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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罪

  中国作家中至今没有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算高行健),真该集体自裁以谢国人,因为近半个世纪来,中国人的经历之丰富,没有哪个国家能赶得上。1958年那些忘我劳动的蚂蚁,到1960年变成了饥饿的、只剩下觅食本能的蚂蚁;1962年后刚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到1966年,又变成了互相撕咬的蚂蚁——不,这时再用这样的比喻就太糟蹋蚂蚁了。蚂蚁世界也有战争,但只限于族群之间的战争,没有哪种蚂蚁会在自己窝里撕咬的。

  1966年6月6号,星期一,北阴市一中的高三丙班的数学课代表颜哲去教研室领作业,因为毕业考试已经结束,要正式开始高考复习了。可是他没有领到作业,教研室刚刚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先搞文化大革命,为期两个星期。那天,作为高一学生的我也去教研室领作业,听见颜哲哥哥大惑不解地说:“要革命两个星期?可是一个月后就要高考了!”

  那时,没有人料到这个啥子“文化大革命”会从两星期延长到两个月,然后是两年,然后是十年——而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耽误的是整整一生。

  那天我和颜哲一块儿从教研室出去,路上我笑着问他:文化大革命是干啥的?是不是不让看旧戏了?这下子你爸妈可惨啦,再也看不成“定军山”、“祭风台”啦!正说话间,却碰到来上班的颜伯伯,他的消息比较闭塞,是从我们嘴里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目光“唰拉”一下变暗了,那是对于未来噩运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像手指被烙后,在大脑反应之前就会下意识地缩手。他听后没说什么,只是勉强地笑了笑,在和我们分手后,隐约听见他低声叹息道:“又要运动了。”

  学生们的参与起先有点儿被动,但很快就被点燃了激情,成了全身心的投入。到卧龙岗拉倒《千古人龙》的石牌坊,砸碎全国仅存两套的十八罗汉琉璃像,爬到王府山的假山亭子上把风铃砸掉;到地主资本家的家里抄家……高三学生们开始还惦记着高考,把数理化和外语课本偷偷揣到怀里,在听报告时抽空看两眼,但很快他们就把书本彻底扔脑后了。在北阴一中里,批斗的矛头不约而同地对准了颜夫之老师,其后便到他妻子袁晨露,虽然我为他们担心和惋惜,但出现这种局面我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他们一向是那么超群出众,那样清高脱俗。他们明显是属于“士”的阶层,属于“阳春白雪”的概念,与北阴这个闭塞落后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协调。一句话,如果要找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来做革命靶标,不找他们还能找谁?

  颜家被抄了,当时的运动主旨是“破四旧”,还没上升到政治层面上。颜家的四旧自然不少,有旗袍、高跟鞋、戴博士帽的毕业照片等,最轰动的是抄出了袁阿姨年轻时在英国海滩上的泳装照,以那时的眼光来看她的衣着相当暴露,衬着碧蓝的天空,洁白的沙滩,她修长白润的年轻胴体确实美极了!红卫兵抖动着照片,斥骂颜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粗俗一点儿的就骂她是不要脸、破鞋。颜伯伯和袁阿姨苦笑着偎依在墙角,默默地看着他们在屋里肆虐,邻居们围在土院墙的豁口处窃窃私语。我和学胥哥没有参加这次抄家,就站在墙外看着。学胥哥说:“看来从颜家还真抄出不少东西呢!”我不服气地说:“谁家没有四旧?我家有菩萨像,你家还有穿旗袍的照片呢!”庄学胥的脸色唰地白了,过了很久才小声说:“秋云你可别对外乱说去。”

  我说你放心吧,我决不会对任何人说。

  然后学校出现了针对颜夫之的大字报。最初是学生们没有章法的撕咬,几天后,一份“帅报”出来了,贴在鲁迅图书馆的山墙上,满满一墙。图书馆是当年一中最大的建筑,“鲁迅图书馆”的牌子还是老校长请郭沫若先生书写的。“帅报”是文革时的习惯叫法,指那些有分量的、代表了工作组批斗方向的大字报。它用颜色鲜亮的青色墨抄写,与一般大字报的黑色字迹相比,有先声夺人的功效。从字体上看,这份帅报是校图书馆的王老师抄写的,他是本市有名的书法家,过去有点儿怪脾气,能求得他的墨宝可不是一件易事。不过今非昔比了,在革命的风头上,读书人的臭脾气不再有容身之地。工作组一声令下,王老先生只有乖乖从命,用他最擅长的魏体,把上万字的帅报,批判他好友颜夫之的帅报,工工整整地抄出来。

  我和其他学生一起看这张帅报,大伙儿窃窃私语,挤挤撞撞的,空气中也浮动着一种亢奋,浮动着撕咬猎物的欲望。我想非洲鬣狗群发现腐肉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亢奋的人群中唯有我心中止不住的发冷。帅报直接点了颜夫之的名字,而且其内容不像早先的大字报那样零碎空洞、模糊不实,可以说,这份帅报上所揭发的颜夫之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无虚的,我都亲耳听过。它们都是颜伯伯——不,颜夫之——关于蚂蚁的一些闲聊,像蚂蚁是利他主义的典范啦,蚂蚁社会比人类社会更先进、更高尚啦,行军蚁的自我牺牲精神啦,蜜桶蚁的一生只是一件器皿啦等。这些比较玄虚比较哲理的话,用“阶级斗争这把照妖镜一照”,就现出了原形,暴露了其骨髓深处的阴险恶毒。

