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党锢之祸
张让之所以能“报仇雪恨”，实在得缘于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
自从汉和帝重用郑众以来，东汉宦官的权势便日益加重，因而《后汉书》上说：“中官用权，自众始焉。”随后，继之而起的有江京、李闰柄政。顺帝时，孙程、王康等19人因诛杀外戚阎显有功，同时封侯，更使宦官声势大增。及至梁商、梁冀父子掌权，20年间威势无人匹敌，使外戚势力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所谓的满朝权贵，俱是梁家的走狗和奴才。然而，单超、徐璜、具瑗、左、唐衡五个宦官，竟能帮助汉桓帝一朝铲除梁氏势力，因功同日封侯，世称为“五侯”。后来，唐朝诗人韩翊的《寒食》诗说：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由此可以想见五侯权势之过人及其生活之奢华。旧史称，这时大小太监“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一个个狐假虎威，作威作福，致使“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民间歌谣则描绘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也正是在此前后，一部分正派官僚和在野的忧国之士，与专权的宦官集团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当时，反对宦官专权的力量，以部分开明官僚为主体，外加一些在洛阳的太学生和地方上的郡国生徒。这些人眼见得外戚、宦官的腐朽统治，弄得东汉民穷财尽、天怒人怨，在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他们一方面为东汉政权的前途焦心如焚、泣血而忧，企望通过改革政治，维系摇摇欲坠的汉家江山；另一方面，由于官场腐败，权门请托，贿赂成风，外戚的党羽，宦官之爪牙，控制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堵塞了部分人的政治出路，使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无法以“经明行修”的资格，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这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在当时，专权的外戚或宦官也往往结纳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作羽翼，而残酷打击那些敢于和自己作对者，正所谓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由于开明官僚和学生们以封建纲常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而视那些宦官及其党羽为浊流，在舆论上猛烈抨击，当时社会上把这股品评人物、裁量时政的风气称为“清议”。
开明官僚和青年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出现在反对宦官专权斗争的前线，当然不是要推翻现政权，只不过是要求改变政治暴虐黑暗的现状而已。但是，这时的东汉政权已濒临没落之际，它既恐惧农民的起义反抗，也拒绝任何改良的建议，就象一个垂危的病人，往往看见了医生也当作是魔鬼。因此，历史决定了士大夫们的抗争，留下的只能是一些血肉狼藉的记录。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士大夫、知识分子们担当了一种历史悲剧的角色。尤其是那些尚未出仕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隐遁山林，以不合作的态度表示消极的抗议。这些沉默的对抗者，面对黑暗的社会，虽然也怀恋刘汉江山，但对前途却悲观绝望，他们既无力挽大厦之将倾，又绝不愿同浊流为朋作伍，便只能独善其身，退归田园。桓灵之时，外戚、宦官昂首阔步走进庙堂，士大夫们则垂头丧气逃向山林。这些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兼善天下”的出路已被阻绝，就只好“毁裂冠带，避祸深山”，成为一代“隐士”。他们身在林泉，或躬自耕稼，非力不食；或苦身修节，隐居讲学，自以为与世无涉，与人无争，借以逃避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如同要逃出地狱一样。在他们看来，自己毕竟饱读圣贤之书，儒家先师孔夫子曾教导过，要“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因此，他们宁愿饿死深山穷谷，也耻与外戚、宦官为伍；他们虽无勇气谋反叛逆，起为“盗贼”，也绝不肯降志屈身，去侍候那些皇帝的亲戚与奴才。对刘汉政权，他们是表里矛盾、爱恨交加，其结果便只能眼看着昏君乱臣在那儿祸国殃民，而自己却奈何不得，只好发几声叹息，瞑目梦想尧舜之君能重现于世。