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之朱家天下

第八章 专情皇帝宪宗朱见深

　　1.储位动荡，皇路曲折

　　明代宗朱祁钰得到皇帝宝座，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可是，明宪宗朱见深却正好相反，其皇帝之路却是非常曲折的。

　　明宪宗像朱见深是英宗朱祁镇的长子，当时与次子见清、三子见浞均为庶出。“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考虑到瓦刺的进攻和要挟，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命朱祁钰监国，令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务，均听其发落。对于人心不稳的时局，孙太后此举受到朝野上下的拥戴。可是仅隔一天之后，这位皇太后忽然又下圣旨，欲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举朝毫无准备，众大臣都瞠目结舌，礼部有关册封皇太子仪式的意见尚未提出，太后就正式颁布诏令：“迩因虏寇犯边，毒害生灵，皇帝恐祸连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师，往正其罪，不意权留虏庭，尚念臣民，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之中，选其贤而长者曰见深，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孙太后何以在此时急于立不满两岁的朱见深为太子？此乃事出有因，孙太后原为宣宗的贵妃，而皇后为胡氏。后来宣宗以胡氏多病无子为由，废胡氏而立孙氏为皇后。宣宗第二个儿子，即英宗唯一的弟弟，便是郕王朱祁钰，生母是贤妃吴氏。

　　对孙太后来说，儿子祁镇被蒙古人掳去，生死难测，如吴氏之子祁钰监国，一旦祁镇有意外，祁钰做了皇帝，母以子贵，那太后岂不是吴氏？岂能让吴氏压过自己？如立自己的孙子见深为太子，即使英宗死于蒙古，那么继承皇位的不应是郕王而是自己的长孙见深。经孙太后的这般苦心安排，年幼的朱见深便成了合法的皇位继承人。

　　太子是皇位的法定继承者，但是朱见深的储位却是不安稳的。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一日，即朱见深被立为皇太子后的第六天，在京百官联名上疏，说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国不可无长君，为安社稷，请郕王即皇帝位。面对群臣的联合行动，孙太后万般无奈，只得违心地作出让步，于是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是为代宗景泰皇帝。前文已说过，朱祁玉当上皇帝之后，便想方设法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没想到造化弄人，太子早亡，而朱祁玉又没有其他的儿子，太子之位便空着。虽然朝中大臣们有的想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但朱祁玉一直没有同意。

　　嘉峪关出土的

　　长城施工碑记英宗复辟，再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朱见深复立为太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朱祁玉病重无子，他死后朱见深会顺乎自然地继承皇位，而英宗复辟反而使朱见深晚坐了7年的皇位，多当了7年的太子。

　　天顺元年（1457年）三月初六日，英宗颁诏天下，册立见深为太子，但这份诏书又出了问题，把见深写成见濡，群臣莫名其妙，猜测不已，以为储位又出了问题。《明宪宗实录》说“上初名见深，至是改名见濡。诏书失写其故，颁行天下，人皆惊相问曰：‘此非向所太子乎？何名之不同也。’”原来宪宗此前名见深，至此改名见濡，人不知其故，所以又是一场虚惊。从表面上看朱见深已经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但是英宗对自己的这位庶出长子实际上并不满意，所以病重期间，便“有问东宫于帝者”。此时英宗除见深外还有六位皇子，大有选择的余地。英宗为此曾召见大学士李贤商量此事，但李贤已不愿皇储再起风波而影响朝政，力劝英宗三思。英宗问道：“然则必传位太子乎？”李贤乘机将此疑问语变为肯定语而答曰：“宗社幸甚。”这样，朱见深的储位又一次渡过了险情。英宗遂命召见太子见深，李贤急扶见深拜倒在英宗脚下，朱见深抱着病重父亲的双脚痛哭失声，英宗见到自己的亲骨肉如此，也声泪俱下，父子间的隔阂在这瞬间已经烟消云散了。至此，朱见深储位的动荡才告结束。

　　由于幼年卷在皇位之争的漩涡中，精神压力非常大，因此朱见深留下了口吃的毛病，这也为他以后的执政留下了隐患。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皇帝去世，朱见深继承了皇位，成为了明朝第八位皇帝，第二年改年号为“成化”。

