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谷

后记

　　改写完了《子午谷》最后几个字时，拉萨的天气已经进入深秋了，揉了揉发胀的双眼，看着困扰了我几年的书稿终于完成，不禁长出了一口气。有生之年干完了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是马上离开这个世界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走出暂居的小屋迎着日光城灼人的阳光，抬头看了一眼仿佛伸手可及的朵朵白云，在雄伟的布达拉宫金顶上轻轻飘过，身心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布达拉宫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建筑，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金碧辉煌充满了无法探知的神秘。站在山脚下顿时感到自己十分渺小，渺小的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条船，在浩瀚无垠的海面随波逐流。感觉到自己渺小的同时，又感到了先民们的伟大，是他们用自己精湛的技艺，为后人留下了这座精神丰碑，供人们日日朝拜也迎接着八方来客。也让我这个凡夫俗子从他的雄伟大气中，感悟到了生命的某种价值，也寻找到了创作的灵感。

这些年看到自己的熟人和朋友，被突发意外或疾病夺去了生命时，越发感知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如果不能给别人留下点什么，假如猝死又拿什么来让他们怀念自己，让人们拿什么来记住自己。想到了这些，觉得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和困难，自己都应该完整地干完一件事情，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愧对自己，也才能让自己的生命充实起来。这也可能与我年轻时记下的格言有关：干完一件事，读透一本书。多年来，我一直遵循着这句话来做事情，并用自己的方式品读着社会这部大书。

书稿终于要付印出版了，半点也高兴不起来，感到极度的诚惶诚恐。生怕粗浅的文字功底和东拼西凑的故事情节，不能登大雅之堂也难入法家之眼。尤其是采用了真实的地名为写作背景，心理负担和压力就更大，如在写作过程中稍不注意就会招来一片骂声，而且还是来自家乡的骂声。对家乡的风俗民情了解得不多，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地名只是创作的需要，并不是哪个地方真的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书中所写每个地方的场景都是真实的，也比书中所写要美许多，因水平所限实在无法超越自然的美景。我只是个文学爱好者，并不是吃“写作”饭的专业作家，也是个徘徊在艺术殿堂外的“文学边缘人”，挨骂肯定是在所难免的。

我把自己定格为“文学边缘人”一点也不假，虽然十分喜欢文学，从当年的文学青年到现在的“老”文学爱好者，始终无法接近文学，也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更没有多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样，徘徊在文学艺术的大门外。而不甘从此放弃文学的我，仍然在默默地承受着各种压力，锲而不舍地追逐着心中的梦想，一直游走在梦想与现实的边缘之间。

早在多年前，就想为自己的家乡写点东西，想把自己美丽的家乡介绍给更多的人，也让大家都能知道汉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有美不胜收的自然山水，也有淳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汉中人，热切地期盼着各地的汉族人，能够回到自己民族的老家观光旅游。在我的同事和朋友圈内，他们也从我的口中知道了汉中更多的历史文化和风俗。无论在聚会还是闲谈中，我都不放过向别人介绍自己家乡的机会，只要大家都记住了汉中或是认识了汉中，也算是对生我养我的土地一种回报。

这些年一直在外奔波忙于生计，加之所构思的选题庞大，水平有限平日也较疏懒，读的书很少底气不足。特别是工作生活在世界屋脊的拉萨，独特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变得就更加懒散了。并不是生活在这儿的人们不爱学习，而是多读一会儿书就感到头昏脑涨，缺氧也导致记忆力严重下降，读过东西也所记不多，就连写东西时一些常用的词和句子也是记不起来，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加上工作繁忙更是抽不出时间来读书学习和写作。一位从事书法写作的朋友说，他每写一副书法作品累得就要虚脱一般，更无法想象长篇小说创作的艰难，这其中的辛劳只有自己知道了。

拉萨人的生活节奏较内地要慢，每天看到街上转经的人流外，就是三三两两的游客们不时驻足“指点江山”在观光，这些游客中多数为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和来西藏探秘的背包客。很难看到匆忙的上班身影，也看不到打工者奔波的脚步。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不迫，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祥和平静，大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般的超脱。到了周末邀三五好友或带上家人，找一树林自带吃食过起了“林卡”，人们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唱歌，倒也显得悠闲自在其乐融融。拉萨人的休闲也派生出了许多相应的配套设施，如度假村、茶园、酒吧和各种特色的饭庄比比皆是，没到周末都已爆满，还有经常吃饭排队的现象发生。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拉萨也进入到了快车道的发展中，各种酒店宾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多了起来，仍然是宾客如云生意兴隆。

