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

序言 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世界帝国兴衰丛书》

　　彭树智

　　三秦出版社筹划已久的《世界帝国兴衰丛书》即摘陆续面世。责任编辑陈景群同志约我为孩套从书写篇总序。我考虑到参与过筹划工作，同时对这个选题寄予库，所以乐于写一珍有类帝国的历中和贪明亦释问颖王。作为各卷前的叙意，进而求教同行和读者。

　　一

　　世界帝国史是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世界性的大帝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世界帝国史是世界历史研究的专门性大课题。要深入了解世界历史，不可不了解世界帝国的兴衰荣辱史。

　　如果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首先就应当以世界帝国的兴衰史为鉴。因为每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其历史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历史经验教训更有普遍性，所以其借鉴性也就特别强。

　　如果说，学史可以使人明智，那首先就应当学习极富思考空间的世界帝国史。因为每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都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都成为增长人类智慈、开掘理性启示的用之不尽的珍贵宝藏。

　　如果说，学史可以培养世界意识、拓宽全球视野，那首先就应当学习各个世界性大帝国的历史。因为“国情”和“世情”是相比较而存在，悠久的中华帝国史和同时期的世界险大帝国史，同为世界历史的不同侧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吝不同”，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同”、“异”合流的长河中，方能找准民族性的位置。识破历史的真面目。

　　一

　　读史者对世界帝国史的第一印象，无疑是政治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政治史始终处于世界帝国史的中心位置。帝国的兴衰，集中表现于政治上。

　　帝国政治史是资治的镜子，是政治家们关注的热点。历来的治帝国史者大多都为此把政治借鉴放在首位。李维（TitusLivy，公元前59一公元17年）在巨著（罗马史》中，就明确指出：“研究历史的特有效果就是能在历史真相的启迪下，看出各种类型例证，从中为自己、为国家选择可以效法的榜样，以及应予避免的、始而有害、终成灾难的覆辙。”

　　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一前122年），这位希腊罗马史学交融的杰出代表，在其巨著《通史》中明确主张“以史为鉴”。他指出，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历史不仅是人类业已完成的伟大成就，而且是人类行动的指南。当代人的言行，往往为适应形势需要而加以掩饰，惟有历史才能为政治家提供前车之鉴，提供批判周围环境和人的行为动机的实例，教会人们区别敌人与净友。他把人类的改革分为两条道路：一条是亲身经历祸乱之后而进行的改革；另一条是以他人失误为戒而进行的改革。他认为，政治家不应选择前一条道路，因为这会使改革充满困难和危险；而应当坚决选择后一条道路，因为这是不遭受损失的最佳选择方案。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很有见解的观点。

　　然而，政治虽有其独立形态，它毕竟是莫墓于社会经济根基之上。读史者从世界帝国史的政治变迁中，必然会发现政治本身不是孤立的，它不可能不受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经济是世界帝国赖以生存的立足点，没有经济的发展繁荣，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稳定昌盛。只有从世界帝国社会生活的深处，才能透彻地观察到政治与经济在一矜社会形态中的结合点。

　　三

　　文明或者文化，是世界帝国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

　　正如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在于能够创造文明或文化一样，作为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产物的世界帝国，对后世带来最有长远价值的，就在于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不同世界帝国的文明，体现着不同帝国的自身特征。

　　只有从文明的特征上了解世界帝国，才能从根本上深刻地理解世界帝国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性的大帝国—波斯帝国，就是以文明为特征而凸现于人类文明史之上的。它不仅有自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有维系庞大帝国和管理庞大帝国的制度文明（如行省制度、斌税制度、铸币制度、释道制度、军事制度等），因而比之埃及和亚述帝国，在文明内涵方面更成熟、更丰富、更深刻。尤其是波斯帝国包括了两河流城、埃及和印度河三大古文明中心，并且接近了第四个古文明中心—希腊的边缘。

　　世界帝国的兴衰，战争的征伐，一切政治上震慑人群的亭功，诸多制度上的频繁更迭，其影响固然可以显赫一时，但从历史的现点看，只不过是无限时序中的一瞬。反观文明的伟大创造，则以各种方式，或传承，或演化，从而融入世界文明的总体之中，长存不衰。

