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

第三节 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下的社会改革

　　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下的1908年宪政革命曾经有过许多西方观察家，由于他们的偏见、误解或失望，把它说成是一种仅仅作为点缀橱窗的样品，是又一次为了迷惑西方而做出的一种改革姿态，骨子里却是奥斯曼传统的实际生活永远保持不变。另外还有一些持有政治阴谋历史概念的人，甚至更进一步，他们把青年土耳其党人说成是同奥斯曼传统毫无关系的东西，是由外国人导演的一出插曲。

　　事实上，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下的革命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次革命，是帝国历史上奥斯曼人的一次爱国运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一个样样事情都搞不成的无能专制政府撤换掉，而代之以一个能够更好地维护和保卫帝国的政府，以免帝国再度遭受各种危险的威胁。在这次革命运动中起主力军作用的青年军官们，虽然对于像意识形态和救世验方这类事情很少感兴趣，但他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他们和他们的先辈世代为之服务的那个奥斯曼帝国的存亡，所以他们的行动和立论，也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问题来进行的。问题就是如何拯救这个国家。为了这个问题，曾经草拟过不同的解决办法，并且予以试行，也许正是通过这些解决办法，才使得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下的屡遭挫折与失败，但最终还是取得胜利的革命，对于奥斯曼现代化的发展，具有如此深远的重要性。

　　在紧接着阿布杜尔。哈米德黑暗专制统治被推翻后，而出现的享有自由的第二个帝国宪政年代里，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讨论和试验的机会。代表言论自由的书籍报刊大量地涌现出来，它们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中政治与经济、宗教与民族、自由与忠诚等基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进行了深人的分析。革命后的新议会和行政机构，也都积极地试行筹划，并采用新型的西方式的现代管理方法。尽管随着奥斯曼帝国内外政局的不断变化，对于国家发展前途的自由讨论终于变成了缄默，政体机制的试验也终于导致了一种军事寡头政治，然而新的希望和新的要求已经形成，如果要想无限期地使广大民众得不到这些东西，已是永远不可能的了。

　　从奥斯曼帝国第二个立宪政休一开始，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便像过去作为反对党和在国外流亡时期已经出现的那种发展趋势，又分裂成为不同的两派。一派是自由派，他们主张某种程度的地方分权，并且给予按宗教或种族划分的少数民族一些自治的权利。另一派是民族派，他们变得越来越公开地主张中央集权和由奥斯曼人来控制一切。后者的工具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最初，团结与进步委员会，还只是不声不响地躲在幕后不肯抛头露面，后来就不顾一切地公开出来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面自由派则分裂成为了许多不同的政治组织，形成了一系列临时的党派。最初，在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自由温和的政治主张确实占据了优势。宪政时期最初的两位大维齐塞伊德和卡米尔都是国家元老，他们得到青年土耳其党人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和其他多数人的尊敬。但是不久，不管青年土耳其党人民族派的意图如何，塞伊德和卡米尔这两位国家元老几乎立刻遭到来自帝国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攻击，致使他们深感忿怒、痛心和沮丧。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8年革命时期，在承诺和宣布给予人们自由平等时，他们是诚心诚意的。当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属民及其邻邦正用具体行动，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奥斯曼国家是行不通的时候，奥斯曼人自己也清楚地显示出由于中央控制权的削弱所引起的一些危险迹象。1909年2月13日，“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由于种种理由而对比较自由开明的卡米尔大维齐政府产生了不满，并设法把他赶下了台，由得到青年土耳其党人民族派支持的希尔米出任大维齐，完全操纵了帝国政府的各项任命。他们还对于其政敌进行威吓和谋杀，他们的所作所为日益引起了各方的忿怒，许多自由主义者都变成了他们的反对派。因此，在距离卡米尔大维齐倒台后仅仅一个月，帝国京城便发生了武装叛乱。叛乱虽然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帜，但实际上采取了兵变的形式，参加者多数是驻防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团里面的阿尔巴尼亚士兵。他们的叛乱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并且同来自其他单位的叛兵以及一些神学院的学生会师在一起。叛乱者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伊斯兰教法典在危险中，我们要伊斯兰教法典。”

