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

第八章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题名考释

　　辽阳老城小南门外，原有西藏大喇嘛法师斡禄打儿罕囊素的喇嘛塔园。囊素喇嘛塔为后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所建，竣工时立《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于塔前。此塔在“文革”中被毁，碑移入辽阳市文物管理所保管。此碑碑阳为满、汉文对书的碑记（满文还是老满文，满文占左半，汉文占右半，中间半行满文与半行汉文共为一行）。碑记简要介绍了囊素的经历和逝世的日期，说明“太祖有敕，修建宝塔，敛藏舍利”，只因累年征伐，到天聪四年白喇嘛奏请皇上（皇太极），方由皇上敕旨修建宝塔；“事竣镌石以志其胜”。碑记之末记竣工时间是“大金天聪四年岁次庚午孟夏吉旦”，总管是“钦差督理工程驸马总镇佟养性”，下有“委官备御蔡永年”是具体监管工程的。末尾记“游击大海、杨于渭撰”，这两个人撰写碑记。碑阴汉文二十行，分组排列喇嘛门徒、僧众、官员、教官、千总、匠人的名单。

　　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这件文物，过去日本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日本《东洋文化史大系清代之亚细亚》、郑天挺的《清史探微》，都有著录，但俱未涉及碑阴题名。最早著录这个碑的碑阴题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刊印的《奉天通志》和《满洲金石志》。

　　1977年11月辽阳市文物管理所（1984年扩建改名为辽阳市博物馆）的邹宝库先生偶然在所内保存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碑阴题名中发现“曹振彦”三字，认为是有关曹雪芹的重要文物资料，随即向上级作了报告。辽宁省博物馆的曹汛先生到辽阳察看了此碑并做了捶拓。随后，曹汛在《文物》1978年第5期发表《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记辽阳喇嘛园（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曹汛的文章，对碑的来历，对碑额、碑身、正面的碑文和碑阴题名，都作了介绍；并附有碑阳拓本和碑阴拓本的照片，碑阳汉文部分摹本和碑阴提名摩本。曹汛特别提到，碑阴碑阳都有“后来补刻的”文字，如碑阳的“总兵耿仲明、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尚可喜”，碑阴左肩的“皇上侍臣库滴、义马哈、龙十、偏姑、温台十、木青、乞力干、口口、何不利”以及碑左侧的“副将佟一朋”、“柯参将、杨旗鼓、马应龙、陈五、炮塔泥水匠崔果口……”等名字。曹汛发表的“碑文摩本”和“碑阴题名摹本”即将补刻在碑阳的“总兵耿仲明、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尚可喜”三行文字，将补刻在碑阴左肩的“皇上侍臣库滴、义马哈、龙十、偏姑、温台十、木青、乞力干、口口、何不利”以及碑左侧的“副将佟一朋”、“柯参将、杨旗鼓、马应龙、陈五、炮塔泥水匠崔果口……”等用黑线圈出，以示非此碑所原有。

　　1934年沈阳刊印的《奉天通志》著录此碑的碑阴题名，将后来加刻的同原刻混杂一起统统录下，又任意移动位置，而且错漏很多。其最大的讹误，是将后来加刻上去的“皇上侍臣库滴、义马哈、龙十、偏姑、温台十、木青、乞力干、口口、何不利”一横排文字，同间隔着一块空白的原刻对行紧接，使“皇上侍臣”下面的名字是“李思中、殷廷辂、杨万朋、佟整、张世爵、李灿……”，一直到碑的左侧边缘，包括补刻的“副将佟一朋”、“柯参将、杨旗鼓、马应龙、陈五、炮塔泥水匠崔果口……”，共79人全是“皇上侍臣”。同时，将“曹振彦”变成“曹振”，将提行刻写的职衔名“教官”变成人名“敖官”。在曹汛等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学界有人以《奉天通志》的著录为依据，认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题名中没有“教官”，只有“敖官”。1996年笔者有机会到辽阳，特地到博物馆看了《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笔者看到那些后来加刻的文字，刻的很浅，字也拙劣歪斜，位置也与前后不相衔接。特别是“皇上侍臣库滴、义马哈、龙十、偏姑”那一排与原刻有相当的距离。凡是细心和负责的人，都可以看出，原刻刻的深，字体统一，排列整齐，是经过书丹由匠人细心刻的，而后来加刻的是随意刻画的，近似于“某某到此一游”之类。后来刻画的与原刻判然有别。如果将加刻的部分与原刻区别开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教官”与“总镇副参游备等官”、“千总”并列为领行的职务名。作为一种职务，“教官”介于“总镇副参游备等官”和“千总”之间，也合乎情理。再说碑上的“教官”二字，虽碑面剥蚀较甚，“教”字仍可辨认出来。“教”的楷书写法，左下方为“子”。碑上这个字的左下方，横钩下面一个竖钩，竖钩由细到粗，竖笔垂直，钩很长——这正是“子”的写法。碑上这个字必定是个“教”字。