  帅报上反复使用两句最有分量的话:

  用心何其毒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

  其后,这两句话成了所有革命大字报上的经典用语。

  帅报署名是“横扫群魔”战斗队,但我非常清楚它的执笔者是庄学胥,因为我和他是最常去颜家的,颜伯伯的这些话常常是以我俩再加颜哲为听众。现在,即使是以一个15岁少女的懵懂,我也立即预料到了颜伯伯——不,颜夫之的下场。他完了,有了这么多翔实丰富的材料,他肯定被归入敌人阵营,万劫不复了。其后我知道,就在昨天夜里,在“群众揪出”他之前,颜夫之就已经被秘密抓起来,关押在学校特设的牛鬼蛇神的“牛棚”中。在那个特殊时期,这样的逮捕和监禁,学校工作组就能做主,不用麻烦公检法的。颜妻也被隔离,但工作组很讲政策,对他们夫妻还讲区别对待。袁晨露只算监视居住,是怕她自杀和串供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我挤出看帅报的人群,在人群后边看见了颜哲哥哥——不,颜哲,他正在目睹一场灾难降临在他父母和他本人头上,我能想象得到他内心里天塌地裂的感觉,但至少说他外表上撑住了,他高傲地仰着头,面色惨白如纸。后来,当这一段噩梦成为过去时,我才听他披露了真正的内心世界。他说:其实他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坚强。我所看到的高傲是假的,实际上是病态的自尊,是用病态自尊编织成的保护自己的脆弱外壳。

  我没法同他打招呼,在心中叹息一声,低头挤出人群,心想我该和他家拉远距离了。一个上午我心事重重,知道我和颜哲相好的同学们都目光复杂地看我。在那之前,我俩的恋爱已经明朗化了,现在我认真考虑是否该结束了,并不是个人利益方面的算计,那时我还小,没有这样复杂的心机,我的考虑完全是基于阶级觉悟。我喜欢颜哲,但他——有一个“阴险恶毒”的反动爸爸!而我呢,一个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的女儿,咋能嫁到这样的家庭里呢?

  中午回家后,我说了学校发生的事情。我还说:庄学胥写的这份帅报和别的大字报不同,上面的揭发都是真实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细究起来,颜夫之说过的那些话,可能确实有暗藏的动机……

  没想到我爹却怒冲冲地打断我:“放屁,颜老师讲点虫虫蚁蚁的知识,有啥罪过?颜老师和咱们邻居八年,他们是啥人你能不清楚?一百二十成的好人!小云,咱们宁可相信自己的眼,也不能信上边的话。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些年来上边的人八成中了邪,说话办事疯疯癫癫的……”

  我妈及时制止了她男人的“恶攻言论”,转头对我说:“小云,不管别人咋干,咱家决不干亏良心的事,以后对小哲该是咋样还是咋样。说句不该说的话,小哲那是个好孩子,更是个贵人胚子,他要是能成为咱家女婿,那才是郭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啊!”

  我爹妈的这番话着实的把我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我顿时感到无比轻松,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啊,它只是被外边的社会强奸了。那会儿我真庆幸自己有这样好的爹妈,虽然他们没有文化,而且政治嗅觉也不敏锐,但他们只用“老百姓的眼光”,对世间的是是非非起码有着自己独特的正常判断。由于我爹妈的及时劝导,我从短暂的彷徨中走了出来,以后就再没有反复过。不过我妈最后的那句话很让我害羞,我佯嗔道:“看您说的啥话!啥女婿啦贵人啦,多不害臊。”我机灵地把枪口转移到老爹身上,揶揄他:“爹,至少颜伯伯有一样罪行是确实的——他侮辱工人阶级,把一盒香烟洒到地上让你捡呢!”

  我爹的脸立即红了,说:“你个小妮子,哪壶不开你拎哪壶。其实,那件事说到根儿上怨我,太贱气,为了过一口烟瘾,趴到地上捡烟头。这事要是倒过来,是你颜伯伯缺烟吸,他再馋,会不会像我那样捡烟头?会不会?”爹自问自答:“不会,绝对不会,这些读书人,宁可死也不会掉份子。”

  我仔细想想,我爹说的在理。颜伯伯、袁阿姨和颜哲那样的人,宁死也不会放弃自尊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特别脆弱,特别容易被伤害。别看我爹是个粗人,在很多事上其实目光如炬,单拿他这番话中所包含的自省意识,我就达不到。其实我爹这个搬运工也曾牛气过,刚解放那阵,土改和镇反时他就当过乡长。那时的乡长可不得了,有权批准枪毙人的。他们乡的通讯员往县里押解犯人,一人押解十几个,路上嫌人多,走得慢,就拿枪突突几个后再接着走。不知道我爹是不是用过那个枪毙人的权力,反正他后来辞了乡长,离开家乡来到北阴市当搬运工,而且从不和儿女们谈起那时的事。

  只是——爹的料事未免太准了啊,他不该提到“死”字的,结果竟然一语成谶。

  下午,庄学胥来喊我一块儿去上学。过去我们三个虽然不同级,但上学时常常搭伴儿去。只是从运动开始,庄学胥就不和颜哲搭伴儿了,今后更不会了。我一般和颜哲搭伴儿,所以庄学胥连带着对我也疏远了,今天是许多天来以他第一次约我。

  庄学胥在大门口喊:“秋云,该上学了!工作组布置,今天全校讨论帅报!”

