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全集

第三节 智圣先师诸葛亮

　　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

诸葛亮在那样一个通讯缓慢的时代，身处那样一个偏僻的环境，却能对天下形势了然于胸，并于纷乱的局面理清思路，看清未来，实在是了不起。

刘备是一位胸有大志的人。虽然一直不得志，但仍不停寻访人才。经司马徽和徐庶等人的推荐，他不惜在军务繁忙中带关羽、张飞二将躬身三顾茅庐，欲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共谋大业。前两次登门求教皆不得见，刘备并未因此而放弃求贤之诚意，又第三次再度登门。刘备对还未谋面的诸葛亮如此谦恭，致使身居山野的诸葛亮十分感动。为此，刘备第三次前往隆中拜谒诸葛亮时，诸葛亮真诚地以礼相待，向刘备说出了自己的思考，这就是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虽隐匿山野，然而他未出茅庐却尽知天下。他对刘备进言：“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地盘跨州连郡的不可胜数。曹操和袁绍相比，名声低，人马少，结果他反而打败了袁绍，以弱胜强，其原因并非苍天使然，而在于人的智谋。今曹操拥有百万人马，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很难与他争锋的。孙权占据了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固，民心归附，且有一批贤将才士为他效劳，因此只能与他联合而不能去图谋攻取。而荆州之地，北依汉水、沔水，南达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堪称用武之地，但它的主人难以守住，这大概是上天特意留给将军的，将军是否有意接纳呢？另外，荆州西面的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是一个天府之国，昔日汉高祖刘邦正凭借此地而成就了帝业。然而，益州牧刘璋懦弱无能，在他北面占据汉中的还有一个张鲁，民殷国富，但不知爱惜，因此有才智的人都渴望有一个贤明的主子。将军既然是皇帝之后裔，且信义又闻于四海，能广交天下英雄豪杰，思贤若渴，如果能占有荆、益二州，固守险要，西边与诸戎和好，南面安抚夷越等各民族，对外与孙权结为友好邻邦，对内则修明政治，等待时机。一旦时机一到，就可命一上将统率荆州军队北上夺取宛城，汉室可兴了。”诸葛亮一席话就如黑暗中一道闪电，照亮了混乱复杂的天下政局，使刘备茅塞顿开，眼前呈现出一幅三分天下的蓝图。于是，刘备喜出望外，拜诸葛亮为军师，上马同回军中。

《隆中对》是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对时局作精辟分析的杰作，体现了他洞若观火、善于驾驭天下大事的能力和才干。诸葛亮以一言兴邦，刘备思贤若渴，采纳了他的计谋，并从此以诸葛亮为辅佐，踏上了建立蜀国、三分天下的征途。

以法治国的能相

“武侯治蜀”是诸葛亮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建的政权和复杂的当地形势。诸葛亮坚持以法治蜀的方针。他励行法治，执法严明，整顿了益州长期混乱、松弛的社会秩序，而且面对各方面的反对，坚持自己的做法。最终使益州地区社会风气好转。

这一切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首先，社会的稳定给新建的刘备政权带来声誉，使得人民相信这个政权。其次，安定团结的环境为以后发展、建设益州打下良好的基础。实际上，对于情况复杂的益州地区，要想发展，法治是惟一的途径。

治乱从严，宽严相济是古今认同的治国原则。但严到什么程度，宽到什么范围，在当时恐怕虽言法治而仍实为人治。以至于武侯事必躬亲，不劳累成疾才怪。

益州乃中国西南部地区，地域虽广，但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从春秋战国至秦汉以来，这个地区在经济上较之中原地区来说，一直要落后一些，尤其在它的南部，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跟中原的联系很少，其经济也就更不发达了。因此，治理益州，发展经济，成为诸葛亮巩固刘备取得新政权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诸葛亮充分发挥出了他的治国安邦之才。作为刘备的军师，刘备的所有治国之策实际上皆出自诸葛亮，刘备对诸葛亮非常尊重，可以说是言听计众，从不乱予否定。故此，诸葛亮对刘备也就忠心辅佐，至死报答刘备的信任和知遇之恩。夺取益州后，诸葛亮励行法治，帮助刘备整顿长期以来益州地区混乱、松弛的社会秩序。诸葛亮执法严明，赏罚分明，“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在他的治理下，益州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史书上记载说，经诸葛亮的治理经营，益州之地变成了一块“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凌弱”的好地方，整个社会“风化肃然”。对此，诸葛亮曾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曾帮刘备夺取了益州的刘璋旧部法正即对法治不满，他对诸葛亮说：“从汉高祖入关，也不过约法三章而已，刘公刚占益州，对百姓没有什么恩德；再说，你们都是外来人，按关系来讲，也应把政令放得宽一些，使大家安心。”法正提到刘邦当年推翻秦后把秦王朝的一切政令全废了，只宣布了三条法令：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盗窃者抵罪。刘邦的“约法三章”在秦王朝多年暴政后的确是对老百姓的一种解放，那么，这种历史的经验是否只能毫无改变地搬用呢？对此，诸葛亮分析得十分透彻，对法正晓之以理。他说：“当年秦王朝无道，用严酷法令压迫广大人民，老百姓怨声载道，那么刘邦的约法三章当然正得其时。然而现在情况恰好相反，刘璋治益，一直法令松弛，致使很多豪强放纵不法，因此严肃法纪，整顿秩序，这才是现在治国所需要的。彼时的放松和此时的从严，皆实际需要使然。”诸葛亮鉴古而通今，治国有法，安邦有道，以此可见一斑。

