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

第十三章 如何确认曹雪芹的祖籍

　　曹雪芹的祖籍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差不多上百万字。然而，至今学界仍不能达成共识。最近，我读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曹雪芹祖籍考论》（以下简称《考论》），长达四十万字。作者是河北社科院的王畅先生。书中牵强附会的诸多问题暂且不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偌大一部专门“考论”曹雪芹祖籍的书，从头至尾都把“祖籍”的概念搞错了。这种错误，就好像作文考试中把题意理解错了一样，使整个文章从根本上失去了价值。

　　《考论》对“祖籍”的误解，来源于周汝昌先生。周先生是著名学者，我说周先生和他赞赏的《考论》连“祖籍”的意思都没搞清楚，似乎不大合乎情理，说出来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我估计，周、王两位先生未必真的不懂得“祖籍”的含义和用法，这不过是他们理屈词穷之后表现出来的概念的混乱。为了使曹雪芹祖籍问题的讨论能够正常进行，我建议，凡是参与这场争论的人，最好就“祖籍”的概念来个约定。如果我们说的“祖籍”是一个意思，周、王两位先生说的“祖籍”是另外一个意思，大家说的不是一回事，那争论将永远纠缠不清，也没有啥味道了。本文阐述我对“祖籍”的理解，并进一步申述我对曹雪芹祖籍问题的看法，请周、王两位先生和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女士、先生指正。曹雪芹祖籍问题的争论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参与争论的人，必须保持概念和论题的一致性，理性地遵守“游戏规则”，不得擅自偷换概念，偷换论题。

　　需要说明的是，词语的含义是约定俗成的，有社会的、历史的规定性，不是个人可以随意解释的。因此，我们使用“祖籍”一词，必须遵守社会、历史关于其意义的“规定”，遵守它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中所实际形成的涵义和习惯用法。我们要求争论过程中保持概念和论题的一致性，也是要求统一在社会、历史所赋予的意义上。

　　周、王二先生对“祖籍”的误解与滥用

　　《考论》一书先从“红学”考论起，再考论“曹学”，然后才切入本题——“曹雪芹祖籍的研究”。作者提出这一问题时，并没有对“祖籍”加以解释和界定。我初读时，还以为书中所使用的“祖籍”的概念同我们一般人用的是一致的。到第二章以后，看到作者反复强调：“丰润与辽阳只是曹雪芹上世的远世祖籍和近世祖籍的关系”（第192页）。“雪芹之祖籍”，“丰润为远世祖籍，沈阳（或称辽东）为近世祖籍”（第61页）。“辽阳说”“与‘丰润说’并不矛盾”，“这二者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100页）。这些话使我明白了，原来王畅先生认为：“祖籍”是分历史阶段的。曹雪芹的祖籍，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祖籍”。丰润是远世“阶段”的“祖籍”，辽阳（或沈阳）是近世“阶段”的“祖籍”。但是，王畅先生说的“曹雪芹上世”的祖籍，仍令人费解。王畅先生不是“考论”曹雪芹的祖籍吗，怎么丰润和辽阳又变成了“曹雪芹上世”的祖籍？这种行文中的混乱，我只能表示遗憾。

　　《考论》考到第五章、第六章，曹雪芹的“远世祖籍”，就不是止于丰润了，而是“把其祖籍变迁，上推至丰沛（曹参）、灵寿（曹彬）、武阳（曹孝庆），下讫丰润（曹端明）、铁岭（曹端广）、辽阳（曹振彦、曹玺）”（第463页）。这个意思，王畅先生在书中反复申说。他又有一段这样的话：

　　我认为，在曾雪芹祖籍研究已进行了六十余年后酌今天，“辽阳说”与“丰润说”之争，能否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而就灵寿、南昌、丰润、铁岭、沈阳、辽阳等地点如何准确可靠地联接的问题，即弄清曾雪芹祖籍的历史发展与演变过程的问题，这才是当务之急，这才是曾雪芹祖籍研究真正需要解决的课题。照王畅先生这些话来看，他说的曹雪芹祖籍，是历史上一连串“地点”的“联接”，一连串“地点”的“发展”与“演变过程”。王畅先生一会儿把曹雪芹祖籍的上限定在秦汉时的丰沛，一会儿又定在宋初的灵寿。正如他自己所说：“曹雪芹上世追溯到宋武惠王曹彬，也就必然要追到曹操、曹参，直至周叔振铎”。而依照王畅先生这种往上推的办法，周初也不是曹雪芹祖籍的上限，曹雪芹的祖籍可以无限地往上推，一直推到原始人的山洞里。

