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三十年代的宋庆龄。）
宋庆龄少女时代便崇拜孙中山，后为孙的英文秘书，日久生情，宋庆龄大胆表白了。但这种恋情却被父母和同志们所不容，两人被迫远走日本完婚。
宋庆龄1893年诞生于上海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祖籍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她的祖辈本姓韩，祖父韩鸿翼，祖籍在山西，因逃避战乱，迁到广东文昌，他是一位颇具文化修养的商人，当地人称商人为老板，惟有见了韩鸿翼称先生。在文昌县，韩姓大都经商，族中相传有两条族规：一是习贾不参政，二是处事须刚毅。韩姓商人与别的商贾世家有一个不同，就是家中都请塾师教授子弟，使之知书达理，所以韩姓商人历代有儒商之称。韩鸿翼娶妻王氏，生育三男一女，即韩政准、韩教准、韩致准和韩妚三，韩教准即宋庆龄的生身父亲。
（1917年在上海拍摄的宋庆龄全家照（前排：宋子安；第二排右起：宋庆龄、宋子文、宋蔼龄；后排右起：倪桂珍、宋耀如、宋子良。））
韩教准，1866年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七八岁时，因父母身染慢性病，久治不愈，家境日渐窘迫。1875年，侨居美国波士顿经营丝茶的舅舅返乡，把韩教准收为养子，并把他带到了美国，在小店里当学徒，从此，韩教准改姓为宋。1878年因与养父发生矛盾，离家出走，在外漂泊流浪之时，被一个名叫查理·琼斯的老人所收养，并把他推荐到一艘船上工作，不久艇长又把他交给北卡笋来纳州维尔明顿市监理会牧师汤姆斯·佩奇·里考牧养。1880年，在该牧师的主持下接受了洗礼，正式加人基督教，教名查理·琼斯·宋。
在这之后，得到友人的资助，在维尔明顿就读于杜竞大学圣三一学院。他学习十分刻苦，课余时间参加活动，赚钱来维持生活。一年后，他转入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在这里攻读文学，他刻苦读书，学业大进。在德·比尔行大结束学业时，他曾想学医，将来能回国帮助同胞治病。但任基督教的传教士。
上滑稽戏《万国公报》主笔、中西学院掌教沈毓桂为他重表拟名拟字，即现在众所周知的：“名耀如，字嘉树”。然而，回国后的宋耀如，受到美国其他在华传教士的排挤和无理歧视。秉性正直刚强的宋耀如一气之下，改弦更张，转而经营工商业。他把国外的机械贩运到上海，又开办面粉厂，建立华美书馆，印刷《圣经》中文本。他经商之后，开始发迹，逐渐成为百万富翁。他是宋家“王朝”的真正奠基人。1892年，宋耀如彻底辞去传教士工作，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加人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创立与组织活动，成为主要负责人。
在美国期间，宋耀如深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1892年与孙中山结识后，即成为密友，同情并鼎力支持其反清革命，是孙中山早期反清革命中最主要的财力后盾之一。
1887年，宋耀如和倪桂珍结为夫妻。倪桂珍也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者，祖籍浙江余姚县，她出生于上海士大夫家庭，贤淑而有教养，其母徐氏是徐光启的后代。和宋耀如结婚时，除带有一份丰厚的嫁妆外，娘家优越的社会地位——工商界、金融界、军政界里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带进了宋家，对宋耀如帮助甚大。他们二者虽说不上门当户对，但他俩的意志、职业、情趣都有共同之点，夫妻之间情投意合。
（1912年宋庆龄与威斯里安学院同学合影。）
他们先后生有三儿三女：长女宋蔼龄，次女宋庆龄，长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龄，次子宋子良，三子宋子安，他们一家多年住在上海西摩路。宋耀如倾尽全力用西式教育培养他的子女们成材，先后把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都送到美国去学习。1918年，当宋耀如溘然长逝时，他已给现代中国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他的儿女们已经或正在进入政治舞台，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至关重要的风云人物。尤其是宋氏三姐妹，霭龄嫁给财阀孔祥熙，庆龄嫁给“国父”孙中山，美龄则嫁给军阀蒋介石，三姊妹深深地影响了她们的那个时代。
1900年，宋庆龄就读于上海一所教会学校，即三一堂女塾，这是一所新式的女子学校。宋庆龄喜欢学习英语，她的英文名字是Rosamond（罗莎蒙黛），她天资聪颖，学习刻苦，爱好广泛，成绩优异，深得老师称赞。1908年，宋庆龄15岁，同妹妹宋美龄一道漂洋过海，赴美求学。到美国后，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的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准备考大学。尔后考入佐治亚州的梅肯布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文学系。她喜欢博览群书，爱着成年人的小说、历史书，尤其爱看人物传记。
她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流畅的文笔，在讨论中国历史时，文静娴淑的宋庆龄，曾用流利的英语，侃侃畅谈，说具有灿烂文化的中国“不可能不对世界的今天产生巨大影响”，并例用拿破仑的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来，它的吼声会使整个世界发抖的。”之后又说：“我们的祖国一样有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那样的杰出人物。”
宋庆龄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爱国者。她身在异国，心却系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当她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与宋美龄拥抱起来，高呼“共和万岁”！并把墙上的龙旗取下来，扔在地上踩了又踩，而把父亲寄来的五色旗挂在墙上。同时，表示要回国投身革命，“为中国而奋斗”。
宋庆龄对辛亥革命有很高的评价，她把这次革命看成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事件。不久，她奋笔疾书，用英文写成一篇赞颂辛亥革命胜利的论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于1913年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校刊上发表。
宋庆龄读书时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在大学期间，曾任该校校刊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秘书。1913年，宋庆龄20岁，这年夏季，她毕业于威斯理安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她是一个有抱负的新女性，她感到中国革命在召唤她，所以，她立下雄心壮志，毕业就回国投身革命。8月份便离开梅肯城，回国途中，先绕道日本，看望她的父母和孙中山。
这时，宋庆龄的父母和孙中山是到日本避祸的，1913年讨袁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革命党人不得不逃亡日本。宋嘉树一家由于同孙中山和革命党的关系密切，一天夜里遭到枪弹袭击，自知在国内处境危险，便带上家人也追随孙中山东渡日本。
（1913年宋庆龄担任威斯理安学院院刊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的秘书。）
宋庆龄途经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拜见孙中山，投身革命。其实，由于孙中山和宋嘉树的密切关系，宋庆龄从小就多次见过孙中山并要随他一道去革命。不难想象，宋庆龄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颇受其父思想影响，进而逐渐对孙中山产生爱戴和敬仰，并把孙中山视为革命英雄。她拜见孙中山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受当地孙中山崇拜者之托，带给他一箱加利福尼亚产的水果和给孙中山的私人信件。
本来，在国内时，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已经由宋蔼龄担任，可宋蔼龄和孔祥熙结婚后，便辞去了秘书职务。这时，孙中山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秘书人选。宋庆龄便主动地要求姐姐介绍其承担孙中山的秘书工作。当姐姐告诉她这是革命工作，很危险时，她坚定地说：“革命不能怕危险，怕危险不能革命。”她协助孙中山处理机密书简和日常事务，整理讲稿，起草电文，负责同中国各地和南洋的革命党人联系。宋庆龄认为追随孙中山，就是追随革命。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革命生涯。
在同孙中山共同工作的日子里，宋庆龄感到从工作中获得了最大的愉快和满足。她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工作热情，孙中山对她非常信赖，他把所有的机要通讯密码全部交给宋庆龄保管。宋庆龄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忠诚的得力助手。同时，宋庆龄发现，由于岁月流逝，道路的坎坷，孙中山经常显出憔悴疲惫的神色。在处理完繁忙的公务之后，孙中山就像柱石倾倒的大厦，精神顿时显得颓丧而孤独。
在不知不觉中，宋庆龄除了关心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常常关心起孙中山个人生活来。就这样，为革命献身的共同理想，繁忙的日常工作和流亡海外的孤独环境促使宋庆龄和孙中山之间彼此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谊。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拨动着宋庆龄的心弦，宋庆龄的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精神，轻轻敲击着孙中山的心灵，从而他们之间默默地产生了爱情。
孙中山和宋庆龄由相爱到论及婚嫁，他们的感情发展是直线的，颇为顺利。然而，她们的婚姻过程是非常曲折的。1915年七八月间，宋庆龄回上海，按孙中山的嘱咐就婚姻问题征询父母亲意见，当把心中蕴藏已久的秘密向双亲说明后，宋母倪氏坚决反对。她斥责说：“庆龄，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已经有二倍于你的年纪……同时他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决不同意这件婚事。”她的父亲则施以“拖延战术”，让她等待一段时间，作冷静考虑再说。姐姐霭龄要她“跟另一个订婚”。宋庆龄晕倒在地，被人抬到楼上，苏醒之后，她对父母说：“孙先生和他从事的伟大事业需要我，我也需要他。”
等了一段时间，宋母倪夫人的态度依旧，而宋父的态度呢？有说他看女儿决心已下，难以改变，似已默许了这门亲事。但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宋父并没同意。被软禁在家的宋庆龄接到孙中山从东京的来信，得知孙中山已同卢慕贞离婚后，鼓足勇气，在孙中山侍从朱卓文的协助下，迅速而秘密地离家出走。是年10月25日，宋庆龄由上海来到东京，孙中山亲自到车站迎接。
就这样，宋庆龄不顾家庭反对和朋友的劝阻，毫不考虑与家庭决裂的后果，毅然回到孙中山身边，回到东京后住在日本友人头山满家中。第二天上午，由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理结婚手续，举行婚礼。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婚姻誓约书》。当日下午，在日本朋友梅屋庄吉旧宅举行条点宴会，然后回到在青山的新居。10月26日，宋嘉树赶来阻止这桩婚事，但已经来不及了，看到的只是已经签字生效的《婚姻誓约书》。内容如下：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亲证立以下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和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犯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的名声，即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以上诸条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声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文（章）
立约人 宋庆龄
见证人 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宋庆龄与孙中山婚后在日本与友人合影。）
宋嘉树十分气恼，他狠狠地说了孙中山，企图解除婚约，理由是宋庆龄尚未成年，又没征得父母同意，但他失败了，于是和孙中山断交，和宋庆龄断绝了父女关系。当时革命党内许多人也反对孙宋结合。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是中国国民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两人的革命生涯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此以后，宋庆龄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伴侣和得力助手，两人患难与共，互相支持，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献出各自的全部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国民党后来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婚后，宋庆龄跟随孙中山十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她因流产而终身未育，她支持国共合作，孙中山去世时，她守候在旁，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
（1920年，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时的留影。）
1916年3月，宋庆龄和孙中山自日本返回上海。自此以后将近10年中，孙中山继续领导革命，其间数度蛰居上海，著书立说，或开府广州，主持政务，夫妇常在一起。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她“辉煌的头脑、充实了她丈夫的头脑，完成了他更伟大的人格。”
当他们回国后，孙中山南下广州任大元帅，领导第一次护法运动。由于受到军阀和政客的排挤，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这时孙中山困居上海，一筹莫展，极度苦闷，好似陷入绝望境地。宋庆龄对孙中山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在精神上鼓励孙中山振作起来。她说，“争雄的武人终是少数，广大民众的心是一向着先生的。”她殚思竭虑，帮助孙中山总结经验，唤醒民众，继续前进。
宋庆龄深知孙中山爱好读书，随时帮助他收集有价值的书和报刊杂志，协助孙中山查阅资料，著书立说。从1918—1919年间，孙中山闭门谢客、撰写文稿，决心改变现状。这期间的著作，都包含着宋庆龄的心血。她还帮助孙中山起草许多电函稿，做英文翻译，勤勤恳恳地尽到秘书的职责。她还加紧学习德文、俄文，为和苏联联系做准备。
孙中由和宋庆龄对列宁十分钦佩，这期间，宋庆龄多次帮助孙中山与苏联联系。1918年，孙中山与列宁开始往来电函。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联系。宋庆龄说啥：“在通信往来当中；这两位伟大韵革命战士在争取大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中携起了手来。
历史事实证明，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合在一起，的确“能够成就他们分居时所不能成就的事业”。
1920年11月25日，宋庆龄随同孙中山离开上海重返广州，恢复军政府工作。二人临时住在新亚酒店，后移至粤秀楼。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总统府设在越秀山南麓。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0月2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计划集师北伐，宋庆龄在后面积极配合孙中山的军事行动，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入慰劳会”。同时，宋庆龄动员各界人士，募集到巨额慰问经费，组织慰劳队到前线慰问出征的战士，随后由人护送到桂林。
在桂林，孙中山和宋庆龄会见了列宁派来的代表马林。正在北伐军顺利进军的时候，孙中山亲自培植起来的部属陈炯明在后方密谋反叛。1922年5月18日其部将率重兵乘虚潜入广州，广州气氛非常紧张，粤秀楼近处驻满陈炯明部队。为扭转局势，宋庆龄与孙中山不得不迅速赶回广州，了解到陈部确有谋反迹象。6月12日，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记者招待会，希望陈炯明所部退回东江原防。然陈叛迹日著，数名要员、华侨被杀，事态十分严重。15日晚，陈炯明部队已经开始包围总统府。孙中山得知陈叛变的确切消息时，十分伤心，“悲愤得欲以身殉职”。
6月16日凌晨两点，孙中山得到秘密报告，陈炯明部队将攻击粤秀楼，情势危急。宋庆龄正在酣梦中，忽被孙中山叫醒，要她随他一块撤离险地。宋庆龄顾全大局，临危不惧，认为若同孙中山一同行动，易被叛军发现。因此，坚持留下来掩护孙中山秘密撤离。并深情地看着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没有你！”卫士们都劝宋庆龄赶紧撤离，但阻挡不住她的决心。孙中山不得已才答应先行。但是令50名卫队全留守府中，自己只身逃出。孙中山两次避过叛军耳目，终于到达黄埔永丰舰上，按事先约定，鸣炮三响，以示安全抵达永丰舰。震撼夜空的三声炮响传到粤秀楼，宋庆龄和卫队人员才松下一口气。
在孙中山走后半小时，忽然炮声四起，叛军开始向粤秀楼发起进攻。叛军占据山地，居高临下，左右夹击，还疯狂地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由于四周漆黑，看不出敌兵，小卫队暂未还击。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和机关枪与叛军对射。奋勇抗击，击退叛军三十余次的进攻。叛军又用炮猛轰粤秀楼，洗澡房被炮弹击毁。但卫队仍英勇作战，毫不畏惧。8时许，子弹快打完了。由于孙中山已安抵永丰舰，此时留在山上也没有意义了，宋庆龄决定下山。
于是，两名卫士和姚队长他们四人，循着天桥往前爬行。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一二回正从宋庆龄的鬓部穿过。当他们刚刚穿过天桥，天桥就被叛军炸塌。姚队长中弹倒下，两位卫士把他抬入总统府后院进行包扎。当他们来到总统府时，周围净是炮火，宋庆龄刚走出总统府房间，房屋顶就被炸塌。自晨8时到下午4时，宋庆龄他们无异藏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