以攻为守的北伐大业

即使诸葛亮不北伐，魏国也会出兵攻蜀。与其因战争造成蜀地破坏倒不如把战争引到魏国去。而且，单纯的防守，蜀国的发展始终不及魏国，双方的差距只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拉大。但蜀汉毕竟国小力弱，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时的蜀汉政权如同一只关在笼中的猛虎，曹魏固然难以入笼打虎，而虎也难以出笼侵魏。若中原乱、或可一逞，若中原稳定，则毫无机会，所以孔明六出祁山自知是不可为而为之，一则以守为攻，再则主要是为了报答先帝刘备。

诸葛亮尽人事的百般努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为历史留下了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完美人格，也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憾。

诸葛亮抓住孙吴政权两次向曹魏用兵之机，决定挥师北伐，以完成先帝刘备之遗志，了却他自己的平生宏愿。在用兵前，诸葛亮非常慎重地向皇帝刘禅上了一道奏章，申述出兵中原之大义，此奏章即著名的《出师表》。奏本道：“臣本是一介平民，在南阳耕田种地，只想在乱世中保全性命，未曾想在天下显身扬名。先帝不以为臣卑贱，反而降低身份，三顾草庐之中，询问天下大事，臣非常感激，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正赶上荆州大败，臣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迄今已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小心谨慎，所以在临终之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从接受遗命以来，臣日夜都在忧叹，唯恐辜负了先帝的愿望，有损于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臣在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平定了南方。现在南方已经安定，国家兵甲已足，应动员三军，北伐中原，这是臣对先帝的报答，也是效忠陛下应尽的责任。”诸葛亮的一番陈词，慷慨而情深，大义而忠烈，既为报知遇之恩，也是尽为臣之责。随即诸葛亮又下了一道讨伐曹魏的宣言，进一步使北伐中原的行动出师有名，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一切准备就绪，诸葛亮亲统20万步骑兵向北进发。大军抵达陕西与四川交界的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后，诸葛亮决定不直接从陕南出兵攻取咸阳等地，而是迂回用兵，先取陇右，以形成对曹军西线的威势，再从西向东全线出击。当诸葛亮的军队西出祁山、突然进至陇右地区时，驻陇魏军毫无防范，纷纷溃败投降。诸葛亮很快就占领了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天水（今甘肃西北）和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数郡，从南至北，清除了陇右的魏军，并派兵进驻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以扼守陇西至关中的咽喉要道。这时魏国开国皇帝曹丕已病死，太子曹睿即位。他闻知蜀军已出兵陇西，亲率大军坐镇，派大将张郃领5万军队赴西线迎敌，两军在街亭相遇。这就是历史上论述最多、民间故事中传说最广的街亭之战。此战因诸葛亮虽看到了街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亲临守御，而是派了名不副实的马谡为主将。而马谡死搬兵法，刚愎自用，公然违抗诸葛亮的军事部署，把军营扎在山上而导致全线溃败。街亭失守，蜀军失去了进攻和防守的滩头阵地，最后全军被迫从陇西撤兵汉中，第一次北伐宣告失败。诸葛亮对错用将领而导致北伐失败非常痛心，挥泪斩了马谡。马谡为诸葛亮好友马良之弟，好论军计，深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曾告诫过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在这一点上，诸葛亮却没有体会到刘备语中之意，一直对马谡很器重，直至街亭兵败，诸葛亮悔之晚矣。他亲自上疏刘禅，请求皇帝给他降三级处分，以示他用人不当之过。刘禅无奈，勉强同意了诸葛亮的请求，把他降为右将军，代理丞相之职。街亭兵败，是“诸葛一生惟谨慎”中少有的一次不谨慎，也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统帅生涯中的一个遗憾。

