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

第十八章 亦真亦奇 写实写意

　　近代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大都强调《红楼梦》的“逼真”与“写实”的特色。如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辨》中说：“《红楼梦》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写生”，“书中人没有一个不适如其分际，没有一个过火的”，“都是极平凡的”、“逼近真情”的。俞平伯说的“写生”即“写实”的意思。他还指出，“写实貌易而实难”，“从这手段做成的作品所留下的印象感想，亦较为明活深切，即是在文学上的价值亦较高”。鲁迅早年讲授“中国小说史”时，对《红楼梦》艺术特色所作的评述，同俞平伯的见解大略相似。鲁迅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俞平伯和鲁迅的这些意见发表在60多年以前，是最早从现实主义美学角度对《红楼梦》进行的分析。今天看起来，仍然是比较中肯的。特别是鲁迅，将《红楼梦》放在中国小说的历史长河中观察、比较，阐述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对后来的红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楼梦》以前的长篇章回小说，大多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怪小说。它们直接继承宋元话本的题材和艺术方法，所写人物主要是带有传奇性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或现实世界不曾有的神魔鬼怪，同“真的人物”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距。如著名的《三国志演义》，就把某些历史人物写成非凡的超人，或净化为某种观念、品德的化身。“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虽然其主要人物也有一定的性格特征；但人物的感情世界和丰富、独特的个性未能得到应有的揭示。《水浒传》的人物描写，成就在《三国志演义》之上。一些重要人物（林冲、鲁智深、李逵、武松等）有比较鲜明的个性特征，甚至思想、气质和经历相近的人物也能显出个性的差异。然而。《水浒传》的人物更带有传奇和夸饰的色彩，英雄们大都渲染得具有某种“神力”和超凡的气概，不免有些“失真”，而且性格和感情世界也显得比较单调。明代中叶问世的《西游记》，以神奇幻想的艺术境界和各色神魔形象，赢得广大读者尤其是少年读者的喜爱；由于它的非现实性和浪漫主义方法，在人物塑造上自然是愈加超尘拔俗了。明代中叶以后，大量涌现的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其中仿效《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写法的甚多，而艺术成就又远为逊色。这些作品一般都忽视人物性格的刻画，有的甚至胡牵乱扯，雕空凿影，不近情理之至。

　　《红楼梦》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脱去稗官野史的那种怪异色彩。“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皆“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它对于人物和生活场景的描写，或简淡明快如水彩，或五色缤纷似油画，均富于栩栩如生的实在感。稍有艺术感受力的人，阅读这部小说，总是读着读着就像进入“真”的境界，产生一种真人真事的幻觉。过去不少读者和研究者，热心寻找大观园遗址，或一一坐实书中的人物，或搜集林黛玉佚诗……很难责备这些人迂阔多事，只因为《红楼梦》写得太逼真了，以至令人忘记那是经过作家提炼、加工、虚构而创造的艺术的真实。

　　世界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特点是注重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注重描写真正的人性和人情。曹雪芹致力于写“真的人物”，同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不谋而合。《红楼梦》里面，除了特意设计的癞头和尚、跛足道人、警幻仙姑之类形象外，都是广大读者不陌生的人世间“真”的人。当然，所谓“真”的，并不意味着是实际生活中的真人。这个“真”是美学意义的“真”，即指依照现实世界人的“事体情理”创造的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意志、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这个“真”，是与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及神怪相对而言，也是与那种仅仅体现某些原则的概念化形象相对而言。

　　“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曹雪芹像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充分注意到人的性格的丰富内涵和各个人的独特性，注意到性格的内在逻辑。在他的笔下，重要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得到了应有的多方面展示，各个人物都按照自己的特性、自己的方式言谈与行动，从而成为真实可信的艺术典型。庚辰本第四十三回有一条批语，说书中的人物描写做到了“人各有当”，就是讲这种现实主义特点。

　　小说女主人公林黛玉，从容貌到精神都很美，但却不是一个按至善至美的标准炮制出来的样板。她不拘于封建礼法，热望获得真挚的爱情，同情、支持宝玉的异端言行；同时，她又有着贵族小姐的软弱性和个人心理气质上的弱点，如多愁，多疑，不会体谅别人，尤其对下人和穷人的苦处不大理解。林黛玉的独特性格完全合乎她这个身世、思想与众不同的小姐的“事体情理”。

