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

第九章 曹振彦在后金时期的职务

　　几年前，在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题名中，发现曹雪芹高祖曹振彦的名字，为研究曹雪芹家世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实物资料。此碑系后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四月囊素喇嘛塔竣工时所立。碑阳刻有满、汉文对书的碑记。碑阴汉文二十行，分组排列喇嘛门徒、僧众、官员、教官、干总、匠人的名单。“曹振彦”排在“教官”行列内。我查阅了后金和清初的一些史料，对曹振彦的教官职务，试作一解释，供红学爱好者参考。

　　首先，我觉得曹振彦不可能是佟养性的红衣大炮部队的“教官”。

　　红衣大炮本是由葡萄牙人传进明朝的。明朝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开始自造；曾用于东北战场，给后金军队以很大威胁。后金获得明人的技术以后，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正月制造出这种大炮。《清太宗实录》卷八记载：天聪五年正月，“造红衣大将军炮成，镌日：‘天祜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先是我国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卷九记载：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集诸贝勒大臣，议设统兵将帅”，决定“其随营红衣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就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这支炮兵部队建立后，随即参加大凌河战役，大显威风。从此汉兵的作用受到皇太极和满洲贵族的重视。至于将旧汉兵命名为乌真超哈（汉军），则是天聪八年五月的事。那时佟养性已死，汉军一旗由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统率。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天聪四年四月曹振彦担任教官的时候，还没有佟养性的红衣大炮部队，当时曹振彦也不可能掌握红衣大炮的技术而当炮兵教官。

　　后金从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序列武爵”以后，武职有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备御之下设千总四员。后金的各种文献资料都没有透露出当时军队中还设有“教官”。汉兵营的炮兵自然要训练，但并不设专职的炮兵“教官”。这有天聪年间的两个奏疏为证。天聪七年正月，兵部启心郎丁文盛、赵福星因见汉兵“炮手衣食甚是不足，各养活将官又占使不闲”，技术荒疏，特上疏建议：“今当选择火器纯熟者，升为千总名色，各炮手令他教演。”同年三月，汉兵营总兵官马光远针对同一问题上疏。疏中说：

　　今蒙皇上恩典，收选新旧将官、备御及永平、大凌河炮手已有二百余人矣，合无将各炮手着落六家喇（甲喇）善知炮火将官、备御定名管领。闲时率领演放，有事率领攻打，使兵将相亲，演习惯熟，临时不致错乱。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管军事训练的就是将官、备御、干总，没有另外设专业的“教官”。

　　后金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17世纪20年代初它的统治范围便扩展到汉族人居住的辽河平原。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归属后金，满洲贵族也有意识地模仿明制，采用汉人的各种称呼。而后金的广大汉人对于各种身份和职务更是习惯于使用汉语旧名。天命五年“序号武爵”，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千总，完全是袭用明朝武职的名称。皇太极设六部是“照蛮子家立的”。天聪八年，皇太极曾指出，“今我国官名，俱因汉文，从其旧号”。为了保持满洲固有的文化特点，皇太极下令：“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毋得仍袭汉语旧名”。可是，他厘定的满语官名没有通行多久，又改行汉名了。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反映了后金社会“俱因汉文，从其旧号”、“袭汉语旧名”的风气。我们看这块碑上所有的称谓（皇帝、皇上、土、驸马、总镇副参游备、千总、石匠、木匠、喇嘛、僧，后来补刻的除外），都是明朝汉族地区所习用的，而且保留着它们传统的含义。就是称总兵官为总镇，也是明朝人的习惯‘”。我们在碑阴碑阳的原刻中找不到一个是后金独有的称呼，也找不到一个“汉语旧名”被后金赋予了新的含义，真正是地道的“因袭”。当时后金一些独特的称谓，如汗、贝勒、额驸，在碑上均被改成汉人习用的皇帝、皇上、王、驸马了。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的“教官”，也是“因袭”的汉语旧名，又是后金的汉人们使用的，它的含义必定和汉语中传统的含义有一致性。我国古代军队中并没有“教官”这样一个职称。“教官者，师也。”我国历史上向来把官学的司教人员如博士、助教、教授等称为教官。明代国子监和府学、州学、县学、宗学、武学的教师及掌管教务的人员，均称教官，也称学官，习惯上也称为教职。曹振彦担任的“教官”，应当是这种职务。

