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论史

附十九：杨杰与陆军大学

　　杨杰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和战略家，在国民政府时期主持陆军大学达六年之久。他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办学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训练工作。他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祖国大陆行将全部解放的时候，他在重庆策动陆军大学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本文拟对杨杰主持陆军大学时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教育实践，作一些粗浅的论述，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杨杰主持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化的时候。1931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杨杰接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的校长（蒋介石任校长后，杨杰任教育长），直至1937年8月以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赴苏联时止。他是蒋政权统治时期主持陆军大学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

杨杰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曾为蒋介石“一统天下”立过汗马功劳。当时，杨杰还抱着由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统一全国的强烈观念。杨杰以为新军阀的混战，“系一种内战，政治上不得已而用兵之战斗，亦不必探讨其原因结果。”故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主要是结束纷乱，统一国家，以利于集中力量，积极进行国防建设，加强国家抵御外侮的力量，一旦侵略者入侵，就能奋起抵抗，一洗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侵掠、压迫的奇耻大辱。正是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他积极协助蒋介石，参与中原大战的作战指挥。可是，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就集中力量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但这是杨杰所不能同意的，因为他认为这种行为不仅会削弱国防建设的力量，而且是违背孙中山的遗愿。为此，他诚恳地向蒋介石陈述了他的意见。蒋介石却认为，共产党乃是心腹大患，非去不可，否则，将一事无成。蒋杨经过一场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杨杰决不愿意参加对共产党的战争，于是，他和方鼎英化装离开部队，避居上海。

杨杰与陆军大学春苑论史——杨德慧文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由于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论陷。全国人民很快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国民党内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又攻击蒋介石，逼他下台。蒋介石以退为进，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22日离开南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推孙科任行政院长。杨杰被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会后出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校长。从此开始了杨杰主持陆大工作的生涯。

显然，杨杰主持陆军大学的历史背景是：一方面，蒋介石在各派军阀混战中，取得了显着的优势，暂时解决了统治集团之间已经尖锐并表面化的矛盾，进而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攻，阶级矛盾又趋激化；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也日趋上升。加上蒋杨在“剿共”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蒋介石不愿意杨杰这位有军事指挥才能的指挥官再去掌握军权。面临国家民族处于此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杨杰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认定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乃是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要抗战，其基点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也就是要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必须培养一批有素养的军事指挥官及幕僚人员。因此，他对主持陆军大学工作非常乐意并引以为自豪，他常说：不独立的国家或没有国防力量的国家，是不配建立陆军大学的，尤其是国际战争结束的时候，在战败国城下订盟的条件中，一定有不许成立陆军大学这一条，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便是很明显的前例。中国能独立自主地办理陆军大学，的确是不简单的事情。为此，他苦心经营陆军大学，他要把学员培养成为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掌握军事理论及军事技能的一代新军人。

杨杰主办陆军大学时，严格把握学员的入学条件。学员来自陆军中的青年军官，首先经国民党军事机关的考试和选拔，复经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复试，及格者方可入校。由于“一登龙门，身价十倍”，所以尽管获得保送和录取是很艰难，但是人们还是趋之若鹜。

当时陆军大学学员的编制有正规班和特别班两类。正规班：名额一百名，三年毕业。陆大从北京迁到南京后，从1930年起，首次招考第九期学员入学受训。特别班是：为正规班不能满足需要及改善地方杂牌部队中上级军官的素质而设，二年毕业。规定由军、师保送优秀的校级以上的军官入学受训，不须考试，只要经过参谋本部（军令部）审查后，报请蒋介石批准即可。因此，地方杂牌部队的军、师长高级军官，为了获得陆大毕业的头衔，也纷纷要求蒋介石批准到陆大特别班受训。例如，特别班第二期有冯玉祥部的高级将领张维玺、张知行等参加学习。第三期有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其部下鹿钟麟、石敬亭、梁冠英等参加学习，冯玉祥还担任第三期学员长。此外，还设有参谋补习班：是为了适应示日战争的需要而增设参谋实习班，由各军，师保送优秀参谋入学受训。