另一种则是积极抗争，他们追随开明官僚，在组织上、宣传上狠狠打击宦官势力，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至于那些正直官僚，如果能以清高自守，敢于打击宦官及其爪牙，便会名噪一时，受到朝野的普遍敬重。自汉和帝即位后，先有袁安、任隗反对窦氏，继之有周章、杨震、李固、张纲、杜乔、李云等对外戚、宦官专权的猛烈攻击，桓帝时则有杨秉、周景、李膺、陈蕃、王畅、黄浮、翟超等人的积极抗争。一时间，天下名士，互相标榜，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雅号。被称为“天下楷模”的李膺，因敢于诛杀张让之弟而名声大振，士大夫如果能得到他的接待，往往被看作是莫大的光荣，称之为“登龙门”，立时会身价百倍。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内有一位追随宦官的张成，竟也为虎作伥，横行不法。一次，大约他从宫中宦官那儿得到了消息，便向他的狐朋狗友们大肆炫耀，诡称自己“善说风角”，能推断未来，并已算出不久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那班人表示不信，他便干脆把儿子叫到跟前说：“你出去随便杀个人吧！反正马上就要大赦了，也用不着偿命的。”他儿子遵命行凶。案发后，河南尹李膺令手下吏卒严加追捕，很快把张成的儿子逮捕入狱。这时，朝廷果然颁布了大赦令，张成的儿子内心大喜，以为马上就要逃脱法律的制裁了。可李膺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尽管赦令已经公布了，他仍按律将张成的儿子处以死刑，为无辜受害者偿命。
这样，宦官们认为有机可乘了。张让等人乘机报复，唆使张成的徒弟牢修出面，给皇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及郡国生徒们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又“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然后，张让又和一帮大小太监，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结果，汉桓帝下诏全国，大捕“党人”，同李膺一起被捕入狱者，竟达200多人。对于在逃者，又派人四处追捕，一时间，弄得京城内外，人心惶惶。张让他们原想置李膺于死地，后来，外戚窦武和尚书霍等人上书桓帝，极力为“党人”辨诬，李膺才得以幸免，被罢官还乡，禁锢终身。那些所谓的李膺同党，凡名字登记在案的，或杀头或流放，轻者全部斥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作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这些“党人”虽然遭到了残酷打击，却并未屈服。相反，他们因无端受到迫害而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也使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大。“党人”范滂被斥归田里，离开洛阳时，汝南、南阳一带士大夫纷纷来迎接他，车马多达几千辆，可见党人声望之高。当然，首次“党锢之祸”，主要是由于外戚集团与官僚文人集团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宦官集团，官僚文人集团才得以没有被完全击垮。到第二次“党锢之祸”时，情形就有些不同了。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死，12岁的汉灵帝即位，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年，窦太后之所以能被桓帝立为皇后，陈蕃曾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灵帝一即位，陈蕃自然受到重用。他和窦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共同辅政，重新启用了被禁锢的李膺等人，官僚文人集团和外戚集团便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图谋共同对付宦官集团。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陈蕃极力主张铲除宦官集团，杀掉曹节、苏康、管霸等亲信太监。然而，窦太后却凡事离不开曹节等人，只是碍于陈蕃的情面，在五月杀了苏康和管霸。当陈蕃再次请求杀掉曹节时，窦太后犹豫再三，下不了决心，事情便拖了下来。
到了八月，窦武抓了太监长乐尚书郑飒，狱中审讯时，郑飒在供词里牵连到了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大太监。窦武决定趁此机会，一举将曹节等掌权太监除掉。九月，他命人写好奏章，向太后报告。奏章呈上去后，他就离宫回家休息去了。这时，管奏章的太监把窦武的奏章送给了大太监长乐五官史朱，朱偷偷拆开奏章，看了一遍，又惊又怒，破口大骂：“太监有罪的当然可以杀头。他妈的，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怎么也要把我们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在宫中大喊大叫：“陈蕃和窦武想造反！他们给太后上奏章，要废掉皇上！”连夜把身强力壮的心腹太监召集了17个，一起喝血酒盟誓，表示一定要杀了窦武等人。
