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生

第二节 蚂蚁的学问

　　颜家是北阴有名的四大世家之一，家境富有时有近千亩地。解放后，颜家在农村的田产和房产都被没收，分给佃户们。在城里的颜家房产属于商业资产，按政策是要留下的。不过这些房产大都没留住，被一些小的国营单位，比如供销社啦、信用社啦和街道办事处啦等无偿占用，日子一久也就充公了。颜家只留下一个大院，位于城乡接合部，原本是他家的桑园。院内有几间草房，其余全是桑树或空地，围着低矮的土墙。颜家的祖辈都已经去世，第二代大都出国定居，所以这座院落一直空着，成了街坊孩童们玩耍的天堂。颜哲的父亲颜夫之早年留学英伦，是国际上有名的生物学家。解放后回国，在北京某名校任教，很少回家乡。但1957年反右时他被揭发出有“恶攻”（恶毒攻击）言论，他曾说“不能用政治标准来压制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说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只是个政治助产的畸形儿，那位李森科院士更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术恶棍；又说“没有自由的学术风气，科学就会被窒息”。这些言论足够划一个“极右”了。幸亏上边有人为他说话，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作为昆虫学家，在揭露美帝的细菌战方面立过功，那就不要戴右派帽子了，定个“右派对象”吧！

　　然后他们全家被下放回老家，回到这座空置多年的颜家老宅子里。我从大人嘴里知道了颜伯伯是右派对象，但搞不懂这个称呼的含义。“对象”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我那时已经知道了，所以想当然地认为，颜伯伯肯定是“右派”的“对象”——那就是说袁阿姨是右派啦？但大人却说我说的不对，“右派对象”就是原本够格当右派的人，最终因政府开恩没有戴上“分子帽”。你袁阿姨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右派对象”，只是受到她丈夫的牵连，诬蔑说她是右派的对象。大人们的解释似乎勉为其难，而我则似懂非懂地点头，这个政治名词的复杂性真难为了我6岁小脑瓜的智力。

　　那天，我们正在颜家大院里玩耍，我那时的玩伴都属于贫民阶层，孩子们的娱乐很贫乏，看蚂蚁拉青虫是常玩的游戏。庄学胥比我大两岁，是俺们这一伙儿的孩子王。这天，他领我们看蚂蚁拉青虫，一只黑蚂蚁在四处搜寻，学胥哥把一条半死的青虫放到它的附近。蚂蚁碰上了，立即冲上去咬，用力拖，青虫则拼命挣扎。不久，这只蚂蚁意识到凭它自己的力量是拉不动的，便很果断地离开青虫，回窝去了。

　　学胥哥高兴地说：“等着吧，过不了多久，大部队就要开来了。”

　　果然过了不久，几百只蚂蚁排成一条线，浩浩荡荡开过来，团团围住那条青虫，爬满了它的身体。青虫很快用尽力气，或者是被蚂蚁蜇晕，不怎么挣扎了，蚂蚁们开始用力拖它。开始时秩序很乱，蚂蚁各用各的劲儿，每只蚂蚁的六条细腿儿乱蹬，但青虫纹丝不动。但蚁群不知道用啥办法协调了用力的方向，几百条细腿开始向一个方向用力，慢慢地，这个对蚂蚁来说非常庞大的躯体终于动了一下。蚁群受到鼓舞，几百条细腿蹬得更欢，没有一个偷懒的，青虫移动的速度逐渐稳定，向蚂蚁窝的方向移过去了。

　　虽然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观看，但仍然看得很过瘾。这个简单的生命活动让6岁的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我问学胥哥：“蚂蚁咋认路？咋回家喊‘人’来帮忙？要知道它们可不会说话！还有，那个侦察兵咋知道根据青虫的大小应该喊多少‘人’？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见过，要是蚂蚁准备拉的虫虫小，它就只喊来十几个‘人’，而这次喊来了几百个。还有，它们不会喊口令，咋知道向同一个方向用力气？”

　　一连串的问话，学胥哥被我问得只是抓后脑勺，支吾着说：“我也不知道，只能说蚂蚁生来就会这些吧，是老天爷的安排吧！”

　　学胥哥又说：“咱们干脆挖开蚂蚁窝看看是啥样子，你们乐意不？我知道颜家大院里有大蚂蚁窝。”

