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

第四章 《明夷待访录》标点本抬误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著作。学习与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经济史的人，都会读到这本书。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上出版的多种《明夷待访录》标点本，在断句和标点方面都有一些错误。不言而喻，凡是断句错误的地方，即表明点校者没有完全弄明白原文的意义，或者是误解了文义。这些错误会妨碍读者对原意的理解，能尽快改正才好。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上出版的《明夷待访录》标点本，主要有1955年古籍出版社（社址在北京）出版的标点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的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的《黄宗羲全集》，是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点校的，其《明夷待访录》的点校参考了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也因袭了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标点本的一些断句及标点的错误。本文主要谈断句方面的错误，所举例子均出自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的《明夷待访录》（以下简称《全集》本）。本文如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读者和有关专家批评。

　　《明夷待访录》共二十一篇，即《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另外，卷首有黄宗羲自己撰写的《题辞》一篇。我们读《全集》本，发现多数篇都有断句的错误。把这些错误加起来，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不算小。

　　《田制一》论述井田制破坏以后天下的赋税一代比一代加重，百姓一代比一代贫困。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是这样（《全集》本为繁体字竖排，本文改为简体字横排，书名号和引号作相应变动，断句有误处用黑体）：

　　儒者日：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敞矣。孰知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黄宗羲全集》第一册24页，以下所注页码均为该书之页码）从1955年古籍出版社的本子以来，这一段话都是这样标点的。因为断句有误，魏晋和唐的顺序被颠倒了。其中“儒者日”所引儒者的话，见胡翰（元末明初学者）的《胡仲子集·井牧》，本是原文，也应该打引号；不打引号，便把胡翰的话与黄宗羲的议论混淆了。这一段文字的正确标点应是：儒者日：“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敞敞矣。”孰知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田制三》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是这样：三代之贡、助、彻，止税田土而已。魏晋有户、调之名，有田者出租赋，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贡、助、彻，相传是夏商周时代的税法（见《孟子·滕文公上》）。“止税田土”，即只征收土地税。魏晋的所谓“户调”，是按户征收的税，即“有户者出布帛”。所谓“田之外复有户矣”，意思是在土地税（田赋）之外又加了户税。“户调”二字，不能用顿号隔开；犹如“田赋”一词，不能在“田”与“赋”之间打个顿号一样。《晋书·食货志》记载：曹操在邺都时，除每亩地收四升粟的田赋外，另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这每户征收的绢绵，就是魏晋时期的“户调”。

　　《田制三》又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这样标点：

　　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如照这样标点，读者便会认为明朝的“两税”包括“丁口”和“力差”、“银差”。这就大错了。“丁口”是按人丁征收的赋税。“力差”、“银差”，是劳役负担，应役户亲身充役的谓之力差，缴银代役的谓之银差。至于明朝的“两税”，则是沿袭唐宋的制度，即按土地征收的夏税、秋税。《明史·食货志二》：“（太祖）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日夏税，日秋粮。”“丁有役”即人丁的负担，“田有租”是按土地征收夏税、秋税（秋粮）。由此可见，“丁口”是“两税”以外的负担。明朝既征丁口税（按人丁征税，相当于唐初的“庸”），又有按人丁摊派的劳役负担（力差、银差），所以黄宗羲说是“重出之差”。这一段文字的正确标点应是：

　　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

　　《财计一》有一段在《全集》本中这样标点：

　　宋元丰十二年，蔡京当国，凡以金银丝帛等贸易勿受，夹锡钱者以法惩治。先要说明，这里“元丰十二年”是黄宗羲的笔误。“元丰”是北宋神宗的年号，共八年，没有“十二年”。据《宋史·食货志》，这里应作“政和二年”。《全集》本在这儿的断句有个较大错误。正确的标点应是：

　　宋元丰十二年，蔡京当国，凡以金银丝帛等贸易，勿受夹锡钱者，以法惩治。“夹锡钱”是蔡京推行的一种钱币，用铜夹锡铸成。因为这种夹锡钱比铜钱轻，老百姓不愿意接受，所以蔡京要采用强制手段，规定凡是用金银、丝绸、布帛等物进行交易，不肯接受夹锡钱的人，依法予以惩治。《宋史·食货志》叙政和年间钱法：“二年，蔡京复得政……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