　　2.任用奸佞，朝政荒废

　　皇帝治事在于用人，会用人则成事，不会用人则败事。明宪宗朱见深任用奸佞，称得上是一个败家子。

　　宪宗即位后，平反了于谦冤狱，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又不顾明代宗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代宗帝号，重修代宗陵寝，博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称颂之声。朱见深任用李贤、彭时、商辂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朝政也比较清明。

　　但以明君形象出现的朱见深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明朝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官吏对百姓的压榨越来越严重，致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并且这种情况还在不断在恶化。百姓终于忍无可忍，荆襄爆发了刘千斤起义，广西爆发了少数民族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最终都失败了，但已经为朱家的统治敲响了警钟。更值得一提的是广西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被镇压住了，但是它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因为成化朝最显眼的两位人物都是这次战斗的俘虏，一个是孝宗皇帝的生母纪氏，另一个就是一手遮天的大太监汪直。

　　汪直，广西人。明宪宗成化初年，他家乡人民起义抗暴，明政府派兵镇压，汪直被明军俘获。官员见他长得机灵，便将他阉割，送入宫中，派他到万贵妃昭德宫中服役。万贵妃是个城府极深、善于玩弄权术的女人，虽然比宪宗年长近二十岁，但她很会迎合宪宗，很得宠爱，还被册封为贵妃。汪直入宫后，一直在万贵妃身边服侍，他事事小心，处处讨好，万贵妃和宪宗对他十分满意。汪直本来就很聪明，再加上宫中争权夺势生活的磨炼，万贵妃玩弄心机的耳儒目染，渐渐地他也学了一肚子的阴谋诡计。

　　汪直刚被提升为御马监太监不久，宫中发生了一起阴谋刺杀宪宗未遂事件。为了加强防范，及时了解官民的动静，宪宗进一步强化了特务统治，不断派出心腹四处侦探。成化十二年（1476年），汪直接受宪宗密旨，乔装打扮，穿戴成老百姓的模样，开始了一年多的侦探活动。他行踪诡秘、侦察细密，上自朝中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从议论国事，到街谈巷议，全都被他搜入情报，定期直接向宪宗面奏。宪宗对汪直的卖力表现极为赞赏，对他更加宠信。次年正月，宪宗设立了嫡系特务机构——西厂，命汪直主管。汪直当上西厂特务头子后，为向宪宗表示其忠心，以骗取更大的信任，便指挥手下如群狗般出动，四处捕捉猎物。正巧，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为非作歹，骚扰州县，殴打典吏，滥杀无辜，激起民愤。汪直得到这一消息后，想趁机为自己捞取资本，立即下令逮捕了覃力朋，拟处斩刑。通过这次事件，汪直的名声大振，被视为执法如山、秉公办案的忠良义士，得到宪宗进一步的倚重。

　　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汪直拉帮结伙，大力培植亲信，铲除异己。他与御史王越、锦衣卫百户韦瑛等人臭味相投、结为心腹，策划阴谋、制造冤狱，滥杀无辜，然后谎报给皇上，邀功请赏。

　　成化十三年（1477年），从二月到五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汪直纵容手下特务张口定罪、举手杀人，制造了十多起冤狱；并派爪牙四处肆无忌惮地抓人、杀人，闹得全国上下鸡犬不宁、人人自危。二月，在汪直制造的杨泰、杨晔父子冤案中，杨晔惨死狱中，杨泰被处死刑，礼部主事董屿、兵部主事杨仕伟及不少人都连坐遭贬。三月，汪直指使西厂特务开展了遍及全国的“捕妖言”运动，特务们上行下效，设置圈套，诱使百姓“犯法”，然后加以“乱民”、“要犯”的罪名逮捕入狱。无数生灵蒙冤而死，特务们却邀功领赏、升官进阶。后来，有人上疏告发西厂为害百姓、乱杀无辜，宪宗明知西厂弄虚作假，骗取赏赐，但并不追究，这就更加纵容了汪直一伙。四月、五月，汪直唆使韦瑛罗织了几起大案，将礼部郎中乐章、刑部郎中武清、浙江布政使刘福、御史黄本等人或逮捕入狱，或革职为民。

