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南诏是唐代西南地区蒙舍乌蛮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649年，南诏兴起于蒙舍川（今云南大理巍山），公元73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公元752年，脱离唐朝独立建国，公元902年灭亡，南诏历十三王、存世二百五十三年。其势最炽之际，史载“东距爨，西南属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之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昭通和贵州威宁一带）。”《新唐书·南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南诏的疆域覆盖了今云南全省、云南与川、黔二省交界的部分地区，以及东南亚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的部分地区。在这广阔区域内，群山耸立、河流纵横，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南诏跨越了地理条件的限制，把处于不同族系、不同发展状态的各民族群体置于统一政权之下，缔造了红土高原的历史奇迹。
南诏以国家形式经营西南一百五十余年，对西南民族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南诏结束了大姓爨氏“独步南境”二百年的割据局面，改变了南北朝以来西南各族“各据山川，不相役属”的封闭状态，统一了西南地区，并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沟通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交往，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开发，造就了兼容并蓄、瑰丽多姿的南诏文化。南诏统治时期，境内一度出现了“遐迩无剽掠之虞，黔首有击鼓之泰”的和平景象，“人知礼乐，本唐风化”，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秦汉以来的历史新高。
南诏对唐代亚洲东南部的地区关系具有重大影响。南诏西北部是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北部至东北部和大唐帝国地域相接，西部、西南部与南部则与古中南半岛诸国山水相连。南诏与唐朝、吐蕃之间的和平友好和利益纠葛，交织着南诏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就战略地位而言，南诏既可是唐朝的“西南藩屏”，又可是吐蕃的军事“右臂”，这就使南诏在唐朝与吐蕃的博弈之中，奇迹般地获得了对发展极为有利的三次历史机遇，成为独据一隅的民族政治实体，并且，南诏还与古中南半岛的骠国、弥诺国、真腊国、昆仑国等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声威远播，对唐代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民族关系、疆域范围产生重大影响。
南诏同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一样，在大唐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与唐朝相始终的二百余年间，唐代西南地区出现了政治的分裂与回归、疆域的收缩与扩张、民族的分化与融合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西南各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前进性和迂回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在南诏与唐朝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提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南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起到了极强的调和、整饬作用，在矛盾表象下代表先进文化的汉文化，始终成为维系西南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内在动力。南诏的历史表明，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与统一王朝矛盾冲突的存在，是中华民族统一体发展曲折性的表现，就前进的趋势而言，分而不裂并最终归于融合与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二
大理，是西南地区一个历史性的坐标。初到大理，就为那里的湖光山色所折服。那是十多年前一个旅游者的视角。师从民族史学家尤中先生后，才知道，波涛轻涌的洱海，曾隐藏着怎样的刀光剑影；雄奇巍峨的苍山，又造就了怎样的宏图大业。南诏，其实就是西南一段历史的兴衰。
凡治西南史者无不为南诏所吸引。唐人撰写的南诏史著，计有韦琯《云南事状》一卷，袁滋《云南记》五卷，韦齐修《云南记行》二卷，徐云虔《南诏录》和樊绰《蛮书》十卷等。现今仅存樊书一种，是南诏历史最真实的记录。《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汉族官方记载，以及《敦煌本吐蕃文书》，则用不同民族的眼光对南诏历史进行了描述，也是见证南诏历史的有用材料。明、清时期地方修史成风，《纪古滇说集》、《白古通纪浅述》、《滇载记》、《滇略》、《滇考》、《南诏源流纪要》、《南诏野史》等地方文献，在官方正史的基础上，不仅补充了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还穿插以大量神话传说、佛教故事。可以说，正是这些古代历史学家留下的著作，使南诏这段渐行渐远的历史，始终停留于沧洱之间不致湮没。
现代意义的南诏史研究，始于20个世纪30、40年代。凌纯声、方国瑜、范义田、许云樵诸先生，率先展开了南诏族属问题的研究。建国以后，马长寿、王忠、尤中、林声、李家瑞诸先生，继续在南诏的民族、社会性质、政治、文化等方面耕耘不辍，硕果累累，方国瑜、向达、王忠、赵吕甫诸先生，又在史料的考释校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台湾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林旅芝《南诏大理国史》，以及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等书，也为南诏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和观点。应该说，有关南诏民族、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经过学者们筚路蓝缕、孜孜不倦的开拓，成绩斐然，在南诏社会发展、民族管理、经济和对外交往方面，虽起步稍晚，但研究和关注的热情也丝毫不逊。
本书不揣浅陋，期望在南诏与唐朝、吐蕃的政治互动关系中，能对南诏的发展历史进行完整描述，为人们了解南诏提供有用的参考。对某些研究较充分，并有普遍认同的学术观点，为方便阅读本书论证从简。本书的完成，受益于诸学术前辈及同仁论文著述的启示，更要感谢尤中先生、万永林教授长期以来所给予的指导和点拨，以及张昌山教授在我硕士学习期间对南诏民族管理和政策研究方面所给予的引导和启迪。囿于学力，书中所论如有不当，所引如有疏漏，祈望专家学者批评原谅。
§§第一章 南诏的崛起