　　王熙凤是个恶人，有“女曹操”之称。从参与政治、军事斗争的经历上说，王熙凤当然不能与曹操相比；但作为艺术典型，王熙凤比《三国志演义》里的曹操，更具有人的活力，性格与感情世界要丰富得多。她在追求金钱、维护权势的时候，心狠手辣，几乎有一种以折磨他人为快的变态心理，这是令人憎恶的；而她的心机、才干和伶俐口齿，又叫人会情不自禁地表示佩服。在日益腐败的贾府，王熙凤不愧是一个“女强人”，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都抵不过她。她的诙诣风趣，主要是为了讨好老太太，却也不尽然。那次她开林黛玉的玩笑：“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就没有取悦于人的用意，而且客观上还会对宝黛爱情的发展起点促进作用。王熙凤在荣国府威重令行，深得老祖宗的宠爱，自然是很得意的；实际上她有许多不如意，家事日益繁难，身体一天天难以支持，与婆婆邢夫人的隔阂越来越深，使她渐渐心情沮丧，无可奈何。她遇上贾琏那么个不安分的纨绔，“泼醋”实为必然会有的心理反应；尽管她的嫉恨发展为奸恶，做出了害死尤二姐那种丧天良的事，但她婚姻上的不幸，也是可悲的。王熙凤同样属于“薄命司”的人物。

　　即使道学气很重的薛宝钗和贾政，也不是“理”的简单图解，而是“如实描写”的有生命、有个性的人物，只不过他们的性格、感情、心理有他们的独特形态罢了。宝钗原来“也是个淘气的”，“怕看正经书”，也曾偷着看《西厢记》、《元人百种曲》；后来在家长的严厉管教和封建礼教的熏陶下，本性逐渐扭曲，才成为“守礼”的端庄稳重的女子，才自觉地使言谈举止合乎封建伦理道德。但她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完全丧失一个少女的情愫，某些场合她也下意识地流露出对宝玉的爱慕之心，“群芳开夜宴”时她也颇有些忘形。

　　贾政古板、迂腐，看不惯宝玉的异端行为，见面就是训斥，甚至大加挞笞，往死里打。好像他毫无爱子之心，其实不然。贾政有他的道理和他的爱法。“为的是光宗耀祖”，是他的本心；“恨铁不成钢”，是他动怒的原因。所以打过之后，看到确实打重了，又见王夫人“儿”一声“肉”一声地哭泣，也“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这就如苏轼说的，“父母之谴子孙，鞭挞虽严而不忍致之死”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如此！贾政曾教训宝玉“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可他听说宝玉会吟诗对对，“有些歪才情”，内心也有几分高兴。第一次游大观园时便把宝玉带在身边，使宝玉得以大展其才。别看贾政口里骂宝玉“轻薄”、“无知”、“管窥蠡测”，实际上他也明白宝玉所题匾联比众清客的强多了，那“点头”、“拈髯”之间流露出称心惬意的神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贾政任学政几年以后，回家来“名利大灰”，看到宝玉颇能作诗，觉得“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红楼梦》的作者写了贾政的信仰，也写出了贾政作为一个父亲的真实感情，以及思想性格随着境遇的改变而发生的变化。

　　《红楼梦》的人物真是千姿百态，秉性各异，即使年龄、气质和生活方式各方面都很相近的人物，也绝无性格雷同的现象。如晴雯和鸳鸯都是丫头，都是书中有反抗性的女奴。但鸳鸯善于在主子中间周旋，在主子眼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鸳鸯平时看透了诗礼簪缨掩盖下的污浊，却不露声色，遇到危难时，善于保卫自己，反抗行动计虑周全。因此，她以一个毫无人身自由的女奴，竟能逃过大老爷贾赦的魔掌。晴雯容貌美丽，风流灵巧，为鸳鸯所不及；性情刚烈，直率，可钦可佩；但脾气暴躁，感情外露，任性，心理没有算计，结果“苣兰竟被芟钮”。平儿与袭人，都是亦婢亦妾的身份，性情都温顺和平，对主子都忠心耿耿，而两个形象丝毫不发生混淆。平儿模样儿俊俏，心地善良；袭人外貌老买，笨笨的，却有令人难测的机心。林黛玉和妙玉都孤高自许，但林黛玉绝无妙玉那种矜持、洁癖。宝钗和湘云都劝说宝玉学习仕途经济；而湘云天真单纯，宝钗头脑深沉。宝钗协助探春料理家务，虽然两人都很精细，但一个威严泼辣，一个和善而有心计。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独特的。

　　金圣叹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实际上，《水浒传》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红楼梦》里面的几百个人物，倒几乎是“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就是偶现、稍纵即逝的角色，如卜世人、傻大姐、葫芦僧、倪二等，也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红楼梦》这种“逼真”、“写实”的成就，在中国小说史，一卜。是无与伦比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和列夫·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一位俄国批评家曾经说，“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最高成就却足描绘个人，描绘单个的人物与性格”，“托尔斯泰登峰造极地秉赋着一位伟大艺术家所具有的最根本的、而且是唯一根本的品质——善于塑造生动的事物和栩栩如生的人物的才能”。曹雪芹也是这样一位伟大艺术家。虽然曹雪芹只留下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尚未完稿的小说，但他逼真地描写生活和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本领及成就，却毫不逊色于西方第一流现实丰义小说家。