　　于是五六个孩子就带上学胥哥家的一把小洋锹，熟门熟路地翻过颜家院墙的缺口，来到大院里。这儿昨天刚刚打扫收拾过，是我爹领人干的，他说颜家的主人马上就要回来了，不过这个消息影响不了我们的玩耍。我们在桑园里挖开了一个大蚂蚁窝，蚂蚁黑压压的，估计有上万只！巢穴被毁的蚁群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急匆匆地跑来跑去，窜上伏下，没个消停。不过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还是有路数的，小头蚂蚁（工蚁）全都噙着白色的椭圆形的小蚁卵，慌慌张张地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大头蚂蚁（兵蚁）则虚张声势地张开大颚牙，向看不见的敌人宣战。我的眼尖，在众蚁之中发现了蚁王，实际上应称为蚁后吧！它的个头比一般蚂蚁大三四倍，动作笨拙，在蚁巢的废墟上慌慌张张地乱窜。但工蚁们很快追过来把它制止住，十几只工蚁分别咬着它的腿，硬把它拉到一个土块下，藏了起来。小小的蚂蚁原来这么有纪律，这么舍己为人、尊老爱幼，让我真的很感动。

　　学胥哥说：“我今天还带了一个好玩意哪！”

　　他掏出一把残缺不全的旧火镜，即放大镜或称凸透镜。那时我就奇怪，刘家虽然比我家还穷，但又常常有一些别致的小玩意儿，像放大镜啦、指南针啦，还有已经不会走动的金壳怀表啦，我们挖蚂蚁窝用的这把军用小洋锹啦！我还见过庄学胥母亲的一张照片，穿着旗袍，戴着耳环，和现在蓬头散发的样子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人。我还知道学胥哥特别疼我，比如这些小玩意儿，如果我不在，他就舍不得拿出来玩。

　　庄学胥趴到地下，把正午的阳光聚焦成一个光斑，光斑四周是漂亮的彩色镶边，围着一小块儿夺目的白光。这个光斑是不能久看的，看得久了，你的眼底会被烧出一个相同形状的黑斑，即使你闭上眼睛，也得好长时间后才能复原。学胥哥小心地把光斑收拢，罩着一只正在搬蚁卵的工蚁，那只工蚁立即痉挛了几下，仰面蹬着六条腿，死了，小身体蜷成一团，然后开始冒烟。

　　我们以前只用臭蛋儿（卫生球）逗过蚂蚁，就是用臭蛋儿在地上划一个白色的圈圈，把蚂蚁围在里边，蚂蚁害怕臭蛋儿的味儿，在白色边线上撞来撞去，越撞越焦躁，就是不敢越过去，看着十分有趣，但用火镜烧蚂蚁还是第一次。

　　我们争着说：“学胥哥，让我玩一会儿，让我试一下！”

　　学胥哥照例先把火镜递给我，我烧死一个蚂蚁后再递给别人，大伙儿轮流烧，玩得很高兴。后来院门打开了，有两辆人力车和几个人进到院子里，我们没有理会，照样玩我们的。忽然听见一个大人急迫地喊：“别！不要烧蚂蚁。”

　　一个中年男人匆匆走过来，把我们分开，拨弄着蚂蚁蜷曲的尸体，怜惜地说：“孩子们别欺负蚂蚁，它们虽然小，也是一条命啊，而且是非常珍贵的生命。”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颜家三人，颜伯伯旁边立着袁阿姨和8岁的颜哲，我父亲和另一个搬运工正从人力车上卸家具。直到多少年后，初见这一家的印象还非常鲜明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他们太不平常了，太超凡脱俗了，就像是天上的仙人来到凡间。其实，他们的衣着很普通，颜伯伯穿一身白色的中式裤褂；袁阿姨穿着一条时髦短裙；颜哲是穿着白衬衣和吊带短裤，脚穿一双白色球鞋，这种白色球鞋在当时的北阴市倒是很少见的。这些不算太奢华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却显得那样清爽、那样潇洒。三个人的容貌也很漂亮，但在当时，他们的容貌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因为我已经被容貌之外的东西迷住了。

　　“0036-1”

　　一个6岁女孩无法清晰地理出这种感受，但我分明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滋生出很强烈的想同他们亲近的一种感觉。

　　不过颜伯伯的责备也让我脸红，让所有的玩伴儿脸红。刚才我们只顾着玩得高兴，忘了蚂蚁也是一个小生命，忘了它们也算得上是我们的小玩伴儿。我们尴尬地笑着，低着脑袋，用赤脚搓着光腿肚。只有庄学胥觉得这番责备损伤了他在小伙伴中的威信，恼火地瞪着这位不速之客，想要发作。

　　袁阿姨见状连忙说：“老颜！——有话慢慢说，孩子们小，不懂这些的。”之后她又回过头对我爹说：“我先生是专门研究昆虫的，天下的虫蚁没有他不喜欢的，喜欢得都发痴了，说话也是直来直去的，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悦耳的“京腔”，觉得它好听极了。我爹却傻呵呵地笑着问：“蚂蚁里面也有学问？”

　　这句问话应该说是不大礼貌的，但颜伯伯没在意。他拉过颜哲说：“来，和小伙伴们认识认识，你们以后就是朋友了！”