　　青年土耳其党民族派领导的帝国政府在危机中变得手足无措，素丹不得不采取过去对付不满社会情绪所一再使用的老办法，撤换大维齐和大臣，并赦免所有参加这次保卫神圣法典的叛乱士兵。4月15日，帝国政府通令各省总督，着令他们保卫伊斯兰教法典。在帝国议会中，自从革命以来一直担任议会议长职位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艾哈尔德·里扎被免了职，另选宗教人士伊斯梅尔接替了他的位置。但是不久，便发生了青年土耳其党民族派对叛乱分子的还击。萨洛尼卡驻军很快接到了关于反对派武装叛乱的电报，一支由青年土耳其党人谢夫凯将军率领的“救国军”立即乘火车开往帝国京城，他们的参谋长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其他随同一路前往的还有尼亚齐和恩维尔，后者在接到消息后，兼程由驻柏林大使馆赶回国。救国军于4月23日抵达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在同叛乱者略事交锋后，次日占领了该城。武装叛乱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于是他们便开始设法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废默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这位逃过1908年革命的素丹，如今却落得了一个不体面的流亡下场，终于被送到萨洛尼卡去了。新素丹穆罕默德·雷夏德平庸软弱，完全听命于青年土耳其党人，后者并把宫廷原有官吏全部撤换，把他们指派的人员安插在那里的重要位置上。从此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便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真正主人。他们所谓“不分种族和信仰”的含义，几个月之后，由于8月1日的新“集会法”，以及9月27日禁止抢劫及妨害治安法“的颁布，便变得更加清楚了。其中第一项法律禁止按照种族或民族或以他们的名义来组织政治集会。第二项法律授权陆军组织”追击营，并为解散和镇压巴尔干分裂分于的组织，制定了强有力的措施。青年土耳其党人还采取积极步骤，第一次召募了非穆斯林的士兵人伍。

　　不管奥斯曼帝国宪法上的保证实际上具有多么大的诚意，时局的发展不久便使这些保证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了。由于民族主义在帝国各个附属民族中的蔓延，甚至连奥斯曼人也不免受到这种病毒的传染，从此彻底打破了奥斯曼主义者的梦想，即由各族人民自由地、平等地与和平地组成一个共同体，对于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成分帝国的统治君主共同表示忠诚。

　　在奥斯曼帝国第二个宪政历史时期，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的专制和中央集权政策，决非仅限于帝国的基督教属民。无论是在巴尔干地区或亚洲诸省，以及统治的其他地区，他们都执行着一种使一切奥斯曼化的政策，并企图把突厥语强加于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非奥斯曼的穆斯林。甚至在帝国京城，他们对待反对派的严厉和无情，也是前所未有的。不管过去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是多么的黑暗，但他却总是犹豫不肯对奥斯曼人和穆斯林判处死刑。甚至是在处理反对他本人的武装暴乱案件中，他也极力表示宽大，不愿意让那些统治阶级中的上层分子流血。然而，年轻、爱国、英勇和讲求效率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是不讲求这一套的。在紧接平息了1909年9月的反对派暴乱之后，经过军事审判，许多暴乱者和反对派的领导人都被当众绞死。由平息叛乱国军总司令谢夫凯特将军宣布的伊斯坦布尔全城戒严，长达两年之久。当他担任了三个军团总监这样一个的确有强大实力的职位之后，许多自由主义者把他说成是一个独裁者，乃至一个“类似克伦威尔式的人物”。

　　不过，作为一名军人，谢夫凯特将军主要关心的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国防，而不是政治。但由于他的军事干预平息了武装叛乱产生的政治影响，足以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先是同帝国老一辈的政府官员与政治家们结成联盟，继而又依靠它自己在帝国政府里以及幕后的人员，逐渐变成了没有人敢向它挑战的帝国主导政治势力。在数年内，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统治势力始终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动摇。直到1911年它才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内部的严重威胁。