  他的喊声中分明透着得意,透着居高临下的显摆。在三人的交往中,我早知道他对我有意思,当我明确地选择颜哲做男友后,他肯定心中挺憋屈的,这回可以报一箭之仇了。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就看见我爹已经光着脊梁从堂屋“腾”地窜了出来,指着我住的西屋破口大骂——当然只是指桑骂槐。

  他说:“小云你给我记着,是个人就只能当人,不能当狗!见人落难时只能拉一把,不能咬一口!你要是在学校干了啥亏良心的事,别说我不认你这个闺女!”

  我从窗户向外看,门口的庄学胥完全被骂呆了。我想这会儿他脸上肯定是青一块儿红一块儿的吧!他在那儿站了很久,分明是咽不下这口气想要回嘴,但最终没敢做,悻悻而去。我爹家是三代贫农,又是个粗人,心直口快,啥话都敢往外撂。他和我爹作对,落不到啥好儿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其实庄学胥并不是自诩的“红五类”,他妈是一个国发党少校的妾室,丈夫逃到台湾了,他妈不得已带着两岁的儿子下嫁给贫民庄家,俗称“带犊儿”。这些底细老街坊们都清楚,后来连上边的人也知道了。所以,等“黑五类”子弟被撵下乡时,在学校红极一时的他也未能逃脱此劫。此时,我猜想那天,庄学胥不敢和我爹吵架,是不是怕我爹掀出他的老底儿?

  对自家的这些底细,过去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估计知道的成分大些。因为那次抄颜哲家时,我一提到他家的旗袍他就脸色惨白。而且,至少在他被撵下乡后,肯定会全都知道了。但他下乡后仍有意无意的以“红五类”自居,言谈中常常涉及某某人(如颜哲)的“反动阶级本性”。听着这些话,我除了作呕,也有些怜悯感。文革中大多数人都得了集体癔病,所幸很快就自愈了,唯独庄学胥病症太重,今生今世也难以除根。

  我瞅着庄学胥走远后才出门,去喊颜哲,但他家中没人,等着到了学校,我立即去高三丙班找颜哲。教室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人呆坐着,面前摊着一本“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本毛选和一本英文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一本英汉大辞典,他看着资本论,不时地翻翻大辞典。颜哲从小跟他父母学英文,已经有相当的根基了。不过,到了北阴一中后就改学俄文了,英文多少生疏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如此迅速地改变了“人”,原本和谐相处的同学们,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文革前,尽管颜哲的父亲是“右派对象”,在那个年代,这个帽子足以压垮一个青年的自信,但颜哲学习极为出色,仍在班里赢得了足够的尊重。虽然那时也常批判“白专尖子”,不过学生们在心底里还是看重学业成绩的。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真正成了被扔在一边的臭狗屎,没有一个学生组织要他参加,甚至几乎没人愿意和他交往,我记得王全忠就是那时敢于同他保持交往的少数人之一,这对于一个心高气傲的青年来说,比死都难受。

  所以,当学生们处于群体性歇斯底里时,只有他一个人呆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安静地学习文件,一遍一遍地学习。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把马克思的英文原著也列为学习内容,这其实是一种隐晦的反抗。因为当时社会上尊奉的“思想”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了。

  他端坐在那里有如石像,虽然脸上很平静,但那只是一个面具,有抑止不住的郁愤之气从内心升腾至眉间。我站在窗外看着他,心中充满了怜悯。这些天对“牛鬼蛇神”们的批斗已经升级,从精神上的折磨发展到肉体上的折磨,而颜伯伯则是首批的批斗对象。颜哲即使躲在这里,也能听到批斗场上的惨叫声。可惜他没有任何办法保护自己的父母,甚至不能躲开,这对他该是怎样残酷的内心折磨啊!想来我很惭愧,他处于这样的艰难处境,我却想疏远他,我只是在听了爹妈的那些话之后,才回归旧的感情河道。

  我悄悄叹息着,走进去喊了一声“颜哲哥”。我喊他时,他的背影分明抖了一下,也许是因为这样温馨的称呼对他已经是意料之外了。不过等他回过头,面容已经显得很平静。我没有提他的父母,也没有尝试去安慰他,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只是尽可能平和地说:“颜哲哥,我爹妈叫我告诉你,以后到我家吃饭吧!”

