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破一生心

第25章 清洁的精神

　　这不是一个很多人都可能体验的世界。

　　而且很难举例、论证和顺序叙述。缠绕着自己的思想和如同野草，记录也许就只有采用野草的形式——让它蔓延，让它尽情，让它孤单地荣衰。高崖之下，野草般的思想那么饱满又那么闭塞。这是一个瞬间，趁着流矢正在稀疏，下一次火光冲天的喧嚣还没有开始；趁着大地尚能容得下残余的正气；趁着一副末世相中的人们正苦于卖身无术而力量薄弱；应当珍惜这个瞬间。

　　一

　　关于汉字里的“洁”，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不加思索、不以为然，甚至清洁可耻、肮脏光荣的准则正在风靡时髦。洁，今天，好像只有在公共场所，比如在垃圾站或厕所等地方，才能看得见这个字了。

　　那时在河南登封，在一个名叫王城岗的丘陵上，听着豫剧的调子，每天都眼望着古老的箕山发掘。箕山太古老了，九州的故事都在那座山起源。夏商周，遥远的、几乎这是信史仅是传说的茫茫古代，那时宛如迎在眼前又无影无踪，烦恼着我们每个考古队员。一天天地，我们挖着只能称做龙山文化或二里头早期文化的土，心里却盼它属于大禹治水的夏朝。感谢那些辛苦的日子，它们在我的脑中埋下了这个思路，直到今天。

　　是的，没有今天，我不可能感受到什么是古代。由于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我终于迟迟地靠近了一个结论：所谓古代，就是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箕山之阴，颍水之阳，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压理着的，未必是王朝国家的遗址，而是洁与耻的过去。

　　那是神话般的、唯洁为首的年代。洁，几乎是处在极致，超越界限，不近人情。后来，经过如同司马迁、庄子、淮南子等大师的文学记录以后，不知为什么人们只赏玩文学的字句而不信任文学的真实——断定它是过分的传说不予置信，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古中国关于人怎样活着的观点。

　　今天没有人再这样谈论问题，这样写好像是落后和保守的记号。但是，四千年的文明史都从那个洁字开篇，我不觉得有任何偏激。

　　一切都开始在这座低平的、素色的箕山上。一个青年，一个樵夫，一头牛和一道溪水，引来了哺育了我们的这个文明。如今重读《逍遥篇》或者《史记》，古人和逝事都远不可及，都不可思议，都简直无法置信了。

　　遥远的箕山。渐渐化成了一幢巨影，遮断了我的视野。山势非常平缓，从山脚拾路慢慢上坡，一阵工夫就可以抵达箕顶。山的顶部宽敞坦平。烟树素淡，悄寂无声。在那荒凉的箕顶上人觉得凄凉。在冬天的晴空尽头，在那里可以一直眺望到中岳嵩山齿形的远影。遗址都在下面的河边，那低伏的王城岗上。我在那个遗址上挖过很久，但是田野发掘并不能找到清洁的古代。

　　《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了尧舜禅让时期的一个叫许由的古人。许由因帝尧要以王位相让，使潜入箕山隐姓埋名。然而尧执竞让位，追许由不舍，于是，当尧再次寻见许由，求他当九州长时，许由不仅坚待不从，而且以此为奇耻大辱。他奔至河畔，清洗听脏了的双耳。

　　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所谓强中有强，那时是人相竞洁。牵牛的老人听了许由的诉说，不仅没有夸奖反而忿忿不满：你若不是介入那种世界，哪里至于弄脏了耳朵？现在你洗耳不过是一种钓名沽誉。下游饮牛，上游洗耳，既然你知道自己双耳已污，为什么又来弄脏我的牛口？

　　《史记·伯夷传》中记道：

　　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太史公日：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家云。

　　这座山从那时就称许由山。但是在我登上箕顶那次，没有找到许由的墓。山顶是一个巨大平缓的凹地，低低伸展开去，宛如一个长满荒草簸箕。这山顶虽宽阔，但没有什么峰尖崖陷，登上山顶一览无余。我和河南博馆的几个小伙子细细找遍了每一丛蒿草，没有任何遗迹残痕。