　　《红楼梦》是以“真”和“写实”见长的，但我觉得，仅仅以“真”和“写实”来概括《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似乎还不够。“真”和“写实”只是曹雪芹美学思想和《红楼梦》艺术成就的一个方面。

　　我国古代的长篇小说，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出现了《金瓶梅》那样的“如实描写”、“逼近真情”的作品。《金瓶梅》完全取材于现实生活，不加粉饰地、直率地写出了当时的世态人情和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已经开了新的风气。可惜它的作者缺乏明确的爱憎和严肃的批判态度，又不善于提炼素材，信笔写去，尽是黑暗与污浊；特别是大量的色情描写，根本不具备审美的价值。《金瓶梅》在追求真实性的努力中陷入误区，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小说艺术前进中出现的曲折。

　　《金瓶梅》之后产生的《醒世姻缘传》等世情小说，摒弃了《金瓶梅》那样的色情描写，又坚持“写实”，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心理活动的分析，显示出小说艺术的进步。但它们的描写仍比较粗糙，而且往往按照忠孝节义和因果报应的观念扭曲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或过分采用夸张、荒诞的笔法，这又有悖于“写实”的精神。

　　《金瓶梅》及其以后的世情小说，无疑给《红楼梦》的作者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曹雪芹看到它们“写实”的长处，也看到它们的严重不足。他除了坚持“写实”，使“写实”更加成熟完美以外，艺术上还有其他的追求，还有更高的追求。

　　《红楼梦》如实写出贵族世家的腐朽没落，以及吏治的黑暗，时俗风尚的浇薄，反映了“康乾盛世”的社会弊病与危机。同时，曹雪芹又带着深挚热烈的感情，执拗地赞颂上层社会具有叛逆倾向的青年，赞颂性情刚烈、有棱角的女子，赞颂富于才情、见识卓异的少女；无限惋惜、悲悼他们的不幸。曹雪芹把他心爱的青年人（主要是女子）集中在大观园，他的理想、憧憬、志趣也寄托在大观园。曹雪芹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渲染那些青年形象的美，赋予他们以风韵灵秀、奇情异彩。

　　赤瑕宫神瑛侍者下世为人，绛珠仙草下凡还泪，并“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这个神话渗透全书，像是给大观园儿女点染的灵光，使他们一个个带上超逸绝俗的情昧。

　　宝玉出生时口里含有晶莹的美玉，真亘古未闻之奇事。他顽劣异常，却内心聪慧，秀色夺人。诗词歌赋，信手成篇。小小年纪，即对现实人生有着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常常发表惊世骇俗之论。林黛玉风流袅娜，才思敏捷，既有感伤诗人的气质，又有非同凡俗的艳骨和傲骨。她孤峭峻洁，落落寡合，不逢迎上人，不笼络下人，心灵如水晶般纯净。在她身上蕴含着诗情与人品之美，不是世俗所称道的那种“贤妻良母”式的美。现在人们常说，一个人的心理都是双重的积淀，即历史的积淀和个人经验的积淀。宝玉和黛玉的形象既具有追求人性解放的新意识的闪光，又体现了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两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史湘云没有林黛玉那种抗世嫉俗的异端思想。湘云似乎安于世俗的安排，还规劝宝玉关心仕途，结交官宦，以至引起宝玉的反感。但她毫无道学夫子的气味，在才气、学问、美貌方面足以与林黛玉相比肩；而胸襟之开阔，性情之豪放、爽快，又远远为黛玉所不及。她喜欢打扮成小子的样儿，还在大观园大嚼鹿肉，开怀饮酒，自称“真名士”；同时，又是锦心绣口，不乏诗人的风韵和少女的妩媚。那次为庆贺宝玉等人的生日，等不得大家坐好，她便揎拳捋袖，幺、二、三地乱叫。喝醉了酣睡在山石僻处青石板上，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蜂蝶闹穰穰的围着她，她口里仍在唧唧嘟嘟地念洒令：“泉香而酒冽，玉碗盛来琥珀光……”这是著名的“醉眠芍药捆”，最典型地表现了湘云娇憨妩媚、倜傥不羁的情态。

