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 葡萄牙帝国的兴衰

二、西班牙帝国：成问题的追求

　　西班牙帝国的规模和实力都远非葡萄牙所能相比，它的颓势的明朗化也有一个更长的过程。16世纪中后期，它正处在最强盛时期，然而说明它的衰落，我们必须注意到强盛外表下那些尚不引人注目但对它未来的发展却是致命性的东西。

　　帝国衰落与帝国兴起一样，出于众多的原因。客观地说，有些原因并不属于个人的责任，而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比如它面临过多的战争及承担过多的“责任”。但皇帝们政策上的失误，比如他们追求天主教帝国的虚荣，缺乏维护正常生产的经济政策及国家的精英阶层普遍存在的浮夸的文化观念等，可以说是造成帝国衰落的重要的主观原因。

　　（一）皇帝追求天主教

　　帝国的虚荣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夫妇、查理五世和他的继承人菲利普二世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他们的最高追求都是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天主教帝国，他们都终生把维护天主教信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甚至由此造成国力的极大削弱也在所不惜，这是导致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及斐迪南夫妇镇压异端的情况，宗教裁判所到处横行霸道，滥杀无辜。15世纪末以来，正是西欧其他国家的宗教裁判所趋于衰弱之时，它在西班牙却不断得到强化，各大城市纷纷建立宗教法庭。

　　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往往靠别有用心的密报或乱七八糟的检举材料办案，所举报的罪行不外是星期六穿白衬衫，念大卫的诗篇时没有说“荣耀归主颂”，叫别人为子女占星算命，用热水为死者洗身子，去掉肉类上的肥腻等等，天主教认为这些都是迷信，都是反信仰或反基督的行为。

　　如果被告表示悔改，他可以免除革出教门之类的惩罚。

　　如果他坚持原来的做法或思想，便被宣布为“不悔改的人”。如果悔改后又犯新的异端罪，他就是“再次堕落的人”，交由世俗当局处理。他必须光着头，穿着“地狱服”，公开宣布放弃异端行为，然后接受火刑。

　　查理五世执政期间是欧洲宗教改革兴起的时代，他是这样宣布自己的态度的：“我决心以我的各个王国，我的全部财产，我的朋友们，我的身体，我的鲜血，我的生命和我的良心作担保。因为，在我们的时代，由于我们自己的疏忽，只要稍稍有一点异端的痕迹渗入人们的心灵，这对你们和我们将是一种耻辱。”他的儿子与他一样，把镇压“异端”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当代一位史学家这样描述菲利普二世上台不久发生在托莱多的一次火刑：

　　天刚破晓，索科多维尔广场上即已人山人海。绞刑架已经树起。从“血拱”城门一直到主教堂，看热闹的人你推我搡，因过度焦虑而发狂。说定的时辰已到，阴森恐怖的仪式队伍开始行动了。前面是手执乌木棒和银棒的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以及高顶盔戴到颈背的神圣城市同盟的士兵。紧跟着的是仁爱会的修士，佩带着信仰旗帜束腰带的西班牙显贵，多明我会士和自己用双手举着黑纱十字架的多明我会修院院长。现在走来的是囚犯。他们身穿黄色祭披--胸侧开叉，长及膝盖。他们头戴纸糊的高帽子，一种滑稽可笑的无沿帽，上面布着火焰饰和魔鬼形象。其中一些人已经被重新祝圣，只能遭到终身监禁。另一些人在被放到火刑柴堆上焚烧之前，有可能被绞死。不悔罪的人殿后。他们双手捆绑，塞口物塞到喉咙管。他们即将被活活烧死。大裁判官走在仪式队伍的最后面，他的前面是宗教裁判所的旗帜，上面写着：“主啊，清洗吧，审判你的案件！”法衣、腰带、教士披肩、无袖披风都是发亮的紫红色，他的黑色坐骑的鞍具也是这种颜色。仪式队伍停下来了。人们在距离绞刑架不远的祭坛上做弥撒。弥撒之后，进行布道。然后，囚犯一个接一个走上绞刑台，倾听对他们的判决宣告。教士庄严地向“世俗”当局控诉罪犯，并为他们请求普通法官予以宽大，然后即行退场。教会任务即告完成。刽子手的任务开始了。夜幕降临。囚犯被拽到公驴背上，带到塔霍河畔的一处空地。此刻，重归异端者和死不改悔者的周围只剩下宗教裁判所官员、警官和持戟步兵。吊杆已经树立，铁颈圈的铁在黄昏的寒风中丁当直响。在旁边，焚尸的柴堆只待点火。不一会儿，可怕的黑烟腾腾升起，使托莱多的玫瑰色天空变得暗了。接着，受刑者鬼哭神嚎，皮肉吱吱作响，柴火发出噼啪声。

