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

第十七章 历史的哀吟 人生的悲叹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中国号称“盛世”，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已经累积了厚厚的历史污垢。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朝统治集团和上层旗人在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之后，日益骄奢腐败，越来越陷入困境和危机。曹雪芹的《红楼梦》，对那个“盛世”时期作了集中的反映和概括，并包含着对民族历史和人世沧桑的深入思考和哀叹。曹雪芹身后不到一百年，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也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裹挟下进入近代社会。虽然曹雪芹不可能预见到他身后中国历史的悲剧和重大转折，但他的《红楼梦》，恰好反映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进入近代之前的社会弊病和严重危机，反映了农本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的衰落。

　　曹雪芹在描写上层社会的骄奢腐败和人世沧桑变化的时候，对人生和历史不由得感到困惑与迷茫，对现实社会也不由得感到悲观与失望。难能可贵的是，曹雪芹在痛苦、辛酸的心境中，仍然坚持不懈地思考、探索人生和历史的奥秘。《红楼梦》中渗透的命运感和“虚无”、“色空”观念，就是他这种思考、探索的某些感悟。命运感和“虚无”、“色空”观念，也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使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危机更加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红楼梦》是饱含对人生和历史深沉哀痛的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

　　清朝建立全国政权以后，经过40年的征战，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才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从康熙二十二年完成全国统一大业起，到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给清王朝带来不祥之兆的白莲教王伦起义，共90年的时间，习惯上称为“康雍乾盛世”，或称“康乾盛世”。曹雪芹就是生活在这个“盛世”时期。

　　这个时期，东起库页岛，西过巴尔喀什湖，南尽南沙群岛，在这辽阔的疆域内，清王朝维持着相对稳定和统一的局面。不仅汉族地区结束了战乱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也较为妥善地解决了西部、北部以及西藏少数民族地区长期的纷争，粉碎了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的叛乱，有效地遏制了沙俄侵略势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与这种稳定、统一的局面相适应，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科学文化都得到较快的发展，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超过宋、元、明各朝。全国耕地面积和人口大幅度增加，城市以及市镇日益繁荣。曾在抗清战争中被毁成一片废墟的扬州城，这时“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苏州每年出海贸易的船只“至千余”，并有大量洋货入口和洋货行，“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特别是“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江宁城人口达到四五十万，经营丝织业的“不下千数百家”，“机声轧轧，比户喧阆”，“商贾云集”，秦淮河上的客船游船往来不断。杭州、广州、汉口、佛山、景德镇等地也都空前繁荣，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康雍乾时期的中国，在亚洲是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在世界上也是有数的泱泱大国之一。

　　社会经济生活中尤其引入注目的是，被明末腐败政治和清军血腥战争所摧毁的兴起于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时候又重新破土而出，而且比晚明时期更为茁壮。私人开设的手工工场和“计工受值”的雇佣劳动日渐增多，商品与货币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愈来愈突出。如江浙一带的丝织业出现了规模数十甚至数百人的手工工场，棉布加工业（漂、染等）出现了许多闻名南北的作坊，棉纺织业中出现了不少控制原料和销售的包买商。广东、安徽、云南的采矿冶铸业，多由商民经营，有数千、数万人的采矿或冶炼工场，云南的铜矿甚至有聚集十数万人的。此外，山东、山西的采煤业，景德镇的陶瓷业，台湾的制糖业，都出现了一定规模的雇佣劳动经营的手工工场。这时候，从城市到农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对内到对外，商品交换、货物转运出现前所未有的规模，商人队伍不断扩大，并形成了一批商帮和商人集团。在如此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某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商品性含量较大的农业生产，出现了较多的雇工，货币地租的比重也明显增加。总之，传统的农本经济结构正在悄悄发生变动，旧制度已开始受到新的经济力量的冲击。

　　然而，康雍乾时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而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是，地主占有土地从事地租剥削以及自耕农的小生产，仍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在京城周围的满洲王公贵族和八旗将士圈占的土地上，实行的还是农奴制，旗地上从事耕作的世仆没有人身自由。这是满族统治者带进中原地区的落后生产方式。边疆某些经济很落后的地区，还停留在奴隶制或原始公社阶段，与历史步伐拉开的距离更遥远。因此，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在幅员广阔的中国社会，在传统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所占分量有限，而且受到专制主义政权和传统经济关系的严重束缚、压抑与打击。

　　农本经济和地主占有土地进行地租剥削的制度构成社会的基础，这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康雍乾时期处在这一漫长历史的晚期。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与欧洲中世纪以世袭的领地、采邑为特征的封建制度有所不同。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封建主义(feudalism)是一种领主和附庸的制度”，不是指通过租佃进行剥削的制度。但是，无论是“领主和附庸的制度”，还是地主占有土地通过租佃剥削农民的制度，或是自耕农的小生产，都是属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考虑到世界历史的复杂性，恐怕不能以某一地区的历史实例作为确定封建制社会的典型和标准。封建主义在各国是很不相同的。西方学者也说：许多通常被称为封建主义的普遍特征只能在封建主义最为发展的法国、或者至多也只能在其他一、二个国家才能找到。例如，采邑原封不动地由长子继承的长子继承权的准则在日耳曼并不通行；在那里，社会等级的划分也并不像在法国那样鲜明。还有，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的居民并不都是包括在封建政体之中的。在法国、意大利和日耳曼的山区，大多数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并不是采邑。他们像世世代代的祖先那样直接占有土地。既然在西方封建主义也有着多样性，那么中国知识界和史学工作者把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农本经济和地主占有土地为基础的君主专制社会，称为封建制社会，是说得过去的。尽管这里的“封建”二字同中国古代“封建”一词的含义（帝王把爵位、土地分封给诸侯，让诸侯在封地内建立邦国）颇有差异，但“封建主义”（与feudalism相对应）一词的使用在中国学界已经约定俗成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是君主专制制。自秦汉以来，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总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强化。经过元、明和清初的一系列发展演进，到康雍乾“盛世”时期，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推进到历史的高峰。高度发展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虽然在维护国家统一、遏制外来侵略、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它又是维护旧的经济基础、阻碍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势力，是维护旧传统、反对变革、反对新思想的顽固堡垒。