　　在介绍和研讨《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问题上，曹汛先生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记辽阳喇嘛园（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但其中也有不妥的论断，如：“碑阴留名的总镇副参游备和教官等，都是明朝降将、俘虏或他们的子侄，这时都受佟养性统辖。”“今据这一碑记，又知道在天聪四年时，曹振彦曾任教官，隶佟养性，属于鸟金超哈即后来所谓的老汉军。因此得知，曹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归入了满洲旗分的。”笔者不揣浅陋，试作考释若干，向曹汛先生和广大读者请教。

　　碑阴题名不是佟养性部属名单

　　曹汛先生之所以认为“碑阴留名的总镇事参游备和教官等……这时都受佟养性统辖”，是因为碑文上说，塔囊素喇嘛塔是“奉皇上敕旨、八王府令旨”修建，“钦差督理工程驸马总镇佟养性”。这是把碑阴题名当成佟养性部属名单了。

　　佟养性于天命初投奔后金，“太祖（努尔哈赤）妻以宗女”，后来升任总兵官（总镇），成为后金名位最高、最受宠信的汉官。修建喇嘛塔由懂得技术的汉人承当，委派佟养性“督理工程”，没有什么奇怪。至于碑阴留名的官员和教官，是为建塔“舍金资助做功德”的，他们和“督理”不一定有隶属关系。难道只允许“督理”的部下做功德，别的人就不能做功德？既然喇嘛门徒、僧众可以列名于碑阴，难道非“督理”属下的官员、教官就不能留名于碑阴？似乎没有这个道理。即以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孔有德与耿仲明、尚可喜在辽阳建立的弥陀禅寺及碑来说，碑记中便明确指出，孔有德等“先捐已资，次募十方贵官檀越、士庶英贤、善信男女，百工暨此，共建弥陀禅寺”。碑阴题名也有不属于孔、耿、尚部下的官员，以及归儒学管教的众生员。《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阴题名的性质与此相似，也与我们见过的许多碑刻相似，不能理解为工程“督理”的部属名单。

　　我从几种史料里面查考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面有名字的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马登云（应作麻登云）、黑云龙等人在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前后的活动情况，说明他们当时确实不在佟养性的属下。

　　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统大军伐明，十一月克遵化，十二月份抵北京城下，次年正月转克永平、滦州、迁安诸地，于三月间班师回沈阳。这次远征，佟养性没有参加。

