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皇权的加强,经济实力的增强,疆域的扩展,汉武帝认为思想上也有必要加强统一。但汉武帝不同于采用焚书坑儒等强制性手段的秦始皇,他悉延(引)百端之学,形成了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又兼用百家的格局。
公元前135年5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去世了,时年22岁的武帝独揽朝中大权。从此,汉武帝终于告别了政治的“禁锢期”,开始施展自己的伟大抱负。
汉武帝招贤良对策,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被召见,接受武帝策问。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一文中系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认为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天下之人的思想统一在儒家思想范畴之内,才能使法纪统一,人心统一,行动统一。另外,董仲舒还提倡“君权神授”和儒家专政。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不仅有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且为汉武帝统一思想,集权中央,一统天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因而被汉武帝采纳。这是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后做的第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武帝为实现其政治抱负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对统一思想、统一舆论、巩固国家政权,稳定国家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对传播先进文化有着巨大的历史作用。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羊传》砖拓本为了满足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对官吏的需求,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建议,网罗人才,重用具有真才实学之士。公元前140年武帝怀着“任大而守重”的使命,下诏全国荐举“贤良方正”之士到朝廷接受策问,一次就由各地推荐上来100多位人才。武帝实行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令郡国每年举一次孝、廉,每次各举一人;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在完善察举制的同时,汉武帝还建立了征召制,把那些具有才能而又不愿出仕的社会贤者、隐居高士、学者名流征召入朝,为朝廷服务,如文学家枚乘、儒学大师申培等均在此列。“贤良对策”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把教育与选官有机结合起来,定期向朝廷输送文官。
四川出土汉太学授业画像砖汉武帝下令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办学事宜全由丞相公孙弘主持。太学的设置首开中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武帝时,太学的五经博士弟子仅50人,西汉末年则达到一万人。
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推广蜀守文翁在蜀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样,儒学便成为士人进身阶梯,天下士人为进入仕途,纷纷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用儒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也因之成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最得力的拥护者。太学和地方学校的创办,极大地提高了官员们的文化素质。
董仲舒像武帝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6年。汉武帝也是中国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其主要内容是:改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端,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上述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以巩固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