　　康熙、雍正、乾隆几个皇帝仍然坚持“农为本、商为末”的传统观念，在法令政策上继续贯彻历代王朝实行的“重农抑商”原则。如对于矿冶业，清初当大乱之后，社会上迫切需要铜、铁、铅、锡等原料，清廷对民间开矿比较放手，但是在成千上万的矿徒聚集一起，矿冶业发展起来的时候，最高统治者便感到害怕，各地官僚绅士也纷纷以“弃本逐末”等老生常谈的理由表示反对。康熙末年即下令停开新矿，许多老矿也谕令缩小规模或停业关闭。雍乾时期时而允许开采矿产，时而又严厉禁止，处在一种欲开不敢、欲禁不能的两难之中。对于织造业、陶瓷业等工商业以及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清朝政府也无不有种种强力的干预、限制和压抑。横征暴敛，层出不穷。民间工商业者，如果不行贿，不投靠官府，便得不到保护和发展机会。在对外贸易方面，清军进驻台湾、消除海上反清据点之后，康熙皇帝决定开放海禁，实行开海贸易，并陆续在泉州府的厦门港、松江府的上海县、宁波府的镇海县、广州府的南海县设立海关。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到山东、直隶、奉天，有多处通商口岸允许商船出入，从事贩运贸易。可是，康熙皇帝和朝中大臣出于维护专制政权的戒备心理，加上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所造成的“天朝物产丰盈，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狭隘闭塞观念，始终对出口、进口贸易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当发现闽、粤等省有人借出海贸易之机流徙南洋，有人私贩米谷出海，有人出去把新造的船只卖给外国，康熙便下令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使许多以南洋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商人受到沉重打击（雍正五年始解除南洋贸易之禁）。乾隆二十二年明确限定西方国家来华商船只在广州一口通商。中国出海贸易商船，限“装载五百石以下”，往返时间“以三年为限”，逾期始归者“不许再行出洋”。从军械、火药、硝黄，到铁器、废铁、铜器、大米、豆麦、杂粮、绸缎等，一律禁止出口。雍、乾二帝对开海通商的限制与管理，总的看来比康熙后期更加严厉。康雍乾时期只是实行了一定限度的开海贸易，本质上是闭关政策，是与外界隔绝的政策。这不仅严重阻碍中国工商业、航海业的发展，丧失了海外市场，也妨碍了中外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造成中国知识界的闭塞落后。

　　清王朝压制、打击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另一手段，是通过官营工场和官营商业把某些重要的、有利可图的手工业、商业直接控制在专制政府手中。内务府的皇商以及依附于专制政府的特殊商人，除了为皇上变卖进贡物品、抄家没收物品和各种强征豪夺的物品以外，也为皇上经商，运销人参、木材、铜、茶等商品，并垄断铸钱用的铜斤的采办，插手食盐的运销，控制进出口贸易。在他们所把持的领域，民营商业便难以发展。官营手工业，如内务府所属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的纺织品，内务府造办处制作的金、银、玉器及钟表、玻璃品等，都是为宫廷御用和赏赐用的。国家的军需品弓箭、鸟枪、铳炮、铁弹、腰刀、盔甲、战船等，则由兵部、工部、内务府及各省督抚、都统遵命督办，其他人不得插足。这些官营手工业产品不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其中能工巧匠多是各地官府奉旨选送的。虽然在官营手工业中服役有比较丰厚的待遇，但身份犹如皇家、官府的奴仆，生产环节和产品规格、工艺等一切都得听命于皇帝和主管的官员，人身自由和独立思考、创造发明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也就严重堵塞了技术进步的道路。即以火炮来说，明代中叶中国人已经学到葡萄牙人制造火炮的技术，并开始把这种葡式铳炮运用于边防。明清之际的战争中，明军和八旗兵都使用过新式火炮。佟养性就曾带领过后金的红衣大炮部队。这种新式大炮与当时西方使用的大炮差不多，称得上是世界先进武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清军还使用过新发明的“连珠铳”和“子母炮”，威力很大。可是，进入“盛世”以后，做皇帝的不再重视火炮的研制与生产，其他人则没有客观条件、也没有主动性进行火炮的研制与生产，中国人的火炮技术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所以到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队携带的是最新式的洋枪洋炮，而中国士兵只有几尊老掉牙的铳炮，再加上鸟枪、弓箭。

　　康雍乾“盛世”，专制政府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力度，也比以前各个朝代增强。首先是大兴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和惩罚之残酷，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最早的庄廷栊“明史案”发生于康熙元年和二年，其时康熙皇帝尚年幼，没有亲政。康熙亲政以后，清廷的文化政策有一段较为宽松的时期，但对汉族知识分子思念故国的感情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所以到康熙五十年发生戴名世《南山集》案，并牵连出方孝标《滇黔纪闻》案。到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案便接二连三地发生，许多案件是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据统计，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清廷的文字狱案大小近百起，重要的有七十余起，其中真正“反清”的很少很少。有的“原要竭力称颂”，却莫名其妙犯了忌讳，招来杀身之祸，还连累妻儿和亲朋。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处在一种命运难以捉摸的恐怖气氛中。与这种可怕的文字狱相联系的，还有禁毁、篡改图书。几乎每一起文字狱，都相应地有一批书遭到禁毁。而最大规模地禁毁、篡改书籍是编纂《四库全书》期间。编纂《四库全书》本是对学术文化很有贡献的事情，乾隆皇帝却借此机会，反复谕令审查，禁绝、销毁、篡改了大批图书。被销毁的书籍，种数几乎同《四库》所收书相当。这不仅使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历史方面的文献失传，而且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压力和恐怖。

　　康雍乾时期对学术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有用柔的一面。除了按时举行以八股程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以外，又特设“博学鸿词科”（康熙十八年、乾隆元年两次）、“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以及康熙、乾隆南巡时的特别召试，注意拓宽汉族读书人和各种特殊人才入仕的途径。为了增强社会凝聚力，清王朝于“三藩”乱平、台湾回归以后，进一步推行自清初以来实行的“崇儒重道”的思想文化方针，大力尊崇孔子，特别是提倡理学，抬高朱熹的地位。这使深受传统儒学教育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会有亲切感，当然容易认同。与此同时，清统治者又组织文入学者编纂大型书籍，如《明史》、《全唐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以及万卷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卷至八万的气势磅礴的《四库全书》。“盛世”的著名学者几乎都被囊括在这些书籍的纂修工作中了。