  他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那样看我,眼中慢慢泛出水光,弄得我心中酸酸的想哭。不过他的眼眶很硬的,到底没让泪水流下来。他只是尽量平淡地说:“替我谢谢郭叔郭婶。不过用不着,我会做饭,能自己照顾自己。”他补了一句:“也谢谢你,秋云。”然后又埋头于书本。

  晚上照例要批斗,黑帮们已经增加到五人了,他们并排立在操场的中央,每人都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黑帮牌,头上悬挂着几个200瓦的大灯泡。正是热天,灯泡又故意悬得很低,把他们的头发都烤焦了,尤其是密密麻麻的飞虫被灯光招来,轮番向那五个脑袋轰炸,像受刑一样难忍,但他们都不敢用手驱赶。

  这会儿该轮到颜夫之挨批了,他走到前边,被勒令爬到一条长板凳上,没想到长板凳却被人故意去掉了一只腿,等他艰难地在三条腿板凳上立稳时,又有人立即对板凳踹了一脚。颜夫之扑通摔下来,面朝下,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在哄笑和怒骂声中,他挣扎着爬起来,满脸是血,大概把门牙摔掉了,血污把他变得很狞恶、很丑陋,一点儿也不是我六岁时见到的“天上谪仙人”的风貌了。颜夫之抬头时正好朝着我这个方向,我无法形容他的眼神,但却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一直到多少年后,当我在电视《动物世界》栏目中,看到一只受伤的非洲野牛被鬣狗群包围时,我恍然悟到:颜伯伯当年就是野牛这样的眼神啊:悲凉、无奈、宿命,几乎是可笑的尽力保持尊严。

  颜夫之又被逼着爬到凳子上,这一回算是勉强站稳了,一个叫万家声的高三学生上去发言。万家声和我同在校宣传队,比较熟。他是宣传队的主力队员,平时温文尔雅,翩翩美少年一个,一直有几个女孩在暗恋他。他笛子和二胡玩得很好,一曲“春江花月夜”吹得撩人心魄,让人感受到空灵静雅的意境。当然他今天不是来演奏的,这时的“大批判”已经“弃文从武”了,“文”的批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无非是追问“你说蚂蚁有利他主义究竟是什么险恶用心”,“你想用蜜桶蚁来影射什么”,而颜夫之的坦白即使再上纲上线,也不会令批斗者满足。至于“武”的批判则可花样翻新,就看你的创造力了。老人家教导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左派学生们早就凭本能知道,老人家哪些话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哪些话是门面话,可以一笑置之。然而在万家声的发言中,向颜夫之捅了一拳。这一拳看来并不凶狠,但激起颜夫之一声极为凄厉的惨叫,他转回头,悲愤地盯着万家声。万家声则迎着受害者的目光,不慌不忙地又捅了一下,再次激起一声惨叫。这次我看清了,在万家声收回拳头时,他的指缝里明晃晃地闪了一下,原来是他的指缝里夹着四只长针,针尖上还挂着鲜红的血珠!

  “0082-1”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忍着泪,低着头,匆匆挤出人群,向老文革办公室走去。老文革的全名是北阴一高中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是最初的学生组织,但它是官办的,由当时的工作组组长、地委常委、地委财贸部部长宋天明一手操办。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学校里,最恐怖最血腥的时期,其实是在工作组和老文革当政期间。后来造反派当政时的武斗虽然也血腥,但那至少是势均力敌者的战斗,不像工作组时期,纯粹是强者对没有任何回手之力的弱者的蹂躏。

  我到了文革办公室,庄学胥正如在屋里边,坐在一张大圈椅上读报。他在写了那篇“帅报”立功后(那时上边还不知道他的真正出身),已经当上了老文革主席,很受工作组的器重。甚至在北阴日报头版上刊发了颂扬他的专栏文章,称他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对一个高中学生来说这是没有先例的宠遇,也许此刻他读的就是这篇文章吧!他有了身份后,行事也有了改变,对于武化程度愈来愈高的批斗会,他只进行幕后指挥,不再上第一线了。

  我进门时没有喊学胥哥,而是喊了一声庄主席。他没想到我会来找他,稍稍一愣,脸上不自觉地绽出喜色,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是男女之间的,本能的,非政治的。但这点亮色一闪即逝,看来他马上想到了我父亲对他的咒骂,也意识到了他现在的身份,他平淡地说:“秋云,找我有事吗?”

  我叙述了刚才见到的一幕,最后说:“不管颜夫之本人有多可恨,也不能这样折磨他,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嘛,希望你能出面制止。”

  我来这儿时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估计他可能会敷衍、推诿,说一些不疼不痒的官面话,但我没想到他的拒绝是那样干脆,那样大义凛然:“郭秋云同学!”他提高声音,正色说道:“我知道你和颜夫之是街坊,知道你和颜哲要好(这两个字加了重音),但你该想想,你这会儿的要求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他痛心疾首地说:“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真该警惕了,该认真想一想了!”