　　追忆古罗马帝国的历史，三大文明标志便突出地显示出其创造性的位置。为西方文明做出伟大奉献的《市民法》和《万民法》，成为古罗马帝国文明的首要标志。第二个标志是卡图卢斯和维吉尔这两位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特别是维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纪》，堪称不朽杰作。但丁在其名著《神曲》中，把维吉尔作为自己从地狱和炼狱到天国门口的向导，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多才多智的西塞罗，成为第三个标志，他提出的“理性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无疑是共同的”哲理，对于人类文明史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文明成为古罗马史的基础。

　　世界帝国的有作为的大帝、皇帝、君王，确实有不可低估的厉史作用。但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其影响更久长，甚至是不朽的。

　　或者说，世界帝国的杰出统治者们之所以对后世有更大影响，不仅在于他们的武功，而更重要在于他们的文治。

　　阿拉伯帝国杰出的哈里发们，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他们都以不分宗教吵域、不拘意识形态差异，而一律尊重知识、奖掖学术。特别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麦蒙，在首都巴格达创办了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三位一体的智惫馆，任命景教学者和翻译家侯赛因·伊本·易斯哈格为馆长。麦蒙按译稿的同等重的黄金，重奖易斯哈格的译稿，可谓空前绝后的高翻译稿酬。实际上，不仅阿拔斯王朝的杰出的哈里发们，不仅该王朝的一些地方统治者们，而且在西班牙立国的后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们，也都因为热心扶持帝国文明而闻名于后世。正由于他们的倡导，使巴格达、开罗和科尔瓦多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并从这三大中心向全世界放射出绚丽的文明光彩。

　　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把那些创造世界文明的人们，誉为“以心而伟大的英雄”，并指出只有他们才是推进文明、延泽后世的伟人。

　　有多少人能记得徒具虚名的神圣罗马帝国？然而集二十年之功而成书的《神曲》，却堪称文明时序交往的桥梁和连结近代与古代世界的传世之作。但丁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名言，启迪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智者们，去清醒地面对现实的“地狱”、勇敢地迎接“炼狱”的苦斗，从而达到理想“天国”的理性追求。

　　有多少人去理会英国的詹姆斯一世或伊丽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这位前所未有的伟大剧作家，却水远是英国人的骄傲。他的悲剧《李尔王》、《朱利叶斯·凯撒》等作品，不但在艺术上是创造性的，而且在创作主题上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高尚人物性格与人类有生俱来的罪恶及其自我毁灭的本能之问的冲突。他那强烈充满人性、以至使人文主义淡化在背景中的戏剧，他那艺术超越教条而反映生活真实的戏剧，将水存人间。

　　谁能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帝王们？然而作为诗人与哲人的歌德，不仅以追求知识和人生真谛的名著《浮士德》而流芳百世，而且由于热爱中华文明而获得“魏玛孔夫子”的雅号。文学是文化交往的纽带。各民族通过文学来接触其他民族，彼此就会有更好的了解。令人不能忘却的，是歌德已从中国和德国之间文明交往过程中，预见到人类由“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发展的前景，并且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的著名预言。

　　歌德所说的“文学”是广义的。它泛指“文明”或“文化”，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全球化交往时代多元化的整体精神文明。歌德的“世界文学”这一广义名词，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写入《共产党宣言》之中。从而成为世界文明普遍交往的新术语。

　　四

　　世界帝国的特性在于文明。不同的文明构成了不同世界帝国的不同风貌。

　　世界帝国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使不同帝国的文明兴盛，交往也使不同帝国的文明衰亡。

　　因此，文明交往是理解世界性大帝国盛衰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

　　实际上，每一个世界性大帝国的盛衰史，都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大历史个案。

　　人类文明在交往中发生、发展。世界性的大帝国是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产物。

　　交往活动本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与世隔绝，就不能产生才智，就不能产生文明。只有家族相聚，还不能算人类的社会交往，所以只有社会上的相互往来，人与人之间的广泛接触，才能通过地区、民族、国家而扩大文明交往。

　　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后期，人类原始公社的各自孤立状态，首先在西亚两河流域突破，出现了居民密集的聚落，诞生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小国。稍后，具有此种文明重要标志的国家，在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爱琴海等地区，都先后诞生。