　　贾探春在作诗填词方面不如黛玉、宝钗和湘云，而处理世务的才干远在诸钗之上。她不满足于那个社会给女孩子定的“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规矩，很想出去“立一番事业”。在凤姐病倒，家事烦难无人料理时，探春受命理家，兴利除弊，精明刚毅，“英断有丈夫风”。她不因庶出而自卑，不因女性而示弱，总是自重自尊；犹如玫瑰花，既红香可爱，又有刺。抄检大观园时，她满脸怒气，秉烛开门而待，凤姐见此情状也失去向日的机灵泼辣，唯唯赔笑。只有王善保家的偏不相信“一个姑娘家就这样起来，况且又是庶出”，竟然嬉皮笑脸地当众拉起她的衣襟，故意一掀。当王善保家的还没有来得及收回自己的手，就听到“拍”的一声，脸上早着了一掌。这一巴掌是为了维护少女的尊严而对邪恶势力的反击，“足寒小人之胆，而为群艳干城”。有些评论者认为，探春企图挽救贾府的败落，违背历史的潮流，是个“反面角色”。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和广大读者的艺术感受。任何时代，腐败堕落都是历史的“反面行动”，是破坏社会经济文化、阻碍历史进步的因素。探春洞悉贵族家庭的沉疴痼疾，对“宿弊”加以整顿治理，虽然只是“小才微善”，不能同封建社会后期那些著名的整顿朝纲、革除弊政的政治家相比拟，但也是值得称道的。“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探春，称得上是个有作为的人物，只可惜封建制度和不可救药的家庭限制了她，毁灭了她。

　　就是稳重端庄、谨守封建闺教的薛宝钗，虽然沾染上“禄蠹”之气，令人惋惜，却并不面目可憎。宝钗容貌姣美，诗才与黛玉、湘云在伯仲之间，学识之渊博更超出众人，又通情达理，待人厚道，不以富贵骄人，不以权势压人。薛蟠挨了柳湘莲的打，薛姨妈气得要去告诉王夫人，遣人捉拿柳湘莲。这当然是仗势欺人，宝钗连忙劝她妈：“这不是什么大事。如今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倒显得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人，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就这样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薛姨妈听后心平气和了，没有闹得不可收拾。人们常说，薛宝钗“会做人”。宝钗的“会做人”，除了有时候是讨好在上的人以外，也表现出她待人厚道的一面。宝钗对苦命的香菱一直是比较爱护的，对史湘云、邢岫烟的苦处能够关心体贴，尽力帮助。任何读者读到这些描写，如果不抱偏见的话，都不会怀疑宝钗的真诚。毫无疑问宝钗仍然是闺阁中的佼佼者。

　　“槛外人”妙玉是大观园的一位特殊人物。宝玉的《访妙玉乞红梅》一诗，将妙玉喻为嫦娥。妙玉确乎像嫦娥那样孤寂，又像嫦娥那样皎洁。情趣高雅，作诗运笔如流；心性高傲，睥睨权势，“有天子不臣、诸侯不友之概”。她偶尔也揭开冷峻的面纱，对异性（宝玉）作脉脉含情的表示，从而露出那纯真的本性和少女的芳华，这使人想起李商隐的著名诗句：“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晴雯是“身为下贱”的女奴。当怡红院的某些丫头正变尽方法笼络小主人的时候，她竟时时顶撞主子，在主子面前任性使气。对那些想往高枝上爬的，对那些得到主子一点好处便沾沾自喜的，她打心眼里表示鄙视，不断予以嘲讽。当迫害加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她宁可玉碎花残，也绝不俯首帖耳，表示驯服。死后讹传作了芙蓉花神，宝玉特意为她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诔文，赞扬她“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又说：“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这就将晴雯的形象升华到冰清玉洁、高尚完美的境界，并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联系起来。

　　大观园女儿中身世最为辛酸的大概是香菱。五岁落到拐子手里，过了七、八年“打怕了的”生活，又转卖给龌龊不堪、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呆霸王薛蟠，一直在战战兢兢中挣扎。而当她一旦得到机会进入大观园这个诗国的时候，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便在她眼前展开一个新的奇异世界，她的才情和灵性迅即被唤醒了，很快探索到“诗的三昧”。她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发表对诗的见解：“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这不就是讲诗的“妙悟”、“神韵”和“意境”吗！虽然香菱不可能用我们今天文艺学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已经接触到诗歌的美学特点。不仅如此，她还结合自己亲身的感受，理解古诗的名句。读到王维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那年上。京途中泊船所见的情景立即浮现在她眼前，即在审美上进行了再创造。这正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所应有的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由于她艺术上的苦苦追求，精血诚聚，终于写出“新巧有意趣”的咏月诗，成为林、薛诸人的诗友。这个“平生遭际实堪伤”的女子，身上同样蕴藏着诗情和艺术创造力，可惜被残酷的封建社会所摧残。