　　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当时是文馆（皇太极的顾问机关兼掌管文书）成员，这次远征中随侍皇太极左右，参预机务。皇太极害死袁崇焕的反间计就是与他们三人密谋并派高鸿中、鲍承先执行的。皇太极班师回朝时，为“使文馆诸臣习武事”，留宁完我佐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率正白、镶红、正蓝三旗将士镇守永平府；留高鸿中佐固山额真图尔格、纳蒙泰率正黄、正红、镶白三旗将士守滦州；留鲍承先等率镶黄、镶蓝二旗将士镇守迁安县。又，出身“辽左望族”的李思忠，也参加了这次远征，班师时奉命守遵化。他们几人一直驻防到天聪四年五月明军收复四城以后，才奔回沈阳，听候处理。在囊素喇嘛塔竣工镌石时（天聪四年四月），他们不可能是佟养性的部下。以后，宁完我、鲍承先仍留文馆供职，从没有成为佟的部下。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题名中，“总镇副参游备等官”类领衔的麻登云、黑云龙，系天聪三年十二月在北京永定门外生擒的明朝总兵官。次年三月作为战俘带回沈阳，受到优待。天聪五年秋大凌河之战，皇太极将麻、黑二人带在军中。有一次对他们讲：“朕阵获尔等，加以赡养，每念安得有民社令尔等管理，俾朕收恩养之效。”麻登云回答：“上畀臣等以民社，臣等自当竭力图报。”可见这时还没有给他们安排职务。过了几天，“黑云龙乘隙单骑而逃”，回到明朝。到天聪七年十月丙子日，皇太极才将“擒获收养”的“明总兵”麻登云，“仍以原职，授为三等总兵官”。天聪四年喇嘛塔竣工时，刚被俘虏到后金的麻、黑二将的“总镇”衔，还是明朝廷给他们的。他们在后金军队中没有位置，当然成不了佟养性的部下。而且麻、黑身为总镇，如何又受“总镇”统辖，处心积虑笼络汉官的皇太极不会作这种不恰当的安排‘”。

　　由于史料的限制，碑上的教官和大多数官员在天聪四年前后的隶属关系，现在弄不清楚；但上面几个人的情况足以说明“都受佟养性统辖”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说曹振彦在天聪四年“隶佟养性”、“属佟养性管”，是没有根据的。本文第三部分讨论曹振彦的身份和旗籍，将从正面说明他不“属佟养性管”。

　　《清太宗实录》卷八又记：

　　乙未，敕谕额驸佟养性日：“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如属员有不遵尔言者，勿徇情面分别贤否以闻。”又谕诸汉官日：“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尔众官不得违其节制。”从上谕的语气和实录记事惯例看，这是一次任命的敕谕，不是“再申成命”。《清史列传》、《国朝先正事略》、《清史稿》的佟养性传都是作为一次任命来写的。这次任命在天聪五年正月，当然不能用来证明天聪四年所立碑上题名的官员、教官“属佟养性统辖”。

　　同时，对“总理”的含义也应有正确的理解。当时，成为满人包衣的汉人，为满人家庭所私有，不可能受佟养性“管”或“节制”。汉军尚未分旗（详后），具有自由民身份的汉人民户（即非包衣身份者），隶属于八旗，各有旗主和固山额真，也不可能都“属佟养性管”。所谓“总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不过是专门处理汉人事务的职官，听节制的是与所办事务有关的“各官”。不能赋予现代的意义，说成是“汉宫的总理”。咸丰十年，清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派恭亲王管理，其职责是专门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当然不能因此说，在华洋人都归恭亲王管。

　　什么时候才有汉军旗

　　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正式建立八旗，“抚有满洲、蒙古、汉人兵众”，包括了境内各族人民。其初，并没有满洲旗、蒙古旗、汉军旗之分，也没有这类称呼。随着后金势力的扩大，汉人的数量急遽增加，除了大量的包衣奴仆和民户（自由民）之外，也有的汉人成为披甲的兵士和文武职官。《清太祖实录》卷五记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攻破抚顺收降李永芳后，“论将士功行赏，以俘获人口三十万分给之。其归降人民编为一千户。设大小官属，令李永芳统辖”。朝鲜李民窦《建州闻见录》记天命四、五年间情形：