　　但是，真正出现世界性的大帝国，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形成的埃及帝国。它的版图已地跨西亚北非，它用征服的战争交往方式，创造了奴隶制帝国文明。到公元前2000年前期，在西亚形成的亚述帝国，第一次度括了两河流域和埃及两大文明地区。再到公元前100〕年代中期在西亚兴起的波斯帝国，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史上，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历史图景。从文明交往的观点看，波斯帝国既是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的终结，又开启了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先河。波斯帝国起了古代帝国文明交往史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文明交往使古代文明中心小国林立的状态，演变成各个统一的帝国和各个帝国彼此对峙的局面。

　　各个时期诸帝国的出现，都是人类文明交往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各个大帝国成了文明交往的更大中心。它们分地段而又互相连接地打通世界文明交往的孔道。

　　古代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华帝国、波斯帝国、贵霜帝国、安息帝国、罗马帝国、萨珊帝国、阿拉伯帝国、印度、埃及等帝国的文明交往的大动脉。

　　这条文明交往大动脉，是各个帝国活动的大舞台。为了开拓疆土、移植人口、掠夺资源、控制商路。各大帝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交往。战争的交往形式具有破坏性，也具有对闭塞状态的突破性作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之后，文明交往从西方的爱琴海通到东方的印度河流域，促使这个广大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3世纪蒙古军队穿越亚欧大陆，建立了世界性的大帝国，东西方陆上文明交往的大道因此而大开。这种突破性作用，是和平交往方式所不能达到的。

　　伴随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交往的开展，出现了另一类型的世界性大帝国——殖民帝国。海上新航路的开拓和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的发展，把荀萄牙、西斑牙、荷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奥甸帝国、日本等殖民帝国推上了世界历史舞台。

　　这些帝国虽各具特色，但都是以扩张性的西方文明为其共同点。东方的日本帝国，虽具本国文明传统，但所走的却是西方文明之路。众所周知，“脱亚入欧”曾经是日本帝国的重要目标。

　　在这些殖民帝国中，英帝国或不列颠帝国是他们中的辉煌代表。50.多年来，这个被其创造者和继承人称为“水不衰落的”殖民帝国，曾经盛极一时。在身高只有1.55米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地图上凡是涂着粉红色的地方，都是不列颠帝国的地盘。粉红色遍布各大洲，溅洒各大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列颠帝国总面积为1270万平方哩，其中联合王国占12.1万平方哩，即不到百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列颠帝国的总面积和总人口，都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这种疯狂扩张的程度，真可谓达到了世界帝国文明史上的顶峰。

　　以不列颠帝国为代表的殖民帝国，按内容属现代工业文明。这个类型的帝国把工业文明传播到全世界。文明交往的范围扩大到全球。科学的进步，交通、通讯设各的日益发达，推动着西方文明以惊人的速度兴盛，又同样以惊人的速度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殖民帝国土崩瓦解。它同时也埋葬了各个殖民帝国所奉行的教条：经常扩大“生存空间”和统治尽可能的大陆领地或海外领地，以维持国家的力量和未未。

　　西方文明及其体现者殖民帝国之所以如此快的衰落，其原因正如它迅速兴盛一样，是文明交往所带未的全球化普遍的结果。殖民帝国把孤立的民族或国家带进了世界性的互相交往的大环境之中，使他们有了新的发展机会，使他们越来越主动地探索着改善他们的命运。新的交往手段的快速发展，先进技术、思想、组织形式迅猛传播，全球力量正在改变着文明中心和边缘地区的旧交往格局。殖民帝国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落。

　　英国政治家沃尔特·白哲特说过，罗马与英国的衰落，都在于他们不理解他们所创造的制度。创造了帝国文明而不了解这种文明交往带来的后果，这正是一切帝国的历史悲剧所在。

　　五

　　文明交往对帝国的兴衰如此重要，其根源在于它经常起作用的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民族因素。任柯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都是由一个统治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帝国。帝国的兴盛似乎是对新民族的不断征服与奴役。但民族压迫已经埋藏着帝国衰亡的种子。

　　尤其一些多民族的帝国，由于民族压迫所造成的矛盾，导致帝国统治者的罪恶遗产遗患无穷，至今世界上还在被这些问题所困扰。他们那个时代的罪恶，并没有因帝国的崩溃而终止。从巴尔干到非洲，从高加索到亚洲的南端，民族战争和民族屠杀层出不穷。

