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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三大案之谜

  明朝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发生的著名的三大案,按发生时间先后,分别为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与皇帝后宫有关。万历帝于十岁时即位,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去世,在位四十九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三案肇因于万历即位初期。当时,朝廷内部主要大臣之间发生争夺权势和地位的斗争,内阁次辅张居正联合宫内最有权力的大太监冯保,赶走了内阁首辅即内阁排名第一的辅臣高拱,开始长达十年的首辅生涯,直到病故,他都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兼最有权势的大臣,国内大小事务,张居正一言九鼎,变相剥夺了皇帝的权力。在宫内,小皇帝任何一点胡闹,冯保都会跑去报告太后,让他受一顿责罚。万历皇帝虽不开心,一则惧怕母后,二则慑于张居正的威势,只能忍受。由于张居正的努力,明王朝重现国泰民安的短暂中兴局面,财政、军事各方面都整顿得井井有条。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因病突然去世。万历皇帝亲政以后,怨恨张居正、冯保当年的“欺君之罪”,抄了两人的家。但他的勤奋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从万历中期开始,朝政日益懈怠,大臣的奏疏常被“留中”,即搁在宫中不加处理,三十多年不上朝听取大臣意见,缺了官也不补,中央行政机构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只剩下四五个,等待补缺的官员齐集京城,丧失经济来源,连正常的饮食都接济不上。同时,万历皇帝贪财的毛病越来越厉害,派了太监到全国各地收税开矿,四处骚扰,国家无法维持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万历帝非常宠爱郑贵妃,爱屋及乌,也特别宠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本来这是个人私事,但皇帝的偏爱则发展成为令朝廷上下不安的大问题,即所谓的“国本”之争。因为郑贵妃之子不是长子,按照传统儒家伦理规范,册立太子应遵循立长或立嫡的原则,也就是说长子或正妻所生之子才有资格被立为太子。

  神宗没有嫡子,他的长子朱常洛为恭妃王氏所生,一直受冷遇。万历皇帝采取拖延的方法,迟迟不册立太子,他表示要把三个儿子同日封王,以示自己一视同仁。由于廷臣的一再抗议,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朱常洛才得以正式册立为太子,朱常洵同日封为福王。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发生梃击案,梃击的目标直接对准太子。

  梃击案的经过并不复杂,一个名叫张差的大汉,拿着枣木棍,闯进太子住地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在大殿廊檐下被捕。对于审讯结果,大臣的意见各不相同。巡按皇城御史刘廷元、首辅方从哲等人认为张差无人指使,属于精神不正常。提牢主事通过私下探听,断定这是谋害太子的阴谋。经过三法司前后仔细调查审问,最终查出果然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张差所为,庞保、刘成还对张差许诺,只要打杀了人,他们将保他安然无事,他自己一辈子也就不愁吃穿了。

  这一结果令朝野震动,朝臣强烈要求提审庞、刘二人,从而使案情大白于天下。但神宗见此事涉及郑贵妃,不愿事态扩大化,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坚持只处理到庞保、刘成为止。而朝臣们偏偏又是不依不饶,眼见着又一场君臣交锋要起。最后,皇太子朱常洛为了息事宁人,出面劝道:“庞保、刘成是张差疯口乱诬陷的,只将张差治罪便罢了,不要株连他人。”他请求众大臣不要再追究了。这时,神宗也拉着太子的手,以其与太子非常亲密形象,共同召见大臣,并对大臣们说:“朕想皇太子是国家根本,今年已三十四岁,素来孝顺有礼,朕很器重他。众卿家何必疑心我有他意呢?若要换太子,早就换了。何况福王已移居外地,没有圣旨,他是不能回来的。”众臣无奈,只好将此案草草了结,张差被判死刑。据说张差临刑前,以头抢地,大呼冤枉,并喊道:“同谋做事,失败了就全推到我身上,为什么众多的朝官竟然无人过问?”但此时已经无人再去理会他的呼救了。后来,张差供词中提到的马三道、李守才、孔道充军边地,庞保和张成两人在宫中被秘密处死。

  这就是名震一时的“梃击案”。对于梃击案的真相,后来史书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件事是由宫中拥戴福王的势力策划的,与郑贵妃脱不了干系。以张差一介平民百姓,从没进过皇宫,能在宫中千室万殿的情况下,手持棍棒,一路毫无阻拦,毫无偏斜,直奔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这不可能是偶然的,若不是有人暗中指点及保护,这是做不到的。

  梃击案后,太子朱常洛的地位总算是确立了。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病逝。八月,朱常洛登基,是为光宗。岂料光宗在位仅短短的二十九天,便随父归西。光宗生活没有节制,身体十分虚弱,即位没几天就开始生病,病情越来越严重。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自制红丸,朝臣虽不同意,而内监已直接通报给皇上,光宗马上要求服用。服用之后,光宗稍感舒适,连称李可灼是“忠臣”。一觉醒来,又服用一颗,半夜去世。这下掀起轩然大波,首辅方从哲因为没有阻止李可灼进献红丸遭到严厉批评,他原想赏给李可灼五十两银子,被迫改为将李可灼免官。这就是红丸案的经过。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舆论哗然。人们在感到惊愕的同时,联想到新皇帝登极一个月来的遭遇,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的目光转到了郑贵妃身上。应该说,郑贵妃给太子进美女,指使崔文升进药,蛛丝马迹显露无疑,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则查无实据。实际上,光宗当时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只是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变复杂化了。最后,不但追查到郑贵妃,方从哲也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放南京。

  在明朝历史上,神宗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可他的儿子光宗,在位时间却是最短的,只有二十九天,连年号都没来得及改。人们似乎感到命运造化对人的捉弄,郑贵妃利用神宗对她的宠爱,令常洛几经波折才成为皇太子;而在神宗死后,她还操纵着即位仅一个月的光宗皇帝的命运。常洛虽然登极成了皇帝,却始终未能摆脱笼罩了几十年的厄运。

  光宗死后,他的妃子又上演了一出闹剧。光宗宠爱两个妃子,习惯上称东李、西李,西李最受宠爱。郑贵妃决定与西李联合起来掌握后宫,两人一拍即合,郑贵妃建议立西李为皇后,而西李投桃报李,建议封郑贵妃为皇太后。谁知这些建议还未变成现实,光宗便撒手归西。按常规,西李应该搬出居住的乾清宫,让位于继任皇帝。但西李坚决不同意,不仅如此,她让太监把大臣的奏疏送到乾清宫由她审阅,颇有“垂帘听政”的架势。那时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熹宗年纪尚小,无法可施,只有继续住在慈庆宫。这时外廷有一帮忠烈的大臣,以杨涟、左光斗为首,向熹宗上疏批判西李的不合理做法,从西李和太监手中“抢”出小皇帝,接受朝臣的跪拜大礼。熹宗与他们里应外合,先是迫使西李搬移到仁寿殿,九月初六正式登基后,下旨历数西李的罪状,把西李赶到宫女养老的宫殿。

  天启中太监魏忠贤夺取大权后,与强迫西李移宫的大臣成为政治上的对立派,有意颠倒是非,打击政治对手。以后魏忠贤颁布《三朝要典》,为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翻案,原本清楚的案件因此变得扑朔迷离。两派的斗争延续到南明小朝廷。

  神宗死后的一个多月中,宫闱风云变幻,疑案迭起,皇位两次更替,闹剧不断。梃击案和红丸案中留下了许多不解隐秘,如今早已无从知晓,它们和移宫案一起,并称为明末三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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