　　知识、文化是民族的灵魂。知识分子的状态，往往代表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康雍乾“盛世”，是我国古代历史范围内“昌明隆盛”、人才辈出的…个时期，哲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以及数学、建筑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历法等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高峰，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与整理。当时的学风崇尚质朴、笃实的训诂考证，人们把贯彻这种学风和研究方法的以经学为中心的诸多学问（包括小学、史学、天算、地学、金石、校勘等）称为“朴学”，或称“考证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清代朴学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并称而先后媲美。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朴学家中最杰出的学者戴震，不仅对音韵、文字、天文、数学、地理、典章制度等方面作了极深的研究、考证和总结，而且通过“理”、“气”这一中国哲学的世界本原之辨，批判宋儒的“理在气先”的唯心论，阐发“理在事中”的唯物观；又通过“理”、“欲”关系的论证，阐发了尊重民情、“遂民之欲”的人文主义观念。戴震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当时哲学、文学领域及社会生活中的人文主义思潮是相呼应的，对专制主义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统治有一定的冲击力。可是，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潮没有在知识界得到普遍的认可，没有形成相当的声势。广大知识分子在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和实行科举考试、尊孔崇儒、提偶理学等刚柔互济的束缚中，收敛智慧才华，只作脱离现实的研究，或沉溺于八股、辞章。朴学家从典籍中寻找证据的方法，也只适用于文化研究的部分领域，不能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也不能用于经济管理工作。从总体上看，康雍乾“盛世”时期的学术文化还是属于保守、闭塞型的。

　　康熙在位的前期继续优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聘用他们参加钦天监以及兵器制造、地图测绘的工作，还允许他们到内廷讲课或治病。康熙三十二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洪若翰等人曾用西药金鸡挈治好了康熙的疟疾病。传教士把西方一些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传进了中国，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学到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图测绘、医药学等方面的知识，康熙本人也热爱西方数学、物埋、天文方面的知识并学有所获。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条件和教育制度，西方传教士带进的有限的科学技术知识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而到康熙末年，罗马教延禁止中围的教徒祀孔、祭祖，引起与清朝的“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乃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雍正、乾隆以至嘉庆、道光年间，为了与罗马教廷抗争，维护中国传统礼俗和社会稳定，继续禁止天主教到中国传教。清廷同罗马教皇的抗争也是正当的，但从晚明以来中国知识界通过传教士接受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渠道，却被堵塞了。中国知识界封闭在古旧的传统之中，不了解西方日新月异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也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有多么大。

　　总之，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繁荣统一的康雍乾“盛世”，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总体上仍滞留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轨道上。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的专制主义历史，不断重复“兴盛一腐败一衰亡”的怪圈。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对历史进行周期性的调整。每一次新登上历史舞台的统治集团，总比前一代亡国君臣要开明、清廉、有作为，而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特权的膨胀，又或迟或早地同样趋于腐败，与之相伴随的，便又是吏治黑暗、灾害频仍、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自身也越来越陷入困境。当腐败现象和社会矛盾一旦严重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祸乱的逼近，意味着“盛世”将要幻灭，最后是再一次改朝换代。清王朝，作为专制主义传统轨道上的一个王朝，必然会陷入这样的怪圈。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朝统治集团，清朝政权的核心——上层旗人，逃不脱这样一个由盛而衰的命运。

　　清朝政权建立之初，社会崇尚俭朴，官场风纪较为严肃，官吏的管理考核也较为严格，八旗劲旅勇猛善战，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到康熙皇帝完成统一全困的大业以后，从皇帝、满族亲贵，至文武大臣、八旗将士，便日甚一日地侈靡骄奢。康熙皇帝对官吏和旗人的管理也日渐宽容姑息，更加速了吏治的废弛，贪风的盛行，以及八旗子弟的堕落。雍正皇帝上台，锐意改革积弊，整顿吏治，清查亏空，打击贪污，曾宣称“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然而，在传统的经济、政治的轨道上，腐败的趋势不能逆转，雍乾时期的吏治和_卜一层社会、旗人社会的状况是每况愈下，百弊丛生。作为清王朝政权支柱的八旗将士，更是不习正务，竟尚浮华，提笼架鸟、入班唱戏者比比皆是，甚至有开赌窝娼、贩卖私盐的。日益严重的骄奢腐败，不仅给老百姓造成深重的灾难，许多贵族世家，或由于骄奢淫逸的内耗，或由于上层社会的相互倾轧，或由于朝廷的整饬，也劫数难逃，趋于没落，甚至家破人亡。雍正初年的“柱石大臣”年羹尧、隆科多，“擅作威福”，贪婪不法，最后一个被勒令自裁，一个“永远禁锢”，死于禁所。乾隆年间擅权20多年、一手遮天的和坤，在乾隆死后数日即被罢官、抄家，随即赐令自尽。至于内阁重臣，尚书、总督、巡抚等大小官僚，豪门权贵，被罢官、抄家、流放以至处死或令自尽的，在康雍乾几朝真是难以计数。

　　在康雍乾几十年的“盛世”，封建社会同有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而随着统治集团的腐败和吏治败坏以及大地主兼并土地的加剧，这些矛盾又不断地激化。各地抗租、抗粮（反对不合理的钱粮负担）、“抢粮夺食”以及小规模的起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间断过。康熙六十年台湾发生有一定规模的朱一贵起义。雍正、乾隆年间又有广东肇庆李梅的起义，四川秦启柱的起义，广东澄海李阿万的起义，湖北罗田马朝柱的起义，湖北荆门何佩玉的起义，都有相当的声势。这时候，民间的白莲教也广泛传播，信徒愈来愈多，而且在保存其基本教义的同时又出现许多支派和名称。白莲教有明显的反清色彩，山西、河南、湖广、四川、福建等地多次发生过白莲教起义。虽然清政府派兵镇压，并严令禁止传播，但禁而不止，越禁越活跃。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的一支）起义，攻克寿张、阳谷、堂邑和临清旧城。这是清王朝百多年未见的攻城夺地的较大规模农民起义，拉开了随后各族人民大规模起义的序幕，也宣告了清朝“盛世”的终结。

