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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残缺的孤独

  1986年秋冬之际,我们举家又要返回东北故地,我带着淡淡的一丝惆怅告别了大芬和辛团。在胶南二大爷家做了短暂的停留,我们全家起了个大早,由堂兄表兄骑车带着我们去火车站。二大爷起得更早,把我们随身带的家什用马车拉到车站。俗话说破家值万贯,搬一次家真是不易,何况我家曾经和以后都迁徙多次:从二分场十二连搬到场部,从东北搬到山东,从租住的二层小楼到新盖的大房子,又从山东返回东北,从二分场场部搬到总场,从黑龙江到北京,从海淀清河到昌平回龙观……

  瘦瘦的二大爷是个好庄稼把式,眼神混浊,声音嘶哑,语言幽默,善于讲故事。我小的时候跟父亲来看过一回二大爷,他那时就爱逗我。我骑在他的腿上,他问我咱家谁最好,我说二大爷最好!话音刚落,我二大娘推门进来,我回过头看到她就赶忙改嘴说,二大娘最好。二大娘呵呵地笑,她是二大爷的续弦,是个好脾气的理家能手,生养了五个儿女。当二大爷笑话我不爱吃苞米面大饼子,就爱吃白面馍馍,还说馒头不如大饼子有营养之类的话,二大娘就会站在我这边,塞给我两毛钱,去买一种很好吃的奶油饼干。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饼干,即使以后到大城市吃过的各式西点,都比不上它的香甜味道。童年的记忆很古怪,也很偏执,日后的行为不过是继续这种古怪,纠正那些偏执而已。但偏偏想要纠正而不能,我再也没吃到过那种美味饼干,我甚至忘记了它的牌子,永远存留的只是那种味道。

  开往佳木斯的火车载着我们五口之家渐行渐远,离开了勤劳朴实和蔼可亲的山东亲人。在爸爸五兄弟中,二大爷和爸爸关系最好,所以离别是伤感的,妈妈都哭红了眼睛。我和弟弟已经没有初次坐火车的兴奋劲了,那时火车是竹椅座位,非常肮脏,我和弟弟坐在靠窗的位置,眼睛巴巴地紧盯着窗外掠过的景物,耳朵听着铁轨摩擦出有规律的“东南、西北”“东南、西北”的声音,这是妈妈以低声部最形象的拟音模仿。

  妈妈在火车上买了一只烧鸡,把好啃的大肉部分都让给了我们姐仨吃,剩下的骨头架子妈妈就独自吸啃,吃得津津有味,满嘴流油,剩下的鸡腿、鸡翅骨头在桌上堆成一座小山。火车上的乘客看到他们身边的这位胖大嫂吃得好不热闹,再看看我的爸爸骨瘦如柴、一副受气包的模样,心底早有八分的窃笑。我妈妈仍在我自横嘴吮油指,多年后仍被姐姐和爸爸当作家庭爆料笑谈给我们听。

  火车到达佳木斯车站,妈妈在上厕所前掏钱给我们买冰棍儿吃,忽然惊讶地发现裤兜已被刀片割破,兜里五块一张的几十元钱都丢了,让妈妈很是懊丧了一顿。妈妈说:“亏是路上还买了一只烧鸡吃,要不损失更大!”妈妈开始回忆可恨的小偷是什么时候把钱偷走的,应该是下火车的时候,我们和妈妈走散了,一个军人打扮的男子要帮妈妈挤开队列,从妈妈身边快速划过,马上就从前面的门口下车了,妈妈还在纳闷:不是要帮我开路吗,怎么下车走了?此时的小偷已经把钱借去,消失在人海里。

  佳木斯是东北臭名昭著的贼城,我后来上大学寒暑假一般都在这里倒车,也坐车到过鹤岗倒客车回家,我妈丢钱买冰棍的事料想有可能发生在鹤岗。回忆不追究这种细节,反正我们一家五口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地回到了我的出生故地——二九零农场二分场。原来我家住在东头,这次刚好住在西头,这是一栋土坯包着的砖瓦房,所以显得年限更为陈旧。大串间,进门小走廊,走廊北间是厨房,走廊往西是大屋,我爸妈和弟弟住在这里。那时的一套组合家具大立柜、写字台、高低柜都是回来后现做的;再往西还有一间睡觉的屋子,放张双人床,我跟着姐姐睡。由于陪妈妈伤感不已的经常是我,于是妈妈索性把我当姑娘养了。还好没多久我家搬到房头,结构升级改造,我和姐姐才分别有了单间。不过那些时日姐姐睡觉我手淫,真够尴尬的。这是当年贫穷落后的一个真实写照。

  “你与风流之河有着五千年的血缘……你额头的反骨是你刚刚临盆时的思维……诞生健美的一肢……你照射的时候十个太阳都将不安……”这是姐姐睡觉前给我朗诵的诗句,我被文字的韵律和思想的梦幻所迷倒,也许不知所云,但似乎又有些明白,我喜欢极了,崇拜得不得了。姐姐的太阳穴附近有两个类似冒号的小黑痣,书上说这样的人辩才了得!她能背得出这样文势磅礴的辩论诗句,说明她绝对有文学天赋!当然,姐姐不光是文绉绉地说话,她也跟我讲幽默笑话、鬼故事什么的,最后一句总是拉回实际的“睡觉吧”。感动也好,高兴也好,或者充满恐惧与神秘感,这是姐姐给我的最初的文学启蒙。这些与文学有关,我并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东西,我就更不知道了。

  回农场我是四年级上半学期临近期末,功课拉下一大半,因为山东的进度比东北的慢了不止许多。姐姐和弟弟的情况和我大致相仿,所以他们决定留一级,或者干脆直接跟低一级的班上。张虹主任也建议我留级,我坚决不肯,于是勉强跟读,结果考了个倒数第二,这是我整个求学阶段唯一一次不太光彩的历史纪录,但我的父母和张主任似乎都很满意。张虹老师在87年春天开学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这样表扬我:“你们看人家王伟,落了多少课还没考倒数第一呢!”自豪的我啊那叫一个汗流浃背。四年级下半学期我的学习成绩也就中游吧,张主任到我班做训导时总要问班主任我的名次,班主任漠然的回答让她也无话说了。她本来想立我为榜样做训导的正面教材,我让她失望了。不过我也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会让张虹主任,这位一直关心我的好老师,以我为荣。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我们每周都要调座,就是全体向北横向移动,一个月一次循环。我刚回来的时候班上是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代课老师叫王华,非常照顾我,始终让我坐在靠炉子的第一排坐,不参与调座的流动大军,所以我的同桌也是一周换一个。我特别喜欢和一个叫张金秀的女生坐在一起,她很白净,温文尔雅,许多同级的和高一级的男生都为她干吃生醋,大打出手。我倒是没什么坏思想,就是喜欢她那柔柔弱弱的劲儿。