　　者片城外，汉人男女络绎往来者片，半于胡，而为其军卒者，皆属于李永芳云。随后，石廷柱、佟延、鲍承先、马光远、孟乔芳、王世选、丁启明等相继投入后金，并当上了官。

　　这些投入后金的汉官及广大兵民，都按照“以旗统人”的制度编入八旗，依附于贝勒，受到满洲贵族的严格控制。天聪六年九月，镶红旗相公胡贡明的奏疏对这种情况作过叙述：

　　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胡贡明在另一奏疏中讲到自己的处境：臣于死中得生，分与贝勒养活，虽不能够丰衣足食，然缺短少长，少不得还向贝勒讨给；况死生荣辱悉悬于贝勒之手，臣虽至痴至愚，即至于冻馁以死，决不肯轻易惹恼贝勒而自履不测之地也。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也曾对众汉官说：初，尔等俱分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尔等不得乘，而满洲官乘之；所有牲畜，尔等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官所属，虽有腴田，不获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天聪四年，皇太极招抚从后金叛逃至皮岛的刘兴治诸将，其谕帖中说：尔等休说来了还是大贝勒的人，今若来了就是朕的人了，朕自以礼待。刘兴治等人原属大贝勒代善的正红旗，他们害怕返回后金重新落入代善之手。皇太极表示如果回来将收在自己旗下（皇太极据有正黄、镶黄两旗）。大约处在皇太极旗下待遇较好，所以汉官们都向往两黄旗。天聪四年投诚的马光远，先分在正蓝旗，后来正蓝旗贝勒发生“变故”，马乘机上疏，请求转入黄旗：臣等举家老幼，原慕我汗仁恩厚德而来，满望在汗固（山）之下；不期到此，分在蓝旗固山。（本）固山变故，臣方敢实告，伏望我汗俯（鉴）臣等归顺初心，收在黄旗固山之下。这些史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汉人官民与旗、与旗主（满洲贝勒）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尽管他们不像包衣奴仆那样毫无人身自由，但生杀予夺之权也操在满洲贵族手里。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皇太极“集诸贝勒大臣，议设统兵将帅”，决定：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随营红衣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会议决定成立的红衣大炮部队，是八旗兵内一支特种部队，开始仅有五百人，谈不上另立汉军旗的问题。大凌河战役中，佟养性的红衣大炮部队发挥了极大威力，得到皇太极赏识。此后不久，后金便建立了包括六甲喇的汉兵营。《清太宗实录》卷十一记天聪六年正月“上幸北演武场阅兵”：额驸佟养性率所统汉兵，擐甲胄执器械，列于两旁。置铅子于红衣将军炮内，树的，演试之。天聪六年正月佟养性的奏疏中说：目今新编汉兵马步仅三千余，兵力似少，火器不能多拿。我国中各项汉人尚多，人人俱是皇上赤子，个个俱当出力报效，若果从公查出，照例编兵，派定火器，演成一股。有事出门，全拿火器，大张军威；无事归农，各安生理。一则不废民业，一则又添兵势。这个建议为皇太极所接受。天聪七年正月兵部启心郎丁文盛、赵福星的奏疏，提到当时正在实行的制度：“我国汉人十丁编兵一名。”种种材料都表明，大凌河战役后曾编派汉兵营。

　　这个兵营有六甲喇。天聪六年正月汉兵参加阅兵后，受到赏赐的，佟养性之后便是“六甲喇额真”。其他地方提到六甲喇的有马光远和扈应元在天聪七年写的奏本。扈的奏本说：

　　今我国设立六部，设立书房（柏按：即文馆）。又分为六夹喇八固山。马光远在谈到汉营对于器械的管理状况时说：

　　八固山大小官员已照六家喇派就执事，但所管器械等项如不时时看管收拾，临时难免误事。他们所说的“六甲喇”，就是汉兵营的编制。“甲喇”为满语，或译作夹喇、家喇。一般五牛录编为一甲喇。

　　在八旗体制下，旗人外出服役（兵役、劳役）、任职，自然接受主管官的节制，但与本旗仍保持隶属关系，事毕即归回本旗。汉兵营六甲喇官兵本来也是由各旗派遣的。“有事出门，全拿火器”；“无事归农（回到各自的牛录），各安生理”。因此，兵营中没有“定名管领”，兵将不得相亲。这种特殊的编兵方式，在丁文盛、赵福星的奏本中反映得很清楚。他们说：