　　还有，王畅先生认为曹雪芹祖籍的下限也不是辽阳。《考论》中有一处，说“曹雪芹的祖籍就只能说是北京（或南京）”。王畅先生在贵州《红楼》1997年第2期发表的《走“红运”与“倒红霉”》中明确地说：“曹雪芹的祖籍，一般地讲，只说北京就够了。”

　　曹雪芹的祖籍究竟在哪里？《考论》用几十万字考论以后，在书的结尾，得出“灵寿一武阳一丰润一铁岭一沈阳一迂阳一北京”七个“祖籍”（王畅先生又称为“曹雪芹上世之籍贯”）的结论。王畅先生发表于贵州《红楼》1996年第四期的《关于《曹雪芹祖籍考论）》，又提出“河北灵寿一江西南昌一河北丰润一辽宁铁岭一沈阳一辽阳一北京一南京一北京”九个“祖籍”。其实，按王畅先生对“祖籍”的理解，曹雪芹的祖籍岂止七个、九个，应该是无数个，用数学的方法来表示，就是“n”个。

　　王畅先生的《考论》是坚持“丰润说”的著作，全书最后一章（第六章）的题目也是《“丰润说”论证》。但他实际的结论只是说：丰润是曹雪芹祖籍之一。

　　王畅先生在《考论》的《后记》中特别说明：他的研究和撰著“事先并无框框”，“未受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左右”；他“最终的看法”不是来自研读“大量的资料”和“反复认真的思考”之前，“而是产生在这之后”。《考论》出版后，王畅先生在答记者问和《关于(曹雪芹祖籍考论》 一文中，又反复声明这一点。本来，书已经出版了，究竟是为“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左右”，还是从实际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读者自会判断。作者一再作声明，反倒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王畅先生所勾画的曹雪芹祖籍的“演变过程”，最关键的，是说曹端广（铁岭曹）为丰润曹之分支，说曹雪芹是曹端广的后人。试问，这种看泫来自什么“资料”？不要说“大量的”，就是一星点儿根据，王畅先生都没有。大家都知道，这种看法完全是周汝昌等先生的虚构，批评“丰润说”的文章一再揭露过。王畅先生在没有任何文献依据的情况下照搬周先生的说法，该怎么解释？

　　王畅先生对“祖籍”的误解，也是来自于周汝昌先生。周汝昌先生虽然是坚持“丰润说”的代表人物，但他对首雪芹祖籍的说法常有些含混。《红楼梦新证》（以下简称《新证》）初版第三章，标题是《籍贯出身》。其第一节题为《丰润成宁里》，意思当然是说曹雪芹的籍贯是“丰润成宁里”。可是，这一节最后一句结论性的话是：“则成宁里一村，其即雪芹之老家乎？”似乎他并未肯定曹雪芹的籍贯在丰润。《新证》增订本第三章的《附记》，反驳贾宜之的《曹雪芹的籍贯不是丰润》 一文，说：

　　贾文最后罗列了一系列资料（全部是拙著本书所引用者，但不加说明），来证明曾氏祖籍是辽阳，——好像大家连这还不知道。他似乎也未弄清楚：我指的正是辽阳的曾氏到底是土著还是移民……（柏按：“全部是拙著”一句为周先生自注）

　　周先生这几句话表明他承认辽阳是曹雪芹的祖籍，他只是要追溯这个祖籍之前的籍贯。王畅先生的“丰润为远世祖籍”的说法，即来源于此。

　　1993年6月，在丰润县召开“曹雪芹祖籍问题座谈会”，也就是“再次宣布，文学巨匠曹雪芹为河北省丰润县人”的那次会。会后，由唐山市和丰润县的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了一本《曹雪芹祖籍在丰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汝昌先生为此书写的序中说：