　　对异端的镇压在西班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但菲利普二世乐此不疲。1559年西班牙首都连续施行了5次火刑，其中有3次是他亲自主持的，身边还聚集着各国使节和王公显贵。有一部书这样写道：国王时而躲在宗教裁判所宫殿的一间大厅里吃喝玩乐，时而看看窗外正在焚烧着几个美丽的女异端分子的柴火堆。他还不时歇斯底里大发作：一边撕碎自己的黑手套，一边对刽子手大喊“快把硫磺捻子塞进他们的手指中间”。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烧死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成千上万。据统计，活活烧死的有35000人，受酷刑的有19000人，服苦役的有290000人，被剥夺一切权利的有200000人，被流放的有5000000人。德科拉认为，这还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特别可怜的是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村妇女，不知有多少这一类妇女被当作女巫被烧死。

　　（二）百姓盲目追求金银财富

　　1.逐金银而居

　　金银是伊比利亚半岛人从事海外探险和殖民的基本（托莱多当时是西班牙的首都，1561年后西班牙迁都马德里。多明我会是天主教会的重要教派，与方济各派齐名，均产生于13世纪。“神圣城市同盟”是西班牙在光复运动中出现的城市间的联合组织，其士兵其实就是地方军人或准军人。“祝圣”是天主教的重要仪式之一，通过诵读规定的经文等程序，使某人或某物“圣化”，可以奉献给上帝，为教会所用）动因，继初步的军事征服后，各阶层居民大量来到殖民地，谋求发财，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凡事都有个度，西班牙人过分追求海外利益，造成了国内工农业生产畸形发展及整个经济生活的凋敝。

　　塞维尔处在瓜达基维尔河下游，很长时间里是西班牙国王钦定与美洲来往的惟一港口，即所有来往于美洲与西班牙之间的人和货物均要经过此地。这座城市的变迁可以说是16世纪西班牙经济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照理说，这样一个城市在16世纪里应该迅速发展膨胀，但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它只是在16世纪初有过短暂的人口增长，因为这时美洲的前景还不明朗，到了该世纪20、30年代，这个城市的人口开始减少，大批居民离开这里到美洲淘金，特别是许多熟练工人和专业技术人才走了。去美洲淘金有可能一夜暴富，而在这里从事手工业生产是万万不可能的。实际上许多人并不能发财，而且在美洲死亡的概率非常之高，但就为了这种可能性，人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了这座很有发展前途的城市。这表明，轻视手工业生产不仅是贵族的偏见，也是普通城市市民的偏见，是整个民族的错误。

　　不仅在西班牙是这样，甚至在美洲殖民地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1511年以前，整个大安德列斯群岛都有西班牙人居住，但西班牙人的居住地不是跟着国旗走，而是跟着黄金走。这些岛屿上的黄金很快被榨取光了，西班牙人于是纷纷迁往大陆，许多岛屿由此荒废。1515年，牙买加总督弗朗西斯科·德加拉伊也耐不住寂寞，竟然抛弃了牙买加跑到大陆挖金去了。

　　西班牙政府不是对此毫无察觉，它也曾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因为它知道这对政府统治是有害的。1526年，西班牙国王下令：居住在加勒比地区的人，无论哪个阶层，谁也不许移居到其他岛屿或大陆上去，违者处以死刑或剥夺财产。1528年国王又下令：所有在玻多黎各的西班牙人必须在两年内结婚，否则要收回交由他们支配的印第安人。尽管如此，西班牙人“逐金银而居”的潮流不可阻挡。海地本来有14000个卡斯提人，到1574年只剩下500户了；玻多黎各的第二个市镇建于1510年，而第三个城镇要到1646年才建立。古巴圣地亚哥的人口一度与海地的首府一样多，但到1574年时只剩下30户人家。