　　如果说大观园儿女的形象犹如绚烂的人物画廊的话，当我们浏览了这画廊之后，似乎可以这样说：《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既是“真的人物”，又不完全是世俗的真人。作者对他心爱的青年男女～总是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尽力予以诗化、美化、理想化，赋予他们以诗意美、才情美和人品美，并适当带上神话色彩的点缀，从而创造出栩栩如生、亦真亦奇的富有特殊魅力的艺术形象。当然，这些卓尔不群的形象，同诸葛亮、武松、鲁智深、孙悟空、哪吒等传奇性的或幻想的人物大异其趣。大观园儿女别有一种奇异的丰采。

　　三

　　红学研究者常用“浑然一体”来形容《红楼梦》严密和谐的艺术结构，这当然是恰当的。不过，正像世界卜。任何系统都具有可分性一样，《红楼梦》的艺术结构作为一个人工系统，从时间流程上看，有其阶段性，可分成若干段落；如果从空间层次上审视，《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又约有三个层次。《红楼梦》艺术结构的三个层次的描写，都以一定的方式连贯起来，而写法也是不大一样的。

　　第一个层次，是贾府以外“上至朝廷，下及草野”的社会，借助与贾府的各种联系（如贾雨村的行迹、宫廷的行为等）而展开笔墨。作者多采用叙述或间接介绍的方法，很少作正面的描写：即使正面进行描写的，如“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也比较简略，甚至带有漫画色调。曹雪芹生活在内务府旗人的家庭，生活圈子和生活经验有一定的限制，他对吏治民情和官场黑暗的描写自然不能像写贵族家庭生活那么样真切生动。

　　第二个层次，是贾府淫奢衰败景象，其种种描写大抵以王熙凤的活动相串联。这个层次作者主要采用写实手法，刻画得细腻逼真。这同《金瓶梅》以后的写实小说的笔法有一脉相承之处。脂本批语几次提到《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关系，认为《红楼梦》“深得《金瓶》壹奥”，指的就是这种写实手法。当然，《红楼梦》不像《金瓶梅》那样津津乐道于丑态秽行，它的描写都是经过提炼、具有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即使偶尔涉及淫滥，也总是显示其丑与滑稽的属性，“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

　　第三个层次，即小说的中心部分和主要部分，是“地灵人杰”的大观园。对于这个部分，作者既传真写实，又兼用写意；在人物塑造和环境场景的描写中，努力创造深远的艺术意境与醇厚的艺术韵味。

　　所谓“写意”，本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与“工笔”相对的画法，是一种粗笔的、疏放体的画法。它的特点在于通过简练纵放的笔墨写出对象的神态意趣，并借以抒发作者的襟怀。因为它不拘形似，而强调精神，用笔阔略而富于生气，所以现在又用“写意”与西方“写实”（如实摹仿对象）的概念相对，把我们民族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问的艺术，称为“写意艺术”。这是“写意”概念的扩大与发展。这个意义的“写意”，实际上足我国传统艺术常用的方法和带有普遍性的美学特点。我国古代文学家、艺术家和美学家强调“传神”，强调作品的意象、意境和情趣韵味，似都可以概括在“写意”的范畴之中。特别是诗词、戏曲、书法、绘画、园林建筑等领域，历来都把抒情写意作为主要的美学追求。曹雪芹写小说不只是吸取历来小说创作的经验，他还广泛吸取中国占代各类文学艺术的营养与经验，继承并发展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在小i兑创作中十分成功地运用了写意的方法。

　　中国的文人写意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问”。曹雪芹关于大观园儿女的描写，深得此“似”与“不似”之妙。对大现园以外的俗人，曹雪芹有时还作细微的描摹；对大观园里面那些容貌美丽、心性可爱的女孩子，曹雪芹反而很少有外形的描写。史湘云、妙玉、晴雯、香菱、紫鹃等人几乎没有具体写到外貌和穿着。第一号女主人公林黛玉，长相究竟如何，只是在她和宝玉初见面时写过那么几笔：

　　两弯似蹙非蹙胃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探春也是在第一次出场时有过外形的描写：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这同西方古典小说的肖像描写相比，似乎太疏略了。然而，由于作者把笔墨凝聚于人物的眉眼间，注重点染人物的风韵神态，读者依靠自己的审美再创造，可以从“象外”想象出入物的容貌和精神气质。