　　1911年初，奥斯曼帝国各个社会阶层对于时局的日益不满，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有了反映，从而造成了第一次重大分裂。一部分人在萨迪克上校和梅吉迪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叫“新党”的政治组织，对青年土耳其党人遵循的各项方针与社会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个新成立的政治组织，很快便赢得了青年土耳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4月23日，这个组织公布了一份包括十点内容的备忘录，并列出各项要求。多数涉及更好地遵守民主和宪法的程序，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改善措施。不过其中有些是属于另一类性质的事项。例如。第六点要求“在继续保持一般的宗教道德及民族修养的同时，还应利用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和产品，来发展奥斯曼帝国”；第七点要求就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维持及保持奥斯曼的历史传统，同时，第九点还更进一步，即要求修改宪法中某些条款，以便使得哈里发和素丹的神圣权利能够得到加强。

　　青年土耳其党内的分歧和矛盾，严重地削弱了这个一度具有无限政治力量的权威，降低了它的声誉。1911年11月2日，在国际形势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所有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团体、组织和人士，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党，即所谓的自由同盟。自由同盟的发起人，多数原来就已经是国会议员，因而他们能够在议会中立刻形成反对派。他们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发生在自由同盟成立还只有20天的时候。外交大臣里法特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他的位置因而空缺，在为此举行的补缺选举中，参加竞选的有两位候选人，一位是代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内务大臣梅姆杜，另一位是代表自由同盟一方的新闻记者海雷丁，最后自由派候选人以一票的多数而当选。

　　1911年12月11日举行的这次补缺选举，是第一次由两个代表不同政党和不同纲领的候选人参加的真正竞选。反对派候选人的胜利，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这一胜利儿乎像1908年革命本身那次胜利一样重要。在宪法盛世来到之后，重新享有民主自由的日子也就到来了。帝国京城的舆论已经变得非常突出地站在自由同盟党的一边，许多持自由派观点的著名帝国政治元老纷纷写信给素丹，把帝国遭受的不幸都归罪于青年土耳其党人。同时，还建议和英国结成国际联盟，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防止发生进一步民族主义灾难的最好办法。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而临自由派和素丹联合起来反对它的危险情况下，迅速对二者采取了果断的行动。首先利用报纸猛烈地抨击自由派；其次在1912年1月设法强行解散了议会，并且在4月间另外举行了一次完全由他们进行筹备和一手包办的大选。结果，在全部275名议会席位中，仅有6名态度比较温和的反对派议员当选。最后，他们把在萨洛尼卡的总部迁到帝国京城，以便更好地操纵一个肯听话的议会和一个顺从的素丹，从而完全地掌握国家的大权。

　　但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这种以非法手段搞掉合法反对派的做法，终于不可避免地招来了一个既不民主、又非议会的，而是军事性和阴谋性的新反对派的产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专制统治下，一些具有自由主义信仰的青年军官，再度逃往鲁米利亚山区，掀起了新的武装叛乱。

　　此外，1912年5月，在帝国的京城成立了一个叫做“救亡军官”的秘密政治组织，这个组织显然又是和鲁米利亚叛乱的军官们有关系。这个组织的政治要求是：撤换非法的政府及议会，取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权力，举行新的自由选举以及恢复帝国宪法的合法性。这个以军人组成的谋反集团，也像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代所有其他反对党派一样，要求军队退出国家政治舞台，以便回到原来保卫帝国的任务上去，而把管理国家的事务，留给那些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去做。这个组织为了表示忠于这项原则，没有接受任何文职的任命，并且也不准许自己的成员接受任何政府的任命。

