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论史

第四节 论杨杰将军的国防经济建设思想

　　“战争是个挥霍无度的浪子，它自己不事生产，却要求一切生产部门大量生产来维持它的寿命。如果一定要它生产的话，那么，它能生产的只有两种东西，胜利与失败。”

现代战争是物质的机动战，也就是工业化和军事化的资源战，因此，国防经济建设的程度，决定着战争所发挥的效能及国家的强弱。本文拟对杨杰将军的国防经济建设理论作些阐述，以求教于各位军事理论专家和学者。

一、国防经济建设的决定因素是物质

经济是国防组织的决定因素之一，而现代的国防组织，经济力量更进一步成为主要的决定因素，经济的中心是物质，因而，国防经济的建设就必须着眼于物质的生产、分配、消费。

从前的一段时间，“三M主义”支配着世界兵学家的思想。“三M主义”代表着国防建设和军事建设的三种要素，一般人认为这三种要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钱，第三个是武器，有了这三种东西就可以从事战争。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奏效很大，德国因为经济恐慌，引起国内的政治革命，吃了一次败仗，“经济”的威力改变了一些军事家的思想，经济力量乃成为近代战争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三M主义”也跟着起了质的变化，于是过去拿破仑三个钱字的军事理论又传诵一时。持经济力量决定一切观点的理论家，到处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其实，经济并不就是金钱，经济的范围包括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与以通货有关的货币金融问题有关；一个部门是与和物质有关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问题有关。通货原是物质交换和流通的媒介，是人类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种种生活资料的代表，通货也是一种物质，它本身也有价值，通货一旦和物质脱离关系，就成为无用之物，金属制成的货币纵使还有用处，它的用途是很有限的。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在作战期间，因为通货膨胀，物质必定昂贵，商人和资本家便纷纷囤积物质，不肯把大批金钱存在手里。等到通货信用破产了，囤积物质的人虽然连一分钱都没有，他们的生活仍然很舒服，没有物质的人，虽然钞票满箱满柜，堆积如山，也不能当衣穿、当饭吃。市场上小至油盐柴米的买卖，大至国际贸易，在通货信用不稳固的时候，必然要恢复到古老的时代，采用物物交换，由此可知，经济的基础是建立在物质上的，不是建立在金钱上，国防经济的建设，着眼在物质的生产、分配、消费，不重视货币金融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货币和金融与国防经济建设的关系。所以，金钱也并非万能，钱多就可以战胜的观点，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虽然“经济战争”这个名词到今天还很流行，可是经济战争的原则却和从前大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济战争，是用经济封锁的办法去窒息敌人，等到敌人的经济力量在长期的战争中枯竭了，军事力量自然就要崩溃，经济力量强大的一边，就可以坐着等待最后的胜利。今天的经济战争，是积极的、主动的争取胜利，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胜利。所以，杨杰认为：“全国的经济力量单单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全部动员，使它发挥战争的效能，还感觉不够；还要更进一步以强大的经济力量造成强大的军备，用强大的军备去压倒敌人，毁灭敌人，胜利是不能坐致的。”

可见，战争的决定因素是物质，不是钱，如果金钱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就不应该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美国军事更不应该失利。因为当时德国并不缺少马克，而美国有的是钱。

随着时代的进步，战争实践的演变，战争经济学家在认识上理论上也大大进了一步，承认了“物质是经济的中心。”然而，杨杰认为：这种认识还是不够的，应该说：“现代战争是物质的机动战。所谓物质的机动战，乃是工业化了的和军事化了的资源战争。”杨杰的这种认识就比较全面了，是理解了问题的实质，因而是深刻的、正确的。大家都知道，美国拥有世界无比的战争资源，拥有世界无比的工业生产力，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不能取主动呢？为什么还不能发动攻势以有效的手段打击敌人？因为美国的工业虽然工业化了，还没有做到军事化。工业化再加上军事化的资源，才能成为战争的潜力，发挥战争的效用。

