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月季芬芳时

17.我和妻子马兰

　　余秋雨

　　半夜一时，有钥匙开门，妻子回来了。

　　《秋千架》试演昨天才结束，留下杂事一大堆，这个时候回来，还算早的。为了这台戏，她想了4年，忙了2年，近3个月来没有一天的睡眠超过5小时。

　　她叫了我一声，我发傻地从书桌边站起来，眼前这部书稿，已校改到最后几篇。

　　“汇报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么？”她直直地看着我，轻声问。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支吾着。她眼圈一红，转过脸去，然后二话不说，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这时早已阒寂无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边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么吃的，转身与她商量，她已经斜倚在椅子上睡着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面条。面条就叫“马兰拉面”，光北京就开了几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为与她有什么关系。吃完，结账时，店主人开起了玩笑：“看你长得有点像马兰，便宜你五角！”

　　我说：“是啊，就因为有点像，她还乐滋滋地给马兰写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叹了一口气：“人家是大人物啊！”

　　她不知道我与店主人这样一来一往还会胡诌出什么来，赶紧把我拉开，回家。

　　路上想起，总有记者问我们：“你们两个人谁更有名？”我立即抢先回答：“当然是她，连坏人都崇拜她！”

　　手上有一个重要证据：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风景点玩，那里刚刚发生过抢劫欧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铁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肇事者，也都笑着向我点头！

　　当然，我向记者隐瞒了肇事者的反应。去年接到美国靳羽西女士的电话，说妻子已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中国大陆同时被评上的还有其他三位。妻子认为此事千万不能传出去，否则人家会倒吸冷气，冻坏牙根。

　　我说：“也许靳羽西搞错了，不是说亚洲，是说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极洲！”她认真地自语，“对，好像是南极考察队里女性不多，没准倒评得上。”

　　我在电话里问靳羽西，是不是搞错了一个洲，羽西笑着说：“你们真逗。我们可是在很大范围内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才选出来的。”

　　我放下电话就说：“那就别紧张了，问卷调查不是科学评选，光凭一个印象，只说明你人缘比较好，算不得数，人家也不会当真。”

　　那年在台湾，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在送别我时顺便打听：“我这个老和尚一般不看电视剧，但前不久在美国竟然用两个通宵看完了一部，叫《严凤英》。我想请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会，你能联络到吗？”

　　我说：“能联系到，比较方便。”

　　……

　　从路边店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时。她说：“赶快睡觉，你七点多就得上飞机，六点钟就得起床。”

　　上飞机是去北京，送这部书稿，早就与作家出版社约好了。现在我的书被疯狂盗版，各种各样的版本充斥书市，演讲录、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话语》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刚有这个意思，印制得很漂亮的《霜天话语》就满街都是了，里边的文章是胡乱凑的，连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进去。这使我和出版社紧张起来，警觉到盗版者就在我们身边活动，不能不作出决定：书稿不邮寄，由我亲自送，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先生和责任编辑王淑丽女士到机场接；改变书名，新书名严格保密；从编辑、印刷到装箱全过程，作者姓名和书名都换成假名，拆箱时间和拆箱人员统一安排……

　　妻子笑了，说：“好端端一个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书，怎么反倒像在偷卖海洛因？”

　　以前，她对盗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劝我不要生气，权当在庙宇间免费发放慈善读物。但当她后来知道，盗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几十万册，近于用白纸印伪钞。在这批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写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躲躲闪闪，她便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说：“有十几页没有校改好。”

　　“那我陪着。”她语气有点英勇，好像我真的在参加一场搏斗。

　　三时半，我校改完了。她说：“今天又只能睡两个多小时。”随后把闹钟拨到六点，一迟疑，又拨晚十分钟。

　　“你和出版社这样鬼鬼祟祟，能逃过盗版者多少天？”她在临睡时问。

　　“据乐观的估计，十天吧，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场，十天后又一定是铺天盖地的盗版。”我说。

　　“那你就不要再写了。你现在是义务写书、义务策划、义务顾问，结果倒为一批文化盗贼尽了义务。你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真担心哪一天因为用脑过度，突然成了傻子。”这话她已说了不止一遍，但此时语气已经含糊，我赶紧伸手关了灯。

　　六时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毕，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她送完我，立即要到几位外请专家住的旅馆，付一些钱。《秋千架》剧组已经没钱，她昨晚到妈妈家取了一笔款子。然后，赶到南京录音，录完音，连夜坐长途汽车到连云港演出。

　　她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带着剧院演出，厂矿企业、油田码头都去，连县城也不拒绝，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划创作新剧目，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在机场告别时，我看着她说：“两千多里地的长途汽车，颈椎、腰椎怎么办？”

　　她笑了，说：“说不定哪一天我真站不起来了。”

　　“那时，我正好因用脑过度而成了傻子，两个人天天面对面。”我说。

　　“一个傻子推着一个不良于行的女子，在夕阳下晃悠。”我又说。

　　“到那时，动脑筋的是我，动肢体的是你，正好倒过来。”她说。

　　说到这个地步两个人已经很开心，大笑一阵后我进了安检门，她又上了那辆出租车走了。

　　谁也没有认出她来，苏北平原的夜幕下，颠簸着我的疲惫不堪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