  王华老师对我好,也是因为我不是讨人嫌的学生,不参与男生制造的恶作剧,不顶撞老师。我对所有老师一直都很尊敬,包括不太喜欢我的现任班主任,她姓张还是李我记不清了,反正是由于得病才由王华老师代课,姑且叫她李老师吧,李什么荣。李老师眼睛很有特点,大眼睛双眼皮儿,总是向上一翻一翻的,还挺受同学的爱戴,据说也是学校优秀老师。李老师回来、王老师交接的那一天,一个叫钱广铮的同学炸了锅,强行让我调了座,可惜没过多时我就被李老师给调回来了,这是王老师交待了我身体不好的情况。钱广铮特别能咋呼,我比较不待见他,但还是同桌,表面不能得罪他,我就背地里使坏。第二节课下课大家都去操场做第六套广播体操,我由于残疾不用去,便拿他的钢笔在砖地上猛划。几天后,被他发现了,他不知道是谁干的,就报告了老师,我还附和着他对老师说了一句:“已经好几次了!”这招恶人先告状的把戏起了一点作用,几乎迷惑住了老师。精明的李什么荣老师调查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了破绽,于是放学后扣留了我,给我下软刀子。她不打我也不骂我,甚至都不怎么理我。无招胜有招,这招真狠,我憋不住了,痛哭流涕地交待了实情:是我干的,不过他也不该嘲笑我。理由是我有根据地编的,很管用,老师一段语重心长,就不予追究地放我回家了。

  第二天,李老师把她的那杆金色钢笔送给了钱广铮,我本来要主动赔他的,不过老师没让。其实,我报复钱广铮,拿他的钢笔作出气筒,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原因,大概是看他不顺眼,抑或是我本身具有的破坏性,以及这种破坏所引发的某种快感。在家里也是这样,和弟弟打架,又追不上他,我就回来把他的黑皮书包扔在砖地上,用脚猛跺。我弟弟骂我是大坏蛋,不给人民吃好饭,也不是惹我生气引我报复的具体原因。那么,我的报复性所为何来?儿童的天性?自卑无助的表现?虐恋恋物的肇始?俺不知道。孩子的世界并非完全纯真。

  俺不吃牛肉就饿死——这是姐姐模拟俄语发音故意用滑稽夸张的语调说出来搞笑的一句话。姐姐本具幽默天赋,从山东回来以后,好像换了水土,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从刚出世五斤沉的小猫般的婴儿,让初为人母的妈妈都担心养不活。妈妈怀她的时候就遭了不少罪,连撒尿都需要跪着。在姐姐之前,妈妈已经小产过两次,流了的孩子一个是小子一个是姑娘。命中注定能有八个孩子的母亲经常为此而感慨,说如果活了那两个大哥大姐,她将省却一半的心。妈妈怀上我时并不知情,还带着我去了北京看姥姥。三个月我在妈妈的肚子里还没动静,姥姥带她去看中医都把不出脉息,直到五个月的胚胎才让妈妈有所反应。妈妈变得爱吃酸东西,我小姨就给她买将熟未熟的酸杏,让她吃个够。从北京回来后,妈妈已是大腹便便了,惹得爸爸疑神疑鬼,怀疑我这个鲜有表征的祸胎根本就不是他的儿子。

  如今,我这个有缺陷的小生命业已11岁了,虽然没长得浓眉大眼,但被姐姐“恶搞”一顿也能俨然变成一位偏偏少年!姐姐用锅底灰给我和弟弟描眉毛,画眼圈,有时再加两撇微翘的胡子,一照镜子,还挺受看。姐姐不但想方设法把她的两个弟弟弄成准帅哥,以满足她芳龄少女的审美需求;她还自己动手,用缝衣针给自己深剌双眼皮,刚被剌完,效果极为明显,没过多时眼睛又变回半单不双的了,惹得我和弟弟忍俊不禁。姐姐爱美,我一跟她闹别扭就骂她丫头片子爱臭美,于是她就打我,狠狠抽我的嘴巴子,而且还不许我号啕大哭。姐姐打我根本不亚于妈妈的狠毒,我很怕她,妈妈和姐姐的女权主义暴力倾向给我的童年蒙上又一层阴影,很难维持精神危机时期的心理健康,便与此不无关系。

  我弟弟是个很乖巧的孩子,与姐姐的强势绝然相反。可是我还常和弟弟发生小矛盾,我用剪子伤过他的脚后根,在大爷面前侮辱他的长相:“鸡屁眼嘴,柿饼子脸,黄豆小眼,塌鼻梁,豆油泪,乱鸡窝头发……”这有的是妈妈骂过我的话,我一古脑地卖给了弟弟。弟弟被我的恶毒形容给激哭了,告了妈妈。妈妈撕我的嘴,打我的头,抽我的后背,踢我的P股。我痛恨这只暴虐的母老虎,但我不能奈何她,刚哭着拿起斧头要跟她拼命,又被姐姐强行拦下。我的英雄壮举又一次破灭,我万念俱灰,仇恨遮蔽了儿童最美好的心灵,我想出一计毒招。我不直接对付妈妈,我要毁掉她最疼爱的弟弟来给她致命的打击。毁掉她的最爱,是最最残忍的报复方式。不是么,连我都为自己的癫狂想法而栗栗自惧。人在丧心病狂的时候,什么忤逆不孝的事情都能想得出、做得到,人是最吓人的动物。现在的我被过去的想法吓了一跳,过去的我在梦中看到现在的我,一身冷汗,面色惨白。

  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主观所发的癔症和幻想,我从来都没因为仇恨而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在我心里,有过愤激,有过怨怼,有过愤怒的咆哮,地动山摇,就是不曾有过仇恨。仇恨是我心田的绝种,我的心田没有使其扎根的土壤,它便不能够破土发芽,更不能开花结果。

