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阅读页

第四章 现实主义实干精神——切行动以积极效果为指向

  做事实实在在,注重效率是成功的保证。唯有切实的行动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现梦想的途径。不靠运气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行动使我们更具魅力,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不落人后。

精识务实,亲力亲为

审时度势,认清大局,该放弃的利益必须放弃,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旁观者清,浮夸者伪”。客观世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会因为多加几个修饰词就改变了性质。所以,真正有所成就的人,所谓严谨务实的人,应当能够舍弃虚名,躬身入局。

曾国藩的一生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入科举为官、从军、救世无一不包含了务实和亲躬。其中,他对躬身实践最为执著,坚决不在危难之时闲做看客,事事由自身做起,虚心务实。他认为,凡事只留在口头都是没有意义的空头支票。若想让事情有本质的改进还需要用心去做。

躬身入局首先要求入局者做得正、行得端,这样才能对事情有积极的影响。正如《论语》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对事态的发展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曾国藩深有体会地说:“为官应从州县起,方得立住脚。”

此外,良好的态度只是前提,还应有坚忍的性格,危难时候能咬牙坚持。世上没有不能胜任的事只有无法坚持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之后,曾国藩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什么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然要经得住磨练。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由此可见,意志也是很重要的成功要素之一。

他给湘军名将刘松山写过两封信,教导他面对困难的态度:“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鼓励对方越是艰苦之时越应支撑。所谓“坚忍”就是遇到逆境不低头不气馁,继续努力,直到成功。

曾国藩的一生讲求实用不尚空谈,认为说到就要做到。不管有多少艰难也绝不后退和放弃,即使举步维艰也不停下脚步。因为初入官场时的多言和空谈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成熟之后都不忘提醒子弟和后人:做大事者,切戒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能力证明。这一点对后世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为官治军的目的无非是要胜利。但必须审时度势,认清大局,该放弃的利益必须放弃,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精识是务实的前提,亲力亲为是务实的表现。由此可知,真正的务实精神是一门学问,需要虚心学习、踏实实践才有可能明白。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

我们需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既明且智的头脑,看清楚了再采取对策,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现在和将来。

我们常说要做明智之人。“明”就是要把问题看清楚。“智”就是以敏慧的思维作出判定,进而能采取正确的对策。我们需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既明且智的头脑,看清楚了再采取对策。这里讲的是一种看问题时应持有的正确眼光,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现在和将来。

要能够真正把握自己看准的机会,除了行动迅速之外,还要看清应当怎样办。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综合的能力,除了要看到、摸准之外,还要看到种种条件的辅助或制约。这就是深一层的眼光了,到底哪些条件可以利用,哪些条件是限制性条件,心里面要有个底。三国时,诸葛亮与周瑜合力在赤壁打曹操,用的一计就是“借东风”。其实,东风是现成的,关键在于会不会利用。

左宗棠认为,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所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利地办成了,就是因为懂得顺势的缘故。

左宗棠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的综合,即由恰逢其时,恰在其他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促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

“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此时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靠的就是分析问题,看问题的眼光。一件事不同的人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事情,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还有一个是“顺势”的问题。所谓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选择恰当的人去办理该办的事情。

曾国藩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顺势乘势才易成事,但前提是要会审时度势。审时度势就是说人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环境条件,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从而作出明智的决策。如何做到审时度势呢?这就需要有远见卓识。

远见需要眼界,而眼界的宽窄需要新朋友新知识的充溢。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局势下,曾国藩结识有志之士,广纳天下英才,为救国于水火而兴办洋务。他认为唯有自身有足够的实力才能摆脱外国的威胁和挟制,达到自立自强。

在筹办的过程之中,无论是置办轮船枪炮,设立翻译馆还是派遣留洋学生,每项工作他都周密计划,大力支持,结果取得积极效果,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见,潮流时局、发展趋势对于事情的成败有着巨大的影响。有需求有机会的时候就要懂得借势,没有人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是事倍功半的。就现代而言,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都代表了一定的“势”。认清这些,结合自己的客观情况,在不勉强的前提下借助局面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样的人才更容易获得成功。

脚踏实地,学自有得

自立于世,严于律己,始终努力不弃,方能终有所成。

机关算尽的琢磨不如脚踏实地地生活,这是成功者的警言。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他为官一生,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未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有益无害的。

这也是曾家的传统。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正所谓“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骄奢淫逸,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失败。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化为乌有。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澜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任意花销,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

