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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俭而不奢,持盈保泰

  曾国藩于道光十九年(1839)进京供职,收入微薄。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得到了一笔高额薪俸。回京后便给家里寄回了一千两银子,作为清还旧债和馈赠亲友之用。他这一慷慨解囊的做法遭到弟弟曾国华、曾国荃的反对,他们认为曾国藩置自家利益于不顾,而去救济别人,其目的有“近名之心。”这实在是曲解了曾国藩此番所作的苦心。曾国藩在禀祖父母的信中,说明了馈赠亲友的原因有二:一是有意留一部分债,恐盈极生亏;二是亲族中老人在世不久,恐今后欲赠不能。他说:我家运气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在翰林院期间,潜心研磨过《易经》,深悟盈虚消长的道理,知人无完人。他指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世上没一件十全十美的事物。剥卦中讲阴盛阳衰,小人得势,君子失势,但它蕴育了复卦的阳刚重返,气象蓬勃,因而君子得到剥卦则认为是可喜的。卜卦中讲君子得势小人失势,暗示着相对应的卜卦的又一次阴盛阳衰,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卜卦,则潜伏着危机。所以原本吉祥的事物,由于吝啬而走向凶险,原本不吉祥的事物,由于小心谨慎而走向吉祥。君子只所以能远离祸端,就是能忍受事物的缺陷而不去追求他的完美。小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不吉永远伴随着他。这就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消此长,祸福相依。

  曾国藩亲眼目睹过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因此在生活中不敢追求奢靡豪华,而宁愿抱残守缺。深恐“全”而后吝与凶随之。他把自己所居起名“求缺斋”,以时时自惕。一次他的下属为其打制了一把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的银壶,耗银八百多两。曾国藩知道后,深感惭愧,他说:现在百姓还吃着草根,大部分官员日子也过得艰难,而我却如此骄奢,这实在有辱我平日廉洁的名声,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曾国藩认为:“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这一结论是人世间的经验之谈。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是清朝初年兴起的新贵。贾府的祖先贾演和贾源,在清兵征服全国的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九死一生”,获得了宁国公、荣国公的爵位,挣下这份家业。然而他们的后人却整日里珠围翠绕、锦衣玉食、穷奢极侈。平日里吃一种茄子,也要配上几十种的佐料,办一桌酒席就要花上百两银子,甚至一席小小的“螃蟹宴”就够庄稼人过一年了。遇到诸如贵妃省亲、秦可卿出殡、贾母做生日,那花起银子来,更是像淌海水似的。正如宁荣二公之灵所说:我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贾家的成员,如贾珍、贾琏等,全是些醉生梦死、骄奢淫逸的衣冠禽兽。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当年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最后竟落得个家抄人散,流离失所终而沟壑的悲惨结局。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说明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在曾国藩看来,俭而不奢是持盈保泰的主要手段。因此,他要求儿子: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而且强调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播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就是对女儿、儿媳也不姑息迁就,要求他们“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在儿女的婚事上,曾国藩坚决不与骄奢人家结亲。曾国藩家乡,有一位常姓大户,生活习气骄奢、跋扈,不可一世。就连他所用的仆人也气焰嚣张。常家有一女儿,常家多次托人想与曾国藩结亲,每次都遭到了曾国藩的拒绝。这倒不是因为常家与曾家有什么过节,而是曾国藩担心常家女儿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如果嫁娶过来,恐会败坏曾门家风,且引诱曾家子弟好逸恶劳。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曾家的持盈保泰是多么的费尽心思。

  曾国藩一方面为维持家道费尽心机,一方面又告诫家人要盛时预作衰时想,嘱托他们要积德积福,善待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丢却势利“待贫者,亦与待富者一般”。只有这样,家道才会有深固的根基。曾国藩以冷静的现实主义的眼光,对人世间的盛衰交替,浮沉不定有一种透彻的理解,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居安思危,在兴盛之际想到衰败之际,由一代人想到几代人。

