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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敏感以对变化——抓住机遇,择时而动

  通往成功的旅途中,世事变幻无常,机遇也是一闪而过。要想快速适应变化并从中捕捉成功的契机,就要有变通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知变而善变就能获得成功。

治事与育人兼顾,方可乘势扩势

“乘”与“借”不是一种无为的表现,而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以军事见长的人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一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的勃勃雄心要求他不仅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要在学术文化上建立勋名。也可以说,他不仅要做事业的领袖,而且要做精神的领袖,要有更加远大的抱负。

早在京宦时期,曾国藩就认为绿营兵惰而骄,腐败已甚,不经过一番大力裁汰和痛加训练,是无法担负起镇压太平军的任务的。但因为汉官对满人的军队指手画脚实在不妥,所以他没有多言。

回到湖南后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和体验,曾国藩对绿营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造成绿营兵战斗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调遣的方法不完善。他指出,当要调动兵马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几拨士兵分属于不同的将领管辖,组成一支的时候就出现了指挥混乱的局面。兵与将之间不是专属的关系,致使兵与兵没有默契,将与将也不合作。胜了就互相嫉妒,败了也不相互帮忙救济。曾国藩认为,用这种军队对付太平军,简直就是笑话。

所以他决心改制。对绿营军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一是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强化将官对部下的专统权。一是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士兵要绝对服从军官。另一方面是遵循募兵的地域原则和私人情谊至上的原则。曾国藩规定,湘军的招募,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

对于湘军内部的关系,曾国藩规定: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为了保持从大帅到下级军官的垂直指挥系统畅通,曾国藩规定,只看事职轻重,不管官位尊卑,即使士兵已保至提、镇大员,而营官仅为从九品,士卒也要绝对服从于营官。营官之于统领也是如此。这种军制,保障了湘军内部较强的凝聚力,使其战斗力要远胜过绿营。军权统一又分而有制,使得湘军的纪律和风貌都与众不同。

此外,还要加强湘军的平时军事训练,坚持从严要求,毫不松懈,他经常亲自到营中检查,丝毫不松懈。

曾国藩极为重视湘军的操练,认为这是保障其战斗力的根本。湘军的操练主要分为两项,技艺和阵法,刀矛枪炮训练有素,各种阵法也进退有道。

为了提高湘军士兵的作战能力,熟悉阵法,曾国藩详细制订了一套系统的课程,作为操练规则。拳、棒、刀、矛、钯、叉,一日未有间断,使湘军成为了一支有组织、有思想、有战斗力、有主义的军队,这跟曾国藩长期倡导和灌输有极大的关系。

曾国藩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严格要求,耐心训导,训导劝勉之词甚多。

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他认为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自己既是行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垫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在他的幕府之中,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获得不少学问及经济而又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堂课。”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佣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以物欲为诱饵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作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这也是与乌合之众的本质区别之一。曾国藩深知其中道理。

因此,他很注重军队的思想引导。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藩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除此之外,还非常重视军官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措施,保护和鼓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

此外,他还把维护部队的团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认为:“一旦有失误,统将、营哨、士兵都有责任,大家应该同舟共济,以平和宽恕的心对待问题。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先从自己的过错开始反省。我们湘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全是因为大家能彼此帮助。即使平日里少有怨气,上了战场也会彼此照顾。上午发生的口角,下午还会当作兄弟一般的援助。正是因为这样,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互相依赖。”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要发展要有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一个民族要振兴要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推及到一个人,就要明确得失,乘势扩势,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术有专攻,专致以求

时代的要求是不容背道而驰的。只有与时俱进、符合时代选择的人才能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

与时俱进虽然是现在提倡的精神,但是古人早就有鲜活的事例证明它的必要性了。

曾国藩学习西方近代科技,虽力不从心,但所做之事都是千古未有之举,表现出了其超人的远见卓识,同时他办事脚踏实地的风格又使向西方学习的行动得以落实。其中效验,当时并未彰显,而是在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

曾国藩对西方科技的探究,没有停在表面,而是追寻其中的文化精神,让人深感佩服。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妙绝,是因为他们每办一事,都集中精力,专注守一,越钻越深,因此逐渐达到极致。所以说他认识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根本规律。

西方的学科划分较早,所以较早拥有了不同的门类,进入了对不同的领域和对象进行钻研,以探求其中规律的阶段。以分类的方式来规范不同的学科范围,有助于集中精力,取得成果。曾国藩对此也持肯定态度。