　　后金早在努尔哈赤统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官办的学校和专职教师。《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二十四载，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七月十一日汗下达的文书：

　　钟堆、博布黑、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选为这八旗的师傅的八巴克什。对在你们之下的徒弟和入学的儿童们，能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就是功。如入学的儿童们等不勤勉地学，不通文理，就要治罪。入学的徒弟们，如不勤勉学，你师傅向诸贝勒报告。八师傅不参与各种事。

　　皇太极即位后，很重视教育，又进一步兴办学校，动员满、汉子弟入学读书。证实这一情况的材料可以举出很多。

　　天聪四年二月，皇太极谕宁远、锦州等地官员、生员及军民的文书中说：

　　我国先年杀折之事朕不敢言，亦不忍言，惟冀天下共谅之。今日养民兴学各项事体，尔等必定闻知。现今保存在辽阳市博物馆的《重建玉皇庙碑》是天聪四年九月立的，其碑记末署“儒学生员杨起鹏撰”，这证明当时有了儒学和生员。天聪五年闰十一月，皇太极对诸贝勒大臣说：

　　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天聪六年正月，张弘谟等人的奏疏中颂扬皇太极的“种种政绩”，第一条就是“令子弟入学读书”。同月，胡贡明的奏疏也讲“皇上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诚大有为之作用也”。天聪七年十二月扈应元条陈七事奏中有云：“我皇上思用文臣，所以兴学校，考贤才。”天聪七年七月，刘学成上疏要求举行童试：目今我国兴学优养秀才，真明主崇儒重道之盛典，但有先年未遇考生童，曾奉救谕仍要考取，至今未行，此时有关西并海南新来生童，尤当考选一场，收学肄业，作养待用。仍照先金设科举人，令秀才学习射箭，讲读律令，以备科举之选。这说明当时的秀才（从明朝政权下俘获的或投诚的）已经收归学校教养。这样的学校在性质上便近似明朝的府学、州学、县学了。

　　后金的学校是仿照明朝的学校设立的，生童、生员（秀才）的称呼一仍旧贯，对学校师长的称谓自然也因袭旧俗。天聪九年，有人弹劾刘学成“逞私欺君”，为“名教中之罪人”。疏中说：“学官原为教人正道、辅佐朝纲而设。”这个“学官”显然是指当时官学的司教人员，即教师以及掌管学务的人。既有“学官”的称呼，与“学官”异名同实、并行于世的“教官”，也必为人们（特别是汉人）所熟知。《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留名的汉人不会不熟悉“教官”的称呼，他们把官学的司教人员称为“教官”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把别的什么职务称为“教官”，那倒是社会上通不过的。

　　《太宗实录》卷十一记天聪六年元旦朝贺，满、汉、蒙官员之后，“次教职、杂职等官，各行朝贺礼”。这像明朝一样，于文武职官之外，把官学的司教人员和官府的佐贰小吏称为教职、杂职。“教职、杂职”并称，肯定是指这两类人员。在《太宗实录》里，文官武官常称为“文武职官”，“教职”之“官”不就是“教官”吗？天聪年间官学司教人员可称作“教官”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李若琳条奏筹办太学事宜，首条为“教官之选补宜速”。李又建议：

　　满洲八旗地方各觅空房一所，立为书院，将国学二厅六堂教官分教八旗子弟。各旗下仍设学长四人，俱就各旗书院居住，朝夕诲迪。随后议准实行。一个称呼不会突如其来。这样使用“教官”一词，当然意味着朝廷里熟悉它的含义，而且对它的理解没有歧义。这时候，福临进入北京才两个月，如果说清廷的人入关前对“教官”有另一种用法，或者说他们另有某种武职叫“教官”，那是说不过去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早就这样理解和使用“教官”这个名称。在李若琳的奏章中，还透露出八旗内原来设有“学长”，大概是官学的管理人员。这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清人入关前的学校教育情况。

