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月季芬芳时

20.爱与生命

　　陆星儿

　　搀扶

　　呕吐，脱头发，是化疗最明显的特征。说心里话，我不情愿掉头发，倒不是为好看、难看，而是这种疾病的治疗过程有太明显的外部特征，这对心理的刺激、压迫太强大，尤其“头发长”的女人，一旦要变成寸发不留的“光头”，那除非是出家人，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做到无动于衷的。也许，我真的不够坚强，我真的不想让自己的模样变得“惨不忍睹”，我希望尽量使一切保持正常状态，尽量减少对心理的压迫和刺激，我觉得，这应该有助于治疗。

　　所以，当肿瘤医院那位主任医生来给我会诊的时候，我向他提出，有没有更好的药物，使化疗病人不脱或少脱头发。他回答说：有进口药，毒性小。但进口药很贵，每一次化疗需要自己支付一万四千多元。一个疗程六次。当然，钱重要也不重要。怎么说呢，毕竟是个近“十万”的数目啊。

　　我要征求儿子的意见。在得知自己要住院开刀以来，我心里的儿子，仿佛在一夜之间高大了、成人了，这个家，应该由他来支撑了。手术前一天，需要家人签字，我最直系的家人，只有儿子了。但签字时，医生会把手术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性描绘得详尽又可怕，朋友们担心吓着儿子，也怕他担不了这个责任。但我坚持要儿子签字，他长到二十岁，还没有肩负过任何一件重大的事情，还没有体验过“对别人负责”是一种怎样的压力。更何况，当他需要对另一个生命负责的时候，我想，这样的时刻，会让他懂得什么是生活，什么叫做人。据说，面对医生危言耸听的讲述，儿子一脸镇定，在往那份手术报告上签字时，他手不抖，心不跳。儿子的从容和沉着，出乎我的意料。同样，当我报出化疗需要自己负担十万元时，儿子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定用好药，哪怕二十万。钱，以后我会挣的！”

　　一言为定。有儿子这句话，对于我的病，似乎比进口药更有作用、更有效果。

　　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用进口药化疗，时有轻微的恶心，但确实没有别人所描绘的那些可怕的反应，至少，在输液的五天里，我一直比较平静，梳头时，会掉些头发，却果然不见大把大把地脱发现象。但进口药也不是万能的，终究是化疗，这些看似无色无味的药物，毕竟是用来歼灭体内的癌细胞的，其毒性之大，不言而喻。据一位研究药物的科学院院士介绍说，用西药进行化疗，杀死一个癌细胞，同时会伤害七个好细胞，犹如一场残酷的“战争”，要有一比七的牺牲啊。好细胞大量地、无故地受损，这对人体的免疫功能，无疑是极大的摧毁，哪怕再好的进口药，化疗的副作用都是不可避免的。何况，会诊给我的化疗方案，是近几年改进的新方案：“联合化疗”——在短期内大剂量用药，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密集性轰炸，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给敌人有招架之力。对这样的“联合化疗”是不是有效、是不是科学，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医学上的任何改进，一定是有临床的实践为依据的。作为病人，我除了听从医嘱，似乎没有别的态度可取。

　　可经历了化疗我才体会到，呕吐、脱发，只是化疗“副作用”的外部反应，化疗的可怕，是人体内看不见生机与活力，在“密集的轰炸”后将变成一片废墟。渐渐地你会丧失进行正常活动的能力和欲望，仿佛所有的感觉系统都在退化，食之无味，睡不入眠。一个人连吃饭，睡觉都成为问题，还剩下什么呢？

　　一个疗程连续五天输液，我看似平静，内心却感受着一天甚似一天的无力与衰弱，切除了胃，肠的功能也跟着紊乱，天天拉稀，什么也补不进去，好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幢高耸的大厦一层层地倒下，沮丧地踩着一堆瓦砾却无力清理，更无能力再建树。

　　那是周末的一个下午，儿子放学后来医院看我，他一进病房就说：“妈妈我陪你走走，散散步。”伤口拆线以后，我就辞了护工，坚持下床走动，自己料理简单的生活。每天早晨，我捧着半导体，一边听新闻一边在病房的走廊里慢慢地恢复走步，三分钟、五分钟一直增加到十五分钟，因腹部伤口隐隐生疼而弯腰屈背的身体，也稍稍直了起来。但开始化疗，下床走路时两条腿又虚飘飘的，刚挺起的身体又躬成了虾米。

　　当然，有儿子在身旁可依可靠，好像手里添根拐杖便有了支撑。只是，我的两条腿还是很重，抬不起来，挪步时像拖个麻袋，一点点地往前移。儿子很耐心，领着、搀着，陪我从走廊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向东头。我们默默地走，没有说话。但我很想告诉他，我领着、搀着他走路的情景恍如昨天。我做梦都没来得及想过，有一天我会让儿子扶着我走路。住院以来，很多朋友批评我太不顾及身体，其实，我经常在对自己说：“谁都说你爱儿子，可对儿子最大的爱，莫过于有个好身体，将来少给他添麻烦。”这真是累出来的一点心得。前几年，母亲经常生病住院，兄妹几个，只有我在母亲身边，没人可分担，我天天四处奔波，顾了老的，又放不下小的，累得不浅，再设身处地地想想自己，也会有这样一天，老得无助，老得虚弱，只能麻烦儿女。我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那么早、那么快。