  打道回府,故人重逢。我又见到了双胞胎礼子和敬子,还有小民。他们当天晚上就来我家看我,正赶上停电,我们就点蜡聊天,我挨着他们很近,倍感亲切。当着大人的面,他们显得有些拘谨,可到了第二天再见面时,小民兴奋地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他把我安放在爬犁上,和礼子敬子一起拉着我玩。礼子曾经用石头打过我的后脑勺,给我闻他的臭袜子,在滑梯上让我从他的胯下划过,在雪地的菜园里把我踩在他的脚底下。礼子幽幽地问我恨不恨他,我顾左右而言他。我不恨他。他是我的朋友。

  敬子礼子比我大两届,小民比我高三级。那时候上学一星期休息一天半,星期六上半天课,下午就可以自由了。周六下午我跟着敬子礼子到他们的班级学习,他们的老师和我的老师还有我以后五六年级的班主任来到教室,看到我在那么认真地看书复习,便说说笑笑地走了。我的老师在笑什么,她们又在评议什么,我全然不知。我们李老师在一次例行评议先进的班会课上,当场刷下了我带小红花的资格,那是整个四年级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同学提名戴红花。当时还有个女生也被提了名,但她立即做了自我批评,要放弃被评先进戴小红花的资格。结果,她被李老师保留了,我却在犹豫做不做自我批评的瞬间,被李老师鼓励下次争取。看样子钢笔事件她还记忆犹新,这个李贵荣老师在别的老师面前也不会说我什么好话,显然我不是她得意的优等生,但我还是突然记起了她的全名。

  回东北还记得的同学有梁涛、马凯、焦保英、王国滨、王海轮、肖伟等。姜华、张金秀、赵贵海、小邱等都是分班后新认识的同学。梁涛和马凯是我育红班的同学,我们仨在分场场部住,与杨鹏为首的十五队连队帮不是一伙。杨鹏就是一年级向汤老师告密我作弊的元凶,我应该和梁涛马凯同仇敌忾,但他俩好像并不真心吸收我为他们组织的一员,他们嫌我肢残体弱,我还笑这两个小矮个势单力孤呢!王国滨和王海轮都是十五队的吧,我对这两个活宝很喜欢,后来他俩和肖伟一起都转学了。肖伟上课老用鞋底蹬我背在椅子后面的双手,这是发生在我去山东之前的事。

  姜华和小邱是我班最有意思的两个同学,他俩经常逗弄我玩。有一次十四队的赵贵海告诉同队的小邱我向王华老师告他的坏状,小邱便佯装怒气冲冲地向我走来,末了却以嬉皮笑脸的姿态抚弄着我说:“我怎么舍得打你呀!”刁蛮的赵贵海于是就开始拿调皮的小邱打趣。十三队的姜华爱和我玩儿,他一P股坐在我的桌子上,双手抱住一条大腿,把他的棉胶鞋伸到我的面前让我闻。奇怪,这有什么意思?他却咯咯地笑个不停。姜华喜欢十一队的张金秀,讨厌场部的焦保英,他和我的友谊保持到初中毕业,而且一度友情很深。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十八队的刘建民和十四队的孙永刚在一起密谋,要在中午放学后他们回连队前给我点颜色看看,具体如何整我我忘记了,当时不确定那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我却郑重其事起来,让我一个女同学的哥哥通知我的大朋友小民、礼子、敬子、大王冰来“救我”!后来报信的人没把话带到,我也没遭受到可能来犯的“敌人”。不过当时确实极为担心自己可能会遭到“重创”,对外来的打击理应及时防范。我是很敏感、多疑的一个孩子,因为敏感多疑的性格而显得心事重重。其实许多事情都没有必要那般上心,是我把许多看似严肃的玩笑当了真,也就慢慢地心重起来。

  大王冰和郑本利是我重回故里之后新近结交的朋友,他们都记得我还小的时候闹出的一些趣事,我对他们却基本没什么印象。我对他们说:“我怎么不记得有个你呀?”大王冰和我弟弟重名,故前面总要加个“大”字以示区别,他是我妈妈所在副业队的领导的儿子。大王冰的爸爸常夸妈妈能干,号召妈妈的同事向她学习,干活应该有板有眼,十分精细才对。每次放学回家路过大王冰家房头,看他正在那里打扫门前的庭院(那时代各家还没有搭设围墙离群索居,而是一趟儿房互为邻舍)。由于刚回东北刚进新房,我迷失在放学路上,大王冰妈妈让他把我送回家,他知道我腿脚不利索,便主动把我驮在背上,送我回家。大王冰爷爷和我们是一趟房,他也常去陪爷爷住,后来我们就经常见面了,彼此更熟悉起来。他和小民是同学,和一对双敬子礼子,还有我的邻居郑本利都是同龄人,73年的,属牛。多年后我在北京认识一个于我很重要的朋友,是85年的,比我童年的伙伴小一轮儿,亦属牛。

  我和属牛的人真是缘分不浅,儿时的快乐时光与他们属牛的人息息相关。上中学大学后又结识了许多属蛇的朋友,与我同行的朋友都是些有共同属性的人:真诚、豁达、善良、有亲切感,属牛或者属蛇。我相信这些冥冥中注定的缘分。郑本利和我有缘,他和礼子敬子是同学,我上育红班体育课玩跳远,蹲个大P股墩儿,在一旁看我笑话的大孩子中就有他,也是他提醒我有过这段经历的。郑本利留过级,少年老成,全因为他那浓黑的眉毛和同样浓黑的两撇胡子。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我叔叔呢?我问他“你有儿子吗?”他笑着说“有啊,好多呢。全世界的人都是我儿子。”我想他是个暴力狂,不然肯定是欺负别人的坏孩子。

