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三卷）

第二章 民国（二）

　　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举行罢课，连同中等学校，罢课人数达2.5万人。学生们组成“十人团”，上街讲演，宣传反帝爱国；展开广泛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活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同时发行《日刊》，组织护鲁义勇队等。

　　运动的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驻华使馆多次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取缔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日本驻华舰队频繁调动，进行军事恫吓；京、鲁两地的日军及各地日本浪人也多方寻衅，妄图制造事端。英、美、法等国驻华公使也联合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北洋政府顺从帝国主义的旨意，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6月1日，北洋政府发布命令，公然为卖国贼辩解，诬蔑学生的爱国运动是“越轨”。6月3日，数百名学生不怕威胁，继续上街讲演。反动军警逮捕了170余学生；4日，学生们加倍行动，又有700余人被捕；5日，数千名学生涌上街头，很多人身背行李，作了入狱准备。

　　与此同时，天津、上海、长沙、南京、济南、武汉、成都、广州、杭州、苏州以及安徽、江西、山西、河南、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学生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全国各地学生勇敢地走在了爱国运动的前头，他们的爱国热诚，唤起了各阶层民众，汇聚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革命洪流。

　　大逮捕，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极大震动。6月5日，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工人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开始举行罢工；同时，上海商界宣布总罢市；在这之前，上海学生已于5月26日实行总罢课。这样，上海人民的“罢”斗争实现了。运动进入到新阶段，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

　　上海人民的罢斗争受到中外反动派的破坏和镇压。淞沪警察厅按照北洋政府司法部的急电出示布告，声明要追究、查办罢工工人；反动军警肆意殴打、拘捕上街宣传的学生，强迫商店开门。帝国主义租界的巡捕和商团也纷纷出动，驱赶爱国群众。

　　6月9日和10日，上海工人罢工达到高潮。继纺织、造船、机器、制造、卷烟、造纸等行业工人罢工后，上海海员和沪宁、沪杭、淞沪铁路工人也开始罢工。至此，上海罢工的工厂企业有50多个，人数达万。整个上海陷于瘫痪。在上海工人的带动下，罢工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京奉铁路唐山工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江、天津、南京、济南、长沙、武汉、杭州以及些中小城市的工人和各界民众也相继举行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活动。这样，运动突破了爱国学生圈子，发展成为有广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

　　全国人民空前规模的斗争，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严重威胁着北洋军阀的统治。6月5日，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10日又被迫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个卖国贼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11日，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这是全国人民共同斗争的胜利成果。上海各界民众于12日集会游行，庆祝这初步胜利。

　　但是，斗争并未结束。6月17日，北洋政府电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拒签和约成了运动的又个主要目标。19日，山东各界请愿团到京，先后在总统府和国务院前请愿，代表们冒雨跪在新华门前。23日，请愿团代表晋见徐世昌，声泪俱下，表达了山东人民拒签和约的强烈要求。山东人民的请愿活动得到全国各界的强烈响应和支持。27日，天津、山东、北京、陕西等地代表在京联合请愿；同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人士召开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据统计，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接到的拒签和约通电7000份，通电致警告代表团“如违民意，当与曹、章、陆同论”。旅居法国的华侨和留学生于6月28日包围了中国代表团住所。中国代表只得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

　　至此，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际了，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爱国运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首先，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毛泽东指出：“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运动之所以具有这种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从时代特点来看，运动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这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再成为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部分，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部分。

　　运动后的中国革命已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目标已不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从运动的阶级阵容看，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坚决性和彻底性，都说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走上领导中国革命的阶梯。从指导思想看，运动已经有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所依据的理论武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所指引的方向则是彻底的反帝反封。由于这些变化，运动成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

　　其次，运动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运动中，工人阶级以战斗的姿态加入斗争行列，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事实给革命知识分子以重要启示，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是支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因此，从运动开始，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由此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沟通这两者的联系，正是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工人运动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工人阶级的政党的产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1920年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在中国建立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最早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伴送到天津。路上他们交换了建立共产党的意见，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组织。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李大钊热情接待了他。双方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认为中国已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解决这问题已成为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

　　陈独秀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积极开展了建党活动。经过段时间的酝酿，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于1920年8月正式成立。最初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后来，陈望道、赵世炎、李达、沈玄庐、邵力子、周佛海、沈雁冰、杨明斋、李启汉、刘伯承等也陆续参加。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其中的些人很快就离开上海分赴各地，成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而后又陆续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罗章龙分管组织、宣传工作。