　　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扩大，汪直越来越不可一世。每次出行，前呼后拥，排场十足。只要他走在路上，其他行人，不论官民，都要下马回避，主动让路，否则将会大祸临头，轻者遭受皮肉之苦，重者性命难保。即使是朝中命官，对这个无赖也只得忍让三分。倘若与他路遇，大都慌忙改道回避，唯恐惹出是非，蒙受不白之冤。兵部尚书项忠在朝中也是地位较高的重臣，一天早朝，路遇汪直，项忠没有主动让道，从而得罪了汪直，汪直当场破口大骂，并指使爪牙围住项忠百般凌辱。

　　汪直倚势欺人、骄横跋扈，使得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激起了朝中大臣的强烈不满。大学士商辂等大臣联名上疏，参劾汪直，列举了十一条大罪。宪宗仍然执迷不悟，商辂等人又当廷力谏，据理力争，太监怀恩、兵部尚书项忠一齐响应，终于迫使宪宗下诏撤消西厂，将汪直调回御马监，放逐了汪直的心腹干将。

　　西厂被撤、汪直受挫，但他并没有所收敛，反而咬牙切齿地暗恨群臣，虎视耽耽地伺机报复。他向宪宗进谗言诬告跟他作对的朝臣，矫旨斥逐了黄赐、陈祖生，革除了项忠的官籍。

　　西厂被撤仅一个多月，宪宗下诏又将其恢复，并仍委任汪直掌管。汪直变本加厉地打击异己，明目张胆地报复，并大力安插亲信，似一股卷土重来的阴风，使全国又一次笼罩在了恐怖之中。

　　汪直的行为终于引起了宪宗的反感，加上东厂的头子尚铭暗中挑拨，宪宗开始慢慢疏远汪直。成化十七年（1481年），宪宗命汪直和王越往宣府御敌。敌退后，汪直请班师回京，宪宗不许，命其徙镇大同，诸将还京，独留汪直和王越，汪直久不得还，其宠也渐衰。内阁大学士万安等趁机纷纷劾奏汪直苛扰，请罢西厂。于是宪宗调汪直为南京御马监，罢除西厂。不久又降汪直为奉御，并褫逐其党王越、戴缙、吴绶等。韦瑛也坐事被诛，中外欣然，人心大快。西厂罢后，尚铭仍专东厂，“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宪宗发觉后，谪尚铭南京净军，“籍其家，辇送内府，数日不尽”。

　　汪直走后，朝廷并没有因此而安定下来，宪宗皇帝开始宠信佛道，任用奸佞。大批贤能之士或贬逐或罢官或去世，朝廷中难有直臣容身。许多社会无赖、骗子得以混进宫中，而朝廷的重要官吏也腐败到了极点。当时百姓就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将这些朝廷的蛀虫贬得一钱不值。这些大臣不但贪赃枉法，而且为了取悦宪宗经常以房中术进献，明朝政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其政治昏暗，奸臣当道，王室奢侈而官吏贪污盘剥，再加上连年的水、旱灾，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

　　3.遍设皇庄，毁坏王朝经济基础

　　为了一己私欲，宪宗朱见深遍设皇庄，疯狂地搜刮百姓，这是在破坏朱氏家族的统治基础。

　　“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朱见深。天顺八年（1464年），他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但是，明代皇庄的出现，可能比这还早。例如，仁宗朱高炽就曾有仁寿宫庄、清宁未央宫庄，英宗朱祁镇为诸子设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而朱见深的这种做法，无疑使皇庄的设立名正言顺，从而使皇室搜括土地的风气进入一个高潮阶段。

　　不过，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因此，皇子若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作皇庄了。

　　皇帝的庄田是由皇帝委派太监经营的“自行管业”的土地。收入的皇庄子粒或皇庄子粒银，都由管庄太监直接掌管，由宫廷自行支配。皇太后的庄田又名宫庄。在明代史籍中大多称为仁寿、清宁、未央三宫庄田。每年所收子粒银称三宫子粒银。所占土地数量也相当多。皇太子庄田即东宫庄田。天顺三年（1459年），英宗将昌平县汤山庄、三河县白塔庄、朝阳门外四号厂官庄赐给东宫（即后来的宪宗）。宪宗时也赐太子东宫庄田，计五庄。