　　2.逐金银而居的恶果

　　整个民族都过度追求黄金，对今后国家发展产生了诸多恶果。首先造成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是人们都想通过淘金一夜暴富，不愿老老实实从事工农业生产；而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发展又造成对日常商品特别是对日用手工业品的大量需求，本国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解决这一矛盾的做法是大量进口，把西欧其他国家特别是把荷兰和英国当成自己的生产基地，造成了这两个国家手工工场的兴旺。其结果，西班牙人发现了美洲，欧洲北部的这两个国家由此成了世界性的手工工场，而西班牙自己则变成了经济上高度依赖他人的国家。

　　当然，西班牙本土也不是真的没有人再从事生产了，大部分劳动者总还是留在自己的家乡过日子。但他们发现自己的生产越来越难了。原因很简单：大量人员出国，国内劳动力紧张，劳动力价格上涨，带动产品价格也上扬；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产品大量进入西班牙，可谓物美价廉，使得西班牙的生产者，特别是使城市手工业工人几乎无法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发了财的殖民者手中握有大量金银，他们需要奢侈品。相对来说，这种需求的量很大。由于奢侈品生产利润高，大城市的手工业者于是纷纷放弃或减少普通商品的制造而转向奢侈品生产，特别是像塞维尔这样的城市只能是这样，因为劳动力紧张，生产普通消费品根本无法与英国或荷兰的产品竞争。

　　生产高档商品，是西班牙工匠无可奈何的选择，符合这些工匠的暂时利益，也是当时特定情况下市场调节的结果。但其恶果很快暴露出来：它割断了市场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割断了手工业生产与普通百姓的联系，使工业领域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不可能。换言之，西班牙失去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首先表现为大众化生产，而大众化生产在这时的西班牙却萎缩了。

　　3.误国误民的谋利方式

　　并不是所有的西班牙人都富得不得了，他们中大部分人仍然很贫穷，但总体上讲，西班牙人赚钱太容易了。这本来是一种优势，但他们还不知道该把这么多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去，在他们的国家按现代的方式来用钱的制度还未形成，他们赚钱和花钱的方式仍然是传统的。那就是：政府的钱主要用于战争，私人的钱主要用于消费。西班牙人把生产交给其他国家，自己只管战争、消费和掠夺。不断进行战争是因为皇帝需要维持庞大的帝国；奢侈和浪费是因为一些人手中的钱太多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从事正常生产，是因为殖民和抢劫更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本来想老老实实干点实事的人也发现生产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成本太高，无法与外国商品竞争。

　　这样一来，西班牙人似乎不需要制造什么东西，别人这样认为，他们自己竟然也这样认为，因为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有人给他们制造出来，并且送上门，国内的工业由此凋零。

　　可怕的是商人们只知道不计后果地赚钱。到1545年时，西班牙的制造商手中积压了大量新大陆来的交货订单，有6年之久，也就是说，他们在此后6年内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已经订出去了。照理说，来自美洲的这种旺盛需求应该大大促进西班牙本国的制造业，但事情不是这样，它的制造业水平本来就不高，现在更无法与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何况大家都在拼命寻找“多快好省”的发财手段。能发财的办法就是好办法，至于这些办法对国家的影响谁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西班牙的供应商把眼光瞄向了欧洲北部国家的产品，那里的劳动力很便宜，因而产品也很便宜，英国和荷兰的产品就这样大批进入了西班牙帝国。当然，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外国商品进入西班牙帝国是不允许的，但西班牙商人有办法，他们可以“合法”地做到这一点：大量收购来自英国、荷兰的产品，把它们当作西班牙自己生产的产品运入美洲。

　　农业的命运也与手工业一样，美洲金银没有促进它的发展，西班牙商人向外国购买粮食满足国内的需要。

　　出于同样的原因，外国的粮食比西班牙人自己生产的粮食更便宜。

　　像古代许多兴旺一时的大帝国一样，西班牙人的优势造成了他们的衰落。

　　（三）浮夸的文化观念

　　1.让外国人为西班牙人劳动

　　我们知道，当代美国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因为它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当时的西班牙不是这样，它把普通的制造业转移到欧洲北部国家，自己却只管战争、奢侈和抢劫。对这种现在看来极其反常的赚钱和花钱方式，当时的西班牙人丝毫感觉不到这里面潜在的危机，相反他们以此为自豪。这种自豪感甚至在这个国家走向衰落后还存在。1675年，一位西班牙人还很得意地夸耀整个世界在为他们而工作的情况：“让伦敦满意地生产纤维吧，让荷兰满意地生产条纹布吧，让佛罗伦萨满意地生产衣服吧，让西印度群岛生产海狸皮和驮马吧，让米兰满意地生产织锦吧，让意大利和佛兰德生产它们的亚麻布吧，我们的资本会满足他们的。惟一可以证明的是，所有的国家都在为马德里训练熟练工人，而马德里是所有议会的女王，整个世界服侍她，而她毋需为任何人服务。”对于西班牙人的这种骄傲，当时也有人看出了问题。