下午4时，广州卫戍区司令魏邦平派副官到总统府来讲条件。卫兵提出的条件第一就是保证宋庆龄的安全，但那个副官说他不能担保宋庆龄的安全。这时，两层铁门被打开，叛军一哄而入。在一片混乱中，宋庆龄冲出大门，并急中生智，把手中包裹里的东西撒在地上。她利用叛军们抢钱物之机从人丛中远出。宋庆龄此时身怀有孕，行动不便。逃出大门后，宋庆龄凭着机智勇敢，多次躲过叛军，艰难地走到沙面一位友人处休息，后又乘电船到达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校址）校长钟荣光家里。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宋庆龄在钟荣光家里流了产，这是“一生惟一的一次妊娠”。
（1923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永丰舰上的合影。）
以后，宋庆龄安全转到黄埔岛，登上永丰舰。宋庆龄后来说：“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了孙中山，真如死别重逢。”经过这次惊心动魄的枪林弹雨的洗礼，宋庆龄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所以后来她身陷逆境时，总是临危不惧，威武不屈。
宋庆龄在这件事中表现出的临难应变和大义凛然及几年来辅助孙中山南征北战的功绩，受到了革命党人及广大官兵的衷心爱戴国民党中一些原来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不满的党员，也开始对宋庆龄刮目相看。
陈炯明叛变，宋庆龄广州蒙难，因惊恐疲惫交迫而导致流产，以至于终生未生，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不但在健康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害，精神上所蒙受的创痛，尤为严重。但宋庆龄毕竟是一代伟人，她具有博大的胸怀和真诚的爱心。一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她心中装着成千上万的儿童，长期致力于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疼爱孩子，为全中国的儿童献出了她那博大的母爱。
在中共帮助下，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3日，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宋庆龄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宣言中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电遨孙中山北上解决时局，段祺瑞、张作霖也假意欢迎。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随员二十余人登上了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行前，指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令谭延闿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下午3时，永丰舰抵黄埔，蒋介石率全校师生列队在校门恭迎。在此之前的11月3日，孙中山先生来校向全体师生做了长篇的告别演说，表达了他对黄埔全体师生的殷切希望。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宋庆龄由神户抵达天津时在船上合影。）
孙中山在军校检阅、巡视后登舰北上，行前曾对军校校长蒋介石说：“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蒋氏闻罢说：“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孙中山答道：“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业，则可以死矣！”
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孙中山积劳成疾，已患有肝癌，但他为了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为了完成其毕生以求的救国救民之志，不计病痛与危险，视死如归，毅然扶病北上，致使黄埔话别，一语成谶。
孙中山在北上的旅途中，不断接见记者和中外人士，发表演说，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他旗帜鲜明的主张，博得各界人士的拥护、同情和支持。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的政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冯玉祥一派已受到排斥，退回张家口。作了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公然发表致外国使团书，表示尊重帝国主义已取得的不平等条约，宣称“外崇国信”，拒绝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2月24日又针对孙中山提议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准备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这是一个官僚军阀政客的分赃会议，排斥一切人民团体的代表。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孙中山的极大愤慨。这使重病在身的孙中山，肝病更加恶化了，12月间抵达天津时已卧病不起了，但他仍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不断地接见代表，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革命主张。在病榻上，他义正辞严地怒斥段祺瑞的代表：“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开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当那些代表劝孙先生言辞不要“太激烈”时，孙中山愤怒地回答他们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风尘仆仆到达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北京政府的委员、各大学的校长、各团体代表及各界群众约30万人，前往火车站迎接，但是病情在不断恶化的孙中山已不能对热情的人们发表演说了，到北京饭店下榻后，发表了书面的《入北京宣言》。
1月26日，孙中山病危，被送协和医院，住301号病房，当天下午6时，由该院外科主任邰东尔医生施行手术，院长、孙中山的好友刘瑞恒协助。开刀后，用肉眼即可看见孙中山的肝脏已坚硬如木，无法治疗，只有重新缝合。2月6日开始，接受镭锭治疗，先后历40余小时，至17日止，病情如故。18日中午，孙中山出协和医院迁入铁狮子胡同行馆，改服中药，亦无效果。每逢友人、同志前来探视，孙中山常老泪纵横，叹息不已。
22日，孙中山病情转剧，准备留遗嘱。其中给国民党同志的遗嘱由孙中山口述，汪精卫笔录并修改（如将口述的“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家事遗嘱亦由汪精卫笔记，孙中山革命一生，手经钱财无数，而逝世时却是个穷人，其家事遗嘱云：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 文
还有一封致苏联政府信，由孙中山用英文说出，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代革命导师，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战一生的伟大领袖与战士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闭上了他那渴望看到祖国独立富强的眼睛，离开了他热爱的世界，终年59岁。马湘请来理发师为孙中山理发，剪下来的头发，宋庆龄用玻璃盒装好留作永远的纪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这是宋庆龄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
1929年5月，耗资一百多万元的中山陵建成，国民政府决定将孙中山遗体由北平西山碧云寺暂厝地移葬新陵。国民政府特命蔡元培、宋庆龄等赴平接灵。S月22日，孙中山遗体重殓易棺。26日，孙中山灵榇奉移南下，28日安抵南京。6月1日，正式举行奉安大典，蒋介石主祭。孙中山遗体安葬于紫金山麓他自己择定的墓地之后，虽历经战乱，江山易主，孙中山的英灵一直安息于南京中山陵。
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与其妹夫蒋介石分道扬镳，毅然到了莫斯科，与共产党人站到了一边，开始反蒋拥共，开创新中一国的伟大事业。
（孙中山去世后的宋庆龄。）（1925年摄于上海。）
宋庆龄的外表看来很柔弱，按一般人想，她应该受到孙中山的保护的，而不是投身到艰险的革命斗争中去，而事实上，宋庆龄不仅在孙中山在世时不依靠他的保护生活，相反却是她反过来保护孙中山，而且在孙中山去世后，她认为坚持三大革命政策，继承和发扬孙中山遗志，为中国人民和平事业而奋斗，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1925年4月，宋庆龄由南京回到上海，由于她连日来哀伤，疲顿过度，以致病倒，但她没有被哀伤和病痛所压倒，而是振奋革命精神，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她积极地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遗嘱，解释新三民主义精神，深切地注视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
孙中山在世时，孙中山从未予宋庆龄任何公职名义，她活跃于中国政坛上，那是孙中山逝世后的事，但我们不能否认宋庆龄那时所做的政治贡献。
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其间，蒋介石反共迹象日益明显。他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决定北伐军总司令部“暂驻南昌”，以对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2月9日，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反对独裁，与新右派斗争。3月，国民党在汉口举行二届三中全会，宋庆龄被选为5人主席团成员，与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和何香凝等重申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通过一系列决议，限制蒋介石独裁。
1927年，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于3月6日制造赣州惨案，16日又以武力解散南昌市党部，17日捣毁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23日残酷杀害安庆革命同志。这时，小妹宋美龄要嫁给苦追求她5年的蒋介石，宋庆龄坚决反对小妹与嗜血成性的蒋介石结婚，并试图保护小妹。但宋美龄并不领这个情，宋庆龄又要求弟弟子文回汉口跟着革命走到底，却得到了子文的婉言拒绝。后来，形势日趋恶化，蒋介石接着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
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每一个革命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宋庆龄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一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迎着反动的逆流挺身而出，与国民党许多左派人士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联名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讨蒋通电，历数蒋介石反对国共合作，惨杀工农民众的罪行，痛斥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
由于宋庆龄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望，蒋介石一直想利用她，派人去软化她，可宋庆龄旗帜鲜明，坚持革命立场。在1927年7月，蒋亲笔写信盼望宋庆龄去上海，宋庆龄看穿蒋的用心，立即在汉口《人民论坛报》上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作为对蒋来信的答复。她在声明中说：“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意见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宋庆龄的声明是一篇充满生机的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的战斗檄文。
（1927年夏，宋庆龄赴莫斯科前摄于上海。）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汪精卫寻找种种借口，竭力煽动反共，宋庆龄拒绝参加汪精卫的反共会议。并且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公开发表《声明》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是“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同时，还鲜明地支持人民大众和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蒋、汪集团相继叛变而宣告失败。宋庆龄为实现孙中山访问莫斯科的愿望和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于8月中旬离开上海赴苏联访问。行前发表声明，表示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到莫斯科时，受到苏联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莫斯科，她活动频繁，时而参观访问，时而会见苏联友人，并在百忙中应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演讲。演讲中她要求中国学生努力学习，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9月6日，宋庆龄在莫斯科发表声明，说明是代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群众访问苏联。
在此前后，连续发表《向苏联妇女致敬》、《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一代＞》、《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对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的声明》、《妇女与革命》、《青年与革命》等一系列声明与论文，表示对三大政策的忠诚。同月，为取得革命经验，与邓演达一道，由鲍罗廷陪同，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农村调查研究，深入访问。
在苏联期间，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多次共商革命大计，总结经验教训，认为有必要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革命领导机关，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以挽救革命失败的局面，解决一切革命问题。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汪精卫已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蒋介石集团实为新军阀及土豪绅土地主及剥削农工分子集团。
《宣言》认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息息相关，中国革命由广大工农群众发动，必能得到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而中国革命的结果，“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身上，其经济建设必然超越资本主义之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宣言》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坚决斗争。
11月7日，宋庆龄冒着严寒和陈友仁一道应邀到莫斯科红场贵宾观礼检阅台上，参加俄国十月革命10周年庆典。
（1927年宋庆龄与邓演达（右一）等在苏联合影。）
12月，曾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名誉委员”的蒋介石（1926年春，联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通过了接纳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运动“同情党”的建议，因为当时，莫斯科对蒋还抱有幻想。后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便批准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参加共产国际，并选蒋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名誉委员）悍然决定同当时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政府断交。
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宋庆龄接到蒋电告此事，当即在莫斯科致电蒋介石，斥责并抗议蒋介石的这个决定，望他“悬崖勒马”，否则，将取消正准备回国的决定。12月18日，当蒋介石又给宋庆龄电报说她的电报和在俄国继续逗留不可能是自愿的，请她“速归”，以便“亲自而非被迫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宋庆龄收到这份污蔑她的电报，怒不可遏，于23日再次致电蒋介石，驳斥其背信弃义的种种谰言。她说：“我们之间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你同苏联断绝关系，然而，你却完全无意同帝国主义列强断绝关系。不仅现在称为国民党委员会的这个机关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而包括你在内的国民党首领们甚至同派到殖民地中国的讨伐军的头目们保持着密切接触。”她在电文中表示：“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继续前进，在这条道路上永不回头。”这表现了宋庆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