美国的军需生产费，1942年4月根据预算局长史密斯的报告：“下年度将由五百九十亿增加到七百亿美元。”而美国生产委员会制造坦克车十二万辆，飞机十八万五千架，轮船三千万吨的伟大计划，非到1944年不能完成。可见，钱不是万能的，并非有钱就有一切，所以，战争胜利的凭借，最要紧的就是在质量和数量方面有均占绝对优势的战争机械。这也就是杨杰能在1942年就能预见到战胜法西斯德国、打败日本定在1945年秋夏之交的科学根据。

于是，拿破仑的三个“钱”字的“三M主义”被战争的实践扬弃了，代之而起的是“新三M主义”，它把战争的要素重新规定为：人、物质、机械和摩托。这里指的人，当然是能发生战争效用的“国防人”，物质是能够转移为战争潜力的经济资源，武器是机械化和摩托化的武器。所以，“新三M主义”就是国防经济建设的一个目标，而工业现代化，却是国防经济建设的基础。

从上面分析看出，杨杰的国防经济建设的理论是科学的、辩证的，是从本质上去分析问题：经济，要从物质着眼；物质要从工业化、军事化着眼；武器要从机械化、摩托化着眼。而当时的一些兵学家们却片面、孤立地理解这个问题，认为经济就是钱，物质就是物，因而，往往被战争的实践一次次地否定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认识。而杨杰的军事理论之所以能立于不朽的地位，是因为他把问题不仅与战争实践联系，还与当时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及其特点，以及时代的进步联系起来，这就是他能够科学地预见战争的未来，而超出他同时代的兵学家之故。

二、国防经济建设的重心是工业建设

国防的根本建设是工业建设，同时也是国家生产的根本建设，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求强盛所依托的。尤其是重工业是产生一切“生产工具”的总机关，是促进国防计划的总枢纽。“它的使命，一方面是鞭策陆、海、空军的威力，不断地向前展开；一方面是鼓动国民经济全身的细胞，不停地循环生长。它在国防与经济二者中间的关系，正如海洋与江河，互相流注一样的作用。只要立稳了重工业的基砥，平时仅可就国民生活所需要的条件下，作个别的从容供给。万一国际间有不幸的战祸，便可转换它的任务，在一切军事的需要上，作迅速的大量的供给。”

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有很多例子的，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美等国，能在一周以内，把全国各工厂的平时的从业人员，以十分之六七，加入重工业的范围（即当日全国总动员命令内的工业统制之部）。以支持四年之久的恶战，而卒获胜利。又如“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为了缓和与日本的冲突，向日本提出“互不侵犯”协商，被日本拒绝后，他能立刻把草创的重工业的力量，完全转移到国防建设的范围。不到两年，居然足以自固。所以，不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不能离开重工业建设这条使国家独立富强的出路。

现代的战争是大规模的，全体国民一致动员参加的战争，参加战争的人越多，所需要的军用品的数量越大。同时，因为军事生产的进步，战斗用的武器复杂化、机械化了，战争所必需的物质消耗是大得可怕的，没有大规模的最新式的军需工业便制造不出足够的军用品，军用品缺乏的国家，根本就无法作战，因为“战争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浪子，它自己不事生产，却要求一切生产部门大量生产来维持它的寿命，如果，一定要它生产的话，那么，它能生产的只有两种东西，胜利与失败。”谁能够经常地满足它，不使它感到饥饿，胜利就属于谁。所以，备战的先决条件，在物质方面，是生产组织的军事化。

为什么在世界上的许多战史上，有很多例子说明一个人力、物力、生产力各方面都占优势而对于战争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强国，往往被一个战斗力较为薄弱而在作战准备上占先着的国家所击败，就是这个道理。

例如，英、法在人力、资源上、机械动力上，以及科学的生产技术上，都“可以”作战争的准备，联合的工业潜力比德国要多得多，可是作起战来还敌不过德国。法国是第一等的空军国家，反而要向英国购买飞机，英国是第一等的海军国家，反而向美国租借兵船。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却说，到1943年才有反攻的力量。美国的工业潜力比苏联和德国要强过一倍而有余，罗斯福却大声疾呼，要求全国的国民一致努力去增加军需品的生产。这个例子说明，“可以”准备是一回事，“已经”准备又是一回事。虽然，当时的德国军需品方面可以准备的数量比不上英、法、美，但已经准备了的东西，实在比英、法、美三个国家还多。德国之所以强，就是它先下手为强，它在生产组织的军事化上以及军事动员的准备上下手得早。