　　《取士下》有一段文字论唐代用人较为严格（不是一考中就有官做），《全集》本是这样标点的：

　　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韩退之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也。“解褐”，即解下平民所穿的布衣，换上官服。这里正确的标点应是：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韩退之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也。意思是：唐朝的读书人，考试及第的，并不立即脱下平民的布衣入仕做官；必需又经过吏部复试，才能入仕。韩退之在吏部三次考试都没有成功，过了十年还是布衣。《取士上》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这样标点：宋初试士，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札记》墨义十条，其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等，设科虽异，其墨义同也。王安石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中书撰大义式颁行，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租解章句而已。为了把这一段的句读弄明白，先对“帖经”、“墨义”作点解释。帖经（帖书）是唐宋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方法是掩住所习经书的两侧，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行中几个字，使考生读出被帖的字。墨义是用笔对答经义，写出注疏，解释经文。“帖对”不成为词。此处句读应为：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我们看《宋史·选举志》原文：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柏按：宋初科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明经等科）这可以清楚地看到，“墨义”用“对”，不能用“帖”。至于王安石所推行的试士办法，“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不像明经墨义那样，只要粗略地了解章句就行了）。《全集》本在“明经”与“墨义”之间，在“墨义”与“粗解章句”之问，各打上顿号，也是错误的。“明经”是唐宋科举考试的一科，“墨义”是其考试内容。《宋史·选举志》说：“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很清楚地说明“墨义”是“明经”的考试内容。“墨义”一词与“粗解章句”之间，与“明经”之间，都不能加顿号。《明夷待访录·取士上》这一段文字的标点应是：宋初试士，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其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等，设科虽异，其墨义同也。王安石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中书撰大义式颁行，须通经，有文彩，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士上》又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的标点是：余谓当复墨义古法，使为经义者全写《注疏》、《大全》、汉宋诸儒之说，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15页)这一段文字是黄宗羲有关改革考试的意见。他主张恢复“墨义”古法，要求应试者既要默写前人的解说，又要发表自己对经义的见解。“注疏大全”当指明朝永乐年间颁行的《四书五经大全》，包括《论语集注大全》、《孟子集注大全》、《大学章句大全》、《中庸章句大全》、《周易传义大全》、《书传大全》、《诗集传大全》、《礼记大全》、《春秋集传大全》等。这些《大全》“编集诸家传注之说，汇成一编”，颁行后即作为科举考试中解释经书的依据。笔者以为，《取士上》这一段文字可以这样标点：

　　余谓当复墨义古法，使为经义者全写注疏《大全》，汉宋诸儒之说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

　　《取士上》还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这样标点：

　　昔之诗赋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费考索，推声病，未有若时文、空疏不学之人皆可为之也。（15页）“时文”（即当时考试用的八股文）一词的后面，明显的不能用顿号。这可能是排版上的错误。此外，这儿的“！”用得也不够恰当。这一段话是批评八股文，表示感叹的句子是在最后。笔者以为最好这样标点：

　　昔之诗赋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费考索，推声病；未有若时文，空疏不学之人皆可为之也！

　　黄宗羲在《取士下》节引《礼记·王制》中的话来说明古代的取士用士制度，《全集》本里却作这样标点：《王制》论秀士，升之司徒日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日俊士；《王制》里这一句，记述的是古代的“乡举里选”（一种推荐制）。“论，谓考其德行道艺”（郑玄注）。意思是：考核乡学里才德颖出于同辈者，推荐给司徒，司徒量才而用之，称为选士；司徒考核选士中才德颖出者，推荐给国学，称为俊士。正确的标点应是：《王制》：论秀士升之司徒，日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日俊士。

　　《取士下》还有一处必须打句号的地方，在《全集》本中误打了逗号：

　　明年会试，经、子、史科，亦依乡闱分年，礼部尚书知贡举。登第者听宰相鉴别，分置六部各衙门为吏，管领簿书。拔其尤者，仿古侍中之职在天子左右，三考满常调而后出官郡县。又拔其尤者为各部主事，落第者退为弟子员，仍取解试而后得入礼闱。

　　这是黄宗羲关于科举考试的具体建议。“拔其尤者”是从登第者中间拔出的，“又拔其尤者”是再从“其尤者”中间拔出的。至于“落第者”，则是与“登第者”相对而言，即没有考上的，所以要他们“退为弟子员，仍取解试而后得入礼闱”，即回去作生员，仍需经过乡试以后，再参加会试。如按《全集》本在“为各部主事”后打个逗号，那“落第者”就成为“又拔其尤者”的落第者了。笔者以为，“又拔其尤者为各部主事”后面是必需打句号的。

　　《胥吏》篇有一段在《全集》本里这样标点：

　　宋时差役，有衙前、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长、户长、壮丁、色目。衙前以主官物，今库子解户之类。户长以督赋税，今坊里长。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今弓兵、捕盗之类。承符、手力、散从以供驱使，快手、承差之类。 点校者把“色目”也理解为一种差役。实际上，“色目”是名目的意思。这儿说的是，宋时差役有衙前、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长、户长、壮丁等名目。黄宗羲接着作的解释，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关于宋时差役名目，可参看《宋史·食货志》。

　　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有不该用顿号的用了顿号。《全集》本中也有该用顿号的却没有用顿号。如上例中的“库子解户”（为官府看管粮仓和解运钱粮的差役）。又如：

　　人见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将武人，亦犹见乌喙藜芦之愈病而欲以为服食也。

　　后儒言井田必不可复者，莫详于苏洵；……洵以川路、浍道、洫涂、沟畛、遂径之制，非穷数百年之力不可。《田制二》)