后来，宋庆龄由莫斯科去了德国，住在风景如画的柏林附近，廖承志常去看她。期间，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常常一道商讨中国革命问题，一起研讨革命理论。宋庆龄在德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1929年5月，她接电归国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为揭穿蒋介石的花招，宋庆龄在归国途中发表了一个声明，即《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她在《声明》中说：在国民党的政策不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惟一的真正的朋友苏联密切合作；实现工农政策。
宋庆龄这一声明，使一些人十分烦恼。要知道，她和现政府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她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姐，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宋蔼龄的妹妹。面对这种情况，宋庆龄仍然站在人民的一边接二连三地发表声明，这使蒋介石政府十分难堪。
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其间有不少说客来“规劝”她，劝她出来工作。但宋庆龄丝毫不为所动，她明确表示，毫无把她的名字和声誉借予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意思。她甚至于没有和她家的成员呆在一起。
宋庆龄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后，由南京回到上海。在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这一天，她发给柏林世界反帝大同盟一份电报。在电报中指出，“各被压迫民族已经组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阵线，而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却与帝国主义分子联成一体，残酷地镇压广大民众”。“中国民众不怕压制，不受说谎宣传的迷惑，他们将只是站在革命的一边战斗，恐怖主义只是有助于把更广大的群众动员起来，并加强他们的决心去战胜当前嗜血成性的反动派。”
宋庆龄的电报，使蒋介石暴跳如雷，但宋庆龄是国母，慑于她的身份和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声望，蒋又不敢对她轻举妄动，只好扣押了电报，并派戴季陶当说客。1929年8月10日，戴季陶夫妇到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寓所劝说宋庆龄。戴指责宋庆龄拍发的电报，让她遵守党纪，并说她口口声声呼唤和平却在造成歧义，劝她必须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并希望她以后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庆龄对此给以强烈的谴责和义正辞严的回击，并说惟一不让她说话的办法就是枪毙她，或监禁她。她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的光明，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他们谈话的记录稿以英文发表在6月8日的燕京大学出版的《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十二期上。这次谈话充分显示出宋庆龄高尚的道德情操，矢志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怀。
随后，宋庆龄再度到欧洲旅行，心却时刻关注着中国的革命形势。她常和何香凝等交谈中国革命前途问题，同时也谈德国革命的历史，直到1931年7月，宋庆龄接到母亲倪桂珍去世的消息，回国奔丧。
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强占闸北，驻军起而抗战，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宋庆龄主张积极抵抗到底。她与何香凝一道，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用实际行动援助抗日战士，同时以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义呼吁世界名流和各界进步人士声援中国人民抗战。宋庆龄亲临前线，目睹抗日救国的部队给养不足，缺医少药，伤员护理没有办法解决，感到“自应各尽绵薄”。当即与何香凝筹划，杨杏佛相助请各界帮助，兴办一所国民伤兵医院。宋庆龄与何香凝、杨杏佛等以身作则，经常到医院去处理各种事务，穿着护士服，为伤员服务。在宋庆龄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四面八方的鼎力支持，一时中西名医云集，慰劳品源源不断，广大妇女参加护理，许多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
（1932年1月，宋庆龄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合影。）
同年12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掩护地下党的工作，营救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这是“跟随全国反帝反国民党的工农劳苦群众一起前进”的一面红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目的与任务是：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该组织的最高执行机关是由正副主席宋庆龄、蔡元培和总干事杨杏佛等7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该组织在北平等地设立分会。
（宋庆龄与民权保障同盟委员鲁迅（左一）、胡愈之（左二）的合影。）
1933年1月17日，上海分会成立，选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三人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933年3月18日，上海分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同盟会员大会。决定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名义参加国民御侮自救会，这个组织是3月8日在上海青年会成立的。那天，宋庆龄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全国军队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人民应当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团；人民的民权应立即恢复，对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戮应立即废止；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进攻。
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共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诞生那天起，就存在着正义与非正义，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这种斗争，有同盟与敌人的斗争，也有与同盟内“朋友”的斗争。宋庆龄始终站在正义和民主的一边。1933年2月1日，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给胡适一封信和同盟的文稿，胡适接到后不但不执行同盟总部意见，还责怪同盟说孙夫人轻信政治犯的控诉，发表不负责的匿名稿件，并于2月5日，写信给《燕京新闻》编辑，完全否认国民党监狱里有虐待政治犯的事。对胡适的错误态度，宋庆龄进行了严厉批评。2月19日胡适又发表文章，违背同盟会章，反对同盟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主张，为国民党反动派张目。
宋庆龄等人以同盟组织名义打电报给胡适，让他公开更正，否则只有自动出会，胡适不但不公开更正，还想法取消了史沫特莱的驻华记者身份。于是同盟将其开除会籍。正如宋庆龄曾讲的：本同盟行列可以容纳一切真诚支持我们的斗争要求的人们，但是，那些帮助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或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们，在本同盟是没有立足余地的。
宋庆龄领导的同盟还受到国民党的注意与破坏，国民党当局对同盟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是很不满意的。1933年2月，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仅如此，还在《社会新闻》等御用报刊上对同盟的成员进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投寄恐吓信的手段，要同盟解散，否则，就要采取暗杀行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都收到过恐吓信，且被列进恐怖组织的黑名单之中。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宋庆龄叮嘱杨杏佛“务须小心”。
由于宋庆龄在国内外人民心中的威望，国民党特务不敢轻易对她下毒手，便于1933年6月18日枪杀了杨杏佛。宋庆龄闻知亲密战友惨遭不测，异常悲愤。虽然当时白色恐怖的气氛非常严重，但她毫不畏惧特务的威胁，公开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雇佣凶手进行暗杀的卑鄙行径。并亲自参加了在万国殡仪馆举行的杨杏佛的入殓仪式。革命同志被残酷地杀害了，但宋庆龄没有被吓倒，她决心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前进，勇敢地战斗，直到达到所应达到的目的。
在抗战中宋氏三姐妹再度合作，奔波在抗日前线。重庆谈判中她欢迎毛泽东来重庆，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派邓颖超把她迎到北平，以便就近请教。
（宋氏三姊妹在抗战时期。）
1934年，日本外务省发表四一七声明，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这个声明发表的第三天，即1934年4月20日，中共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这个纲领经宋庆龄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名义签字公布。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立即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对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八一宣言》发表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21日，上海妇女界在四川北路男青年会举行大会，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上海妇女救国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高呼“停止内战”、“成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等口号。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提出八项具体主张，宋庆龄积极支持这八项主张。紧接着，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也相继成立。在此基础上，于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当选为理事。该组织内部，实际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大都是由共产党员钱俊瑞和徐雪寒等负责。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全国各地也出现许多抗日救亡组织。卓有远见的宋庆龄再次发挥其卓越的组织能力，与沈钧儒、邹韬奋在上海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5月31日到6月1日，全国各地代表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向全世界宣告：全国各界救国会正式成立，选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人为执行委员，章乃器负责宣传工作，沈钧儒负责组织工作。大会通过《成立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纲领》，与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治主张一致，向全国各界民众呼吁组织救亡联合战线，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实行抗日。
救国会成立后，大量募捐援助抗日部队，援助日本工厂工人罢工等。结果，国民党当局不但不支持，反而把它诬为“共党阴谋”扬言要取消救国会组织，逮捕救国会领袖。救国会负责人丝毫不退缩，他们在《救亡日报》上发表声明：“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此时，宋庆龄正因阑尾做手术住院，她闻讯带病写信慰问救国会的领导人。
正当救国会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救国会诸领袖遭到迫害。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该会成员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整个上海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救国会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状态，可宋庆龄仍然挺身而出，以上海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会的身份，于11月26日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七君子。宋庆龄的声明指出，“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主使的。”她的声明气贯长虹，使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击。
在宋庆龄的带领下，全国掀起了一个援救七君子的运动。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地无理地要判七君子罪，宋庆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37年6月25日与何香凝等16人发起“自清人狱运动”，联名具状递送苏州高等法院。要求与沈钧儒等并案办理，羁押入狱，在得不到批签的情况下，宋庆龄忍着胃病的疼痛，满腔义愤于7月5日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进入监狱，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自请人狱运动”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他们不敢贸然羁押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但她这次苏州之行，使各界民众受到很大鼓舞，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政府于7月底将七君子释放。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张、杨实行兵谏，扣押在西安。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正在上海养病的宋美龄惊闻此事，万般焦急，连忙恳求姐姐宋庆龄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宋庆龄仔细地分析兵变的原因和当前时局，以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不念旧恶，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从中斡旋。最后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2月，宋庆龄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冯玉祥、何香凝等，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8月，在上海寓所会晤共产党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同月，在纽约《论坛与世纪》上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批判某些人过高估计日本力量而过低估计中国抗战力量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这种条件下，“日本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她认为，中共是打不败的，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抗战期间宋庆龄在重庆。）
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就中共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共同抗日，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后，万分激动，几乎要流下眼泪来，她立即写下《国共合作感言》。感言中指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的党。”“国民党同志应该谨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将成为民族的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只有国共合作，才能使中国走上解放的胜利途径。