　　《红楼梦》的读者要十分计较“形似”的话；便会看出书中的人物描写有不少“疏略”、破绽乃至乖于；理的地方。林黛玉进京时，只有六七岁，仿佛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却是那样谙事识体，通晓人情，连荣困府所有匾联上的大字、小字、印章，都认得一字不差。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家“只上了一年学”的黛玉，到贾府以后五六年时间竟遍读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以及应炀、陶渊明、谢灵运、阮籍、庾信、鲍照等人的诗集，熟悉古今人物，精通诗学词学，这未免太出奇了。再说宝钗，书中说她比薛蟠小两岁，薛蟠上京时已十五岁，宝钗那一年则应有十三岁。宝钗上京，本为“待选”，年龄也必得十三四岁方为合例。这样算起来，宝钗比黛玉要大六七岁，比宝玉要大五六岁。而按书中实际描写，他们的年龄绝不能有这样大的悬殊，“金玉良缘”岂是大姑娘嫁小女婿？还有令人费解的是，薛家系“有百万之富”的人家，刚进京时因房屋未收拾好暂住亲戚家尚合乎情理，可后来为什么总不迁走？大观园建成以后，梨香园要腾出来让给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薛家宁肯“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也没有搬回家的念头，好像成了个破落户！当然，这是艺术上的需要，如果作者让薛家搬走，薛宝钗就不能留在大观园，整个小说就要另作安排了。清代陈其泰批评《红楼梦》“多失检点处”，情形确实如此。对于这些“失检点处”，我们既不必讳言，同时也要认识到这正是《红楼梦》遗貌取神、得“意”而忘“形”的美学特点的表观。我们在审美鉴赏和评论中，不应当胶柱鼓瑟，过于迂阔。中国古代文人写意画，讲究“神会”，“得心应手，意到便成”，不受“形器”的限制。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也是“得心应手，意到便成”，一定程度地突破了“形器”和生活逻辑的限制。读者对他笔下神态活现的人物，亦“当以神会”之。

　　四

　　自从屈原在《离骚》里面创造了香草幽花等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形象之后，历代许多重视写意的诗人都借助于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来表现人物（包括抒情主人公）的品格、节操和抱负。陶渊明诗中多次出现的青松和芳菊，就是诗人志趣和人格的自我写照；后来龚自珍也以“万古浔阳松菊高”这种象征性的诗句来赞美陶渊明。宋代诗人林逋的《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吞浮动月黄昏。”曲尽梅的风致体态，实亦作者自喻其恬淡幽逸的内心世界。而陆游的词《咏梅》：“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虽然同是写梅花，则以梅花表现其“壮志成虚”的孤愤和穷且益坚的劲节。这是我们从文学史上随手拈来的几个象征、隐喻的例子，至于历代画家中借梅、兰、竹、菊及其他自然物自喻或喻人的就更是多得举不胜举了。

　　曹雪芹在小说的人物塑造卜，把象征和隐喻作为传神写意的重要手段之一。

　　贾宝玉从胎里带来的五彩晶莹的美玉，本是大荒山一块顽石。它常年系在宝玉的颈脖上，既是宝玉的命根子，也是贾宝玉精神和性格的象征。在读者的心目中，石头和宝玉简直化而为一。只要一提宝玉，读者便会想到“尤材补天”又碴碚奇兀的石头；想到那石头，宝玉的“愚顽”和“不肖”也就可以心领神会了。

　　林黛玉住的潇湘馆，是个分外清幽雅洁的院落。窗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清澈的泉水绕阶缘屋，盘旋竹下而去。这是作者特意安排的具有象征和隐喻意味的处所。郑板桥曾经说：

　　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乎士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林黛玉的品格正像那翠竹一般瘦劲孤傲，不为俗屈。宝钗的住所蘅芜苑，外面是“愈冷愈苍翠”的奇草仙藤，房内如“雪洞一般”。她经常吃的药是“冷香丸”。又姓薛，小说中一再谐音为“雪”。这一系列“冷”的意象构成宝钗形象的基本色调，也是对她性格的暗示，克己守礼，近似“无情”的宝钗因此得到一个“冷美人”的雅号。

　　踏雪赏梅是历代园林内的重要活动，大观园不能没有梅。而这梅不在怡红院，不在潇湘馆，更不在蘅芜苑，独独在妙玉住的栊翠庵。明朝文震亨说过：“幽人花伴，梅实专房。”只有梅适宜于与妙玉这个内心孤寂、幽芳自赏的女子为伴；也是梅，恰好成为妙玉品貌的象征。

　　还有，世人甚爱的牡丹对宝钗，香远益清的芙蓉对晴雯，非花香可比的菱角对香菱，断线的风筝对探春，“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的爆竹对元春，无疑都有象征和隐喻的意义，在审美上各有其特殊的效应。

　　这里应当说明，在判断哪些是象征和隐喻时，必须谨慎从事，不能沿用穿凿附会的索隐猜谜一类方法。那种索隐猜谜的文学批评不仅是“中国文人习惯”，据说外国也有。黑格尔《美学》里面就批评过“把一切神话和艺术都要按照象征的方式去了解”、把“每一章诗都说成是寓意”的西方学者。黑格尔说得好：“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把象征推广到一切艺术领域，而在明白地把它局限于用象征为其特有的表现方式，因而可以用象征方式去看待的那个艺术范围。”