曹节听到消息后，连忙报告汉灵帝：“陛下，外面闹哄哄的，像是出事了。请陛下快快到德阳殿上去吧！”同时，他又让灵帝拔出宝剑，带着一伙武装太监，气势汹汹地出了寝宫。然后，他下令紧闭宫门，把传令用的印信符节都收拢起来。接着，他把尚书属官叫了来，用刀逼着，让他们起草命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让王甫带人到狱中救出郑飒。回来后，又把窦太后劫持软禁了起来，从她手里抢走了太后的玉玺。武装太监们守住了南宫大门，又关门阻断了南北宫之间的复道。准备就绪后，郑飒就带着兵丁，手捧圣旨去逮捕窦武。窦武拒捕，和他侄子窦绍跑到步兵营，召集北军校士几千人，在洛阳都亭集合。窦武下令说：“皇宫里的太监们造反了，士兵弟兄们能努力杀贼者，都有封侯重赏！”王甫听说窦武起兵反抗，也召集了虎贲、羽林卒1000余人，屯兵在朱雀掖门。
第二天黎明，两军对阵。王甫假传皇帝命令，对窦武这边士兵大喊：“窦武造反了，你们都是保卫皇上的禁卫亲军，怎么也跟着窦武一块造反呢？谁先投降过来，定有重赏！”这些禁卫军平素就怕太监，一听这话，就有不少人跑到太监那一面去了。到吃早饭时，窦武手下的士兵全跑光了。窦武见大势已去，和窦绍等人拨马就跑，王甫领兵穷追不舍。很快，窦武等人被围了起来，眼见无处可逃，窦武、窦绍只好拔剑自杀。王甫砍下他们的脑袋，挂在洛阳都亭上示众。接着，窦武的宗属宾客全都被抓起来杀掉了，和窦武有瓜葛的“党人”，也一律灭族。窦太后则被送到南宫云台，幽禁了起来。
在王甫逮捕窦武时，陈蕃才得到消息。他带领手下吏卒和他的学生共80多人，手持刀剑冲进承明门，迅速攻到尚书门。陈蕃挥手对尚书台值班官员大喊：“大将军忠心为国，太监要作乱，为什么反而说窦武造反呢？”迎头恰好碰上王甫，王甫听到这话，马上叫道：“先帝刚刚驾崩，还未下葬。窦武有什么功劳，竟然兄弟父子都被封为列侯？窦家那伙人在这个时候还纵乐饮宴，私取宫人，又贪赃受贿，身为朝廷大臣，如此胡作非为，这不是作乱是什么？你是朝廷重臣，怎么也追随乱党？”便让手下士兵逮捕陈蕃。陈蕃这时已经70多岁了，但他还是拔出宝剑，指着王甫的鼻子大骂，声色俱厉，白髯飘拂，吓得王甫的士兵都不敢靠近。最后，王甫派了许多士兵，密密麻麻地把陈蕃他们包围了几十层，才抓住了陈蕃，当天就送到北寺狱中杀害了。陈蕃的家属、学生、下级有许多人遭到株连，有官职的一律被罢官禁锢了起来。
第二年，大宦官侯览的母亲死了，侯览回到山阳防东（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老家，为他老妈修了高大的坟冢，超过了当时的制度规定。侯览又倚仗权势，残害百姓，强夺民女，侵占民田民宅。这一切，激起了山阳督邮张俭的义愤，他不畏强暴，上书告发了侯览及其家人的罪行，请求皇上诛杀侯览。随后，张俭自己带人刨了侯览母亲的大冢，没收了侯家非法占有的全部资财。侯览对张俭恨入骨髓，便诬告张俭与同郡24人结盟，“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汉灵帝看了侯览的奏章，即刻下令逮捕张俭。宦官曹节、王甫、张让等又乘机请求重新逮捕李膺、范滂等人。于是，全国再次展开了迫害“党人”的运动，各地被诬告为“党人”而遭杀头、流放、贬官、监禁的达六七百人，老死在监狱中的有100多人。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六月，窦太后因遭软禁，郁闷成疾而死。七月，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反对宦官的标语，标语写道：“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了窦太后，侯览又滥杀党人，朝廷公卿大臣白吃干饭，竟没有一个敢于忠言者！”宦官们被标语激怒了，再次疯狂地搜捕“党人”，仅太学生就被逮捕了1000多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请求赦免“党人”，宦官集团认为这是“党人”死灰复燃，决定斩草除根。他们不问青红皂白，首先把曹鸾活活打死，然后下令州郡，严查“党人”父子兄弟及门生故吏，务必要把他们全部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李膺等官僚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大多被害死，独有陈却毫发未损。这里面有一个缘故。在灵帝刚上台后，张让的老爹死了。张让把他父亲归葬老家颍川，一郡有头有脸的人都前来吊唁，但却没有一位名士光临。正在张让感到脸上无光的时候，同郡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大名士陈却单独前来吊唁，使张让万分感激。因此，搜捕党人时，虽然牵连到了陈，张让却多次为陈开脱。由这一件事上，我们便可想象得出，张让在“党锢之祸”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两次“党锢之祸”后，官僚文人集团被彻底打垮，宦官们更加得势了。官僚文人集团对宦官专权的积极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却用文字、语言和鲜血向全社会作了宣告——政治改良已经彻底绝望，东汉政权的崩溃命运已不可逆转。因此，“党锢之祸”可说是黄巾农民大起义的一个前兆信号，是东汉政权走到终点的一块路碑，是历史对东汉政权的一个无情的死刑判决！