上海失陷后，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宋庆龄的安全，安排她撤离到香港。在香港期间，宋庆龄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该组织是由艾黎发起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它的影响、口号和生产，来迫使不愿抗日的国民党当局继续作战”，并向国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斗争，争取国际上的援助。这个组织两年时间里，接受了国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款两千多万元，大部分用于援助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合作社。蒋介石集团不能容忍工业合作运动的民主性质以及“工合”对解放区的大量支援，常去找艾黎的麻烦，并想吃掉它。宋庆龄决不会让蒋介石集团吃掉工合，她以最大的努力支持“工合”运动的发展。她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一直到1941年香港沦陷为止。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宋庆龄在《新中华报》上愤怒地谴责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严厉斥责蒋介石“把孙中山遗训置于脑后，破坏团结抗战”，并严正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用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她的这种态度虽然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拥护，但他的弟弟——宋子文作为保盟会长，却反对这种态度和立场，并从美国华盛顿发给保盟一份电报，声明退出保盟。对此，宋庆龄立即公开发表声明，批评宋子文的错误态度，为他的离去感到遗憾。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进攻香港，在日军侵入九龙启德机场前的6个小时，她才乘最后一架飞机到重庆去。
回到重庆后，宋庆龄曾住在其姐姐宋蔼龄家中，不断被蒋介石派人严密监视。房子周围也有人监视，屋内也有“听差”。由于被一群魔鬼包围着，所以，她在重庆行动并不自由。后来改住在其弟弟子文家中。
不久，她又在重庆发起和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吸收中外人士参加，并千方百计地设法动员国际舆论和争取国际援助。这时保盟工作是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干扰下坚持的。他们要保盟登记，要干涉保盟存款，要其报告款项的分配和用途。因此，她和总部工作人员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的联系、都要秘密地进行，对中共抗日军民的支援，都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之下。尽管如此，宋庆龄仍然通过各种途径把捐款和物资送到解放区。1944年，她曾费尽周折把一台X光机送到延安。
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无论解放区或是国统区，都是一片欢腾。这时蒋介石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一方面准备内战，一方面又耍假和平的花招。毛泽东为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以非凡的胆略，干8月28日，亲赴得庆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和谈期向，毛泽东住在张治中的公馆中，四处有“警卫班”监视他的活动。
宋庆龄十分关心毛泽东的安全，同时也关心目前局势和革命的前途。她曾多次到毛泽东下榻处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对她忠贞不渝地信守孙中山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的不计较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贵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这也更加坚定了宋庆龄为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到底的信心。
1945年12月，宋庆龄由重庆回到上海，由于莫里哀路的房子年久失修，遂迁住到靖江路45号的一幢小楼里。年底，她轰表声明把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她在声明中由袁衷地感谢国际朋友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援助。她高度赞扬：“这些经济和医药的援助……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她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还希望得到国际朋友在“道义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以帮助中国恢复经济。
当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后，她全力以赴地帮助这个办事处工作。针对行政院救济总署和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把大部分援华物资给蒋管区，而把一少部分给占人口1/4的解放区，这种政治歧视，宋庆龄领导的中福会站在人民一边，给以严厉的谴责。
（宋庆龄在检查运往解放区的器材。）
为满足解放区军队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宋庆龄动员多方面支援各种物资。为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的医药和其他物资。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宋庆龄要把物资运往解放区，有许多困难，为防止敌人破坏，有时要快装快运。为确保安全，她还亲自检查运往解放区的药品和器材。1946年初，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所签订的《双十协定》，到处制造惨案，调兵遣将，密令数十万军队围攻解放区，全国笼罩着内战的阴影。宋庆龄怀着气愤的心情，于1946年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成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的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这个声明在国际间引起了广泛的注目。
当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烧杀掠夺，无所不为，灾民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解放区军民遭受着巨大的灾难。当她收到《晋察冀白求恩医生学校与国际和平医院的概况》文件后，对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医科大学以极大帮助，曾克服重重困难，把整吨整吨的手术器械、药物和医学书籍、农业书籍、儿童服装运送过去。
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发动全面内战，也遭到了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1947年夏季，朱学范从美国带回了冯玉祥的建议，“成立一个国民党的革命组织”的亲笔信，并到香港分别拜会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柳亚子等。这期间，在港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其他爱国人士正在商量重新结合。看到冯玉祥的亲笔信，便立刻商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当革命委员会主席。在上海的宋庆龄接到《上孙夫人书》后，约李济深在上海新雅酒家进行了秘密会晤。她表示十分支持这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但为了更有利于从事革命活动，决定不参加这个组织，共产党也同意和尊重她的意见。
（1949年7月1日，宋庆龄则邓颖超（右一）、廖梦醒（右三）陪同，出席上海市党政军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庆祝大会。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48年1月，在中共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关怀下，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其他爱国人士代表，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和行动纲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动政策，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李济深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1949年初，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蒋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提出和谈、划江而治。这时社会上谣传宋庆龄要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对此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她正以全部精力和时间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在李宗仁写信要宋庆龄出任领导时，她不为高官厚禄所利诱，泾渭分明，立场坚定，拒绝了这一请求。
解放前夕的上海，一片混乱，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宋庆龄的安全，而她却身处逆境，时刻关心儿童剧团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房子，安排孩子们隐蔽。上海解放后，陈毅得知宋庆龄的住处，即派一团人去保护宋庆龄。当她得知全城解放时，派出一辆大卡车载着儿童剧团的秧歌队，载歌载舞，庆祝解放。
7月1日，邓颖超、廖梦醒陪同宋庆龄去参加上海党政军民举行的建党28周年庆祝大会。宋庆龄怀着愉快的心情发表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讲话，欢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7月7日，在出席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的大会上，又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讲话。强调，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并在讲话中衷心地感谢人民解放军，称解放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她是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为新中国的和平和妇女儿童事业做出了贡献。去世后，她没有陪伴孙中山，而是选择了陪伴父母。
中国解放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去了台湾，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由廖梦醒陪同自北平赴上海专程看望宋庆龄，邀请宋庆龄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并带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
（1949年9月1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
北平是使宋庆龄伤心的地方，她过去曾去北平两次；1925年，陪孙中山北上谋求和平，孙中山病逝于北平；1929年，南移孙中山灵枢。但当她展读毛泽东、周恩来的诚挚的亲笔信，并得知邓颖超是代表周恩来特来接她时，她深受感动，当即决定随邓颖超由上海赴北平。在北平车站，她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
9月21日至31日，宋庆龄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坐在毛泽东和朱德的中间。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30日，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参加了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开国大典。从此，宋庆龄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国务活动，开始革命生涯的新阶段，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步上天安门城楼。左起：毛泽东、朱德、宋庆龄。）
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56岁。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磨炼，她已经成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十分崇敬的伟人，她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给中国共产党以许多难能可贵的帮助。人民感谢她，共产党尊重她。她被全国人民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国家名誉主席等。
宋庆龄为新中国不辞辛苦地从事大量国务活动。她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和要求，总结经验，再带回中央，参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在工作中贯彻执行这些方针，领导人民建议社会主义。50年代，她先后到东北、华北、上海、江苏、西南边疆地区考察，获得很多第一手资料。
在参加国务活动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经常就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和宋庆龄交换意见，或书信往来，在政治上彼此关心，推心置腹。1957年，宋庆龄曾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党中央认真讨论之后，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她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但是会把她同党员一样看待，党的一切大事，她都可以参与。她激动地表示理解中央的意思。1956年9月，宋庆龄应邀列席中共党的八大会议。1957年，随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宋庆龄还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经常接待来华访问的外国贵宾和国际友人，其中有总统、元帅、总理、司令等，也有普通劳动者。她曾先后代表国家出访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加强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除参加国务活动外，宋庆龄还继续致力于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她关注妇女工作，出席历次妇女大会，并被选为名誉主席，她还出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生席，致力于救济福利事业。她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发展儿童文化教育事业。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在宋庆龄的关怀下，茁壮成长。
宋庆龄是一个爱好和平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勇敢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她代表国家参加一系列国际活动，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往来，进行了艰苦卓绝而富有成效的斗争，受到中外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宋庆龄等带头掀起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1951年4月，她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金奖。1952年3月她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担任联络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到达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会议。1952年，她牵头创办了《中国建设》这个刊物，致力于报道中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包括文艺工作者的成就。即“把中国社会主义进步的事实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以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
（1950年，宋庆龄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宋庆龄虽为国家领导人，但她从不以权谋私，从不铺张浪费。解放后，党和政府给她提供了各种优裕的生活条件，但她努力保持过去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当时，由于工作需要，宋庆龄在上海、北京两地各有一住宅。上海的住房仍在淮海中路，北京寓所起初在方巾巷，但交通不便，环境也不大安静，政府计划给她另建一宅，但她体谅国家困难，一直到1960年，她才迁入北京西河沿新居，但房子潮湿，引起关节疼痛。虽然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还是决定破例给她建一新宅，但被她回信谢绝了。
1963年4月，她搬入修整一新的后海北沿原清朝摄政王府，一直到逝世。她日常生活很俭朴，饮食简单，衣着方面也注意节俭，在家时穿普通衣服，只有在参加外事活动时，才讲究服饰。最可贵的是，宋庆龄并不就事论事地对待克勤克俭问题，而是把它看做政治上永葆革命青春的重要保证。她