　　当双脚踢缠着高高的茅草时，不觉间我们对古史的这一笔记录认起真来。司马迁的下笔可靠，已经在考古者的铁铲下证实了多次。他真地看见许由墓了吗？我不住地想。

　　箕顶已经开始涌上暮色，视野里一阵阵袭来凄凉。天色转暗后我们突然感慨，禁不住地猜测许由的形象，好像在蒿草一下下绊着脚、太阳一分分消隐下沉的时候，那些简赅的史料又被特别细致地咀嚼了一遍。山的四面都无声。墓色中的箕山，又及山麓连结的朦胧四野中，浮动着一种浑浊的哀切。

　　那时我不知道，就在那一天里我不仅相信了这个古史传说而且企图找寻它。我抱着考古队员式的希望，有一瞬甚至盼望出现奇迹，我发现许由墓。但箕顶上下不见牛，不见农夫，不见布衣之士刚愎的清高；不仅登封洛阳，不仅豫北晋南的原野，连伸延无限的中原大地，都沉陷在晚暮的沉默中，一动不动，缄口不言。

　　那一天以后不久，田野工作收尾，我没有能抽空再上一回箕山。然后，人和心思都远远飞到了别处，离开河南弹指就是十五年。应该说我没有从浮躁中蜕离，我被意气裹挟而去，渐渐淡忘了中原和大禹治水的夏王朝。许由墓，对于我来说，确确实实已经湮没无存了。

　　二

　　长久以来滋生了一上印象。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古典中，许由洗耳的例子是极限。品味这个故事，不能不觉得它载道于绝对的描写。它在一个最高的例子上规定洁与污的概念，它把人类可能有过的原始公社禅让时代归纳为山野之民最高洁、王候上流最卑污的结论。它的原则本身太高傲，这使它与后世的人们之间产生了隔阂。

　　今天回顾已经为时太晚，它的确已经沦为了箕山的传说。今天无论怎样庄重文章也难脱调侃。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已经没有体会它的心境和教养了。

　　就这样时间在流逝着。应该说这些年来，时间在世界上的进程惊心动魄。在它的冲淘下我明白了：文明中有一些最纯的因素，唯它能凝聚起涣散失望的人群，使衰败的民族熬过险关，求得再生。所以，尽管我已经迷峦着我的鲜烈的信仰和纯朴的集体；尽管我的心意情思早已远离中原三千里外并且不愿还家，但我依然强烈地想起了箕山，还有古史传说的时代。

　　箕山许由的本质，后来分衍成很多传统。洁的意识被义、信、耻、殉等林立的文化所簇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使中国人长久地自尊而有力。

　　后来，伟大的《史记·刺客列传》著成，中国的烈士传统得到了文章的提炼，并长久地在中国人的心中矗立起来，真至昨天。

　　《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它所收录的精神是不可思议、无法言传、美得魅人的。

　　三

　　英雄首先在山东。司马迁在这篇奇文中鲁人曹沫为开始。

　　应当说，曹沫是一个用一把刀子战胜了大国霸权的外交家。在他的羸弱的鲁国被强大的齐国欺凌的时候，外交席上，曹沫一把揪住了齐桓公，用尖刀逼他退还侵略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刚刚服了输，曹沫马上扔刀下坛，回到席上，继续前话，若无其事。意味深长的是，司马迁注明了这些壮士来去的周期。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专诸的意味，首先在于他是第一个被记诸史籍的刺客。在这里司马迁的感觉起了决定作用。司马迁没有因为刺客的卑微而为统治者去取舍。他的一笔，不仅使异端的死者名垂后世，更使自己的著作得到了杀青压卷。

　　刺，本来仅仅是政治的非常手段，本来只是残酷的战争形式的一种而已。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更多地属于正义的弱者；在血腥的人类史中，它常常是弱者在绝境中被近选择的、唯一可能致胜的决死拼斗。

