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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阻挠将帅

  官军收复洛阳后,叛军退回河北,其有生力量并未被消灭。安庆绪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强拉壮丁,重整人马,又拚凑起数万之众,声势再振。

  乾元元年(758)9月,肃宗命九节度使兵围相州,讨伐安庆绪。这九节度使是:朔方郭子仪、河东李光弼、关内王思礼、镇西李嗣业、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河南崔光远、滑濮许叔冀、郑蔡季广琛。按职衔论,九节度使地位相同,职权相等,互不统属。他们所统兵马合起来有20万多。如此巨大的兵力,必须有统一的前敌指挥,以便协同作战。但肃宗生性猜疑,担心将帅权力太大会生变故,而且郭子仪与李光弼都是战功卓著的元勋,相互难以听任管辖,便不设元帅,只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监诸军。设观军容使始于此役,它表明宦官监军的权力更扩大了。

  10月,郭子仪带朔方军渡过黄河后,在获嘉(今河南获嘉)打败叛军守将安太清。安太清退守卫州(今河南汲县),郭子仪紧逼不放,围攻卫州。与此同时,鲁炅、季广琛、崔光远、李嗣业等将也率军与郭子仪会合。

  卫州告急,安庆绪出动7万大军前来增援,被郭子仪击败,并俘杀安庆绪之弟安庆和,一举攻克卫州。安庆绪逃回相州,郭子仪会同各路将领,尾追至城下。许叔冀、李光弼、董秦、薛崇训等将也相继赶赴相州,合围会攻安庆绪。

  安庆绪收集队伍,在相州城西的愁思冈与官军再战,又遭惨败,损兵折将达3万余人,只得退入城中死守,并派人突围到范阳向史思明求救。为了能使史思明发兵,安庆绪许诺解围之后,将大燕皇帝之位让出。史思明心中暗喜,于是出动范阳兵马13万,分三路南下援救安庆绪。

  但是,狡猾的史思明看到官军势众,便采取徐进观望策略,他先派李归仁带万名步骑兵进至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遥相呼应。是年11月,河南节度使崔光远攻克叛军占据的魏州(今河北大名)。史思明乘官军阵脚未稳,急攻魏州,崔光远接战失利,魏州复失。

  再说相州城处于西靠太行山,南临黄河的三角地带,加上安庆绪困守相州,史思明的大军又从三个方向对郭子仪等将领构成半月形包围态势,整个战局对官军极为不利。

  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对史思明的战略意图完全明白,他献计道:“史思明占领魏州后按兵不动,是想等到我军懈惰之后,再以精锐发起攻击。我军应及早采取主动策略。我愿率所部河东兵与郭将军朔方兵同逼魏州,史思明鉴于两年前的嘉山之败,一定不会轻易出动。相州城下我各路大军加强攻势,一旦打破相州,除掉安庆绪,史思明必定引兵北还范阳。那时,我军乘胜追击,定能大获成功。”

  但是,李光弼的这个作战计划,却被对用兵打仗一窍不通的监军使鱼朝恩否定了。官军策略失误,而战机得失瞬息变化,随后的战局便急转直下。

  乾元二年(759)2月,史思明在魏州城北筑坛祭告天地,自称大燕圣王。相州城下,官军自冬至春,久攻不克。镇西节度使李嗣业焦躁忿然,身先士卒率军攻城,不幸中箭阵亡。郭子仪在城外筑垒掘壕,引漳河水灌城,相州城中井泉溢水,粮草告尽,一只老鼠竟卖价数千文钱之多。

  攻克相州,看来已在旦夕之间。但安庆绪困兽犹斗,死守待援。围城的官军,在旷日持久的攻坚之下,粮草亦告急迫。如果此时诸将合力猛攻,必能获捷。但是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军进退互不相属,致使无谓消耗过多,士卒疲惫,上下离心。

  2月底,史思明指挥叛军出魏州南下,进逼相州。3月初,官军以60万人的优势兵力与叛军决战于滏水(安阳河)之北。开战之后,双方奋力拼杀,伤损相当。郭子仪率军继后,正要布阵迎敌之际,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咫尺之间人马不能相辨。两军大惊,各自溃退,兵仗装备丢弃于路,损失极为惨重。

  史思明得知唐军全已撤退后,便收拢兵马,赶到相州,立即杀死安庆绪。然后,留其子史朝义守城,自己回到范阳,于4月自称大燕皇帝。

  官军在相州城下功败垂成,溃散而退。身为监军使的鱼朝恩,非但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在肃宗面前对郭子仪等将大加诋毁,将战败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这番恶人先告状的谗言,使得本来就对郭子仪“拥兵太盛”心存戒备的肃宗,疑虑更重。7月,郭子仪被召回京城,解除了兵权。叛乱未平,正是用兵之际,却轻易免去大将之职,对战局和军心影响甚大。由此可见宦官监军的弊病危害之深。

  9月,史思明叛军大举南下,进逼洛阳。接替郭子仪的李光弼兵力不足,虽拼死奋战,仍不能阻挡叛军攻势。于是,李光弼下令吏民撤出洛阳,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县)。洛阳遂再次为叛军所得。