  曾国藩深受传统文化的薰染,对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折服极至,深切理解,综合吸收,并从中抽取人生的经验和信条,来指导、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道光年间,他的六弟初次参加乡试不第,他本人考差又不得时,其父母为此忧心忡忡,而曾国藩却劝导父母:自己为这次不得差为喜。“考而得之,不过多得钱耳;考而不得,与不考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况且自己三次考差,两次都已得差。然“每年考差三百余人,而得差者通共不过七十余人。故终身翰林屡次考差而不得者,亦常有之,如我邑邓笔山,罗九峰是已。”尽管这次没有得差,但在曾国藩看来,比起那些屡考屡不得者,自己尚属佼佼者。又何况自己年纪轻轻,就被升为大学士,祖父母的身体又康健,家道可谓兴盛矣。然而“满则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是自古不变的道理,何况“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使学问德行成名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因此曾国藩认为,富贵功名不可强求。“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有了这样一种淡泊名利,不贪为宝的思想做基础,所以才会有“不得差为喜”的超凡脱俗。在中国古代不乏像曾国藩这样淡泊名利,淡泊富贵的豁达之人。

  春秋时宋国有一位叫子罕的贤人。一次,一个人得到了一块硕大无比的美玉献给子罕。子罕不受。这个人就问子罕:“你为什么不要这块玉呢?这可是一件举世罕见的宝物,价值连城啊!”子罕对献玉者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得玉为宝。如果我收了你的宝玉,那我们都失掉了珍宝,请你把宝玉拿回去,咱俩还是各安其宝吧!”在子罕看来,美玉再贵重也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一丝一毫也不属于自己,只有克己知足,安身立命,才是自己的至宝。

  楚威王听说庄周很有才干,就派了一名使臣,带了许多黄金、白璧、丝帛等礼物,来到了庄周的茅屋前,对庄子说:“国君听说先生才气过人,特派小臣请先生到楚国为相,以尽其才”。庄周听罢仰天大笑,对使臣说:“千金是重利;卿相是尊位。请问先生您一定见过郊外祭祀的牛吧?人们用精美的饲料喂养了它几年,给他披上彩锦,然后送入太庙,杀了祭祀天地。当这个时候它想成为一头自由自在的野牛,行吗?先生,请你赶快离开吧,不要玷污我。我宁愿在浅浅的池塘,小小的河渠中游戏,自由快乐,也不愿成为有钱有势而被国君和其他人所支配束缚的人。我只有终身不为官,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这就是庄子淡泊名利权势,鄙视富贵利禄,知足于现状的达观处世哲学。

  像曾国藩、庄子、子罕这样的豁达,一般的凡夫俗子是很难做到的。他们大都渴望得到名利,为拥有功名而感到自豪,为追求利禄而过于执着,最终为名、利所羁绊。他们只看到了名利带给人的光环和好处,看不到名利带给人的祸患和消损。《左传》上就记载了这么个贪索遭逐的虞公。虞叔得到了一块宝玉,虞公向他要,想据为己有,虞叔起初不肯献出宝玉,可没过多久就后悔了。虞叔想起了周人有这样一句谚语:原本无罪的人,怀藏宝玉就是大罪。我怎么能为了享用这块宝玉,而让它来招引灾祸呢!于是,就把宝玉献给了虞公。出人意料的是,虞公并不知足,继而又向虞叔索要宝剑。这次虞叔忍无可忍:“这个贪得无厌之徒!如此贪婪,早晚会累及我横祸加身的”。于是即举兵讨伐,驱逐虞公,迫使他出逃到共池。

  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到不幸。不知足是最大的祸患,贪得无厌是最大的罪过。汉代的吴王刘濞,就是由于妄贪更大的权位和名利,才使得七国之王个个惨遭灭门之灾。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因在平定英布的过程中立有战功,被刘邦钦封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刘濞在封国内铸钱、煮盐,收其利以足国用;招纳天下之亡人,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且诈病不朝,愈益骄恣。晁错主张削弱其势力,以防患于未然,晁错在《削藩策》中明确指出了诸侯王的隐患:“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根据晁错的建议,先后削赵王遂常山郡,胶东王卯六县和楚王戊东海郡,并决定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刘濞恐削地无已,而失去山海之利,以杀晁错为名,串通胶西王、胶东王、藺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等起兵叛乱,不久兵败,逃往东越被杀。