　　1690年至1691年间驻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讲道：“今天，在基督教诸国中，西班牙人财富最多、收入最高。但是对奢华的热衷和文明的舒适征服了他们。你很少发现西班牙人像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热那亚人那样为从事商业奔走海外。类似地，这个国家蔑视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从事的手工艺行业，它自视比其他基督教国家高出一等。在西班牙从事手工业的多是逃到西班牙寻找工作的法国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了大财。”

　　西班牙人在其世界领先的地位消失很久后还保持这些愚蠢的观念，是因为这些观念是他们在光复战争中慢慢养成的，极其根深蒂固。在这长达700年的战争中，国王们不断地把收复的土地分给有功之臣或征战的战士。

　　这样，打仗就意味着发财。分到土地的西班牙人并非自己亲自耕种土地，而是让犹太人和尚留在光复区的摩尔人或其他穷人来耕种，工商业则留给了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骑士或战士或不耕种而只打仗的人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尊崇，而生产者则受到歧视。

　　美洲的发现不仅无助于改变这种风气，而且助长了它。因为从事正常生产的收入远不如殖民掠夺来得快。

　　结果，早在16世纪中期，这正是西班牙力量达到顶峰的时候，其生产领域的不正常情况已经很严重。我们前面讲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十分重视利用国外的资金和人才。这里实际上有个“度”的问题。1542年时就有人讲到，热那亚人在西班牙掌握了食品、羊毛、丝、铁的交易的垄断权。金融业一般掌握在德国的富格尔家族和热那亚的金融家手中。皇帝总是把征税权出租给这些外国人。

　　有大量的外国人在西班牙干活，法国人特别多。有人讲到，在纳瓦拉和阿拉贡，大部分的葡萄园主、农民、木匠、泥瓦匠、旋工、大车工、制绳工、石匠等都是法国人。17世纪中，仅在马德里就有40000外国人从事各种产业。

　　2.宁愿贫穷不愿劳动

　　这时的西班牙人习惯于征服和劫掠，习惯于短时间内得到大笔的金钱或大片的土地，没有养成勤奋劳动的习惯。他们轻视平凡的劳动，轻视扎扎实实的、一点一滴的劳动，瞧不起那些从事这些劳动的普通人。这种对日常劳动的轻视，既由于我们上面讲到过的原因，也还因为西班牙人在光复运动中形成的好斗和不宽容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错误的习惯：轻视非基督教的民族和居民。在长期的征服过程中，这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更多的是依赖于那些受到歧视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早在西班牙成为真正的帝国前，这种分工状态就形成了。有一本编年史这样讲到了15世纪末那些典型的西班牙人：他们都是商人、经纪人、税款包收人，他们是贵族的管家和熟练的剪羊毛工人，他们是裁缝……杂货商、小贩、丝织工、铁匠、金匠、或从事类似的职业。他们从不种地，也不做农场工人、木匠或泥瓦匠。他们都寻求轻松的行业或寻找少做工作就能糊口的生活方式。从事这些社会下层职业的人受到歧视，这些工作也受到歧视，稍有地位的人都不愿做这些工作。

　　1609年，一位访问西班牙的旅游者说：由于西班牙人轻视劳动，大部分手工业者是外国人。不断有观察家或旅游者说到了西班牙人的这种丑陋的习俗，可见其根深蒂固。17世纪末，又有人说：西班牙人把劳动和为将来操心看作是有损西班牙威信的事。另一个观察家肯定地说，西班牙人认为，与其劳动不如忍受饥饿和其他痛苦。

　　这就是西班牙人把工人和奴隶等同看待的原因。

　　但钱很多并不意味着钱用不完，最多的钱也经不起贵族们漫无边际的消费和皇帝们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一些贵族变得负债累累，而政府则不断经历财政危机。1557年、1557年、1575年、1597年西班牙政府都宣布过破产。此后，国家就慢慢进入了长期的衰落。西班牙因为有钱而变得贫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