杨杰制定陆军大学培养学员的目的是：“为养成优秀将校与幕僚，以备国家干城之用，不特党国命脉所寄，而民族兴亡与其负”，因而要求学员在学习期间：一定要完成其“救国之鉴识，御外侮之本能”的任务。陆大学员以研究最高军事学为主，如国军之编制、战略战术之运用、国防政策之确定、动员之准备、装备之充实以及诸种后方勤务之研究，还要学好外国文，以备充驻外交武官、派赴各国留学及考察军事之用。同时，还要求学员对“社会百般事理之探索”。

杨杰提出的陆军大学的教育目的，就是把国家兴亡，民族生存的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于陆大学员的身上，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为优良的将校及幕僚，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的独立生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杰把培养学员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社会上的实际有机地联系起来，他要求陆大学员不但单纯地学习军事学，而且要懂得对社会上百般事理之探索，也就是要联系社会上的实际。这种培养学员能够对社会上的是非真伪进行明辨，反对闭门读书脱离社会实际的教育方针，在国民党军事学校的教育制度里，的确是独辟蹊径的。

杨杰主持陆军大学的教育宗旨：是要使国民党高级指挥官及幕僚人员养成“智能兼备之士”及“统帅人格之树立”。因此要求学员“不仅在形而下的研究，在形而上的修养也十分注重”。这是杨杰针对有些国民党人有勇无智或有智无勇，甚至往往人格不济事的情况而提出的。他认为指挥官若不能严以律己，骄傲自满、怠随自弃，将来就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杀敌致果，为国效命。因此，军人的武德培养就很重要，杨杰对学员说：“年来吾国纪纲不振，原因虽多，然军纪废驰与学风败坏，二者尤为，正士子志气嚣张，视师道若无物，军人动辄干政，以武力为私有，武德之不修，正与士子之不守校规同出一辙，国家秩序因之而乱，内扰外患乘隙而来，如潮流之澎湃，不可遏止，党国垂亡，言之痛心”杨杰希望学员宜矫此风，才可能为三军之表率，才能为国为民贡献力量。杨杰领导陆大的教育方针，不仅要提高学员的军事技能，并且更重要的还要提高学员的思想素质。特别是他强调的军官要立志为国为民，不谋私利，不要以武力作为私人工具的思想，是对中国新旧军阀建军思想的否定，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杨杰对陆大学员的教育方法，是采劝取化教育“，就是要教员去诱导学生自己去研究，使之彻底领悟，确有心得。因此，他要求学员要做到三注意：（一）要有理智。就是要处处表现出学者的态度，凡遇一个问题，必须分析体认，提要钩元，而后再以适当的解决方法处理之，决不为感情所冲动，决不作无意识的盲从。杨杰常给学员打比方说：某人很好，要群起而拥戴，某人不好，要群起而打倒，没有理想的人则必吠影吠声，一唱百合。而学者闻之，则必先加以检讨，加以讨论，研究是否值得拥护；是否值得打倒，而后才决定可否，而后才决定行止。（二）要有纪律。一国之强弱盛衰，全视乎国民之有无纪律为断，因为人民能由人格及生活中表现国家民族的精神，其国必强；人民在道义精神与纪律上为国家争光荣，其国必大。（三）要有精神。凡事之成功，皆基源于动。动者，就是精神奋发，朝气勃勃的意思。