自从汉和帝重用郑众以来，东汉宦官的权势便日益加重，因而《后汉书》上说：“中官用权，自众始焉。”随后，继之而起的有江京、李闰柄政。顺帝时，孙程、王康等19人因诛杀外戚阎显有功，同时封侯，更使宦官声势大增。及至梁商、梁冀父子掌权，20年间威势无人匹敌，使外戚势力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所谓的满朝权贵，俱是梁家的走狗和奴才。然而，单超、徐璜、具瑗、左、唐衡五个宦官，竟能帮助汉桓帝一朝铲除梁氏势力，因功同日封侯，世称为“五侯”。后来，唐朝诗人韩翊的《寒食》诗说：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由此可以想见五侯权势之过人及其生活之奢华。旧史称，这时大小太监“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一个个狐假虎威，作威作福，致使“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民间歌谣则描绘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也正是在此前后，一部分正派官僚和在野的忧国之士，与专权的宦官集团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当时，反对宦官专权的力量，以部分开明官僚为主体，外加一些在洛阳的太学生和地方上的郡国生徒。这些人眼见得外戚、宦官的腐朽统治，弄得东汉民穷财尽、天怒人怨，在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他们一方面为东汉政权的前途焦心如焚、泣血而忧，企望通过改革政治，维系摇摇欲坠的汉家江山；另一方面，由于官场腐败，权门请托，贿赂成风，外戚的党羽，宦官之爪牙，控制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堵塞了部分人的政治出路，使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无法以“经明行修”的资格，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这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在当时，专权的外戚或宦官也往往结纳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作羽翼，而残酷打击那些敢于和自己作对者，正所谓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由于开明官僚和学生们以封建纲常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而视那些宦官及其党羽为浊流，在舆论上猛烈抨击，当时社会上把这股品评人物、裁量时政的风气称为“清议”。
开明官僚和青年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出现在反对宦官专权斗争的前线，当然不是要推翻现政权，只不过是要求改变政治暴虐黑暗的现状而已。但是，这时的东汉政权已濒临没落之际，它既恐惧农民的起义反抗，也拒绝任何改良的建议，就象一个垂危的病人，往往看见了医生也当作是魔鬼。因此，历史决定了士大夫们的抗争，留下的只能是一些血肉狼藉的记录。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士大夫、知识分子们担当了一种历史悲剧的角色。尤其是那些尚未出仕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隐遁山林，以不合作的态度表示消极的抗议。这些沉默的对抗者，面对黑暗的社会，虽然也怀恋刘汉江山，但对前途却悲观绝望，他们既无力挽大厦之将倾，又绝不愿同浊流为朋作伍，便只能独善其身，退归田园。桓灵之时，外戚、宦官昂首阔步走进庙堂，士大夫们则垂头丧气逃向山林。这些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兼善天下”的出路已被阻绝，就只好“毁裂冠带，避祸深山”，成为一代“隐士”。他们身在林泉，或躬自耕稼，非力不食；或苦身修节，隐居讲学，自以为与世无涉，与人无争，借以逃避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如同要逃出地狱一样。在他们看来，自己毕竟饱读圣贤之书，儒家先师孔夫子曾教导过，要“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因此，他们宁愿饿死深山穷谷，也耻与外戚、宦官为伍；他们虽无勇气谋反叛逆，起为“盗贼”，也绝不肯降志屈身，去侍候那些皇帝的亲戚与奴才。对刘汉政权，他们是表里矛盾、爱恨交加，其结果便只能眼看着昏君乱臣在那儿祸国殃民，而自己却奈何不得，只好发几声叹息，瞑目梦想尧舜之君能重现于世。另一种则是积极抗争，他们追随开明官僚，在组织上、宣传上狠狠打击宦官势力，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至于那些正直官僚，如果能以清高自守，敢于打击宦官及其爪牙，便会名噪一时，受到朝野的普遍敬重。