　　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进行了建党活动。1919年底，毛泽东第次到北京，与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进步接触，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与正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交谈多次，建立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联系。这次北京、上海之行，使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创办文化书社，8月又组织俄罗斯研究会。这样，长沙的建党工作就以毛泽东、何叔衡为中心，在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中开展起来。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成立武汉共产党支部。同年冬，王尽美与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励新学会的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等秘密建立了山东共产党小组。1921年春，广州也建立了共产党小组。陈独秀在广州指导、帮助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改组了原来的组织，使之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1921年月间，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此外，在法国还有个共产党性质的团体，即新民学会的在法会员、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主要成员有蔡和森、罗学瓒、李维汉、蔡畅、向警予、李富春、赵世炎、李立、陈公培、刘伯承等。此时，赵世炎、李立、蔡和森等已在酝酿建立统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这就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另外，日本留学生中也出现了共产党小组，成员只有施存统、周佛海两人，他们都是在国内参加共产党小组后去日本的。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把中国最早的批马克思主义者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分子组织起来，并以上海发起组为核心和纽带，建立了联系，这就为在全国建立统的党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担负着筹备和组织统的中国共产党的重任。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并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同年底，陈独秀离沪赴穗，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2月，他在广州起草了份中国共产党党章寄到上海。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提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随即，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并与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各地共产党小组，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得到各地共产党小组的积极响应。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大会代表13名，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和日本东京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查，大会最后次会议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条游船上进行的。

　　经过认真而热烈的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纪律和吸收党员的条件、手续。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加强党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工人中“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

　　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有了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全国统的工人阶级政党。

　　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受国内外革命潮流的影响，为了增加工资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负责人苏兆征、林伟民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次直接向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香港当局下令封闭海员工会，激起工人的反抗。2月底，香港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0余万。英帝国主义者对此极为恐慌，他们采用各种手段阻止和破坏工人的斗争，均未得逞。为了争取罢工胜利，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决定封锁香港，断绝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动员罢工工人离港回穗。3月4日，正当大批工人步行回省，行至龙附近的沙田时，遭到英国军警的射击，打死工人人，伤数百人。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更激起工人的愤怒，他们向全国通电求援，誓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军政府和全国工人给香港工人以各种援助，京汉路的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飘扬在北京、汉口之间。在全国工人阶级的声援下，经过56天的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取消了封闭工会的反动命令，释放被捕工人，答应增加15——30%的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

　　中共大的召开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等12人，代表195名党员。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进步讨论和确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问题。大会发表了宣言，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指出第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已划分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两大营垒；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最大殖民地，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必须和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宣言着重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等问题，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也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斗争，因此，无产阶级要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结成联合战线，促使革命的迅速成功。根据以上分析，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加入第国际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等。选举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为中央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第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它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条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运动，经历了无数次斗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个政党或派别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中共大提出这个彻底革命的纲领，表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大的缺点是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也没有提出工农大众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惨案”中共大后，党的工作重心仍然在发展工人运动方面，党继续大力领导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由香港海员罢工开始的第次工人运动高潮得到迅速发展。仅1922年8月，较大规模的罢工就有：上海海员罢工、上海丝厂工人罢工、汉阳兵工厂工人罢工和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9月又有粤汉路武长段铁路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工人罢工。

　　这时期，湖南是工人运动开展比较好的省份。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到1922年秋，湖南已建立20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4万余人。9月，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的领导发动下，安源路矿1.7万余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路矿当局企图解散工会和俱乐部，要求发放长期拖欠的工资。罢工取得胜利，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代表提出的条件，签署了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福利、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等13项协议。

　　同年10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和罗章龙、邓培等的具体指导下，开滦煤矿5万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建立工人俱乐部。英国资本家勾结北洋政府，调集军警进行镇压。罢工斗争坚持25天，终未达到预期目的。

　　工人们在增加少许工资的条件下忍痛复工。

　　第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是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早在中共大以后，以李大钊为首的党的北方区委，利用军阀吴佩孚伪装“保护劳工”，赞成“劳动立法”的机会，迅速建立和发展了京汉、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等条铁路的工会组织。到1922年4月，仅京汉路全路就有16个工会，3万多有组织的工人。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当数百名代表齐集郑州后，吴佩孚却强令禁止开会。2月1日，代表们冲破军警的阻拦，进入会场，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吴佩孚又派军警捣毁和封闭了总工会。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往汉口江岸办公。

　　总罢工命令下达后，长达10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3万多工人在3个小时内实现了总同盟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和伟大力量。工人罢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汉口英国领事召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唆使北洋政府以武力解决罢工。2月7日，吴佩孚在汉口、长辛店、郑州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50余人惨死，300多人受伤，1000余人被开除。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惨案。

　　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工人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罢工。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了支援中国工人罢工的宣言。

　　京汉铁路大罢工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威望。这次斗争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进步认识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必须联合切可以联合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组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战线，以反对强大的敌人。

　　惨案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更加残酷，工人运动遭受挫折，暂时转入低潮。

　　早期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从事农民运动。

　　在早期的农民运动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是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

　　1922年，彭湃在家乡海丰县发动和组织农民，1923年1月，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会员达10万人。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随后，陆丰、惠阳、紫金等县也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增加到30万人。1924年，彭湃将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不久，又改称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任执行委员长，各县设分会。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为以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和巩固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湖南也是农民运动兴起较早的地区。1923年4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刘东轩到衡山岳北、白果带发动农民运动，9月，成立了湖南省第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发展到10万人以上。