　　明代漕船皇庄土地的来源较多，其中主要有原属国家官田的牧马草厂地，夺还勋戚的庄田，侵占的民田，“奸民”向管庄太监投献的部分官民田地，未就藩的王府辞还地等。皇庄所占土地的数目在史上没有完整记载。弘治二年（1489年）户部尚书李敏言，畿内之地，皇庄有五，共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正德九年（1514年）所设皇庄，占地达三万七千五百余顷。皇庄内部的管理人员大多由宫廷直接委派管庄太监管理，另有官校、庄头、家人等数十人。管庄太监倚仗权势，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引起京畿地区农民的不断反抗。

　　嘉靖期间，明世宗派夏言查勘皇庄后，将一部分皇庄改称官地，同时还撤回自行管理的皇庄管庄人员，由户部派州县官取代，即“有司代管”。但实际上由太监征收皇庄子粒或皇庄子粒银的办法，一直维持至明末，也没改变。

　　皇庄的设立，其实是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土地兼并不但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在皇庄内，土地所有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相结合，皇庄的管理非常混乱。一般的皇庄，都是派宦官去掌管的。宦官带着一旗校，再豢养着一帮无赖，“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无所不为。由皇庄引发的社会问题，得到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注意。因此，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宪宗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根基。

　　4.违背祖制，随意任用官员

　　不会用人则败事。宪宗不会用人，使当时国家奸臣横行，百姓遭殃，国力衰退，大明王朝走向衰落。

　　吏制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睛雨表。吏制清明，国家则昌盛；吏制腐败，国家则衰败。吏制腐败是一个国家最严重的腐败，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和兴亡。在明朝初期，朱元璋就亲自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定，目的是永保朱家江山。朱元璋对官吏的任用要求经过科举或吏部考察推荐，再由皇帝任命，有着一套严格的聘用程序。明朝第八位皇帝宪宗朱见深登基后，就推行了违背祖制程序的“传奉官”。

　　“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考察，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的正常渠道，而是由皇帝直接批授，中宫太监传旨任用的官员。这种违反程序的用人现象，使许多奸佞之人，通过贿赂皇帝宠爱的嫔妃和太监获取了官职，使卖官鬻爵在历史上达到一个顶峰。当时以皇帝名义任命的传奉官多达数千人，动辄一次任命数百人，竟然出现了“文职有未识一丁，武阶亦未挟一矢”的荒唐现象。

　　这一对用人制度的破坏举措，带来了三个恶果：一是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自己喜欢，便可随意任用官员。这样一来，就破坏了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二是既然传奉官可以直接由皇帝任命，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从而造成官员队伍庞杂，素质低下，极大地败坏了吏治。三是由于传奉官是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不需经过吏部复核，因此，宫中掌权的嫔妃及太监就能“凭借皇帝的名义”大行私利，胡作非为，从而助长了宦官专权、卖官鬻爵的政治弊政。

　　明宪宗这样的作为，既违背了祖制，还将官爵由“天下公器”变成了皇帝的“人主私器”，极大地破坏了政治制度，使当时国家奸臣横行，百姓遭殃，国力衰退，大明王朝向灭亡之地迅速滑去。

　　5.宠爱宫女，差点绝嗣

　　有人不爱江山爱美人。宪宗朱见深却爱美人不爱后代。宪宗朱见深不但是个败家子，而且还差点儿绝后。

　　在婚配年龄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丈夫年长于妻子”这一模式占主流，即使妻子年纪稍大，一般也都是在三两岁之间。然而在明朝的深宫大院里，曾经出现过完全相反的事情。一个比皇帝年长十九岁的母亲辈女人，高居专宠之位，甚至凌驾于皇后之上。更令人称奇的是，皇帝对这个中人之姿、脾性粗俗、扰乱朝政内宫、被世人恨之入骨的女人不但专宠，甚至到了生死相随的地步。她就是明宪宗的万贵妃。