  他欺没欺负别人我没见过,当然打架肯定是有的,就像小民。郑本利很护着我,上厕所时有别人看我哆嗦着撒尿的笑话,他就火不辞烈儿地骂人家“小屁崽子,再看把你续下去!”我不理他为我鸣不平,撒完尿扬长而去。我常常感慨,其实孩子才是最宽容的。我不是说自己,那时我还不懂宽容,但能做到宽容。我宽容别人,也希望别人宽容我。比如上体育课,体育老师常常因为我身体的毛病让我靠边站,或者不让我上体育课。我哪肯,非要去和大家一起站队,哪怕是靠边站。上体育课迟到,也要像么回事地跑到队伍旁喊报告,得到无可奈何的老师允许后,瘸了吧唧地踅进队伍里,靠边站。我不想做个孤立的孩子,体验孤独和绝望,也决不是孩子自己想要的事。总是会有外在的原因,另外的根由,让我们倍感孤独,教我们体尝绝望。我一直是个极力避免孤独绝望的孩子。

  一个阴雨连绵的秋日天气,我忘记了是出于什么样的严重原因,我得罪了所有的家人:父亲对我不管不顾,不理不睬,母亲以最暴烈的方式打我、骂我,让我去死,姐姐用轻蔑的眼光羞辱我,嘲笑我的残疾,弟弟无视我的存在,像仇敌一样躲避我。我像引起家庭不和的一场瘟疫,但我不知它所为何来。我泪流满面,出离了愤怒,穿着单薄的衣裳,走在阴晦的秋雨里,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不知道要找何人,我没有了方向,彷徨无助,在旷野里一个中间掏空的柴草垛底下躲雨。雨还在下,没有要停的样子,风在耳边冷吹个不停,像我空虚的心情,这种悲哀怎能诉说,何人能听。我蹲在柴火垛下面,蜷缩着抱着双腿,寒冷使得我想最后一次紧紧地拥抱自己,让我的拥抱能抚平自己寒冷的心。我做错了什么,我的错误竟然值得所有的亲人鄙薄我、厌弃我、伤害我。谁来保护我、安慰我、宠爱我,爱是灰黑色的吧?像天空的云层,冰凉的雨滴敲碎了一个天真的梦,梦里返不回故乡。诺大的阴霾的天底下只剩下我自己,辽远苍凉的大地,惟剩一个形单影只的小孩在瑟瑟发抖,风声雨声没有人生,失望绝望丧失希望。我成了一个孤独而绝望的孩子。

  我被孤独战胜,我是绝望的孬种。我没有力量对抗它们,我没有能力自我拯救。于是,我,屈服了,妥协了,我把悲哀和暴怒严严实实地裹藏起来,用热情坚强的火焰将其熔化成药水,治愈内心深处的忧伤,生命根底的无望。我以最令自己看不起的方式保持沉默,用唯唯诺诺的可怜相呼唤濒临深渊的亲情,我知道不能让它凄惨地掉下去,否则我也将完蛋。家庭很快又开始容纳了我,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宽容和赦免。一场风暴过去,前方将有更加令人心动的风景,在那里,风雨如许,阳光如许。

  这个世上,有的人惧怕寒冷,有的人渴求温暖。我是后一种人,但和前一种人也没什么大不同。畏惧寒冷的人会变得冷酷世故一些,渴望温暖的人相对保守和体贴的成分多一点。我的身体惧怕寒冷,我的心灵渴求温存。命中注定我不能成为身体的强者,但同时我也决不甘心做心灵的弱者!

  五年级是我学生阶段的一个转折,从此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学习。起因是一次班会课,班主任王升娥对那些先进同学的表扬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开始在心里逼问自己:为什么别人能做到的事而我却做不好?同样是一个脑袋,五官俱全,手脚好使,我不过比别的同学慢一点笨一点罢了,为什么有些同学就能一路领先,在老师的夸奖下得意洋洋,甚至有些我以为不如我的同学都做得比我出色,我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他们佩戴上了小红花?我望着墙的一侧的光荣榜,还有上面红艳艳的小红花,以及红花下面剪纸上面优秀同学的名字,我暗自下决心:“我也要戴小红花!”

  我给自己定下目标,必须做到学习优秀,让我的名字也出现在重未上过的光荣榜上。如果说我在五年级前的学习成绩还算可以,偶尔也能一鸣惊人,那全是靠儿童时期的一点小聪明,毕竟我的大脑没有受过任何损伤,常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找到做题、记忆的捷径,出奇制胜地让别人赞叹一番,也不足为奇。但上了五年级,情况不一样,我产生了自觉学习的意识,有了自主学习的动力,方法问题资质问题倒在其次,关键是努力!我要刻苦地学习,我渐渐懂得了笨鸟先飞的道理。

  五年级,我经常学习到深夜,完成课堂留下的作业后,复习当天所学的知识,预习明天的课程。我仍然要跪在凳子上写字算题,浑身用力,胳膊肘上的老茧子也逐渐变得又黑又硬,起初磨破皮的疼痛也随之消失。右手中指、左手腕部也有茧子,是被铅笔、桌沿磨出来的,一开始的水泡疼痛也慢慢变硬结痂。长年累月以双手抱笔的姿势写字算题,让我的脊柱和视力也出现一定的问题,我并没过分在意,我知道那种皮肤被磨的疼痛在消失,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了学习的乐趣,并且学有所成。

  皇天不负苦心人,一次考试,我考了个全班第一,也是年级两个班里的第一名。我看到了父母眼里欣喜的泪光,看到了老师笑容里由衷的赞赏,看到了伙伴们一丝羡慕一缕嫉妒的面庞。我乐了,发自心里的高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的汗水没有白流。我鼓励自己,继续努力,我不会让关心我的人失望,别人能做好的事情我照样能够做到!我相信自己,自我激励,我要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掷到学习中去,做一名优秀的学生,为自己,更为父母争气!我心无旁骛地学习,永争第一,优秀的学习成绩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

  我的作文很好,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念。我对语言学习很上道,新开设的英语课学得很顺心。英语老师姓牛,和我们班主任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议论我们这些学生。老师说我和男生玩不起来,就爱和女生在一起。我其实是爱和男孩子一起玩的,只是他们太过调皮和冒险,不太适合我的性格。他们的游戏比如撞拐,用手抬起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的膝部,双人或多人同时单腿跳跃着互相撞击,撞到另一方双脚着地即算赢。这种游戏我就加入不进去,我小脑平衡性不好,单腿站立都很困难,更别说彼此撞击还有暴力倾向。我总是远离不必要的伤害,就必须远离男孩。表面上显得总和女生待在一块,这不能说明我就女性化,或者说我是一个“好色”的男孩。

