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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灾前防御思想
明代灾害频繁发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导致了比以往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当时的救荒思想中，灾前防御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有仓储备荒思想、发展经济备荒思想、祈攘思想。
（一）仓储备荒思想
从夏代开始，国家就设立太仓以储备粮食。《礼记》也有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汉耿寿昌建常平仓，平抑物价，调控粮食流通。隋开皇五年（585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劝课当社，共立义仓，以备水旱。常平、义仓随着国家监控能力的起伏，时设时禁。南宋朱熹设社仓。明代政府把预备仓、常平仓、社仓、义仓等作为仓储备荒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设置的预备仓，当时“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并对预备仓仓谷来源、目的、管理方式做了规定。丘浚论曰：“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当时人们认为“夫当事变未来预为之所，则意思整暇，易于擘画。及其事变无至，而后为之图，则手足冗迫，难以支分”。实际上继承了历代“救荒恤患，尤当在蚤”的古训。
俞汝为也提出了“积储”是为了“养民”的思想。其论曰：“古之人积储有二：有积之公者，去侈糜而不耗于用，去冗滥而不耗于食是也；有积之私者，薄赋税以裕民之财，定法制以节民之用是也。积之私家，所以养民也；积之公家补不足而助不给，亦所以养民也。”对于建立仓储的费用来源于“侈糜”、“薄税”而得来，并不“耗于用”、“耗于食也”。其运作方式是“讲究必在平日，措处必在丰年”。
徐光启也十分重视为备荒而准备积蓄。他引玄扈的《除蝗疏》中说：“国家不务蓄积，不备凶饥，人事之失也”。他还引用杨溥之言，叙述了明初洪武年间的积蓄管理。“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无为心。凡有预设备荒定制。洪武年间，每县于四境设立仓场，出官钞籴谷，储贮其中。又于近仓之处，佥点大户看守，以备荒年赈贷。官籍其数，敛散皆有定规”。徐光启对洪武时期的积蓄情况充满了褒扬。
总之，仓储备荒思想古以有之，到了明代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对政府的仓储备荒措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发展经济备荒思想
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增加人民收入，以此来增强抗灾能力，这就是发展经济备荒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在国家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农民占据着总人口的绝大部分，传统社会更是如此，因此发展经济在中国古代社会更重要的是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裕民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备荒思想的基本内容。
裕民思想主张藏富于民、省上厚下，其认为“然思国家之财富，不在于国而在于民，人臣之理财，不繁于上而裕于下”。裕民的实质是主张使民间富裕，增强自身的救荒能力。在贫富关系上，大多数思想家并没有按照省上厚下的思路来考虑主张藏富于贫民，而是主张保富民。这主要与大多数思想家的阶级立场决定的，这实质上也解决了为什么省上厚下思想与贫富关系思想争论的来源问题。明清之际，中小地主经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他们一方面对民间的疾苦比较了解，对救荒中的问题深有感触，因此主张裕民政策，省上厚下、藏富于民，使民间的救荒能力得到加强，这可以消除救荒过程中层层中间环节的弊端，使救荒落到实处，中小地主也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在贫富关系问题上，着眼于地主自身的利益，提出“富者，贫之母，贫者一旦有缓急必资于富”。在经济发达地区提出了“田主赈济佃户论”，主张保富政策，因此裕民思想的实质是明清时期中小地主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提高的情况下备荒思想的新发展。即“富家臣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
