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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临界(1)

  谨以此文献给我仰慕的一位科学家。但本文不是报告文学,人物情节均有虚构。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90年6月22日,因为此后数月令人惊怵的日子是从那天开始的。那年,我14岁,姐姐文容16岁,爷爷文少博78岁,奶奶楚白水75岁。

  离亚运会开幕还有整整三个月,在北京随处可以摸到亚运会的脉搏,街上到处是大幅标语,高架桥的栏杆上插满“迎接亚运”的彩旗,姐姐和我的学校里都在挑选亚运会的自愿服务人员,公交车司机在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只有爷爷游离于这种情绪之外,仍是独自呆在书房里埋头计算。那天早上,奶奶比往常起得更早,做好早饭,拿出一套新衣服让爷爷穿上,昨晚她已逼着爷爷去理了发。她端详着穿戴整齐的爷爷,笑道:“哟,这么一打扮,又是一个漂漂亮亮的老小伙儿啦!”

  姐姐和我都起哄,说爷爷真漂亮,爷爷帅呆啦!爷爷像小孩子一样难为情地笑着:“爷爷老啦!”爷爷确实有点儿“老还小”的迹象,笑起来像小孩一样天真。他在生活琐事上一向低能,现在更离不开奶奶的照顾。爷爷生于豪门望族,当年的文家二少爷也曾是风流倜傥,自他从英国留学归来便选择了一项最艰苦的职业——地质勘探。五十年的风雨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气质,现在,从外貌看来,他更像偏远农村的乡村老教师。

  爷爷马上要去位于复兴路北的国家地震局(我去过那里,是一幢能抗7级地震的大楼)作报告,报告的具体内容爷爷对我们严格保密,他一向严格执行《地震预报条例》的规定。不过据我猜测,这次报告很可能涉及亚运会期间的震情。

  别人开玩笑说,我家实行隔代遗传。爷爷是国内著名的地质学家,国内几个大油田的发现都有他的功劳,就连他的学生中还很有几个中科院院士呢!奶奶是有名的医学生物学家,中国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就有她很多的心血。可惜爸爸那代人没能继承他们的衣钵,不过这个传统让我和姐姐接续上了。虽说在1990年说这话还嫌太早,但至少在我和姐姐的学校里,我们已是有名的地震和病毒小专家了。

  我父母常年在外地(大庆油田)工作,自从爷爷奶奶退休并定居北京后,我和姐姐就一直住在爷爷家里。那时爷爷还没有搬家,住在平安里的一所小四合院里,房子十分破旧,下雨时首先要用雨布遮盖爷爷的那台286电脑,然后收拾满桌满床的大部头书籍:地震学、世界地震带挂图、古地磁学、地球固体潮、二十年中国地震台网观测报告汇编、病毒学、医学免疫学、血型血清学和干扰素治疗……爷爷奶奶似乎比退休前还忙,尤其是爷爷,每天埋头于电脑前认真地计算着。夏天,破旧的纱门挡不住蚊虫,他干脆弄两只水桶把腿脚泡进去,一来防蚊叮,二来降温。冬天时房子里面冷得像冰窖一样,他把一只小火炉放在桌边,手若冻僵了,就放在火上烤一会儿。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石油物探局专门为爷爷配置一台取暖锅炉为止。

  那时,常常有他们的学生来这儿探望或请教,他们先站在天井里大声问好,然后再进屋。凡是爷爷的学生,都是称呼老师、师母好;凡是奶奶的学生,则是称呼文老师、楚老师好。我和姐姐发现了这条规律,常躲在一旁验证,百试百灵。

