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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说黄宗羲的“名士风流”

  有一幅经过点改的对子“惟大英雄能好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流传甚广。不过,若非大英雄,尽可不好色(通常英雄应该不好色,例如传说中的关羽);即使假名士,亦必定风流。可见“风流”已成为“名士”的特定标志。而照贺昌群先生的考证,“名士”一词在中国古代实经历了内涵的演变:其原初意义应为知名之士,《礼记·月令》中所云“名士”者即是;汉末则大抵指反对宦官政治、以澄清天下为已任的士大夫;魏晋之际,那些借清淡与醉酒逃避现实、对政治感到绝望的不合作者,被冠以“名士”之称;最终,南朝时期,名士中的杰出之辈说妙语,美风度,精义理,其末流便只剩下放诞不羁、哗众取宠的本事,即王恭所总结的:“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篇》)不幸的是,后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接受“名士”的概念。既然“名士”的身份有阶段性的变异,“风流”自然也与时推移,而是现语义差别,从品行卓异到不拘礼法降而至于性行为不检点。又不幸,后世也更多从末一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仿佛“名士”总是与“艳遇”一类的风流事联系在一起。我本无意矫正千百年来形成的语言习惯,之所以辨析其间的异同,原是因为用“名士风流”的字眼来状写黄宗羲时,有加以区分的必要。

  读《黄梨洲文集》时,会有一个发现,黄氏喜用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典故。这既用以自述生平,如《避地赋》中“遂狺骂为党人兮,祸复丛夫俊及”;又用以推许朋辈,《仇公路先生八十寿序》数及昔日交游之张溥、吴应箕、艾南英等人,“一时为天下所宗,几于三君、八俊”。而辞意所指,也不离复社中人,其所谓“复社之名,俨然如俊、及、顾、厨之在天下”(《钱孝直墓志铭》),已说得十分明白。查考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包括“三君”)之典,无一例外均出自(《后汉书·党锢传序》),其人都属汉末名士。复社之反对宦官魏忠贤余党,标榜气节,自视也被人视为东林党后进,正与以党锢被祸的汉末名士行事、志节相近。因此典故于复社之情事,不仅极为贴切,而且也见出黄宗羲年轻时的名士风流,实以汉末清流为榜样。

  不过,若与同是清初大儒的顾炎武相比,黄宗羲的名士习气显然更重。顾氏于明亡后始终以救于下为己任,与东汉名士的澄清天下仍有相通处;而其避名就实,不好标榜,则又与之相异,故亦可谓“志士”或“烈士”。黄宗羲却是从始至终,名士心态不改。

  68岁时作的《黄复仲墓志》,便有充足的表现。文章起首即慨叹明亡后士大夫之忧心忡忡,语多卑俗,“名士之风流,王孙之故态,两者不可复见矣”。而所述黄子锡,恰是身兼二者的劫余人物。从黄宗羲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名士风流”的理解:“北海南馆,投壶卜夜,广求异伎,折节嘉宾;出有文学之游入有管弦之乐;绕床阿堵,口不言钱”,为明末之黄子锡的写照;“入杼山种瓜,培壅如法,瓜味特美”,“即甚困乎,然焚香扫地,辨识金石书画,谈笑杂出,无一俗语,间画山水,清晖娱人”,“其硕宽堂,兵后瓦砾堆积,复仲遂因瓦砾位置小山,古木新篁,亏蔽老屋,正复不恶,盖复仲不以奔走衣食,失其风流故态”,为入清后之黄子锡的意态。套用贺昌群的分法,其为人物最多可上溯到魏晋名士,尤近于南朝之上等名流。文中固然也述及黄子锡于明亡之际有举兵之议,隐居后“壮怀未能销落”,本与东汉名士同怀,而黄宗羲对此未加渲染,显然并不以“名士风流”之固有情态视之。可以这样理解,若在明末一类衰也,激扬清议的政治热情原不可少,仅从黄宗羲对俊、及、顾、厨的偏爱,不难悟到。只是在黄氏眼中,此乃“风流”之变态,与本文在全面意义上的使用尚有些许出入。

  虽然如此,黄宗羲之早得大名,毕竟是在晚明末也,这便注定了他与汉末名士心迹相接。当其出而应也,即是以东林被难大臣之后这一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身份出现。崇祯皇帝昭雪冤案,众学子皆“讼冤阙下,叙其爵里年齿,为《同难录》,甲乙相传为兄弟,所以通知两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顾玉书墓志铭》)。同难兄弟的同病相怜、同仇敌忾,使他们成为晚明社会中很有号召力的一股政治力量。黄宗羲也因此知名于世,并成为主持科举的考官争欲罗致门下以资夸耀的对象(见《前乡进士泽望黄君圹志》)。尽管阴错阳差,黄氏终未入选,其名声却照样蒸蒸日上,腾于众口。