　　1912年6月，鲁米利亚青年军官们的武装叛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惊。同时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的指责，也很快地增多了起来。这时，“救亡军官”政治组织也开始积极地行动起来。他们首先在报刊上公布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同时通过陆军会议递交了一份致素丹的声明。特别是他们还作了一些暗示性的军事活动和准备，并且很快地收到了效果。7月17日，以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的内阁集体辞职。7月21日新内阁组成。大维齐是学者兼军人的著名政治家穆哈塔尔。担任陆军大臣和国务会议主席的，分别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帝国政治元老纳泽姆和卡米尔。由于新内阁的组成，满足了反对派把青年土耳其党人赶下台的基本要求，所以其他的步骤也接踵而来。长达数年的戒严令于7月23日被解除，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下的议会于8月5日解散。同时，所有现役军官一律宣誓并作出书面保证：不参加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政治团体，也决不干预国家的内外事务。

　　然而，1912年10月爆发的巴尔干战争，对于奥斯曼帝国和上台不久的自由派政府，都是一场极大的灾难。到年底，帝国军队的又一次战败，使得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土似乎已经丧尽。尤其是在1913年1月23日，当自由派内阁看来被人们误认为正在就一项把埃迪尔内割让给保加利亚人的建议进行审议的时候，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了对自由派内阁的突然袭击。一小伙青年军官在恩维尔的率领下，突然闯人内阁会议室，开枪打死了陆军大臣纳泽姆。年迈的政治元老卡米尔在枪口对准他的情况下，写了一封辞职书。随后恩维尔拿着这封辞职书，到皇宫去见素丹，并当面把辞职书交给了他。

　　青年土耳其党人同时在军队、警察和政府各部门都已作好准备。通过发动政变，这时他们又重新稳固地掌握了帝国的政权，并且设法使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铁腕人物谢夫凯特将军出任大维齐。1913年6月11日，谢夫凯特将军在家中被人谋杀，此事被青年土耳其党人用来作为借口，逮捕并流放了一大批反对派的人士，从而把帝国的最后一点自由和民主也一概清除干净了。从那时起直到1918年，整个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处于国防大臣恩维尔、内政大臣塔拉特、海军大臣杰马尔三人控制的军事独裁政府之下。

　　恩维尔，1881年出生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父亲是一名帝国的铁路官员。他早年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不久便加入青年土耳其党，由于他在1908年的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帝国博得了“自由英雄”的美名。他曾经任帝国驻柏林的武官，后来又成了一名深得人心的陆军校宫。因他领导1913年1月23日的政变有功，被晋升为将军，并出任国防大臣。1914年由于他同一位奥斯曼王室的公主结婚，因而取得了大马德（附马）尊称。

　　杰马尔，1892年出生于帝国的一个军人家庭，是与锋芒毕露、无法无天和放纵任性的恩维尔非常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也是帝国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很早就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1913年1月13日，青年土耳其党人武力政变后。他出任帝国京城的卫戍司令，在组织保安部队和指导他们进行保卫政府的工作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他后来出任海军大臣和叙利亚陆军司令。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一位非常精通军事、赋有个人威望而又敢于负责的人，并且一旦在他断定是出于他所从事的事业所需要的时候，他则可以变得十分冷酷、狂热和无情。

　　塔拉特是三巨头中最能干的一个人。他1874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他在地方学校肆业后，便在埃迪尔内电报局供职。他曾经利用他的职业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做了许多事情。1908年革命后，他在青年土耳其党中得到很快的提升，担任过各种不同的政府职务，包括一个时间的内务大臣。他于1917年出任大维齐。他是一位头脑敏捷、眼光锐利的人，必要时可以表现得很有力量，但从来不狂热，也没有报复心，难怪一位同时代的西方观察家称他是“奥斯曼帝国革命时期的丹东”。

　　奥斯曼帝国在这三人军事寡头政治控制下，国家权力机器被拧得越来越紧。反对派政党己被完全解散，他们的领导人不是被流放，便是己经变得无足轻重。这一时期实行的无情镇压，一时之间竟达到了近似于恐惧的统治程度。他们的统治只是由于1918年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才告结束，最终导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自动解散，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逃往国外，而帝国自由派的代言人又从流亡、隐匿和默默无闻中开始出头露面，彼此为争取得到主持奥斯曼帝国解体的特权而争吵不休。