宋庆龄少女时代便崇拜孙中山，后为孙的英文秘书，日久生情，宋庆龄大胆表白了。但这种恋情却被父母和同志们所不容，两人被迫远走日本完婚。
宋庆龄1893年诞生于上海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祖籍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她的祖辈本姓韩，祖父韩鸿翼，祖籍在山西，因逃避战乱，迁到广东文昌，他是一位颇具文化修养的商人，当地人称商人为老板，惟有见了韩鸿翼称先生。在文昌县，韩姓大都经商，族中相传有两条族规：一是习贾不参政，二是处事须刚毅。韩姓商人与别的商贾世家有一个不同，就是家中都请塾师教授子弟，使之知书达理，所以韩姓商人历代有儒商之称。韩鸿翼娶妻王氏，生育三男一女，即韩政准、韩教准、韩致准和韩妚三，韩教准即宋庆龄的生身父亲。
（1917年在上海拍摄的宋庆龄全家照（前排：宋子安；第二排右起：宋庆龄、宋子文、宋蔼龄；后排右起：倪桂珍、宋耀如、宋子良。））
韩教准，1866年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七八岁时，因父母身染慢性病，久治不愈，家境日渐窘迫。1875年，侨居美国波士顿经营丝茶的舅舅返乡，把韩教准收为养子，并把他带到了美国，在小店里当学徒，从此，韩教准改姓为宋。1878年因与养父发生矛盾，离家出走，在外漂泊流浪之时，被一个名叫查理·琼斯的老人所收养，并把他推荐到一艘船上工作，不久艇长又把他交给北卡笋来纳州维尔明顿市监理会牧师汤姆斯·佩奇·里考牧养。1880年，在该牧师的主持下接受了洗礼，正式加人基督教，教名查理·琼斯·宋。
在这之后，得到友人的资助，在维尔明顿就读于杜竞大学圣三一学院。他学习十分刻苦，课余时间参加活动，赚钱来维持生活。一年后，他转入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在这里攻读文学，他刻苦读书，学业大进。在德·比尔行大结束学业时，他曾想学医，将来能回国帮助同胞治病。但任基督教的传教士。
上滑稽戏《万国公报》主笔、中西学院掌教沈毓桂为他重表拟名拟字，即现在众所周知的：“名耀如，字嘉树”。然而，回国后的宋耀如，受到美国其他在华传教士的排挤和无理歧视。秉性正直刚强的宋耀如一气之下，改弦更张，转而经营工商业。他把国外的机械贩运到上海，又开办面粉厂，建立华美书馆，印刷《圣经》中文本。他经商之后，开始发迹，逐渐成为百万富翁。他是宋家“王朝”的真正奠基人。1892年，宋耀如彻底辞去传教士工作，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加人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创立与组织活动，成为主要负责人。
在美国期间，宋耀如深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1892年与孙中山结识后，即成为密友，同情并鼎力支持其反清革命，是孙中山早期反清革命中最主要的财力后盾之一。
1887年，宋耀如和倪桂珍结为夫妻。倪桂珍也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者，祖籍浙江余姚县，她出生于上海士大夫家庭，贤淑而有教养，其母徐氏是徐光启的后代。和宋耀如结婚时，除带有一份丰厚的嫁妆外，娘家优越的社会地位——工商界、金融界、军政界里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带进了宋家，对宋耀如帮助甚大。他们二者虽说不上门当户对，但他俩的意志、职业、情趣都有共同之点，夫妻之间情投意合。
（1912年宋庆龄与威斯里安学院同学合影。）
他们先后生有三儿三女：长女宋蔼龄，次女宋庆龄，长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龄，次子宋子良，三子宋子安，他们一家多年住在上海西摩路。宋耀如倾尽全力用西式教育培养他的子女们成材，先后把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都送到美国去学习。1918年，当宋耀如溘然长逝时，他已给现代中国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他的儿女们已经或正在进入政治舞台，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至关重要的风云人物。尤其是宋氏三姐妹，霭龄嫁给财阀孔祥熙，庆龄嫁给“国父”孙中山，美龄则嫁给军阀蒋介石，三姊妹深深地影响了她们的那个时代。
1900年，宋庆龄就读于上海一所教会学校，即三一堂女塾，这是一所新式的女子学校。宋庆龄喜欢学习英语，她的英文名字是Rosamond（罗莎蒙黛），她天资聪颖，学习刻苦，爱好广泛，成绩优异，深得老师称赞。1908年，宋庆龄15岁，同妹妹宋美龄一道漂洋过海，赴美求学。到美国后，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的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准备考大学。尔后考入佐治亚州的梅肯布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文学系。她喜欢博览群书，爱着成年人的小说、历史书，尤其爱看人物传记。
她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流畅的文笔，在讨论中国历史时，文静娴淑的宋庆龄，曾用流利的英语，侃侃畅谈，说具有灿烂文化的中国“不可能不对世界的今天产生巨大影响”，并例用拿破仑的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来，它的吼声会使整个世界发抖的。”之后又说：“我们的祖国一样有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那样的杰出人物。”
宋庆龄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爱国者。她身在异国，心却系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当她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与宋美龄拥抱起来，高呼“共和万岁”！并把墙上的龙旗取下来，扔在地上踩了又踩，而把父亲寄来的五色旗挂在墙上。同时，表示要回国投身革命，“为中国而奋斗”。
宋庆龄对辛亥革命有很高的评价，她把这次革命看成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事件。不久，她奋笔疾书，用英文写成一篇赞颂辛亥革命胜利的论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于1913年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校刊上发表。
宋庆龄读书时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在大学期间，曾任该校校刊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秘书。1913年，宋庆龄20岁，这年夏季，她毕业于威斯理安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她是一个有抱负的新女性，她感到中国革命在召唤她，所以，她立下雄心壮志，毕业就回国投身革命。8月份便离开梅肯城，回国途中，先绕道日本，看望她的父母和孙中山。
这时，宋庆龄的父母和孙中山是到日本避祸的，1913年讨袁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革命党人不得不逃亡日本。宋嘉树一家由于同孙中山和革命党的关系密切，一天夜里遭到枪弹袭击，自知在国内处境危险，便带上家人也追随孙中山东渡日本。
（1913年宋庆龄担任威斯理安学院院刊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的秘书。）
宋庆龄途经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拜见孙中山，投身革命。其实，由于孙中山和宋嘉树的密切关系，宋庆龄从小就多次见过孙中山并要随他一道去革命。不难想象，宋庆龄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颇受其父思想影响，进而逐渐对孙中山产生爱戴和敬仰，并把孙中山视为革命英雄。她拜见孙中山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受当地孙中山崇拜者之托，带给他一箱加利福尼亚产的水果和给孙中山的私人信件。
本来，在国内时，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已经由宋蔼龄担任，可宋蔼龄和孔祥熙结婚后，便辞去了秘书职务。这时，孙中山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秘书人选。宋庆龄便主动地要求姐姐介绍其承担孙中山的秘书工作。当姐姐告诉她这是革命工作，很危险时，她坚定地说：“革命不能怕危险，怕危险不能革命。”她协助孙中山处理机密书简和日常事务，整理讲稿，起草电文，负责同中国各地和南洋的革命党人联系。宋庆龄认为追随孙中山，就是追随革命。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革命生涯。
在同孙中山共同工作的日子里，宋庆龄感到从工作中获得了最大的愉快和满足。她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工作热情，孙中山对她非常信赖，他把所有的机要通讯密码全部交给宋庆龄保管。宋庆龄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忠诚的得力助手。同时，宋庆龄发现，由于岁月流逝，道路的坎坷，孙中山经常显出憔悴疲惫的神色。在处理完繁忙的公务之后，孙中山就像柱石倾倒的大厦，精神顿时显得颓丧而孤独。
在不知不觉中，宋庆龄除了关心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常常关心起孙中山个人生活来。就这样，为革命献身的共同理想，繁忙的日常工作和流亡海外的孤独环境促使宋庆龄和孙中山之间彼此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谊。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拨动着宋庆龄的心弦，宋庆龄的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精神，轻轻敲击着孙中山的心灵，从而他们之间默默地产生了爱情。
孙中山和宋庆龄由相爱到论及婚嫁，他们的感情发展是直线的，颇为顺利。然而，她们的婚姻过程是非常曲折的。1915年七八月间，宋庆龄回上海，按孙中山的嘱咐就婚姻问题征询父母亲意见，当把心中蕴藏已久的秘密向双亲说明后，宋母倪氏坚决反对。她斥责说：“庆龄，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已经有二倍于你的年纪……同时他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决不同意这件婚事。”她的父亲则施以“拖延战术”，让她等待一段时间，作冷静考虑再说。姐姐霭龄要她“跟另一个订婚”。宋庆龄晕倒在地，被人抬到楼上，苏醒之后，她对父母说：“孙先生和他从事的伟大事业需要我，我也需要他。”
等了一段时间，宋母倪夫人的态度依旧，而宋父的态度呢？有说他看女儿决心已下，难以改变，似已默许了这门亲事。但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宋父并没同意。被软禁在家的宋庆龄接到孙中山从东京的来信，得知孙中山已同卢慕贞离婚后，鼓足勇气，在孙中山侍从朱卓文的协助下，迅速而秘密地离家出走。是年10月25日，宋庆龄由上海来到东京，孙中山亲自到车站迎接。
就这样，宋庆龄不顾家庭反对和朋友的劝阻，毫不考虑与家庭决裂的后果，毅然回到孙中山身边，回到东京后住在日本友人头山满家中。第二天上午，由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理结婚手续，举行婚礼。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婚姻誓约书》。当日下午，在日本朋友梅屋庄吉旧宅举行条点宴会，然后回到在青山的新居。10月26日，宋嘉树赶来阻止这桩婚事，但已经来不及了，看到的只是已经签字生效的《婚姻誓约书》。内容如下：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亲证立以下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和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犯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的名声，即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以上诸条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声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文（章）
立约人 宋庆龄
见证人 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宋庆龄与孙中山婚后在日本与友人合影。）
宋嘉树十分气恼，他狠狠地说了孙中山，企图解除婚约，理由是宋庆龄尚未成年，又没征得父母同意，但他失败了，于是和孙中山断交，和宋庆龄断绝了父女关系。当时革命党内许多人也反对孙宋结合。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是中国国民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两人的革命生涯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此以后，宋庆龄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伴侣和得力助手，两人患难与共，互相支持，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献出各自的全部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国民党后来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婚后，宋庆龄跟随孙中山十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她因流产而终身未育，她支持国共合作，孙中山去世时，她守候在旁，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
（1920年，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时的留影。）
1916年3月，宋庆龄和孙中山自日本返回上海。自此以后将近10年中，孙中山继续领导革命，其间数度蛰居上海，著书立说，或开府广州，主持政务，夫妇常在一起。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她“辉煌的头脑、充实了她丈夫的头脑，完成了他更伟大的人格。”
当他们回国后，孙中山南下广州任大元帅，领导第一次护法运动。由于受到军阀和政客的排挤，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这时孙中山困居上海，一筹莫展，极度苦闷，好似陷入绝望境地。宋庆龄对孙中山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在精神上鼓励孙中山振作起来。她说，“争雄的武人终是少数，广大民众的心是一向着先生的。”她殚思竭虑，帮助孙中山总结经验，唤醒民众，继续前进。
宋庆龄深知孙中山爱好读书，随时帮助他收集有价值的书和报刊杂志，协助孙中山查阅资料，著书立说。从1918—1919年间，孙中山闭门谢客、撰写文稿，决心改变现状。这期间的著作，都包含着宋庆龄的心血。她还帮助孙中山起草许多电函稿，做英文翻译，勤勤恳恳地尽到秘书的职责。她还加紧学习德文、俄文，为和苏联联系做准备。
孙中由和宋庆龄对列宁十分钦佩，这期间，宋庆龄多次帮助孙中山与苏联联系。1918年，孙中山与列宁开始往来电函。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联系。宋庆龄说啥：“在通信往来当中；这两位伟大韵革命战士在争取大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中携起了手来。
历史事实证明，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合在一起，的确“能够成就他们分居时所不能成就的事业”。
1920年11月25日，宋庆龄随同孙中山离开上海重返广州，恢复军政府工作。二人临时住在新亚酒店，后移至粤秀楼。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总统府设在越秀山南麓。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0月2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计划集师北伐，宋庆龄在后面积极配合孙中山的军事行动，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入慰劳会”。同时，宋庆龄动员各界人士，募集到巨额慰问经费，组织慰劳队到前线慰问出征的战士，随后由人护送到桂林。
在桂林，孙中山和宋庆龄会见了列宁派来的代表马林。正在北伐军顺利进军的时候，孙中山亲自培植起来的部属陈炯明在后方密谋反叛。1922年5月18日其部将率重兵乘虚潜入广州，广州气氛非常紧张，粤秀楼近处驻满陈炯明部队。为扭转局势，宋庆龄与孙中山不得不迅速赶回广州，了解到陈部确有谋反迹象。6月12日，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记者招待会，希望陈炯明所部退回东江原防。然陈叛迹日著，数名要员、华侨被杀，事态十分严重。15日晚，陈炯明部队已经开始包围总统府。孙中山得知陈叛变的确切消息时，十分伤心，“悲愤得欲以身殉职”。
6月16日凌晨两点，孙中山得到秘密报告，陈炯明部队将攻击粤秀楼，情势危急。宋庆龄正在酣梦中，忽被孙中山叫醒，要她随他一块撤离险地。宋庆龄顾全大局，临危不惧，认为若同孙中山一同行动，易被叛军发现。因此，坚持留下来掩护孙中山秘密撤离。并深情地看着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没有你！”卫士们都劝宋庆龄赶紧撤离，但阻挡不住她的决心。孙中山不得已才答应先行。但是令50名卫队全留守府中，自己只身逃出。孙中山两次避过叛军耳目，终于到达黄埔永丰舰上，按事先约定，鸣炮三响，以示安全抵达永丰舰。震撼夜空的三声炮响传到粤秀楼，宋庆龄和卫队人员才松下一口气。
在孙中山走后半小时，忽然炮声四起，叛军开始向粤秀楼发起进攻。叛军占据山地，居高临下，左右夹击，还疯狂地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由于四周漆黑，看不出敌兵，小卫队暂未还击。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和机关枪与叛军对射。奋勇抗击，击退叛军三十余次的进攻。叛军又用炮猛轰粤秀楼，洗澡房被炮弹击毁。但卫队仍英勇作战，毫不畏惧。8时许，子弹快打完了。由于孙中山已安抵永丰舰，此时留在山上也没有意义了，宋庆龄决定下山。
于是，两名卫士和姚队长他们四人，循着天桥往前爬行。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一二回正从宋庆龄的鬓部穿过。当他们刚刚穿过天桥，天桥就被叛军炸塌。姚队长中弹倒下，两位卫士把他抬入总统府后院进行包扎。当他们来到总统府时，周围净是炮火，宋庆龄刚走出总统府房间，房屋顶就被炸塌。自晨8时到下午4时，宋庆龄他们无异藏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