　　常言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万贵妃能得到皇帝这样的宠爱，也是有原因的。

　　万贵妃乳名“贞儿”，生于宣德三年（1428年），原籍诸城人（山东诸城），她的父亲叫万贵，本来是县衙里的一个小小“椽史”。由于亲戚犯法株连，万贵一家被迫离乡，流放到了霸州。

　　霸州在现在的河北境内，明王朝的宫婢一般也就在这个范围内选取。在万贞儿4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困，她也参加了宫女之选。从此踏进了深幽的紫禁城。

　　万贞儿本来就聪明伶俐惹人喜欢，家境和生活也逼使这个小小年纪的女孩子格外乖巧。她既善于察言观色，又从不偷懒怕累。于是在训练之后，女官将她分配到了宣宗皇后的宫里听差——这位皇后，就是第一个以贵妃身份得到金册金宝的、之后又晋升为正宫的孙氏。

　　万贞儿很快就得到了孙皇后的喜爱。在她7岁那年，明宣宗驾崩，孙皇后成为皇太后，万贞儿也就成了皇太后最喜爱的小宫女。她紧跟在孙太后的身边，既学了书画文墨，又极深地接触到了宫闱内外种种争斗的内情，更对主人尊崇的太后地位羡慕不已。也许就从那时起，她心里就暗暗下定了出人头地的决心。

　　土木堡之变后，年仅两岁朱见深被立为皇太子。朱见深的生母周氏身份低微，贵妃之位还是英宗复位后才得到的。当此局势变乱之际，皇帝（代宗）又不是太子的生身父亲，孙太后对于孙子不能不格外小心，她决定从自己贴身的宫女中选一个老练可靠的人去照顾朱见深。最后她选中了万贞儿。21岁的万贞儿就这样由太后的贴身宫女变成了皇太子的贴身宫女。她比这个小男孩大整整19岁，和他的母亲年龄差不多。

　　万贞儿对朱见深的保护和照顾，可以说是尽职尽责的。做为一个情窦初开却无法拥有正常婚姻的少女，她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所照看的这个孩子身上。这时的万贞儿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到了景泰三年（1452年）以后，万贞儿对于朱见深的意义就更为重要了。

　　这一年，帝位稳固的景泰帝开始变脸，想要将自己的皇位一劳永逸地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年夏天，朱见深由太子被废为沂王。

　　这时候的朱见深才只有五六岁年纪，亲生的父母被囚禁在南宫，疼爱他的婶婶汪皇后又被叔父皇帝废掉，只有一个皇太后奶奶，也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宫里宫外到处都是景泰帝的眼目，宫女太监们没有谁愿意也没有谁敢对他表示丝毫的关怀。这个小孩子不但生活得艰难孤独，而且周围还充满了看不见的恶意和危险。只有万贞儿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他的身边，对他的衣食住行亲力亲为，保障他的安全。

　　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英宗走出了南宫，复辟为大明皇帝。10岁的朱见深在三月又重新成为大明王朝的皇储。

　　朱见深这一次当皇储，和上次大不一样，当时的皇帝是他的叔父，而现在换成了他的父亲。可以想象，有多少马屁精拼命地往上凑，他身边多了很多各方面都很出色的新进宫女。然而五年废太子生涯，已经使他和万贞儿分不开了。其他侍女永远也无法达到万贞儿在他心中的份量，他的贴身宫人仍然是万贞儿。不过，这时万贞儿与自己所侍奉的小主人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开始变味了。

　　朱见深在渐渐长大。按照一般的惯例，宫廷不但不反对青春期的皇子皇孙们在正式婚姻前与女人发生关系，而且还会在这方面给他们提供多种便利。那些精心挑选的各种类型的宫娥都承担着这种义务。一般说来，日久生情，皇子们的第一个女人一般都在这些小宫娥里面。但由于出身太低，她们除非生下儿女，否则是得不到任何名份和认可的。

　　万贞儿这时已经30出头了，不过她毕竟身在宫廷，保养得宜，比起天真稚气的小宫娥来说，还多了一些成熟的风韵，而她也非常明白，只有朱见深才能改变她的人生。于是，这个惯例在朱见深这里打了个转：他日久生情的对象不是小姑娘，而是一手将他养大、对他了如指掌、他从小的依靠的万贞儿。他甚至从心底希望能够让万贞儿做自己的妻子。