　　雪芹的先世，则是曹彬之三子玮之后代。这些族众散居于江南江西各地，而祖籍则因曹彬之贵盛而移到了河北灵寿。周先生在电视专题片《红楼梦与丰润曹》（中央电视台1995年3月14日播放）中作为顾问讲过这样一句话：丰润和辽阳是曹雪芹先后不同时期的祖籍。因为我当时没有录音，这里不能引用原话，但周先生的意思我记得很清楚。

　　周先生在1995年12月8日的《文艺报》上发表《考察曹雪芹祖籍的意义与论据》，提出：

　　我们所讨论的雪芹祖籍，有其特定“界说”——指的是明清这个大历史时期的祖籍……

　　周先生在江苏《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4期发表的《曹雪芹家世考佚》中，又提出：

　　我们所说的曾氏祖籍，有其特定历史时限，即紧紧围绕上述“身世悲深”的来龙去脉之表现于祖籍变迁的这一特定概念，不指历史分明、无待考研的曾氏上古的，中古的祖籍（如济阳，沛、谯、邺，京口，池州、灵寿，汴州……）。综合这两篇文章来看，周汝昌先生心目中的“曹雪芹祖籍”包括：上古的祖籍、中古的祖籍和明清大历史时期的祖籍。这和王畅先生对“祖籍”的理解与用法完全一致。不过，周先生到底如王畅先生所说，“充溢着诗人的睿智”。他看出，如果他也像王畅那样强调曹雪芹的祖籍是个“演变过程”，丰润只不过是n个祖籍中的一个，那他们关于曹雪芹祖籍的主张就不宜叫做“丰润说”了，就应该正名为“n个说”了。周先生是不愿意放弃“丰润说”的。于是，周先生一面谈论曹雪芹有上古、中古、明清三个阶段的“祖籍”，一面则“紧紧围绕”“明清这个大历史时期”做文章，也就是仍然要落脚在“丰润”上。他也不管这是否能自圆其说。

　　“祖籍”的含义与用法

　　我国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中，“祖籍”一词，早有习惯的一致的用法，也就是有约定俗成的含义。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户籍制度，因而每个人都应有一个“籍”。《汉书·高帝纪下》记高帝五年诏书语：“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颜师古注：“名数谓户籍也。”《史记》卷103《万石张叔列传》记：“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司马贞索隐：“无名数，若今之无户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记诸葛亮语：“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著籍”就是在某地入籍的意思，明清史料中常可见到“著籍”一词。

　　“籍”又称为“贯”。白届易《新丰折臂翁》有云：“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在小说、戏曲作品中常有“祖贯”一词。如《窦娥冤》窦天章上场的说白：“小生姓窦，名天章，祖贯长安京兆人也。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争奈时运不通，功名未遂。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水浒传》第55回：“久闻东京有个炮手凌振，名号轰天雷。原来凌振祖贯燕陵人，是宋朝盛世第一个炮手。”古人用“祖贯”这个词，只指～处地方，不是指历代祖先许多个居住地。我们看古人的习惯，所谓“祖贯”，就是指现居地之前的那个祖居地（原籍）。

　　明清出现“祖籍”一词。如《初刻拍案惊奇》卷14：这段话在山东即墨县于家庄。有一人唤名于大郊，乃是个军籍出身。这于家本户有兴州右屯卫顶当祖军一名。那见在彼处当军的，叫于守宗。元来这名军是祖上洪武年问传留下来的，虽则是嫡支嫡派承当充伍，却是通族要帮他银两，叫做军装盘缠，约定几年采取一度，是个旧规。其时乃万历二十一年，守宗在卫，要人到祖籍讨这一项钱粮。有个家丁叫做杨化，就是蓟镇人，他心性最梗直，多曾到即墨县走过遭把的，守宗就差他前来。明朝实行卫所制，军士有军籍，世袭为军，与民籍不相混。这里说的于守宗世袭的军籍在兴州右屯卫，他家的祖籍在即墨县。祖籍即原籍，是同他的军籍与现居地相对而言的。