　　由于形式的神秘和危险，由于人在行动中爆发出的个性和勇敢，这种行为经常呈现着一种异样的美。事发之日，一把刀子被秘密地烹煮于鱼腹之中。专诸乔装献鱼，进入宴席，掌握着千钧一发，使怨主王僚丧命，鱼肠剑。这仅有一件的奇异兵器，从此成了一个家喻家户晓的故事，并且在古代的东方树立了种极端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从专诸到他的继承者之间，周期是七十年。

　　这一次的主角豫让把他前辈的开创发展得惊心动魄。豫让只因为尊重了自己人的惨死，决心选择刺杀手段。他不仅演出一场以个人对抗强权的威武活剧，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思想：“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

　　第一次攻击失败以后，他用漆疮烂身体，吞炭弄哑音，残身苦形，使妻子不识，然后寻找接近怨主赵襄子的时机。

　　就这样行刺之日到了，豫让的悲愿仍以失败终结。但是被捕的豫让骄傲而有理。他认为：“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在甲兵捆绑的阶下，他堂堂正正要求名誉，请求起襄子借衣服让他砍一刀，为他成全。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形式和仪式的伟大胜利。连处于反面角色的敌人也表现得高尚。赵襄子脱下了贵族的华服，豫让如同表演胜利者的舞蹈。他拔剑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也许这一点最令人费解——他们居然如此追求名誉。

　　必须说，在名誉的范畴里出现了最大的异化。今日名利之徒的追逐，古代刺客的死名，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的现实，该让人说些什么呢？

　　周期一时变得短促，四十余年后，一个叫深井里的地方，出现了勇士聂政。

　　和豫让一样，聂政也是仅仅因为自尊心受到了意外的尊重，就决意为知己者赴死。但聂政其人远比豫让深沉得多。最聂政把“孝”和“情”引入了残酷的行动。当他在社会的底层，受到严仲子的礼遇和委托时，他以母亲的晚年为行动与否的条件。终于，母亲以天年逝世了，聂政开始践约。

　　聂政来到了严仲子处。只是在此时，他才知道了目标是韩国之相侠累。聂政的思想非常彻底。从一开始，他就决定不仅要实现行刺，而且要使事件包括表面都变成自己的，从而保护知己者严仲子。因此他拒绝助手，单身上道。

　　聂政抵达韩国，接近了目标，仗剑冲上石阶，包括韩国之相侠累在内一连击杀数十人——但是事情还没有完。

　　在杀场上，聂政“皮面决眼，自屠出肠”，使自己变成了一具无法辨认的尸首。

　　这里藏着深沉的秘密。本来，两个谋事，一人牺牲，严仲子已经没有危险，像豫让一样，聂政应该有殉义成名特权。聂政没有必要毁形。

　　谜底是由聂政的姐姐揭穿的。在那个时代里，不仅人知已，而且姐知弟。聂姊听说朝国出事，猜出是弟弟所为。她仓皇赶到韩国，伏在弟弟的遗体上哭喊：这是深井里的聂政！原来聂政一家仅有这一个出了嫁的姐姐，聂政毁容弃名是担忧她爱到牵连。聂姊哭道：我怎能因为惧死，而灭了贤弟之名！最后自尽于聂政身旁。

　　四

　　这样的叙述，会被人非议为用现代语叙述古文。对于这一篇价值千金的古典来说，一切今天的叙述都将绝对地因人而异。对于正义的态度，对于世界的看法，人会因品质和血性的不同，导致笔下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不能这么简单地烂光丢净。管别人呢，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

　　二百余年之后，美名震撼世界的英雄荆轲诞生了。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妇孺皆知，但是今天大家都应该重读荆轲。《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一节，是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那一处处不磨灭的描写，一代代地感动了、哺育了各个时代的中国人。

　　独自静静读着荆轲的记事，人会忍不住地想：我难道还能如此忍受吗？如此庸庸碌碌的我还能算一个人吗？在关口到来的时候我敢让自己也流哪怕一滴血吗？

　　易水枯竭，时代变了。

　　荆轲也曾因不合时尚潮流而苦恼。与文人不能说书，与武人不能论剑。他也曾被逼得性情怪僻，赌博嗜酒，远远地走到社会底层寻找解脱，结交朋党。他和流落市井的艺人高渐离终日唱和，相乐相泣。他们相交的深沉，以后被惊心动魄地证实了。