　　在由1908年直到1918年奥斯曼帝国最后失败的这段时期内，除了短暂的空隙时间外，国家的大权始终掌握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手中。乍一看来，由1908年至1918年的10年政绩，确实是非常糟糕的，应该在许多问题上受到责备。他们通过暴力、镇压及恐怖的手段，把国家公共生活变成了一种野蛮行为；他们多次使军队干预政治，导致了政府军事化和将领政客化的双重恶果；尤其是他们使资产阶级立宪政府循序渐进的社会发展，完全变成了阴谋与反阴谋、镇压与暴乱、专制、丧权辱国以及战败等等的恶性社会循环。最终使帝国的广大民众对革命寄予的祟高希望，很快地变成为失望。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应该在某些方面受到历史的谴责和审判，这也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另外一个主题，应该永远不被忽略，这就是对于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他们最终关心的事情，便是这一时期已经明白无疑处于危险中的奥斯曼帝国的存亡问题。像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改革派的前辈那样，他们相信，要使帝国从内部腐朽和外部侵略中得到拯救，便必须对奥斯曼帝国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某种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在为巩固执政地位而激烈斗争的那些年代里，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曾抽出大量时间来处理一部分此类的间题，并设法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使其得到解决。尽管他们的工作往往是计划不周全的，并且也时常因碍于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以致受到挫折，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在许多方面兢兢业业地努力。尤其是从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长远意义而言，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这种势力，不仅为奥斯曼帝国的将来传下了前几百年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和成就，并且还在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为现代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时期的社会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现代行政管理机构。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执政以后，第一件迫切需要予以关注的事情，便是外省和地方上僵化教条、效率极低的行政机构。所以不久，便参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拟定了一个新的省市政府行政制度，并且付诸实施危提高了地方官员的办事效率，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所以这些行政制度，在仅仅略加修改之后，便又成为了土耳其共和国地方及省市政府执行司法和行政的体制。

　　古典的伊斯兰法律和政府制度很少涉及到城市，因为伊斯兰法律不承认集体的人，在伊斯兰历史上也看不出曾经有过哪个得到承认的特权城市是具有法人地位和权力的。正好像国家是不存在的，而只有一个统治者和它的代理人，城市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有一个棍杂体，它是由各自有其自己的首领和领导人的许多家庭、许多居民区和许多行会所组成的。因此，为了改变这一传统，在帝国的京城，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和长远性的变革。通过在帝国京城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新市政组织，从而不遗余力地推行了多项公用事业计划，使城市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逐步地使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这个古老的城市演变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青年土耳其党人虽然没有能够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一个民主的立宪政府，但是他们却使帝国的京城有了现代下水道，有了现代的警察和消防队，使得城市交通和公用事业的而貌焕然一新。尤其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帝国京城街头游荡的有名的伊斯坦布尔狗群，经市政会议决定，予以一网打尽，运往一个无水的孤岛，令其自生自灭。从此在帝国京城的街头上，便换成了一班接一班的垃圾工人和清道夫。

　　2.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奥斯曼帝国工业的总衰退，在时间上可以一直回溯到19世纪初期，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正经受着不断扩张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势如潮涌的大量贱价工业产品不断流入帝国的市场。在进口的货物当中，最主要的是纺织品，它使老式的帝国棉业和线业织造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其他进口货物包括铁器、刀、时钟、纸张和食糖等，而对于这些产品，帝国的地方工业照样无法同人家竞争。到了19世纪下半叶，帝国除少数像鞋匠、成衣匠之类必不可少的当地手工艺者外，制造工业几乎全部消失殆尽。这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原料出口国和工业制造品的进口国。造成上述的情况，一方面与帝国实行西方化而在服装和家庭生活用品方面引进的新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西方列强治外法权条款加诸帝国财政政策上的种种限制有关，但其中最主要的还必须看到，是由于像奥斯曼帝国那种脆弱的旧时代经济体制，根本就无法抵抗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竞争。