　　散步回来，我躺到床上闭目养神，打个盹儿，醒来，见儿子靠在椅背上睡着了，一本速写簿摊在他腿上，我拿过速写簿翻看，速写簿里面的卡纸是五彩的，在几张苹果绿的卡纸上，画的是我，躺在病床上，苦着脸，闭着眼，两条眉毛也成斜挂的八字。而在画的右上方，有几行密密麻麻的小字：

　　“妈妈化疗，去医院陪她走走，感觉没和她那么近过。一起生活的二十年，我似乎从没陪她这样走过，也没好好安慰她、关心她。我错了。她老了。在我的搀扶下，她很满足地走着，我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慌张、内疚与自责，我欠得很多，真的，这是还不清的一笔债啊。妈妈是我最大的财富，也是我从没意识到的财富？”

　　我老了？我是财富？

　　两行带着体温的眼泪洇湿了我的面颊。悄悄合上儿子的速写簿，我也悄悄合上了热泪盈眶的眼睛，并悄悄对自己重复着那句话：“对儿子最大的爱，莫过于有个好身体。你不能老！”

　　我不老！不老的心，可真是财富啊。

　　生命有很多滋味

　　在北京过完一个长长的暑假，儿子开学已十天，这周末回家，我发现他的情绪才有所稳定。可他不会察觉，这十天，我心里也掀过了一场风暴。

　　结束假期，我在火车站见到的儿子，却让我感到格外陌生，他一脸倦怠，无精打采，挎着背包、提着拎包，耷拉着脑袋，不声不响地走在我前面，好像被人押解，拖沓的脚步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打道回府的无奈。儿子低落的情绪，对兴冲冲赶来的我，无疑是一盆凉水。可知儿莫如母，我只能装出没感觉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跟在儿子身后。这时，我才想到，我不顾体力不济地一早赶来车站，一是接儿子，二是接灯笼。之前儿子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北京的古玩市场为我买了两只有民间风格的红灯笼，很喜气的。儿子能想到我，我很高兴，而喜气的东西放在家里，多多益善；但儿子下车后随身的行李中并没有什么灯笼。会不会忘在车上了？我立刻问儿子：“灯笼呢？”

　　儿子回答：“忘拿了。”

　　我感到扫兴：“我特意提醒过你的。”

　　他满不在乎：“走得太急了。”

　　我听他父亲说，儿子和女朋友分手时依依不舍，不到最后一分钟不肯出门，差点没赶上火车，所以，“走得太急”可以想像，也可以理解。我无法计较，只有忍了失望。

　　应该说，抚养儿子的过程，就是不断失望又不断期望的过程。期望，是因为付出很多。虽然，我一直不承认有“望子成龙”的思想，我一直在说服自己不要企图从儿子身上索取回报，其实，我把自己这一生最看重的成功押在了儿子身上，有意无意中，始终把儿子对我的态度和感情看作是生活中第一位的东西。任何期望，放进了这样沉重的心愿，大概注定是要失望的。

　　何况，儿子正在恋爱中，这是最缺乏理智的时候。果然，回到家，儿子情绪无常，言谈很失态，莫名其妙地“攻击”上海，这不好那不满：“我就是不喜欢上海，听上海话别扭。”有一次，他甚至责问我：“为什么一定要调来上海工作？”显然，这是明知故问，这是发泄情绪。尽管，对儿子不懂事的表现，我努力采取原谅的态度，悄悄地说服自己：他毕竟初涉感情生活，偏偏又爱上一个北京姑娘，要维持一份远在千里之外的感情，他一时难以适应、难以调节、难以把握，在我面前往往容易放肆。

　　道理虽如此，可儿子的“责问”，毕竟问到了我的痛处，伤了我的心。这一夜，我做梦了，梦境很清晰：我和儿子吵架，为一罐他经常备着防哮喘的“乐喘宁”，我狠狠地骂他，情绪很激烈。醒来，我觉得累，胸口闷得难过，这是我梦里第一次出现儿子不听话的情景，至于出现“乐喘宁”这个细节，也很有意味。因为，儿子从小患有过敏性哮喘，送他去医院吊青霉素是家常便饭。十多年来，一直让我揪心的是，半夜发病，喘得厉害时儿子只能半靠在床上，呼呼的像只小风箱，我眼巴巴地守着他，那“呼呼”的喘息声如一盘石磨压在我心上。天长日久，夜里无论我睡得多沉，只要一听到儿子的咳嗽声，我会立刻惊醒，顿时心烦意乱，因为，三声咳嗽过后，他肯定要“呼呼”地喘起来，而“乐喘宁”能及时地止喘，是儿子最离不开的东西。可那种药里有激素，用得过量不仅有副作用，甚至会致命。所以，我们依赖它又害怕它。为此，“乐喘宁”才会进入我的潜意识，我“狠狠地骂”，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一到梦里，我的情绪也是放任的，失控的。