　　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分别统治了12个民族。沙皇俄国统治的民族达100多个。“日不落”的不列颠帝国更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它埋下的冲突遍及全球。巴勒斯坦就是英国托管政策的产物。它唆使犹大人和阿拉伯人互相争斗，然后便溜之大吉。印度和巴墓斯坦的势不两立，也是英国在撤退时造成的。这两个国家在1998年春甚至以核武器相威胁。

　　当然，这里决不排除民族融合。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始终是帝国文明交往过程中相互交织的两个方面。

　　其次是地缘因素。每一个帝国都是以自已国家为核心来展开与外界接触与交往的。在这种接触和交往中，必然会形成一个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形态、民族心理、社会制度等各方面比较接近的地区。正是在这个地区形成一个帝国交往的文化圈或文明区。

　　地缘因素和帝国的文明交往特性密切相关。它常常是一个地区内的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群体性格等种族或民族异质性的指数根源。环境和谋生手段的相异性，导致帝国主导民族的外部和内部关系的多样化交往模式。蒙古帝国因为中古时期辽阔草原适宜释放其“马背文化”能蚤，因而把西伯利亚到匈牙利的宽广地带变成了自己的天下。以海洋地缘因素为生存空间的西方诸帝国，则借助其特有的炮舰优势，极大地扩展了自已的海上力，使东方屈服西方。

　　地缘不但与民族关系密切，而且与帝国之间的政治冲突与文明融合相伴随。各个帝国的异质文明，在相互交接或相互交叉的地区中，经常出现一种文明结合式的历史景观。在东北亚结合部的地区中，就有日俄两帝国的1904年战争，还有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俊略。中东地区从古到今的结合式的历史景观中，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时时闪烁其间。存在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欧洲东部到鸟拉尔山脉的广大地区的诸帝国，扮演着世界上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众多主体的历史角色。

　　再次是宗教因素。宗教是人类生活的墓本要素，是文明的核心，也是帝国文明的墓础。每一个帝国都有自己的宗教文明或近似宗教的文明。帝国的文明交往，无论是内部或外部的交往，都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的政治归属性。

　　在古代帝国的文明交往中，宗教即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内移植、生根。起派于西亚的墓督教的西传，在一个长时内成为全欧洲杜合的精神支配力而影响各西方帝国。印度的佛教也传播到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中华帝国和日本帝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帝国把伊斯兰教传遍中亚、西非和北非。后来又进入南亚、东南亚和东南欧，形成了与欧洲苏督教世界并立的伊斯兰世界。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个近似宗教作用的伦理文明体系，它也传遮东亚和东南亚，在朝鲜、日本、越南的地位，影响特别巨大。

　　宗教在帝国文明交往的过程中，冲突和融合始终相伴随。劝人为善、博爱、和平等种种教义，导政宽容与和睦相处。但不同宗教对世界的不同理解，特别是宗教一旦与民族、集团的利益相结合时，蕴藏的异己力量的巨大差异性就会爆发出来。从11世纪欧洲各帝国开始进行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直到1272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开始的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这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宗教冲突，是最典型的例子。宗教之所以成为冲突的重要因子，是因为它与地缘、文化、习惯、生活方式、资源的天然联系，并以神灵形式“武装”着不同民族。科学和真理在宗教气氛浓烈地区都无能为力。各个帝国之间的对抗，也无法摆脱宗教的影子。安瓦尔·萨达特在《阿拉伯统一的历史》中说，东西方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对“神”的理解上。只要这种理解没有对人的信仰、道德、美学等人文意义上进行的真正宗教启蒙，冲突和融合都将继续下去。

　　从交往哲学上讲，宗教冲突源于将己方奉为主体，将他方视为顺从和受支配客体的“主一客”式的交往观。殖民帝国把这种交往观奉为对外扩张和统治的信条。他们将基督教文明奉为惟一文明。把西方现代化奉为惟一的现代化模式，将被征服的对象统统视为“野蛮人”。这种西方中心论式的全球交往观，盛行了几百年，至今余孽仍存。

　　复次是语言因素。语言像工具制造与火的使用一样，是人类一项伟大的文明成就。语言与国家和社区一样，是确定身份的必要因素，是一个民族在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手段。对于文明交往而言，语言能使人们交流感情，互换经验，共享知识，能使人们之间变得理解和被理解。语言是文明得以发展和代代相传的决定性因素。文字是语言的进一步发展。文明的保留和知识的传播都有赖于文字的发明。文字在文明交往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它把知识系统化。文字在早期的文明交往中，可以使官员和祭司以更高效率处理自己的事务。

