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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跑步的但丁(1)

  远远的在木柜子里。

  有一条灼热的街道,大街上永远车少人稀,一匹来自清代的马。

  停在路的中央。

  她早已等在一棵杉树下,衣群飘动。

  ——《枕上书》

  1到鸡冠花跟前去

  二哥在厨房里又拉了一泡屎。父亲用扫帚一把砸过去,狗日的,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不是拉的地方,出门往左拐看见那一排鸡冠花再拉不迟。二哥裤子拎在手里,乐呵呵地盯着父亲笑,很是为自己的成绩骄傲。他在厨房里大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为此老头子想尽了办法,动了不少脑筋。最后是鸡冠花使他灵机一动。起初二哥还是遵循老头子的要求的:他轻轻地跨过去,然后在一排鸡冠花后面蹲了下来。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重蹈覆辙,搂着厨房里的一个桌子腿露出扇盘一样的P股。就这样,老头子一遍一遍地纠正他的习惯,按照他的说法,这件事要做到死为止。

  到鸡冠花跟前去,到鸡冠花跟前去。这是老头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如果二哥这个人物不存在,我家就不会被无数的鸡冠花所环绕。鸡冠花成为我家的一个显著标志。譬如二哥在路上丢了,马上就有人送上门来。因为人们口口相传,他家门口长着鸡冠花的。譬如我那花枝招展的姐姐一在镇上出现,他们就很快认了出来,那是有鸡冠花人家的女儿。至于后来人们直接称呼姐姐和妹妹鸡冠花,我以为这是一个便利的说法。而我的长发和我家的鸡冠花一样,在小集镇的南端地带显得卓尔不群。你知道了,我的雅号就叫长发。

  母亲歪在床上探出头来,她担心扫帚击中二哥。所幸的是二哥腰身一闪,扫帚柄横在那堆金黄的物质之上。二哥像是胜利了,呵呵笑着,然后拍了拍P股夺门而出。不过很快,他又闪回了屋内,梧桐树上一连串的球形闪电噼里啪啦,他被吓坏了。这么大个儿的人还害怕闪电,没有人耻笑他,因为他是傻子,他有这个权力。他有的权力还不止这些,他可以当众扯下裤子露出他黝黑的琐长的玩意儿,他可以睡在父母的床肚里两三天不出来,他可以摸姐姐或者妹妹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位,他还可以突然莫名其妙地哭起来,或者瘫坐于地。而我就不同了,如果拥有他其中的任何一项权力,我就会被怒斥为二百五,或者耍流氓杀千刀的,甚至遭到父亲的毒打。我比他仅小一岁,从一落地就有了不同的待遇。我一度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傻子,当然一直没有做成。再者,我要也是一傻子,我的双亲定会伤心至死。老实说,他们生育了我姐是失望的,生了二哥之后,更是失望。他们决定酝酿再生一个,我几乎就是带着重负和期盼而来的。你看看,一切就是这么在我双亲于汗津津的夏夜的凉席上一接触的刹那就决定了的,我自然无力更改。

  窗外暗得很,树剧烈地摇晃,外面的风雨中夹杂着人们焦躁的说话声,还有行进的自行车、雨披、伞组合起来的声音。总之这个暴风雨的下午使时间一下子提前来到了傍晚。室内没有开灯,父母的卧房内充满了中药味道。暗淡的光线里二哥抱头蜷缩在床头柜附近,他的脸几乎埋在了双膝里。母亲的手伸了出来,不停地抚慰他颤动不已的背。父亲弓着身子在厨房里,一边打扫一边对自己的腰酸背疼唉声叹气。在我这篇小说中,父亲一直是一个唉声叹气的形象,母亲则似乎很少下床,而二哥经常笑呵呵的。

  我的姐姐则很少在家里出没,以至于后来在一个夏天的午后不见了踪影,像蝴蝶一样飞出了鸡冠花笼罩的天空。妹妹七岁,像是一直在她苦难的童年里不肯醒来。妹妹是父亲捡回来的,为了这个弃婴,父亲和集镇上的人打过好几次架,并且和母亲闹过别扭。母亲几乎就信从了别人的谣言,认为妹妹是我父亲的私生女。事实上,如人们所说,谁也没有看见父亲从闸口的草地上将一个襁褓抱起。父亲有段时间有口难辩,开始向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亮出他的老拳,后来他懒得理他们了。七年前的初秋之夜,老天爷给我们家送了一个妹妹,她粉团一片,手舞足蹈。她在我们家一直眉开眼笑,后来简直成了我母亲的欢喜团子。她的笑声和二哥的笑声像两种迥然有别的音乐回荡在我们家的屋脊之下,回荡在鸡冠花丛周围。一个低沉、乏味,一个清亮、悦耳。