　　改组革命党第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陷于彷徨与苦闷之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和信心。爱国运动期间，他在上海接见全国学联代表，支持和鼓励学生的爱国斗争，并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群众。孙中山从这爱国运动中看到了广大群众觉醒后的巨大威力，并隐约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

　　《规约》总纲规定“以巩固共和，实行民主义”为政纲，改变了中华革命党的“实行民权、民生主义”的纲领，表示要“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重新创造个国民所有的国家”；规定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制度为总理制，“设总理人，代表本党，总揽党务”，总部设总务部、党务部、财政部等。《规约》还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员权利与义务等，改变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方式。

　　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虽然谈不上是彻底的改造，如原来的成员纷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它毕竟是个进步。孙中山准备用这个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它体现了孙中山及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

　　第次护法战争第次护法运动失败后，由孙中山在任大元帅期间亲自培植起来的粤军陈炯明部受到桂系的压迫，不得已调往闽南驻防。1920年7月，北方直皖战争爆发，8月，孙中山在上海传令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讨伐陆荣廷，粤桂战争亦打响。经过2个多月的战斗，粤军于10月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收复了广东。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恢复军政府，宣布继续护法。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发表对内对外宣言，重申维护民主政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维护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之和平，再度揭起护法旗帜。

　　桂系军阀退出广东后，陆荣廷集重兵于梧州准备反攻广东，并联络北洋军阀为后援。1921年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率粤军与李烈钧的“滇黔赣讨陆联军”分路向桂林、柳州、南宁、龙州等地进攻。9月，陆荣廷兵败逃亡，广西平定，两广统。

　　10月，孙中山提请非常国会通过了北伐案；11月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取道湖南，大举北伐，但遭到陈炯明的反对。孙中山驻军桂林后，陈炯明主持两广并负责北伐饷械，但他阳奉阴违，打出“保境息民”的旗号，暗中与湖南军阀赵恒惕勾结，使孙中山入湘北伐计划受阻。陈炯明还派人暗杀了拥护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兼第师师长邓铿。孙中山被迫变更北伐计划，于1922年4月督师回粤。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免去了陈炯明广东省长、内务部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但仍留陆军部长职，以促其悔悟。5月上旬，孙中山又发布北伐令，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取道江西北上；随即发布了总进攻令，以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总指挥，分路进攻江西。6月13日，北伐军攻占赣州，接着进占吉安，直逼省会南昌，时声威大振。

　　当孙中山重新树起护法旗帜时，陈炯明即和帝国主义及直系军阀暗中勾结。粤军平定广西后，陈炯明踌躇满志，公开与孙中山相对抗。孙中山在前方筹划北伐，陈炯明则在后方多方掣肘，密谋破坏北伐和颠覆广东政府。北伐军深入江西后，陈炯明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所部叶举、翁式亮、杨坤如等由广西南宁东进，进攻广州，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本兼各职，电请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6月，孙中山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

　　陈炯明迫不及待，于14日囚禁了廖仲恺。16日凌晨，又令叶举等部包围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粤秀楼，孙中山在秘书林直勉等帮助下脱险。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率“楚豫”、“豫章”等海军各舰和部分陆军反击叛军，并电令入赣的北伐军迅速回师镇压叛乱。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纷纷通电声援孙中山讨逆。但是，由于陈炯明得到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北伐军回师途中受到南北夹击，损失严重，不得不于7月下旬向江西、湖南边境撤退。孙中山在反击叛军近2个月后，终因孤军无援，于8月9日改乘英舰“摩轩”号，离广州再赴上海。这是孙中山生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次失败。

　　第次护法斗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孙中山的伟大转变与改组国民党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立场，进行过多次奋斗。但无论是“次革命”，倒袁斗争，还是护法运动，都先后遭到失败，使孙中山处于极度苦闷之中。正是在这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爱国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使世界及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孙中山受到新思想的启迪，看到新的力量和新的希望，从而开始了他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十月革命后不久，从1918年夏季开始，孙中山即与列宁有函电往来，商讨中国革命与中苏合作问题。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学说以及苏俄政府的两次对华宣言，使孙中山受到极大鼓舞。1920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建议同苏俄建立电台联络，希望苏俄提供军事援助，并表示了将“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斗争结合起来”的愿望。1921年8月，他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同年底，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同马林会晤，马林向孙中山建议：要建立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党；要开办军官学校，培训支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这些建议都得到孙中山的赞赏。1922年4月，孙中山又在广州与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会晤和商谈。通过这些会晤，孙中山进步加深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认识，逐步坚定了联俄的信心。1922年8月，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到达北京，孙中山与越飞多次通信联系。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越飞；不久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公开揭示了联俄政策。这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

　　西湖特别会议共产国际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统战线政策，促使国共进行合作。

　　早在1922年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他在荷属殖民地爪哇开展工作的经验和在中国南方同国民党接触的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同国民党联合的建议，并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党内的联合统战线。马林的建议为中共中央所拒绝，但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1922年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到上海，建议中共中央再召集次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和张太雷。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战线。张国焘等人反对马林的意见，认为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势必混合阶级组织和牵制党的独立性。李大钊等人基本同意马林的主张，认为中共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陈独秀虽然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但他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他可以服从。