　　我国汉人十丁编兵一名，原用好的。近有膂力娴熟者畏避不出，或雇人顶替，似此何以克敌？不若令各家喇并管屯将官简选十名之内有年力精壮并身家相称者，定为实在身以充行伍。马光远也在天聪七年的奏本中说：今蒙皇上恩典，收选新旧将官、备御及永平、大凌河炮手已有二百余人矣。合无将各炮手着落六家喇善知炮火将官、备御定名管领。闲时率领演放，有事率领攻打，使兵将相亲，演习惯熟，临时不致错乱。丁、赵与马光远的奏本，实际上是要求将汉兵编为独立的、固定的兵营。六甲喇汉兵营在什么时候成为一旗的呢？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晓谕众汉官时谈到汉兵另立旗分事：初，尔等俱分隶满洲大臣。自杨文朋被讦事觉以来，朕姑宥尔等之罪，将尔等拔出满洲大臣之家，另编为一旗。从此尔等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言之性，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当不似从前之典衣鬻仆矣。谕毕，总兵官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及副、参、游击各官奏日：

　　……臣等以濒死之身，蒙上生全，另立旗分，得叨宠遇，凡此衣食奴仆马匹，孰非上之恩赐。这时，汉兵已经另立旗分。

　　“杨文朋被讦事”不详。前面引过，胡贡明天聪六年九月的奏本讲“有人必八家分养之”。他建议将汉人官民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皇太极读后回复：“说的是。下次出门，必照你所言的行。”文馆马国柱于天聪七年正月又上书：

　　闻汗改养新人之例，并未言及旧人。闻汗下次出门才行。并未议及即行……乞汗速将胡贡明所议之例，无论新旧人，一体施行可也。显然，马国柱上书时汉兵还没有另立旗分；或者皇太极与诸贝勒已经议定，但没有实行。天聪七年正月初七日佟养性的奏疏，也没有一语涉及汉兵分旗事。

　　《清太宗实录》最早出现“旧汉兵·旗”的记载，在卷十三，时间为天聪七年正月：

　　甲展，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各牛录额真等，历任年久无过者，各依品极，赏缎有差。《清太宗实录》第二次记载在卷十八，时间为天聪八年三月：

　　己亥，大阅于沈阳城北郊，兵部贝勒岳托，率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共十一旗行营兵，俱赴集。

　　又汉兵统领官石廷柱在征察哈尔（天聪六年）之后、征旅顺口（天聪七年七月）以前，授为固山额真。“固山”为满语“旗”的意思，授予这个职务就意味着汉兵成了一旗。

　　综合以上资料来看，汉兵另立一旗当在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孟森曾说：“另编汉军为一固山，即七年事。”虽然他的根据不充足，推断则不错。

　　天聪八年五月定八旗兵名，将石廷柱等人率领的汉兵命名为乌真超哈（汉军）。佟养性在天聪七年初便已死去。佟养性统率汉兵时不仅没有“乌真超哈”的称号，汉兵也尚未另立旗分。佟养性始终没有得到“固山额真”的职衔，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汉军另立旗分，是逐步进行，逐步扩大的。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进一步将汉军分为两旗，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崇德四年再将汉军两旗官属兵丁分为四旗。崇德七年，汉军编为八旗，旗色同满洲八旗。至此，汉军旗制始定。

　　包衣曹振彦属于什么旗

　　在故宫博物院公布的一批曹家的奏折中，曹寅、曹颙、曹頫都自称“身系家奴”、“包衣下贱”，称曹玺“系包衣老奴”。康熙也说曹颙是“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曹家什么时候沦为包衣的？曹玺、曹寅乃康熙之功臣、宠臣，曹家不可能在他们手里沦为包衣。他们的包衣身份必定是从曹振彦那里承袭下来的。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说振彦的父亲曹锡远为“正白旗包衣人”；这就是说，振彦的包衣身份又是从他父亲那里承袭来的，或者是同他父亲一道沦为包衣的。包衣系家奴，为其主子所私有。他们也有爬上去的机会，个别可能挣得一官半职，但一般不能改变包衣身份。曹家从锡远以后，世代作满洲皇室包衣，是确定无疑的。