  我让他的一番言语呛得哑口无言,我无奈地苦笑着退出去。

  我没有再回到批斗现场,一直在校园僻静处转悠,心里郁闷不解——本来我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为啥在他的“义正辞严”面前却处于道德上的劣势?无意识中我转到前院的树林。北阴一中是有百年历史的老校,而房屋建筑的历史更早,原本是一座有名的寺庙,名字叫东大寺,校院内有很多参天古树,栖息着从远处河边飞来的白色水鸟。每当夕阳将落时,众多白色精灵啼鸣着,结队从蓝天上滑过,真如仙景一般。有时大风过后,地上会掉下来鸟蛋和雏鸟。鸟蛋当然是摔碎了,你只能对着惆怅一番,有的雏鸟倒安然无恙,在地上一声接一声地哀声鸣叫。有一回我曾求学胥哥爬上树,把雏鸟送回鸟巢,学胥哥从小是爬树好手,真难为他,这么高的槐树他真的能爬上去,并且把雏鸟送回窝,自己还险然被小鸟的父母啄了眼睛。

  其他学校的学生很羡慕我们的环境,他们说黎明和黄昏时分,在绿荫之下和鸟鸣声中读书,那该是何等的福分。1958年大跃进时有人曾想砍这些树,当时的校党委书记说:“这些古树是学校的魂,谁砍树先砍我的腿!”这样子总算把古树保下来了。文革后期修焦枝铁路时又看上了它们,要用来做枕木。这时老书记仍在学校,但被打倒人们后却失了锐气,不敢阻挡了,这些巨树便全遭了厄运,这是后话。

  我在幽静的树林里独自彷徨,此刻学校里好像到处弥漫着高能电子,弥漫着狂躁亢奋,弥漫着撕咬和嗜血的欲望,即使在往日的“仙境”里也能感受到这些。我没想到青梅竹马的学胥哥会变成这种人,也没想到温文尔雅的万家声会显示出嗜血的这一面人性,我想连他本人都没想到吧,这种兽性和空灵静雅的《春江花月夜》如何能共处于一个心灵?后来,当工作组和老文革垮台后,学生中的打人凶手们因为是学生身份,并没有做任何清算,更没有人主动表示过忏悔。据我所知,唯一真心忏悔的人是万家声。他同宿舍的男生说,那段癫狂期过去后,他曾在很长时间里彻夜不眠,绕室彷徨,自言自语。

  他对最亲近的朋友说:“我真不能理解,那时我咋会变成这样一只疯狗!只能说是疯了!”

  万家声后来很胆怯地来找我,想通过我去约见颜哲,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忏悔,我很感动,立即向颜哲做了转达,可惜颜哲坚决不见。他听我说了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目光阴沉地盯着地面。最后抬起头说:“我不见。要是我爸妈虽然受尽苦头但还活着,我想我能原谅他。现在不行,我做不到。秋云你告诉他,我不会单单记他一个人的仇,但我和他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我很替万家声惋惜,我觉得颜哲过于狭隘,不够宽容。毕竟那时万家声只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而且关键是他确实真心忏悔了,是我校那么多打人凶手中唯一真心忏悔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我不敢劝解,我无法苛求一个死了双亲的受害者,父母双双离世后,颜哲几乎崩溃,一个人钻到颜家大院里,不愿再出来,也不吃不睡。那一段时间,我妈和我每天都泡在那个院子里陪他,吃饭时硬拉他到我家,在我全家的多方慰解下,他总算逐渐走出了那团阴影。可以这样说,在那场不幸发生时他已经死了,半年后才死而复生。后来他也参加了学生组织,心态慢慢恢复正常,直到现在,我从来都小心翼翼,不敢在他面前提及他父母,只要一提,他心上的伤口就会被再次撕开,所以,他不愿意去见万家声,我真的无法劝解。

  我尽可能委婉地告诉万家声,颜哲最近不能见他。那一刻我看到,万家声的眸子刹那间变得黯淡了,低下头踽踽地离开,我非常同情他。正是看到了颜哲的狭隘,后来我一直不敢坦白我对他父亲所犯下的罪孽,这是我终生的憾事。

  我在校园里转了很久,直到深夜,校园里的“杀气”才有所平缓,亢奋了一天的学生们显得比较疲惫,三三两两地走回宿舍。黑帮们也被押回了牛棚,继续写他们永远写不完的检查。我回到女生宿舍时,同学们都已入睡,这正是我的愿望,由于颜哲的关系,我和室友们之间也显得尴尬,常常是没话强找话说,所以我尽量减少与她们的碰面。这时离天亮只有一两个小时了,我懒得脱衣,便和衣躺在了床上。

  刚刚朦胧入睡,忽然听到急骤的钟声,高音喇叭喊着:“所有愿意革命的红卫兵,立即到大礼堂去!立即到大礼堂去!”

  同屋的女生们都被惊醒了,连忙穿上衣服,脸也不洗,匆匆往外跑。我因为没脱衣,第一个跑了出去,刚走到大礼堂的墙外,就听到里边撕心裂肺的哭号。时值深夜,我睡意未消,忽然听到这样凄厉的哭号,真令人不寒而栗。我走进去,是庄学胥在哭,手里举着一张主席的宝像,他过分悲痛,哭得直打噎,边哭边控诉。我好不容易才听清是怎么回事:原来他说这张主席画像是大毒草,其中暗藏着对老人家的恶毒攻击,在背景上可以看到隐含的两个字:暴君。

  庄学胥在这方面的嗅觉确实灵敏。不久前,他在《一颗红心向着党——谈建华日记摘抄》那本书的封面上就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动向。谈建华是当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典范,他死后其日记被广泛宣传,我们在文革前看过多少遍了,从没发现什么。但经庄学胥提醒,仔细看看,封面上谈建华画像的膝弯处确实藏着两个小字:小丑。这两个字藏得很妙,但一经提醒,人人都能认出来。