　　然而除了朱见深的偏爱之外，万贞儿本人实在不具备做未来皇后的资格。她的年纪足以做太子的母亲，而且相貌平平、身材宽阔、性格泼辣，非但没有什么淑女气质，反倒是胆大声洪，喜欢出头露面，很像一个管家婆，对朱见深的所有事情都要管（也算是习惯成自然）。

　　万贞儿造成了明朝第一个外戚乱政的局面，他的亲戚在她的庇护下到处抢占民田，而且许多官吏也通过贿赂她而得到了提升。不过万氏对于朝廷的控制，比其对内宫的控制就可谓小巫见大巫了。她紧紧笼络住成化皇帝，使得后宫无人敢触犯她的势力。成化皇帝的正宫皇后吴氏，就是由于与万贵妃发生口角，并动手打了万氏，才被打入了冷宫。新皇后王氏也只好曲意逢迎，才得以保住了皇后的位子。由于万贵妃的亲生子早夭，为避免失宠，她开始控制被皇帝临幸的宫女。一旦发现宫女怀有身孕，不是强迫打胎，就是致死，险些使朱见深断了子孙。

　　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37岁的万贞儿终于如愿以偿，为18岁的宪宗生下了儿子。这个孩子是皇长子，在皇后没有嫡子的情形下，他就是未来的大明皇帝。宪宗兴奋不已，立即派使者遍祀国内诸多名山大川，为皇子祈福。随即又为万贞儿赐了尊号。

　　在之前明王朝只有贵妃之位，到万贞儿这里却多出了一个字，成了“皇贵妃”。万贞儿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目的，不但因子而贵，而且还超过了自己的旧主人孙氏——当年孙氏不过是“贵妃”，万贞儿所得到的称号比旧主人还多了一格。

　　然而万贞儿得意得太早了。尽管官员们四处祈福，老天仍然没有站在她这一边。皇长子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取，就夭折了。

　　或许是老天帮忙，宪宗终于有一个儿子在危机四伏的后宫中生存了下来，他就是未来的明孝宗——朱祐樘。

　　在成化元年春天，广西就曾经发生过瑶民动乱，当时刚即帝位的宪宗派赵辅为总兵官前往平叛。民乱平息之后，按“罪及妇孺”的原则，明军将一些所谓的“罪人妻女”带回了北京，其中一部分姿色较好的则被没为宫婢送进大内。其中，一个来自贺县的小姑娘成了王皇后宫中的侍女。

　　这个小姑娘年纪还小，此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父母家人也在平乱中被杀，她对有关家乡的记忆都已经很模糊了。入宫后，她被称为“纪氏”。王皇后看她身世可怜又伶俐可爱，对她特别地关照。

　　明宫习俗，要选年长知书的内官教宫女读书习字。宫女若学业有成，会被评为女秀才、女史，直至女官正。明宫中设六局二十四司，共有女官一百八十七人，女史九十六人，她们都有官印，在工作期间都有俸禄。若立下功劳还能在年轻时便被送归父母听凭婚嫁，即使年轻时没有出得了宫，年长退休后也不一定留在宫中等死，而是可以选择出宫怡养天年。而纪氏就在王皇后的关照下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她首先是在内官的教导下很快掌握了大量知识，随后由于“敏通文字”，她又被升为宫廷预备女官，到皇宫内库去任“女史”之职。

　　成化五年（1469年）的夏天，宪宗偶然来到内库，对谈吐闲雅的纪女史一见动情。这样一次极偶然的机会，就使纪女史怀上了身孕。大概是因为内库众宫女都是纪女史的下属，她被皇帝召幸有孕的事情被一直隐瞒了下来，直到怀孕中期以后肚腹已经涨大得无法遮掩，才被万贵妃的耳目探知。