　　《红楼梦》是一部以贵族家庭为主要题材的小说。书中的荣、宁二府，是18世纪“康雍乾盛世”时期贵族世家的艺术典型。荣、宁二府和与之“连络有亲”的史、王、薛家，以及有“世交之谊”的王爷，“在都在外”的“世交亲友”，千丝万缕联系着的地方官、京官以及皇宫，这是社会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民不安生”、“家业萧条”、卖儿卖女、世代为奴为仆的。这贫富悬殊的阶级阶层，构成“盛世”社会的真实图景。书中贾雨村说：“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而书中的实际描写，却是充满奸佞邪恶，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残忍乖僻之邪气”。冠冕堂皇的都察院，总揽一方军政事务的节度使，各省州县的地方官，无不与贵族豪强、地主恶绅朋比为奸，欺压良善。应天府的门子说：“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以作为托庇倚仗之势力，号称“护官符”，而且“各省皆然”。官场上跌了跤的贾雨村，因为攀上荣国府的关系，得以官复旧职；又因在应天府任上“徇情枉法”，庇护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此后便官运亨通，“由王子腾累上保本”，进京“候补京缺”。贾雨村做京官时，常出入贾府拉拢关系，为满足贾赦对几把古扇子的贪求，竟至于诬陷持有古扇的石呆子拖欠官银。所以平儿骂雨村：“哪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认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而贾雨村却因此扶摇直上。后来，王子腾升任九省都检点，贾雨村则补授了大司马（清代用作兵部尚书的别称），协理军机（此语意味深长，雍正以后设军机处，最为机要），参赞朝政”，进入了国家中枢机构。国家最高处，那受到万民百姓顶拜的九重之上又如何呢？同样是藏垢纳污之所。小说不止一次地写到太监们外出敲诈勒索，或勾结大臣卖官鬻爵，以中饱私囊。贾府大办秦可卿丧事时，恰巧三百员龙禁尉（皇帝侍卫）短了两员，内监将此“美缺”。一个卖给襄阳侯家，一千五百两银子；一个卖给贾蓉，因是“老相与”，一千二百两银子。贾蓉父子还干恩万谢，感激不尽。小说第六十六回曾写到，在“平安州界，遇见一伙强盗”。“平安州”偏有“强盗”，可见并不“平安”。这不仅是对“平安”的一笔讽刺，对于“康乾盛世”也有象征意味。

　　荣、宁二府的老祖宗荣国公、宁国公，是“功名贯天”的开国勋臣。当初在血腥战争中出生入死，才挣下这偌大的家业，并获得世袭的特权和荣华富贵。清代爵位的世袭，除勋劳突出或有特别缘故的世袭不降封、不限代即“世袭罔替”的以外，一般以世递降，袭完为止。贾府的世职与这种“以世递降”的承袭制度相仿佛。宁国府第一代贾演，一等公；第二代贾代化，世袭一等神威将军；第三代贾敬，应袭一等将军（按荣国府第三代比拟），本人弃职静养于都外玄真观；第四代贾珍，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荣国府第一代贾源，一等公；递降至第三代贾赦，世袭一等将军。从荣、宁二公，到第三代贾赦、第四代贾珍，不过百年光景，这个赫赫扬杨的贵族之家就已“运终数尽”，“子孙虽多，竟无一可以继业”者。小说第二回，通过冷子兴的“演说”对荣、宁二府的衰落气象作了一个概括：

　　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我们看书中的具体描写，情况正是这样。

　　“荣公之孙”、“现袭一等将军”的贾赦，在外操纵官府，欺压百姓，在家蓄养成群的姬妾，并企图霸占母亲的丫头，这是个典型的八旗将佐的角色，凶狠而又颟顸，又好色。甲戌本《好了歌》注“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两句有侧批日：“贾赦、雨村一干人。”在曹雪芹的八十回后的文稿中，贾赦要披枷戴锁坐牢的，这可以说足他应得的下场。宁国府的主子贾敬，又是一种活法。他对眼前的纸醉金迷还感到不满足，“一味好道”，幻想长生不老，成仙飞升。“箕裘颓堕皆从敬”，贾敬常年在城外和道士们烧丹炼汞，不管家事，加速了宁国府的衰颓堕落；他自己最后也误食金丹，送了性命。道士们说他是“已出苦海，脱去皮囊，自了去也”。晚辈的贾珍、贾琏、贾瑞、贾蓉以及寄居的薛蟠、邢大舅等游荡纨绔，更是穷奢极侈，寡廉鲜耻，终日忙于问柳寻花，聚赌嫖娼。家庭内外的多少风波，都是由这些子弟的伤风败俗引起的。最突出的事例有贾珍与儿媳私通，贾珍玩弄尤氏姊妹，贾琏与女仆偷情，贾琏偷娶尤二姐，贾瑞调戏王熙凤，贾蓉与王熙凤关系暖昧，等等。老仆人焦大骂他们：“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柳湘莲则说宁国府“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都很确切地道出了贾府子弟的堕落。贾府子弟的形象，是游手好闲、道德堕落的八旗子弟和清王朝“功臣之后”的绝妙写照。

　　在荣、宁二府，唯有贾政显得是个“端方正直”、“谦恭厚道”的人物。贾政与沉溺洒色的贾赦、贾珍、贾琏等淫滥之辈毕竟不同，他虔诚地信奉传统儒学、理学的纲常伦理，是属于思想正统的人物。由于理学的空疏和对人性的戕害，贾政显得古板、僵化、迂阔无能。他女儿元春回家省亲，内心无限凄凉，呜咽对泣，垂泪无言，而他唯知感戴皇恩，表述忠心，并劝女儿“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表明他的感情近于枯竭。他要求宝玉“把‘四书’一一气讲明背熟”，做好八股文，将来科举出身，光宗耀祖。可是，宝玉把父亲的教训当作耳边风。贾政对宝玉的“不肖”十分不满，见面就是训斥，以至在忠顺王府登门索要琪官和贾环进谗诸因素的激恼下，对宝玉大加笞挞。这是贾政的正统思想与宝玉离经叛道言行的冲突最激烈的一幕。贾政的儒学教条在宁、荣二府的子弟中已找不到市场。不仅贾宝玉不肯接受，那些人性走向堕落的纨绔，也不遵循儒家的伦理规范。贾政面对贾府江河日下的局面，一筹莫展，徒唤奈何。后来贾政外出任学政几年，回家时随着年龄增长，思想发生变化，“名利大灰”，看到宝玉颇能作诗，觉得“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这自然是出自无可奈何的心情。

