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当时政府为了让奥运能够顺利进行,对诸多地区的教育培训机构下达了停课通知。记得当时的俞敏洪正在新东方推行他的商业哲学:“东方的精神,西方的规矩”,将新东方带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也就成为中国的教育产业与靠增长数字说话的资本市场的初次对接。在美国人的眼里,俞敏洪的开场是完美的。要知道他的这一举动是在中国的文明史上的一大突破,是他让教育变得不再完全是“公益性事业”。
要知道,中国的民办学校在2003年9月月初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开始实行时,才被允许“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而中国的教育产业,也在此时被资本市场发现和价格重估。
然而,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美国的资本市场如同放大镜般,将新东方的梦想、财富,甚至社会影响力都进行了上十倍的放大,如此的行为,无疑对公司的成长造成了压力和危险。俞敏洪为了避免触碰到政策的底线,和满足投资者的增长要求,不遗余力地快速扩展,而这不免给他管理好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要知道,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难管理的人。因为对中国的教育产业和资本市场能够做到相得益彰没有把握,使得俞敏洪又一次面对一个人的难题。
而这时,为能够顺利开展奥运会,一切教育培训停课通知的通知单下来了。这着实给俞敏洪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惊吓。那天,新东方的一个高管突然闯进俞敏洪的办公室里,对他说:“奥运期间,我们可能要停课!”北京市教委在会议上下达的指示:在奥运期间,所有的民办学校都必须全部停办,所有的民办和公办学校,校园也必须全部清空。这一指示,无疑对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来说,是一场灾难。停课不仅代表着新东方要损失上亿的学费,同时又因为奥运会是在暑假开始的,而当时又正是暑期外语培训的黄金时段。
要知道,在这之前,新东方已经因为“非典”的来袭而造成停课,使新东方退还了学员高达1亿元的预付学费,仅这一次就差一点让新东方整个垮掉。
如今作为新东方董事长,一个全国成千上万学生“校长”的俞敏洪,更是清醒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太过敏感的行业。他必须采取行动使之随时保持和政府部门领导的沟通,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政府部门的领导更深入地理解新东方到底在做什么,以免他们对新东方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然而,对于停课与否,俞敏洪也必须立即拿出主意。于是在他知道有可能停课的消息之后,他就开始动用自己以及新东方多年来与政府积累的信任关系,来获得“免死权”。不负众望,他最终争取到了正常开班的机会。因此,在开展奥运会期间,北京几乎所有的群体活动都被取消了,只有这十多万新东方学员例外,依然还在北京教室里上课。
后来,有一位北京政府官员对俞敏洪说笑:“奥运期间,除了奥运场所,也就数你新东方聚集的人最多啦。”
也正是这场奥运给俞敏洪带来了转机,让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至高追求的教育产业与以盈利至上的资本市场对接。虽然当时很多公司的股票价格都越发跌得厉害,但是新东方由于业绩增长股票价格依然坚挺。不仅如此,在2007年新东方总收入为1.326亿美元,到200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01亿美元。而新东方股价也从15美元的发行价直蹿升到70美元以上,最高时还曾超过90美元。然而,在这些漂亮业绩和股价下,俞敏洪还是感到焦虑不安,他甚至在各个场所重复自语:“我后悔上市,我现在依然后悔上市。”而且早在2005年时,新东方的创业元老就开始在董事会上逼迫俞敏洪接受风险投资,让新东方接受上市,而这些条件都被俞敏洪拒绝了。他说怕上市之后,他所追求的“做事情的从容和理想”受到破坏。然而,在僵持了半年之后,俞敏洪最终妥协了。
要知道,教育原本就是个比较特殊的行业,没有一个企业会不因为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倒闭,而且许多的舆论都对民办教育和教育产业发展前景不利。所以对于今天的市值已经超过20亿美元,且是中国教育产业新翘楚的新东方,仍然感受到压力。各种政策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桎梏都会成为新东方的绊脚石,所以新东方必须在跑的同时还要注意自己的脚下,而在新东方的身后就是全球投资人焦灼的目光。
面对无形的沉重压力,俞敏洪在看到身负国人重望的刘翔,在众目睽睽之下扭头退出了奥运会110米栏小组赛的时候评价说:“刘翔以后面对的生活压力比他退下来以前的压力要大1亿倍。我太理解刘翔了,所以我也退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