德国的梅区将军说：“一国经常的战备，特别是后备军的训练以及马上可以应用的军用品，在战争初发的战役中，有决定的重要性。”苏联的军事理论家斯维新在他所着的《战略论》中写道：“现代的兵器，必须马上大量投到战争中去。它们代表着一种力量，是不应该零零碎碎消耗的。”德苏两国的军事家们很正确地理解了现代战争的性质，同时，在生产组织方面又能够配合着战争的要求，在政府严格的管理之下。做到彻底的军事化，平时的准备，到战时就成为力量。德国的闪电战略，可以用之于兵力上不成比例的荷兰、比利时，可以用之于兵力作战准备上落后的法兰西，但是，一遇到生产组织上高度军事化而且在军需工业动员的时效上又占着优势的苏联，闪电战术就失掉效用了。英美要不是占了地理环境的便宜，伦敦和华盛顿也会遭遇和巴黎同样的命运。

法国最高国防会议副议长法布里将军在1931年2月14日议会上说过：“战时的生产能力，已成为第一等重要的问题。在后没有充分准备了的军需生产组织的，这种军队将很快地失去战斗力。”可惜，法国没有照法布里将军的说法去做，结果失败了。

可见，决不能把军事生产放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展开，在二战时期，战争的前线已经转移到后方工场，工业动员是军事动员的先决条件，大家都知道，打仗要争取时间，如果动员令已经下了，士兵领不到服装，技术工人要重新训练，这样能应付得了突如其来的战争吗？所以，军需工业、军事生产平时就要有计划地进行。

军需工业的范围，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飞机、大炮、机枪、坦克和兵舰的制造，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纺织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皮革工业等等，都属军需工业的范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是因为缺乏面包；1941年莫斯科外围总退却，是因为冬服不全；而香港英军的投降是因水源断绝，据说在军火和食粮的贮备上，应可以支持半年以上。具体战役最缺乏的东西，就是战争最需要的，所以，军事工业与非军事工业中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1916年，英国塔斯纳尔给首相路易·乔治一封信说：“我们根本的错误，就是以为粮食不是战争的军器，而农村不是兵工厂。”

我国三国时期，周公瑾火烧赤壁，他见到诸葛亮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东风，歼灭百万曹军的计划就不能实现；当备战的时节，他哪里会想到东风的重要呢？所以，军事生产组织应该是一个万全的有机体，军需品生产量的大小，必须与战争的消耗量密切地配合，只许有，不许无，只许多，不许少。战争的继续，要求扩大军事生产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理论家认为：战争开始后的头一次大歼灭战，将耗尽一个国家平时所囤积的军需品，假使不能一举把敌人击溃，要继续作战就得扩大军事生产组织，加速机器的运转，使它制造出比平时更多的东西。

据日本大森太郎的估计，一个国家在战时每月应该制造一万架飞机，一千辆战车，三千六百八十万发炮弹，七百六十门大炮。四千八百支重机关枪，八千零八十支轻机关枪，不然，战争便不能继续。

1941年10月15日苏联方面发表苏德开战三个月中双方的损失数字：

苏联德国

坦克七千辆一万一千辆，飞机三千三百架九千架，大炮九千门一万四千门。

照法国勒康将军的算法，1917年每日制造二十万五千发七公分半口径的炮弹，需要九十多万工人，现代的战争，每天一个交战国可能消耗一百二十二万发炮弹，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增加了五倍，其他各种军用品的消耗可想而知，要动员多少人，多少物资，多少机器和工厂来参加这个庞大的生产组织？这个数字算出来，一定骇人听闻。