下午4时，广州卫戍区司令魏邦平派副官到总统府来讲条件。卫兵提出的条件第一就是保证宋庆龄的安全，但那个副官说他不能担保宋庆龄的安全。这时，两层铁门被打开，叛军一哄而入。在一片混乱中，宋庆龄冲出大门，并急中生智，把手中包裹里的东西撒在地上。她利用叛军们抢钱物之机从人丛中远出。宋庆龄此时身怀有孕，行动不便。逃出大门后，宋庆龄凭着机智勇敢，多次躲过叛军，艰难地走到沙面一位友人处休息，后又乘电船到达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校址）校长钟荣光家里。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宋庆龄在钟荣光家里流了产，这是“一生惟一的一次妊娠”。
（1923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永丰舰上的合影。）
以后，宋庆龄安全转到黄埔岛，登上永丰舰。宋庆龄后来说：“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了孙中山，真如死别重逢。”经过这次惊心动魄的枪林弹雨的洗礼，宋庆龄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所以后来她身陷逆境时，总是临危不惧，威武不屈。
宋庆龄在这件事中表现出的临难应变和大义凛然及几年来辅助孙中山南征北战的功绩，受到了革命党人及广大官兵的衷心爱戴国民党中一些原来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不满的党员，也开始对宋庆龄刮目相看。
陈炯明叛变，宋庆龄广州蒙难，因惊恐疲惫交迫而导致流产，以至于终生未生，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不但在健康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害，精神上所蒙受的创痛，尤为严重。但宋庆龄毕竟是一代伟人，她具有博大的胸怀和真诚的爱心。一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她心中装着成千上万的儿童，长期致力于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疼爱孩子，为全中国的儿童献出了她那博大的母爱。
在中共帮助下，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3日，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宋庆龄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宣言中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电遨孙中山北上解决时局，段祺瑞、张作霖也假意欢迎。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随员二十余人登上了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行前，指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令谭延闿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下午3时，永丰舰抵黄埔，蒋介石率全校师生列队在校门恭迎。在此之前的11月3日，孙中山先生来校向全体师生做了长篇的告别演说，表达了他对黄埔全体师生的殷切希望。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宋庆龄由神户抵达天津时在船上合影。）
孙中山在军校检阅、巡视后登舰北上，行前曾对军校校长蒋介石说：“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蒋氏闻罢说：“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孙中山答道：“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业，则可以死矣！”
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孙中山积劳成疾，已患有肝癌，但他为了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为了完成其毕生以求的救国救民之志，不计病痛与危险，视死如归，毅然扶病北上，致使黄埔话别，一语成谶。
孙中山在北上的旅途中，不断接见记者和中外人士，发表演说，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他旗帜鲜明的主张，博得各界人士的拥护、同情和支持。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的政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冯玉祥一派已受到排斥，退回张家口。作了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公然发表致外国使团书，表示尊重帝国主义已取得的不平等条约，宣称“外崇国信”，拒绝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2月24日又针对孙中山提议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准备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这是一个官僚军阀政客的分赃会议，排斥一切人民团体的代表。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孙中山的极大愤慨。这使重病在身的孙中山，肝病更加恶化了，12月间抵达天津时已卧病不起了，但他仍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不断地接见代表，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革命主张。在病榻上，他义正辞严地怒斥段祺瑞的代表：“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开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当那些代表劝孙先生言辞不要“太激烈”时，孙中山愤怒地回答他们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风尘仆仆到达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北京政府的委员、各大学的校长、各团体代表及各界群众约30万人，前往火车站迎接，但是病情在不断恶化的孙中山已不能对热情的人们发表演说了，到北京饭店下榻后，发表了书面的《入北京宣言》。
1月26日，孙中山病危，被送协和医院，住301号病房，当天下午6时，由该院外科主任邰东尔医生施行手术，院长、孙中山的好友刘瑞恒协助。开刀后，用肉眼即可看见孙中山的肝脏已坚硬如木，无法治疗，只有重新缝合。2月6日开始，接受镭锭治疗，先后历40余小时，至17日止，病情如故。18日中午，孙中山出协和医院迁入铁狮子胡同行馆，改服中药，亦无效果。每逢友人、同志前来探视，孙中山常老泪纵横，叹息不已。
22日，孙中山病情转剧，准备留遗嘱。其中给国民党同志的遗嘱由孙中山口述，汪精卫笔录并修改（如将口述的“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家事遗嘱亦由汪精卫笔记，孙中山革命一生，手经钱财无数，而逝世时却是个穷人，其家事遗嘱云：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 文
还有一封致苏联政府信，由孙中山用英文说出，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代革命导师，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战一生的伟大领袖与战士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闭上了他那渴望看到祖国独立富强的眼睛，离开了他热爱的世界，终年59岁。马湘请来理发师为孙中山理发，剪下来的头发，宋庆龄用玻璃盒装好留作永远的纪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这是宋庆龄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
1929年5月，耗资一百多万元的中山陵建成，国民政府决定将孙中山遗体由北平西山碧云寺暂厝地移葬新陵。国民政府特命蔡元培、宋庆龄等赴平接灵。S月22日，孙中山遗体重殓易棺。26日，孙中山灵榇奉移南下，28日安抵南京。6月1日，正式举行奉安大典，蒋介石主祭。孙中山遗体安葬于紫金山麓他自己择定的墓地之后，虽历经战乱，江山易主，孙中山的英灵一直安息于南京中山陵。
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与其妹夫蒋介石分道扬镳，毅然到了莫斯科，与共产党人站到了一边，开始反蒋拥共，开创新中一国的伟大事业。
（孙中山去世后的宋庆龄。）（1925年摄于上海。）
宋庆龄的外表看来很柔弱，按一般人想，她应该受到孙中山的保护的，而不是投身到艰险的革命斗争中去，而事实上，宋庆龄不仅在孙中山在世时不依靠他的保护生活，相反却是她反过来保护孙中山，而且在孙中山去世后，她认为坚持三大革命政策，继承和发扬孙中山遗志，为中国人民和平事业而奋斗，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1925年4月，宋庆龄由南京回到上海，由于她连日来哀伤，疲顿过度，以致病倒，但她没有被哀伤和病痛所压倒，而是振奋革命精神，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她积极地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遗嘱，解释新三民主义精神，深切地注视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
孙中山在世时，孙中山从未予宋庆龄任何公职名义，她活跃于中国政坛上，那是孙中山逝世后的事，但我们不能否认宋庆龄那时所做的政治贡献。
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其间，蒋介石反共迹象日益明显。他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决定北伐军总司令部“暂驻南昌”，以对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2月9日，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反对独裁，与新右派斗争。3月，国民党在汉口举行二届三中全会，宋庆龄被选为5人主席团成员，与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和何香凝等重申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通过一系列决议，限制蒋介石独裁。
1927年，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于3月6日制造赣州惨案，16日又以武力解散南昌市党部，17日捣毁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23日残酷杀害安庆革命同志。这时，小妹宋美龄要嫁给苦追求她5年的蒋介石，宋庆龄坚决反对小妹与嗜血成性的蒋介石结婚，并试图保护小妹。但宋美龄并不领这个情，宋庆龄又要求弟弟子文回汉口跟着革命走到底，却得到了子文的婉言拒绝。后来，形势日趋恶化，蒋介石接着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
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每一个革命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宋庆龄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一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迎着反动的逆流挺身而出，与国民党许多左派人士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联名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讨蒋通电，历数蒋介石反对国共合作，惨杀工农民众的罪行，痛斥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
由于宋庆龄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望，蒋介石一直想利用她，派人去软化她，可宋庆龄旗帜鲜明，坚持革命立场。在1927年7月，蒋亲笔写信盼望宋庆龄去上海，宋庆龄看穿蒋的用心，立即在汉口《人民论坛报》上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作为对蒋来信的答复。她在声明中说：“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意见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宋庆龄的声明是一篇充满生机的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的战斗檄文。
（1927年夏，宋庆龄赴莫斯科前摄于上海。）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汪精卫寻找种种借口，竭力煽动反共，宋庆龄拒绝参加汪精卫的反共会议。并且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公开发表《声明》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是“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同时，还鲜明地支持人民大众和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蒋、汪集团相继叛变而宣告失败。宋庆龄为实现孙中山访问莫斯科的愿望和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于8月中旬离开上海赴苏联访问。行前发表声明，表示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到莫斯科时，受到苏联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莫斯科，她活动频繁，时而参观访问，时而会见苏联友人，并在百忙中应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演讲。演讲中她要求中国学生努力学习，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9月6日，宋庆龄在莫斯科发表声明，说明是代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群众访问苏联。
在此前后，连续发表《向苏联妇女致敬》、《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一代＞》、《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对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的声明》、《妇女与革命》、《青年与革命》等一系列声明与论文，表示对三大政策的忠诚。同月，为取得革命经验，与邓演达一道，由鲍罗廷陪同，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农村调查研究，深入访问。
在苏联期间，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多次共商革命大计，总结经验教训，认为有必要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革命领导机关，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以挽救革命失败的局面，解决一切革命问题。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汪精卫已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蒋介石集团实为新军阀及土豪绅土地主及剥削农工分子集团。
《宣言》认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息息相关，中国革命由广大工农群众发动，必能得到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而中国革命的结果，“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身上，其经济建设必然超越资本主义之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宣言》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坚决斗争。
11月7日，宋庆龄冒着严寒和陈友仁一道应邀到莫斯科红场贵宾观礼检阅台上，参加俄国十月革命10周年庆典。
（1927年宋庆龄与邓演达（右一）等在苏联合影。）
12月，曾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名誉委员”的蒋介石（1926年春，联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通过了接纳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运动“同情党”的建议，因为当时，莫斯科对蒋还抱有幻想。后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便批准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参加共产国际，并选蒋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名誉委员）悍然决定同当时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政府断交。
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宋庆龄接到蒋电告此事，当即在莫斯科致电蒋介石，斥责并抗议蒋介石的这个决定，望他“悬崖勒马”，否则，将取消正准备回国的决定。12月18日，当蒋介石又给宋庆龄电报说她的电报和在俄国继续逗留不可能是自愿的，请她“速归”，以便“亲自而非被迫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宋庆龄收到这份污蔑她的电报，怒不可遏，于23日再次致电蒋介石，驳斥其背信弃义的种种谰言。她说：“我们之间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你同苏联断绝关系，然而，你却完全无意同帝国主义列强断绝关系。不仅现在称为国民党委员会的这个机关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而包括你在内的国民党首领们甚至同派到殖民地中国的讨伐军的头目们保持着密切接触。”她在电文中表示：“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继续前进，在这条道路上永不回头。”这表现了宋庆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