　　工业作为致富和取得权力源泉的这种价值，虽然在帝国“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家们得到了实现，但他们推行的那种相当粗糙的重商主义，不论对于气势万千的19世纪，还是厄运当前的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是毫无作用的。这种重商主义掌握在一个弱得无法执行自己的政策，穷得无法使自己这些政策得以实现的政府手里，只能以失败、瓦解和贫困而告终。

　　虽然在阿布杜尔·哈米德这位满怀善意和具有进取倾向的君主在位时，经他鼓励或直接创议，帝国曾经建成了100多个工厂，但是这些由政府管理的工厂全部因设计不周密，缺乏效率，往往又是脱离本国的需要，面只能经常依靠政府的津贴来维持一种寄生生活。其中大多数有时只经过几个月便倒闭或被放弃了，到土耳其共和国时期仅只剩下了三个这样的工厂。至于帝国的私营工业，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控制或是外国人经营的。因此，帝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

　　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的政府，虽然也和他们同时代的多数其他政府一样，对于经济问题不像对于政治和行政问题那般关注，然而他们还是试图解决一些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解决了帝国长期遗留的土地问题。关于土地改革，帝国时期的改革家们一直没有什么重大的举措。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执政后，1910年2月通过了一组“临时性”法律，给土地，特别是其中有关集体所有权、抵押和继承权等问题，带来了重要的改革。1911年3月和1913年2月，还分别另行通过立法，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尤其是1913年的修改，为不动产的划定和登记，以及地价和租税的估定，规定了一套正规的制度，对于自从“坦齐马特”改革以来所遗留下来的那种复杂而不规则的状况，确实起到了简化的作用。

　　另外，在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几年中，由于在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使得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逐渐地意识到，西方列强对帝国经济的渗透是对帝国主权的侵犯。他们曾经特别积极地号召民众从事更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活动，作为奥斯曼帝国获得经济解放的先决条件。此外，他们还采取了鼓励地方企业发展的许多措施，并为废除经济治外法权条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13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成立了一个“国民消费社”，并且发动了一次鼓励民众进行国货消费以替代舶来品的运动。同年，通过了一项积极鼓励发展工业的法律。1915年，完成了帝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工业普查。

　　对于任何一种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首先一项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真正的国家银行，因为当时所有的银行，包括帝国奥斯曼银行在内，全部都处在外国控制之下。1916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成立了一所国家信贷银行。该银行于1917年1月正式开业，资本为400万奥斯曼镑，其中半数已预先交付，并发行了每股价值10镑的股票40万份，并明确规定只限于奥斯曼帝国的属民方能拥有。

　　在国家银行的扶植之下，其他金融企业也都开始兴办起来，特别是还开办了两家保险公司。关于私人企业利用地方资本开设公司一类的事情，在报纸上得到了广泛的宣扬，工厂的开业也都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在这一时期，各家外国公司根据帝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董事会中都必须有一定人数的奥斯曼董事。1916年帝国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各特许企业应设立突厥文的账目，经营中也要使用突厥语。

　　在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最后年代里，尽管青年土耳其党人为发展奥斯曼帝国商业和工业所做出的这些努力取得的成就很少，并且在这一切也全部都随着帝国的失败和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的逃亡而一同告终。但是，他们确实也还是制定了许多有效地发展国家社会经济的方针政策，只不过必须要等到以后较为有利的时机，才由土耳其共和国执行罢了。

　　3.法律方面的改革成就。1908年的革命和帝国宪法的恢复，再度引起了关于引用涉及地方分权与地方政府职能分立的宪法第108条的间题，议会中关于这项法律的审议是旷日持久而又艰难的。1913年3月26日，该法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努力下终于获得通过，这是立法者抛开伊斯兰法律原则，而走向西方世俗法律原则方面迈出重要步伐的具体表现。从此，帝国便把西方关于法人团体的概念带进了该国的法律及行政机构，并一直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

