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娲回归

第6章 长别离(1)

　　人类不是生来就清白无辜的。

　　——摘自罗伯特·阿德里《非洲的创世纪》

　　杨柳吐青的时候，汤姆说他第二天乘飞机来西安，约我晚上在天柱大厦旋宫饭店见面。我当然知道他的用意，这是飞船启程前他的最后一次求婚，最后一次努力。傍晚，我独坐在凉台上仰望南天，夕阳刚落下的两三个小时里，诺亚方舟在36000千米的同步轨道上反射着太阳的金光，外形如一个金色的雪茄，漂亮极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诺亚方舟，可不是圣经里那个只能载一家人、几十对禽兽的小玩具。这个庞然大物载客量为一万人，用氦3作能源，平均巡行速度大约为十分之一光速。航行目的地是南河三（小犬座α星）恒星系里的息壤行星。这是一个中国化的名字，息壤是鲧从天帝那儿偷来的宝物，它能凭空生出新的陆地。南河三距地球11.3光年，所以，这趟单程旅途大约需要100年的时间。途中乘员不采用冷冻法，而是使用更为可靠的冬眠法——毕竟我们的某些哺乳动物同胞，比如狗熊和北美山鼠，早就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方法。冬眠法可以把人的生理节律减缓一半，这样，在100年的旅途结束后，乘员们的生理年龄只增加50岁。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能使人类在一代人的寿命期限内抵达邻近的新大陆，这正是阿西莫夫预言的“太空移民时代”的一道门槛。

　　方舟已经在同步轨道上组装完毕，一个月后就要启程了。

　　方舟上的乘员，除了船长等少数几个人，其他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汤姆在年轻人中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乘员男女比例是1：2，这意味着船上实行一夫两妻制。这个制度丝毫不牵涉到性别歧视或大男子主义，只是为了尽可能提高种群的繁殖率。按说男女比率应该更悬殊的，那样繁殖率更高。但目前这个比率是多种因素综合后选取的最佳值，兼顾了种群中Y染色体的多样性，也尽可能照顾了文明社会的社会规范，比如，从未考虑采用群婚制。

　　方舟中严格摒弃与生育有关的一切个人自由：单身主义、同性恋、丁克主义和性冷淡等。这里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和道德承诺，婚龄男女必须结婚，妇女必须至少生育两胎以上，禁止堕胎，没有生育能力的男女没有资格成为方舟成员。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这个万人小种群的正增长（不考虑克隆生殖）。每当我细读着《诺亚公约》的这些条款，总禁不住有一个想法：当高度文明的人类向蛮荒之地移民时，似乎已经被奉为天条的“文明社会规则”就立即淡化了，甚至在启程前就淡化了，而久藏于基因深处的“动物本性”却在一夜间复苏。这个本性唯一的目标是“繁衍种群”，凡是与此相悖的，哪怕它曾是非常神圣的道德准则，也都得靠边站。

　　我还记得，在公开选拔飞船船长及助理的选拔会上，一位考官问过汤姆这个问题：

　　“尽管这次移民有强大的科技做后盾，但你们面对的是陌生的蛮荒之地，什么极端情况都可能出现。一旦‘生存’与‘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发生冲突，你将怎样做？”

　　当时，汤姆抬头看看这位考官，没有说话。考官以为他没有听清，问他是否需要把问题重复一遍。汤姆不客气地说：

　　“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

　　这个很不客气的回答实际已经是他的外交辞令了，他真正想说的是：

　　“别拿这样幼稚的问题来烦我！”

　　那位考官微微一笑，不再追问。

　　可笑的是，汤姆不屑于回答的这个“常识性答案”，却在新闻记者中引起了争论，多数人说他的选择是“生存”，但也有人说是“道德规范”，而汤姆对这些吵闹从来不屑于回应。听着媒体上热热闹闹的争论，我只有暗自摇头，在心中怜悯后一类人的迂腐。

　　汤姆最后被选定为方舟上的船长助理，而且是内定的息壤星人类的第一任酋长（以最终选举为准），因为被选为船长的老斯诺，也就是他父亲，年龄较大，到息壤星前很可能已去世了。现在，在方舟启程前一个月的时候，据媒体说方舟上的3333组男女配对已经基本划定，是在自由择偶的基础上再辅之以计划分配。唯有两位“酋长夫人”还虚位以待。

