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学曾国藩 活用胡雪岩

第十一章 好学求知——学无止境，广纳新物

　　学无止境，拥有知识就拥有一切。成功也会因此而更上一层楼。学习是改变人生的最大法宝，没有求知欲的人是没有前途的。即使是最聪明的智者也要有永远学习的精神，只要世上还有不懂的事就没有理由停下前进的脚步。

勇于向对手学习

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所得也许更多。

如果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强更有用的人，那么向谁学习不是学习呢，只要对方有可学之处，拥有自己所没有的知识或能力，即使是敌人和对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像那个有仇难报的青年，面临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想不被一直欺负就要学习。但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学的，懂得舍弃才能获得。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学，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悔”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他舍弃了名臣的光环，只为创造一线救国的曙光。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他认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压制太平军，先达到“安内”的目的。当然，心里要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自强。

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是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訢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国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他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强大才是保国的根本。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1862年2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有回旋的余地和一定的主动权，否则，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事业之初，曾国藩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幸好他之前结交甚广，幕府中尚有可用之人，不然真的成光杆司令了。他授命徐寿和华蘅芳为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一同探索造船的方法。

1862年3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型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不能不预作准备。1864年1月终于成功建造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号，预示中国会一飞冲天不再受人宰割。后来又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除“恬吉”（后改为“惠吉”号）外，曾国藩为另外三艘轮船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号。他登船检阅时，思绪万千。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至光绪末年，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此可见，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更有所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才可能战胜对手。

学习益友优点，量才而用

“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

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怎样才算会学习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同时又有自己的优点。在自己交结的朋友中，有的品德高尚，有的擅长处世做人，有的学问知识丰富，有的热心助人。与人交往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学以致用。把别人的长处变为自己的长处，不妒忌别人，以宽广的心胸接纳别人，接纳别人就是肯定自己。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结交了好朋友，就可以相互促进，志同道合者必有助于事业的成功。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教导他：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向远大的人。

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非常重视朋友的作用，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可以说是在朋友的影响下取得的。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曾国藩都注重良师益友的作用。曾国藩在京城十几年中交结了许多朋友，有讲求心得的，有研究礼仪的，有文字大成者，也有英气逼人的才子，类型之多难以一一赘述。可以说，名人雅士多如繁星。这些朋友对曾国藩的个人修为和事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例如专攻古文经学的刘传莹，他是考据方面的专家。在与刘传莹的交往中，曾国藩大大提高了自己古文字方面的造诣。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方面的问题。于是，二人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成为终生的好友。曾国藩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在学业上取长补短，相互切磋是做学问的关键。

曾国藩认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甚至可以这样说，要了解一个人的综合情况，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完全可以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心志相似的人会自然而然地互相吸引对方。

古时候楚国有这样一个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在当地很有名声，楚庄王知道后把他传召到了宫廷中。庄王问他，“你是如何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的吉凶呢？”

他回答说：“我其实不会给人看相，但我能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情况。一个普通百姓的朋友如果孝敬父母，尊兄爱弟而不违法乱纪，那么他也是这样的人，他的家就会一天天兴旺富裕。一般的官员所交的朋友如果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也就是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他就会受到君主的器重和依赖。”因此，即使你是好人，如果交结了坏朋友，也要防备别人把你当成坏人，进而影响了自己的事业，败坏了自己名誉。

曾国藩认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交什么样的朋友。虽然原则上交友在四海天下，但实际上各方面差距太大的两个人还是很难成为知己好友的。他认为没有朋友有很大的危害，是不利于自己成长的。没有朋友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为人处事的失败，说明这个人不但不相信别人也没有自信。所以曾国藩认为，慎重交友是十分必要的。

在古代，孟母为了给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三次搬家。苟于也说过“居必择乡，游必近士”。可见古人对结交朋友的重视。

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子有更大的期望，他曾对纪泽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除了广交友以增益自己的才智见识外，还有一个容易交到好友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这等同于肯定与赞赏。世上没有人会排斥别人对自己的肯定。所以，这是亲近别人的好办法。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想起来，他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老部下，一起出生入死但却仍旧官居下位。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像项羽那样不懂得与人分享，最终使得人心相背。

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缜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剐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符合情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他深思己过，改变态度。从1856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有功有过，各得其所。

所以说，古人交友讲求一个“慎”字，在交友变得更为容易的今天，酒友、网友、玩家无奇不有，似乎情谊与信任变得很简单了，而事实上想得到益友还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得一知己难矣”。