　　荆轲遭逢的是一个大时代。

　　他被长者田光引荐给了燕国的太子丹。田光按照三人不能守密、两人谋事一人当殉的铁的原则，引荐荆轲之后立即自尽。就这样荆轲进入了太子丹邸。

　　荆轲在行动之前，被燕太子每日车骑美女，恣其所欲。燕太子丹亡国已迫在眉睫，苦苦请荆轲行动。当秦军逼近易水时，荆轲制订了刺杀秦王的周密计划。

　　至今细细分析这个危险的计划，仍不能不为它的逻辑性和可行性所叹服。关键是“近身”。荆轲为了获得靠近秦王的时机，首先要求以避难燕国的亡命秦将樊於期首级，然后要求以燕国肥美领土的地图为诱饵，然后以约誓朋党为保证。他全面备战，甚至准备了最好的攻击武器：药淬的徐夫人匕首。

　　就这样，燕国的人马来到了易水，行动准备进行。

　　出发那天出现了一个冲突。由于荆轲队伍动身迟延，燕太子丹产生了怀疑。当他婉言催促时，荆轲震怒了。

　　这段《刺客列传》上的记载，多少年来没有得到读者的觉察。荆轲和燕国太子在易水上的这次争执，具有着很深的意味。这个记载说明：那天的易水送行，不仅是不欢而散甚至是结仇而别。燕太子只是逼人赴死，只是督战易水；至于荆轲，他此时已经不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垂死的贵族而拼命；他此时是为了自己，为了诺言，为了表达人格而战斗。此时的他，是为了同时向秦王和燕太子宣布抗议而战斗。

　　那一天的故事脍炙人口。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那支慷慨的歌。但是我想荆轲的心情是黯淡的。队伍尚未出发，已有两人舍命，都是为了他的此行，而且都是为了一句话。田光只因为太子丹嘱咐了一句“愿先生勿泄”，便自杀以守密。樊於期也只因荆轲说了一句“愿得将军之首”，便立即献出头颅。在非常时期，人们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素质，逼迫着荆轲的水平。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和他的党人高渐离在易水之畔的悲壮唱和，其实藏着无人知晓的深沉含义。所谓易水之别，只在两人之间。这是一对同志的告别和约束，是他们私人之间的一个誓言。直到日后高渐离登场了结他的使命时，人们才体味到这誓言的沉重。

　　就这样，长久地震撼中国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就作为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作为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被历史确立并且肯定了。

　　图穷而匕首现，荆轲牺牲了。继荆轲之后，高渐离带着今天已经不见了的乐器筑，独自地接近了秦王。他被秦王认出是荆轲党人，被挖去眼睛，阶下演奏以供取乐。但是高渐离筑中灌铅，乐器充兵器，艰难地实施了第二次攻击。

　　不知道高渐离举着筑扑向秦王时，他究竟有过怎样的表情。那时人们议论勇者时，似乎有着特殊的见地和方法论。田光向太子丹推荐荆轲时曾阐述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那时人们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入骨三分，一直深入到生理上。田光对荆何的评论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我无法判断高渐离脸上的颜色。

　　回忆着他们的行迹，我激动，我更怅然若失，我无法表述自己战粟般的感受。

　　高渐离奏雅乐而行刺的行为，更与燕国太子的事业无关。他的行为，已经完全是一种不屈情感的激扬，是一种民众对权势的不可遏止的蔑视，是一种已经再也寻不回来的、凄绝的美。

　　五

　　我们对荆轲故事的最晚近的一次回顾是在狼牙山，八路军的五名勇士如荆轲一去不返，使古代的精神骄傲地得到了继承。有一段时期有不少青年把狼牙山当成圣地。记得那时狼牙山的主峰棋盘砣上，每天都要风扬着好多面红旗，从山脚下的东流水村到陡峭的阎王鼻子的险路上，每天都络绎不绝地攀登着风尘仆仆的中学生。