　　我知道汤姆在等我。他的等待确实非常诚心。他甚至没有先确定一个妻子而为我留出一个空位，一定要等我先成为他的“正妻”后再去选另一个妻子。我体会他周到细密的用心，也对此心存感激。我俩都忘不了在月球基地上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管是谁，都把对方深深地刻在心里了。

　　可惜，我无法答应他的求婚。我舍不得离开地球，也不愿嫁给自己变成一个异类，或未来的异类。

　　异类——这正是我父亲激烈反对太空移民的主要论点。

　　蓝月亮。一个硕大的、永远不落的蓝月亮（基地位于月亮永远朝着地球的那面）。蓝色的波光洒在月球的荒漠上，天上没有游荡在蓝月亮旁的白云，空中没有拂面的和风，地上没有能映出月影的水面，没有能半遮月轮的袅袅柳丝。有星星，但没有拖着白光的流星。偶尔能感到一次撞击，地面微微弹动。这是陨石撞上了月面或基地上方的保护层。但听不到撞击声，月球上极为稀薄的空气不能传递声音。基地的屋顶上有天窗，但都不大，是厚厚的钢化玻璃，可以承受小颗陨石的撞击。我们坐在天窗下，仰望四角形的天空。我常常说：

　　“汤姆哥哥，给我讲讲地球上看见的月亮吧。”

　　或者：“露丝奶奶，给我讲讲地球上的大海吧。”

　　这就是月球基地留给我的童年记忆。我是两岁时随父母去那儿的，10岁时回到地球。那时，月球基地上只有一个氦3提炼厂和一个太空运输中转站，两个机构的家属区在一块儿，我家、汤姆家还有露丝奶奶住在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又被戏称为地球村，因为正好地球上3大人种在这儿汇齐了。虽然23世纪是人种大融合的世纪，但恰恰我们这3家都保留着非常典型的人种特征。露丝奶奶是黑人，黑皮肤，深黑色的瞳孔，厚嘴唇，翘P股，卷头发，有显著的齿槽突颌，身上香腺比较明显。她是著名的太空生物学家，但那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在家休养，所以陪我的时间比我的父母还多。汤姆（全名托马斯·斯诺，汤姆是其爱称）是白人，白皮肤，金发，高鼻梁，薄嘴唇，蓝眼睛，身上有比较明显的金色汗毛。我则是典型的黄种人姑娘，瓜子脸，皮肤细腻，黑发黑眼珠，眼角有内眦褶，干性耳垢。我之所以对这些人种特征耳熟能详，是因为父亲曾对我详细讲过。那时，我和汤姆哥哥整天形影不离，3家大人都戏称我们是小夫妻。当然，那时我俩都很懵懂，不知道“夫妻”和“兄妹”有什么区别——至少我是懵懂的，汤姆比我大4岁，大概已经初解人事了。有一次，就是父亲对我讲解了3个人种的特征后，他忽然没头没脑地加了一句评论：

　　“上帝确实是仁慈的，他没有让各人种的基因分化最终累积到种间隔离的程度。非洲智人分流成黑、棕、黄、白4个人种后，在几万年后就合流了，否则，足够长的地理分隔肯定会造成生殖隔离，这是生物进化的铁律，所有生物概莫能外。”

　　我听不大懂这番话，但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场上的气氛。他说完这句话后，其他大人都哑口了，包括我妈、斯诺夫妇还有露丝奶奶。他们心照不宣地交换着眼色，眼神十分复杂。那时，爸爸和老斯诺已经开始了对太空移民问题的争论，而刚才这段话实际是在隐晦地宣传他的观点，不过我那时远不能理解这一切。爸爸可能意识到这句话不太得体，笨拙地加了一句玩笑：

　　“否则的话，咱们的汤姆和小圆圆就不能成一家啦。”

　　这个玩笑肯定更不得体，其他人都没有笑，没有响应，很快把话头扯开了。5岁的我无法理解其深层含意，只是感受到了气氛的异常，觉得奇怪，困惑地看着大人。9岁的汤姆同样很困惑，过后曾朝我耸耸肩说：

　　“大人们今天怎么啦？他们的表情怪怪的，全都怪怪的。”