  雨没有停歇,相反愈来愈大。雷声从树上滚到了屋顶,父亲穿好了雨披,他要将二哥的那泡金黄的粪便埋到鸡冠花丛里去。他生来固执得要命,他对事物专注和从一而终的态度令我惊讶。他端着铁锹,冲进了雨帘。他端铁锹的姿势仍如当年在越南那会儿的样子。父亲一度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是讲他打阻击战的事儿。他总是说,那会儿,猫耳洞。或者是:你看,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一颗流弹留下的。他总是绾起裤管,露出一截满是疤痕的腿。

  后来他跟姐姐的第一个对象,那个复员军人也是这么絮絮叨叨,直到后来那个家伙从我们家鸡冠花覆盖的小道上消失,从我姐姐的情感天空里消失为止。我想他一定烦透了父亲的猫耳洞历史。虽然我对这个家伙并不抱好感。我记得他来到我们家的第一回,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五颜六色的糖果,以此贿赂二哥和我。而我一点没有兴趣,总是爱理不理的,这还曾经为父亲所批评过。他只得将一把糖果塞在妹妹的窝子边并且摸了摸她三岁的小脸蛋,将另一把糖果塞在二哥的手上。二哥后来总结结巴巴地说,那那那个个人呢那个个人人呢,之后就会流下一道长长的闪亮的口水。我那会儿只知道,这个身材高挑的家伙对我姐姐有所企图,想从我们鸡冠花环绕的家里将她诱拐走,后来他和我姐姐分手,我实实在在松了一口气,虽然姐姐为此哭了一夜。我知道她伤透了心。父亲花了几个晚上怒斥和劝慰姐姐,之后就开始痛骂那个家伙,说他不是军人,只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他对那个家伙喜欢上镇上一个供销社主任家的女儿耿耿于怀。事实上,那家伙本来就不是个好人。我记得当时我就是这么劝姐姐的。

  父亲摔了一跤,他跌坐在地上。粪便在空中飞落下地,落在他的右侧,距离他撑地的手大约一拃远。铁锹已经脱了手。他跌下雨地的声音很响,我正在西厢房里睡觉。妹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坐了起来,她神情肃穆双耳聆听后说,三哥啊,好像墙倒了。这个七岁的小机灵鬼之后就跳下了床,然后一路尖叫奔向了跌坐在地上的父亲,我听见母亲在呵斥二哥,要他去看看老头子。二哥依然蜷缩成一团,就差躲进三门橱里去了。

  父亲的雨披形同虚设,他被雨披包着的身体犹如一个陈旧的器皿,到处滴水。

  父亲向我们摇了摇他满是泥水的手,我看着父亲被水浇灌的一头白发,强忍着泪水。父亲说:等等,我要坐一会儿,就一会儿。我们站在雨地里,像一尊泥雕旁边的两株植物。我似乎能理解父亲坐在那儿的心情,妹妹执意要拉父亲起来的时候我阻止了她,并把她拖到了走廊上。檐口的雨滴坚决而响亮,在一片茫茫雨雾之中,父亲像是在另一个时空里坐着。时隔多年之后,我写这篇小说时还能透过暗淡的下午光线看见他,他坐在那儿真如泥胎一动不动,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雨在他的背上激溅起雨雾,我几乎能听见他被雨水击打的肉体的声音,吧嗒吧嗒,很是空洞。

