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统统庸俗而无意义；

　　他们完完全全沉溺在观念里，感兴趣的只是那类最深奥的哲学思辨的问题。他们身上找不到一丝丝健全感官和感官之乐的影子，一切青春的感觉和青春的欲求都已从他们身上消失殆尽，而且是无可挽回地消失殆尽；

　　要知道一个人二十岁时已不年轻，到了四十岁还能有什么指望。”

　　歌德叹了口气，不再作声。

　　我想到了上个世纪的幸福时光，其时歌德正青春年少；我仿佛吸吮着塞森海姆夏日的温暖气息，于是对他念了下面的诗句：

　　我们年轻的小伙儿和姑娘，

　　午后快乐地坐在一起乘凉。

　　“唉，”歌德叹道，“那时候自然很美好！——不过把它们忘了吧，免得回想起来，眼下晦暗的日子更叫人忍无可忍。”

　　“必须出现第二个救世主，”我说，“来改变我们这沉闷、难受和极度压抑的现状。”

　　“就算出现了救世主，”歌德回答，“人们也会再一次把他钉上十字架。我们压根儿用不着这么伟大的人物喽。只要能让德国人以英国人为榜样，少一些哲学头脑多一些实干能力，少一些理论多一些实践，那我们毋须等待救世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生，就差不多已经得救啦。由下而上，有民众参与，通过学校和家庭教育，可以成就许多事情；

　　自上而下，经过当政者及其臣僚们的努力，可以成就许多事情。

　　“因此，我不赞成要求正在求学的未来国家公仆，具备太多的知识和学问；

　　这样做早早地毁了这些年轻人的精神和身体。接下来投身于实践，他们尽管掌握着大量的哲学和理论教条，可这些玩意儿在其有限的职业范围内根本派不上用场，结果必然一股脑儿给忘记掉。而另一方面，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却已经失去：

　　例如精力旺盛的脑子和身体，一个人在实践中要想事业有成，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还有，一位国家公仆在生活中，在待人接物方面，不还需要爱和善意吗？——如果一个人自己都感觉不痛快，他又怎能对他人抱有善意和善待他人呢？

　　“但愿吧，”歌德微笑着补充道，“但愿并且期待，一百年后我们的德国人会是另一个样子，会不再是一些唯尚空谈的学究和哲学家，而成了真正健全的人。”

　　1828年10月17日，星期五

　　（《地球》杂志与法德思想交流）

　　近来歌德很喜欢读《地球》，常常拿这份杂志当谈话题目。库让及其学派的工作在他看来特别重要。

　　“这些学者正全力促进法德两国的接近，”他说，“为此，他们创造了一种完全适合于这两个民族比较容易交流思想的语言。”

　　还有一点《地球》杂志令歌德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它评介当代法国文学最新的作品，而且常常为捍卫浪漫派的自由，或者说特别是为摆脱那些毫无意义的规则而大声疾呼。

　　“陈旧、僵化的往昔留下一大堆条条框框都有什么用！”他今天说，“关于古典和浪漫的吵吵嚷嚷还有什么意思？一部作品只要从头至尾都好，都成功，也就古典了嘛。”

　　1828年10月20日，星期一

　　（模仿自然与提升自然；艺术家的人格）

　　散席以后，我们走进了摆着一座巨大的朱诺胸像的房间。歌德递给客人们一条长长的画纸，让他们观赏非加利亚神庙的壁画图案摹本。这当儿有谁指出，希腊人画动物时并不怎么严格遵循自然，更多地是按照某种习惯。还有人自称发现了希腊人的作品比自然逊色，说他们浮雕上的羊、牛和马等动物往往呆头呆脑，形象丑陋，残缺不全。