  那时我们立即联名向出版该书的人民出版社写了揭发信,不久那边回信,说这本书的美编已经被揪出来,正在批斗,他们一再感谢我们,感谢革命小将的革命警惕性,为此庄学胥和我都曾得意了一阵,把我们的独特发现到处向人夸耀。不过,文革后期有人出来说,那位谈建华确实是个口实不一的小丑,这是后话了。

  但在这张宝像上,庄学胥所说的那两个暗藏的字很难辨认——我是说,在思维正常的情况下很难辨认,但在今晚特定的气氛下,在被催眠的状态下,我们都“辨认”出来了。庄学胥仍在哭诉阶级敌人对主席的迫害,哭声时断时续。现在,屋里弥漫着高浓度的信息素,那是仇恨、愤怒——不,是悲愤,是“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张孝祥《六州歌头》)。这些千刀万剐的阶级敌人,竟敢把黑手伸向毛主席!悲愤在人群中产生反馈,自我激励,越来越强(我突然不合时宜地想起颜夫之曾说过的话:蚁巢里的信息素会在蚁群中产生正反馈)。不少人也像庄学胥那样痛哭失声,大多数人默默垂泪,人们的眼睛都是红的,是被仇恨之火烤红。

  几乎所有人在这儿听完哭诉后,都红着眼,去不远的史地生(历史地理生物)教研室。黑帮们押在这儿,革命群众要找他们复仇,根本不管他们与这件事有没有牵连。我也去了,六七个牛鬼蛇神们都被按在地上,头对着头,P股高高撅起,对着外边,排成一朵莲花,而进屋来的那些学生们都闷着头不说话,对着他们的P股和脊背用脚踹,用棍棒打,这种无声的场面更加重了屋里的杀气。黑帮莲花阵中趴着一个女的,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颜哲的母亲袁晨露,她虽然早就被揪出来了,又是黑帮中唯一的女性,但其罪行多限于“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划不到政治层面上,所以一直没怎么斗她。袁的主要罪证之一,就是那次抄家抄来的她留学英伦时的泳装照片,那时我们从未见过女人的泳装照片,所以学生们,尤其是青春期萌发的男生们,第一眼看到这些照片都有震撼的感觉,目光都有被磁吸的感觉,当然谁也不会把这种感觉说出来,说出来的全是言不由衷的批判。不过,多半是由于潜意识中异姓留下的美好感觉,所以男生们一直没折磨袁晨露,可是今晚不行了,今晚她也成了复仇的对象。

  在这群被仇恨烧红了眼睛的人中也包括我,尽管我从未参加过打人,尽管我刚刚冒着政治风险去庄学胥那儿要求制止武斗,但在今晚特定的梦魇状态下,我心中也充斥着撕咬的欲望。我看见那个圆圈阵中有个黑帮不老实,两个人使劲儿往下按他的头,他仍然竭力地想昂起头来。我没有多想,照着他P股一脚踹过去,由于我用力太大,使他的身体整个向前冲,碰到了前边另一个黑帮的头。按他头的两个学生愣了一下,手下用力稍松,那人趁机昂起头——是颜夫之。他那时年纪不算太大,也就四十三、四岁吧,然而头发白得较早,已经黑白各半了,所以仅仅看到他的后脑勺,我就认出了他。只见他回过头来,额头上血迹淋漓,悲愤欲绝地盯着这边。他不会认出我的,血流已经糊住了他的眼睛,他仅能看到一个血色斑斑的模糊世界,只能看到一排互相雷同的狞恶面孔。即使如此,他的注视也让我打了个寒战,让我从梦魇中彻底清醒,我不敢多留,立即从这儿逃出去。

  在那之后的情景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的思维被冻结了,于是我就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转着,脑子中只翻腾着一个念头:我怎么变成了我一向厌恶的打人凶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打人凶手万家声到几个月后才清醒,我的清醒要早得多,我的梦魇状态只持续了一个小时。我想着“我”的颜哲,想着他慈和可亲的父母(那多像是前生的事情),想着如果我爹妈知道了我今晚的疯狂,会不会用劈柴棒揍我?又突然想起来:这会儿颜哲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他父母的噩运?他会不会铤而走险?

  有了这个闪念后,冻结的思维立即流淌起来,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找到颜哲,尽我可能去安抚他、保护他,这样才能弥补我的罪孽。我急匆匆地到各处找他,包括他过去(文革前)早读晚诵时常去的林荫下,还有最近他常一人独在的高三丙教室,都没找到。后来我摸到他的宿舍,那时的学生宿舍都是能住二三十人的大房子,房门虚掩着,我悄悄地推门进去。

  没进门就听见如雷的鼾声,那人不是颜哲,而是工作组长宋天明。北阴地区没有大学,一高中就是这儿的最高学府,因而是全地区的运动试点。文革开始后宋组长一直“与革命小将同吃同住”,就住在高三丙班的男宿舍里,宋是南下干部,说话带山东口音,长得像一个心宽体胖的笑弥勒。他是13级高干,这对于文革前没见过大世面的高中学生们来说几乎算得上是天人了,而这样的高干竟然住到中学生的大宿舍中,真的让学生们很感动。过去我来找颜哲时,常常看到有二三十个学生团团围在宋天明的床前,虔诚地仰望着他,听他讲革命经历。后来,等革命烈火烧到工作组头上时,学生们揭发说,那时宋天明每晚的宣讲中,倒有一半内容是上不得台盘的荤笑话,这让我产生了浓重的幻灭感。其实倒不是对宋天明的幻灭,随着年纪增大,我对男人们尤其是文化层次较低的男人们张口不离荤笑话,已经看淡了。那是男人的天性,虽然脏,倒也算不上十恶之罪。我的幻灭主要是针对那些虔诚仰望宋天明的学生——既然当时听的是这些肮脏东西,那你们咋能维持住脸上的虔诚表情?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太不容易了。