　　以上我们罗列材料，说明后金有官办的学校和专门的“教职”之“官”。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推断，《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的“教官”是官学的职务，不可能指别的某种职务。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题名中，教官排列在将官、游备之后，千总之前，乍看起来，好像是备御与千总之间的一个武职，其实稍加推敲，就看出是另一回事。这个题名，末尾的四名千总和几名匠人当是参加施工的人员，前面“总镇副参游备等官”和“教官”两组六十多人都是“舍金资助做功德”的。教官不是施工人员，所以在千总、匠人之前；社会地位不高，所以在将官、游备之后。“教官”排列在这个位置并不表示他和备御、千总有上下级关系，正像排在更前面的喇嘛门徒、僧众不是总镇、副将的上级一样。“教官”独立于“总镇副参游备等官”之外，另成一组，恰恰表明了这个职务不属于武官之列。如果也是一个武官，“等官”就应该“等”进去，不会放在“官”之外。前面提到的天聪六年元旦朝贺班序，在“旗官”、“汉官”、“新降各官”之后，另有一班“教职、杂职等官”，也不把“教职”之“官”算在文武官员之内，这和碑上的排法是一个意思。

　　天聪年间的教官，基本上是从秀才中选拔的。天聪六年正月，李伯龙劾宁完我（文馆成员，《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有名）“巧于牢笼，上本求考校教书秀才，复谬称圣意，对人扬言日：‘皇上委我一大苦差。’实欲士众之附己也”。天聪七年四月黄昌、于跃龙的奏章开头自署：“正镶二黄旗教书秀才黄昌、于跃龙奏。”“教书秀才”成为俗称，反映出当时教书的多是秀才。天聪六年胡贡明的奏疏也提供了这个情况。疏中说：

　　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当将一国秀才及新旧有才而不曾作秀才的人，救命一二有才学的不拘新旧之官从公严考，取其有才学可为子弟训导的，更查其德行可为子弟样子的，置教官学。

　　我们知道，曹振彦在顺治年间历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大同府（一度改为阳和府）知府和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山西通志》、《大同府志》、《浙江通志》、《两浙盐法志》记载曹振彦的官职时，提到他是“贡士”，“生员”。从曹振彦以后的经历看（天聪八年他已积有一个半前程），天聪四年前后，他至少有了秀才的资格，具有担任教职的条件。

　　后金在努尔哈赤时代，肆意屠戮汉族知识分子，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皇太极即位以后，注意笼络读书人，优待读书人，“阵获官（员）生（员）。悉蒙给以庄田人畜”。已经沦为包衣的，经过“两三次考试，将少通文义者，即拔为儒生”。天聪三年，初试生员，谕令“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考试结果，“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曹振彦父亲是包衣，他本人自然也是包衣。他很可能是通过天聪三年的考试由包衣拔出当教官的。

　　三

　　《清太宗实录》卷十八载：天聪八年四月辛酉，“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曹振彦担任的“旗鼓牛录章京”是个什么性质的职务呢？

　　大家知道，八旗的基层组织是牛录，管牛录的官叫牛录章京（天聪八年四月辛酉，即曹振彦加半个前程的那天，改“备御”和“牛录额真”为“牛录章京”；顺治十七年以后称“佐领”）。“旗鼓牛录章京”在“牛录章京”上冠以“旗鼓”，应当与普通的牛录章京有所不同。《听雨丛谈》关于后世的旗鼓佐领有这样的解释：

　　若内府旗鼓，按《八旗通志》内统于上三旗满洲都统，本与八旗汉军不同。《满洲氏族谱》内谓旗鼓人为满洲旗分内汉姓人。皇太极时代的“旗鼓”是怎样的，我最近找到几条史料，似能比较清楚地说明问题。

　　首先要说明，皇太极时代单用“旗鼓”一词，可以是指一种职务。《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四载，天聪九年七月“分别管理汉人官员，以各堡生聚多寡黜陟之”。其中有：马如龙死，金海塞接管壮丁，减二百八十七名，罚银百两，革去旗鼓，永与本贝勒为奴。这个被革去的“旗鼓”，当然是一种职务。《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阴左侧加刻的名单中，有一个“杨旗鼓”，置于“柯参将”之下、“副将佟一朋”之旁，应当也是职务名。像这样的“旗鼓”，可能就是“旗鼓牛录章京”。至少也可以说，“旗鼓牛录章京”属于“旗鼓”一类的职务。