  我和姐姐并没有刻意地去继承爷爷奶奶的衣钵,但他们的知识不知不觉地就传给我们了,因为这些知识一直弥漫在空气中,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我们的血液中。比如,姐姐经常流利地告诉其他同学,病毒都是采用超级寄生和利用被攻击细胞的核酸来繁殖的,所以,任何药物包括抗生素对病毒基本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依靠人类在千万年进化中产生的特异免疫力,疫苗的作用则是唤醒和强化这种免疫力。不过,人类对病毒的战争已经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功,天花病毒已经全歼,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全歼已经提上日程。为什么先拿这两种病毒开刀?因为它们只寄生于人体,没有畜禽的交叉感染渠道。现在,中国卫生部正在部署围剿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大战役,将从1993年开始,连续数年对八亿儿童进行免疫。奶奶虽然已退休,卫生部的轿车仍然常来把她接去,参加某个重要讨论。姐姐笑着对奶奶说:“奶奶,别把鞑子杀完了,留两个给孩儿杀杀。”

  这是说岳全传上岳云的话。奶奶笑道:“留着哪,病毒的全歼可不是二三百年能干完的事。”

  我也常常给同学们举办地震知识讲座,我会告诉他们说地震是人类最凶恶的自然灾难,二十世纪共发生7级以上地震65起,8级以上地震7起,死亡103万人。地震中最常见的是构造型地震,因为地壳是由六大板块(太平洋、亚欧、非洲、美洲、印度洋和南极)组成的,各板块缓慢运动,互相挤压,形成三大地震带,即环太平洋带、欧亚带(又称地中海——喜马拉雅带)和海岭带。我国处于两大地震带之间,震灾十分频繁。1900年以来中国地震死亡人数55万,占全世界53%;1949年来死亡人数27万人,占全国同期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54%。而且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不同,地震学家们是一伙自卑的家伙,尽管他们已经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但在地震预报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1966年邢台地震伤亡惨重,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对地震预报的研究,1975年成功预报了海城地震,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成为唯一载入地震预报史册的范例。那时,在文革期间的亢奋中,有人宣称中国已完全掌握地震预报的规律。然而仅仅一年后,唐山地震来了,它阴险地偷越众多机构组成的警戒线,狞笑着扑向梦乡中的唐山人。对地震工作者来说,这是一次极为丢脸的失败,地震爆发后,国家地震局竟然不能确定震中在哪儿!幸亏几位唐山人星夜驱车赶往国务院汇报灾情,国家才开始组织抢救工作。

  我是在唐山地震之后出生,我知道唐山地震的惨景,是通过爷爷的眼睛和叙述,因为地震第二天爷爷就赶到现场。美丽的唐山全毁了,房屋几乎全部倾颓,烟尘聚集在城市上空,久久不散,就像死神的旗幡。火车钢轨被扭成麻花;水泥路面错位;地上分布着很多纵横裂缝,最宽可达30米;五个水库的大坝被震垮;一个男人从四楼跳下来,却被同时落下的楼板压住双脚,身体倒吊在半空中死了;一位妈妈已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但还是被砸死,她最后的动作是竭力想护住怀中的孩子;另一位妈妈幸运地逃出来了,在废墟中机械地走动,哄着怀中的孩子——孩子早已长眠不醒;很多幸存者被挤在狭小的空间中,在黑暗和酷热中呆了数天才被救出,一直到多少年后,他们睡觉时甚至不敢熄灯,因为只要沉入黑暗,他们就开始心理性的窒息!

  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啊,所有赶来救援的人,从身经百战的老师长到长着娃娃脸的小兵,都要惊愕地看上几分钟,把撕裂的心房艰难地拼复,然后表情沉痛地投入抢救。不过,对于地震工作者来说,更多的是痛愧,是无地自容。爷爷说,那时他乘坐的是石油勘探局的汽车,还没有成为众矢之的,而那些乘坐国家地震局车辆的同行们简直没法出门。一位老大爷对他们哀哀地哭诉着:“为啥不提前打个招呼哩,你们不是管地震预报的吗?”血迹斑斑的年轻伤员们咬牙切齿地骂:“这些白吃饭的,饿死他们!砸死他们!”

