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厚黑智典

第三节 有藏有露，再试锋刃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谙藏锋。梁启超就说他“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他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可见一斑。

　　李鸿章署理江督时，虽然励精图治，但因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刚满五个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顾山陕门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用心险恶。从军事上说，时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则侧重东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回剿捻”，以防止捻军和西北回民义军联合抗清。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岂能让曾、李久居？清廷这么做，是想一石二鸟：通过独立于湘淮集团的吴棠夺取李鸿章手中的两江地方实权，又可利用淮系李鸿章牵制湘系曾国藩，以防“内轻外重”。曾国藩、李鸿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曾国藩接奉廷寄，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李鸿章接奉廷寄后，也“反复筹思，似难尽妥”。

　　李鸿章之所以拒绝视师河洛，是因为捻军主力业已挥师东指，同时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对饷源重地两江实权的控制。为此，他致函曾国藩，先后提出两种应付方法。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

　　曾国藩既然早有“决不回任”的表示，如今就只好主张维持现状了。因而，李鸿章便于十月初复奏，婉转要挟清廷，说视师河洛，有“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清廷鉴于曾、李的这种态度，不敢强制，只得下谕允准。

　　曾国藩做人、治军，皆以藏锋为要，也以此告诫属下，因而得到属下的景仰。

　　地位之尊莫过于帝王将相，然而，“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因此，地位显贵的人切不可自鸣得意，妄自尊大。人生遭际，谁能逆料。“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古人的训诫多么深刻啊！

　　《诗·小雅·小旻》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首诗大概是周代大夫之作，原用来告诫周幽王。曾国藩常背诵这首小诗，那战战兢兢，胆怯而谨慎的样子，如同面临深渊，唯恐掉下去，在冰川上行走，唯恐陷下去。文章借用这个比喻，来劝告那些已掌握大权的人，不要忘乎所以，狂燥乱为，应时时思考自己，警戒自己。这是掌权做官的人的警戒。

　　作为智星形象的西汉人张良，就是一个藏锋的典范人物。张良因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失败而亡命下邳，在桥上遇见一位古怪老人，故意让鞋子掉落桥下，然后毫不客气地命令张良到桥下去取。张良看在老人年老的份上，丢掉相门公子的尊贵身份与骄矜习气，按照老人的吩咐去取鞋并为他穿好。老人认为孺子可教，遂决定传授他兵书。前两次因为张良迟到而未能传授，第三次张良半夜提前赶到，老人才授给他《太公兵书》，告诉他读此书可以成为帝王之师。

　　亡命下邳是张良一生中的非常重要的阶段，堪称他一生的转折点；此前，张良是以一位矢志复仇的勇敢少年著称，而在此之后则完全磨去了锋芒，将机锋隐藏得很深很深，作为一个深思熟虑幕后运筹的智者出现，而这种转变，则完全来自于他的勤学工夫。从公元前218年张良狙击秦始皇，至公元前209年响应陈胜起义，张良在下邳隐匿的时间达10年之久，这10年的时间，该可以读多少书！更何况张良是以复仇的隐忍精神去钻研去苦读的。从张良后来行事来看，张良所学极为驳杂。《留侯世家》载张良“发八难”，其中“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休马华山之阳”、“放牛桃林之阴”诸语，出自《尚书》，这说明张良对儒家的王道学说有过研究。他之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的计策，也深得纵横家揣摩神髓。但这些都不是张良学习的主要内容，他的生平所学主要有两大骨干：一是兵法权谋，如《太公兵法》；另一是黄老之术，其间还包括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道教知识。这两门学问在张良身上所起的作用不是分开的，张良是以黄老之术做底子，以兵法权谋作为表面，他把这两门学问水乳交融般糅合在一起，在运用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韩信懂兵法权谋而不谙黄老，所以他最终连脑袋都保不住，张良以黄老之术作为他立身行事的基础，这是他高出于韩信、萧何等人的地方。

　　张良在辅佐刘邦夺得天下以后，就采取功成身退的策略，逐步从名利场中退出来。从张良一生行为来看，他何曾不留恋于政治，而以他的功绩以及他在汉家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地位，他完全有资格出任汉相，而他之所以能够超越名利，乃是道家智慧和兵家权谋在处世上的运用。他之急流勇退，既有理论上的依据，又有历史和现实原因。《老子》第九章云：“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即是说，个人在事业达到顶峰之时就应该急流勇退，防止超过事物发展极限而走向反面。《留侯世家》载有张良一段内心独白：

　　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这是道家功成身退思想的形象说明。

　　从公元前201年刘邦称帝到公元前195年刘邦病逝这一段时间之内，汉廷充满了血雨腥风，政治舞台上刀光剑影，险象丛生。刘邦自认为运筹帷幄不及子房，这是对张良卓越的军事智慧的评价，但按照刘邦狡诈、残忍、猜忌的本性，评价愈高，防范之心也就愈多。《史记·项羽本纪》，说刘邦不欲见天下辩士侯公，防止他以三寸之舌倾人之国，而对张良这位人杰，其防范之心又当在侯公之上。基于上述诸多因素的考虑，张良在胜利之后便不愿贪恋富贵，表示出对政治的淡漠，并按照刚刚萌芽的神仙道教教义去练习导引、辟谷，闭门不出经年累月，这与其说是张良求仙学道，倒不如说是向刘邦作出的一种政治姿态，表明自己超脱现实绝意政治的态度，否则刘邦是至死也不会放心的。在《史记·留侯世家》中有一段文字颇为耐人寻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了，而劝说张良进食的不是那位猜忌心极重的刘邦，而是对张良出奇计稳固太子地位心怀感激的自私任性的吕后，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刘邦死后张良还活了八年之久，如果这位开国皇帝多活几年，那么，张良恐怕早已因为“辟谷”而真的登仙“从赤松子游”了。如果从表面上看，似乎张良在胜利之后用计频率远不及此前，实际上张良的智慧从圯下开始而贯穿到他生命的结束，胜利前他的智慧运用在政治、军事之上，而胜利之后则主要用于个人的全身远祸方面。他以极清醒的政治目光，以极冷峻的理性态度，注视着政治的风云变幻。他站在一个超脱、淡泊的立场之上，运用退隐无为的手段应付险恶的政治环境，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又天衣无缝不留任何痕迹。看似绝意尘世心如死灰，但一旦掀开这淡漠的外罩，便射出两道犀利、警觉的逼人寒光。张良凭他的超人智慧而免遭杀身之祸，他也是汉家开国功臣中寥寥可数的没有遭到刘邦轻侮的人之一。

　　就某种意义来说，藏锋也是一种转移“痛点”的行为。能够藏锋，转移痛点，便能自得其乐。

　　在古人的眼里，“富贵”两字，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不取于人谓之富，不屈于人谓之贵”，布衣草鞋，自有一股飘逸清雅的仙气，粗茶淡饭，自有一份闹适自在的意趣。

　　中国人历来提倡以“不贪为主”的品德。春秋时宋国有贤人子罕，官至辅政。国中有人得了一块硕大的美玉，于是赶快去献给他，可是子罕不受。献玉者问他：“你为何不要这块玉？这是件玉匠鉴定过的宝物，价值连城啊！”子罕听了回答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我们俩应该各安其宝。请你把玉拿回去吧！”在子罕看来，此玉不过是“刀刃之饴”，有何可羡？持身藏去贪锋，才是最宝贵的品德。在我们的生活里，常会有这种“玉”，即使无人拿来献给你，它也会在那里诱惑着你。有多少人受了这种灿烂的诱惑，步趋而去，结果把立世的“宝”给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