  就中具名《留都防乱揭》,为其早年最风光之事。除《同难录》中的兄弟外,黄宗羲当时还多结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同志。形迹最密的沈寿民、陆符、万泰,都是一时名士。三人也一同列名于《留都防乱揭》,而尤以沈氏对揭贴出力最多。1638年(崇祯十一年),因魏忠贤余党阮大铖避居南京,观望时势,拉拢复社名流,以图再起,复社领袖张溥也有意加以利用,增强在朝中的势力,南京一班独持清议的青年学子于是发起驱阮,以伸张正气。先是沈寿民以诸生上疏弹劾宰相杨嗣昌,末尾并及阮大铖,由此而引发了留都防乱的公议。吴应箕对阮氏以逆党人物而公然摇过市早已十分愤慨,遂与顾果、陈贞慧商量,推沈氏之意,拟成《留都防乱揭》,大张阮大铖种种罪状,并痛言:

  当事者视为死灰不燃,深虑者且谓伏鹰欲击,若不先行驱逐,早为扫除,恐种类日盛,计画渐成,其为国患必矣。

  此揭草成,东林子弟顾果以顾宪成之孙,义不容辞,名列揭首;受魏党迫害致死的死难诸家怀有深仇大恨,推黄宗羲领衔,名居第二。“一时胜流咸列其姓名”,计有142人(一说为140人)。这确实是一次名士的大聚会。公揭一出,阮大铖气焰顿沮,“杜门咋舌欲死”(《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并因此埋下了南明弘光朝党争的伏线。

  《留都防乱揭》不仅打击了阮大铖的复出活动,显示了清议的力量,而且提高了黄宗羲等具名者的声望。驱阮的政治意义如此鲜明,毋庸置疑;而这一行动中所蕴藏的名士风习,也不应漠视。黄氏的《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即记述了他们在反阮的同时,任情纵性的一面。揭文公布的次年,吴应箕与陈贞慧又在金陵发起组织了国门广业之社,参加者大致仍是揭中署名人。黄宗羲也在其内,并与陈贞慧、张自烈、梅朗中、沈土柱、冒襄以及不在揭中的侯方域等关系最密切,数人“无日不连与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其“咀嚼大铖”的情状,在陈贞慧长子维崧的《奉贺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苏瑞人五十双寿序》中有更详尽的描绘:陈贞慧、冒襄于崇祯十一、二年在金陵,广交宾客,尤喜与东林被难诸孤儿游,“游则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按:即阮大铖,其为安徽怀宁人)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诸先生阐歌者名,漫召之。而怀宁者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耳,则亟命歌者来,而令其老奴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而诸先生固醉,醉而且骂且称善。怀宁闻之殊恨”。这应是揭文发布以前事。阮大铖的《燕子笺》传奇作得确实不坏,所以这些精于赏鉴的顾曲行家听到好处,也会“称善”;却是绝不因此而宽宥阮氏,于是仍少不了痛骂。本来驱阮作为一场政治斗争,布下堂堂之阵。树起正正之旗,将《留都防乱揭》公之大庭之众,造成一种不容抵御的社会舆论,便已完其使命;而黄宗羲等人犹以为未尽兴,又逞其嘲骂,便是青年名士的作派。老成持重的政治家自不会如此行事。虽然我们不会因此而原谅阮大铖日后外死周镳。欲将黄宗羲与顾果等人下狱的大肆报复,却还是可以理会其恼羞成怒并不全在防乱一揭。

  黄宗羲的顾曲雅兴原不始于金陵,在此之前已甚浓。《郑玄子先生述》记其1634年到杭州,读书社的郑铉常来访,而“夕阳在山,余与铜(按:即沈士柱)尾舫观剧。君过余,不得,则听管弦所至,往往得得,相视莞尔”。而且据《感旧》读其五自注,“铜在西湖,每日与余观剧”,兴致之高,直是无以复加。宴游除酒、乐之外,助兴还少不了善解人意的二八佳丽。何况秦淮名妓天下闻名,又何况与之连舆接席的诸人多有此嗜好,冒襄之于董小宛,侯方域之于李香君,已成流传不绝的风流韵事。黄宗羲的忆旧文章中虽避而不谈自己,并对侯方域“必以红裙”侑酒不以为然,吴应箕于宴饮中欲招顾媚,也被黄氏引烛烧去纸条(见《思旧录》中《张自烈》、《吴应箕》二则),然而晚年所作《怀金陵旧游寄八正谊》第四首:“秦淮河”一诗中,还是隐约透露出个中消息:

  河房曾挂榻,不异蕊珠宫。

  数里朱栏日,千家白柰风。

  渡烦桃叶泪,舟赛角灯红。

  昔日繁华事,依稀在梦中。

  这时正好可以用上余怀的《板桥杂记》作注脚:

  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主称既醉,客曰未,游楫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蜓,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