  但颜哲从来不在这些虔诚的听众之中,可能并不是因为高傲,而是因为自卑。他知道自己不属于那个圈子,强挤进去反倒让人憎厌,所以也就不去凑群。

  宋天明睡得很香,赤着上身,摊手摊脚地睡成一个大字,鼾声带着胸腔深长的共鸣,他也许不知道校园里发生的血腥,所以能良心清白地睡觉。我在门口犹豫一会儿,不愿经过他身边,就折回头,从大宿舍的另一个门进去。颜哲果然也在熟睡,这个大宿舍中只有他们俩人在睡觉,恐怕此刻全校师生中能够安睡的也唯有他俩了。看来,在高音喇叭召唤“愿意革命的红卫兵”时,颜哲清楚自己的身份,没有去,因而躲过了目睹父母被打的悲剧。

  我悄悄地走近他身边,伫立很久,借着路灯透进窗户的昏暗光亮端详他紧蹙的眉头,听着他细细的鼻息声,他眉宇清秀,清秀间透着勃勃英气,我常常无端地想象着,唐朝著名的儒将张巡(他的籍贯就是北阴所属的邓县)大概就是这个面容吧!我觉得他这会儿能够安睡是最好的结局了,虽然明天他仍得面对现实,但至少今晚他不用忍受心灵上的“进行时态”的折磨。我真想摸摸他的手,或者用脸颊挨挨他的脸颊,但我最终没有打扰他,悄悄地退出去了。

  我又在校园里转了一会儿,正是黎明前天色最黑的时候,史地生教研室里的暴行已经结束,牛鬼们被押回自己的屋子,疲惫不堪的学生们一群群地回宿舍去,我想我也该回屋了,就尾随着前边的人群往回走。路过女牛棚时,忽然听到屋里有人尖声喊叫。我急忙跑过去,竟然是颜哲的妈妈!我简直不相信,一向慈和稳重的袁阿姨会发出这样恐怖的声音,但不会错的,女牛棚里只有她一个人。

  那儿已经聚了十几个红卫兵,又有一行人匆匆赶来,为首的正是庄学胥。他们围在门口,表情严重地听她揭发丈夫。袁晨露焦灼地说,他们夫妻被抓前曾事先约定,一旦哪个受不了批斗就决定自杀,另一个听到前者自杀的消息将追随其后。他们事先为此做了准备,都在鞋底藏了保险刀片,为了证实她的揭发属实,她真的从鞋底取出半边刀片,这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黑帮们被抓起来时,工作组为防止他们自杀,已经布置学生们进行了彻底搜身,连钢笔、皮带和小手绢都收走了。对于这一点,久经运动的工作组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然而他们万万没料到,这对黑帮夫妻竟然把刀片藏在鞋底里。

  袁晨露近乎狂躁地求告:“我料定他今晚会自杀,肯定会自杀,你们得赶快去制止,晚了就来不及了!”

  得知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后,庄学胥立即带人往男牛棚跑去,我也紧紧跟在后边,等一行人气喘吁吁地跑去,已经晚了,一个人只有四到五升血液,全部流光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男牛棚里一共关着五个人,其余四个这会儿都在地铺上躺着,竟然睡得很熟,虽然他们刚刚经过炼狱的煎熬,但肉体的疲惫战胜了精神的恐惧。颜伯伯窝在墙角,半躺着,似乎也是在睡觉。可我一眼看到,一道血液之河自他身下流出,一直蜿蜒到门口,屋里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我眼前一阵发黑,几乎晕过去。

  庄学胥把门口的看守踢醒,大骂一通,命令立即喊校医来。随后,校医衣冠不整,心惊胆战地跑来,伸手放在颜哲的鼻孔,试试死者的气息,翻翻眼皮,胆怯地说:“庄主席他没救了,瞳孔已经散了,身体也开始凉了。”

  庄学胥转而大骂颜夫之,骂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他暴怒地踢着同屋已经被惊醒的牛鬼,说你们谁还想学他?尽管去死,我撑着你们!但我看出他内心有怯意,他是以厉声咒骂来掩盖自己的胆怯。毕竟这是学校里第一个死人,是在他所激起的歇斯底里的群殴后自杀的。庄学胥骂了一通后匆匆离开,肯定是去找工作组组长讨主意去了。

  庄学胥临走看到我,也看到我不受控制汹涌而下的泪水,他狠狠瞪我一眼后走了,走了两步后又回头来命令:“郭秋云你去!看好袁晨露,别让她也自杀!”