  人都具备欲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刻意压抑会使人变的消极待世,过分放纵又会使人迷失本性而贪图非分之享,坠入欲念的深渊。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一个人应该时刻留意自己所处的环境及各种主客观条件,随时知足,随时知止。所谓“知道满足的人,上天不能使他处于困境,淡泊欲望的人,上天不会轻看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虞公、吴濞之辈正是不悟此理,所以才遭致家败身亡。

  曾国藩常说:“作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全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鲜花盛开之后就要衰败枯萎,月到满月之后就要出现亏缺。欹器盛满了水之后就会倾斜,人不知足就会造成祸患。曾国藩认为这是“至当不易之理。”天道忌盈,人事惧满。君子宁守其缺,而不守其全。这些既是天理的循环,也是处世的盈亏之道和辨证之法。所以,人生在世要知足知止,适时而进,适时而退,才能持盈保泰,挺立不败。

  “花未全开月未圆”一句,说出了曾国藩平日处事的自我满足,自我告诫的重要原则。凡事不可追求尽善尽美,因为过于圆满就必然会走向反面,这是曾国藩得出的重要经验。

  为什么做事不求尽善尽美呢?曾国藩是这样认为的:

  第一,过分的美好会导致他人的嫉妒和攻击。他曾多次告诫弟弟曾国荃,让他不要过分独占美好的名声。他指出:在战斗中不可将功劳全部占为己有,因为战争的胜利要靠全体将士的共同努力。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时,胡林翼克复湖北省城,李续宾克复九江,沅弟你攻占安庆,李鸿章攻克苏州,左宗棠攻克杭州,而金陵一城等于沅弟与少荃(李鸿章)各自攻占一半而已,这也不是很坏的名声呀。何必一定要自己攻占全城才算是美名呢?人又何必一定要夺天下第一美名呢?

  第二,过分的美好会导致心中增长狂傲之气。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这样指出,我和弟弟的志趣不一致。弟弟做事的志趣很有夏天万物初生的气势;而我做事的志趣则近似于秋冬收获的气势。弟弟的志趣是万物复苏且生气勃勃,我的志趣则是收获而丰厚。当时曾祖父星冈公待人处事,无论贵贱老少,都是一团和气,唯独对自己的子孙侄辈却要求很严肃,遇到逢年过节,尤其尊严而不可侵犯。这也是一种收获的精神状态,从而使家中的欢娱不至于无节制地放肆。如果过分美好,就会失去祖先所说的谨慎,勤俭的美德,那么对于家族,对于个人都不会有好处。

  第三,过分的美好会导致铺张浪费。曾国藩认为,凡事不可过极,奢侈过度则难以返回勤俭。所以他对军营中保举银钱军械等事,常常稍示节减,也都是本着“花未全开月未圆”的道理。有了这种小心的准备,到了危险紧迫的时候,就可以灭火灾、救溺水,不再有丁点吝啬。

  第四,过分的美好会导致道德上的惰落。曾国藩指出,人在顺利时就会目中无人,从而出言不逊,这就是道德上走向惰落的表现。因此他告诫立下大功的四弟曾国荃,一定要虚心谨慎,不可过分争夺名利。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反复劝告说:

  弟弟接到我的信,总是不肯虚心求教体验,动不动就要辩论,这种做法是最不可取的。咱们这些人位居此高位,万人瞩目。凡是督抚以自己总为正确而以他人见解为非,自满自足,使众人言辞一律。君子最突出的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只是在于虚心。不单单我的话应当仔细反复推敲,凡是外面有逆耳之言,都应当平下心来研究一番。逆耳之言随时随地都有,如果有人说你必定会攻克金陵是顺承你的意思之言,而讲金陵恐怕不是你沅弟所能攻克的话就是逆耳之言。所以古人以为,高居上位而不骄傲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曾国藩以“花未全开月未圆”自律自责,不敢过分追求完美。正是因为他这样自甘残缺,所以在死后得到了完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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