  则“河房挂榻”,应是指名妓礼待名士。难怪私淑黄氏的全祖望,对其学推崇备至,以为“有明三百年无此人”(《答诸生问南雷学术贴子》)而语及“明人放浪旧院,名士多陷没其间”又为“黄太冲亦不免焉”而惋惜(《记石斋先生批钱蛰庵诗》)。金陵冶游,或许还可以少年荒唐解之;而黄氏74岁高龄作诗尚不忘此情,75岁又有《童王两校书乞诗》三首与《送二校书还天台》二首,以“蓝桥再到望云英”(后诗其二)的诗语预订后约,便只能归之于根深蒂固的明代名士旧习了。

  品题人物,作为裁量公卿以批评朝政的一种清议手段,历来是名士的特权,当年与黄宗羲交好的少年名流,个个有拯救天下之志,沈寿民、周镳、陈贞慧、吴应箕等皆研习“佐王之学”(见《征君沈耕岩先生墓志铭》、《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大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气概。黄宗羲自然也不例外。观其明亡后著《明夷待访录》,以伊尹、吕尚的事业相期许,已可知其自视之高。名士的一种惯态是出言轻而视事易,黄宗羲的一班朋友也不负此习。陆符便“热心世患,视天下事以为数著可了”(《陆文虎先生墓志铭》)。而清议也被他们当作一步登天以施展王佑之才的通天梯。这番心事在黄宗羲的《寿徐掖青六十序》中有明白表达:

  当坊社盛时,吾辈翘然各有功名之志。居常如含瓦石,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不欲入庸人小儒之人度。直望天子赫然震动,向以此政从何处下手。

  只是崇祯皇帝对这些雄心勃勃的青年士子并不感兴趣,对结社的形式更深为忌讳,故黄宗羲等人的欲为王者师,终究只成为一厢情愿的清梦。

  借口评人物以干预朝政之计虽不行,仍可退而求其次,向地方官通报人才。黄宗羲名噪一时,自然少不了摆弄此事。实际他所从事的,也更多是名士间的排行。日后回忆说:“是时一方名士皆有录,学使者至,以公书进之,大略准之为上下。”(《思旧录·刘应期》)“余累执笔,聚同社而议之曰:某郡某人,某县某人,某也第一,某也次之。多者十余人,少者四五人”。(《郑元澄墓志铭》)黄宗羲既为人所重,握有品鉴一方人物的大权,形势便与东汉名士李膺很有些相似。经李氏接待的士人,立时身价百倍,谓之“登龙门”。无独有偶,读书社社友郑铉、冯等人赴黄竹浦访黄宗羲,因村路泥滑,不能下脚,郑氏也笑言:“黄竹浦因难于登龙门也。”(《郑玄子先生述》)虽是玩笑语,亦可见黄宗羲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于是,除朋友来往外,奔走其门前的也不乏希图青睐以得好处之人。吕留良记其时黄宗羲兄弟气势之盛,谓“一二新进名士欲游其门,不可得至,有被谩骂去者”(《友砚堂记》),当与此有关。不予接纳,固然显示了黄宗羲的不滥交,却也见出其名士领袖少所许可的心态。而谩骂以去,虽未必是黄宗羲所为(倒像其弟黄宗会的举动),便也活现出黄家兄弟共有的名士狂态。

  此外,名士必不可少的品行还有独特己见,尽管其原非名士所专有。黄宗羲于明亡后,众口非难王阳明之学空疏亡国、援佛入儒之际,创作《明儒学案》,以王学为主,述其学派占全书多半篇幅,且“独于阳明先生不敢少有微词”(仇兆鳌《明儒学案序》),正见其举世非之而不疑的品格。黄氏晚年治学沈潜,其特立独行自是经过深思熟虑;而青年时代的标新立异、不同流俗,虽更多为意气之争,也未可与后期行止斩然判分。还在参与读书社时,好争辩即是社中风气:

  月下泛小舟,偶竖一义,论一事,各持意见不相下。哄声沸水,荡舟沾服,则又哄然而笑。

  争到激烈处,如沈士柱与刘同升论某人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竟至闹到“揎拳恶口”,黄宗羲劝解才算罢手(《郑玄子先生述》)。黄氏虽不至如沈士柱之挥拳相向,但前述月下争论也有他一份。《思旧录》为读书社旧友江浩撰写的一则云:“余与之月夜泛舟,偶争一义,则呼声沸水,至于帖服。”喜与人不同,甚至故意颠倒时论,本是名士好奇的表现。不过,在黄宗羲当日,其不肯轻易附会,即便是好友亦不苟同的为人,仍有其可爱可敬处。

  如果说“名士风流”的全部语义来说,黄宗羲可说是集大成者。南朝名士缺少东汉名士的政治热情与风节,东汉名士也很少南朝名士的放浪形骸与玄思。黄宗羲以一身而兼之,谓之“名士”,自是当之无愧。不过,明亡前的热心政治与入清后的拒绝合作,仍是其名士生涯的主导面。因此,他为一位经历与之仿佛的同辈人所作“始为名士,继为遗民”(《寿徐掖青六十序》)的评语,用来概括其本人的一生,倒也十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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