　　经过两天的讨论和马林的说服，最后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

　　中共大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方针与孙中山合作，但孙中山反对党外合作形式，因此，党外合作形式是难以实现的。而西湖特别会议将党外合作改为党内合作，这是国共合作酝酿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中共大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唯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这个指示，是由马林于同年5月带来中国的。而恰在这时，由于惨案的发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建立革命统战线迫切性的认识有了进步增加。

　　为了进步统全党思想，妥善解决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正式制定统战线方针，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等30多人，代表全党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集中讨论了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战线问题。

　　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建立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极其强大而残暴，不但有封建军阀势力，而且有帝国主义势力。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不能孤军奋战，必须团结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敌人。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支重要革命力量，在群众中有相当影响。因此，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战线是极其必要的。另方面，会议又指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最大的压迫来自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不但工、农小资产阶级能参加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也能参加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辛亥革命之后直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立场；同时，他们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们合作。因此，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进行合作也是可能的。

　　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等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左”的倾向，同时也不同意陈独秀与马林所主张的“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的偏向。经过代表们的认真讨论和激烈争辩，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战线。决议指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个国民革命的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要“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决议同时强调共产党要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大会最后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共大正确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战线的方针、政策，从而大大推动了第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动员和组织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国民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165人，其中有廖仲恺、于右任、张秋白、何香凝等著名国民党人和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孙中山指派李大钊、林森、汪精卫、胡汉民、谢持5人组成主席团。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大会各个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期间孙中山作了《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等多次重要讲话，反复强调要坚持联俄联共原则，把握方向，维护团结。

　　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批判了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以及商人政府派的空言和谬论；制定了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包括废除切不平等条约在内的方针；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大革命政策。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把旧民主义发展为新民主义，使中国国民党有了个适应时代和革命需要的主义，并且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的战线的共同政治纲领。

　　大会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围绕着通过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关键问题展开尖锐的斗争。1月28日上午，广州代表方瑞麟趁孙中山没有与会，提出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章程上添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

　　这是国民党右派的次公开挑战。李大钊当即予以批驳，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合作诚意和原则立场；廖仲恺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反驳谬论，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方针。经过激烈的辩论，大会最后通过了同意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并议决要努力在工农中发展党员，坚持淘汰不纯分子，整顿各级组织，严明党的纪律。这就标志着中国国民党由个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从而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战线的组织形式。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月31日，孙中山主持中央执、监委第次会议，组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推定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确定中央各部部长人选，谭平山、廖仲恺、林伯渠分任组织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戴季陶、邹鲁、许崇智分任宣传部长、青年部长、军事部长；分议还决定派遣中央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地组织执行部，指挥、监督当地党务。

　　大会进行期间，1月25日，传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的消息。孙中山亲自到会宣布这噩耗，紧急动员由大会去电表示哀悼；并发表讲话，高度赞扬列宁的伟大业绩，重申向苏俄学习的决心，要求国民党改组后能像列宁领导的革命党样有组织、有力量。

　　国民党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胜利完成和国共合作革命统战线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孙中山实现了他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国民党大及其各项重要决策体现了革命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政策上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黄埔军校的建立孙中山在国民党大上正式决定在广州市郊黄埔岛上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政府的帮助下，1924年5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第期学生入学上课。6月16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校建立时，苏俄政府无偿提供了开办经费，运来了武器装备，派遣了几十名优秀军事干部到校担任教官。军校学习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了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设置了党代表的政治部；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开设了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政治课程。这是黄埔军校区别于以往切旧军校的显著标志。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遣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到军校担任各项负责工作；并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优秀青年报考军校，使之成为军校的骨干。1924年9月，周恩来回到国内，11月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在军校学生中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并以黄埔军校革命军人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等青年军人，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先后任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与学生起生活、操练，深得学生们的拥护。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丰硕成果。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军校培养了批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推动了革命武装的建立，保护和支持了工农群众运动，为日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浙战争1920年7月，直皖战争结束后，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军阀直把持着北京的中央政权。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夺取在华的独占地位，在第次世界大战后，又进步挟持东北的奉系军阀，同时又拉拢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以对抗在英美势力控制下的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于是，奉直两系之间又开始发生了新的矛盾冲突。

　　1923年10月12日，浙江督办卢永祥率先通电不承认曹锟贿选的总统地位，并停止与北京政府的公文往来。时间反直系的政客和未参加贿选的议员麇集于杭州、上海，浙、沪带成了反直系的中心。这时，浙江的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广东的孙中山形成为反直的角同盟。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为了击破反直角同盟，拔除列阵浙江的卢永祥，切断反直角的南北联系，除了在北方以重兵严防奉军入关外，在南方则派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2师师长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率部进入福建，企图与广东军阀陈炯明勾结起来，压制孙中山率兵北上。同时，曹锟、吴佩孚还调动部队从闽、赣、皖包围浙江卢永祥部。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早有打倒卢永祥，夺取淞沪之意，因此和直系军阀拍即合。而此时的卢永祥已看出齐燮元联直的企图，因此，也与奉系联手结盟，与齐争夺权势。