　　语言文字对帝国的文明交往来说，既是内容，又是手段。它是诸帝国文明的象征和通用符号，又是帝国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往的传播工具和思维手段。每一个大的帝国都有自己的主导语言文字，并通过这种语言文字把帝国的独特文明，传遍特定的文明圈内。帝国强行推广自己的文明同化政策时，语言文字成为同化的首要标志。语言文字在殖民帝国时期发挥传播西方文明的突出作用，集中表现在不列颠帝国的文明交往活动上，英语不但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而且事实上成为今日国际上的通用语言。

　　从哲学层面讲，文明交往的工具——语言文字是物质在精神方面表现的震动空气层的声音和尔后形成为文字的文明符号，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传播交流和互动意识。这种口语和书面文字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往服务的思维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交往”（Verkehr）看作一个总体性范畴，它包括物质、精神和语言三大交往层次的完整系统。在全球化交往的时代里，在一个日益变得无根无基的世界上，一个民族找到归属的要素就是听到自己的语言。

　　最后是利益因素。文明交往的根源在利益关系和利害关系。各个帝国之间的文明交往中发生的所有事件，都能从利益因素中找到最终答案。

　　从帝国交往史中，我们发现，无论是王朝战争、宗教战争、民族战争，还是殖民战争、联盟战争。大都是围绕领土、统治权、安全、财富、荣誉或某信仰某利益而展开。

　　只要我们将利益物化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立刻会察觉到文明交往过程中的冲突和融合的根源所在。

　　帝国之间文明交往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占有的非平等化和非均势化，是导致冲突的先期因素。非均势化使势力强大的帝国谋求霸权。霸权主义的实质是对利益的争夺和占有。箱权是以利益的非法获取为前提的，也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条件的。它强迫别国服从自己的特权。

　　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均势，建立在帝国之间的均势化的国际秩序上。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和一些国家关系体系的出现，正是文明交往的结果。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就以其“华夷一统”秩序原则，同邻国进行了悠久广泛的交往。此外，还有“阿拉伯伊斯兰”秩序、“奥斯曼伊斯兰”秩序等等文明交往秩序。殖民帝国的种种国际秩序，标志着文明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六

　　帝国的文明交往，也与文明交往的基本属性紧密相关。

　　文明交往的本质属性是它的实践性，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实践活动。物质交往是物质生产的前提，是精神交往和社会交往的基础。这三者都是人类社会文明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集中表现。像生产力是人类的实践能力一样，这三种文明交往的实践能力在各帝国内部和外部的竞争和依存中，不断打破民族和国家的壁垒，使世界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各帝国的区域性统一有利于文明交往，但“主一客”模式的单一主体交往现，在实践上必然与文明交往的本性相抵梧。

　　同实践直接相关的属性是文明交往的开放性。任何一个人类群体，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种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内部和外部的开放性。正如同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开放系统下与外界“交换能”才能发挥作用的科学原理那样，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也表明，保持外部环境的开放性，扩大文明交往的范围是发展生产力和文明成果传承的保证。如果说“能量交换”使火山岩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产生了瑰丽的岩石和宝石，那么，各帝国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也创造了辉煌的独特文明。

　　文明交往的开放性，必然导致文明交往的多样性。文明交往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其变迁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变性，因而在联系形式上表现为多样性。文明交往的多样性是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反映，是历史发展绚丽多姿的实在表现。各个帝国经历着不同的文明交往道路，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传承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文明交往的多样性正是世界充满活力、竞赛和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文明交往的互动性在帝国之间的联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是因为文明交往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它是在双向的或多向的网络交汇中不息地奔流。文明交往是一个互相发现、互相沟通、互相扬弃、互相理解和互相融合作用的复杂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同时充满着摩擦、碰撞、矛盾和冲突，也不乏对抗、分裂、压迫、侵略和抵杭。