很显然，要真正做到杨杰提出的这些要求，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为此，杨杰紧紧抓住师资的选聘和培养工作，他认为只有师高弟子才会强，不学无术的人充当教员，是误人子弟，害了国家。他说：“将帅无才，累死三军”，军队的好坏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特别是指挥官和高级幕僚负国防重任，要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预见、能果断，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胜任裕如，要培养出这样的学员，没有高师是做不到的。因此，他选聘一批国内外都有较高军事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军事实践的人充当陆大的教官。如任师军级战役战术教官的是日本陆大出身的张亮清、何成璞、徐祖诒等；任后方勤务教官的是在日本深造过的谭家骏；教兵要地理的是负有盛名的游凤池。同时也常邀请社会上的一些名流专家来陆大讲课，如马寅初、夏鼎等。杨杰还聘请一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在军事理论方面有较高的素养，在实践方面有经验的外国军事人员担任教官。如德国人司达曼、史达开教战役战术，苏联的布尔林和马舍夫斯基教谋报勤务等等。杨杰也亲自讲课，如“大军统帅学”等等。

此外，杨杰认为凡事立足于自力更生，在变化万千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才不会因形势的变化而影响到陆大的教学。因此，杨杰为培养储备自己的师资及高级军事人才，他恢复并且发展了陆大的兵学研究院。杨杰任主任。他在各期毕业生中亲自考察挑选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学员，留校到研究院深造一年，然后任教。如张秉钧、稀恩绥、赵秉衡、戴高翔、杜建时、邓世通、岳星明、万里、郭汝瑰等等。至于教材的选用，他也是非常注意的，教官提出教材后，他都要认真审查，才予以使用。而且他要求陆大的教官所负的使命，就是要将知己知彼的方法，深刻地铸印在学生脑筋，好似医生打针，一定要将药注入病人的血管，才能发生效力，战胜病魔一般。因为，他认为：陆军大学既是战争学专攻的学府，那么在战争时，要怎样才能打胜仗呢？就是孙子所谓“知己知彼”四个字，这是古往今来，中外一体，永远不易的最高原则。就是说，知己为主观的观察，知彼为客观的观察，有了这两种观察力才能订出作战的计划，而这两种观察力的养成，在当学生时代，唯一的指导者便是教官。陆大就是要统一全国军官战术思想，完成我们国家所取的一贯战术，将来作战时，上下同一主张，各军同一见解，然后可以声声相应，意气相通，不谋而合，乃能无攻不克，无敌不摧。

二

杨杰主持下的陆军大学，对学员军事训练的特点，是反对东施效颦，墨守前人阵法。而是要根据世界战术的变迁，我国具体情况及地形的特点，创造出中国式的，出自心裁的战略战术，以培养学员能够应付各种情况的制胜本领。

杨杰要求陆大的学员要掌握高深的军事理论知识，但反对学员只会纸上谈兵，更反对学员教条主义的墨守陈规。因此，很重视对学员的实践训练。

陆大在每年春秋两季，举行战术实施两次，进行实弹演习。凡遇这种演习，杨杰是一定要亲自参加的，不管刮风下雨，他都要亲临观察演习，听取学员演习前的判断敌情，演习后的小结，然后由他做总讲评。在总讲评中，他认真讲解防御、攻娶山地、河川、海洋、迂回等等战术。