在担任京官的青年时期,曾国藩就认识到术有专攻的道理,他把必须掌握、关系到治国安邦大计的学问归为十四类。在他的《绵绵穆穆斋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义,归之于易简。前世所袭谈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尽管这种划分还不够科学完善,但却是当时最关键的知识技能,其范围涉及政治、军事、水利、财政、运输、税收、法律、地理等各个方面。曾国藩“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精神,正与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相契合。随着认识的深入,曾国藩日益认识到分类的重要性。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初四,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表明自己对科学分类的重视,并总结了分类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曾国藩对“专精”的认识并未局限在学科划分的表象上。对他而言,方法与精神更为重要。这也更是他推崇西方科技的主要目的。他认为,对知识专一的渴求精神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也正是当时的中国最急需的。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多的是企图综合的“通才”,缺乏专精一术的专家。儒家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通才”教育,从修身到治家到治国,几乎各个方面都要涉猎,力图培养全面的素质。在入仕以后,一个儒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治国理政的官员,更要凡事都能拿得起。一个封建官员所掌管的职务,包括了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社会福利、学校教育,几乎各个方面。要想仕途通畅,在哪方面都要过关。这种“全才”的要求导致的结果就是“专才”被埋没、抹杀,受到歧视而无生存之地,整个社会也形成了一种“抑专”的风气。这就是封律时代缺乏专门人才的主要原因,也是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

所以,曾国藩倡导把专精之道活用于行政中。曾国藩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他认为十全十美的人才是不存在的。他的原则是扬长避短,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专长。所以,他手下吸收了大量的专门人才。最突出的是,他网罗了一些近代科学家。

经过曾国藩的教导,他的儿子便选了一条专精之路。曾纪鸿天分不高,又不够勤奋,在作八股文、写诗、练书法方面毫无所长。曾国藩曾对人说,他肯定考不中,因此引导他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于是曾纪鸿选择了最感兴趣的数学,经过苦心钻研,终于成了一位数学家。《清史稿》将他专门列入《畴人传》中。《几何原理》由李善兰译成中文后,就是他作的序。

曾国藩对专精的提倡,给沉闷的传统社会注入了科学精神,从此,中国知识界开始踏上了近代科学的旅程。正因为不断随时变化,使得曾国藩由一个迂腐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豪杰,实现了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越。

曾国藩明辨大势,在事关国家、个人命运的大事上,具有远见卓识,这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创见,都需专致以求。但事物间往往都有联系,如果在不该专的地方专,或者过于专一,则会大大限制自己腾挪应变的余地。越是技能单一,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便越是被动。因此,在专精与广博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由博返约、触类旁通,才更容易立足。这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的。

所以说,时代要求专精的时候就要学会专精。时代的要求是不容背道而驰的。只有与时俱进、符合时代选择的人才能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

褒机贬奸皆为道

人生之中不同阶段的心态发生变化是必然的,懂得利用变化改善自己的处境,提升自己的实力,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人生在世,不可能十年如一日地只过一种日子,只抱一种态度,这种守旧的观念是不可能获得人生成功的。适时的变化常是人生的分割点。

欧阳兆熊与曾国藩算得上挚友。多年间两人一直有密切交往,相互之间不能说不了解。因此,欧阳兆熊在一则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是就他书法、学问和为官三个方面都有三个阶段的不同而言。

单为官方面,说他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

曾国藩居京期间,“格书”与“检身”一度做得如痴如狂,确实是按照程、朱理学笃言笃行,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而为申韩,也非虚枉。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他俩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学。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兵后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几个月间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的骂称。

及至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确实又是一大变化了。曾国藩的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他表面悠闲内心却很繁杂的日子。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曾国藩“欲进故退”的计策落空,这真使他哑巴吃黄莲,有苦无处言。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谩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

欧阳兆熊建议他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忌恨攻讦,从中解脱出来。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决意改弦更张,奉行“柔道”。

在再次出山问题上,他即显出了乖巧。咸丰八年(1858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有台阶就下,痛快地应命,还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认为曾国藩能爽快地答应,奉命出征足以表明其对国家、对朝廷的关心,是忠勇可嘉的人。

曾国藩再次出山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但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与前判若两人。就拿与左宗棠的关系来说吧,本来是针尖对麦芒的两个人,即使见面也不见得会开口,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却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不仅是对左宗棠,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

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他终能成就“伟业”的重要条件。每个人都应该在不断地变化中改进自己。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

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表示自己往年在官场中到处与人不和,没少遇到羁绊,这次改变之后觉得与人相处变得舒心和容易多了。以后多年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给当时已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很僵,处境困难,心情不好,又赶上寓所发生火灾怀疑是有人故意报复,几多烦心事情相加,心中不免郁闷。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要平心静气,泰然处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经验之谈。既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视,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见别人的是处,又要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绝不是说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手段。他明确概括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的原则,并提出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