战争需要军需用品生产组织的扩大，然而，战争的破坏性所造成的大混乱，又直接妨碍了生产组织，限制了它的发展。

第一，由于敌人对于国际路线的封锁，在平时必须从外国购买的原料、半成品和各种现成的货物来不到了，或者减少了。

第二，适龄的壮丁，因为要服兵役，原来种田、做工的大批劳动者离开生产组织，造成壮年劳动力缺乏的现象。

第三，工厂是推动战争的原动力，也是敌国空军轰炸的目标，因此，有些被破坏的工厂要经过相当的时间修理，才能开工。

第四，有些工厂因为原料的缺乏，生产工具缺乏，由于人民购买力下降，销路短缺，自动倒闭。

第五，有些工厂因为适应战争需要，自动或被动改业，以致技术不适合要求，生产的效率自然就降低了。

为了支持战争，争取胜利，就要解决军需工业生产与战争破坏性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是采用强制劳动来解决的。如：希特勒为了要准备战争，在1935年6月26日，颁布了强迫义务劳动的命令，规定平时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都负有对祖国的劳动服务的义务，战时，凡满十六岁的男女青年，一律到劳动营去工作，接受生产训练，开荒、修铁路、植树造林、改良土壤、填海挖河、搭造营房等等，过着有纪律的生活，做着有组织的计划，这就是劳动生产的军事化，目的就是培养军需品生产的干部，以支持战争的胜利。

现代的战争，是“工业战争”，战争的前线就是后方的工厂，大量军需品的生产，需要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和巨大的机械动力、原料、技术工人。因此，在战争发生的危险性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代，平时就注意有计划的军需工业生产是很必要的。当然，也不可忽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应，因为这会影响到人民精神上的振作和心理上的安定。

三、国防经济建设的基砥是科学技术

“国防的根干，是深植在工业繁荣的沃土中，工业的基砥，又是放置在科学家的近于神秘的头脑上。”这是德国宰相俾斯麦说的。可见国防经济建设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今天的国防经济建设是在各种各样的技术专家计划指导之下，由全体人民有组织有系统地长期工作来完成的。

在农业社会里，经济本来是死物，在工业社会里，人类使用科学技术制造机器摩托，物质便自己运动起来，他们也有生命和精神，它分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大量代替了人类的筋肉劳力。农业国家和工业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农业国家的生产劳动，完全靠人力、牲畜和风水等自然动力；而工业国家的生产劳动，则大部分靠人类的手和脑所造成的机械动力。

一个国家工业化的程度，是由机械动力使用的范围和机械动力的效率来决定的，也可以说是由人类的劳力与机械动力在社会生产力总和当中所占的比例决定的。因而，在国防建设方面，越是古老的国防，人力所占的百分数越大，物力所占的百分数越小，而现代的国防，则人力物力所占的百分数与落后的国防恰成反比。

大家都知道，支配现代战争的飞机、大炮、坦克、兵舰和海、陆、空交通运输工具，哪一样不是机械化、摩托化，哪一样不是用机械摩托代替了大量的人力，哪一样用钢铁制造的摩托是人类的血肉之躯所能抵挡得了、比赛得过呢？近代少数民族往往征服多数民族，工业国家必然要侵略农业国家，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把死的物质变成活的。为什么非洲、印度、越南这些天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却是别人的殖民地，中国素称地大物博，至今仍是农业国，这就是因为没有用科学技术把这些死物变成活物。科学技术的发达与否，的确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强弱问题，可见，国防经济建设中科学技术所起的重大作用。杨杰从而指出：“中国在清末和民国初期，国防所以弄得那样糟糕，最大的原因不是中国没有技术专家，而是那般包办国防的烂官僚和旧军阀，不知道利用专家，尊重专家，把技术专家看做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使得仅有的几个技术人才也不能施展其所长，结果，负责的人是包而不办，有学术的人又不敢过问，偶尔有些成绩，片片断断地也无济于事，所以，打起仗来处处捉襟见肘，窘态毕露。”杨杰在这里提出了不仅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要尊重与此有关系的人，也就是说，要尊重技术专家，要提高他们的地位，不要让他们不得不整天钻到油盐柴米里，抛开或影响了正当的工作。这的确是针对着旧社会的实质而提出问题。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大胆地侵略中国，以及中国在抗战中间之所以被敌人占去了广大的领土，就是因为我们的国防力量太弱，而我们面对着的是拥有全副武装现代化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敌人，要把他们打败，自然也要建设现代的国防，组织足以战胜敌人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技术装备的军队，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发展科学技术。