　　偌大的贾府，在处理实际事务方面显得最有才干、最有心眼的，是王熙凤。不仅那些只会“享福”的太太、奶奶不能和她相比，就是那群束带顶冠的男子也无一能及。秦可卿丧事期间，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把宁国府的奴仆按照任务的需要分成各种不同的班组，实行严格的分T和责任制，有错必罚。一一天，担负着迎送亲友任务的一人，“迟了半步”，王熙凤登时放下脸来，喝命打二十大板，革去一个月银米。她还当众宣布：“明日有再误的，打四十，后日的六十，有要挨打的，只管误。”宁图府的仆人们领教了王熙凤的厉害，“自此兢兢业业”。不几天。宁国府的放任自流、事无头绪、劳逸不均、偷窃冒领的习俗便扭转过来了。“金紫万千谁治困，裙钗一二可齐家。”在吏治败坏、世风日益颓靡的“末世”，男性的退化、光能，“阴盛阳衰”，往往是突出的社会现象。王熙凤的才干魄力以及她那能说会道、左右逢源的油嘴，好像是在证明《红楼梦》里反复强调的那句话：“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然而，王熙凤的“齐家”（治家），只能在宁国府获得暂时的成功。她对荣国府的治理，却是越洽越乱，越治越衰败，“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荣国府、宁困府的根本弊病，在于封建特权和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这是王熙凤不懂得的。王熙凤管理荣国府，劳动也有明确的专业分工，也规定了标准的劳动时问和任务，以及相应的考核、赏罚措施。她还引进了最新的管理手段——计时的钟表，大小事“皆有一定的时辰”。但是，她的“分工”和“标准”，她的责任制，只用于管理奴仆，那群安富尊荣、挥金如土的主子，也就是真正给家庭带来经济危机的人，既无“责任”，也无人去“制”。中医经典《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治病必求于本。”王熙凤的治家不能涉及其根本，自然不可能拯救家庭的腐败和危机；至多只能暂时提高一下奴仆们的劳动效率。尤其可悲可叹的是，王熙凤利用手中管事的权力狂热地谋求私利。无论家庭处在怎样的经济危机之中，她从不放过谋私的机会。她掌管发放月例钱的大权，每月从银库支出来以后，她先拿去放高利贷，等往日放债的利息收上来了再发给众人。如此周转，她一年净赚上千两银子。她直接间接地掌握着荣国府人事安排方面的权力，不向她行贿在荣国府便谋不到差事。贾芸孝敬了她十几两银子的冰片、麝香，才谋得在大观园里监种花木的工作。金钏儿死后，王夫人房中缺一个大丫头，好多丫头家想弄这个位置，争着向王熙凤送礼。土熙凤故意迁延着，等人们把礼送够送足，然后再同王夫人商议。王熙凤不仅算计外人，对自己的丈夫和妯娌，她也要进行算计。贾琏有一回求鸳鸯偷贾母的金银家伙去当一千两银子急用，请王熙凤帮着说句话，王熙凤硬要雁过拔毛，从中挤出二百两银子作为“中介费”。贾琏不禁感到吃惊：“烦你说句话，还要个利钱，真真了不得！”王熙凤因为尤二姐的事情，到宁国府大耍无赖，嚎天动地，然而当泪水迸溅之际，她竟然仍没有忘记乘机敲诈尤氏五百两银子。

　　钱，在王熙凤心目中无疑是一个特别闪光的字眼。但是，钱同权势、地位又是密切联系着的。占据了某种地位，握有某种权势，便会有相应的财富来源；如果失去了权势和地位，也就失去了财富的源泉。因此，王熙凤把权势、地位看得比钱更为重要。任何危及她地位、有损她尊严的人，她都会用又狠又毒的手段去对付，甚至不惜置人于死地。慈禧太后说过：“谁要给我一次不愉快，我叫他一辈子不愉快。”王熙凤奉行的，也是这种哲学。赵姨娘因为抱怨过月例钱的短缺，就遭到王熙凤的臭骂和恫吓，也为此吃了不少的苦头。善良的尤二姐嫁给贾琏做了二房，王熙凤感到自己的地位会受到损害，迅即把嫉妒心发展成一种虐杀狂，将尤二姐活活折磨致死。嫉妒本来是男女关系中的自然情感，像林黛玉那种嫉妒，不过是发自纯情的隐痛，而王熙凤的“醋缸醋瓮”则是极端利己的野蛮情感。纵观王熙凤多年所作所为，可以说，她常表现出一种由权势欲发展而来的心理，那就是以威重令行为乐，以折磨他人为快。

　　在“弄权铁槛寺”，坐享三千两银子的时候，王熙凤自称“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像王熙凤这样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的人，如果相信阴司地狱报应之说，信点迷信，行为可能会收敛一些；如果连阴司地狱报应之说也不相信，什么神鬼都不怕，那就肆无忌惮，更令人可畏了。作为荣国府当家人的王熙凤，损人利己，多行不义，只能给家庭的衰败添加催化剂，或者把家庭带上“干犯法纪”的道路。贾府后来被“抄没”，与王熙凤多项恶迹的败露很有关系，她本人也很悲惨地“短命”而死。正如第五回有关她的曲子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当凤姐病倒、家事烦难无人料理时，“才自精明志自高”的贾探春受命理家。探春洞悉家庭的沉疴痼疾。开始，她踌躇满志，大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她和李纨、宝钗商议，接连蠲除了两项重叠的开支。一项是给宝玉、贾环、贾兰每人每年上学零用的八两银子，另一项是每位姑娘每月专用于购买头油脂粉的二两银子。两项蠲除，“事虽小，钱有限”，但涉及老规矩和有体面的人。难能可贵的足，探春的“除弊”不是“只拿着软的作鼻子头”，而是“找几件利害事与有体面的人开例作法子”，即所谓“擒贼必先擒王”。“除弊”之后便是“兴利”。探春的“兴利”，主要是在大观园实行近似承包制的管理方法。她将大观园各处的花草、树木、竹子、蔬菜、稻谷之类，包给“专定之人”负责收拾、修理、培植；各项采摘的收入，除供应园中使用（如大小禽鸟的粮食、各处笤帚撮簸及女孩子们用的头油脂粉等）外，所余归各人自己所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园里花木有专人料理，可以一年比一年繁盛；二是以园养园，减少‘了家庭的开支；三是承包的人增加了收入，也会更加尽职。薛宝钗为了避免园中其他老婆子们眼红，对探春的办法又进一步加以补充，那就是要求承包的老婆子，每人每年拿出若干贯钱，散给园中其他老婆子们，让大家都沾带些利息，落得个皆大欢喜。探春和宝钗宣布她们的新办法以后，大观园的女仆们，无论是包有任务的，还是没有揽到事的，都兴高采烈，表示感激。中国的儒家，特别是宋元理学家，提倡“性善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若陷溺于“利”、“欲”就不善了。因此，他们声称“言仁义而不言利”，主张“以德服人”，“革尽人欲”。贾探春把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朱夫子文章，看成是“虚比浮词”。她在大观园推行的承包，正是迎合了人们正常的求“利”之心，是以承认人的“利”、“欲”之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为前提的。这是一种尊重实际的态度，反映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义利观”在悄悄发生变化。探春是个有见识的、重视实际事务的女性，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和“妇无公事”的限制，她可以走出家庭在社会上施展她的才干，“立一番事业”。可惜，封建制度限制了她，不可救药的家庭限制了她。“生于来世运偏消”，她不仅不能到社会上“立一番事业”，也不能挽救自己家庭的败落，甚至也不能逃避自己的悲剧命运。探春在家庭经济开支中剔除的“弊”，都足鸡毛蒜皮的“小遗”；她在大观园实行的简单的承包，只能给家庭一点“小补”。每年节省几十两银子，或者增收几百两银子，这对于组织一个家庭小戏班就要花掉三万两银子的荣国府来讲，真正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结果，探春没有解决家庭经济危机问题，反而加剧了家庭固有的矛盾纠纷。她终于认识到，这“一家子亲骨肉”，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已经“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必将“一败涂地”。