　　文明交往的迁徙性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帝国文明的兴衰。迁徙性是人类群体在文明交往过程中的空间位移。这种空间位移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到公元14世纪，游牧各民族先后对农业世界进行了三次历史长久的迁徙浪潮。印欧人、闪米特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和拓跋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的迁徙浪潮对亚欧非大陆的农业帝国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在文明交往中，一方面游牧世界不断缩小，农业世界逐渐扩大；另一方面许多帝国走向衰落，在民族关系上出现了产生、发展、吸收、扩展、聚合、分解、乃至消亡的文明演化现象。这个现象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交往中，殖民帝国的扩张中，使之更扩大了。

　　总之，文明交往的实践性、开放性、多样性、互动性和迁徙性，制约着帝国的文明交往进程。

　　七

　　每一个帝国的兴衰史，都是世界文明交往的历史个案。从这些历史个案中，我们从理论上可以看到以下诸要点：

　　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交往三大部分，它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一客体一主体”的多种和普遍的社会联系；

　　人类文明经历了远古、上古、中古和近现代之后，现在正进入当代时期。与这些时期相对应的内容为：原始工具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知识文明等等为特征的诸多交往；

　　语言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和形式，是文明交往的工具，是促成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得以形成的基本手段，是民族和帝国文明的典型象征，也是帝国文明兴盛和复兴的钥匙；

　　各民族、各帝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帝国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各民族、各帝国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都取决于它的生产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文明交往既表现在民族、帝国之间，也表现在人群、集团之间、地区之间，它是世界走向普遍联系，是科学技术及生产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保存和发展的墓本条件；

　　古往今来，文明交往既有和平形式，也有战争形式，既有官方往来，又有民间往来，还有文明冲突和融合的交织。只有坚持民族本位、保持开放和进取状态的文明，才能长久不衰，才能在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明世界里确定自己国家的民族性文明的位里；

　　文明交往论是多极主体交往论。一国独精或几国分翁的帝国时代已经过去。全球化发展包括“世界一体化”和“多极化”两个相反相成的双重内容，前者是整体性趋势，后者是主体间交往的平等性，国无论大小贫富，都拥有独立对话和发展主权的地位；

　　文明交往论是互动合作论。在人类互动和多向的文明交往中，随着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交往、商品经济的工业文明交往和信息知识文明交往的递进发展，互相依赖、共同发展将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文明交往是文明自觉论。文明交往在趋向上将摆脱野蛮性而日渐文明化。文明交往的特点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演进，在规模上从封闭走向开放，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活动范围上由民族、国家、地区走向世界，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在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宗）教际和国际关系的领域中，由对立、对抗的“我”走向对话和合作的“我”。

　　文明交往论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人和自然界的平衡和谐，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是对自身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其他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赞赏，是抱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襟怀和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人性追求，归根结底是对自己文明和异己文明的理性探索和深刻理解。

　　文明交往论所研究的墓本课题，是对世界文明及其交往规律性的认识。例如文明交往中出现的不平衡性问题，其中包括在静态上表现为现实文明的差距，在动态上表现为发展速度的变动性与暂时性，在进程中表现为文明的交替超越性、先进与落后的互变性等等。这些文明交往的规律匡认识，有助于深化研究文明问题和文化战略问题，为建立健全国际新秩序，提供历史和理论上的参照。

　　研究帝国史不但要关注文明问题，而且要关注文明交往问题。研究文明交往问题，不仅要关注理论问题，而且要注重历史个案的分析。只有以科学的精神，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对各种历史个案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客观全面地回答文明交往问题。

　　概括地说，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研究文明交往的厉史、因素、特征和规徉，通过对各个帝国史历史个案的分析，可以具体了解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侧面。现在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文明融合论”、“文明危机论”，都应当在各个具体历史个案中接受验证。

　　文明交往论强调文明交往的历史过程。各个文明是一个历史整体进程的产物，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各个文明发展不是孤立的，文明冲突，文明融合，都是文明交往过程中相互联系的不同方面，不可离开联系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去片面强调一面。文明交往过程中，充满着冲突和竟争，也经历着传承和吸收，还交织着融会和综合。共处共存、共发共荣是文明交往的主流。

　　21世纪将是人类文明交往过程中的新阶段。帝国文明交往已成为过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不但表现在文明冲突和文明融合的深化上，而且将集中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人的价值和命运上。人们对文明交往的未来应持冷静与乐观的态度，因为它总的趋势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换和提高，总的特征是多样性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

　　2000年2月19日写于悠得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