　　乌喙（乌头）、藜芦是两味有毒的药物，应用顿号隔开。见于《兵制二》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有人看到彭越、黥布立了功，便想要武人充当将帅，也就像看到乌头、藜芦治好了病，便想把它们当傲食品吃一样。

　　至于《田制二》叙述苏洵论井田不可恢复的话，应这样标点较好：

　　洵以川、路、浍、道、洫、涂、沟、畛、遂、径之制，非穷敖百年之力不可。据《周礼·地官·遂人》郑玄注，川是井田周围的大水道，遂、沟、洫、浍是田间不同规格的排水的沟渠；径、畛、涂、道，路是人和车马通行的路径，宽度各不相同。《全集》本将“川路”、“浍道”、“洫涂”、“沟畛”、“遂径”等两个字相连似不合理。《明夷待访录》卷首有黄宗羲自撰的《题辞》一篇，对于了解黄宗羲的著书意图和“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的含义至关重要。《题辞》的全文是（广柏标点）：余尝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前年壬寅夏，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此卷犹未失落于担头舱底。儿子某某请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日：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识。为了讨论这篇《题辞》断句和标点，先将它译成白话文：我对孟子“一治一乱”的说法，曾产生疑问，为什么夏、商、周三代以后，有乱世无治世呢？看了胡翰所讲的“十二运”，从周敬王甲子年起直到现在，都是在“一乱”的运数中；再往后二十年，天运开始转入“大壮”，才能出现治世，那样的话，恢复三代的盛况就还没有绝望。去年壬寅年的夏天，我分条撰写治理国家的大法，没有完成几章，因家中遭火灾而停止。今年从蓝水返回故居，整理残留的书籍，发现这本书稿还没有在担头、舱底丢失。儿子某某恳求我写完它。冬季十月份，雨窗下删改定稿，喟然叹息说：从前王冕仿效《周礼》著了一部书，自己说“我不很快死去的话，拿着这本书遇到明主的赏识，伊尹、吕尚那样的功业不难达到”；结果没有稍为试用，他就死去了。王冕的书没能见到，它的效用究竟能不能使天下达到治世，固然不可知，但在乱运没有结束的时候，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天运进入“大壮”的时候，我虽然老了，或许同箕子差不多吧，会有明主来访问。怎么能因为当今处于黎明之前的昏暗，就隐秘自己的著述呢！癸卯年梨洲老人记。

　　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的时候，相信胡翰的“十二运”之说，以为二十年后天运开始转入“大壮”，天下会由乱转治。“大壮”是《易经》六十四卦之一，卦象为阳隆盛之象。天下交入“大壮”，则群阳盛长，群阴萎缩，天下转为治世。黄宗羲在《题辞》末尾说的是：在乱运没有结束的时候，再好的治国方略也是不能起作用的。过二十年以后，天运转入“大壮”，就会出现治世。到那时候，自己虽然老了，或许同箕子差不多吧，会有明主来访问（周武王灭商后，曾访问箕子，箕子向武王陈说《洪范》，论述治国大法），怎么能因为当今处于“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黎明前的昏暗）之时，就隐秘自己的著述呢！他这本书题为“明夷待访录”，意思就是：在黎明前的昏暗时期所写，等待以后的明主贤君来访求的著作。

　　从古籍出版社的《明夷待访录》标点本，到《全集》本，在《题辞》里都有一处断句的错误。这儿引《全集》本的错误断句为例：

　　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黄宗羲本来的意思是说，王冕书的效用固然不可知，但在乱运没有结束的时候，是不可能有作为的（天运交入“大壮”以后才能有作为）。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和《全集》本都断成“亦何能为‘大壮’之交”，这不仅不成句，而且使下面的“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也变成了黄宗羲当前的期待。本来，黄宗羲是期待将来天运交入“大壮”以后会有明主贤君来访问他，他的书也是留待以后的明主贤君来访求并采用的。如照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和《全集》本的标点，那就变成黄宗羲期待当前有君主来访问他。这在思想含义上就大不一样了！难怪有人认为黄宗羲的“待访录”是等待清朝皇帝的下问，这恐怕与此处锚误的断句有关。我推想，作这样断句的先生可能对“亦何能为？”这种句式不熟悉。实际上，“亦何能为？”这种句式（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在古汉语中是很常见的。如《隋书》卷六十三“赵绰传“内引隋文帝语：“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31又如，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记郑成功与隆武帝语：“臣从陛下行，亦何能为？臣愿捐躯别图以报陛下。此头此血，总之已许陛下矣。”

　　本文初稿，发表于安徽《古籍研究》2002年第4期，未能引起学界注意。我看到此后的著作文章（包括很著名的学者丰编的书），在引用《明夷待访录》的《题辞》时，仍然是“亦何能为‘大壮’之交”这样不成句的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学者们看不出来呢？！

　　1998年10月写 2010年1月订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