自汉和帝即位后，先有袁安、任隗反对窦氏，继之有周章、杨震、李固、张纲、杜乔、李云等对外戚、宦官专权的猛烈攻击，桓帝时则有杨秉、周景、李膺、陈蕃、王畅、黄浮、翟超等人的积极抗争。一时间，天下名士，互相标榜，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雅号。被称为“天下楷模”的李膺，因敢于诛杀张让之弟而名声大振，士大夫如果能得到他的接待，往往被看作是莫大的光荣，称之为“登龙门”，立时会身价百倍。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内有一位追随宦官的张成，竟也为虎作伥，横行不法。一次，大约他从宫中宦官那儿得到了消息，便向他的狐朋狗友们大肆炫耀，诡称自己“善说风角”，能推断未来，并已算出不久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那班人表示不信，他便干脆把儿子叫到跟前说：“你出去随便杀个人吧！反正马上就要大赦了，也用不着偿命的。”他儿子遵命行凶。案发后，河南尹李膺令手下吏卒严加追捕，很快把张成的儿子逮捕入狱。这时，朝廷果然颁布了大赦令，张成的儿子内心大喜，以为马上就要逃脱法律的制裁了。可李膺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尽管赦令已经公布了，他仍按律将张成的儿子处以死刑，为无辜受害者偿命。
这样，宦官们认为有机可乘了。张让等人乘机报复，唆使张成的徒弟牢修出面，给皇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及郡国生徒们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又“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然后，张让又和一帮大小太监，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结果，汉桓帝下诏全国，大捕“党人”，同李膺一起被捕入狱者，竟达200多人。对于在逃者，又派人四处追捕，一时间，弄得京城内外，人心惶惶。张让他们原想置李膺于死地，后来，外戚窦武和尚书霍等人上书桓帝，极力为“党人”辨诬，李膺才得以幸免，被罢官还乡，禁锢终身。那些所谓的李膺同党，凡名字登记在案的，或杀头或流放，轻者全部斥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作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这些“党人”虽然遭到了残酷打击，却并未屈服。相反，他们因无端受到迫害而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也使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大。“党人”范滂被斥归田里，离开洛阳时，汝南、南阳一带士大夫纷纷来迎接他，车马多达几千辆，可见党人声望之高。当然，首次“党锢之祸”，主要是由于外戚集团与官僚文人集团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宦官集团，官僚文人集团才得以没有被完全击垮。到第二次“党锢之祸”时，情形就有些不同了。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死，12岁的汉灵帝即位，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年，窦太后之所以能被桓帝立为皇后，陈蕃曾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灵帝一即位，陈蕃自然受到重用。他和窦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共同辅政，重新启用了被禁锢的李膺等人，官僚文人集团和外戚集团便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图谋共同对付宦官集团。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陈蕃极力主张铲除宦官集团，杀掉曹节、苏康、管霸等亲信太监。然而，窦太后却凡事离不开曹节等人，只是碍于陈蕃的情面，在五月杀了苏康和管霸。当陈蕃再次请求杀掉曹节时，窦太后犹豫再三，下不了决心，事情便拖了下来。
到了八月，窦武抓了太监长乐尚书郑飒，狱中审讯时，郑飒在供词里牵连到了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大太监。窦武决定趁此机会，一举将曹节等掌权太监除掉。九月，他命人写好奏章，向太后报告。奏章呈上去后，他就离宫回家休息去了。这时，管奏章的太监把窦武的奏章送给了大太监长乐五官史朱，朱偷偷拆开奏章，看了一遍，又惊又怒，破口大骂：“太监有罪的当然可以杀头。他妈的，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怎么也要把我们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在宫中大喊大叫：“陈蕃和窦武想造反！他们给太后上奏章，要废掉皇上！”连夜把身强力壮的心腹太监召集了17个，一起喝血酒盟誓，表示一定要杀了窦武等人。