后来，宋庆龄由莫斯科去了德国，住在风景如画的柏林附近，廖承志常去看她。期间，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常常一道商讨中国革命问题，一起研讨革命理论。宋庆龄在德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1929年5月，她接电归国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为揭穿蒋介石的花招，宋庆龄在归国途中发表了一个声明，即《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她在《声明》中说：在国民党的政策不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惟一的真正的朋友苏联密切合作；实现工农政策。
宋庆龄这一声明，使一些人十分烦恼。要知道，她和现政府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她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姐，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宋蔼龄的妹妹。面对这种情况，宋庆龄仍然站在人民的一边接二连三地发表声明，这使蒋介石政府十分难堪。
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其间有不少说客来“规劝”她，劝她出来工作。但宋庆龄丝毫不为所动，她明确表示，毫无把她的名字和声誉借予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意思。她甚至于没有和她家的成员呆在一起。
宋庆龄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后，由南京回到上海。在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这一天，她发给柏林世界反帝大同盟一份电报。在电报中指出，“各被压迫民族已经组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阵线，而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却与帝国主义分子联成一体，残酷地镇压广大民众”。“中国民众不怕压制，不受说谎宣传的迷惑，他们将只是站在革命的一边战斗，恐怖主义只是有助于把更广大的群众动员起来，并加强他们的决心去战胜当前嗜血成性的反动派。”
宋庆龄的电报，使蒋介石暴跳如雷，但宋庆龄是国母，慑于她的身份和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声望，蒋又不敢对她轻举妄动，只好扣押了电报，并派戴季陶当说客。1929年8月10日，戴季陶夫妇到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寓所劝说宋庆龄。戴指责宋庆龄拍发的电报，让她遵守党纪，并说她口口声声呼唤和平却在造成歧义，劝她必须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并希望她以后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庆龄对此给以强烈的谴责和义正辞严的回击，并说惟一不让她说话的办法就是枪毙她，或监禁她。她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的光明，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他们谈话的记录稿以英文发表在6月8日的燕京大学出版的《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十二期上。这次谈话充分显示出宋庆龄高尚的道德情操，矢志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怀。
随后，宋庆龄再度到欧洲旅行，心却时刻关注着中国的革命形势。她常和何香凝等交谈中国革命前途问题，同时也谈德国革命的历史，直到1931年7月，宋庆龄接到母亲倪桂珍去世的消息，回国奔丧。
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强占闸北，驻军起而抗战，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宋庆龄主张积极抵抗到底。她与何香凝一道，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用实际行动援助抗日战士，同时以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义呼吁世界名流和各界进步人士声援中国人民抗战。宋庆龄亲临前线，目睹抗日救国的部队给养不足，缺医少药，伤员护理没有办法解决，感到“自应各尽绵薄”。当即与何香凝筹划，杨杏佛相助请各界帮助，兴办一所国民伤兵医院。宋庆龄与何香凝、杨杏佛等以身作则，经常到医院去处理各种事务，穿着护士服，为伤员服务。在宋庆龄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四面八方的鼎力支持，一时中西名医云集，慰劳品源源不断，广大妇女参加护理，许多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
（1932年1月，宋庆龄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合影。）
同年12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掩护地下党的工作，营救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这是“跟随全国反帝反国民党的工农劳苦群众一起前进”的一面红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目的与任务是：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该组织的最高执行机关是由正副主席宋庆龄、蔡元培和总干事杨杏佛等7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该组织在北平等地设立分会。
（宋庆龄与民权保障同盟委员鲁迅（左一）、胡愈之（左二）的合影。）
1933年1月17日，上海分会成立，选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三人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933年3月18日，上海分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同盟会员大会。决定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名义参加国民御侮自救会，这个组织是3月8日在上海青年会成立的。那天，宋庆龄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全国军队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人民应当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团；人民的民权应立即恢复，对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戮应立即废止；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进攻。
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共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诞生那天起，就存在着正义与非正义，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这种斗争，有同盟与敌人的斗争，也有与同盟内“朋友”的斗争。宋庆龄始终站在正义和民主的一边。1933年2月1日，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给胡适一封信和同盟的文稿，胡适接到后不但不执行同盟总部意见，还责怪同盟说孙夫人轻信政治犯的控诉，发表不负责的匿名稿件，并于2月5日，写信给《燕京新闻》编辑，完全否认国民党监狱里有虐待政治犯的事。对胡适的错误态度，宋庆龄进行了严厉批评。2月19日胡适又发表文章，违背同盟会章，反对同盟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主张，为国民党反动派张目。
宋庆龄等人以同盟组织名义打电报给胡适，让他公开更正，否则只有自动出会，胡适不但不公开更正，还想法取消了史沫特莱的驻华记者身份。于是同盟将其开除会籍。正如宋庆龄曾讲的：本同盟行列可以容纳一切真诚支持我们的斗争要求的人们，但是，那些帮助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或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们，在本同盟是没有立足余地的。
宋庆龄领导的同盟还受到国民党的注意与破坏，国民党当局对同盟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是很不满意的。1933年2月，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仅如此，还在《社会新闻》等御用报刊上对同盟的成员进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投寄恐吓信的手段，要同盟解散，否则，就要采取暗杀行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都收到过恐吓信，且被列进恐怖组织的黑名单之中。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宋庆龄叮嘱杨杏佛“务须小心”。
由于宋庆龄在国内外人民心中的威望，国民党特务不敢轻易对她下毒手，便于1933年6月18日枪杀了杨杏佛。宋庆龄闻知亲密战友惨遭不测，异常悲愤。虽然当时白色恐怖的气氛非常严重，但她毫不畏惧特务的威胁，公开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雇佣凶手进行暗杀的卑鄙行径。并亲自参加了在万国殡仪馆举行的杨杏佛的入殓仪式。革命同志被残酷地杀害了，但宋庆龄没有被吓倒，她决心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前进，勇敢地战斗，直到达到所应达到的目的。
在抗战中宋氏三姐妹再度合作，奔波在抗日前线。重庆谈判中她欢迎毛泽东来重庆，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派邓颖超把她迎到北平，以便就近请教。
（宋氏三姊妹在抗战时期。）
1934年，日本外务省发表四一七声明，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这个声明发表的第三天，即1934年4月20日，中共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这个纲领经宋庆龄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名义签字公布。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立即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对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八一宣言》发表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21日，上海妇女界在四川北路男青年会举行大会，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上海妇女救国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高呼“停止内战”、“成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等口号。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提出八项具体主张，宋庆龄积极支持这八项主张。紧接着，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也相继成立。在此基础上，于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当选为理事。该组织内部，实际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大都是由共产党员钱俊瑞和徐雪寒等负责。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全国各地也出现许多抗日救亡组织。卓有远见的宋庆龄再次发挥其卓越的组织能力，与沈钧儒、邹韬奋在上海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5月31日到6月1日，全国各地代表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向全世界宣告：全国各界救国会正式成立，选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人为执行委员，章乃器负责宣传工作，沈钧儒负责组织工作。大会通过《成立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纲领》，与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治主张一致，向全国各界民众呼吁组织救亡联合战线，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实行抗日。
救国会成立后，大量募捐援助抗日部队，援助日本工厂工人罢工等。结果，国民党当局不但不支持，反而把它诬为“共党阴谋”扬言要取消救国会组织，逮捕救国会领袖。救国会负责人丝毫不退缩，他们在《救亡日报》上发表声明：“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此时，宋庆龄正因阑尾做手术住院，她闻讯带病写信慰问救国会的领导人。
正当救国会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救国会诸领袖遭到迫害。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该会成员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整个上海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救国会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状态，可宋庆龄仍然挺身而出，以上海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会的身份，于11月26日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七君子。宋庆龄的声明指出，“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主使的。”她的声明气贯长虹，使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击。
在宋庆龄的带领下，全国掀起了一个援救七君子的运动。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地无理地要判七君子罪，宋庆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37年6月25日与何香凝等16人发起“自清人狱运动”，联名具状递送苏州高等法院。要求与沈钧儒等并案办理，羁押入狱，在得不到批签的情况下，宋庆龄忍着胃病的疼痛，满腔义愤于7月5日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进入监狱，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自请人狱运动”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他们不敢贸然羁押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但她这次苏州之行，使各界民众受到很大鼓舞，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政府于7月底将七君子释放。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张、杨实行兵谏，扣押在西安。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正在上海养病的宋美龄惊闻此事，万般焦急，连忙恳求姐姐宋庆龄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宋庆龄仔细地分析兵变的原因和当前时局，以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不念旧恶，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从中斡旋。最后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2月，宋庆龄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冯玉祥、何香凝等，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8月，在上海寓所会晤共产党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同月，在纽约《论坛与世纪》上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批判某些人过高估计日本力量而过低估计中国抗战力量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这种条件下，“日本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她认为，中共是打不败的，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抗战期间宋庆龄在重庆。）
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就中共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共同抗日，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后，万分激动，几乎要流下眼泪来，她立即写下《国共合作感言》。感言中指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的党。”“国民党同志应该谨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将成为民族的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只有国共合作，才能使中国走上解放的胜利途径。