　　此外，1917年在青年土耳其党的倡导下通过的新婚姻法，标志着在妇女权益上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作为处理家庭婚姻，以及个人事务的宗教法庭，也已拨归司法部管辖，也就是说，把一个现代的、世俗的权力机关置于诸教权阶级之上了。

　　4.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成就。由前一个世纪开始的西方化运动，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时期，已经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老的计时方法让位给了24小时为一天的欧式计时法。服装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发展程度，到了以致引起宗教当局的关注并不得不加以申斥的地步。1914年4月，伊斯兰教教长告诫穆斯林妇女，不得穿欧式服装，否则给予惩罚。同年9月，帝国政府还果真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公开违反斋月规定的穆斯林将予以逮捕和罚款。

　　然而这些措施丝毫不能阻挡奥斯曼帝国社会日益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他们最大的成就。他们在前辈改革者做出的事业基础之上，又建立了一个包括由世俗初等及中等学校，到师范和专科学校，并以经过改组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为顶峰的新型现代教育体系。这种新型的现代教育体系，扩大了妇女受教育的机会。首先是小学和中学，后来又是大学一概招收女生，从而为女子进人专门行业和参加公共生活打开了道路。在帝国京城伊斯坦布尔等大中城市，许多大胆的女性居然剪短了头发戴上了帽子，摘掉了面纱，出现在公共社交场合。特别是在战争年代，由子许多男子被军队吸收人伍参战，因而迫切需要妇女出来为社会服务。在过去的年代里，女性惟一可能从事的职业，只能是护士、助产士和教师，这时她们已是医生、公务人员、律师和企业家了，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在1919年奥斯曼帝国战败后，为土耳其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思想及文化运动方面的成就。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的时代最有趣和最主要的一面，也许是思想和文化生活。1908年革命胜利后，帝国宪法的恢复，使得长期以来被封闭在素丹专制统治下的各种思想和自由意识，如一股洪流一泄千里。一系列新文艺、新政治以及其他性质的刊物不断涌现出来。长期保持缄默或是遭到压抑的声音，现在又都大声地清晰地回响了起来。多年积郁在民众心中的思想，纷纷上了书报。尽管1909年4月兵变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又重新恢复了镇压和新闻控制，但也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制止住源源而来的各种新思想、新表现和新议论。随着现实生活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得既迅猛广泛，又意义深长。

　　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西方的思想再度为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法国仍然是这些外国思想影响的主要来源，不过，曾经左右奥斯曼帝国改革派意识的18世纪启蒙思想，这时已经完全让位于19世纪的社会科学。其中第一个出现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曾经启发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就团结与进步的含义作了述，并对于现世的急进主义随后在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作用。另外，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成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中自由派个人主动和地方分权学说的基础。最后，正是在西方的社会学中，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民族派为创立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详尽理论体系，找到了概念上的结构。所有这些政治学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趋向于把社会学看成是一种哲学，甚至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把它看成是在有关道德、社会、政治甚至宗教等问题上的准神权权威的一个来源。

　　总之，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的年代里，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加速了。它既出于自觉也是形势的使然。如果青年土耳其党人能够按照这一发展趋势努力下去，奥斯曼人在东方的伟大历史新命运就将会充满了极大的希望。但因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外交决策上的失误，使得奥斯曼帝国不久卷人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现代战争的冲击下归于覆灭，终于耗尽了奥斯曼人的士气和忠诚。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斯曼帝国能否在德、奥轴心国和英、法、俄协约国之间严守中立，此事虽不能肯定但有可能。当时奥斯曼帝国的许多臣民是支持英、法两国的，绝大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和他们的政府内阁多数成员在1914年也是赞成中立的，可事实是，在战争爆发以后，奥斯曼帝国却站在了德国一边作战。这种抉择主要是由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主要领导人恩维尔等少数人作出的。恩维尔是一位亲德派分子，他总是认为同强大的德国站在一起反对俄国，最能够实现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他老是梦想有朝一日泛突厥主义能扩展到俄国的高加索。这一抉择后来证明，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前途是致命的，但其结果对于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兴起则起到了至关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