　　1924年5月，北京政府为谋犯广东，任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另以福建军阀周荫人代孙传芳为福建督理。但是，广东革命根据地此时统不久，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大本营革命力量和群众运动正在巩固和发展之中，孙传芳入粤企图时难以实现。而福建省又难以容纳孙、周军阀同时并存，所以孙传芳开始谋求向浙江方向扩张势力。此案经曹锟、吴佩孚同意后，孙传芳联合苏督齐燮元、皖督马联甲、赣督蔡成勋、闽督周荫人共订图浙计划。此时，卢永祥则联合其部属淞沪镇守使何丰林组织浙沪联军相对抗。江浙双方积极备战，借口则随时可寻。8月24日，江苏军阀齐燮元以浙江军阀卢永祥收纳被直系军阀周荫人击败的福建皖系军阀臧致平、杨化昭为借口，联合安徽、江西、福建的直系军阀逼迫卢永祥解散臧、杨部队，并电请曹锟下令讨伐“招纳叛亡”的卢永祥。9月7日，北京政府发出“褫卢永祥、何丰林官勋，并免本兼各职，令齐燮元督部剿办”的通令。卢永祥起兵反对，于是江浙战争全面爆发。

　　江浙战争爆发前，江、浙双方的军事部署是：江苏军阀方面：孙传芳在建瓯组织了闽浙联军总司令部，派卢香亭为攻浙前敌总指挥，联合安徽、福建、江西各省与直系有关的军队，共8万余人兵分路攻守。第路攻上海，由宫邦铎任指挥；第路驻守宜兴，由陈调元任指挥；第路攻广德，由王普任指挥。以上路由齐燮元任总指挥。第路攻仙霞岭，由孙传芳任总司令。浙江军阀方面：以浙、沪和从福建退入浙江的臧致平、杨化昭部组成浙沪联军，共9万余人，分路攻守，由卢永祥任总司令。第路以何丰林、臧致平为正副司令，率部守上海；第路以陈乐山、杨化昭为正副司令，率部攻长兴；第路以张载扬、潘国纲守江山。卢永祥自己准备带兵直冲南京。

　　江浙战争中卢永祥的胜负，关系着反直角同盟的共同命运。因此，在战前张作霖派杨毓珣到杭州，表示奉军定入关相助，并先汇300万接济浙沪联军的军饷。

　　9月3日晨，江、浙两军正式开战。苏军路沿沪宁线首先发起进攻，由青阳港进攻黄渡，路沿太湖西侧由宜兴进攻长兴。同日，卢永祥发表了讨曹通电，并传檄西南各省请其共同出兵讨伐直系。接着张作霖、段祺瑞都有通电予以声援。与此同时，齐燮元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讨卢，可是代理内阁总理顾维钧因是嘉定人，不想迎合奉系军阀出卖故乡，迟迟不下讨伐令。

　　在此情况下，从9月3日开战以来，双方在黄渡、浏河带进行了阵地战、壕堑战，每天都是拂晓开炮，中午休息，午后3时再继续开炮，傍晚停止，双方谁也不出兵。双方每天公布的战绩都是“阵地没有变化”，这是历年来军阀混战中打得最“文雅”的段。

　　后来，浙军首先发起攻击，在黄渡、浏河带打败了苏军，进展颇为顺利。这时，孙中山因和奉皖两系有反直联盟关系，即决定出师北伐，声援卢永祥，在大本营会议上宣布：

　　“援浙即以存粤”。卢永祥得到孙中山的支援，进攻愈烈。但是，由于第路陈乐山部绕道太湖以西，企图攻占宜兴，进窥武进以击苏军之背的计划遭到失败，使浙军的局势发生变化。齐燮元率部遂趋重于宝山、嘉定、淞江方面，直接威胁卢永祥的后翼。此时，浙军闽边战事又败，孙传芳部的孟月旅出击仙霞岭，于9月16日攻占江山，直通杭州。

　　浙军第2师又在此时发生内变，余部由衢州退守仙游，浙军闽边战线由此被攻破。

　　9月17日，卢永祥被迫放弃浙江，决定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驻龙华，并在浙江省署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张载杨辞去浙江省长职务，由浙江警务处长夏超代理省长职务。

　　9月18日，卢永祥发表了“移沪督师”的通电，同日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驻龙华，第2路军陈乐山部也由长兴调回沪杭线防守嘉兴。此时，奉天张作霖得知浙江战局变化的消息，即致电卢永祥，表示“誓同生死”，但却迟迟不见发兵。19日，齐燮元率部乘势进攻南翔，上海已可以听到轰轰隆隆的炮声了。