　　康熙年间问世的拟话本小说《西湖佳话·葛岭仙迹》中，有一段对话：鲍玄听了，道：“这等说是葛兄了。但不知仙乡何处？”葛洪道：

　　“祖籍金陵句容。”这是一篇带有神怪色彩的小说，它的作者既然以葛洪为小说主人公，必定读过《抱朴子》里面葛洪的《自叙》。葛洪在《自叙》中说，他的始祖是葛天氏，王莽时他祖上徙于琅琊，后来有一支“南渡江而家于句容”。葛洪就是这一支的后人。小说作者只让葛洪说“祖籍金陵句容”，可见作者心目中，“葛洪的祖籍”，只一处地方。要是王畅先生来写这篇小说，那葛洪的“祖籍”就是一串地方，要从葛天氏“操牛尾”、“歌八阕”的地方说起。

　　在清代官方政书中，“祖籍”是与“寄籍”相对而言，指某人某家的寄籍之前的那个祖居地（原籍）。光绪年间重修的《钦定大清会典》卷10（吏部）载：督抚以下至佐杂，皆回避本省。直隶人并回避五城司坊官。如系寄籍者，祖籍、寄籍一体回避。盐场河工之员不回避祖籍。（柏按：旗人的回避另有规定）这是清朝的规定。地方官员要回避本省；如果本省是官员的寄籍，除回避此省外，还要回避祖籍所在之省。这个规定很明确，“如系寄籍者”才有回避祖籍的问题。如果本省是官员的世代居住地，则无所谓祖、寄，就不存在回避祖籍的问题，只要回避本省就够了。十分明显，官员需要回避的“祖籍”，是寄籍之前籍贯所在的那个省；不是他的宗谱、族谱上所载的历代祖先们的许多居住地。元代以前，中国也没有“省”。什么是“寄籍”？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七（户部）对“寄籍”有个解释：

　　人户于寄居地方置有坟庐已逾二十年者，准其入籍，出仕令其声明祖籍回避。文员罢职，不准寄居另q省；如本身已故，子孙于他省有田土丁粮愿附入籍者，听。人户在寄居地方入籍的，称寄籍。这样的人出来做官，除回避现在的寄籍外，按规定还要回避祖籍，所以“令其声明祖籍回避”。当然，寄籍之地子孙世代住下去就成为世居之地了，开始在此地入籍的就是此一支派的始祖。

　　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辞源》，对“祖籍”的解释是：清制，凡入籍他省者，以其原籍为祖籍，而以入籍之省为寄籍。出仕者，祖籍、寄籍一体回避。这个解释是相当确切的。

　　现代的口语和书面语言里面，“祖籍”是一个常用的语词。虽然现代人很少说“寄籍”了，而所说的“祖籍”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意义。如果某人的现籍非世居之地，就称现籍之前的那个祖居地为“祖籍”。如周恩来总理是江苏淮安人，他的上辈是从浙江绍兴迁至淮安的。周总理的祖籍就是绍兴，他的祖籍也只是绍兴。这是“祖籍”一词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中实际形成的含义与用法。这是规范用法。再强调一次，我们说一个人的“祖籍”，只指一处地方，不是指他的自古以来的历代祖先的许多居住地。除了有人说曹雪芹的“祖籍”多至九个之外，我再没听说谁有九个、十个祖籍的，就是有两三个祖籍的也没听说过。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下编第一册：

　　虞集，字伯生，号道因，祖籍仁寿（今四川省仁寿县），迁居崇仁（今江西省崇仁县）。（柏按：南宋末年，虞集的父亲在外地做官，宋亡迁居崇仁）

　　张寒，马来西亚作家……祖籍广东揭阳，193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陈香梅，女作家，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祖籍福建。一九四三年任中央通讯社记者，后结识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长陈纳德，一九四八年结婚，加入美国籍。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第9、647页载：柏杨，台湾杂文家。祖籍河南开封县。毕业于东北大学。