  在山东时常穿一双青绿色带花小凉鞋,那是妈妈给买的,被山东孩子嘲笑我穿小蛮儿(山东方言小女孩的意思)鞋。我对所穿的衣服一向不甚讲究,姐姐穿旧穿小的衣服妈妈常不加改造地直接拿给我穿,我在穿衣戴帽上往往不修边幅。记得一次学校观摩课上,我们要上录像,老师要求我们中午回家换身好看鲜艳的衣服来上镜,谁穿得漂亮,她就叫谁多回答问题。我回家后,借来姐姐的一件黄色羽绒服穿,非常靓丽,在灯光明亮的录像教室里显得十分扎眼。老师微笑着给我机会回答问题,可惜我紧张得很,说话乌拉乌拉地比以前更不清楚了。可是,我毕竟上电视了,多让人兴奋的一件事啊。

  我们的自然课老师矮矮胖胖,娃娃脸,嗓音洪亮,听她讲课耳朵很舒服。她在给我们上复习课的时候出一大黑板的题,填空、名词解释、实验题、问答题都有,谁先会背全部题目谁先找她口答,我总是第一个找她答题,孙永刚总在我后面第二个找她。之后我就没事了,负责听别的同学向我默题,一个老师负责不了全部的同学,交给我们这些“先行者”,我们很认真,经常拖到放学或晚自习。地理老师是个戴眼镜的老太太,也不算老,就是年龄比其他老师都大。她也要求我们背地理课文,我还是第一个找她背诵,不过经常趁她跟我们坐班班主任嬉笑说话的工夫瞎背或拉下几句,她笨得竟然毫不知觉,根本就是心不在焉。

  弟弟一直佩服我的学习精神,也被我带动的很知道努力,虽然由于转学被迫留过一级,但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语文数学经常考双百。弟弟是个内向的孩子,十分腼腆,有一回被爸爸骑车带到十八队我宋叔家玩,愣是哭着不肯进屋,任人怎么说怎么劝都不行,无奈爸爸只有把他再带回来。有时候家里来了生人,他便吓得躲在门后不出来。我和弟弟的性格正好相反,比较外向,所以一般出个门、给大爷送东西之类的事妈妈经常安排我去做。这也锻炼了我与人交往的一些能力。弟弟还羡慕我压水锻炼出的一块硬邦邦的上臂肌肉,我经常蜷起胳膊向他自豪地展示。为了也能炼出那样的硬块肌肉,弟弟经常和我抢着压水,抢着干活。有一回不小心使力过猛,弟弟的脸被突然弹起的井把打肿了脸,弟弟的哭声让妈妈很揪心,愈加生气,连骂我和姐姐这些不懂事的东西。

  我老在想弟弟多灾多难的童年是否就是母亲对他厚爱有加的原因?可是我似乎更加不幸,被生下一个不灵便的残疾身体,难道妈妈没有意识到我才需要更多的关爱与呵护?倒是我的小姑因为我身体不好对我疼爱有加,小姑是继爷爷之后对我最好的人。她经常给我买新衣服,买好吃的,逢年过节就把我接到她家住,让我得到她悉心而特别的照应。弟弟对小姑的做法颇有想法,小姑一来我家,他就会跑着来通知我:“达威,达威,你小姑来了!”我对小姑表现出来的亲热也远远胜过了妈妈。因为那时我觉得小姑比妈妈对我更好。小姑对我的好甚至超过了对两个表哥的好,姑姑什么好东西都先给着我挑,两个表哥大多时候也都让着我,他们不想惹姑姑生气。小姑的脾气和爸爸相似,不轻易发火,一旦爆发就石破天惊。她曾拿着菜刀追着二表哥跑,二表哥吓得躲进小屋里,小姑就绕到房后,用刀劈碎后窗玻璃,不依不饶地对二表哥穷追不舍。

  二表哥确实不是省油的灯,在学校里打架斗殴,到社会上惹事生非,让小姑伤透了脑筋。二表哥曾坐车到鹤岗附近跟人打架,用刀把人捅了,满脸鲜血地跑回家,让小姑惊愕不已,问他什么话他也不照实说。小姑为这个痞子儿子真是操碎了心,但二表哥就是恶性不改。我倒是有点崇拜二表哥的英雄主义,男子气概。他经常给我讲他们如何拿着棒子、菜刀打群架,让被俘的人全都跪在地上,二表哥用脚踩着他们老大的脑袋,大骂他们,羞辱他们。我觉得这很过瘾,听得热血喷张。二表哥经常带我和他的一群狐朋狗友玩,听他们的意思我二表哥在江湖上还很有名气。二表哥恶名远扬,对我的好却是一如既往。我小时仗着爷爷姑姑的溺爱老欺负他,没事给他一嘴巴,跟他抢东西吃,他都让着我,笑笑了事。有一次我用大擀面杖把睡在炕上的二表哥的脚打肿了,二表哥哭了,气得爸爸把我一顿收拾,把指甲盖都弄劈了。爸爸很少打我说我,表哥也很少惹我,这是我们家族对体弱者的一贯态度,这一态度从爷爷那辈就这样。我就是被他们三代人袒护的最好例证。

  在我们农场,每年都要组织三四年级以上的同学进行一年一度的秋收劳动。我上小六时弟弟也开始参加这种劳动,这是作为国营大农场的孩子理所应当独有的生存体验,而我却没有。我由于残疾的原因是理所应当的照顾对象,不用像别的同学,有病不参加需要医生开假条,也没有同学在这种事上和我攀比。每当我看到同学们穿着劳动的服装,手拿镰刀意气风发,站在专门接送他们的农用车上,他们要到地里去割大豆或者削甜菜。他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幅崭新的白手套,中午会吃到学校免费供应的包子,可着劲地随便吃。我觉得他们真幸福,有这种大体力劳动的机会,在旷野里边说笑边挥着镰刀,自然风光为伴,来一场收割庄稼大比拼,比体力,比耐力,比活计。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我想象着热火朝天的秋收劳动的壮观场面,我想,幸福就是戴上白手套。