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兵学家对防御一式，莫不视为自挖坟墓，对取防御方式者，则视为已临空穴，万无生机。特别是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日俄战争，无一不是以攻击之方式，收战胜之效果。有“攻击万能”之说。1914年以后，因有兴登堡将军取攻势防御，以少胜多，战胜俄军，霞飞将军以凡尔登、巴黎为支撑点，对德军取攻势防御，战胜德军。于是，兵学家又认为防御也是极为妥善的方式。1927年以后，世界战术又随着时代的进化而变迁，世界各国也因其国家民族之环境、兵器素质、国民性之不同，遂各有独特之战略战术。为此，杨杰谆谆教导学员，我们决不能东施效颦，墨守前人阵法。由于世界战术不断地变迁，“我国如此趋势之下，非有一出自心裁之战术，必不能自适其生存”杨杰：《攻势防御》（1935年5月26日）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侵略中国，处于攻势，我国被侵略，处于防御。因此，对于如何打开防御的僵局，对付敌人的攻势问题，杨杰作过认真的研究后指出：“防者动辄陷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易失动作之自由”，应付的办法就是打开僵局，而打开僵局唯一的法宝就是预备队。所以“预备队部署及配备之妥善，与运用之巧妙，是最关重要的问题，值得大家深切注意。”但是，如果后续部队未到，敌人就进行猛烈进攻怎么办？就只有“逆袭”。杨杰：对第十二期学员演习讲话（1935年4月11日）。杨杰强调说：防御之固最大要求，厥为占领阵地，固如金汤，不为敌人攻击所动，方可以转守为攻。他进一步具体地联系到至于劣势军队对优质军队采取防御，最要紧的就是要藉地之利，以补兵力之劣势。首先要对地形的价值判断清楚，取其利之大者，害之小者，对于害大利小的亦须配置若干游动炮兵以欺骗敌人，使其判断误为我之本阵地，求得时间余裕，相机突围或转为攻势。杨杰的这一军事防御战术原则，对于今天来说，亦是有可取之处。

陆大各期学员在校三年中，必有一至二次来到海岸进行实地演习。因为杨杰认为：我国海岸数千里，而数十年来篱荡尽撤、门户洞开，即不能以优越之海空军定第一线国防于海外，反使帝国主义随时皆可侵入，因而我国国防第一线即海岸，故对于海岸防守的研究以及地形的侦察，应该特别努力注意。

1936年10月，杨杰带领陆大第十三期学员到浙江澉浦、乍浦进行实地演习。他对学员讲：大凡欲远涉重洋，兴兵征讨，必须海军分成若干掩护集团，陆军则用民船装运，以海军巡洋舰驱逐舰负掩护之责，这就叫船团输送。到达敌国之后，上陆点之选择，以能直接靠岸为最妙，其次亦须在短时间内能着陆，同时要选择无敌防御或守兵薄弱之处为宜。但是，有时因战略战术上之要求，或为地形之限制，有非从其地上陆不可者，则用种种方法欺骗敌人或实施强行上陆，一般皆分为两个船团以上，上陆点亦分为两处为佳。

就海岸防御而言，杨杰说，其目的有二：一在挫折对方之企图，一在掩护后方部队之集中。唯是攻者上陆之处，即防者防御之地，但是，攻者上陆之点不得而知，防者遂防不胜防矣，且海岸防御多配兵力为不经济，所以，防御之法，不在兵力之多，而在机动应用之妙。他举实地例子说：如自金山卫以至澉浦，以四营人担任防御，如处处配备，自然不够，亦完全不能作战；但如仅于金山卫、乍浦、澉浦等地择要配以极少数兵力，其余兵力，则指挥官完全掌握，同时完成通讯及交通，静观敌人行止，利用汽车输送，随敌上陆所在，而驰往迎接，则敌无隙可乘，终难得逞，而防御之目的，遂能达到。这样，杨杰就将我国海岸防线的重要意义以及海岸防守、攻击等战术原则，简短扼要地阐明，同时，他根据乍浦、澉浦间的地形特点和七十多年来英、日帝国主义两次来窥探的实际情况，加上当时沪杭路的建成，给敌人带来陆正面开放的方便，所以敌人不会从乍浦、澉浦登陆。杨杰的这一论断，后来为抗日战争的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