　　安富尊荣、骄奢淫逸的贾府，经济上越来越拮据，“出的多进的少”。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也愈演愈烈，房族之间、嫡庶之间、婆媳之间、主奴之间以及父子兄弟夫妇之间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同时，对于这个享有“皇恩永锡”的贵族大家，已“从外头杀来”，“外面的架子”也保不住了，终至于抄家败落。

　　总之，《红楼梦》通过对贾府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描写，集中反映了“康乾盛世”时期上层社会日益严重的骄奢腐败和贵族世家的衰颓没落以及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当不少文人、士大夫正在浑浑噩噩陶醉于中央帝国的“盛世”景象时，《红楼梦》揭示出这个“太平”世界的积弊和深刻危机，对专制社会上层“兴盛一腐败一衰亡”的轨迹作了生动的描写和出色的演绎。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所有的世家大族、权势集团，以及专制王朝，都是沿着“兴盛一腐败一衰亡”的轨道演变的。周而复始，无一能逃出这历史的怪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说：

　　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发生的某些趋向来解释。每个新皇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终究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因此，愈来愈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款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这些局部的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为普遍的暴动。普遍的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人侵。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结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发生的某些趋向”，就是本文说的“兴盛一腐败一衰亡”的规律。不仅中国的历史是这样，世界上所有的专制社会都逃不脱这样的铁律。英国H一G。韦尔斯的名著《世界史纲》第三十三章写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切文明都沿着君主政体的道路，也就是在君主专制政体的路线上发展。我们看到，每一个帝王和朝代，都经历了似乎是必然的发展过程，那就是从励精图治到走向虚荣、怠惰和衰败……《红楼梦》正是揭示了这样的铁律。所以清朝有人说，“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又有人说，《红楼梦》“包廿二史治乱之迹，统四千余年得失之故”。由于“康乾盛世”时期农本经济和贵族地主占有土地的剥削制度仍在社会生活中占着统治地位，君主专制主义政权力量又空前强大，新的经济因素对传统经济的分解力还有限，伴随着新经济因素而产生的社会思潮也没有形成具有一定声势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所以当时上层社会的骄奢腐败和贵族世家的衰颓没落，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制度将要发生崩溃，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封建社会即将崩溃”。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都要经历残暴的充满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尔后才有资产阶级形成和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像“康乾盛世”时期那种资本主义萌芽，还远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距离资产阶级形成和资产阶级革命则更为遥远。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有些许萌芽，社会经济仍滞留在传统轨道上缓慢变化的时候，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便不会“即将崩溃”，一个新的社会也不会即将诞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败，一个统治集团的衰败，一个王朝的衰败，并不意味着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将要崩溃；因为一个贵族家庭、一个统治集团、一个王朝衰败了，又有新的贵族家庭、新的统治集团和新的王朝应时而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界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语硬套到曹雪芹头上，说曹雪芹的时代“封建社会即将崩溃”，《红楼梦》“预告了整个封建制度的崩溃和死亡”，“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云云。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红楼梦》作品实际的。

　　推动历史前进、变革社会性质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社会的骄奢腐败，只会破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妨碍历史的进步，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

　　然而，康雍乾时期上层社会骄奢腐败和贵族世家衰颓没落的实际后果，却不是传统轨道上的改朝换代。因为世界范围的历史条件起了变化，中国外部的条件起了变化，中国历史将要发生由外来侵略势力引起的大转折、大变动。这样，《红楼梦》关于“康乾盛世”的描写又具有了另一种特别的历史意义。

　　15、16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私人企业、争夺市场和为了获得利润的商业买卖。哥伦布、麦哲伦等人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之后，西方商人和冒险家几乎走遍全球，从事贸易和掠夺。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成长起来。17世纪中叶，当清军进入山海关在北京建立统治全中国的政权时，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清王朝进入“盛世”时，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立宪君主制。英国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是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一次重大胜利，它为英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揭开了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序幕，也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到来。

　　此后，西欧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资产阶级以凌厉的态势摧毁了封建的、宗法的经济关系，生产工具迅速改进，交通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也飞快地进步。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提出的物体运动理论和万有引力定律，以及他在光学、热学方面的重大发现，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化学方面，有人发现了氢和氧。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发现质量不变定律，并证明物质燃烧和动物的呼吸都和氧化作用有关。拉瓦锡把化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电学方面，有人发明了贮藏电能的电瓶。美国的富兰克林证明闪电和电是一回事，并发明避雷针。西方的自然科学从此走上现代科学的道路。

　　在思想文化领域，西方兴起了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这个运动于17世纪末发生于英国，很快传到北欧大多数国家和美洲，而它的最高表现是在法国。当中国的文人、学者正沉溺于八股、理学和整理几千年的传统学术时，当中国皇帝下诏编纂《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时，正是西方启蒙主义的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纷纷涌现的时候。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伏尔泰的《哲学辞典》(1764)、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狄德罗等人的《百科全书》(1751一1780)，都是这个时期问世的。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神权统治，追求人的自由和平等，提倡民主政治，鼓吹理性，宣传科学。他们的学说，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原则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自然，他们的学说也鼓舞了资产阶级发展个人、追求财富、奔走世界各地进行掠夺的野心。