我们再来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迅速崛起的例子，就能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科学技术对于国防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受到凡尔赛条约的严格限制，不许德国有超过十万以上的陆军，一万吨级以上的战舰，不许德国有潜水艇，不许建设空军；外交上英、法领导的国联包围德国，要德国遵照和约，安分守己；经济上，马克等于废纸，还要负担巨额的赔款。可以说已经陷于破产，民不聊生。德国此时，除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起重机运不走，其他都被拉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一等强国，军事、经济、文化都被压制在国防水平之下。可是，凡尔赛条约虽然苛刻，却没有禁止德国科学家创造发明的条款，也并未限制德国人的生产劳动。德国人就凭优越的技术，拼命地做工，增加生产，制造出来的机器和商品，自己不用，运到外国去换钱，把目标集中在经济上，马克价格低，便将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隔离开。国内贸易用马克，国外贸易用商品，把赚到的英镑、法郎、美金存到国家银行里做备用金。在外交方面则低首下身，到处诉穷，以博得国际上之同情，达到缓和赔款的目的，并利用机会得寸进尺，把握住国际的矛盾，离间英、法，分化协约国的阵线，撤退了莱茵的驻兵，又加入了国际联盟，减轻赔款，经济上慢慢恢复了独立自主，露出了国防水面，再加上意国的声援，英国的暗助，1933年的洛桑条约把德国赔款又减为十三万万马克，军备会议便要求军备平等，经济力量一充实，外交态度就强硬了。军备方面，军舰虽不超过一万吨，然而袖珍军舰反比三万五千吨的军舰更加便利。陆军表面上虽不过十万人，实际上却是全民皆兵，飞机、大炮、坦克都在暗中制造。希特勒利用、迎合民众的心理，以摧毁压制德国的凡尔赛和约为口号，被民众拥上政治舞台，以力争军备平等做口实，毅然决然地于1932年宣告退出国际联盟。在外交上，勾结意大利、拉拢日本，这样，便以崭新的姿态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进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见，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它不仅发展生产，而且在复兴国防、建设国防中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这在今天它更是重要，已成为无可非议的问题了。

一个实业落后的国家，要想在最短期完成国家工业化，它可以享有人类文明的成果。用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方式去经营，不必再走冤枉路。它必须把实业发展的顺序颠倒过来，迎头赶上，从建立重工业开始，重工业基础打好以后，再逐步发展轻工业。它必须一开始就采取大规模的集中生产方式，使全部生产系统合理化，这叫做“后来居上”，日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从建立重工业开始的，苏联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也是由重工业开始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从实业革命开始，辛辛苦苦地奋斗了将近二百年之久，才把工业由蒸气动力时代推进到电气动力的大门，才使交通工具由火车、汽船、汽车、电车进化到飞机。一个农业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可以从电气工业开始，从飞机运输开始，无疑地要占很大的便宜。但是农业国家一来缺少最进步的科学技术，二来缺少最有效的机械动力。而这两种东西是任何农业国家走上工业化的过程中所必备的。没有机器，地下蕴藏的物质资源无论怎样丰富，都是无法大量开发的。有了机器，没有操纵机器的技术，机器仍然是死的东西，不会发生机器效用。因此，农业国家必须从先进的工业国家购买大批量的基本工矿业所必需的机器，聘用一批最优秀的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担任设计指导，然后才能迎头赶上。当然，这只是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之计，有了外国专家做师傅，自己就得马上学习，加紧学习，造就大批本国的技术家和工程师来，使科学技术在最短期间获得自主独立。

跟外国专家学习是技术的模仿阶段，只能学到一般的技术，特殊的技术是不容易学到的，而一个国家若要在战争中得到胜利，技术水平落后是不行的。所以，自己有了技术以后，就得发挥国民的创造天才，由技术的模仿阶段过渡到技术的创造阶段，使本国的技术在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展中保持最高水平，这是很重要的。