两军开战，遭遇战是经常出现的。因而，杨杰反复给学员讲解遭遇战术。他认为遭遇战属于攻击的性质，那末要求得遭遇战之胜利，自然就要选择攻击点。可是遭遇战时，两军都处于动态之中，要找敌人的强点，敌人的重点还没有形成，要找敌人的弱点，瞬息之间说不定就变成了敌人的强点，如造次猛攻，不是扑空，就会碰壁。所以，选择强弱点的原则，在遭遇战时完全不适用。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地形为主眼。大凡两军的遭遇点，大抵总可以判断出来的，但一定在那线就难有把握了，因为两军的行军途中或因故发生迟速情形，遭遇战便可前可后。然而不论怎样迟或速，大抵总不致超过一小时的行程以上，遭遇战的行程，一般行程约为每小时四公里左右，两小时即为八公里左右，敌攻击点，之选定，须按照原来判断两军遭遇那条线，再前进四公里，后退四公里，在此区域内选定一切于我最有利的地形，而后决定重点指向。这样，无论敌人怎样来法，我皆能进退自由，居于有利之地位。杨杰又根据当时学员演习的地点洛阳附近进行具体阐述，指出：“就今日地形来说，龙门地形坚固，敌我要用大兵力在这里进出，死伤很大都不上算，一定都只能在此摇旗呐喊，虚张声势，决战方面一定是在关陵附近。而以今日之状况，此处地形于我极为有利，占领之后，即可乘敌进出隘路之际，予以一大打击，故此地吾觉得非占领不可。”

“孙子兵法有云，知险厄量远近定进退料敌制胜，所谓知险厄者，即地形判断也。料敌制胜者，即敌情判断也，制胜者，状况判断也，量远近定进退者，即攻守之法也，吾人苟能致力于此，则一切问题自不难迎刃而解矣，望诸君三思留意。”杨杰特别向学员强调，大凡研究战术，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要点，也就是要着眼点良好，切不可在战争中犯教条主义，要根据我国特殊的国情，而出心裁，成立我国独有之战术，以应付未来之国难。如我国沟圩纵横之地极多，即应创立圩塘战术。我国长江、黄河、珠江、淮河等大河，世界鲜有，即应研究大河战术。村落错杂之地极多，即应研究村落战术。水为我国特色，即应研究稻田战术。诸如此类苟操之有素，他日有事，自促便宜不少。唯余既未办到，唯有将此意授之诸君共加留意耳。

杨杰不仅引导学员研究各种战术，还进一步告诉学员怎样掌握战争的精神力与物质力。他说：“战争是以精神力和物质力的比较，但此两者关系于战争胜败的成份，比较起来，实以精神力为多。因为物质力毫无伸缩变化之可能，而精神力则不然，真是其大无内，其小无外……因为精神的伸缩伟大，所以物质可随之变为利器，也可以随之变化为废物，所以有为的指挥官就是能够掌握精神力……就能立于主动的地位，主宰战场，支配战局。”所以各级指挥官特别要注意：“以坚确其意志，遂行其主动的企图，以诱致敌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处逼侵的情况下，杨杰敢于面对现实，指出在此困难当头之时，不能疏忽大意，要根据我国的国情，研究各种战术，积极准备应付事态的变化，使我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敌人无法在我国立足。如果，其时国民党当权者蒋介石等采用杨杰的这些办法及意见，显然，敌人是不能在中国如此嚣张一时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开展，根据地的建立，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河湖港汉游击战，以及地道战、地雷战等等战术的创造，证明了杨杰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运用战略战术的思想，是极具价值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的运用，致使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直至灭亡。

三

杨杰主持陆军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员，激发学员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保卫神圣的祖国，以尽军人天职。