看着别人那样肆意打发着时光，真恨那些流失的光阴不属于自己。作为记者收入本就不高，尤其在物价高昂的拉萨，如果一天不努力工作就要面临饿肚子的危险。2002年的秋天，由于工作劳累和思想压力过大，在自己刚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就生了一场病，向单位请了三个月的病假想缓解一下过度疲惫的身心。借着这“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机会，开始构思酝酿这部书的大纲。经过近一个月的痛苦折磨和回忆，一些渐已淡忘的故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些远去的人和事又像放电影似的在眼前闪现，凭着灵感连忙将大纲写了出来，也算是对古道的一个交待。就在准备正式创作时，生存的危机再次迫使我合上稿纸，不得不四处奔忙。

这年的秋天，我的爱女也有半岁了，为了减轻对女儿的想念，想以这部书的写作来迎接女儿的成长，可惜只列了个大纲再次放下，使我感到对不起女儿更对不起子午道上的人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是专写给女儿的，也是我给她的礼物。

她出生在四川生活在重庆，让她不要忘记自己的祖籍是在陕西南部的子午古道上。

因为种种原因，她在内地出生时我没能回去，直到她三岁时才见第一面。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个称职的父亲和丈夫，没有亲眼看到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尽到义务及责任。这件事也成了我一块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也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这几年里，我几次去看望过女儿，也带她回过陕西老家。面对我这个突然出现的父亲，女儿显得有些生疏。我也清楚地知道，要想让女儿接受我这个陌生的父亲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份迟来的亲情，尽量地满足着她的各种要求，生怕自己的不小心又使她疏远了我。渐渐的，女儿也和我有了一些感情，我也感到更离不开女儿了，远在他乡没有女儿在身边，我的生活就像处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里。想她了只能从照片上看她可爱的模样，和从电话里听她给我背诗唱歌，来慰藉一下自己痛苦的心灵。我的生命已经和女儿融为了一体，今天的苟活就是为了女儿更好地成长，将我的生命意义延续下去。

我一边要忍受思念女儿的痛苦，又要忙于工作应付生活，还要经受个人情感上的裂变惨痛。为了不让这些俗事将自己击垮，也为给女儿留下一笔精神财富，我忍受着工作的压力和劳累，从席枕间翻找出了《子午谷》书稿的大纲，拒绝了一切社交活动开始了书稿的创作。好在工作不是坐班制，大部分的时间由自己安排，只是每月完成任务就行，这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只好边干工作边写作。当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时，情感的波动和各种因素的影响，始终无法摆脱创作中所遇到的难题，也走不出个人狭小的创作空间和误区，不能站在局外来审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使我再次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与迷惘中几乎不能自拔。

制作纪录片和写小说虽然都属于艺术创作，但又各不相同。当在做节目时脑子里想的却是小说创作，写小说时又受到了电视节目的影响，时常弄得自己既不会做节目也不会写小说。而思维也在不断跳跃，经常还会出现短路的现象，为此也引来了领导的多次批评，便不断问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两种工作，两个角色为什么老是转换不过来？

在拉萨的几年里，我一直暂住在布达拉宫右侧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的一所平房里，离布宫的围墙只有二十米远，每天早晨围墙外的转经道上就会传来转经人群的诵经声，和布宫金顶上偶尔传来的长号声，加上每逢藏历初一和十五从转经道上飘来的桑烟，使人感到像置身在虚无缥缈的另一个世界。

房子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物，传统的土木结构。土坯墙和破旧的门窗以及铁皮房顶，无一不记载着这所房子的陈旧，简易的院墙是用木板做成，院子里的水泥地面早已破损，露出了泥土的真实面目，从外面乍一看十分的破烂，与整个广电大院的建筑极不协调。为了掩饰房子的丑陋，每年的春天就在院内种上旱地莲、牡丹和各种小花，还有盆栽的葡萄和观赏桃树，想为这破败的小院增加点生机。