　　这时，由于浙江代理省长夏超在杭州暗通孙传芳，使孙部得以顺利进驻浙江境内，使浙军战局急剧恶化。卢永祥被迫决定放弃浙江，将所部集中在松江、上海带继续与齐、孙军作战。当卢永祥决定放弃浙江的时候，派周凤歧代理浙军第2师师长，责令其率部为保卫家乡而战。不料，夏超早已通款于周凤歧，使浙军无力再战，孙军长驱直入。

　　9月25日，孙传芳部攻入杭州，随即转赴嘉兴与陈调元部会合，筹划会攻松、沪。

　　在此期间，北京政府于9月20日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督理浙江善后事宜；22日任命夏超为浙江省长；25日任命齐燮元为暂兼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何丰林等人已被罢免切职务。10月初，齐、孙率部连续攻下青浦、嘉定等地。浙军被围在松江、石湖荡带，已无力再战。10月3日，孙、卢两军在松江、石湖荡带又开始交战。卢军不支，于9日退出松江，孙军直抵龙华。12日，卢永祥在上海召集军事会议，讨论战守问题，臧致平、杨化昭两人主张战斗到底，陈乐山则认为浙军已元气大伤，军无斗志，腹背受敌，已无法再战下去了。卢永祥见败势已定，即日宣布下野。13日偕同何丰林乘轮东渡日本。

　　当卢、何两人决定通电下野的时候，皖系“军师”徐树铮在上海公共租界南阳路34号住宅召集浙沪联军残部将领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不甘心就此失败，又推举徐树铮为浙沪联军总司令，继续抵抗。徐树铮在上海麦根路收集溃兵，建立最后道防线，企图固守。15日，当徐树铮回到租界内的住宅时，被上海工部局抓捕，其企图率领残部固守的计划遂告失败。同日，鄂军张允明旅首先开进上海，通电由齐燮元至沪维持地方政务。22日，齐燮元率部至沪。至此，激战个多月的江浙战争遂告结束。

　　第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奉系军阀在第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东北地区积极经营储备武力，以图东山再起。为了壮大声势，并与粤、浙结成同盟，共同对付直系政权。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即以粤、浙同盟关系，于9月4日发表通电，谴责曹、吴政府，并以援助卢永祥为由，组织“镇威军”，向山海关、热河带增兵。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将所属部队共25万人编为个军，以姜登选为第1军司令，出兵山海关；以李景林为第2军司令，由锦县攻朝阳；以张学良为第3军司令，会同姜登选部，攻山海关门口；以张作相为第4军司令、吴俊升为第5军司令，作为援军，部署于锦州、兴城、绥中带，防止直军从海上登陆，并随时策应两翼作战；以许兰州为第6军司令，由西面的开鲁攻打赤峰，而后向承德开进。

　　9月13日，京奉线火车停驶。15日，奉军分兵两路向榆关和朝阳出发。同日，张作霖向曹锟发出挑战电称：“日内将派员乘飞机赴京，藉候起居”。

　　曹锟接到张作霖从奉天发来的挑战书后，便急如星火地电召吴佩孚迅速到京主持作战任务。9月17日，吴佩孚由洛阳赶赴北京时，直系大将冯玉祥、王怀庆等和全体阁员以及北京城的高级文武官吏都到车站排队恭迎。当日，曹锟发布讨伐张作霖电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将所属部队共17万人，分路出兵。其兵力部署为：以彭寿莘为第路军司令，出兵山海关；以王怀庆为第路军司令，出兵赤峰口；以冯玉祥为第路军司令，出兵古北口。另设10路援军，分别以曹钅英、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鄂、田维勤、张治公、李绍云、潘鸿钧、谭庆林为司令，随时准备投入战事。

　　奉、直两军主力在榆关地区相峙数日后，自9月28日起战事转趋激烈。直军处于守势，居高临下，占据地理优势。但是奉军精锐部队第3军在张学良、郭松龄的指挥下，前仆后继，奋勇攻击，双方死伤惨重。10月7日，在奉军的强烈攻势下，直军力不支敌，门口被奉军攻破。直军第13混成旅旅长冯玉荣见守城无望，畏罪自杀。

　　由于榆关前线形势危急，吴佩孚急调后援部队迅速开赴前方，自己也于10月11日离开北京出发到滦州坐镇。12日，吴佩孚前往榆关巡视战况，亲自督阵，使直军前方的形势得以稳定下来。

　　榆关激战之时，热河战线的奉军于10月9日占领赤峰，15日，直军第路军争夺赤峰，不攻而克。原来，这路的奉军已奉命向榆关秘密移动，攻占赤峰的目的不是占领，而是为了调动直军。

　　奉军将主力集中在榆关带，发动全线猛攻，先后又攻占了石门寨、山海关，于10月17日开始进入关内。吴佩孚凭关据守的作战企图失败后，率部退至秦皇岛，又以舰队运兵3万余人，向榆关方向增援，企图挽回直军的颓势。但是，由于此时冯玉祥秘密率部回师北京发动政变，遂使直军士气大伤，吴佩孚原定的作战计划全盘打乱。

　　此时，吴佩孚唯的希望就是调动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由津浦路北上，调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线北进，两路夹击进攻北京。