  母亲在卧室内焦躁地昂着头颅,一遍遍叫着父亲的名字,声音里夹杂着无奈的哭腔。她的诉说声高过室内二哥的哆嗦和室外纷杂的雨声,穿窗过庭直入父亲被雨淋湿的耳廓。她说父亲这般赖在烂泥地上不起身,纯粹是跟她过不下去了,是给她这个药罐子难看,要他干脆把她送到火葬场算了。母亲到底是和父亲同床同灶这么多年的人,她的话很管用,我相信是击中了要害,父亲从雨地起身了。他比刚才还要有耐心,慢慢地将铁锹握紧,在雨地里努力寻找到那一泡屎。这个形象有时候我想起来忍不住要笑出声来,简直像极了战争片中手执探雷器的工兵,在地面上搜寻危险之物。大抵因为摔倒时防不胜防的力量和雨水浸泡,那泡屎由硬变软,渐渐走形,慢慢地变成了一颗一颗更小、更细的金黄色。

  父亲不仅为二哥的一泡泡屎头疼,还为我和姐姐以及像绿葱葱的小树秧一样长起来的妹妹操心。至于为家里的老药罐忙碌奔走,他以为是他分内之事。他和远在异乡的二伯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办法,老天爷摊给我的事。那几乎是八九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还住在祖屋里,二伯那次返乡显然另有所图,虽然祖屋仅仅是三间土坯房和几件散架的古董家具:老柜(现已经不存在,变成了柴火和青烟),一张杂材桌子(现在摆在厨房里,就是二哥搂抱着蹲下身子的那张,它为我父亲视为家传之宝所不能弃),还有几个传说中的瓷器宝瓶(至今我都没有见过,或许父亲在临死前会告诉我们)。父亲在他们兄弟叙谈中还流下了眼泪,这不仅当时且在多年之后也令我感到十分诧异,他诉说着自己的腿疼和母亲没日没夜的哼哼,他不知不觉地挽起裤管,露出满是伤疤的腿。阴天下雨就会疼,像子弹在里面转弯。

  二伯看见我父亲伤痕累累的腿后心情复杂,最后他丢下了50元钱就离开了我们家,他穿过枫杨树的集镇大道消失在远处。他像是我们家唯一的亲戚。多年之后内心鼓动我去寻找二伯家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我相信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他耿直而善良。事实上,我后来在二伯家还生活了一段日子,那是后话了。

  父亲在二伯面前哭过一次,那是唯一的一次,我在门缝里瞧见的。他用粗黑的指头擦拭了眼角,之后用手掌在自己的腿上来回地抚摸,似乎人生的所有疼痛都聚集在那条残腿上。后来二伯站起身来要走了,父亲跟随他来到母亲的卧房。他的50元钱就是在这个时候丢下的,他满是同情地要我母亲好好养病,保重身体,说毕就将钱塞在了母亲的枕头下。之后他就离开了,他光鲜的衣服随后带走了屋内的亮光。我们像几条小狗一样跟随其后,在路上送了很远。过了一道桥后,二伯站住对父亲和我们说,就送到这儿,你们回吧。父亲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看着二伯转身将最小的妹妹抱了抱,放下。二伯走了100米远下去,父亲冲他的背说:我会给你写信的。二伯转过身,摇了摇手,再转过身去。

  后来我的确看见二伯的一封来信。邮递员将信几乎就扔在鸡冠花丛上。夏秋之际的风拂动着它,温和且令人喜悦。父亲坐在小板凳上津津有味地读了又读,之后他又将问候母亲的话挑出来站在床前读给母亲听。父亲后来回了信。如果不是因为找一枚邮票(那时我开始喜欢集邮,其实这个奢侈的爱好,没过年把儿我就放弃了)我是无缘读到,也不敢去读。信写好了好些天,一直没有信封。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字,那么娟秀,那么工整,几乎和他的军人性格不符。他在信里说了好些想念之类的话,还第一次提到了他的性生活。他说:你嫂子常年卧病在床,几乎跟一条席子差不多了,而我这方面又特别强,大概是当年猫耳洞里太过亏空留下的后患吧。当然,在信里他提到了他的儿女们,不过只用了“儿女们都大了”这么一句,里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意思。信夹在他的退伍证和二级伤残证中,我完全是无意间看见的。证件照上的父亲目光炯炯,英俊无比,像是另外一个人。这种不该有的陌生感使我有过一个短暂的恍惚:这个陌生的军人是谁?再定睛一看,原来是我父亲。至于信中所及的“这个方面”,我已经大略懂了。信还是寄走了,父亲站在路边叫住了骑自行车的邮递员,跟他买了一个信封。阳光下的父亲用舌头舔了几遍封口,还在掌心里响亮地拍了拍之后,像是一个稀罕之物似的将信交给了绿色的邮递员。