到了初秋季节，院子里的各种花草竞相开放，长藤的旱地莲就爬满了四周的围墙和门窗边，连院子内走路的通道也被挤满，引来了大批的蜜蜂前来采蜜，成天“嗡嗡”的就像置身于花海蜂场一般，也引得朋友和同事经常过来赏花。我在院子的中间撑起了一把遮阳伞，下班后泡一壶清茶端一把藤椅，和同事一边赏花品茶一边畅谈文化艺术和工作，一边抬头看着布达拉宫的侧影和金顶，猜测着金顶下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渐渐的，我也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小院，并开玩笑地命名为“木篱斋”，也把这个陪了我好几个春秋的房子当成了自己在拉萨的家，无论在外应酬再晚还是出差时间再长，都想急于回到这个家来。只有看着自己亲手栽种的花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我那颗漂泊的心才会感到踏实，时常被苦闷忧郁包围的心情才会舒畅一些。

每年的十一月份，院子里的花草也无法抗衡自然规律，在高原严寒的摧残下纷纷凋零，整个院子里顿时显得十分萧条颓败，人的心情也像跌入到了荒漠中样荒凉。等把那些枯枝败叶全都清理出去后，院子里的地面木篱和斑驳脱离的墙壁，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显得比以前更加空旷。

记得有一年春节回内地休假，离开两个月后刚一踏上拉萨的土地，猛然感到有种无法言说的荒凉袭上了心头。内地已是油菜花开春光明媚的季节，而青藏高原的大地还没有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似乎没有半点春到高原的感觉。此时藏历年刚过不久，难怪和内地有着不同的季节景致，西藏的气候是以藏历为准的。我刚走进木篱小院，一种无法适应的陌生感油然而生，感觉到自己只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过客，这里根本不是自己的家。虽然在这块土地上打拚了多年，但自己仍然无法副入到这个城市中，无论自己怎样努力适应，总感到这里是别人的城市。早在刚走出位于布达拉宫左侧的民航局时，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我拖着皮箱走在布达拉宫的广场上，看着曾经熟悉的一切，突然感到是那么的陌生和遥远，穿过广场我几乎走了近二十分钟。

打开木篱小院的铁皮门，久久地站在院内没有勇气走进房门一步，心里也在一遍遍地叩问自己；这里是我的家吗？我的家到底在哪里？是陕西还是四川和重庆？

因四川和重庆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驿站，而老家是否还会欢迎我这个天涯游子，家对一个长年漂泊在外的人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当年就是看不惯老家的许多事情才远走他乡的，难道还要重新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吗？

直到同事们听到我回来的消息过来看望时，我才从这种巨大的悲哀中解脱出来。同时，心里急切地盼望着拉萨的春天快些到来，好播下了花草的种子，希望满院的花草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情。哪怕是一丁点绿色也好，也不至于空旷的让人心寒。

到了花种刚钻出地面时，我就开始关注它们的生长，像侍弄一件艺术品样给它们浇水除草，盼望着它们尽快长大开花。可一旦开花后，我的注意力就从它们生长的过程中转移到了鲜艳的花朵上，虽然季节的变暖花草生长的更快，那种企盼它们快点长大的心情已没了以前那么强烈，只是感到心情与以前有些不一样罢了。

秋天到了又是一个春华秋实的季节，置身于花丛中的我心情自然也就好了，一些渐已远去的想法和创作的冲动再次缠绕的我寝食难安，接着就是痛苦不堪的失眠。高原缺氧睡眠十分重要，如果休息不好就会感到浑身乏力精神萎靡不振，什么工作也无法进行，更别说去进行文学创作了。

有时候真想放弃自己追求了多年的文学梦，轻轻松松地过上另外一种生活，总觉得这是一条看不到任何希望的道路。一想到这些年付出的辛苦和经受的精神折磨时，真不忍心放弃，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还不如在当年就娶妻生子，也许现在也是妻儿绕膝，也用不着这些年背井离乡在外打拚了。一有这样的念头，内心就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没了年轻时的幼稚冲动，却有了对社会人生更深的理解。固执地认为，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应该坚持走下去，成功与否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追逐梦想的过程，就像我不喜欢坐飞机而更愿意乘坐火车一样。因为前者没有过程只有结果，就像两个没谈过恋爱的人突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没经历过甜蜜爱情的过程。而坐火车不但能欣赏到沿途的风景，又能从容地到达目的地，这也是我的性格所致吧。