上海失陷后，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宋庆龄的安全，安排她撤离到香港。在香港期间，宋庆龄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该组织是由艾黎发起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它的影响、口号和生产，来迫使不愿抗日的国民党当局继续作战”，并向国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斗争，争取国际上的援助。这个组织两年时间里，接受了国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款两千多万元，大部分用于援助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合作社。蒋介石集团不能容忍工业合作运动的民主性质以及“工合”对解放区的大量支援，常去找艾黎的麻烦，并想吃掉它。宋庆龄决不会让蒋介石集团吃掉工合，她以最大的努力支持“工合”运动的发展。她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一直到1941年香港沦陷为止。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宋庆龄在《新中华报》上愤怒地谴责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严厉斥责蒋介石“把孙中山遗训置于脑后，破坏团结抗战”，并严正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用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她的这种态度虽然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拥护，但他的弟弟——宋子文作为保盟会长，却反对这种态度和立场，并从美国华盛顿发给保盟一份电报，声明退出保盟。对此，宋庆龄立即公开发表声明，批评宋子文的错误态度，为他的离去感到遗憾。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进攻香港，在日军侵入九龙启德机场前的6个小时，她才乘最后一架飞机到重庆去。
回到重庆后，宋庆龄曾住在其姐姐宋蔼龄家中，不断被蒋介石派人严密监视。房子周围也有人监视，屋内也有“听差”。由于被一群魔鬼包围着，所以，她在重庆行动并不自由。后来改住在其弟弟子文家中。
不久，她又在重庆发起和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吸收中外人士参加，并千方百计地设法动员国际舆论和争取国际援助。这时保盟工作是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干扰下坚持的。他们要保盟登记，要干涉保盟存款，要其报告款项的分配和用途。因此，她和总部工作人员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的联系、都要秘密地进行，对中共抗日军民的支援，都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之下。尽管如此，宋庆龄仍然通过各种途径把捐款和物资送到解放区。1944年，她曾费尽周折把一台X光机送到延安。
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无论解放区或是国统区，都是一片欢腾。这时蒋介石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一方面准备内战，一方面又耍假和平的花招。毛泽东为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以非凡的胆略，干8月28日，亲赴得庆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和谈期向，毛泽东住在张治中的公馆中，四处有“警卫班”监视他的活动。
宋庆龄十分关心毛泽东的安全，同时也关心目前局势和革命的前途。她曾多次到毛泽东下榻处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对她忠贞不渝地信守孙中山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的不计较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贵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这也更加坚定了宋庆龄为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到底的信心。
1945年12月，宋庆龄由重庆回到上海，由于莫里哀路的房子年久失修，遂迁住到靖江路45号的一幢小楼里。年底，她轰表声明把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她在声明中由袁衷地感谢国际朋友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援助。她高度赞扬：“这些经济和医药的援助……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她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还希望得到国际朋友在“道义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以帮助中国恢复经济。
当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后，她全力以赴地帮助这个办事处工作。针对行政院救济总署和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把大部分援华物资给蒋管区，而把一少部分给占人口1/4的解放区，这种政治歧视，宋庆龄领导的中福会站在人民一边，给以严厉的谴责。
（宋庆龄在检查运往解放区的器材。）
为满足解放区军队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宋庆龄动员多方面支援各种物资。为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的医药和其他物资。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宋庆龄要把物资运往解放区，有许多困难，为防止敌人破坏，有时要快装快运。为确保安全，她还亲自检查运往解放区的药品和器材。1946年初，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所签订的《双十协定》，到处制造惨案，调兵遣将，密令数十万军队围攻解放区，全国笼罩着内战的阴影。宋庆龄怀着气愤的心情，于1946年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成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的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这个声明在国际间引起了广泛的注目。
当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烧杀掠夺，无所不为，灾民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解放区军民遭受着巨大的灾难。当她收到《晋察冀白求恩医生学校与国际和平医院的概况》文件后，对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医科大学以极大帮助，曾克服重重困难，把整吨整吨的手术器械、药物和医学书籍、农业书籍、儿童服装运送过去。
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发动全面内战，也遭到了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1947年夏季，朱学范从美国带回了冯玉祥的建议，“成立一个国民党的革命组织”的亲笔信，并到香港分别拜会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柳亚子等。这期间，在港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其他爱国人士正在商量重新结合。看到冯玉祥的亲笔信，便立刻商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当革命委员会主席。在上海的宋庆龄接到《上孙夫人书》后，约李济深在上海新雅酒家进行了秘密会晤。她表示十分支持这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但为了更有利于从事革命活动，决定不参加这个组织，共产党也同意和尊重她的意见。
（1949年7月1日，宋庆龄则邓颖超（右一）、廖梦醒（右三）陪同，出席上海市党政军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庆祝大会。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48年1月，在中共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关怀下，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其他爱国人士代表，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和行动纲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动政策，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李济深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1949年初，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蒋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提出和谈、划江而治。这时社会上谣传宋庆龄要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对此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她正以全部精力和时间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在李宗仁写信要宋庆龄出任领导时，她不为高官厚禄所利诱，泾渭分明，立场坚定，拒绝了这一请求。
解放前夕的上海，一片混乱，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宋庆龄的安全，而她却身处逆境，时刻关心儿童剧团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房子，安排孩子们隐蔽。上海解放后，陈毅得知宋庆龄的住处，即派一团人去保护宋庆龄。当她得知全城解放时，派出一辆大卡车载着儿童剧团的秧歌队，载歌载舞，庆祝解放。
7月1日，邓颖超、廖梦醒陪同宋庆龄去参加上海党政军民举行的建党28周年庆祝大会。宋庆龄怀着愉快的心情发表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讲话，欢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7月7日，在出席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的大会上，又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讲话。强调，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并在讲话中衷心地感谢人民解放军，称解放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她是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为新中国的和平和妇女儿童事业做出了贡献。去世后，她没有陪伴孙中山，而是选择了陪伴父母。
中国解放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去了台湾，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由廖梦醒陪同自北平赴上海专程看望宋庆龄，邀请宋庆龄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并带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
（1949年9月1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
北平是使宋庆龄伤心的地方，她过去曾去北平两次；1925年，陪孙中山北上谋求和平，孙中山病逝于北平；1929年，南移孙中山灵枢。但当她展读毛泽东、周恩来的诚挚的亲笔信，并得知邓颖超是代表周恩来特来接她时，她深受感动，当即决定随邓颖超由上海赴北平。在北平车站，她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
9月21日至31日，宋庆龄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坐在毛泽东和朱德的中间。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30日，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参加了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开国大典。从此，宋庆龄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国务活动，开始革命生涯的新阶段，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步上天安门城楼。左起：毛泽东、朱德、宋庆龄。）
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56岁。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磨炼，她已经成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十分崇敬的伟人，她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给中国共产党以许多难能可贵的帮助。人民感谢她，共产党尊重她。她被全国人民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国家名誉主席等。
宋庆龄为新中国不辞辛苦地从事大量国务活动。她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和要求，总结经验，再带回中央，参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在工作中贯彻执行这些方针，领导人民建议社会主义。50年代，她先后到东北、华北、上海、江苏、西南边疆地区考察，获得很多第一手资料。
在参加国务活动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经常就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和宋庆龄交换意见，或书信往来，在政治上彼此关心，推心置腹。1957年，宋庆龄曾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党中央认真讨论之后，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她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但是会把她同党员一样看待，党的一切大事，她都可以参与。她激动地表示理解中央的意思。1956年9月，宋庆龄应邀列席中共党的八大会议。1957年，随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宋庆龄还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经常接待来华访问的外国贵宾和国际友人，其中有总统、元帅、总理、司令等，也有普通劳动者。她曾先后代表国家出访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加强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除参加国务活动外，宋庆龄还继续致力于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她关注妇女工作，出席历次妇女大会，并被选为名誉主席，她还出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生席，致力于救济福利事业。她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发展儿童文化教育事业。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在宋庆龄的关怀下，茁壮成长。
宋庆龄是一个爱好和平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勇敢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她代表国家参加一系列国际活动，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往来，进行了艰苦卓绝而富有成效的斗争，受到中外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宋庆龄等带头掀起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1951年4月，她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金奖。1952年3月她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担任联络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到达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会议。1952年，她牵头创办了《中国建设》这个刊物，致力于报道中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包括文艺工作者的成就。即“把中国社会主义进步的事实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以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
（1950年，宋庆龄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宋庆龄虽为国家领导人，但她从不以权谋私，从不铺张浪费。解放后，党和政府给她提供了各种优裕的生活条件，但她努力保持过去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当时，由于工作需要，宋庆龄在上海、北京两地各有一住宅。上海的住房仍在淮海中路，北京寓所起初在方巾巷，但交通不便，环境也不大安静，政府计划给她另建一宅，但她体谅国家困难，一直到1960年，她才迁入北京西河沿新居，但房子潮湿，引起关节疼痛。虽然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还是决定破例给她建一新宅，但被她回信谢绝了。
1963年4月，她搬入修整一新的后海北沿原清朝摄政王府，一直到逝世。她日常生活很俭朴，饮食简单，衣着方面也注意节俭，在家时穿普通衣服，只有在参加外事活动时，才讲究服饰。最可贵的是，宋庆龄并不就事论事地对待克勤克俭问题，而是把它看做政治上永葆革命青春的重要保证。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