  唐军与叛军在中原地区的战局,呈对峙相持态势,一年有余。上元元年(760)9月,朝臣中有人上奏道:“郭子仪善于用兵,多次为朝廷立功。现在为何让良将闲处而不用,使得叛军逞凶于中原呢?”肃宗鉴于形势,决定起用郭子仪率军平定河北。但是,诏令刚刚下达,鱼朝恩又危言耸听从中阻挠,最后致使皇帝的成命不能施行。鱼朝恩出于一己之私心,嫉妒郭子仪功大位高,极力加以贬损,真可谓滥用皇帝恩宠信任,起了叛军无法达到的破坏作用。

  上元二年(761)2月,史思明进攻河阳李光弼,屡次无功,便派奸细潜入官军营中散布说:史思明军中士卒多半是河北人,厌战思归,军心不稳。有人将此消息报告给在陕州的鱼朝恩。急于邀功的鱼朝恩,急忙上奏给肃宗,请求命令李光弼出兵攻取洛阳。李光弼接到命令,立即上奏陈言道:“叛军兵锋正盛,不可贸然轻进。”但肃宗仍坚持进攻的命令,并派宦官催督出兵。李光弼难违君命,只得与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一同兵出河阳。鱼朝恩与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也一同率军进攻洛阳。

  且说仆固怀恩其人,他是铁勒族人,作战勇猛但刚愎自用,他的部下既有蕃人也有汉人,都是剽悍劲卒,恃仗战功常干些不法越轨的勾当。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时,常倚靠仆固怀恩的部众,所以对他们比较宽容优遇。而李光弼治军纪律严明,执法如一,仆固怀恩不敢妄行胡为,但心中常怀不满。他巴结附会鱼朝恩,上言东都可取。

  2月23日,官军与叛军前锋相遇于洛阳西北的邙山。李光弼命令在险要地形处布阵迎敌,而仆固怀恩却要在无险可据的平原处列阵。李光弼说服道:“据险列阵,可进可退。若在平原列阵,一旦失利,便会全军覆没。史思明也是善于用兵的人,不可轻视。请将军务必据险布阵!”

  仆固怀恩心中不服,转身去找鱼朝恩。与九节度使围攻相州一样,鱼朝恩对这次进攻洛阳的各路兵马握有提调之权。由于将领意见相违,官军列阵的地点,迟疑不定。结果,史思明趁此机会,督军猛冲,官军死伤数千人,败阵溃退,军需装备丢了个精光。李光弼与仆固怀恩一直退到黄河北岸的闻喜(今山西闻喜),鱼朝恩与卫伯玉奔回陕州,留守河阳的官军也弃城撤退。叛军的气焰又再度猖狂起来。

  史思明于邙山得胜后,想借势进兵西取潼关,再图长安。他命儿子史朝义进攻陕州。3月,屯守陕州的神策军与增援的其他官军,在卫伯玉指挥下,几次打退史朝义的挑战。史朝义西进受阻,劳师无功,气得史思明大骂其无能,并扬言要依军法处斩。史朝义心中惶恐不安,父子间便重演了安禄山的悲剧。

  史家父子的矛盾,有一段缘由。史思明还未显达时,有一辛姓富户家的女儿,执意要嫁给他。史思明娶辛氏后,生子朝清,十分溺爱。这史朝清长大之后,酗酒好杀,不得人心。而史朝义性情谨慎,对待部下将士也多有恩情。史思明僭称皇帝,立辛氏为皇后,但立太子一事却迟迟不决。按理当立长子史朝义,但史思明欲立辛氏所生,遂使父子关系产生隔阂。等到史朝义进攻陕州连连失利,史思明就想借此口实杀长子而立次子。

  史朝义明白自己的处境,便先下手为强,和自己的心腹将领骆悦、蔡文景等密谋后,于半夜闯进史思明军帐,将其缢杀。紧接着,史朝义带兵返回洛阳,自称皇帝,改年号为“显圣”,又秘密派人到范阳,杀死辛氏与史朝清。范阳一些史思明旧将,心中不服,史朝义大开杀戒,残酷镇压。叛军内部的这场争权残杀,数月不息,实力大为削弱。

  再说唐朝廷以邙山之败,免去了李光弼的天下兵马副元帅职务。宝应元年(762)4月,太上皇(玄宗)与肃宗相继驾崩,代宗即位。10月,代宗命雍王(李适,即德宗)为天下兵马元帅,统率大军讨伐史朝义。代宗想用郭子仪为副元帅,又被宦官程元振和李辅国进谗阻止。最后,以仆固怀恩领诸军节度行营副元帅,辅佐雍王。部署停当,官军分三路合攻洛阳,连战连胜。史朝义带几百骑兵逃到黄河北面,与援兵会合,重整旗鼓再战,又遭大败。眼看大势已去,史朝义只有继续北窜逃命。而河北的叛军将领,纷纷上表请降。在众叛亲离,穷途末路之下,史朝义于广德元年(763)正月自缢身亡。安史之乱至此才告平定。

  叛乱平定之后,唐朝廷对有功将士,封赏官爵财物,大加表彰。鱼朝恩在洛阳再度收复后,已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封冯翊郡公。他所监领的神策军,一度移驻汴州(今河南开封),不久,又回到陕州驻扎。在整个平叛战争中,对行军布阵知之甚少的宦官,受命监军,节制将帅,临战瞎指挥,招致不应有的失败,皇帝并不加以追究问罪;及至论功行赏,鱼朝恩又高过大将,如此行事,真正是姑息养奸,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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