　　只是，梦里的放任并没有解开心结，反而连累到我的胃，这两天，由于心情的缘故，胃里也总是隐隐地不舒服。从心理到生理的连锁反应，向我敲了警钟，让我警觉、警醒，并有所警悟：儿子所以在我面前不掩饰地谈及上海、北京，我想，在儿子的潜意识中，也为我感情上过多地依赖他、需要他感到了压力和责任。儿子大了，他的道路和命运，有可知的，更有很多未知和不可知的，当生活露出矛盾，感情发生冲突，一些模糊的、不确定的选择，会使他苦恼，这就是人生的开始、成长的开始，一切该由他自己去思考、去决定。我对他的关怀、左右、影响一定要渐渐淡出。我对自己说：“你做母亲的使命，已到尾声。”

　　我真的应该把自己从儿子身上移开了——我们的生活，我的注意力，我的立足点——要完全地回到自己。无论今后儿子能否和我同在一个城市，我都是他生活的一小部分，我们只能像朋友一样礼尚往来。

　　看来，我又得重新确立目标和理想，这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看来，生活又将出现新的开端，又可品尝新的滋味了。

　　冉阿让的幸福

　　去大剧院看美国百老汇来上海演出的歌剧《悲惨世界》。

　　也许，是女人、是母亲的缘故，看冉阿让的悲惨故事，最触动我的一条脉络，是冉阿让和柯赛特的父女关系；冉阿让收养这个小女孩，相依为命，这使他凄凉孤苦的一生有了一份最温暖的感情。但是，渐渐长大的柯赛特像所有的花季少女，情窦初开，有了自己相爱的人。在歌剧的尾声部分，有一大段戏，刻画日渐衰老的冉阿让眼看柯赛特有了自己心爱的小伙子而幸福地沉醉于爱恋之中，他难以弃舍又必须忍痛割爱地退出父女之情的内心独白，冉阿让反复对自己说：“你应该去上帝的怀抱、去天堂寻找自己的幸福。”当冉阿让时而高亢、时而低吟的唱词映现在舞台上端的字幕上，我的心仿佛顿时被烙痛了，那一个个醒目的大字，犹如烧红的火炭。我伤感，我激动，因为，我太能体会这种“忍痛割爱”与“回归自己”的清醒抉择。而这种抉择，是人类情感中最无奈、最悲壮、最神圣、最崇高的一部分，是生活的本质和人生的归宿。

　　冉阿让苦难、悲惨一生，完成了最后的升华，给我们留下了隽永的意味和启示。

　　其实，我们每个做父母的，早晚都要面临“割舍”与“回归”的考验。每个家庭的情况有所不同，考验有大有小。而生活对我的考验，当然远不如冉阿让那么严酷，唯一相同的是，我和儿子也相依为命。在我生命中，第一位的东西是儿子，可以说，抚育和培养儿子长大成人，始终是我生活的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儿子长成小伙子了，他也像柯赛特一样，把感情和兴趣转移给另一个突然出现的“恋人”身上。再过几天就是暑假，儿子已经预订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他已经是迫不及待了，他打回电话说，从学校回家的当天晚上就动身，和一些北京的同学一起上路，而我这个家，就像道上的驿站。一位朋友看不过去，不平地对我说：“这暑假不同以往，你现在有病，你儿子应该在家陪你。”

　　我却不置可否。说心里话，我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我当然希望有儿子在身边守着，至少，每天傍晚出门散步，有人陪伴，有说有笑，尽管天气炎热，心是安宁的、清凉的。但这样的“希望”如同泡影，在我眼前只是一闪而过。泡影是美丽的，可泡影也是脆弱的。而现在的我，已心平如镜，不会再为“泡影”所左右、所干扰。我能够想像，要求儿子为我牺牲去北京的约会，他会是一个怎样的表情，他会一口答应，但他不会快活。我爱他，他快活，我才快活。这是我真实的感受，我不愿意看到他一脸克制的表情。克制的应该是我。儿子恋爱、交友，展开了他的世界、他的生活，我只能远远地关注他、祝福他，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你只能这样想，儿子已经陪了你二十年。过去二十年；我们母子的相依相伴，是他成长所需要的，而以后二十年，他对感情、对生活的需求，已经不是我这个母亲所能给予的。任何一种感情都是有限的，再伟大的母爱，也不能代替一切……”

　　走出大剧院，走在夜晚的星空下，遥望那几颗亮在黑色天幕上的小星星，我的心绪也舒展、也辽阔了。也许，是因为父亲给我的名字与“星星”挂上钩，我对“星星”便怀有特别的感觉，我愿意把星星想成是天使的眼睛，藏着很多的秘密、很多的遐想、很多的洞察，还有很多的忧伤、哀愁和感怀，却静静的、闪烁的，那么平和，那么清淡，你可以久久地和那些“眼睛”对视，默默诉说你的心事。有了这样的“对视”和“诉说”，我的心也自会安宁。而一个能把自己融会于天际而获得安宁的人，大概就是冉阿让所说的投入了“上帝的怀抱”，拥有“自己的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