　　老斯诺那时是中转站的站长，不久就回地球筹建诺亚工程去了。他是太空移民计划最坚定的促进者，一如我父亲易哲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不过那时这些分歧还被两家的友谊覆盖着。直到多少年后，在父亲与老斯诺的争吵公开化之后，我才明白，父亲关于“生殖隔离”那段话中包含着多少残酷（平静的、内在的残酷）。他当时对我和汤姆说这番话确实很不得体，并不是他的说法谬误，而是不该让孩子们过早地知道这些观点。就像不该对一个孩子说出真情：孩子，你长大后肯定会死的。

　　汤姆哥哥从小就是他父亲的忠实粉丝，是一个最激情的太空移民运动的鼓动家。小伙伴们都叫他“托马斯船长”。从七八岁开始，他嘴里就经常熟练地流淌出“大人的话”——多半是他父亲的话，久而久之，把我都熏成太空移民专家了。比如，他会学着他父亲的神气，故意平淡地说：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人类不经意间就迈过了太空移民的门槛。”

　　又说：“只要一迈过这道门槛，人类在太空的扩张就成指数增长。做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一艘人类飞船可以在100年的时段内抵达一个10光年远的星系，休养生息100年后，再派出同样两艘飞船继续前进。这样，在6000年后人类就能扩展到半径为300光年的太空，可开发230个行星，即10亿个。当然，300光年区域内不会有这么多的行星，那就这样说：到那时，300光年半径内的所有类地球行星都将有人类定居。”

　　他目光炯炯，激动地挥着拳头：“只用6000年！人类在6万年中才完成在地球上的地理大扩张，现在，我们仅仅用6000年就能建立一个银河旋臂大联邦。我父亲说这还是保守的估计，没考虑人类科技的加速发展，因为地理上的大扩张常常带来文明的大飞跃，这有很多历史先例的，如晚期智人走出非洲和欧洲白人来到美洲，都同时带来了文明的暴涨。”

　　他是他爸爸的粉丝，我则是汤姆哥哥的粉丝。毕竟，这种充满激情的远景，与孩子的心灵最容易发生共鸣。等我8岁以后，两人的智力和知识基础已经可以组织技术性讨论了，我们常常连日彻夜地谈着同一个话题，对心目中的远景规划、技术方案，甚至息壤星社会的社会公约，做着一次又一次的设计和完善。我们并不是孤军作战，地球上有成亿的同道，我们常通过地月无线网热烈讨论。那真是一段热血澎湃、值得回忆的日子。

　　但我的立场最终变了，是因为我的父亲易哲。父亲在与老斯诺激烈争辩时，也没有忽略对革命下一代的争夺，常常耐心地向我灌输他的观点。开始我激烈地反对他。我认为他的观点保守、僵化、迂腐，甚至是亵渎神灵。我和父亲毫不客气地争吵，一点也不顾忌他的父道尊严。但经过几次痛苦的反复，我开始认识到，他的担忧并不纯粹是杞人忧天——不，其实这句话本身就错了，两千年来被丑化的那位杞人其实并非丑角，而是睿智的先哲，因为他在科学启蒙之前就能“先天下忧”，预见到地球并不是孤立的系统，可能面临天文灾变。

　　到我12岁后，我大致认同了爸爸的观点。并不是说人类向太空移民就是错的，不是的。但是这种太空扩张将大大超过“能梳理体毛的地理距离”（爸爸的话），会给人类带来潜在的灾难，这个观点同样也不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却都正确，这是一个悖论。

　　我无力对两者的正误做出绝对明晰的评判，只能凭感觉，多少也凭亲缘关系，选定其中的一条路——于是我只能同汤姆哥哥分道扬镳了。

　　两个父亲之间的争论其实完全超越个人恩怨。那是两个智者的学术之争。但尽管如此，过于激烈的争辩仍悄悄腐蚀了两人的友谊。后来他们基本上断了私交，只余下在社交场合相遇时一声平静的问候。

　　早上爸妈打来电话，说今天是礼拜天，想出城踏青，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好吧，我开车去接你们。我大学毕业后定居在西安，一个著名的12朝古都。爸妈从月球回来后也选中这个城市安家，住地离我的单身小窝不远。上午我开上车带爸妈出城。车经灞水，这儿是历史上有名的折柳送别的灞桥，是文人骚客们倾吐离愁别绪的地方。当然，现在已不复唐朝时“杨柳含烟灞岸春”的美景，两岸的高楼紧紧夹着细细的灞水，残留的岸柳在水泥峭壁的夹持下似乎十分羞窘。尽管这样，走到这儿，心中的某些积淀仍突然泛起，化成一腔莫名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