　　北京政变后，津浦路成为直系军阀贯通南北的主要交通线，而山东督理郑士琦，是个对直系怀有敌意的皖系军阀。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如果放弃榆关停止对奉系的战争，把全部兵力调到津浦路上来，就有可能控制这条交通要道，以便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各省的直系力量联结起来，使自己战败后转入到个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机动地位。可是，吴佩孚没有考虑到这点，仍把主力摆在榆关不动，自己仅抽调少数兵力回救北京。而此时，榆关直军因为北京发生政变而军心动摇，已不可能与声势方张的奉军相抗衡。

　　在此期间，由于北京政变后情况不明，各省直系军阀对吴佩孚还存有幻想。因此，在10月26、27日，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马联甲、周荫人、杜锡珪、蔡成勋、杨树庄等人纷纷发出了助吴讨冯的通电。萧耀南派出陈嘉谟师、寇英杰旅；齐燮元派出陈调元师；孙传芳派出孟月、张允明两旅；马联甲派出田锦章旅等，分别由津浦、京汉两路北上援吴。

　　但是，各省援直军尚未开动，冯玉祥、胡景翼的军队即已到廊坊，准备进攻天津。此时，在天津做寓公的张绍曾，看到吴佩孚的地位十分危险，便充当中间人，奔走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协调冯、吴言和。这种调停仍无效果。

　　10月28日，榆关战事发生急剧变化，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从翼侧占领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归路和榆关与天津之间的交通干线，因此，榆关的直军土崩瓦解般从榆关溃败下来。31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了直军枪枝3万余支，吴佩孚多年经营的直军主力至此也已基本瓦解。

　　11月2日，冯玉祥的军队由廊坊东进，占领了杨村和北仓，俘获了北京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吴的司令部由天津被迫移至军粮城。这时，奉军张宗昌、吴光新等部又南下攻占唐山、芦台。吴佩孚在军粮城也不敢久留，便打算由津浦路南下另找出路。在此期间，山东督理郑士琦突然宣布“武装中立”，派兵到沧州、马厂带阻止吴佩孚率部假道通过山东。同时，郑士琦还派兵南下炸毁了韩庄铁路，以阻止江浙援吴军通过山东。

　　与此同时，阎锡山出兵石家庄，截断了京汉路的交通，豫、鄂等省的援吴军，也都被阻止不能前进。这时，吴佩孚所盼望的两路援军都落了空，自己南下津浦路又受阻。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海军部军需司司长刘永谦替他准备好华甲运输舰艘，劝吴乘车到塘沽登舰南下。11月3日，当奉军与国民军迫近天津时，吴佩孚不得不率残部自塘沽出海南逃。至此，第次直奉战争从9月15日起到11月3日止，共打了50多天，以直军主力的全部覆灭和吴佩孚的狼狈遁逃而告结束。

　　临时执政府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等宣布脱离直系，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先是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翻直系颜惠庆内阁，成立亲冯的黄郛内阁。11月2日，曹锟被迫退位，将大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由黄郛摄行总统职务。至此，直系控制的中央政权告终。然后，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11月4日，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条：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年号，皇室成员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贫民；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约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切公产则归民国政府所有。11月5日，溥仪被迫出宫。

　　北京政变后不久，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趋激化，但两派都没有力量单独控制北京政府，而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还有定的力量，很有可能北上。为了阻止直军北上，冯玉祥于10月26日发出拥护段祺瑞的电报，请段祺瑞出山。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段祺瑞自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后下野，寓居天津，但仍注意着时局的发展，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北京政变后的政治局势为段重新出山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继张作霖、冯玉祥诸人拥段电文发出后，“各省将领及军、民长官皆纷纷乘机表示意见，通电拥段”。

　　段祺瑞时成为各省致拥戴的中心人物。

　　段祺瑞于11月22日离津入京，24日正式就任临时执政。同时，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25日，段祺瑞任命唐绍仪、龚心湛等人为外交、内务等总长。临时执政府开始行使中央政府之职权。12月9日，英、美、法、意、日等国正式承认临时执政府。

　　临时执政府从政治体制上来说，近似于总统制。临时执政相当于总统，不设国务总理，执政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临时执政府取消民国法统，废止国会，国务院副署仅是形式。临时执政集行政、立法、军事等大权于身，可谓高度集权。但由于段祺瑞是在失去军事实力的前提下，在奉系、冯系的矛盾中就任临时执政的，因此，他不可能拥有实权。

　　善后会议执政府统治伊治，就召开了“善后会议”。善后会议是段祺瑞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对抗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而召开的。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据段祺瑞拟定的《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者：为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为讨伐贿选、制止内乱之各军最高首领；为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为有特殊资望、学术、经济，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超过30人。国民党人反对善后会议，故未派代表参加。