  写信大概是父亲那些年月诉说衷肠的一个较为方便的方法。后来我身居闹市还能够感受到小集镇的鸡鸣狗跳,花繁叶茂。这些信息都是父亲从他的信里给我传递过来的。每次接到他的信,我总能回忆起他舌头舔信封封口的模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早在和二伯通信之前,父亲像是某种智慧早就得到了开启。这得感谢小集镇上的一个女售货员,他为她写过很多信(确切地说,是拙劣的情书情诗,那个时候他自己就是邮差,此事姐姐显然比我早知道)。

  那个女售货员有两条水蛇一样的长辫子,垂到P股沟。她低眉垂眼,皮肤白嫩,体态婀娜,说话声甜美动人。我相信她曾经不止一次地飘荡在父亲的帐顶上,为父亲用隐秘的想象享用多年。那的确是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女人。时隔多年之后,我还看见过她坐在柜台内侧,风韵犹存。可是就是这个女人将此衍化为一场笑谈。好在母亲常年在床,否则她要是听见“你是我的菩萨”、你的长辫缠着我的梦之类的话,她肯定要和父亲闹得死去活来。就是那会儿父亲抵消了在我们心目中原有的高大形象,尤其是姐姐。她有一次在梳头的时候,悄悄地说到了父亲,她说真替他害臊。那会儿的姐姐明眸皓齿,天生丽质。当时说此话的时候她又是皱眉又是咬牙切齿,这和我后来在K市见到她时的言语形态已经判若两人。

  父亲的风流韵事其实并没寂灭,只是他不得不降低了要求,跟一个集镇西头的寡妇上了床,那个寡妇年旷日久,根本无需父亲说什么“我的菩萨”之类。这同样是我在后来人们的笑谈中获知的。

  父亲从雨帘里返身进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笔写信,我相信我以后的写作完全秉承了父亲那种不可遏止的言说冲动。父亲端坐案前,双肩似乎在不停地抖动。

  姐姐是18岁左右像蝴蝶一样消失的,几乎就在二伯到来前的两三天工夫。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已经出走,家里她的衣服花花绿绿一件没动,似乎也没有人看见她在集镇大道上出现过。她似乎消失进某一种花蕊,某一段烟尘。只是过了一个礼拜,她来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她先于二伯到来前的两三天离开,她的信却比二伯来信迟两三天。这封信上她清楚地写上她暂住地的地址,而不同于后来的信件:寄信人的名字也没有,只是通过歪歪扭扭的字迹略可辨认是姐姐的来信。

  父亲并没有看出其中的蹊跷,他固执地往一个地址寄发了数十封之多(这个暴雨的午后,父亲写的一封也在其中),当姐姐见到这些信时痛哭流涕。姐姐的信件随着日子一长愈来愈稀少,父亲的担心显而易见,他不停地给姐姐去信,可总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就在妹妹刚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他教给她最初的文字启蒙就是如何写信。妹妹第一个先学会的汉字是姐姐。这里面含着父亲的某种执拗的情怀,他相信信件一直持续下去就像是长线入海,总会钓回大鱼的。

  姐姐后来跟我谈到她为何决然离家时,总是语焉不详,吞吞吐吐。她那天的谈话似乎反复在向我说明一件事情(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意思):幸福,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后来我把这话理解成了,自由,要靠自己去争取。这个是姐姐在她风尘岁月含辛茹苦得来的生活要义,的确也给了我某种启示。它使我彻底地与自己分配所在的那个小工厂决裂,成为了一个自由撰稿人。当我第二次见到姐姐的时候,虽然她对我这一决断未置可否,但是我仍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犹如打破沉闷的窗户,冲出蚕茧,去了枷锁一般。

  我和姐姐有过几次长谈,唯独她那天说着说着却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她的眼睛红肿,目光凄迷的样子至今想来我都心如刀绞。