杨杰认为军人若没有爱国主义思想，是很难想象他在面对侵略者，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不惜牺牲生命，为祖国的生存赴汤蹈火。因此，他凡事都联系国难当头，用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学员，激发学员奋起抗日的激情。他常说：“我们军人，在穿上军服的时候，便以身予国，不复知有生命身家，只一意为国家民族的福利去牺牲奋斗，这样才是军人的真精神——人格。有了这种精神，还要能够很妥当的发挥出来，才是善。发挥之后，还要有很伟大的成绩表现，才是美。换言之，就是要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然后才有责任心和义务心，然后才能为国家民族效力，而完成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杨杰认为军人具有一意为国家为民族的福利去奋斗、去牺牲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军人的天职，没有这种精神，便不能战胜一切困难，偶遭挫折，便立抱悲观，甚而贪生怕死，恐惧退缩，这是军人引以为最大的耻辱。杨杰的这一思想显然与蒋介石的”军人以绝对服从领袖为天职“的说法唱了反调。杨杰要求学员不仅做到为国奋斗牺牲，牺牲还要换取代价，不仅要勇敢地牺牲，还要以个人的牺牲换取国家民族的生存。要达到此目的，必须认真研究兵学的奥妙。他联系一二八上海中日之战进行分析：日本拥有优势之兵力，目无中国，欲以雷霆万钧之势，予我军精神上以莫大之打击，俾以后闻声丧胆，望风披糜，以达成其速战即决之目的，故不惜采取中央突破，此优劣悬殊故也。然日本一二八战争中央突破之结果，虽数易统帅，迭增兵力，然终鲜成效，卒赖浏河方面少数部队登陆，使我军精神感到威胁，意志动摇方始退却。可见中央突破之不易，因中央突破正面精锐牺牲甚大而成功甚小，不可随意采用，尤以我国军队装备素质均形落后，此种方式更不可以轻于尝试。所以，若军人无真知灼见，则小之兵败，大之亡国。现在”吾人既知我国仇之战术，以速战速决为唯一法门，则我之所以应付之者，除应用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然后一举歼灭之消耗战术而外，别无他法，诸君幸留意焉。“显然，还在芦沟桥事变以前两年多，杨杰就已科学地分析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采用速战速决的战术，以此针锋相对，他告诫学员，我国必须采用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然后一举歼敌的消耗战术，来破坏敌人的速战速决的战术。这的确表现了杨杰卓越的军事家的深远眼光。

杨杰在对学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具体地结合国内国际的形势，使学员时时刻刻勿忘祖国处于被侵略，民族处于危机的境地，以此激发学员为抵抗侵略者而勤奋学习。1936年，陆大举行元旦团拜，大家兴高彩烈地过新年。可是杨杰一颗忧国忧民的心，使他不能高兴，也不能平静。他借此机会对学员讲话：“今天是本校二十五年（即1936年）第一次纪念周，同时全体职教学员共举行团拜，庄严纪念总理暨济济一堂交相庆祝的盛况下，本人固然异常愉快，异常兴奋，同时复抱着无穷的希望，然一念及国难日深，外侮日急，仍不觉百感丛生，忧虑交集。”他在讲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在远东方面如苏联增兵，满蒙纠纷，及某国在北满内势力澎涨等等，无非是祸水厉阶。至于我国，更不堪言，不特城门失火，时虞殃及，而日蹙百里，亦恐无以自存。不久的将来，自由竞争的新军事抬头，又必形成世界上土地资源的重新支配的局面，而结果总是像中国一般的弱小民族被牺牲。在这最危险，最难渡的年头，我们既无法闭目自守，又不待沦亡，那末怎么办呢？只有自强自救的方法。杨杰面对现实，清楚地预见到世界大战不久即将爆发，他大声疾呼，要国人正视中国已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了。我们面前只有自强自救一条路，首先就要铲除盲目崇外、依赖外人的思想，要树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杨杰鉴于当时的形势以及敌强我弱的情况，他创造了“五团制之师编制”。指出：这“不仅对于目下应付敌军为有利且为现代新战术运用唯一之产物”，我们“明知国军装备万不如假想敌军，攻势之企图又非爱好和平，以防势为国防方策之我国之所旨取，然外侮之来逼人咄咄，同胞亿万，谁不知远东大战即在目前，谁不欲以赤心碧血收复我被侵土地，凡我军人谁不欲以坚强意志、壮健体力、敏活脑筋、正确判断，为国家一洗积年奇耻，顾利用法有进止有方编制不良，则作战不利，以我肉弹抗彼凶顽，以我逐次防御摧彼速战即决，以平时集中训练战时配属于各师之方式，急造我炮兵。”这就是杨杰创造五团制的主要目的。这里很清楚地看到，远东大战即在目前，更深知敌人是采用速战即决的战略战术，因此，我国就要采用逐次防御的战术摧毁敌人的速战即决战术，同时客观地指出我军装备不如敌人，我军就要以平时集中训练，战时配属各师的方式，尽快地造成我国的炮兵，以应付即将爆发的大战，应付装备优于我军的敌人。杨杰根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孙子兵法原则，了解敌人战略战术，了解到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创造了以弱制强的五团制编制案，以鼓励学员不要产生恐惧敌人或悲观情绪。他希望以此使教育统一，战术思想一致，扫除向来各自为教的弊病，以确立尔后炮兵教育的基础，以应付即将爆发的大战。当然，“五团制”实际上也就是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英勇无畏的民族自毫感，广大的兵源特点，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思想。这种战术思想，在中日战争的具体情况下，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四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的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蒋介石为争取苏联的援助，派杨杰任军事代表团长，前往苏联。以后，杨杰出任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向苏联领导人陈述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及对苏联的影响，也阐明了中国因缺乏武器而给抗战带来的困难，诚恳地要求苏联给予军事物资的援助和贷款等，得到苏联上下的同情与支持。1937年9月21日，中国获得第一批军事物资，10月以前，苏联给中国两次信用贷款，各为伍千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又给中国一亿伍千万美元贷款。

