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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守内虚外的统治策略

  “兄终弟及”得来的权力有违“以子继父”的传统,赵光义想要靠政绩来证明自己足以担当起领导国家的重任。然而,他的“守内需外”的指导思想却使后来的赵氏家族的统治陷入了困境之中。

  “金匮之盟”是否真有其事暂且不论,赵光义以皇弟身份继承皇位在正统的封建世袭制中并非名正言顺,在烛影斧声中继位的赵光义,内心总不踏实。他意识到要想巩固帝位、帖服人心,就必须树立自己的威望。

  宋·李成·读碑窠石图赵光义急于完成统一大业,这样,既能证明自己是太祖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以提高个人的威望;也可以转移朝野的视线,不再对他继位的合法性说三道四。当时,南方还剩下割据福建漳泉的陈洪进和吴越国的钱俶,都是只待收拾的囊中之物;而北汉因有契丹的撑腰,仍然割据河东,这表明赵光义要想统一中原,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见政权初步稳固,便做出了攻打北汉的决定,希望通过攻灭北汉来实现赵匡胤不能完成的功业,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正月,他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分四路攻打太原城;同时,命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以阻击契丹援兵。

  同年二月,赵光义御驾亲征,所遣兵马在十万以上。三月,郭进在石岭关(今山西太原北)南截击来援的辽军,辽军死伤严重,幸而耶律斜轸的后续部队赶到,才遏住宋军的攻势,得以退兵。潘美则指挥宋朝大军围困太原城,昼夜攻打,矢石如雨。

  四月,赵光义抵达太原城下,督诸将攻城越急,太原城几乎城无完堞,城头箭集如猬。城破在即,太宗传诏北汉主速降。刘继元见大势已去,亲信逃亡,只得出降。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全部结束。

  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献给了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宋朝建立后,迫切希望从辽朝手中收回幽燕这一战略要地。太祖时,大臣们曾想给他加尊号称“一统太平”,太祖却说:“幽燕未收,岂可称一统太平!”可见,太祖心中的“统一”是一定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为此,太祖还设置了封桩库,储存钱帛,想用积累的财富从辽朝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若此计不行,则用这些钱财招兵买马,武力收复失地。可惜,太祖有生之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赵光义即位后一直想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以期给自己的统治画上最完美最精彩的一笔。于是,赵光义乘着消灭北汉的余威,率大军征讨辽朝。

  此役开始虽有小胜,但在高梁河一战中宋朝军队却大败而回。赵光义本人也差点被辽军俘虏。

  高梁河之战是赵光义转向“守内虚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此次战败,使宋初以来经过生聚教阅而日益精强的宋军元气大伤,而军中发生拥戴德昭之事,又使赵光义深为惧怕和担忧。战后,赵光义竟不听取大臣们的正确意见去整饬军纪,精加训练,而是全力注意内政,尤其是加强对皇族和军队的控制。此后,宋军对辽作战逐渐陷入被动。

  高梁河之战后,为了报复南京(辽朝的南京即今北京)围城之役,当年九月与次年十月,辽军两次攻宋,双方互有胜败,谁都不敢说胜券稳操,因此曾一度休战。但赵光义似乎仍未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想法。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出于对内外形势的判断,赵光义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

  先说对内,高梁河战败时,军中一时见赵光义不知去向,竟有人打算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这令赵光义深感皇位未稳,于是,转而注意内政。到雍熙初年,不仅太祖之子都已死去,连居于准皇储地位的皇弟赵廷美也已贬死,赵光义最后一块心病已经除掉,因而可以放心攘外了。而自南京围城之役以来,七年的战略物资积聚,也足以对付一场大战。

  再说对外,赵光义误信边将的报告,认为“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辽朝政局不稳,是天赐伐辽的良机。赵光义正想挽回高梁河惨败的面子,便同意出兵伐辽。不过,此次赵光义心有余悸便坐守京师遥控指挥,令曹彬、田重进、潘美和杨业等兵分三路北伐,准备合围燕京。

  但在此战中,由于宋军指挥不当,各路人马缺少合作,纷纷败绩。杨业父子血战陈家谷,不屈身死,边境大震。

  杨业本在北汉主刘崇麾下效力,颇受刘崇赏识,还被赐名刘继业。后来,北汉降宋,杨业亦归附,太宗便命杨业恢复其本名,并予以重用。

  雍熙北伐之所以惨败,赵光义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与太祖赵匡胤相比,赵光义的武功征伐是远远不及的。太祖出身行伍,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而赵光义在继位前虽然立过战功,但并未经历过重大的战役,因而也就缺少许多实战经验。赵光义又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再加上秉承太祖削夺武将兵权的做法,每次出征前都制定了阵图(预先规定好战斗队形和防御部署的作战方案),让将领们依计行事,却完全不顾前线战场上需要将领发挥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实际情况,犯下了兵家大忌,严重束缚了将领们的手脚。此外,赵光义将北伐将士兵分三路,却又不能统一指挥,使之互相配合,使得三路兵马极易被辽军分割击溃。

  雍熙北伐的惨败,对于赵光义乃至整个朝廷的影响非常巨大。一时间,朝廷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恐辽”情绪。之后,四川又发生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宋与西边党项族政权的战争也多有败绩,这些情形,使得太宗焦头烂额,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内外政策,施政策略上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渐渐地从积极应对外敌演变成为消极抵抗和守内虚外,这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给两宋时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端拱元年(988年)秋八月,北部边境警报接连。但赵光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雍熙北伐后,宋朝廷对于与辽的关系,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防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明对外讲和的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以图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张洎等人的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打算实行。

  端拱二年(989年),赵光义声称“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确立了其后宋朝以一贯之的守内虚外政策。因此,宋朝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西夏王朝奠基者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只命宋军在边境疏河道,建立军寨作屏障。若辽军入侵,不许出兵,除非不得已,只许沿城布阵,却不许离寨进攻。结果束缚了将士的手脚,守边将领只好得过且过,“始受命则惟以攻坚陷阵为壮图,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赵光义也终于把一腔热血变成了安于现状的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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