  且说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觉。午后的暴雨一直在持续,屋顶噼里啪啦个不停,我母亲为病疼折磨的痛苦呻吟声不时传来,这高高低低的语调中间还夹杂着父亲那句著名的梦话:到鸡冠花跟前去,到鸡冠花跟前去。我只巴望着天亮,眼直勾勾地盯着漆黑的天花板,等着上面早早地浮上一层白来。我纷纭的思绪,也一样电闪雷鸣,脑海里父亲跌坐在雨地里的落寞样子一直盘旋不去。七岁的妹妹蜷缩在床头,两手搂抱着一个枕头。二哥睡在另一张床上,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他才如一个正常人:既不咬手指,也不露鸡鸡。他睡得很甜美。

  2.穿花衬衫的二哥

  二哥在家里走来走去,双手操在口袋里。他嘴里开始自言自语,谁也不知道他整天说些什么。他说的声音很低,几乎是嘴里一些唾沫在泛泡。有时候母亲会和他在卧房早晨的光亮里有一个对话,母亲盯住她身材高大的儿子问,想姐姐吗?二哥捏了捏花衬衫的衣角说,想,想啊。母亲总会赌气地说,光想没有用啊,要去找啊,把姐姐找回来啊。其实多次的寻找都没有结果,然而二哥信以为真。我曾经亲眼看见二哥在草丛里找寻姐姐的样子,当时他找寻的地点由附近的花市、菜场和百货公司等人多众稠的地方向附近地域辐射下去。

  那会儿人们都对二哥在道路上游来荡去深有印象。他和我当时走遍了集镇的街道,甚至沿着大路和河渠一直到了近郊。后来他在一处葵花地里竟然睡着了。我们把他叫醒时他哇哇大哭,瘫坐在地上不肯起来。他还多次独自走上寻找之路,最后总是我把他找回来。他频繁地要外出,显得固执而疯狂。要是父亲不让他出门,他就会哭闹甚至舞拳弄棒。二哥是很听母亲话的,然而那会儿他也不听了,他大步冲出门外,一路狂奔,他的花衬衫呼啦啦地响着,在空气里急遽地变成一个小小的花瓣。需要说明的是后来我去了K市寻找姐姐,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我总是对二哥在人群中睃来睃去的眼神难以忘却。

  二哥很少洗脸,脸皮总是紧绷得发亮。他的表情木讷,甚至说呆滞也不夸张,他的眼睛却清澈无比。他的眼睛和表情在他的面部形成一对奇怪的辩证法。

  二哥在整个小集镇的游荡一直到姐姐来了平安信为止。他拦住路上每一个走过的行人说,呵呵,姐姐找到了,姐姐找到了。他笑起来总是露出黄黄的牙齿,他的歪歪扭扭的黄牙齿和琐长黝黑的鸡鸡(他们都一致地说,难看死了)可能是集镇上的男女老幼,最为熟悉的两个器官了。此后二哥经常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母亲总这样说,你说他傻,他哪儿傻啊,他是装傻呢。

  父亲总是一笑了之,然后就投入他的写信活动中去了。他们后来的生活图景总是存在于我的想象里,父亲母亲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给生活东一句西一句,犹如一个个梭子给繁冗的生活之网戳来一些亮光,一些斑纹。二哥则蜷缩在一旁,几乎就待在那个三门橱或者床头柜的阴影里,或者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嘴里总是嘀嘀咕咕,犹如大提琴的弦和弓无意间的相遇。我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二哥的话语在我们那个被绚丽无比的鸡冠花包围的家里毫无意义。就像乐曲开始,前面弓弦的调试一样,无序散漫,没有任何意义。

  房间里有时会传来妹妹嘹亮的歌声,这几乎使我们家焕发出另一种亮丽的色泽。妹妹后来去县城参加了歌咏比赛,并且抱回了一个金光闪亮的奖杯。在我有着猫耳洞历史的父亲看来,在我有着小集镇视野的母亲看来,我的妹妹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而我的长发却一无是处,完全是糊弄人的一个噱头。他们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有时候我认为他们的指责没错,当妹妹下了舞台,站在我的面前,那种气质那种光彩照人,不自惭形秽不行。