　　《清太宗录》卷十八载，天聪八年四月：

　　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旗鼓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即积有一个半前程。这是叙功加级的记载，立功的时间当然在此之前，开始担任“旗鼓”这个职务则更在以前。可以说，曹振彦发迹正当汉军旗诞生的前后。由于包衣和汉军官兵的身份不同，包衣没有正式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曹振彦不可能加入汉军旗。从《清太宗录》卷十八的这一条记载看，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曹振彦在多尔衮属下任旗鼓牛录章京，是多尔衮的家奴、家臣。

　　再说，天聪八年多尔衮属下的曹振彦是否属正白旗，也有疑问。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曾论证多尔衮在努尔哈赤死后为正白旗旗主。细看孟森所提供的论据，能够证明努尔哈赤死后正白、镶白两旗旗主为多尔衮、多铎两同胞兄弟。谁主正白？谁主镶白？并不清楚。在证明多尔衮主正白旗这个问题上，孟森引用的材料只能表明多尔衮去世之前掌管正白旗。我们知道，清初八旗领属关系有过变化，多尔衮去世前掌管正白旗的事实，还不能证明天聪、崇德年间多尔衮也是正白旗旗主。孟森自己意识到他的“考实”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又谨慎地说：“正白则摄政时确属睿王（按：即多尔衮）。”

　　有些史料倒表明，努尔哈赤之后，正白旗归多铎率领，而镶白旗归多尔衮率领。如《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七：

　　（崇德四年六月，戊子）先是，和硕豫亲王多铎有罪，夺其满洲十

　　牛录、蒙古四牛录、汉二牛录归入镶白旗。至是以镶白旗满洲十牛录、蒙古四牛录、汉二牛录，补入正白旗数内，另设官统辖。如果《实录》不误的话，这就非常有力地说明，天聪、崇德年间多铎为正白旗旗主。那多尔衮只能是镶白旗旗主。又，《清太宗实录》卷九记天聪五年七月后金军队围攻大凌河城：正黄旗围北面之西，镶黄旗围北面之东，正蓝旗围正南面，镶蓝旗围南面之西，正白旗围东面之北，镶白旗围东面之南，正红旗围西面之北，镶红旗围西面之南。命诸贝勒率护军在后策应，莽古尔泰、德格类策应正蓝旗，济尔哈朗策应镶蓝旗，代善策应正红旗，岳托策应镶红旗，多铎策应正白旗，多尔衮策应镶白旗。据孟森《八旗制度考实》的确凿考证，莽古尔泰、德格类为正蓝旗旗主，济尔哈朗为镶蓝旗旗主，代善为正红旗旗主，岳托为镶红旗旗主。他们都是策应本旗的部队，多尔衮、多铎也应当是策应本旗。这就是说，多铎应当是正白旗旗主，多尔衮应是镶白旗旗主。

　　看来，天聪年间处于多尔衮属下的曹振彦，要说旗籍的话，是镶白旗的包衣。大约在多尔衮成为两白旗旗主以后，或在多尔衮死后正白旗被顺治帝据为已有时，曹家归入正白旗的。《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载：“锡远，从龙入关，归内务府正白旗。”说是入关后归入正白旗的，实可玩味。

　　1980年6月写，2010年3月改订

　　附记：本文写于1980年，原题《曹振彦的旗籍》，第一次全国红楼梦研讨会后寄给陈毓罴先生，发表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7辑。本文较早提出多尔衮在天聪、崇德年问为镶白旗旗主，曹振彦原属镶白旗。近年，有研究者提出，顺治帝继位后，镶白旗旗主多尔衮与其弟正白旗旗主多锋，互换旗纛，镶白旗改为正白旗，曹振彦由镶白旗包衣改为正白旗包衣。多尔衮死后，顺治帝将正白旗收归自己掌管，正白旗包衣也归属内务府，曹家由王府包衣转为内务府包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