  国家地震局的老张是爷爷的熟人,白天,他们默默忍受着唐山人的咒骂,记录着各种宝贵的资料。当时正值盛夏,废墟中的尸体很快腐烂,令人作呕的怪味儿在周围涌动,呕得人根本无法进餐,他们只好用酒精把口罩浸湿,一言不发地工作着。一天晚上,老张来找爷爷,声音嘶哑地说:“文老,咱们出去走走。”爷爷跟他出去了。月亮没出来,废墟埋在浓重的夜色中,除了帐篷里泻出来的灯光,唐山黑得像地狱。老张一直低着头,磕磕绊绊地走着,等到远离了帐篷,老张站住了脚,一句话没说,忽然号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爷爷没劝他,陪着他默默流泪。

  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后,老张问他:“文老,地震真的不能预报吗?咱们真的无能为力吗?”

  爷爷生气地说:“怎么不能!没有人类认识不了的规律!”

  爷爷那时的主业是石油物探,搞地震预测只是兼职,他在石油物探方面已是一代宗师,而且已年近古稀,没理由再转行,可是自从唐山地震后,几十万冤魂的号哭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于是,他在1978年,正式递交了退休申请,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全身心地投入到震预报的研究当中——也只能是私人性质的研究了。多年后,一位伯伯曾叹息地告诉我,你爷爷为这个决定吃了大亏。他那时虽然已68岁,但身体好,思路清,经验丰富,部里原打算让他再干几年的。他这么一退,首先是经济上吃亏,因为那些年还没有到涨工资的高峰期,退休工资很低的。再者,过早地从科学家的主流圈中退出来,还有很大的隐性损失,这一点就不必多言了。

  我想伯伯说得对,爷爷的晚年是相当困窘的,工资不高,又把大部分工资用于购买资料上——他不是进行官方研究,资料费没处报销的。可以说,退休后他完全靠奶奶的工资养着。在和爷爷奶奶共同生活的那几年里,我和姐姐都能触摸到家庭中的贫穷。常常有国外回来的他的学生来看爷爷,他们大都衣着光鲜,面红齿白,外貌比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他们惊讶地打量着爷爷的陋舍,小心地掩饰着目光中的怜悯,我想,恰在这时我最佩服爷爷。因为他在这些怜悯的目光中尚能坦然微笑,不亢不卑。这一点太难啦,至少我在这些客人面前就很难没有一点儿自卑。在我长大成人后,每当看到报上说某某知识分子“安于贫贱”,“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之类滥调时,我就反胃。我觉得,若不能让士大夫阶层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以保证他们思想和研究的自由,这个社会就是病态的、畸形的和没有前途的。

  “爷爷,你后悔吗?”有一天我向他转述了那位伯伯的话,须便询问他。爷爷停下手中的大蒲扇,沉思地看着我。他不是在看我,而是越过我的头顶看着远处。过了一会儿,他说:“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总理亲自找李四光先生和我谈话。他痛心地说,地震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地震能预报吗?李先生说能!我也说能!周总理说:拜托你们啦,希望在你们这一代把地震预报搞成。从那时起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成功地预报了海城地震,可惜漏报了最凶残的唐山地震。现在,周总理和李先生都已不在人世,当时谈话的人就剩下我一人了。”

  他没有回答后悔不后悔,我也没再问。

  我和姐姐吃早饭时,爷爷已早早吃完,坐在正间的竹圈椅里静候。听见他低声问奶奶:“车辆联系好了吗?不会误事吧!”这已是他第二次询问了。奶奶耐心地说:“不会误事的,是国家地震局派的车,昨晚石油物探局还问用不用他们派车,我谢绝了。”

  姐姐瞄瞄爷爷,抿嘴乐道:“你看爷爷就像赶考的童子,蛮紧张呢!”我说:“笑话,爷爷会紧张?爷爷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连政治局委员们还听过他的讲课呢!”姐姐没争辩,吃完饭骑车走了。我出去时,发现爷爷确实有点儿紧张,他一言不发地坐着,目光亢奋,手指下意识地敲着扶手。后来,知道这次报告的内容之后,我才理解爷爷的紧张,那是对于一个高度敏感的地区(首都),高度敏感的时间(亚运会)所作的强震预报呀!事后国家地震局的张爷爷说,当爷爷在6月22日报告会上撂出这个响炮时,会议参加者都惊呆了。他说,也只有你爷爷的资历和胆量敢撂这个响炮,只有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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