可见,与风风火火相比,曾国藩更欣赏忍中有志的精神。或者说,曾国藩所说的“机巧”,就是一种以笃实做包装的奸诈。就是在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国荃弟的信中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这不是以去机巧返笃实来告诫乃弟吗?里边还能有假?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蒙在鼓里呢!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其中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这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不会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吧?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的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

可见,人生之中的变化是必然的,会因为个人的思想感悟、经历顺逆而有不同。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都是有因可寻的。成功人士懂得利用变化改善自己的处境,提升自己的实力。这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火候不到,不动声色

过多的算计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一点不算计又会被人算计。想做到不欺人也不被人欺就要学会掌握方式和火候,择时而动。

收复金陵之后,曾氏兄弟的声望,可说是如日中天。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一等伯爵。所有湘军大小将领有功人员,莫不论功封赏,上至侯伯,下至省、抚、提、镇无一不有。湘军人物居督抚地位的便有十人,长江流域的水师,全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曾国藩所保奏的人物,无不如奏除授。

此时的曾国藩却在家信中透出“不为天下先”的识见。他写道:“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

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

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在别人满心欢喜的时候还能保持自己冷静辩证的心态,实属不易。

曾国藩避祸的第二个重要举措便是裁撤湘军。裁军启念之机,当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盖已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亦与当时郁愤之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察见二人裁军意图与构想。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须裁撤乃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期回智,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经理。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账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拼拼凑凑才勉强开支过去。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决议一致反清,肃清君侧。此举被曾国藩及时制止。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绝对是高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强人毕生大事之一。

曾国藩的另一高明之处就在于有理有节。对于裁军他很心疼,但是该裁还是要裁的,至于裁的数量,足以打消朝廷的疑虑就可以了。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所以说,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据说后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及裁军这件事时,颇为后悔,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实际上等于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曾国藩远祸的第三个举措,便是顺应清政府的想法,自己故意制造湘军内部将领之间不和的假象,藉此减少清王朝对自己的猜疑。

由此可见,过多的算计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一点不算计又会被人算计。想做到不欺人也不被人欺就要学会掌握方式和火候,择时而动。

把握关系,借梯登高

一个人成大事,先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还不行,还必须要拥有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这样他才可能把才力充分发挥出来。

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人是社会中的人,一旦结成牢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权势鼎盛之时。这期间湘军集团头目多掌实权,出任督抚等职。有的是曾国藩奏保的,有的虽未经他直接奏保,但他造成一种形势,使清廷非委任湘军头目不可。一向与曾国藩不睦的人,曾国藩借助朝廷的力量去除之。在经济情况好的省安排集团内部人员去任职,以保障集团的最大利益。

当时比较有名的湘军代表人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都有不止一个人保荐。湘军势力庞大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战功赫赫确实让人佩服。他们有的出任总督,有的出任巡抚,并多次受到委任,实力越来越大。

正因如此,全国的势力分布形势也变得一目了然。长江中、下游的四川、贵州及其以东各省,珠江流域都为湘军集团势力范围。广东完全由湘军所控制,广西也为湘军集团所控制。相形之下,湘军集团在黄河流域则大为逊色,只控制陕西、河南、山东,直隶四省,且控制的深度和广度也远不及长江中下游各省。与此同时,湘军集团的督抚,又利用掌握的地方政权,大肆搜括税收,筹集军饷,扩充部队,从而使湘军实力急剧增长。位至督抚的湘军集团头目,也深知战争时期,身在战区,或靠近战区,军事上不能自立,不仅不能保位,甚至身家性命也危险,因而也热衷于招募新营,成立新军。

朝廷内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金字塔,顶上是曾国藩为统帅,下面是各督抚依次排开,他们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共同体。朝廷有大的兴革和动作前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如果朝廷治罪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曾国藩的“局”做得太大,以致他自己也说:长江三千里江面,船只都得张挂他的旗帜,否则就不能放行。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沿用广纳贤士的办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如刘蓉。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据郭嵩焘在引临终枕上诗记述说:“乃见曾刘岁丙,笑谈都与圣贤邻。”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做官京城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

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毁弃前疏,出面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传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刘蓉后来将自己的诗文辑录成册,取名为《养晦堂诗文集》,请曾国藩写篇序跋之类的文字。曾国藩欣然应允,其中明确指出:“吾友刘君孟蓉,湛然而严恭,守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曾国藩在这里对刘蓉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

可见,要想成就一番大的事业,我们一方面要自强不息,注意培养才干,但更重要的是学会“结网”,善于把握各种关系,借梯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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