　　1949年去台湾。

　　张爱玲，旅美小说家。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去美国。我们从大量资料中选的这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显示了现代人是怎样理解与使用“祖籍”的。请看看，有没有“近世祖籍”、“远世祖籍”、“中古祖籍”、“上古祖籍”、“七个祖籍”、“九个祖籍”之类的观念和说法？这些年，港台和海外友人回到大陆上来，常说到他们的祖籍在何处。有的在海外经历了好几代的家庭，仍然记着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祖籍。如果按照周汝昌、王畅先生关于“祖籍”的用法，那些友人一定要说明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祖籍”在哪里、“明清时期的祖籍”在哪里、“宋元时期的祖籍”在哪里、“汉唐时期的祖籍”在哪里……周、王二位先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吗？

　　我国传统的文史研究中，注重考察作家的家世和世系源流，有时会追溯到很远的祖宗。这种研究是有意义的，我一向尊重这种研究。但是，祖籍问题，同作家上世的世系源流，同作家历代祖先的繁術、迁徙，不能混为一谈。王畅先生在《考论》中宣称，“应该把曹雪芹祖籍问题的研究，放在更辽远、更广阔的时空中进行”，探讨它的“发展、变迁的过程”，即有七个、九个“祖籍”的事情。周汝昌先生说，他对“祖籍”的用法，“固非争议‘祖籍’俗义者所能晓悟也”。表面上看，周、王二位先生的学术视野是多么辽阔，“辽阳说”者简直望尘莫及。实际上，周、王二位先生偷换了“祖籍”的概念，也偷换了论题。

　　如何确认旗籍汉人的祖籍对于旗人而言，“京师乃其乡土”。雍正皇帝有个“上谕”，讲过这个问题：

　　……一则奏称驻防兵丁身过之后其骸骨应准在外瘗葬，家口亦应准在外居住。独不思弁兵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本身既故之后而骸骨家口不归本乡，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将见驻防之兵皆为汉人，是国家驻防之设竟为伊等入籍之由，有此理乎！这就是说，旗人的乡土是京师，外地驻防和任职之处只不过是出差之所。曹雪芹家有几代人在江宁任职，并在南方置下田产、房屋；但是，他们家的旗籍户册统于京城内务府的原佐领下，他们家在江宁的职务是属于内务府的差遣。他们家的人死了要送回北京安葬，子弟长成人了要归旗当差。被罢官了，家属也要限期回京归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曹雪芹是北京人。何况，曹雪芹从少年时期离开南京以后，就一直生活在北京，最后也死在北京。

　　王畅先生把南京也作为曹雪芹的“祖籍”，是可笑的。曹雪芹家从来没有在南京入籍。王畅先生又让北京先后两次作曹雪芹的“祖籍”，更令人可笑。北京是曹雪芹的现居地，怎么变成了“祖籍”，而且先后作两次？

　　不过，旗人虽然以京师为乡土，但并不落籍于顺天府地方。旗人的户籍统领于八旗的管理系统。《永宪录》中说：“参领、佐领如汉官之府、县。凡旗人各有所属，称佐领某人下，如汉某县人。”因此，我们说，曹雪芹是北京人，但同一般民户在府、州、县落籍的情况又不一样。

　　根据《八旗通志》初集卷五《旗分志》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正白旗佐领管领档》等多种文献的记载，曹雪芹家为满洲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下人，或者说是正白旗内务府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下人。曹雪芹家属于满洲正白旗包衣，论民族身份，曹雪芹家是汉人。由于清朝习惯，包衣汉人称包衣汉军或混称汉军，而且在任职和参加考试的待遇方面，包衣汉人也与八旗汉军基本相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清朝的许多书籍（《枣窗闲笔》、《熙朝雅颂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把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的曹雪芹家称为“汉军”，这正像把内务府镶黄旗包衣汉人高鹗称为“汉军高鹗”一样。