杨杰在苏联期间，经常受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最高领导人的接见，给予很大的重视和关心，这对杨杰思想的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

杨杰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很高的：“我在苏联莫斯科郊外之彼德皇行宫与史大林先生及伏罗希洛夫元帅会见，亘五小时谈话，可称历史上之谈话。而史大林先生之一切态度，言语行动诚可为吾人模范：第一耐烦，第二和蔼，第三诚恳，第四平民，第五对人考察有方，或曰懂相人之法，第自沉毅而精细，伟大人物应具有之条件皆兼而有之。”

苏联政府给杨杰及其随从人员提供过不少的方便。经常让他们参观集体农庄和工厂，以及他们能去的场所。杨杰也因此有机会深入地研究了解苏联的方针、政策、军事策略、计划经济、民主政治、和平外交等等。他还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并特别用心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并做了笔记。

杨杰在许多场合广泛地接触了苏联劳动人民，了解到苏联的社会制度，从而真正认识到：“这个国家是最不需要战争的。然而，它并没有忘记战争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来，它时时刻刻都在充实国防建设，用最有效的办法来武装自己。”他说苏联是一个无产阶级独裁的国家，“党的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杨杰从军事与国防的观点出发，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人”的问题。它的经济建设的特点是工业化，军事化建设两面同时作战的经济体系。苏联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掩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发展的武器。它比其它国家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确地把握现实。苏联领导人对杨杰的关怀与帮助，以及杨杰对苏联社会的研究了解，使杨杰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非常想往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力主中苏亲善，以苏联为楷模，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1940年，在国际国内反苏反共逆流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杨杰被免职回国。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内许多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被排斥，顽固派却掌握了实权。大敌当前，蒋介石却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策划了反共磨擦。杨杰的抗日抱负一概付之东流。从此，杨杰对蒋介石的本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再不把国富民强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身上了，他认识到不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单纯的“军事救国”是没有出路的。

1945年，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辛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蒋介石要杨杰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位，以协助他解决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杨杰拒绝不从。蒋介石又让杨杰为他发动反共内战出谋划策，杨杰却托病休养于重庆大山之中。至此，杨杰的行动完全被蒋介石的特务所监视。中国共产党对杨杰的言行，给予极大的关注，对他进行了诚恳的帮助与热情的关怀。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下，杨杰与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等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领导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展开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斗争。他往返于重庆、昆明之间，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发动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民主运动。