曹节听到消息后，连忙报告汉灵帝：“陛下，外面闹哄哄的，像是出事了。请陛下快快到德阳殿上去吧！”同时，他又让灵帝拔出宝剑，带着一伙武装太监，气势汹汹地出了寝宫。然后，他下令紧闭宫门，把传令用的印信符节都收拢起来。接着，他把尚书属官叫了来，用刀逼着，让他们起草命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让王甫带人到狱中救出郑飒。回来后，又把窦太后劫持软禁了起来，从她手里抢走了太后的玉玺。武装太监们守住了南宫大门，又关门阻断了南北宫之间的复道。准备就绪后，郑飒就带着兵丁，手捧圣旨去逮捕窦武。窦武拒捕，和他侄子窦绍跑到步兵营，召集北军校士几千人，在洛阳都亭集合。窦武下令说：“皇宫里的太监们造反了，士兵弟兄们能努力杀贼者，都有封侯重赏！”王甫听说窦武起兵反抗，也召集了虎贲、羽林卒1000余人，屯兵在朱雀掖门。
第二天黎明，两军对阵。王甫假传皇帝命令，对窦武这边士兵大喊：“窦武造反了，你们都是保卫皇上的禁卫亲军，怎么也跟着窦武一块造反呢？谁先投降过来，定有重赏！”这些禁卫军平素就怕太监，一听这话，就有不少人跑到太监那一面去了。到吃早饭时，窦武手下的士兵全跑光了。窦武见大势已去，和窦绍等人拨马就跑，王甫领兵穷追不舍。很快，窦武等人被围了起来，眼见无处可逃，窦武、窦绍只好拔剑自杀。王甫砍下他们的脑袋，挂在洛阳都亭上示众。接着，窦武的宗属宾客全都被抓起来杀掉了，和窦武有瓜葛的“党人”，也一律灭族。窦太后则被送到南宫云台，幽禁了起来。
在王甫逮捕窦武时，陈蕃才得到消息。他带领手下吏卒和他的学生共80多人，手持刀剑冲进承明门，迅速攻到尚书门。陈蕃挥手对尚书台值班官员大喊：“大将军忠心为国，太监要作乱，为什么反而说窦武造反呢？”迎头恰好碰上王甫，王甫听到这话，马上叫道：“先帝刚刚驾崩，还未下葬。窦武有什么功劳，竟然兄弟父子都被封为列侯？窦家那伙人在这个时候还纵乐饮宴，私取宫人，又贪赃受贿，身为朝廷大臣，如此胡作非为，这不是作乱是什么？你是朝廷重臣，怎么也追随乱党？”便让手下士兵逮捕陈蕃。陈蕃这时已经70多岁了，但他还是拔出宝剑，指着王甫的鼻子大骂，声色俱厉，白髯飘拂，吓得王甫的士兵都不敢靠近。最后，王甫派了许多士兵，密密麻麻地把陈蕃他们包围了几十层，才抓住了陈蕃，当天就送到北寺狱中杀害了。陈蕃的家属、学生、下级有许多人遭到株连，有官职的一律被罢官禁锢了起来。
第二年，大宦官侯览的母亲死了，侯览回到山阳防东（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老家，为他老妈修了高大的坟冢，超过了当时的制度规定。侯览又倚仗权势，残害百姓，强夺民女，侵占民田民宅。这一切，激起了山阳督邮张俭的义愤，他不畏强暴，上书告发了侯览及其家人的罪行，请求皇上诛杀侯览。随后，张俭自己带人刨了侯览母亲的大冢，没收了侯家非法占有的全部资财。侯览对张俭恨入骨髓，便诬告张俭与同郡24人结盟，“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汉灵帝看了侯览的奏章，即刻下令逮捕张俭。宦官曹节、王甫、张让等又乘机请求重新逮捕李膺、范滂等人。于是，全国再次展开了迫害“党人”的运动，各地被诬告为“党人”而遭杀头、流放、贬官、监禁的达六七百人，老死在监狱中的有100多人。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六月，窦太后因遭软禁，郁闷成疾而死。七月，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反对宦官的标语，标语写道：“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了窦太后，侯览又滥杀党人，朝廷公卿大臣白吃干饭，竟没有一个敢于忠言者！”宦官们被标语激怒了，再次疯狂地搜捕“党人”，仅太学生就被逮捕了1000多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请求赦免“党人”，宦官集团认为这是“党人”死灰复燃，决定斩草除根。他们不问青红皂白，首先把曹鸾活活打死，然后下令州郡，严查“党人”父子兄弟及门生故吏，务必要把他们全部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李膺等官僚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大多被害死，独有陈却毫发未损。这里面有一个缘故。在灵帝刚上台后，张让的老爹死了。张让把他父亲归葬老家颍川，一郡有头有脸的人都前来吊唁，但却没有一位名士光临。正在张让感到脸上无光的时候，同郡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大名士陈却单独前来吊唁，使张让万分感激。因此，搜捕党人时，虽然牵连到了陈，张让却多次为陈开脱。由这一件事上，我们便可想象得出，张让在“党锢之祸”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两次“党锢之祸”后，官僚文人集团被彻底打垮，宦官们更加得势了。官僚文人集团对宦官专权的积极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却用文字、语言和鲜血向全社会作了宣告——政治改良已经彻底绝望，东汉政权的崩溃命运已不可逆转。因此，“党锢之祸”可说是黄巾农民大起义的一个前兆信号，是东汉政权走到终点的一块路碑，是历史对东汉政权的一个无情的死刑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