创作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要有良好的心情和环境，特别是从事的工作就是艺术创作，身心长期处于创作的过程中得不到缓解和充实，那种创作的激情很难迸发出来，尤其是从事电视创作的过程，更是容易导致人的身心疲惫。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己调节心情和捕捉创作灵感，哪怕是有一点灵感和冲动，就强迫自己坐下来把所想所悟写下来，再粗劣的文字记录也胜过天才的记忆。就这样，去年夏天我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将以前几易其稿的零星文字再次整合到了一起，无论怎样努力始终不能让自己满意。

就在我再次感到失望准备再压在席枕时，一次在西安出差采访时，《西安晚报》的朋友靳勇（金石）先生却将《三秦出版社》的编辑李郁先生介绍了给我，并将书稿拿给他翻阅。李郁先生利用我们吃饭的机会翻看了一阵后，对小说的题材很感兴趣，觉得小说的细节不够丰满。在此之前，我省著名作家方英文老师，和《华商报》的余静女士也给我指出了相同的不足。经过再次修改，今年的七月我将书稿发给了李郁先生，让他看看是否能达到出版的水平。

李郁先生在最短的时间看完了书稿，再次给我提出了极为中肯的意见，建议我把主人公的命运结局重新安排，故事情节设计的更为曲折动人一些。看着李郁先生写下数千字的修改意见，我的思路猛然间被打开了，以前困扰我的难题也迎刃而解，像拨云见日般的走出了困境。找到了困惑我的原因后，就像医生诊断出了病人的病因，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随后，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再次查阅了西乡县和周边各县的文史资料，以及汉中各县的民俗风情，准备改写成一部展现家乡风情文化的书。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修改和打磨，无论从书稿的内容和情节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动和充实，也才有了现在这个不成样子的东西。至于所说的“市场文学”作品，不管是否做到了这一步，也只有等待读者诸君来评判了。这种说法是否妥当，只有期待评论家的批评指正。

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文学创作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毕竟“文合时而作”，不能再以个人的意愿一厢情愿来写作，如果脱离了市场也就没了读者。写作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写出的东西是给大家看的，心里有了读者才能有市场，只有经受了市场的检验才是一部好作品。这和当下任何产品一样，质量是通向市场的惟一通行证。当然，这部书还很不成功，尤其在写作技巧上和整体结构的驾驭把握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离通向市场还有很大的距离，希望朋友多加指正才能逐渐完善。

每一部书的出版都离不开朋友们的支持，《子午谷》的出版同样凝结着无数人的汗水，在这里再次感谢《陕西日报》的方英文老师，《西安晚报》的刘小荣和靳勇先生，《华商报》的余静小姐和王锋先生，还有原《三秦都市报》的范超先生，以及《各界导报》的韩星海先生和好友牟信兵博士。特别要感谢的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郁先生，是他呕心沥血的辛勤劳动，才使这部书与读者见面。

正是有了众多朋友和老师的帮助，也使我有了勇气面对读者和家乡的父老，如果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骂上几句也无防。既是骂的再难听，让我这个长年漂泊在外的人听来，也是非常动听的乡音呀。当然，我会心平气和地虚心接受批评的，只有认识到了自己的浅薄和不足，那种浅薄和不足才能日渐减少。如果让我从各位的骂声中获益，也算对得起各位的骂声了。

原本不打算写《序》和《后记》，认为那都是大家们记录自己创作心得，和畅谈创作时心路历程之举。自己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能出本书已是万分荣幸了，没有必要去附庸风雅。据我所知书序一般都是请名人大家书写，这样才显得有份量，也能给书带来一些间接效应，这也是令那些名人大家们最头痛的事情。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也没有更多的钱去请人题跋写序，应编辑的建议只好赶鸭子上架，自己动手写了这两篇不成样的东西，权当本书的《序》和《后记》吧。

请读者诸君切勿见笑，我本是“文学边缘人”也就无所谓了。

2007年12月11日于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