　　18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发生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随后，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也跟踪而上。从此，西方在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实力上，对同守农本经济和传统社会制度的东方国家，取得了决定性优势。西方资产阶级挟此优势，疯狂向东方扩张，寻找产品的市场、原料的供应地和投资牟利的乐园，建立他们的殖民地。任何闭关的壁垒都在这个优势的冲击下失去抵制的能力。

　　地大物博的中国已被西方列为殖民扩张的重点对象。“康乾盛世”时期，西方已在中国周边的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建立殖民地，作为向中国进行掠夺和侵略的基地。中国某些有识见的政治家和学者，也预感到某种危险。如康熙皇帝晚年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务须安不忘危”。全祖望的《欧罗巴》诗也写道：“夙有哲人陈曲突，诸公幸早杜阴谋。”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危险的真相。至于一般士大夫和整个统治集团，这时还以老大自居，把请求通商的英、法、荷、西、葡等国视为朝贡国，把西方来的使节视为贡使，觐见皇帝时要求行三跪九叩大礼。这时的中国，在经济上、政治制度上、科学技术上和思想文化观念上，已经落后于西方一个时代，加上政权机构、军队和整个上层社会日益严重的腐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注定要失败，要酿成民族的大悲剧。曹雪芹去世以后不久，英国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并且越来越猖獗，腐败的清朝政府抵制不住这一野蛮残忍不亚于贩卖黑奴的经济侵略。在曹雪芹身后七十多年，发生了鸦片战争，落后、贫弱的中国逐步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部分领土成为他们的殖民地。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独立发展的自然行程被打断。从此，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裹挟下进入了近代。

　　《红楼梦》写了许多西方来的物品，如洋布、洋漆、洋糖、洋酒、花洋线、孔雀裘、洋绉裙、西洋画、西洋珐琅、汪恰洋烟、西洋机括穿衣镜等，还有外语译音词“依弗哪”、“福朗思牙”、“温都里纳”，还写到王熙凤娘家和宝琴家两家皇商的外贸活动，反映了康乾时期的中西贸易和外来商品与外来文化对中国的渗透。曹雪芹当然不了解当时世界范围的形势，不可能预见到他身后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和变化。但是，如果从世界大范围和历史的长河来观察，曹雪芹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时代，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大变动的前夜。他的《红楼梦》恰好反映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进入近代之前的社会弊病和严重危机，反映了农本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衰落，客观上似乎预告了日后发生的中国历史的悲剧和民族的不幸。

　　三

　　黑格尔说：“在艺术作品中各民族留下了他们的最丰富的见解和思想；美的艺术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个钥匙……”《红楼梦》就是一部包含丰富哲理、包含丰富思想和见解的文学艺术作品。

　　曹雪芹亲身经历了自己家庭由繁华到败落的过程，耳闻目睹了许多贵族、官僚家庭的衰颓没落，“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这位富于思辨能力的文学家，在描写这一重要社会现象时，也在作深入的、哲理性的思考与探索。

　　曹雪芹努力向传统哲学求教。“生生之谓易”，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充满关于变化发展的思想。《周易·丰》的彖辞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意思是，太阳到了正中以后就要偏斜，月亮圆了以后就要亏缺，天地日月随着时间的消长而变化，这是盛极必衰的自然常理；天地日月尚且如此，何况人呢，岂能长保其盈盛状态？《周易·泰》的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意思是，平坦没有不变成斜坡的，没有去了而不回来的，起伏、反复是天地间自然的法则。颇有对立转化思想的《老子》书中说：“物壮则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战国策·秦三》蔡泽引用当时的熟语云：“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并说：“物盛则衰，天之常数也。”魏晋玄学思想家王弼在《老子》第十五章的注中说：“盈必溢也。”宋代运用“象数”解释世界变化的哲学家邵雍说：“天道有消长，地道有险夷，人道有兴废，物道有盛衰。”“时有代谢，物有枯荣，人有衰盛，事有废兴。”在我国古代著作中，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这方面的思想资料。曹雪芹从我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资料中获得启发，他力图用“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兴者必废”这样的思想观念，对他所经历的、所见所闻的和所描写的一切予以合理的解释。《红楼梦》中处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观念。

　　小说第一回率先登场的“一僧一道”，就描述我们人世间永远处于矛盾和变动之中，“美”中有“不足”，“好事”里面“多魔”，乐极则悲生：

　　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关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秦可卿死时给王熙凤托梦说：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王熙凤问“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的回答是：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是人力能可保常的。秦氏又说：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第二十六回丫头小红对不满意自身处境的小丫头佳蒽说：俗语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第七十二回，鸳鸯又重说过这句“俗语”。第三十一回写黛玉、宝玉如何看待“聚”、“散”问题时，黛玉说“人有聚就有散”。

　　这些富于哲理性的话语，应该说是曹雪芹在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在《红楼梦》里面，这样的哲学思想不仅出现在人物的议论和各种场合的感伤诗中，也渗透在小说艺术形象之中，体现在所描写的人物、家族的命运中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全书故事情节的总趋势——贾府及其关系网络由盛而衰，正是这个哲学思想的印证。就是书中的局部情节，也几乎处处寓有“乐极悲生”、“好事多魔”、祸福倚伏的哲理。贾雨村考中进士，升任知府，又娶了甄家娇杏，十分得意，谁知不上一年，上司参了他一本，即批革职。秦钟结识宝玉，又与水月庵的智能儿相恋，正当惬意之时，不料气死老父，自己一病不起，天逝黄泉。贾母出面为王熙凤过生日，王熙凤志得意满，正在兴头上时，突然发现她男人在家里和不正经的女人幽会，大闹一场。贾母八十大寿，两府张灯结彩，大操大办，却引来家庭内部一系列的纠纷。中秋节贾珍带领妻子姬妾，先饭后酒，吹箫唱曲，赏月作乐，正换盏更酌之际，忽听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又有阴风一阵卷过墙去，一时月色也惨淡不如原先明朗，大家心头罩上浓重阴影，快然离去。诸如此类，书中每逢欢场，往往跟着就是伤悲、惊恐或不快。