　　《红楼梦》表现人物的风神气韵的又一重要手段，或者说最为重要的手段，是意境的烘托。读者在小说的第三层次，处处可以领略到情景交融、意境合一的美妙诗境。它们令读者迷恋陶醉，又对书中的人物形象起着一种渲染、映衬的作用。这与象征、隐喻的手法不同。象征、隐喻具有确切的含义和一定的指向；意境的烘托则是意象、气氛、情趣、兴味的综合效应，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

　　一座大观园，便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奇妙世界。走进这座园林的大门，迎面一带翠嶂；沿小径迤逦而入，见佳木葱茏，奇花闪烁。前行到达沁芳亭，则万千气象，豁然开朗。仰望山坳树杪之间，飞楼插空；俯视清流碧波之下，垂青倒影。亭上对联“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可谓亭前景物的绝妙写照。春天，这里柳垂金线，桃吐丹霞；盛夏，树荫合地，满耳蝉声；秋天，明月清风，天空地净；严冬，皑皑白雪，点缀青松、翠竹、红梅。真是文采风流，美不胜收。园中的少男少女便在这桃源仙境的映衬之下，一个个出脱得风姿绰约，不同凡响。

　　大观园有着统一的风格与情调。同时，各个院落又有独特的意境与环境气氛，它们和各自主人的精神气质交互映衬，相得益彰。贾宝玉住的怡红院，与主人的脂粉气息相协调，院中是脂红的海棠和碧绿的芭蕉，房内花团锦簇，玲珑剔透，卧室金彩珠光好似女子的绣房。潇湘馆不仅赋予翠竹以象征、隐喻的意义，而且院落内外以和平恬静的绿色为基调，通过“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和“竹影参差，苔痕浓淡”的景象，以及碧纱窗暗暗透出的幽香，廊上鹦哥长长的吁叹，造成凄清幽美的诗意和画境，特别适合于一位超逸绝俗的感伤诗人居住。李纨住的稻香村，青篱茅舍，黄泥矮墙，田埂菜畦，一洗富贵气象，与这个寡届的主人槁木死灰的心境十分协调。探春住的秋爽斋，轩敞疏朗，气派阔大，仿佛探春这个人物的刚毅、英断的风貌；斋内悬挂的对联“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极具气骨，字体也挺拔刚正。

　　大观园儿女的活动，无论是结社吟诗，还是嬉笑游乐，或者是儿女之情的纠葛，表面上琐琐碎碎，似乎平淡无奇，如果细加领会。便觉得它情味盎然。作者将诗的意境融化于其中了。

　　那是进大观园不久，三月中旬的一天，宝玉携了一套《西厢记》，坐在沁芳闸桥边桃花树下，细细玩味。正看到“落红成阵”，一阵风过，头上的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小心翼翼兜了那花瓣，抖入池内，令其随水飘荡而去。不料肩上担着花锄花囊的林黛玉走来，说把花撂在水里，流出去到了脏地方仍旧遭塌，建议用绢袋收集起来，埋入花冢，日久随土化了才干净。这里，《西厢》曲词的意境和眼前景象宛然一体。落英缤纷，溶溶流红，令人感到浓厚的春意；而主人公惜花惜春的心情和睥睨世俗的情调，也委婉地表露出来。金圣叹说：“《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西厢记》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与美人并坐读之者，验其缠绵多情也。”宝玉和黛玉就在《西厢》妙词和娟丽桃花融会的良辰美景中，并借《西厢》妙词，第一次表白心中隐秘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在这样的环境气氛的烘托下，也显得格外美好纯洁。

　　曾经被人误解的“宝钗戏蝶”，发生在这个春天之末，祭饯花神的日子。大观园的女孩子们兴致冲冲，个个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宝钗这个谨守闺教的女子，这天也被明媚的春光所吸引。她从潇湘馆前抽身回来，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她举扇去扑，忽高忽低，蹑手蹑脚，一直跟到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宝钗好像失去往日的端庄，其实正是一个少女应有的情态，披露了她青春心灵的一角。这是一幅充满生机、散发青春气息的画面。下面便是听到小红与坠儿的谈话，为了避免事端，宝钗灵机一动，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逃走了。这一天，宝钗分外活泼，急中生智并未包藏什么祸心。小红与坠儿的惊慌，不过是反映了她们平时对钗、黛二人的印象罢了。甲戌本第二十七回末有一条批语：饯花辰不论典与不典，只取其韵致生趣耳。池边戏蝶偶尔适兴，亭外急智脱壳，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这位批者是真正领会到了“宝钗戏蝶”的意味。