  我中学时也曾申请过这样的劳动锻炼机会,我觉得我的身体应该能够应付那样的劳动。可是我被老师毫不犹豫地给回绝了,万一出了事谁付得起这个责任?所以,每年的近乎半个月的秋收劳动都是我额外的假期,这个假期没有任何任务,不留任何作业,随任我怎么安排都可以。我要么在家里自己玩,要么在学校学习,那是一段自由的时光,自由得都让我不想那么自由。

  每年秋收劳动前,学校都要开动员大会,劳动后开总结大会,评选劳动标兵,先进班级。弟弟经常拿回奖状,给我讲他奋力干活的事。弟弟踏实勤快,割大豆一路领先,把其他同学远远地甩在后面,不过经常渴得嗓子冒烟,因为学校随车给带的水在大部队那里担着。此时弟弟汗流浃背,嘴唇干得起皮,他举目四顾,田野无边,后方同学的声音依稀可闻。忽然眼前一亮,弟弟发现了野地里才有的一种叫黑星星的小果实,黄豆般大小,通体乌黑,无核,有子,酸甜可口。弟弟几乎是扑了上去,蹲在地上放下镰刀,两手并用着摘起了黑星星吃,一手一个,一口一把,吃得是满面春光。待他干完自己的活,返回大部队帮别的女同学干时,同学们见到他哈哈大笑,黑星星染得他满脸黑色,整个一个黑星星小花脸。弟弟抿嘴腼腆的笑容,羞红了乡野烂漫的小花。

  弟弟越说越高兴,我越听越向往。弟弟把奖状拿给妈妈,我们兄弟俩都把荣誉看得自然,只是我们努力后的一个必然结果而已。弟弟照常欢天喜地地去遛狗,跟着我家那条叫喜子的大母狗在大道上疯跑。喜子越跑越快,弟弟牵着狗链子开始吃力地跟跑,突然一个趔趄,弟弟被狗链子拉倒在地,被喜子拖了一段距离才停下来。弟弟感到膝盖剧痛,胳膊和腿被地面擦伤,更不好的是,到卫生所检查出膝部子骨断裂,被爸爸领到连队找会接骨的人。弟弟休息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去上学。乐极生悲的事在我的家庭里是常有发生的。

  弟弟和我的关系不太好说,时好时坏,我的家庭境况常跟他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他眼里,我可能不算是个合格的哥哥,自小到大,他也从来没称呼过我一声哥哥。他叫我的小名,或者外号蒙达维(是英文名David的昵称)。在山东时,他猛一抬头撞碎了我的一颗门牙,我也曾向他撇剪刀,扎伤了他的脚踝。回东北我曾错解过他的意思,当他来到站在墙根的我的面前保护我的头时,我以为他要怎么戏弄我,便狠狠地把他推开,弟弟委屈的眼泪让妈妈骂我不识好歹。弟弟最可爱的表情,是在商店里眼巴巴地看着我的手中刚刚买来的水果糖,那么的期待我能马上分给他,直咽唾沫,那种眼神纯净透明,愿望直接,让我不忍拒绝给予。可我有时候却是残忍的,趁妈妈不在变着方儿的欺负他,他越哭我下手越狠,虐待狂式的变态快感让我不由自主,由伤害亲人的焦虑惶恐而愈加感觉乐不可支。我可能是在报复弟弟让我在妈妈那的失宠情结,更切实的根据就是心理的病态。我对不起弟弟,我不是一个好哥哥,我在以后的岁月将尽我可能地去弥补。

  我的病态心理不但表现在对家庭成员,对班级同学也有证据。以姜华、赵贵海为首的男生经常欺负我班女生焦保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是看她不顺眼,也许是她那种孤傲实则自卑、冷漠实则懦弱的矫揉造作的相貌激起了男生们的特别反感,他们称她为各种型号的“胶水”,向她身上吐唾沫,大早起来她一进教室就向她扔粉笔头,打她,骂她,污辱她。焦保英总是哭哭啼啼,唯唯诺诺,嗫嗫嚅嚅,比以前更加的自卑和恐惧,她永远不知道男生们捉弄她的下一种方式将会是什么,我们这些异性都是她心里惧怕的魔鬼。可她依然摆出那种孤傲不驯实则恐惧莫名的神态,表情僵硬,身形扭捏,眼神游移,声音喑哑。每当看到她被欺负,我都兴奋得很,猎奇般的暗喜,恨不得加入这场虐人的狂欢游戏。我没有实际加入到欺辱焦保英的队伍里,也许是胆小的善性及尖子生的虚荣头衔使然。黄昏时分,光线阴暗的教室里,我看到讲台前她的椅子悠悠嗒嗒,两个腿着地另两个腿翘起,她不小心一头钻进了大眼睛扁鼻孔男生王景奇的裤裆下,很快又随椅子的移动而仰脸钻出王景奇的裤裆。我看得胯下硬起,想象着那个人是我。略显尴尬实则快乐的那个人,是我不是她。

  我的大朋友都不粗鲁,都不下流,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当着我的面好像没说过几句粗鲁的下流话。唯一一次,是大王冰和我一起在厕所小便时,他神秘兮兮地让我看他的下面,笑嘻嘻问我:“你和我一样长阴毛了吗?”我很认真地告诉他,长了,但是很稀疏。长出阴毛意味着性发育显出第二性征,至于性成熟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还是懵懂无知一少年,没有继续探问下去的好奇心。我们的家庭教育不强调这些,我们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但我内心确实追求那种特别的快感,伴着光怪陆离却又单一乏味的意象幻想。我害羞啊,NO PROBLEM!