关于技术干部问题，杨杰主张在战争期间（抗日战争），选派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到英、美、苏等工业先进的同盟国家去。参加到他们实业的各部门去学习各种实用的生产技术，不必限定学习时间，什么时候确确实实地把应当学习到的学好了，就算毕业，这些青年回来后，就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干部。与此同时，在国内发起一种以提高技术水平为目标的社会运动，使技术优越的农民、工人、军官、士兵、教职员、学生、科学家、诗人、医生等等，都能在社会上发生作用。把中国已有的技术知识积极地扩充它的数量，提高它的素质，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一定能够发生惊人的效力，保证国防军早日驱逐敌人出境。

在处于抗日战争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当时，杨杰提出了科学技术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使人们充分认识它对一个国家、民族兴衰、强弱的重大作用，从而重视和尊重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并提出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怎样迅速培养提高技术干部的具体办法，这些，深深表现了这位军事家对祖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以及热切渴望祖国富强独立的高尚爱国主义情操。

四、中国的国防经济建设

“中国自古就是以农立国，到现在还戴着‘农业国家’的头衔，我们的生产方式还是中世纪的落伍的生产方式，我们的文化还停滞在半封建社会的阶段，农业经济制度，在今天就是奴隶的经济制度，世界上的强国中间，没有一个把经济重心放在农业上面。”这段话中，杨杰谈了两个深刻的问题：一个是正确地认识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一个是指出了必须改变“农业国家”的现状。这是能真正结合到中国的国情了。他进而指出，希特勒征服了法国之后，要求贝当政府允许把法国的一部分工厂迁往中部，目的就是把法国变成一个农业国家，使她“殖民地化”，使她永远受纳粹德国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口口声声和我们讲亲善提携，“七七事变”以后，果然把占领区的丰富资源连同工厂里面的机器一批一批地运了过去，再把国内生产的商品携了过来，可见，经济提携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他们“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政策，就是十足的殖民地经济制度，根本用不着再“化”了，只要帝国主义者用束缚压迫的方法摧残中国的民族工业，使它不能独立、自由、向上发展，我们就只好过着奴隶式的生活，永远不得翻身。杨杰说：“敌人要我们安于现状，我们偏偏要打破现状，拼命推进我们的产业，开发它、发展它，把国家的经济重心很迅速地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使农业中国，变成工业中国，并完成农业机械化。”

当然，在艰苦的抗战时期中去做经济建设工作，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工作的艰巨而放弃不做，因为后方的经济建设，不亚于前方数百万将士的浴血抗战。巨大的人力物力，如果不和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配合，根本不会产生军事价值，根本不会发生战争的效能。我们虽拥有广大的人力和未开发的地下蕴藏，因为产业落后的关系，很少能发生国防的效用，成为战争的潜力。

英国记者赫德森曾说过：“中国不但人口五倍于日本，即天然矿产与工业原料，也都远在日本之上，特别是煤、铁与棉花的生产，如果中国与日本都自1870年同时维新，并且进步的程度相等，那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中国无疑是远东霸主，日本仍不过是小小农业国家，仅居东亚第二军国而已。”

中国地下埋藏着约二百五十万吨煤，单是山西省的藏煤量就约占全国的一半，等于日本全国煤量的三十倍。铁矿的藏量，据专家估计约十一万万吨，察哈尔的宣化就藏有九千万吨，比日本、朝鲜藏的总量还多。煤油可以自给。东北四省地下藏着全国百分之十八以上的煤，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煤油，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铁，这正是我们中国的生命线，正是国防工业的仓库，正是中日战争的导火线和终结点，必先收复东北失地，中华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才能实现“工业中国”的理想，才能永久适存于世界。

杨杰指出：日本的战略是十分恶毒的，她第一，要确实占领巩固并控制中国轻重工业的资源；第二要彻底破坏中国后方各地新兴的轻工业；第三，要完全断绝中国的海外补给线。假使这三项目的都达到了，我们就要活活地被它绞死，它就取得了决定性的永久胜利。所以，中华民族自卫战争的策略，就是武装全国民众，破坏敌人既得的胜利，粉碎敌人的一切企图，将敌军消灭，至少，逐出国境以外。