　　大观园的第一个冬天。大雪将园子妆砌成琉璃世界，栊翠庵里十数枝红梅映着雪色，分外精神。大观园诗社在芦雪庵即景联句，宝玉又落了第，众人罚他去栊翠庵折一枝梅花。这罚既雅且趣，宝玉当然乐意为之。果然他一去便笑嘻嘻地取来一枝二尺多高的红梅，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其间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聚如林，花吐胭脂，香欺兰蕙，各各称赏。岫烟、李纹、宝琴三人即兴作《咏红梅花》七律，“桃未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已笑东风”，“疏是枝条艳是花，春妆儿女竞奢华”，写出了红梅的气骨和娇艳，也似是作诗者自己的写照。宝玉则有《访妙玉乞红梅》之作，“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将“乞梅”一事诗化为美丽而奇幻的形象。诗社的这次活动妙境丛生，自始至终富于浓郁隽永的诗味。随后，大家跟着贾母出去，“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一语未了，只见宝琴背后转出一个披大红猩毡的人来”。银白色背景，映着大红衣裳，红艳艳的梅花，以及如花似玉的人物，恰似妍丽的图画，或者说“比那画儿还强十倍”。

　　一个赤日炎炎的中午，大观院一派宁静气氛，蔷薇正是花叶茂盛之际。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一面悄悄流泪，一边用簪子在地下画字。“一直一画一点一勾”，共十八笔。“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千个‘蔷”’。忽然下起雨来，女孩子被雨淋湿了，仍然不断地在那地下画。这个女孩子是龄官，她的默默心事和对情人贾蔷的一片痴心表现得多么动人！难怪宝玉不觉看痴了，读者至此怕也要痴了。

　　像这样具有浓厚诗意的场面在《红楼梦》里面俯拾即是。我国是个诗的国度，诗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红楼梦》同诗的关系比我国任何一部古典小说都更为密切，不仅它的散文常常写得像诗一样，它还直接用优美的抒情诗（包括词曲）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表现人物的品格和情操，以达到传神写意的目的。大观园儿女的形象之所以能够升华到奇与美的境界，也得力于诗体的运用。

　　大观园的诗会，从咏白海棠、咏菊花，到咏红梅花、咏柳絮，众人作了许多诗词。可以说，各个人之所作大体上都符合各人的性情与文学修养，而每一组诗又有其共同的旨意和情趣。海棠诗写海棠花的冰清玉洁，菊花诗写菊花的千古高风，“螃蟹咏”嘲讽世情，“柳絮词”慨叹柳絮的飘零。这些诗作吐露了众儿女的情怀，显示了他们的智慧才华。而“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孤标傲世偕谁隐”，“高情不入时人眼”，等等，更是众儿女对自身品格的形容。

　　当然，《红楼梦》诗词中最脍炙人口的是林黛玉的诗词。《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柳絮词》等，足以与古代大家名作相颉颃。春天的桃飘李飞，秋天的连宵风雨，古史中才人的遭际，无不掀起她感情的波澜，激起她艺术的灵感。“伤心一首葬花词”，黛玉借花自喻，她将落花与自己的身世融为一体，唱出了令人心碎肠断的悲歌。黛玉在菊花诗会上连作《咏菊》、《问菊》、《菊梦》三首，压倒群芳，一举夺魁。“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这是咏菊的绝唱，也显示了黛玉的诗格。黛玉似乎和菊花的气味最相投，也最适宜作菊花诗。她深情地赞美菊花，临霜抒写，对月吟咏，毫无疑问是在表现自我的人格和情趣，是在塑造自己的形象。

　　五

　　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历史，是逐渐摆脱话本格局、增强文学性的过程。纵观这个演变过程，《金瓶梅》当是一个转折点，至《红楼梦》则完成了长篇小说的文学化，并达到了完美的形态。《红楼梦》既坚持“写实”、“传真”，又比实际生活更美、更奇。它追求真实性，却不流于鄙俗；它的“奇”，又不令人觉得怪诞。用刘勰的话说，它是“酌奇而不失其真，舐华而不坠其实”。

　　西方从亚里斯多德以后，许多美学家和艺术家强调“摹仿”和“写实”，西方现实主义艺术理论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学，在强调“逼真”、“肖物”的同时，又注重形神兼备，注重言志抒情，注重艺术品的深远意境和醇厚韵味。概括起来说，就是注重写意。这个传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诗、词、绘画、戏曲和园林建筑等领域。《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创造性地运用了写实兼写意的方法，从而使它既可以与西方第一流的现实主义小说相媲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当我们研读这部文学巨著的时候，不可忽略它的独特光彩及其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联系。

　　1984年8月写2010年6月第二次订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