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壑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弟弟国潢设法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立勉励自己,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他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他写道: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十分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诫各位弟弟和子女们:愿咱家成为耕读孝悌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说:“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平日里可以避免别人眼红,招人妒忌。二是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子孙们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我们曾家历代的立家气象、格局没有改变,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我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曾经亲眼见过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及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不图雕花镂图,但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廛房地、一区田亩,吃饭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两百银子。”

别说古人了,即使是现在,多数人的观念也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即使后代不能自立也不舍流落街头,遭人耻笑。然而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就变得不思进取,最后导致坐吃山空。

补拙补心,勤必有成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勤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商者只有勤于生意才能财源广进;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也很有深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认为,千古以来,圣贤豪杰之士,立身于世能功成名就,无一不是因为勤。人如果勤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反之就会一事无成,还可能招致灾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不是天资绝顶聪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的“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手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如此繁重的职务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如《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为湘军后期的名将刘松山写墓志铭,但因病发而未能完稿。

曾国藩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出这样的认识: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认为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作扶危救难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志向,只有勤奋而已。

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真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自责:近日来公事上不是特别地仔细,访客也很多,志趣也比以前散漫了,军事、吏事、粮饷事、文事每日都应尽心尽力,以求进步。因为一日没有长进就是退步了。以后每日会更加留心吏事,勤见僚属,多了解情况;留心军事,从教训将领,督察操练下手;留心粮饷之事,从人数上下手;留心文事,从广征古训开始。每天中午之前多留心吏事和军事,午后多留心饷事,晚上看文事。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见陛,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亨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最费心的便是处理积案。据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40191起,从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止,连同闰月,共24个月,又结案90155起。平均算下来,前一段时间,每天180多件,后一段时间,每天也要处理120多件,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倡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清廷称许曾国藩“办事认真,干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弊习”。

从曾国藩一生做事风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诀。曾国藩说过的勤奋之道,“精力虽至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勤没有限制,越勤越好。勤字不仅可以积善成多,还可激励士气,振作精神。

他把勤字的表现归纳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是苦心剖析,大小条理始终清晰,理其绪而分之,可合并同类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后来他又总结出了三勤:口勤,处处察看;脚勤,事事体恤;心勤,勤思多动脑。

此五到三勤是曾国藩对勤字的深刻体验和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纵观他自己居官从政,无论办什么事情,五到三勤都有充分体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经常伴随其左右,隔日就拜见一次。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诲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曾国藩自己事必躬亲,从而保证了每件事都能按质按量完成,很少疏失。而李鸿章则与之不同,李鸿章告诫吴汝纶,为官不必亲理小事。吴妆纶比较二人优长,还是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决定以他为榜样。但做了几天就受不了,其中劳心劳力,实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实则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谈不上秘诀,就看有没有这种毅力做下去了。

由此可见,亲自做事,做到小勤并不难,但要做到永勤,除非有绝大毅力和坚定志向,否则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而且这样做对一个人的身体也有消极影响。曾国藩很注意养生但他一生操劳,终患恶疾。因此,“勤”字也要有个分寸。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

学,不见得有所成,但不学,必无所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往复,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曾国藩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则徐“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御侮自强。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务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意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

李鸿章组织淮军,参与上海保卫战。新募淮军,一艘船用英国兵舰,由安庆运输经过南京,太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上海之战、苏州之战,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洋枪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誉。常胜军的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射击力远,戈登以少击多,不在话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怎能没有奋发自强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张“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因此他十分重视“自强”,自强又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列强)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最终达到“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御侮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因为洋务运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入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

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实在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和赞扬的。

  
更多

编辑推荐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4看图炒股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少年不知苦

    作者:王慧艳  

    经管励志 【已完结】

    本书内容:初三开学的第一天,同学们就想不管不顾地大哭上一场,其中不乏几个脆弱的女生已经泣涕涟涟,打湿了一张又一张面巾纸。“陈大班,你说话呀!没人让你做哑巴。”牛天梓瞪着牛眼,生气地冲班长陈远嚷着...

  • 新手上路炒股票

    作者:薛义明  

    经管励志 【已完结】

    书中自有黄金屋,教你如何成为股票市场叱咤风云的成功者,如何成为一个输少赢多的投资人,如何成为能立足股市的成功者。

  • 新手上路炒基金

    作者:林和文  

    经管励志 【已完结】

    本书重点介绍基金的基础知识及品种,常用的技术分析方法及投资技巧,分析了基金投资案例等。

  • 凯达之魂:记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人生和事业

    作者:冯萌献  

    经管励志 【已完结】

    本书记述了张文远从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中学生,从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开始,成长为民营企业家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