言传身教皆而有之

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才能给别人做示范。

天下有做不完的学问，读不完的书，所以学要有法，习作要有道才能学有所得。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自己获得的地位、财富有多么地耀眼，也只是一代。如果子女不成器，他们的境遇并不被看好。越是富人、官家的孩子，越应该谦虚慎行，加强自身的修养。一个人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淫、骄怠、不和、侮师慢客。因此不管他多么繁忙都不忘教育子女成败兴衰的道理。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他的示范主要涉及生活、工作、读书、修养、教友、清廉六个方面。

在生活上，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俭朴。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与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习气就难有作为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加起来还不足三百金。孩子们若也能坚持这种简朴作风就是一种福气了。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对“俭”的理解，大意是说：对于节俭弟弟也狠下功夫，我为此感到欣慰。只是这个“俭”字做到并不容易，由奢入俭比登天还难。就好比家里雇轿夫去县城，往年只有轿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经是十名有余。别说减到三四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难做到了。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

在工作上，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四万一千余件，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由此可见他工作时的勤奋与执著。

在读书上，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认识自己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十二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十二种功课分别为：

1.主敬：整齐严肃。做事专心不二，日求精进。

2.静坐：每日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此为一天内“勤”的开始。

4.读书：一书未看完，断不看他书，且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细研圈点，每日十页，从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不讲废话。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欲节食，善待于己。

9.日记：每日一则，体味生活。

10.陶冶情操：每月作诗文数首，培灵感养盛气不丧心志。

11.习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以此为课不做拖延。

12.夜休：劳心疲神之事，切戒切戒。

这十二条的实用性自然不用多言，按照此规条管理，必有成效。

在修养上，曾国藩有极大的成功，因此被称之为“圣相”。他时刻检点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的五箴，不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

在孝亲上，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教育弟弟，大概意思说：我细细思考，发现天下官宦人家，多只福泽一代，子孙多奢骄毫无作为，到第二代还优秀的都很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延长到三四代，耕读为生的人家，能延长到五六代，其中孝敬老人，亲友互相爱护的就可以福泽十代八代。现今我们乘祖上的福泽，少年得志，就担心一辈子就用完，所以希望各位弟弟和孩子们，努力做耕读孝友似的人家，不做官宦的人家。曾国藩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友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在清廉上，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收取不明之财是一种最可耻的事情。他告诫家人应当自谋生计。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还一再吩咐需以四百两分赠予戚族的贫穷者。以后带兵多年，担任总督时，也从来没有占有公家一丝一毫钱财。

由此不难看出，人一生的学习有很多的内容，想做一个优秀出众的人才，不完善自己，不努力管束自己是不行的。不管是思想品德还是外在条件，都应该有所长进才是。成功就藏在每天的努力过程之中。

改过迁善，而后兴家

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就要对自己的缺点不手软。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项浩大的工程，起步时候的积累是很重要的。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缺点毛病就好比是“豆腐渣”工程，完善的人格就好比真材实料的地基。人生是高耸入云还是毁于一旦差别就在于此。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参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心悦神爽，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只要想改过就一定有方法。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三戒：

一是戒多言。每个人都有由青涩到成熟的过程，曾国藩也不例外。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但耿直的性格使他“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他认为自己虽然言辞犀利但多为好意，因此想改却深感迷惑，不知从何下手。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骄，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搞得二人不欢而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诚心待友，交人交心，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认为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错，认为自己平日都以忠言对人，但却常常惹人不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平日里不够敬友。二是一生气就任性无礼。三是别人给台阶下，自己还不给人情。今后恶言不可从嘴里轻易说出，气别人也气自己，谨记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即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还说儿子与人交友，眼里只看见别人的不对却看不见自己的不足，所以常会和朋友有矛盾，别扭的地方。应该立即改正并向友人致歉。况且从养生之道讲，一喜一怒，情绪不稳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还是怠慢同学，事后又后悔了很久。

每个人在检查自身毛病的时候常会物极必反。凡事有度，对待自身的缺点不能坐视不管也不可紧张过度，找到方法，一一更正就是了。当曾国藩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后，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

二是戒怒。历来性格开朗之人多有脾气。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也属于一遇火就着的个性。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比如，有客人在家时，自己的下人犯错，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想按捺住，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像火山喷发一样难挡。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过很多事，用了很长时间的。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可见，经世事，受磨练才能慢慢塑造良好的性格。光有心是不够的。

三是戒贪妒之心。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就会滋生贪欲和妒忌之心。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嫉妒之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不嫉妒别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不贪求才能获得真正有益的东西。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人心中的私物就是发展的羁绊，只有放下物欲和嫉妒才能更正自己的缺点，弥补不足，获得长远的发展。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多种办法，把自我反省与找人监督相结合，对待自己的缺点他没有手软。

“戒多言，戒怒，戒贪欲”，曾国藩用这三点改正了自己的缺点，迈出了完善人生的第一步。缺点人人都有，但剔除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也可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