南诏是唐代西南地区蒙舍乌蛮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649年，南诏兴起于蒙舍川（今云南大理巍山），公元73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公元752年，脱离唐朝独立建国，公元902年灭亡，南诏历十三王、存世二百五十三年。其势最炽之际，史载“东距爨，西南属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之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昭通和贵州威宁一带）。”《新唐书·南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南诏的疆域覆盖了今云南全省、云南与川、黔二省交界的部分地区，以及东南亚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的部分地区。在这广阔区域内，群山耸立、河流纵横，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南诏跨越了地理条件的限制，把处于不同族系、不同发展状态的各民族群体置于统一政权之下，缔造了红土高原的历史奇迹。
南诏以国家形式经营西南一百五十余年，对西南民族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南诏结束了大姓爨氏“独步南境”二百年的割据局面，改变了南北朝以来西南各族“各据山川，不相役属”的封闭状态，统一了西南地区，并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沟通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交往，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开发，造就了兼容并蓄、瑰丽多姿的南诏文化。南诏统治时期，境内一度出现了“遐迩无剽掠之虞，黔首有击鼓之泰”的和平景象，“人知礼乐，本唐风化”，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秦汉以来的历史新高。
南诏对唐代亚洲东南部的地区关系具有重大影响。南诏西北部是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北部至东北部和大唐帝国地域相接，西部、西南部与南部则与古中南半岛诸国山水相连。南诏与唐朝、吐蕃之间的和平友好和利益纠葛，交织着南诏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就战略地位而言，南诏既可是唐朝的“西南藩屏”，又可是吐蕃的军事“右臂”，这就使南诏在唐朝与吐蕃的博弈之中，奇迹般地获得了对发展极为有利的三次历史机遇，成为独据一隅的民族政治实体，并且，南诏还与古中南半岛的骠国、弥诺国、真腊国、昆仑国等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声威远播，对唐代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民族关系、疆域范围产生重大影响。
南诏同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一样，在大唐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与唐朝相始终的二百余年间，唐代西南地区出现了政治的分裂与回归、疆域的收缩与扩张、民族的分化与融合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西南各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前进性和迂回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在南诏与唐朝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提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南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起到了极强的调和、整饬作用，在矛盾表象下代表先进文化的汉文化，始终成为维系西南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内在动力。南诏的历史表明，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与统一王朝矛盾冲突的存在，是中华民族统一体发展曲折性的表现，就前进的趋势而言，分而不裂并最终归于融合与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二
大理，是西南地区一个历史性的坐标。初到大理，就为那里的湖光山色所折服。那是十多年前一个旅游者的视角。师从民族史学家尤中先生后，才知道，波涛轻涌的洱海，曾隐藏着怎样的刀光剑影；雄奇巍峨的苍山，又造就了怎样的宏图大业。南诏，其实就是西南一段历史的兴衰。
凡治西南史者无不为南诏所吸引。唐人撰写的南诏史著，计有韦琯《云南事状》一卷，袁滋《云南记》五卷，韦齐修《云南记行》二卷，徐云虔《南诏录》和樊绰《蛮书》十卷等。现今仅存樊书一种，是南诏历史最真实的记录。《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汉族官方记载，以及《敦煌本吐蕃文书》，则用不同民族的眼光对南诏历史进行了描述，也是见证南诏历史的有用材料。明、清时期地方修史成风，《纪古滇说集》、《白古通纪浅述》、《滇载记》、《滇略》、《滇考》、《南诏源流纪要》、《南诏野史》等地方文献，在官方正史的基础上，不仅补充了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还穿插以大量神话传说、佛教故事。可以说，正是这些古代历史学家留下的著作，使南诏这段渐行渐远的历史，始终停留于沧洱之间不致湮没。
现代意义的南诏史研究，始于20个世纪30、40年代。凌纯声、方国瑜、范义田、许云樵诸先生，率先展开了南诏族属问题的研究。建国以后，马长寿、王忠、尤中、林声、李家瑞诸先生，继续在南诏的民族、社会性质、政治、文化等方面耕耘不辍，硕果累累，方国瑜、向达、王忠、赵吕甫诸先生，又在史料的考释校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台湾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林旅芝《南诏大理国史》，以及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等书，也为南诏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和观点。应该说，有关南诏民族、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经过学者们筚路蓝缕、孜孜不倦的开拓，成绩斐然，在南诏社会发展、民族管理、经济和对外交往方面，虽起步稍晚，但研究和关注的热情也丝毫不逊。
本书不揣浅陋，期望在南诏与唐朝、吐蕃的政治互动关系中，能对南诏的发展历史进行完整描述，为人们了解南诏提供有用的参考。对某些研究较充分，并有普遍认同的学术观点，为方便阅读本书论证从简。本书的完成，受益于诸学术前辈及同仁论文著述的启示，更要感谢尤中先生、万永林教授长期以来所给予的指导和点拨，以及张昌山教授在我硕士学习期间对南诏民族管理和政策研究方面所给予的引导和启迪。囿于学力，书中所论如有不当，所引如有疏漏，祈望专家学者批评原谅。
§§第一章 南诏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