　　但西南各省军阀均派代表出席。

　　2月19日，段祺瑞在善后会议上发表演说，要求会议着重解决财政和军事两大问题。他希望通过会议将地方财政、军事大权收归中央，削减地方军阀的军事实力，以达到和平和统。他以临时执政身份向会议提交了25个议案，诸如，收束军事大纲案、裁兵案、拟定军费标准案、核定各省区预算案等。由于各地军阀正欲扩张势力，扩充地盘，所以军事、财政方面的提案不可能实现。西南地方军阀提出“联省自治”案，以使其割据统治合法化，自然得不到段祺瑞和正欲向全国扩张的最大实力派奉系的通过。善后会议矛盾重重，于4月21日不欢而散。但善后会议的召开为执政府的统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善后会议后不久，4月25日，段祺瑞下令取消民国法统，《临时约法》与曹锟贿选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概行作废，国会不复存在，参众两院院址由内务部接收，作为政法大学、女子大学校址。至此，“民国初期之议会政治，乃告段落焉”。

　　1925年，临时执政府的政治体制又发生了些变化。7月30日，设立咨询机关临时参政院。12月26日，公布《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总理，又为执政府平添了几分“民主”色彩。

　　·惨案和执政府的垮台执政府是在冯玉祥国民军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下成立的临时政府。由于冯玉祥国民军日益倾向革命，执政府只能在奉系的羽翼下维持局面。张作霖、段祺瑞对内破坏国民会议运动，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对外屈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全国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奉倒段运动。

　　1925年10月，直系浙江督军孙传芳联合福建督军周荫人发动了反奉战争，孙传芳组织所谓浙、闽、苏、皖、豫省联军击败奉军。吴佩孚乘机再起，在汉口通电自受14省拥戴，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拟由河南进攻徐州，与孙传芳会师，直系势力复起。

　　冯玉祥部国民军于北京政变后沿京汉线向南发展，1925年3月占领河南全境，复向陕甘发展，但屡受奉军压迫，冯、张矛盾激化。直系反奉战争打响后，国民军参加了反奉战争，向奉系控制的山东、直隶发展。在全国反奉运动的影响下，奉系内部矛盾激化。

　　郭松龄秘密与国民军取得联系，于10月23日在滦州倒戈，兵出山海关，直逼奉系老巢沈阳，张作霖十分惊慌。日本出兵援张，的权龄兵败被杀。郭松龄倒奉虽然失败，国民军却乘机大为发展，于11月前后打败奉系李景林，控制京津，占领了直隶全境，并和河南连成片。

　　11月2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爆发了“首都革命”。北京各学校、各工厂的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以及广大群众共5万多人齐集神武门前，举行游行示威。会后，群众高呼“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等口号，包围了执政府，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首都革命”是共产党人试图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次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国民军势力的发展，北京群众革命运动的兴起，促使了直奉的联合，吴佩孚、张作霖互相致电，表示谅解。直奉联合以共同“讨赤”名义，进攻国民军。1926年1月，在奉直压力下，冯玉祥通电下野，随后赴苏联考察。奉军入关，直迫天津。吴佩孚军挺进河南，占领开封、郑州、河南，国民军全部溃败。

　　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得到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3月12日，日本蓄意制造了大沽口事件。3月12日下午3时，日本军舰2艘驶入大沽口，奉系军舰数艘尾随。

　　驻守大沽口的国民军制止日舰驶入，日舰竟向国民军开炮。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反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并纠集英、美、法等《辛丑条约》缔结公使于3月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炮台等5项要求，限18日前答复。17日，各国军舰20余艘云集大沽口，实行武力恫吓，大有重演国联军进攻中国之势。

　　大沽口事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的领导下，北京各界人民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国通牒的示威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向执政府请愿。当请愿群众行至铁狮子胡同国务院时，段竟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47人，打伤200余人，李大钊、陈乔年皆在斗争中负伤。这就是“·惨案”。

　　·惨案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军阀政府的真面目。中国共产党于3月20日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声讨段祺瑞的卖国罪行，号召人民起来继续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影响。3月21日、25日、27日，天津、上海等地各人民团体先后召开大会，为死难烈士致哀，向段祺瑞执政府抗议。

　　·惨案后，直奉军继续对国民军进攻。在直奉逼近北京时，段祺瑞企图与奉军里应外合，消灭城内国民军，但阴谋败露。4月9日夜，国民军鹿钟麟部包围执政府。

　　段祺瑞闻讯逃入东交民巷，执政府从此垮台。国民军在直奉军阀压迫下，退出北京，撤至绥远和甘肃。

　　刺杀廖仲恺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内左中右派的分化日益明显，右派的反共活动开始嚣张。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冯自由、邹鲁、谢持等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拼凑“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辛亥同志俱乐部”等小组织，放肆地反对大政策，反对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在广东，右派邹鲁、邓泽如、胡毅生等多次在胡汉民家聚会，集中攻击坚持政策的廖仲恺，并密谋制造暗杀事件。廖仲恺不向右派的威胁屈服，1925年8月20日竟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右派指使的暴徒暗杀。

　　廖仲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孙中山晚年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他全力襄助孙中山制定了大革命政策。国共合作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重要职务，为建立军校、统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热情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大损失。周恩来亲自撰写了《勿忘党仇》等多篇悼文，称颂廖仲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