同年冬，诸葛亮在休整了几个月后，又率军进行第二次北伐，但终因粮草不济，又不得不退兵。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进行第三次北伐，占领了原魏国据守的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阳平（今甘肃文县）二郡，并将其正式划入蜀汉的版图。此次虽没打到关中，却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建兴九年，即公元231年，诸葛亮又组织了第四次北伐。这次，他充分汲取了前几次军事行动的教训，把粮草运输当作首要任务进行认真组织，委派曾一同受刘备遗诏辅政的大臣李严负责督运军粮，并根据山地运粮困难的特点，专门设计了一种被称为“木牛”的运粮独轮车。这次北伐，诸葛亮遇到了一个劲敌——曹魏方面的统帅、曾受遗诏辅政的司马懿。此人深知兵法，且有谋略，稳而不躁，善于思考。他曾镇守荆州以御东吴，因关中统帅曹真患病，他就被曹睿调往长安代替曹真，统帅张郃、费曜、戴凌、郭淮四员大将在西线抵抗蜀军。两军在陇西相遇，诸葛亮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先避开敌方之主力，攻击驻守上邦（今甘肃天水）之魏军，从而大获全胜，使守卫上邦的费曜、戴凌逃回城中，不敢再战。当司马懿得知诸葛亮攻上邦，即率主力从祁山前去救援，但他深知诸葛亮厉害，兵至而不战，只在险要地方下寨据守，不出战。诸葛亮每日派将挑战，高声叫骂，故意羞辱司马懿，以此激将他率军出战，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仍按兵不动，置之不理。于是，胆识过人的诸葛亮又改用诱敌之计，佯装退兵，司马懿见蜀军退走，派人打听虚实后就率军尾随而进，仍不急不躁，决不主动与蜀军正面交锋。司马懿的举动遭到了他手下部将们的戏弄和嘲笑，加上诸葛亮又经常派部下士兵向魏军挑战，甚至辱骂，这使魏军将士怒气冲天，不堪忍受。他们多次请战，但主帅司马懿就是不允许。于是他们议论开了：“还未交战就不敢出战，将军畏敌如虎，难道就不怕天下人讥笑？”这些议论日益增多，司马懿终于稳不住了，于是决定与诸葛亮决战。诸葛亮等的就是司马懿的急躁，早已布下伏兵，只等司马懿往里钻。这一仗把曹魏军队杀得大败，使司马懿再也不敢与诸葛亮交战了。此后，两军相持近6个月之久，诸葛亮又因粮草供应不济，只得再次退兵。司马懿以为这下该可出击蜀军了，就派大将张郃率兵追杀，谁知追到木门谷（今甘肃天水西南）又中了诸葛亮的埋伏，张郃竟死于乱军之中，魏军追兵反而成了溃军。诸葛亮撤回汉中后，严厉惩治了督运军粮不力的老将李严，并决定暂缓北伐，休整内政，鼓励农商，发展生产，让国力重新恢复起来，以便作好充分准备，再次北伐。

公元234年，即建兴十二年，已50多岁的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由于3年的准备，他已将大量的粮草囤积在斜谷口，以备军用。另外，他还进一步研制出一种运粮的四轮小车，叫“流马”，以供在山地运粮之用。在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他亲率10万大军从陕南出发，这一次他不再西出陇地，而是直插陕西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这次魏军统帅仍是司马懿，当两军在渭水边对峙扎营后，司马懿故伎重演，坚壁据守，就是不出战，而诸葛亮却希望早早决战，不宜久拖。为此，诸葛亮使尽所有的手段，甚至派人送了一套妇人服饰给司马懿，嘲笑他像妇人一样胆小。但司马懿已吃过诸葛亮的亏，即使受辱，也忍住不战。为掩入耳目，他还假说决战需奏准皇上，使众人不敢再非议他。司马懿采取拖延战术，的确抓住了诸葛亮的致命弱点。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加之诸葛亮办事谨慎认真，所有军政大事，事无巨细，凡事必躬亲，这使他日夜操劳，身体渐渐虚弱，很快就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了。诸葛亮深知自己的病情难以好转，于是，一面上奏朝廷，向刘禅报告了自己的病情，并对日后国家许多军机大事一一作了交代；另一方面，他又周密部署了他死后蜀军的退兵之策。当这一切料理停当，诸葛亮就在这北伐前线的军旅病榻上，怀着对北伐未竟事业的伤感和遗憾，怀着对先帝的无限追忆，怀着对亲自创立的蜀汉政权的隐隐忧思而匆匆离开了人世，享年仅54岁。

《三国演义》中以“六出祁山”对诸葛亮的北伐做了文学性的描述，北伐虽然最终没能成功，诸葛亮的“人算”最终没能算过“天命”，但他靠一己之力维持了一个王朝，这种大智与大勇不能不令后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