  我时常做梦梦见二哥,他踯躅在集镇的某一条枫杨树大道上,穿着他著名的花衬衫。而我的大学女友总飘荡在梦境的上空,携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紫檀色。在我现在居住的城市里,我总能见到一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傻子,他们旁如无人,在街道上走来走去。我总会激烈地想起二哥,想起二哥躺在水面上清澈的眼神,它直指天空。他静静地躺在水面上,静穆与水天一色,飞霞落他一身。二哥的溺水身亡是一个谜,或许那是他自己选择的一种离世的方式。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到达八水河的,或许他是一直顺水而下。那条大河宽阔静谧。当我们找到他时,他横躺在水面,全身为水草所缠绕。

  母亲见到二哥时,她几乎两三次昏厥了过去。二哥被湿漉漉的人们七手八脚地抬到了门前的空地上,鸡冠花依旧灿烂而绚丽。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双唇紧闭,眼睛却是睁开的,视线依旧直视天宇。母亲被一杯糖水灌醒后,她又飞扑在地,你是无法想象一个常年在床的瘦削之躯如何从床上来到围观人们的视野里的。母亲一声撕心裂肺的我的儿啊,令当时在场的人们无不动容。当我若干年后向姐姐描述此事的时候,我姐姐也是痛不欲生。她离家后一直没有见过二哥。每次想念家人的时候,她总是掏出一张满是锯齿的照片默默端看。那张照片可能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上的妹妹还在襁褓之中,露出拇指大、白皙的脸孔,父亲和母亲坐在一条长凳上,母亲的脸苍白瘦削,我们三人站在后排。二哥因为个子最高位居中间,那时候他身上还是一件松松垮垮的套头汗衫。

  你二哥的死和那一次火灾有直接的关系,有人曾经这么对我说。火灾发生的时候我还正在大学讲堂上听课,我是后来听一个老乡讲的。其实她既是我老乡也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就是她最初诱发了我对文学的热情。她有一双令人难忘的眼睛,高鼻梁。班上当时一个男生还为她写过很多的诗篇,就像我父亲为那个女售货员写的那样,肉麻无比。那男生在充满汗腥和荷尔蒙气息的集体宿舍光着脊背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描述了他和语文老师的恋情,甚至露骨而自得地讲到了床上的情形。这个男生后来并没有考取大学,回家成了一名镇上著名的游手好闲分子。我们暗自庆幸,当时并没有被他所鼓动,泻了真阳而名落孙山。语文老师的确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她是我们当时男生谈论最多的女人。她的语文课充满了激情,我们的思绪总是和她一起起起伏伏,上上下下,淋漓酣畅。

  她是来我们大学参加一场晋升职称的考试,碰巧就遇见了我。她依然全身充满弹性,双峰骄挺。她主动喊住我,然后就站在大学公寓外的一条水泥甬道上向我描述了家里火灾的情形。显然家里人并没有告知我家里的情况。她说,火灾发生时,你母亲正在床上,你父亲正在往百货公司的路上,他说他准备给你母亲买一把篦子,你母亲长年卧病在床,头发都睡板了,是需要一把好篦子。家里的篦子齿已经断光了。

  你母亲已经嗅到了空气里一股不对劲的味道,她喊你的傻子二哥,可是却不见他的人影。你母亲慢慢地从床上下来,她这边嗅嗅那边嗅嗅想看个究竟。你家的傻子二哥大概是害怕了,后来在挂面厂里找到了他。你家东边的那个披房,有两间,里面一间堆满了东西。问题就出在那儿,先是一股烟从你家那儿袅袅而上,开始大家并不在意,以为你家在煎药或者在干什么,大家都知道你母亲是个著名的老药罐了。可是那股烟愈来愈粗,愈来愈浓,扶摇直上,并且带来一股呛鼻的气味。然后火苗子就上来了,呼啦啦的。你父亲赶到家的时候,你母亲已经瘫在地上。邻居们来了不少人,他们提桶端盆,忙忙碌碌了一阵。火总算灭了。但是最后东西都烧光了,火幸亏没有啃到这边的墙。好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你二哥可能心里自责,别看他是傻子,这点还是明了的。他被从躲的地方也就是那个挂面厂揪了出来,死活不肯回到家门口。你父亲有点气急败坏,一直揪着他的耳朵。

  当时很多邻居看见的,你二哥看见家里惨状,眼睛里一片惊恐。你父亲还打他,一边打他一边骂他:哪天你也去杀个把人吧,杀人放火你就全了。

  你母亲没有说话,瘫坐在地上。你父亲当时动用了铁锹向你二哥抡去。看得出来,你父亲精心搭的披房毁于一旦,他很伤心。当时很多人拦了下来,否则你二哥的头可能都会被铲破呢。