  一次英语考试,老师出的最后一个题目是介绍自己和家人,我是这样作答的:My name is WangWei。Wangwei is a puple。My father is a worker。My mather is a worker,too。……当时我们还没有学过第一人称代词I am,我就想到了用直呼自己的名字作答,这是外国人惯用的,我的聪明做法果然得到了牛老师的夸奖,我是一个学英语的天才。

  班主任老师更是器重我,给我安排个职务叫监督,就是做老师的眼睛和鼻子,监视所有同学的不轨行为,包括班干部的不称职行为。所以同学们都有点怕我,怕我单独向老师告密,我这个老师眼里的红人同学认为的内线,虽然没有当过什么班委,实际上也相当于有班副的权势了。有一次我被房顶掉下来的一块硬木板砸中头顶,疼得趴在桌子上直哭,老师便走到我身边安慰我,给我揉被砸中的头部。我后桌的赵贵海便嬉皮笑脸地说:“砸在王伟的头上,就是砸在老师的心上啊!”老师笑着说他嘴贫。老师还为此事特意给我的家长写了张纸条,说明事由,以免我被家长责怪。赵贵海和老师是一个连队的,经常说老师的坏话,我便偷偷向老师告密邀宠:“赵贵海说你懒!”老师显得很尴尬,她有时眼眵模糊地来上课,业已迟到。看样子赵贵海没冤枉她,有些密也不能乱告。

  我这个爱打小报告的“副班长”终于受到了惩罚,和姜华一个连队的罗怀东放学后被高年级同学骑车带着,从后面经过我的身边,照着我的后背就是一捶,我简直被气炸了肺,我哪受过这等委屈!第二天我义愤填膺地把他又告上了老师。老师帮我狠狠地整治了他,这小子被罚站时还斜睨着眼睛瞅着我,不服气的话你再来,我怕你啊?后来他看对我玩硬的不管用,就来阴的软的,和我做上了朋友,一有机会就和姜华、周云峰一起站在滑梯的滑板上,诱骗我闭着眼从他们的胯下一溜滑过。突然,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一次,我们小学组毕业班举行知识竞赛,由姐姐的化学老师主持。他后来对我的整体评价是:题答对了不少,也打错了不少。全年组两个班围坐在一个教室里,分六个小组,我们班这个三人组由孙永刚、刘健民和我组成,孙永刚数学演算相当过应,我的文科知识点记得比较扎实,刘健民这个废物基本没有答题,全由我和孙永刚你争我抢地挣来了分数。孙永刚在轮流必答题回答完毕之后,他的手就没离开过抢答器,还经常因老师没念完题目说“开始”他就抢先按铃,结果倒扣了不少分数。我一想到答案就提示孙永刚按铃,我俩配合默契,风头出尽,也偶尔出点洋相作为紧张竞赛中的插曲调节了会场气氛。我唱ABC歌曲唱到OPQ时发音古怪,引起哄堂大笑。最后,班主任喜悦地给我们前三名颁奖,我们组获得第一名,奖品是一个精美的游鱼戏水草的玻璃工艺品。

  教我姐化学课的范老师讲起了姐姐的初中生活。姐姐从山东回来复读一年,成绩越来越好,在年组基本是拔尖的,锋芒毕露。他们班有不少调皮的男生,在我姐面前都是一本正经的,他们觉得我的姐姐不单漂亮,而且气质逼人。姐姐班上的一个男生,拿着扫地髫竹在贴红花栏的墙壁前一边上下做打扫状,一边念念有词:“唉呀,我给你们扫墓了,你们这些光荣的人,永垂不朽吧……”姐姐的名字也在红花栏里。姐姐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大王冰的姐姐王静,一个是分场刘木匠的女儿刘玲。我们家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就是王静的爷爷以前的房子,家里的家具基本上是王静的爸爸和刘玲的爸爸给置备的。

  妈妈有一阵被安排到副业队窑地烧水,我和弟弟经常跟着去玩,回来的时候帮着妈妈拣煤核。妈妈告诉我们哥俩,重的是石头,轻的才是煤核,要分清楚,掂量轻重,择拣轻一点的煤核。弟弟干活十分灵气,很快就能区分出哪些是发亮的石头,哪些是轻量的煤核。我在干活方面一向表现笨拙,总也区分不好,便失去耐性,我根本就不是干这种精细粗活的料。妈妈说,我和姐姐在干活方面都不如我们的小弟。

  弟弟很羡慕我胳膊上的一块硬梆梆的肌肉,我说那是我拉簧、压水锻炼出来的。他就学着我的样子拉簧,跟我争着抢着干活压水。弟弟表面上很温顺,暗地里却在和我较劲,学习上也是如此。有一次,我们在家玩得不过瘾,要到十几里地之外的团部去,就在大马路上截车,可是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好不容易看到一辆汽车,可能没注意到我们小孩的招呼,就卷着尘土风一样地从我们身边驶过。我向弟弟提议,不如走着去团部,弟弟同意,我们就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悠悠地往团部走。那时弟弟还没学会骑车,等他学会骑车,就经常带我去团部。

  姐姐也带我去过团部,那是给二姑家送菜,我和一编筐的黄瓜都被安置在后座。我横跨在座位上,前面放着编筐,手扶在编筐上面。车骑到十四队的时候,盛满黄瓜的编筐慢慢往旁边歪斜,我的身体也跟着向一旁歪。我紧张地坐在后座上,一头汗水,在我还没做出反应时,编筐从车上掉了下去,我也失去了重心,抢在了地上。姐姐吓坏了,赶忙从车上下来,捂住我一面被摔伤的脸。当到达二姑家,看到叉着手的表哥立在门口,我懊恼地走过他身边,跑进屋,终于忍不住疼痛地大哭起来。表哥笑着说我还挺好面子,在外面不哭回到家才哭,怕被人笑话我破相了吧。从此,我坐车总是很紧张,很久以后才渐渐敢坐后面,但是还是不敢让姐姐再带我了。

  妈妈生姐姐时早产,生下来只有五斤,像个小猫一样,妈妈都担心养她不活,而今长成俊俏的大姑娘了,却宁着跟妈妈作对,惹妈妈怒火中烧,拿起火炉钩子就打了她腿一下。姐姐斜吊着眼睛怒视着妈妈,半晌无语,然后气鼓鼓地转身离去。妈妈的气不见消,我虽然认为像姐姐这么大、初中都毕业的孩子不应该再打她,弟弟在一旁窃笑,我说他不懂事。但我是同情妈妈的:她身体不好,被病闹得心绪不佳,脾气又急,经常拿我撒气,逮着谁不好,不管你是家人外人,都要大加斥责一番,也不管有理没理的话一古脑倾泻到你的头上,完全是语言暴力,让你灰不溜秋,无地自容。她还要变本加厉,不依不饶,显示自己的绝对英明和正确,不由你分说。我曾经定义为更年期的过早来临和推迟结束。妈妈身上有一股冲天的怨气,发泄时让她经常抱怨、怨恨、牢骚满腹,暴虐异常,这不仅是被病魔所致,更是心魔所使然。