　　“对此我不想和你们争论，”歌德说，“不过首先得弄清楚，这些作品产生于什么时期，出自怎样一个艺术家之手。要知道，已经存在大量的杰作，足以证明希腊的艺术家们在表现动物时不只妙肖自然，而且已经远远超过自然。英国人堪称举世最好的相马者，可现在面对两件古希腊遗留下来的马脑袋，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造型完美至极，在当今的世界上，简直找不到这样的优良的马种啦。这两只马头产生于希腊的鼎盛时期。当我们惊叹于这些杰作的时候，可别以为是当时的艺术家模仿了比眼下更加完美的自然；

　　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和艺术的进步，艺术家们自身也出息了，在表现自然时也显示了自身人格的伟大。”

　　…………

　　“是啊，我的朋友，”歌德又说，“一切全在于此。欲立业，必先立人。但丁在人们心目中十分伟大，可他身后有的是几百年的文明；

　　罗特希德家族是十分富有，可这么多财富是靠不只一代人积累起来的。所有这类事情的根源都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咱们古德意志的艺匠们对此完全心中无数，在模仿自然时显出人格既羸弱，艺术也低能，却自以为取得了成就。他们实际上低于自然。然而谁真想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使自己获得希腊人一样的本领，能将原本微不足道的自然现实提升到艺术家自身的精神高度，把自然现象中由于内在的虚弱和外在的阻碍还始终表现为趋势的东西，变成实际存在。”

　　1828年10月23日，星期五

　　（设想德国统一；德法文化分布对比）

　　随后我们谈到了德国的统一，以及何种意义上的统一既是可能的又是可取的。

　　“我不担心德国统一不了，”歌德说，“我们很好的公路和未来的铁路一定会起作用。不过统一说先要表现为相亲相爱，要在抵御外敌时永远一心一德。既言统一，德意志塔勒就应在整个帝国币值相同。既言统一，我的旅行箱就应该在三十六个邦通行无阻。既言统一，魏玛市民的旅行证件就不该让某个大邻邦的边境官员称为不管用，仿佛是要进入某个外国。在德意志的各邦之间，根本谈不上本国和外国的问题。此外度量衡要统一，商贸要统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不想也不能全部列举。

　　“可如果有人以为，德国统一意味着这个很大的帝国可以有唯一一座很大的首都，这样一座首都既有利于一些个伟大的天才的发展，也有利于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他就错啦。

　　“一个国家不妨比作一个活人有许多器官和四肢的身体，这样的话国家的首都就好比心脏，远远近近的器官和肢体都要由它输送生命和健康。可是离心脏太远了，输送去的生命就弱，而且越远越弱。尤为聪敏的法国人，我想是杜邦吧。

　　他画了一幅法兰西文化地图，以颜色的深浅形象地标示出不同省区或高或低的启蒙程度。于是在远离首都特别是南方的一些省份，有些地区完全变成了黑色，这就象征着那里仍笼罩着黑暗蒙昧。设若美丽的法兰西不只有一个大中心，而是有十个能输送光明和生命的中心，情况还会这样吗？

　　“除了体现在帝国所有部分的民众都一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德意志的伟大还能体现在何处？可培育和传播这文化教养的，不正是一个个邦国的国都么？

　　——设若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只有维也纳和柏林两个都城，甚或仅仅只有一个，那我真想看看咱们的德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是的，还有遍及全国、与文化繁荣密不可分的经济繁荣又是什么样子！

　　“德国拥有分布于帝国全境的二十多所大学，以及同样分布广泛的一百多家公共图书馆，艺术收藏馆和各学科的自然博物馆数量同样不少；

　　因为每一位国君都曾努力把这类美好的东西弄到自己的身边。人文中学和工业技术学校更多不胜数，甚至每一座德意志的村庄都有一所自己的小学。然而在最后这点上，法国的情况又怎样呢？