徐光启也十分重视增加农民收入，以此增加他们的抗灾能力，并强调统治者有增加农民的财富，增强农民的抗灾能力的责任。他引用《淮南子》的话：“是故人君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逐长，五谷繁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树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枕，秋蓄蔬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徐光启主张政府不能向农民征收过高的赋税。他借《谷梁传》之言：“古者税十一，丰年补助，不外求而上下解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可见，徐光启是主张藏富于民的，反对统治者对农民的过分掠夺。农民的财富多，抗灾的能力也就会相应地增强。
徐光启还主张统治者要给人民一个获取财富的充分的空间。他引荀子的话说：“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窖、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他还引晁错之言：“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馁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他主张整个 生产是畅通的，统治者不要为社会生产设置障碍，士、农、工、商各从其业，社会的财富 也就会得到增加。这是比单纯的重视积蓄更为积极的做法。在以上两个条件具备后，徐光启为百姓获取财富提供了几个自己的方法。如通过种植树木可以致富，可以备荒。徐光启用了不小的篇幅讨论了种植树木的好处，畅谈树木是致富救灾的一大途径。他说：“古人所谓‘木奴千，无凶年’，非虚语也”。他收集了许多其他人的著作，了树木救灾之功用。他认为栗可以救灾。“《本草》所谓‘栗厚肠胃，补肾气，令人耐饥，’殆非虚语”。柿可以救灾。“《荒政要览》日：‘三月间，秧黑枣，备接柿树……凡陡坡地内，各密栽成行，柿成。做饼以佐民食。’”而且什么树木都可以备灾。“《务本直言》云：‘古人云：木奴千，无凶年。木奴者，一切树木皆是也：自生自长，不费衣食，不忧水旱；其果木材植等物，可以自用；有余，又可以易换诸物。若能多广栽种，不惟无凶年之患，抑亦有久违之利焉。’”
（三）祈攘思想
祈攘主要是用祈祷和攘灾的方式寻求灾荒不要出现以获得农业的丰收。“祈”与“攘”都是对超自然力一种崇拜，“祈”是一种消极被动地接受这种超自然力的安排，希望由它带来丰年，因此明代全国各地都出现过“敬祈祷”、“祈年”、“祈谷”这样的行为，就政府方面来说如嘉靖十年（1531年）“春正月辛卯，祈谷于大祀殿”。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辛巳，祈谷于南郊”。“攘”是一种在意识上较为主动地，以人类自身的能力破解超自然力的破坏作用，从而达到丰年或消除饥荒的一种行为。这两种思想很明显都是建立在对超自然力的崇拜上的一种迷信思想，但这是当时社会对对来年丰收的一种企盼，也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消除饥荒发生的可能。
（一）仓储备荒思想
从夏代开始，国家就设立太仓以储备粮食。《礼记》也有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汉耿寿昌建常平仓，平抑物价，调控粮食流通。隋开皇五年（585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劝课当社，共立义仓，以备水旱。常平、义仓随着国家监控能力的起伏，时设时禁。南宋朱熹设社仓。明代政府把预备仓、常平仓、社仓、义仓等作为仓储备荒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设置的预备仓，当时“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并对预备仓仓谷来源、目的、管理方式做了规定。丘浚论曰：“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当时人们认为“夫当事变未来预为之所，则意思整暇，易于擘画。及其事变无至，而后为之图，则手足冗迫，难以支分”。实际上继承了历代“救荒恤患，尤当在蚤”的古训。
俞汝为也提出了“积储”是为了“养民”的思想。其论曰：“古之人积储有二：有积之公者，去侈糜而不耗于用，去冗滥而不耗于食是也；有积之私者，薄赋税以裕民之财，定法制以节民之用是也。积之私家，所以养民也；积之公家补不足而助不给，亦所以养民也。”对于建立仓储的费用来源于“侈糜”、“薄税”而得来，并不“耗于用”、“耗于食也”。其运作方式是“讲究必在平日，措处必在丰年”。
徐光启也十分重视为备荒而准备积蓄。他引玄扈的《除蝗疏》中说：“国家不务蓄积，不备凶饥，人事之失也”。他还引用杨溥之言，叙述了明初洪武年间的积蓄管理。“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无为心。凡有预设备荒定制。洪武年间，每县于四境设立仓场，出官钞籴谷，储贮其中。又于近仓之处，佥点大户看守，以备荒年赈贷。官籍其数，敛散皆有定规”。徐光启对洪武时期的积蓄情况充满了褒扬。
总之，仓储备荒思想古以有之，到了明代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对政府的仓储备荒措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发展经济备荒思想