　　“兴者必废”，“盛者必衰”，“乐极悲生”，祸福倚伏，这是天地间非人力所能抗拒、非人力所能扭转的任何人都逃不过的“运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再说明这个道理。如第五回警幻仙子转述荣、宁二公之灵的话：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一可以继业。关于湘云的曲子：

　　……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第二十二回迎春的灯谜：

　　天运人功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镇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同。这里讲的“运数”，可以理解为自然的法则，也就是人世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汉代的李固说：“夫穷高则危，大满则溢，月盈则缺，日中则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数也。”曹雪芹和古代许多哲学家，把人世间的兴废、盛衰、祸福的转化视同“自然之数”，也就是承认它们有着必然的规律。现代读者大抵都知道，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不像“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那样简单，但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可以这样说，《红楼梦》依据所描写的康乾时期上层社会的腐败衰落景象，反复阐述“盛者必衰”和“荣华富贵不能常保”的“运数”，实质上是对专制社会上层周而复始的“兴盛一腐败一衰亡”的哲理性概括，是向读者说明人生和历史的某种规律性现象。

　　当然，曹雪芹毕竟是小说作家，《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对一部小说作品来说，读者首先要看它的艺术魅力和美学效果。曹雪芹创作过程中怀有“运数”的观念，这使他的小说渗透着一种浓重的命运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气氛和悲剧效果。在书中，无论是“功名奕世”的贵族大家，还是天真烂漫的少男少女，都受宇宙间这种盛衰变化的“运数”所支配；就是男女情爱，也是“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不可强求。“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家亡人散，是《红楼梦》各类人物的共同归宿。特别是作者心爱的一群女子，不管是有棱角、有叛逆性的，还是温顺和善、顺应世俗安排的，都有着可贵的童心、纯情和聪慧。他们是不应当失去青春和欢乐的。然而，“运数”注定她们“薄命”，最后一一被摧残，没有一个人得到幸福。

　　在中外文学史上，命运感是许多古典悲剧的基本要素之一。朱光潜说：“悲剧往往使我们觉得，宇宙之间有一种人的意志无法控制、人的理性也无法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不问善恶是非的区别，把好人和坏人一概摧毁。我们这种印象通常被描述为命运感。如果说这不是悲剧唯一的特征，也至少是它的主要特征之一。”《红楼梦》所具有的悲剧性，同它所包含的命运感是分不开的；而它的悲剧性，则使它所反映的传统社会的积弊与危机，更加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四

　　曹雪芹思考、探索人生和历史的奥秘，必然要向盛行于中国社会的道家哲学和佛教禅理寻求借鉴。他亲身经历或亲睹亲闻世家大族的败落，繁华景象的销歇，爱情与友爱的毁灭。世事迷茫，过眼皆空。这就使他特别容易领悟道家的“虚无”思想和佛教的“色空”观念。

　　我们这里说的“道家”，是指以先秦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学术派别。由于后世道教奉老子为教祖，把《老子》、《庄子》列为道教的经典，道家的哲学思想也深深影响了道教的学说。道教产生于东汉中叶，早期主要是在民间流传，隋唐以后由于受到专制朝廷的尊崇与扶植，声势和影响日益扩大。其中一部分向上层发展，参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另一部分则在民间传播，成为通俗形式的宗教。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内地。由于佛教和道教哲理上有相通之处，所以它们既互相排斥，又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佛教借用道教的名词概念，道教则不断引用佛教理论。而与此同时，在思想意识领域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也一面排斥佛老异端，一面又不断融合老庄道家思想和佛教理论。宋明理学家将儒学发展为注重“心性义理”的理学，就是吸收佛道的“修心”理论而成的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在相互冲突而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发展的。唐宋以后的文入学士，大都熟悉道书佛典；高僧高道，也无不精通儒学。中国僧人独创的佛教宗派——禅宗，舍弃佛教理论中的烦琐论证和累世的修行阶梯，主张“见性成佛”、“顿悟成佛”，在沟通儒佛方面开了方便之门，颇得读书人和普通老百姓的欢迎。

　　曹雪芹对于迷信活动、仙丹方术以及不三不四、欺诈行骗的僧尼道士道婆，是鄙弃的。《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即“毁僧谤道”。书中写秦可卿死后，停灵四十九日，请一百零八位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亡魂；另请九十九名全真道士在天香楼打蘸，解冤洗业；又请五十名高僧、五十名高道，在灵前“按七”诵经修福。这样盛大的、僧道兼用的丧礼，却出自贾珍卑污的心理，这是曹雪芹对迷信活动的有意讽刺。道教劝导信徒用“方术”（外丹、内丹、辟谷、导引、方药、服气等）修炼以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宁国府的老爷贾敬，迷恋道教的方术，住在城外玄真观烧丹炼汞（即外丹，烧炼丹砂铅汞一类矿石成“仙丹”服食），“和道士们胡履”，最后被“仙丹”烧胀而死。这个形象的创造，用意就在说明道教“方术”和幻想成仙的虚妄。书中写了许多不三不四、欺诈拐骗的尼姑、道婆、道土。王熙凤下榻的水月庵，老尼净虚投靠权贵，撮合肮脏的交易，口里还不断念着“阿弥陀佛”。水月庵的另一个尼姑智通和地藏庵的尼姑圆心，拐骗芳官、蕊官、藕官“去作活使唤”。清虚观的张道士，原为荣国公的替身，皇上封为“大幻仙人”、“终了真人”，并掌管道录司印，与贵族之家打得火热，是有政治背景的道士。借天齐庙卖药的王道士，油嘴滑舌，包治百病，更像是江湖骗子。更等而下之的，有走家串户、骗钱害人的马道婆，虽然对佛道的玄机妙理一无所知，却满嘴里菩萨因果，与巫婆一类迷信职业者没有什么两样。曹雪芹笔下的宗教迷信活动和宗教徙就是这样不堪。

　　但是，曹雪芹对于道家、道教和佛教的蕴藏着极深智慧的哲理以及有学问的、真正了悟的佛教人物、道教人物，是有兴趣的，是欣赏的。

　　道家“以虚无为本”。《老子》第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注云：“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这种对待宇宙人生的“虚无”说，在后世中国文人的思想意识中留下深远影响。而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佛教的“色空”观念又显得比道家的“虚无”说更空灵，更富于内涵，因而更有吸引力。于是许多文人在“依于老”的同时，又“逃于禅”。孔稚硅的《北山移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