　　旗籍汉人家庭中最早入旗的人，有文献资料（包括《清史稿》）记载的，大都指明他们的籍贯（所属府、州、县）。如金玉和（辽东人）、马光远（顺天大兴人）、马国柱（辽阳人）、祝世昌（辽阳人）、李思忠（铁岭人）、曹振彦（辽阳人），等等。这籍贯是他们本人的籍贯，也就是他们入旗之前的籍贯。有意思的是，旗籍汉人家庭的后代子孙，虽然正式履历和官方文书上只说旗籍（这反映在史馆馆臣为汉军旗人写的传记上以及后来的《清史稿》上），但这些子孙在著作中，往往自署籍贯，别人的著作中也指明这些人的籍贯。如高其倬，《清史稿》的记载是：“高其倬，字章之，汉军镶黄旗人。父荫爵，官口北道。”（第292卷）而《国朝诗别裁集》卷18的小传为：“高其倬，字章之，奉天铁岭人。”《国朝诗铎》书前作者介绍为：“汉军高其倬章之，奉天铁岭人。”《红楼梦》读者十分熟悉的高鹗，《清史稿》记载为：“高鹗，字兰墅，亦汉军旗人。乾隆六十年进士。”（附李锴传后）而高鹗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撰写的序，自署“铁岭高鹗叙并书”；为《红香馆诗草》写的序，自署“铁岭高鹗序”。高鹗的诗集《月小山房遗稿》，由觉罗华龄校刊，署“铁岭高鹗兰墅著”；觉罗增龄的序，也称“兰墅夫子，铁岭汉军人也”。

　　旗籍汉人家庭的这些后代子孙所称的籍贯，实际上是他们家入旗之前的籍贯，也就是他们家的原籍。在汉军旗人中，“原籍”是与他们的旗籍相对而言。乾隆皇帝为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曾有一道“上谕”：

　　朕思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朕意欲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如有愿改入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有不愿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路远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原籍”所指，这里是很清楚的。就旗籍汉人家庭的后代子孙来讲，他们家的原籍当然是他们的“祖籍”。我们确认曹雪芹的祖籍，就是要看他家入旗之前的籍贯在哪里。

　　乾隆年间所刊李锴的《尚史》，署名为“襄平李锴铁君甫纂”，自序称“襄平后学李锴铁君甫识”。这个李锴是镶白旗汉军，他们那个家族原本是从朝鲜迁入辽东的，先落户于襄平（辽阳）。《尚史》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署“镶白旗汉军李锴撰”。《四库全书》总纂官纪的等人为《尚史》写的“提要”（又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0，并注明“兵部侍郎纪的家簸本”），开头是这样；《尚史》一百七卷，国朝李锴撰。锴字铁君，镶白旗汉军。卷首自署日襄平。考襄平为汉辽东郡治，今为盛京辽阳州地，盖其祖籍也。李锴作为旗籍汉人，不可能往某州、县地方入籍，他所署“襄平”足他的家庭入旗之前的籍贯（原籍）。《四库全书》“提要”明确指出李锴所署“襄平”，是李锴的祖籍。这对我们如何确认旗籍汉人的“祖籍”，很有启发。

　　曹雪芹的祖籍在辽阳

　　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来看，曹雪芹上世沦为满洲旗奴的第一代人是曹锡远（一作世选）。曹振彦当是同父亲锡远同时入旗的。曹振彦从龙入关后，历任山西吉州知州、阳和府（大同府）知府、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我曾举《山西通志》、《浙江通志》、《重修两浙盐泫志》关于曹振彦是“辽阳人”的记载，《大同府志》关于曹振彦是“辽东人”的记载。这些官修的志书，成书不是一个时间，也不是一个地方，又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它们对曹振彦籍贯的记载这样一致，必定有它们的依据。我们现今还没有发现关于曹振彦的籍贯有其他说法的文献。从文献资料上看，曹振彦的籍贯（即曹雪芹的祖籍）确定而没有疑义。

　　曾寅自署“千山曹寅”。这是说明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一日了然的证据。曹寅的时代，千山属于辽阳，而且有“辽阳千山”的说法。内阁学士、经筵讲官张玉书于康熙二十一年写的一篇游记，在乾隆《盛京通志·国朝艺文》里，即题为《游辽阳千山记》。成书于康熙、雍正年问的《古今图书集成》，其《山川典》第九卷关于千山的总介绍，题为“辽阳之千山”。康熙、雍正年间纂修的《明史》，其《地理志》“定辽中卫”（辽阳）之下注云：“南有干山。”乾隆《盛京通志》卷25、乾隆《大清一统志》卷38、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9，均一致介绍：“千山，在辽阳州南六十里。”《盛京通志》的《盛京全图》、《重修一统志》的《奉天府图》，也是在“辽阳州”下画一个山形图样，注日“干山”。曹寅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署“干山”，其“千山”当然是辽阳的代称。所以，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的曹寅小传写道，“自署千山，盖其先为辽阳人”。