德国作家汉司兰博士曾说过：“武力或战争，并不能威吓科学与工业极度发达的国家而使他屈服。因为人人习于工业，便不难把全国民众，于短时期武装起来，为国效命。”

因而，我们的武装基础，就是建筑在我们经济制度的加速发展上。国防经济建设的真正目的，一般来说，当然是在满足平时的军事需要，并准备把全部工业系统地组织起来，随时动员去适应战时激增的军事需要，同时，还要使一般经济制度的各个部门，都配合着战争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向前迈进。杨杰认为，在艰苦抗战的今天，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经济建设的重心必须放在工业的发展上，尤其是战争工业的发展上。这就迫切要求：

1.尽先挖掘后方各地的煤矿，开采后方油矿，建立大规模的炼油厂，以解决战争工业燃料问题。

2.尽先开采后方各地的铁、锑、锡、锌、铜、铝，建立大规模的炼铁厂、炼钢厂、冶金厂，以解决战争工业的原料问题。

3.尽先建立大规模的发电厂，以解决战争工业的动力问题。

4.尽先建立大规模的兵工厂、引擎制造厂、机器制造厂、飞机制造厂、汽车制造厂，使战争机械得以自足自给。

5.尽先建立酒精制造厂，迅速发展酸碱工业及其他军事化学工业，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杨杰提出以上这些具体措施，都是结合中国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以及中国实业落后的具体情况，对于我国加强国防经济建设是很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能获得自己独立的战争工业，有了大量自制的进攻武器——飞机、坦克、大炮，才可以和敌人独立作战；使我们国防军的装备上、素质上、数量上都赶上了甚至超过敌人，我们才有把握击退进攻的敌人而获得真正的胜利。不然的话，纵使我们得到友邦物质上、军火上的援助，胜利地结束战争，但其结果，把旧的统治者赶跑了，又来了一个或几个新的统治者，落得一场空欢喜。

所以，杨杰指出：“真正的胜利是建筑在大后方重工业巨大的机械动力上的；战后的和平，也必须依赖自己各种产业的力量来维持。”同时，“国际地位取决于军事力量所发生的经济地位，产业和国防工业的地位。”

因而，在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防经济建设由于中国经济制度所不允许，我们只能在许可的条件下，集中政府、人民的力量，一方面逐步完成以充实国防为目标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巩固并发展独立的民族资本。为了加速完成中国的国防经济建设，政府除了发行国内公债，也可以利用外资或友邦的借款，当然，借款条件决不能有损国家主权和利益；不能以国家和地方税收为担保；不能以事业经营管理权作为担保；不能以国家的资源和权利或用外国人才、采用外国原料为交换条件。只有这样，借到的外债才能充实国防经济建设。我们在后方建立了稳固的战争工业据点，在消极方面，我们用不着畏惧敌人的经济封锁，在积极方面，我们可以运用自己工厂里武装起来的军队，夺回被敌人占领的工业资源地，更进一步扩大并加速中国产业的发展，实现“工业中国”的理想和计划。

所以，国防经济建设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交通运输问题、农田水利问题、财政金融问题、贸易管理问题、渔林畜牧问题，都与国防经济建设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国防工业未建立，民族资本未巩固之前，它们是不会脱离经济重心而单独发展的。

综观杨杰的国防经济建设理论，我认为要注意下面几点：

1.杨杰的国防经济建设理论，是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因此，理解他的国防经济建设理论，不能离开那个时代。

2.战争的进行，需要后方不断地供给，谁能满足战争的需要，谁才能坚持战争，取得胜利。

3.国防经济建设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国家工业化，这就与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紧密联系着，因而，发展重工业，发展科学技术，在平时就要注重。并且要了解它们之间的重要相互关系。

4.从战争机械化的完成时间，就可以推测到战争的反攻时期以及取得胜利的时间，这就是杨杰能够科学预见战争结局的根据。

5.尽管今天处于原子时代，但谁敢玩火自焚？因而，杨杰的国防经济建设理论，仍不失其效用，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我国在进行四化建设，也绝不能忽视军事后勤的建设、国防经济的建设，否则万一战机一起，就会造成手忙脚乱而处于被动地位。

不妥之处，求教于各位首长、专家及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