　　“再说说德国的剧院吧，数量超过了七十家，其提高民众文化教养的作用绝不可轻视。还有，没任何国家像德国似的民众普遍爱好音乐和声乐并且亲身参与，这也不简单！

　　“喏，你想象一下德累斯顿、慕尼黑、斯图加特、卡塞尔、布朗瑞克、汉诺威以及类似的一些城市；想象一下这些城市所蕴含的巨大生命力；

　　想象一下它们对邻近省区辐射出的影响，然后你问一问自己，如果它们不是早已成为国君们的住地，上述的一切又会怎样？

　　“法兰克福、布莱梅、汉堡、吕贝克都又大又繁华，它们对德国繁荣的作用不可估量。可是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因并入某个大德意志帝国而沦为了一些小省城，它们还能维持原来的样子吗？

　　——我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1828年12月16日，星期二

　　（歌德的诗歌创作和文化修养）

　　今天我单独和歌德在他的书房里进餐，席间谈了各种文学问题。

　　“德国人总是无法免俗，”歌德说，“他们现在仍在争论不休，为的只是他们发现席勒的集子里印了某些诗，在我的集子里也有这些诗。在他们看来，彻底分清楚哪些诗属于席勒，哪些诗属于我，真正是一件大事，仿佛这关系重大，仿佛这能带来什么益处，仿佛客观事实摆在那里仍然不够似的！

　　“席勒和我这样的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投，日复一日地接触和交流，生活已难分彼此，根本已说不清楚有些个思想到底是属于这一个，还是属于另一个。我们共同作了许多诗，常常是我出构思，席勒将它写出来；

　　常常又刚好相反；还有许多时候是我写这一首，他写另一首。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好分我的他的呢！

　　一个人只要还把扯清楚这类问题当作是件事情，那他真的还深深陷在庸俗的泥沼里。”

　　“类似的情况在文学界屡见不鲜，”我接过话头，“例如人们常常怀疑这位那位作家的独创性，力图找出他的文化修养的一个个根源。”

　　“这非常可笑，”歌德说，“就好像一个营养很好的人，你去追问他有力气到底是因为吃了牛肉、羊肉或者猪肉似的。我们固然生来就有某些能力，可我们的发展有赖于大千世界的千千万万影响；

　　从这个世界里，我们汲取了一切我们能够汲取并且适合我们的东西。我从古希腊人和法国人处受惠多多，我对莎士比亚、斯特尔和歌尔斯密感激不尽。然而，这仍未说清楚我的文化渊源；

　　要说清楚将没完没了，也没有必要。关键是人得有一颗热爱真理的心，有一颗能发现和吸收真理的心。

　　“这个世界原本已如此古老，”歌德继续说，“几千年来已有那么许多杰出人物生活过，思考过，能再发现和说出的新东西已经不多。我的颜色学也不完全新；

　　在我之前，柏拉图、达·芬奇和其他一些伟人已就这个那个问题有所发现，作了阐述。不过我也发现了，也阐述了，并且努力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重新开辟一条通向真理的路，这便是我的功绩。”

　　短暂的来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可不久又只剩下我们俩，谈话随即转到了文学方面。我告诉歌德，这几天我重新读了他的一些短诗，有两首读的时间特别久：

　　一首为写孩子和老人的叙事谣曲，一首题名为《幸福的夫妻》。

　　“我本人也颇重视这两首诗，”歌德说，“尽管德国读者迄今还不大能够欣赏它们。”

　　“叙事谣曲的题材内容很丰富，”我道，“您却用各式各样的形式、技巧和手段，将其压缩在极狭小的篇幅里，其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一当接触到现实，老人对孩子们讲述的故事背景就戛然而止，余下的情节便在我们眼前自然地展开。”

　　“我在写下叙事谣曲之前，”歌德说，“曾在心里酝酿了很久；里边藏着我多年的思考。我曾经试着写了三四次，直到最后才写成现在这样。”

　　“《幸福的夫妻》这首诗母题同样非常丰富，”我继续说，“极富地方风情和生活气息，到处撒满了春日的明媚阳光。”

　　“我一直喜欢这首诗，”歌德说，“因此很高兴你对它特别感兴趣。而且最后欢乐气氛以两个孩子的洗礼达到高潮，我想的确是很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