　　周汝昌先生不承认“千山”是辽阳的代称。他在《红楼梦新证》里说：“千山”一名，有两个意义：一是奉天凤城县的别称，一是长白山的异名。《施愚山先生全集》诗集卷首有校阅诸人姓字，曹寅是花钱刻板的人，署作“长白曹寅子清”，足见千山是长白，是泛词，而非确指凤城县。不知周先生根据什么，说“千山”是“凤城县的别称”。查阅有关地理资料。1913年，凤凰直隶厅改为凤凰县（在丹东市西北），第二年发现和湖南省凤凰县同名，又改名为凤城县。这是凤城县设县之始。明清时辽东地区根本没有“凤城县”。周先生根据《施愚山先生全集》卷首“校阅姓氏”内作“长白曹寅子清”，便说“足见千山是长白，是泛词”，也是不合道理的。这里先要说明，在《施愚山先生全集》卷首“校阅姓氏”下有句注文：“曾经商订及现在校阅诸先生谨刻如左，馀不敢多及。”注文后列四十多人，曹寅是其中之一。注文清楚地表明，“长白曹寅子清”不是曹寅自署，而是出于刊刻此集的人之手。当然，称曹寅为“长白人”，也不算错，《瑶华集》卷首也称曹寅的里籍为“长白”。“长白”是奉天的代称。《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与“辽阳之千山”并列的，即“奉天府东北之长白山”。称曹寅为“长白人”，同《永宪录》、《国朝诗别裁集》等书称曹寅为“奉天人”是一样的意思。这是就大范围来讲的，辽阳在清朝属于奉天府。称“长白曹寅”，并不否定“千山”为辽阳的代称。

　　王畅先生还发挥周先生的说法，提出‘干山’亦正为辽东之山脉的名称”。这大概是他从现代地理书上看到的。现代“地名词典”上，“干山”确有两个意思：指辽东半岛的丰干山脉。指辽阳城东南的一处名胜（现属鞍山市）。可是，曹寅的时代并没有“千山山脉”这样一个概念和定名。除了前面我已经指出的那些文献记载以外，我还查阅过《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康熙皇帝的《入干山》诗、乾隆皇帝的《望千山》诗。它们都是把“千山”视为辽阳的一处名胜，没有泛指辽东山脉的。曹寅笔下的“干山”，不可能指当时尚未定名的“千山山脉”。

　　康熙年间修的《上元县志》卷16的“曹玺传”载：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曾玺是曹雪芹的曾祖父。从上下文义看，“著籍襄平”的主词为“其先”（承接上文）。也就是说，曹世选之前，曹家已经在襄平“著籍”。不知怎么的，王畅先生竟认为“著籍襄平”的主词是曹玺。他在反驳我的时候说：李广柏先生是把康熙《上元县志》中《曾玺传》所说的曹玺“著籍襄平”当作了曹雪芹上世的籍贯，但曹玺的“著籍”并不等于是曹玺上世的籍贯……王畅先生还以曹玺“著籍襄平”为根据，推算：曹振彦、曹玺在辽阳最多不过“著籍”二十多年（从明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3月后金攻陷沈阳，到明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满清入关）的时间……（《考论》第302页）曾家在“从龙入关”的明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前，“著籍襄平”的时间，最长不过二十三年。因为王畅先生把“著籍襄平”的主词弄错了，所以他以此为前提的所有推算都是错的。王畅先生也不想一想，曹玺是在包衣旗人家中长大的，成年以后就为皇家当差，他怎么会到襄平“著籍”？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这是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丰润县不是曹雪芹家入旗之前的原籍，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表明曹雪芹更远的祖宗是从丰润迁至辽阳的。丰润县，同曹雪芹的祖籍沾不上边儿。

　　1997年10月写 2010年5月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