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重庆陆军大学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在“三野”杭鸿模及“二野”陈济生先后来校秘密推动之下，陆大教务长杭鸿志等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陆大准备起义。但是，陆大是受蒋介石长期控制的，为其培养军事骨干的重要基地，要发动起义决非易事。杨杰在陆大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由他出而号召，将会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杭鸿志就请杨杰来做陆大教职学员的工作。杭鸿志是陆大第十三期的学生，是杨杰亲手培养的门生，他深知杨杰在陆大教职学员心中的地位及威望，杨杰的讲话是会使师生们信服的。杨杰当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光荣的任务。

杨杰考虑到，要策动陆大起义，首先得做好教官的思想工作，通过他们再去影响职员和学员及家属；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和共产党打过仗，思想顾虑是较少的。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有些人思想上尚有不少疑虑。针对这种情况，杨杰到陆大进行了思想准备工作。

1949年6月间的一个晚上，杨杰在教官联谊会上用诚恳坚定的语气，向教官们讲了话。讲话中对当时的形势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有人鼓吹“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的大话不仅落空了，反而出现他们有被共产党消灭的局面。我记得，1940年我从苏联回国不久，万耀煌教育长曾邀我到陆大讲过有关希特勒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问题，我认为希特勒的结果不会比拿破仑好，可能还要坏。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民皆兵，幅员辽阔，就象一张吸墨纸，希特勒德国的那点军队等于墨水，会被苏联吸干的。今天国民党军事由优势变为劣势，败局已定，无法挽救，中国是红定了。这次讲话对教官们的思想起了一个很好的启示作用、动员作用，使他们认清了形势，为陆大起义作了初步的思想准备。

在这次讲话之后不久，杨杰再次对陆大的全体教、职、学员作了一次形势报告。

他运用亲和力与离心力的道理，阐明共产党是亲和力在起作用，也就是它与老百姓的关系搞得很好，人民解放军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力量越来越强，由劣势变优势，情报工作搞得好，士气旺盛，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的纪律不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不好，兵源困难，士气低落，情报工作搞得不好，打瞎子仗，由优势变劣势，所以打败仗。它是离心力在起作用的结果。同时，杨杰科学地、正确地判断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作战部署。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是在长江以南（当时西北还未解放）指向川、黔、滇，这是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部署，将切断西北胡宗南部队和四川部队的后路，使这些部队无法逃脱，这一战略部署的成功，将使大西北不战而获得解放。

杨杰的报告，在分析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形势后，向陆大师生员工指出了在新政权下他们是有光明前途的。他介绍了苏联对帝俄时代的旧军官十分重用和优待的情况，认定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一定是要创办正式军事学校，也一定会象苏联那样对待我们，因为我们具有一定的军事技术知识和教学经验，对军事教育还是有用的。

经过杨杰对陆大教职员工的耐心诚恳的解释，也由于他过去在陆大教职工心目中的威望，大家对他的讲话深信不疑，因此，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顾虑消除了，坚定了起义的决心。还有些陆大的校友，受到杨杰讲话的鼓舞，也愿意和陆大教职员工一齐起义，甚至在白崇禧以重金邀请教官们去他们那里工作，也毅然拒绝了，少数教官想飞台湾的建议，也被否决了。

1949年12月1日上午，国民党重庆陆大终于宣布起义，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参加陆大起义的人员，绝大多数分配了工作，特别是教官和学员，几乎全部分配在人民解放军各军事院校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党和人民的信任，使他们能够为建设一支真正强大的人民军队贡献力量。

1949年9月19日，杨杰在周恩来同志的邀请下，赴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途经香港时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杀害了。杨杰虽然没有亲眼看到陆大学员终于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但是，陆大的起义，足以安慰九泉之下的忠魂。前陆大学员至今不会忘记，他曾把全部知识、精力与希望倾注于陆大学员的身上，曾经苦口婆心，呕心沥血教导他们做个真正的人，特别不会忘记，当他们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杨杰老师最后向他们指出了走向人民军队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