　　我自己登过两次狼牙山，两次都是在冬天。那时人们喜欢模仿英雄。伙伴们在顶峰研究地形和当年五勇士的位置，在凛冽的山风呼啸中，让心中充满豪迈的激情。

　　不用说，无是刺客故事还是许由故事，都并不使人读了快乐。读后的体会很难言传。暗暗偏爱它们的人会有一些模糊的结论。近年来我常常读它们。没有结论，我只是喜爱读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清冽、干净的感觉。他们栩栩如生。独自面对着我们，我永远地承认自己低下。但是经常地这样与他们在一起，渐渐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所熏染，心一天天渴望清洁。

　　是的，是清洁。他们的勇敢，来源于古代的洁的精神。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读到的了，有一个故事：舞台上曾出过一个美女，她认为，在暴政之下演出是不洁的，于是退隐多年不演。时间流逝，她衰老了，但正义仍未归来。天下不乏美女。在她坚持清洁的精神的年月里，另一个舞女登台取代了她。没有人批评那个人粉饰升平和不洁，也没有人忆起仗义的她。更重要的是，世间公论那个登台者美。晚年，她哀叹道，我视洁为命，因洁而勇，以洁为美。世论与我不同，天理也与我不同吗。

　　我想，我们无权让清洁地死去的灵魂湮灭。

　　但她象征的只是无名者，未做背水一战的人，是一个许由式的清洁而无力的人，而聂政、荆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们是无力者的安慰，是清洁的暴力，是不义的世界和伦理的讨伐者。

　　若是那个舞女决心向暴君行刺，又会怎样呢？

　　因此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鲁迅一定深深地体会过无助。鲁迅，就是被腐朽的势力，尤其是被他即便死也“一个都不想饶恕”的人们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濒临无助的绝境思想家和世术家。他创造的怪诞的刺客形象“眉间尺”变成了白骨骷髅，在滚滚的沸水中追咬着仇敌的头——不知算不算恐怖主义。尤其是，在《史记》已经留下了那样不可超越的奇笔之后，鲁迅居然仍不放弃，仍写出了眉间尺，鲁迅做的这件事值得注意。从鲁迅做的这件事中，也许能看见鲁迅思想的犀利、激烈的深处。

　　许由故事中的底层思想也在发展。几个浑身发散着异端光彩的刺客，都是大时代中地位卑贱的人。他们身上的异彩为王公贵族所不备。国家危存之际非壮士们无人挺身而出。他们视国耻为不可容忍，把这种耻看成自己私人的、必须以命相抵的奇辱大耻——中国文明的“耻”的观念就这样强化了，它对一个民族的支撑意义，也许以后会日益清晰。

　　不用说，在那个大时代中，除了耻的观念外，豪迈的义与信等传统也一并奠基。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这些中国文明中的有力的格言，都是经过了志士的鲜血浇灌以后，才如同淬火后的铁，如同沉水之后的石一样，铸入了中国的精神。

　　我们的精神，起源于上古代的“洁”字。

　　登上中岳嵩山的太室，有一种可以望尽中国的感觉。视野里，整个北方一派迷茫。冬树、野草和毗连村落还都是那么纯朴。我独自久久地望着，心里鼓漾着充实的心情。昔日因壮举而得名的处处地点都安在，大地依然如故。包括时间，好像几千年的时间并没有弃我们而去。时间好像一直在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以及我崇拜的烈士们。我仿佛看见了匆匆离去的许由，仿佛看见了聂政的故乡深井里，仿佛看见了在寒冷冬日的易水河畔，在肃杀的风中唱和相约的荆轲与高渐离，仿佛看了山峰挺拔的狼牙山上与敌决战的五壮士。

　　中国给予我教育的时候，从来都是突兀的。几次突然燃起的熊熊烈火，极大地纠正了我的悲观。是的，我们谁也没有权利对中国妄自菲薄。应当坚信：在大陆上孕育了中国的同时，最高尚的洁意识便同时生根。那是四十个世纪以前播下的高贵种子，它百十年一发，只是显形问世，就一定以骇谷的美久久引起震撼。它并非我们常见的风情事物。我们应该等待这种高洁美的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