　　万贵妃对于纪女史在自己眼皮底下竟能怀孕到如此明显的地步，气得大喊大叫，立马就命宫婢拿烈性堕胎药去给纪氏吃。宫婢来到内库，看见纪氏怀孕已久，肚腹已经隆起，若是此时强行堕胎，纪氏一定性命不保。想到那个已经成形的胎儿，看着惊恐万分的纪氏，宫婢实在不忍心做这样的恶事。她只给纪氏服了少量堕胎药——这自然不足以打下胎儿。于是这名宫婢便回报万贵妃，说纪氏其实是“病痞”。痞，是中医的形容病症的常用字眼，但是并不固定在哪种病上，猜想在此处很有可能是说她肚里长了瘤子之类异物。总之一句话，纪女史“没有”怀孕。万贵妃听了回报也懒得详加追究，就此罢手，只是下令将纪氏立即移居安乐堂而已。

　　安乐堂是收容老病宫女的地方，就在这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纪氏于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生下了一个非常瘦弱的男婴。这位皇子刚出生的时候，头顶竟有超过一寸的地方没能长出胎发。这也许是因为营养不良，更有人说是因为被强行灌下的少量堕胎药所致。

　　对于后宫女人来说，能为皇帝生下儿子，而且还是排行最靠前的儿子，无疑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然而纪女史在知道自己生下了儿子之后，却是惊恐万状。她害怕这件事一旦被万贵妃得知，自己和安乐堂中所有的人都要性命不保，而婴儿也一样只有死路一条。想来想去，她只能流着眼泪把孩子交给太监张敏，求他替自己把婴儿弄死。张敏对皇帝忠心耿耿，纪女史的决定使他大惊失色：“皇上到现在还没有儿子，怎么能把这个孩子放弃了呢！”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婴儿藏到一处密室，每天拿一些面食蜜糖来喂养。

　　万贵妃虽然相信了宫婢的回报，但是多少还有些放心不下，时常派人去安乐堂察看纪女史的情况。由于婴儿刚一出生就被张敏抱走，所以察看的人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时间长了，万贵妃也就相信了纪氏“病痞”之事，对她不再过问。

　　废后吴氏所居的“西内”住所，靠近安乐堂的位置，她很快就知道了纪女史生皇子的消息。吴氏确实不愧于当年英宗对她“足以母仪天下”的评价，虽然皇帝对她负心薄幸，但她却始终为皇帝无子一事而忧虑。不久，吴氏冒着生命危险，每天往返于西内和安乐堂之间，精心地照料皇子朱祐樘。等到风头过去之后，吴氏又将纪女史母子都接到自己的住处一起生活。在她的悉心照料下，朱祐樘终于艰难地长大了。由于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存在，直到五六岁都不曾为他剪过胎发。

　　北京司马台长城望京楼、仙女楼当宪宗知道之后，不久就将朱祐樘立为太子，大明江山终于后继有人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天，万贞儿因为生气，一口痰涌上她的喉咙，顷刻之间就要了她的性命。

　　宪宗得知这个消息，哭得死去活来，如丧考妣。他宣布为万贵妃罢朝7日，以皇后的礼仪将她下葬在天寿山西南，并给她上了一个上好的谥号：“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朱见深也因悲伤过度于数月后去世，为太子朱佑樘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

　　在明代皇帝的一夫多妻制等级家庭中，皇帝拥有多位妃子，但真正谈得上爱情关系的却极少。皇帝的爱情等感情纠葛与家庭结构中的诸多矛盾也导致明代历史的许多戏剧性变化。如朱元璋和朱棣，对正宫皇后感情甚笃，因而在皇后去世之后再也不重立皇后，这是对夫妻感情的一种尊重。明宪宗与长他19岁的妃子万贞儿感情甚好，以至于拥有一生的宠幸，生了皇子后马上晋为贵妃，并且这宠幸不因万贞儿的年龄和胡作非为而衰减一分。宪宗当朝，“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朝政紊乱，甚至护不了自己儿子的生死，但从他对一个女人持久的感情来说，还算得上是至情至忠。

　　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年），明宪宗第三子，1487—1505年在位，年号弘治。即位后努力扭转宪宗时朝政的腐败状况，驱逐奸佞，任用贤能，勤于政事，重视司法。执政期间，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统治阶级内部亦较稳定，外患平定，史称弘治中兴。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七日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