　　天聪六年九月，胡贡明上疏建议改变后金“有人必八家（指八固山贝勒）分养之”的体制（实为要求加强集权化）。他在疏中说：

　　今有人而名之日官，可见是朝廷之人，所做朝廷之事，犹夫皇上之马也；分养各家，不过就其地土，藉其看管；若夫养活恩典，决当出自朝廷，原不可全责之贝勒者；今且全责之矣。假若旗鼓也，庄头也，巧匠等人也，犹夫贝勒之马也，此原有功于贝勒，贝勒原该养活，而且乐于养（活）。若此官人又不替贝勒做些勾当，白白养着，业已难为贝勒矣。所以有遇贝勒能体皇上之心而乐于养人者，或无衣食之愁；有遇贝勒不能体皇上之心而不乐于养人者则不免饥寒之苦矣。此无他，不过以为国之人非家之人，谋家之心非谋国之心也。这里将一般官员视为“国之人”；旗鼓、庄头（在贵族庄屯上管理奴隶和农奴的头目）、匠人相提并论，视为“家之人”；正表明“旗鼓”是供贵族私人役使的人，与管理旗员（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各级官吏（包括牛录章京）不同。

　　《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载，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大清皇帝以后议定的会典有一条：

　　皇帝旗鼓，合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旗鼓，俱更定其名，今后俱不许呼旗鼓。驾下旗鼓，满洲叫凡担章京，汉人叫旗手卫指挥。亲王、郡王、多罗贝勒旗鼓，满洲叫摆塔大，汉人叫长史。同卷又载五月初三谕令：是日，皇帝敕定驾下旗鼓及王、贝勒旗鼓，今后俱不许称旗鼓。驾下旗鼓，满洲称凡担章京，汉人称旗手卫指挥。王、贝勒旗鼓，满洲称摆塔大，汉人称长史。降旨于礼部，令晓谕众知。这又是模仿明制。后来八旗系统内“旗鼓”的称号并没有消失，而旗手卫、长史的设置则成为有清一代的制度。我们从这次改名中可以了解到“旗鼓”的性质。明朝的旗手卫指挥，是皇帝身边的侍从和护卫，“掌大驾金鼓、旗纛，帅力士随驾宿卫”。清朝的旗手卫属銮舆卫，“掌金钲、鼓角、铙歌大乐，兼午门司钟，神武门钟鼓楼直更”。明朝的王府长史，“掌王府之政令，辅相规讽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总其庶务焉”，是王府的管家。清朝王府长史，职责与明朝同。《红楼梦》第三十三回，忠顺亲王府派到贾家索取琪官的，就是长史。“旗鼓”既然可以更名为“长史”和“旗手卫指挥”，说明是属于侍从、护卫、管家一类的职务，是皇帝和贵族私用的仆役。

　　在八旗体制下，有所谓外牛录与内牛录。外牛录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旗员的组织。内牛录是包衣奴仆的组织。显然，旗鼓牛录章京是包衣牛录的头目，所以后世旗鼓佐领也可以称为包衣佐领。八旗的外牛录和内牛录，界限是很严格的。天聪四年编审壮丁时，皇太极特地告诫不许把外牛录的人员非法编入内牛录：

　　凡诸贝勒包衣牛录，或系置买人口，及新成丁者，准予增入。毋得以在外牛录下人入之。如丙寅年九月初一日以后，有将在外牛录下人编入者，退还原牛录。皇太极也禁止用包衣奴仆代服兵役：

　　有旧披甲人（旗兵）诈称年老，令家奴代披……罪之。包衣奴仆没有当旗兵的资格。他们虽然可能跟随主子上战场，但“非应役之人”，其基本任务是从事生产和家务劳动，当侍从和护卫。只有外牛录的成员才有服兵役的义务和权利。朝鲜人李民寞的《建州闻见录》写道：

　　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买卖）、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蜱耕作以输其主；军卒则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崇德二年，皇太极曾经表白：

　　朕侍卫四十员乃太祖在时免役者，或叔伯兄弟之子，或蒙古贝子之子，或官员之子，或朕包衣之子，皆非应役之人。其应役者，并未选及也。直到雍正年间，胤稹还在重申旗分佐领和包衣佐领的职分，禁止诸王把旗分人员当包衣使用。包衣牛录和普通牛录是不能相混淆的。

　　就现有材料来看，曹振彦出身包衣，担任旗鼓牛录章京是充当包衣的头目。曹家的发迹即凭借包衣头目与皇室的特殊关系。振彦的子孙世代供职内务府，赫赫扬扬，也仍然是包衣头目的角色。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曹雪芹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既卑贱又显贵的家庭。

　　1980年2月写。2010年4月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