  小时候我经常忐忑不安,担心家庭风波时时骤起。父亲的酗酒、夜不归宿,常常是家庭风暴的导火索。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始终向着妈妈,替她担心,为她害怕,陪她掉眼泪。父亲总是忙于工作,很少能照顾到我们琐碎的生活。妈妈带着病弱的身子为我们料理家务、生火做饭,有时候赶上天气不好,她就托邻居的孩子把饭送到学校来,让我跟跑校的同学一起吃。妈妈有时亲自给我送饭,家到学校的路很长,妈妈拖着生弟弟时磕伤的病脚来到我的教室,饭菜还是热乎的呢,妈妈叫我赶快趁热吃。妈妈的汗水和笑容一样是热的。我懂事后得出结论,上学的路我不是走过来的,而是靠母性的力量、宽实的脊背把我送过来的。

  母亲很早以前就开始吸烟,很久以后才开始戒烟,吸烟时伤肺,戒烟时肺已伤。我是妈妈的肺,都说心肝宝贝,没有说肺也是宝贝的,所以我是个窝囊“肺”。虽然肺已废,然而对妈妈和心、肝是一般的重要,因为肺掌管呼吸,一呼一吸是为人生,我是妈妈的生命。

  多年后,母亲随我信了佛教,但她那固有的怨恨嗔心并未因此而改变。善良的母亲在冬天里把吃剩下来的米饭让父亲洒到楼前的小院里,以供在都市里难以觅到食吃的小鸟们吃。起初来吃食的都是麻雀,后来喜鹊也来了,还有一些别的鸟。群鸟起初战战兢兢,爸爸用碟子装出来的饭它们是不敢来吃的,怕是人类下的捕猎圈套;然如果爸爸把米粒洒在地上,鸟儿们就纷纷抢着来啄食了,有时一些大鸟还欺负小鸟,将冬日里难得的人类供给的食物占为己有。

  妈妈读过很多武侠书,她把看过的武侠书目列在一个小本子上,最喜欢温瑞安、梁羽生、独孤红、卧龙生、柳残阳、萧逸的作品,她看过的武打书可以号称武林大全了。妈妈不太喜欢金庸、古龙讲故事的模式,她常常向我描绘武林世界的夺宝复仇等固定模式。尽管妈妈爱看书,又做过社教,也任过小学生的课,但她毕竟只有初中文化,经常读错字的发音。比如别逼我念成别毙我,不屑一顾说成不肖一顾,爱不释手说成爱不择手。我常以给妈妈挑错字以为乐,妈妈打我自然也是爱不择手。妈妈生气、哭诉、咒骂的样子常常让我不能理解,快上大学的大民表哥却能同情妈妈,妈妈也很待见他。大民哥坐在炕头上,握着妈妈因生气而变得冰凉的手,这就是孝顺了。大民哥在家也惹过姑姑不高兴、掉眼泪,她也没像握妈妈的手那样给二姑以适时的温暖。这是对至亲的疏忽,对远亲却能眷顾。表哥上大学,我给他邮过50元生活费,他知道后大为感动。寒假回来,他握着我的小手送我回家,我的小手紧紧地被攥在他那张温暖的大手里。那温暖在心里很多年,伴随我度过许多期待春天的寒冬。岁月更替,人世变迁,温暖藏进回忆里,伴着春光夏日的匆匆流逝。

  这是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尽管年少的我懵懂无知,不知道社会上声色犬马的规则或交易。我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大环境下过着绝对封闭的少年生活。我们王家老大,我大爷家的大堂哥是唯一一个在外面世界混的人,他每次从省城回来都会让我们见识到一些新鲜玩意。比如照相机,城市大嫂。堂哥给我家买了一台飞梭牌四音箱双卡录音机,成了我家除电视外的又一家电大件。妈妈喜欢听流行音乐,就让堂哥大嫂给买来邓丽君、刘文正、罗文、齐秦、毕云飞、郭峰等的磁带。“故乡的山坡坡,留给我回忆那么多,山坡上的小木屋,伴随我的童年度过……”我喜欢这首歌轻缓抒情的曲调,喜欢显露淡淡哀伤的歌词,喜欢演唱者浑厚忧郁的音色。我也喜欢刘文正邓丽君的爱情金曲对唱,常听得如醉如痴,不辨歌词,随音乐节奏即兴表演舞蹈给堂哥大嫂看,他们说我能随音乐旋律而动,很有音乐天赋。我知道,我的身体常常不自觉地颤动,有时候双手的颤抖就如同跳舞一般,所以有人怀疑我的病也许就是舞蹈症。

  小六运动会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后一次过六一儿童节,我把它当作一个由童年过渡到少年的宣礼仪式。我穿着大娘给做的米黄色短袖上衣,烟灰色裤子,蓝色前包头旅游鞋,幼嫩肌肤,清爽短发。整个学校的学生围坐在操场周围,主席台前彩旗飘扬,鼓号喧天,音乐激昂。礼子敬子都在鼓号队里,从主席台前步伐整齐地走过。场领导讲话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校领导讲话说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老师讲话说花骨朵正在怒放,运动员代表讲话说太阳就要冉冉升起。我到主席台前领奖,我获得了优秀少先队员的光荣称号,校领导给我戴上了一枚奖章。我到主席台前交稿,大队辅导老师是自然老师他声音宏亮地朗读了我的来稿,这是每次运动会我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们毕业班集体合影留念,我被摄影师安排到中间靠边的位置,我很不高兴。老师看出了我的不高兴,就单独和我合影留念,我和陈法萍都是她得意的学生。我中意的女生是陈法萍。

  比赛开始,气氛热烈。郑本利穿着紫红色的丝袜把足球踩到了脚底,呼志敏撞倒了给他加油的王景奇,孔凡伟跳高跳进了跳远的沙坑时气喘吁吁,陈炜打破了四乘四百米栏的纪录把最后一棒交给了刘建民,姜华在刘福平的两腿之间仰躺着歇息,张尊平的钉子鞋扎坏了钟鸣月受虐的小鸡鸡,焦保英为李燕的扭捏奔跑喊嗓了哑子,礼子和敬子在小民面前胡言乱语,陈法萍为王伟的英气帅气胆气志气而以身相许……快毕业了,就任你胡闹过个六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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