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增加人民收入，以此来增强抗灾能力，这就是发展经济备荒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在国家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农民占据着总人口的绝大部分，传统社会更是如此，因此发展经济在中国古代社会更重要的是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裕民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备荒思想的基本内容。
裕民思想主张藏富于民、省上厚下，其认为“然思国家之财富，不在于国而在于民，人臣之理财，不繁于上而裕于下”。裕民的实质是主张使民间富裕，增强自身的救荒能力。在贫富关系上，大多数思想家并没有按照省上厚下的思路来考虑主张藏富于贫民，而是主张保富民。这主要与大多数思想家的阶级立场决定的，这实质上也解决了为什么省上厚下思想与贫富关系思想争论的来源问题。明清之际，中小地主经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他们一方面对民间的疾苦比较了解，对救荒中的问题深有感触，因此主张裕民政策，省上厚下、藏富于民，使民间的救荒能力得到加强，这可以消除救荒过程中层层中间环节的弊端，使救荒落到实处，中小地主也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在贫富关系问题上，着眼于地主自身的利益，提出“富者，贫之母，贫者一旦有缓急必资于富”。在经济发达地区提出了“田主赈济佃户论”，主张保富政策，因此裕民思想的实质是明清时期中小地主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提高的情况下备荒思想的新发展。即“富家臣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
徐光启也十分重视增加农民收入，以此增加他们的抗灾能力，并强调统治者有增加农民的财富，增强农民的抗灾能力的责任。他引用《淮南子》的话：“是故人君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逐长，五谷繁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树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枕，秋蓄蔬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徐光启主张政府不能向农民征收过高的赋税。他借《谷梁传》之言：“古者税十一，丰年补助，不外求而上下解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可见，徐光启是主张藏富于民的，反对统治者对农民的过分掠夺。农民的财富多，抗灾的能力也就会相应地增强。
徐光启还主张统治者要给人民一个获取财富的充分的空间。他引荀子的话说：“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窖、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他还引晁错之言：“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馁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他主张整个 生产是畅通的，统治者不要为社会生产设置障碍，士、农、工、商各从其业，社会的财富 也就会得到增加。这是比单纯的重视积蓄更为积极的做法。在以上两个条件具备后，徐光启为百姓获取财富提供了几个自己的方法。如通过种植树木可以致富，可以备荒。徐光启用了不小的篇幅讨论了种植树木的好处，畅谈树木是致富救灾的一大途径。他说：“古人所谓‘木奴千，无凶年’，非虚语也”。他收集了许多其他人的著作，了树木救灾之功用。他认为栗可以救灾。“《本草》所谓‘栗厚肠胃，补肾气，令人耐饥，’殆非虚语”。柿可以救灾。“《荒政要览》日：‘三月间，秧黑枣，备接柿树……凡陡坡地内，各密栽成行，柿成。做饼以佐民食。’”而且什么树木都可以备灾。“《务本直言》云：‘古人云：木奴千，无凶年。木奴者，一切树木皆是也：自生自长，不费衣食，不忧水旱；其果木材植等物，可以自用；有余，又可以易换诸物。若能多广栽种，不惟无凶年之患，抑亦有久违之利焉。’”
（三）祈攘思想
祈攘主要是用祈祷和攘灾的方式寻求灾荒不要出现以获得农业的丰收。“祈”与“攘”都是对超自然力一种崇拜，“祈”是一种消极被动地接受这种超自然力的安排，希望由它带来丰年，因此明代全国各地都出现过“敬祈祷”、“祈年”、“祈谷”这样的行为，就政府方面来说如嘉靖十年（1531年）“春正月辛卯，祈谷于大祀殿”。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辛巳，祈谷于南郊”。“攘”是一种在意识上较为主动地，以人类自身的能力破解超自然力的破坏作用，从而达到丰年或消除饥荒的一种行为。这两种思想很明显都是建立在对超自然力的崇拜上的一种迷信思想，但这是当时社会对对来年丰收的一种企盼，也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消除饥荒发生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