  他特意指派我去,也许这一刹那他在想,此刻派一个和袁晨露有特殊感情的人做看守,她会最尽心吧!我对这个命令没有抵触,匆匆赶到女牛棚。原来的看守是一位小个子低年级女生,已经困得支撑不住,很高兴有人来换班,哈欠连天地走了。袁阿姨一直趴在窗口向外看,心惊胆战地等着有关她丈夫的消息。这会儿她一看到我,看到我眼里躲躲闪闪的目光,于是她什么都明白了。其后她的平静出乎我的意外,一句话也不问我,只是抹去眼中涌出的泪水,悄悄退到她的床上,睡了。

  我默默地守在门外,透过开着的门,警惕地监视着她的动静,黑帮们睡觉是不许关门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守她,几乎每次值班时,看到的都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她坐在椅子上,头低着,一动不动,默默地写检查,似乎身体与椅子已经连成一体。我发现她脸上不时地闪过痛苦的神色,有时悄悄动一下P股,用不易觉察的幅度捶捶腰眼。后来我才从其他黑帮口中了解到,他们当牛鬼期间最怕的甚至不是批斗,而是坐着写检查!长期的单一动作,使腰椎间钻心的疼痛,那种剧疼简直能令人休克。还有,腿部下垂的时间太长,都浮肿了,一按一个深坑,学校的牛棚生活连监狱里的放风都没有,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解手。所以,他们对这点时间非常珍惜,甚至可以说那片刻的享受成了当时他们活下去的唯一诱惑。后来学生们烦了批斗黑帮,把矛头转向走资派和工作组,不再逼老黑帮们写检查,而是勒令他们出去干重体力活,劳动改造。黑帮们说:你们根本不知道,那对我们简直是天下大赦呀,我们各个都欢天喜地。

  袁阿姨的忍耐力非常惊人,比那些男黑帮们强多了,那么多天来,我没听她发出过一声呻吟。当她看见是我单独值班时,也没有利用过去的特殊关系求我照顾她。我当时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隔一段时间就带她出去解手,甚至她没提出,我也会主动催她去,而且带她去远处的露天厕所。把她带进厕所时我低声咕哝一声:“我在外边,你去吧!”这实际上是说:我在门口把风,你尽量在里边多停一会,晒晒太阳,舒展舒展身躯。袁阿姨当然理解我的苦心,每次她从厕所出来,都用感激的目光默默地看我。

  不过,我给她和颜伯伯的是小恩惠,犯的是大罪孽,这次颜伯伯自杀,我总觉得原因是他看见我(儿子的恋人)踢了他,才对人性彻底失望。在我心里,自责像火一样燎烤着,像利刀一样搅动着,折磨得我几乎窒息。

  我呻吟着,脱口喊一声:“袁阿姨……”

  这些天来,我不像别人那样喊她“袁黑帮”,但也从没喊过“阿姨”。这次称呼显然出乎她的意外,她从床上起身,疑问地看着我。

  仓促中我找到一句话:“袁阿姨我没事,只是想告诉你,我爹妈叫颜哲到我家去吃饭。”

  就像那天颜哲一样,她的眼眶中也慢慢涌出泪水,即使在夜色中,也能看到那两汪闪亮的水光,她用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谢谢!”

  然后缩回床上,很安稳地睡了。

  后来我很后悔说那句话,我原想让她对颜哲放心的,然而这恰恰坚定了她赴死的决心——丈夫已经去了,她唯一挂念的是儿子;现在儿子也有人照顾,她可以跟丈夫去了。袁阿姨自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沉重的负罪感折磨着,左冲右突,都无法走出这座围城,而且我只能独自承受这样的折磨,不敢对颜哲坦露。我并不是想隐瞒自己的罪孽,而是担心性格比较褊狭的颜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如果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原来手上也有血迹,他会不会心理崩溃?会不会彻底自暴自弃?

  让我负罪的还有一点:在那晚的看守中,我没能制止袁阿姨的自杀。其实这是过度的自责,真正要赴死的人谁也拦不住的,尤其是像袁阿姨这样外表柔媚而内蕴刚烈的女人。想想吧,即使在“揭发丈夫”的那个非常时刻,她竟然还思虑周密,只交出半边刀片而留下半边!那时她已经为丈夫的不幸,和为自己的追随预先做了准备。那晚,我尽管受着负罪感的折磨,目不转睛地盯着袁阿姨。我敢说我没懈怠过片刻,而她缩在床上一直没动——不过割断动脉本来也不需要大的动作。

  晨色初露时我忽然奇怪地发现,一大群红蚂蚁从袁阿姨的床下缓缓地爬出来,它们停住了,探头探脑一会儿,再缓缓地向前蠕动。开始的刹那我没明白是咋回事儿,我很奇怪蚁群为什么会在夜里出来,忽然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儿,是血腥味儿,是我在颜伯伯那儿闻到的血腥味儿。我定睛朝地上看去,那不是红色的蚁群,而是鲜血聚成的水汪。鲜血已经变得黏稠了,前进得很艰难,只有当后来的鲜血越聚越多时,它们才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往前蠕动少许。

  那是袁阿姨的血,那具娇小身体内的鲜血肯定已经流尽了,眼前这一切终于超出了一个16岁姑娘的心理承受极限,我眼前一黑,身体软了,扶着门框倒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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