  语文老师的叙述让我似乎看见了熊熊火势吞噬着那间简陋的披房。父亲在那堆焦黑的废墟前鞭打二哥的情形也可以想象。那间披房该应它不存在。父亲当时考虑儿女都大了,应该分开睡了,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挤不下了。可以这么说,我们家床的演变史几乎就是我们的成长史。先是一张床,而后是两张床,再以后就是三张床。一张床的时代,我们年幼喜欢抱着父母的腿膝入睡。两张床的时代,我们姐弟三人刚好能睡下。那个时候还没有妹妹,她那会儿刚好就睡在她至今下落不明的母亲子宫里,直到在一个秋夜被父亲抱回家才改变了我们两张床的历史。从此,姐姐妹妹一张床,我和二哥一张床。我们对之总有一个特别而准确的称谓,男床,女床。我们总会这么说,某某东西在男床上,或者某某东西在女床上。

  这场火灾烧掉了一些家中年年岁岁羁留的破烂,那些破破烂烂曾经就是丝丝缕缕的难以割舍的头绪,与我们的家务事纠缠不清。我的父母总是舍不得扔的很多玩意儿,一场火帮了这个忙,落得个天地茫茫正干净。这间房子本来准备给二哥睡的。可是二哥总是半夜时分爬上原来的床榻,父亲像撵鸭子一样要他再度去那个狭窄的小披房时,他便大哭大闹,死不从命。从此以后这个房间的床便形同虚设,所谓的那床其实也就是几根柳棍拼凑而成,因而最终毁于那场火灾,也就不足可惜了。

  向我叙述完火灾之后,语文老师并没有接受我的邀请在大学食堂就餐,而是和一个身材臃肿、满脸油光的男子出了校门。她说:下次吧,下次我请你,你毕竟还是学生,手头不宽裕呀。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变得无话可说。她转身而去的时候,再三叮嘱我有时间回去看看。后来我抽空回家了一次,那个披房荡然无存,只见东面墙壁上火烧的痕迹,黑糊糊的一片。火灾事件显然使二哥的心里有了一个抹不去的阴影,就像那堵东墙上火舌留下的焦黑的痕迹。或许正是这导致了二哥最后的死亡。但这一切仅仅是猜测,然而一个傻子还会有什么更为复杂的死因吗?二哥他或许就是因为这次火灾的缘故,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一个傻子的死亡多半是死于他的智力。

  我是一接到二哥失踪的消息就回家的。父亲焦头烂额,坐在长板凳上诉说着这些日子的辛酸。他的长板凳边上围着我的一些穷亲戚们和一些饶舌的邻居。他们和我的父亲正在对二哥的去向作各种各样的假设。母亲几乎没有停止她的哭声。枕巾已经潮了干,干了再潮。到这个时候二哥已经三四天没有回家了,那些他经常滞留的地方不见他的人影。父亲坐在板凳上两眼盯着大路,即便晚上也是如此,他的眼睛熬得火红。家里人寻找二哥的情形使我想起了曾经对姐姐的寻找,那时候二哥是那么固执而跃跃欲试,他为自己能够获准去参加搜寻队伍感到高兴。我至今还记得他听见父亲答应的话后在鸡冠花丛地上一蹦而起的样子。那是一个十足的孩子。现在他却消失了。他的消失要比姐姐的消失带来更多的担忧,虽说以前他曾经有过丢失的历史,但是从不超过12个小时。他总是乐呵呵地出现,慢慢地从一个兴奋的小斑点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一堵墙似的身影。三四天的工夫,对于二哥来说,凶多吉少。我们像篦子一样将一些可能的地点,那些易于蜷缩的角角落落梳理了一通,但是一无所获。

  最后,我们不得不将视线投向了集镇周围那些河道沟渠。我们由我们镇的那条著名的八水河一路顺着水道搜寻下去,最后还请来了滚钩。那个滚钩师傅中等身材,满脸横肉,说起话来嗡嗡一片,就像是从水上传来的。据他说,他的滚钩已经滚上过几十具尸体,男女老少,全不在话下。他一边叼着烟,一边这么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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