　　颜哲不像我们那样在生人面前怯场，很有礼貌地笑着对我们点头问好。颜伯伯用手抚着我的头说：“小云——她是叫小云吧！”

　　爹说：“是的，这是我家老二，老大也是闺女，比她大10岁，初中毕业后已经上班了，在旧城县拖修厂。这个二妮子比较淘气，每天到处疯跑，最喜欢虫虫蚁蚁、花花草草的。”

　　“那好嘛，跟我家小哲对脾气。小云，还有你们四个男孩子，我告诉你们，蚂蚁中也有很多学问呢，你们愿意听我讲讲吗？”

　　我仰脸看着他，再扭头看看颜哲，连连点头。颜伯伯把孩子们拢到一块儿，讲了很多有关蚂蚁的知识，我们听得十分专心。我爹卸完家具后也凑上来听，一听，连他也不想走开了。

　　136年后，我仍能清晰地回忆出颜伯伯当年讲的蚂蚁知识，当然可能不全是那天说的，颜伯伯此后也常常讲说，我可能在记忆中把颜伯伯多年的话浓缩到一天了。他说：“蚂蚁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动物种群，在地球上至少存在8000万年了，现在已经发现白垩纪的蚂蚁化石，它们估计是从臀钩土蜂科演化而来。据估算，地球上的蚂蚁一共有数10万亿只，是人类数量的近万倍。在热带地区，蚂蚁及白蚁的生物总量（即总体重）竟然能占到昆虫生物量的三分之一，在亚马逊密林中蚂蚁更多，每公顷面积上有800万只蚂蚁和100万只白蚁，甚至占到所有生物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蚂蚁一般是雌性社会，蚁后只负责繁衍后代，工蚁包括兵蚁也都是雌蚁，负责觅食和警卫，雄蚁一般与蚁后交配后就死了，只能算是蚂蚁社会中的一个过客。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蚁类有9000多种，隶属360多个属。中国有黄猄蚁、双齿多刺蚁、日本弓背蚁、日本黑褐蚁、深井凹头蚁、红林蚁、小家蚁等……

　　我听着，连忙问：“颜伯伯，为啥咱中国的蚂蚁是从小日本跑过来的？是不是日本的蚂蚁特别霸道，爱侵略中国？”

　　颜伯伯笑了，摸摸我的脑袋说：“不，不是这个说法。中国的蚂蚁不是从日本跑来的，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很多种类和日本的蚂蚁一样。不过，日本科学家研究东亚蚂蚁比较早，所以在给蚂蚁命名时就占了便宜，很多名字挂上了日本的前缀。”

　　他说，你们挖的这一窝是日本黑褐蚁，一般有1只蚁后，数千只工蚁；但也有的多达6只蚁后，数万只工蚁。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其他生物族群的王者一般是唯一的，像蜜蜂，如果一个族群内有两只以上蜂王，就必定要分群，或者蜂王们相互厮杀，一直杀到只剩一只。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君”，人类社会的这个规则在动物中同样适用。但蚂蚁族群内经常发现多个蚁后和平共存的现象，比如日本石狩红蚁的一个蚁群竟然有108个蚁后和3亿只工蚁，而入侵欧洲的阿根廷蚁竟然有数千只蚁后共处于一个族群内。

　　颜伯伯说的另一点知识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因为说到这儿时颜伯伯相当动情，用力做着手势，声音也提高了。

　　他说：“蚂蚁可是利他主义的典范！没有一只蚂蚁有私心，一点私心也没有。”

　　接着他又说，比如南美的行军蚁，当碰到酷暑烈日时，它们会抱成一个大团，强壮的工蚁在最外边，里边是幼蚁和蚁后。烈日会把外层的行军蚁晒焦，但它们以身体作屏障保护了内层的同族。等天气凉爽后蚁团松开，继续行军，而牺牲者就甘愿化为泥土。再比如一种蜜桶蚁，它们吃饱食物后身体胀大，然后倒悬在蚁穴的天花板上。等劳动的工蚁饿了，过来用触须拍拍它的尾部，它们就分泌出食物来喂食。所以，它们的一生实际只是作为一种器皿，是活的蜜桶或冰箱，但它们任劳任怨，毫无怨言。

　　这些知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太新鲜了。我爹也听得连连点头，说：“真的，虫蚁里边也有这么大学问，颜先生你不愧是读书人。小云子，以后多来颜伯伯家听他唠嗑，能长学问。”他笑着对颜伯伯说：“我家小云子生错地方了，该生到你们这样的读书人家里，我看她天生是读书人的秉性。”

　　我爹是个粗人，可是看事常常入木三分。的确，我从小就和邻家的孩子不同，我爱看着花草虫蚁发愣，惊叹老天爷咋能造出这样精致的东西。我喜欢大自然的景观，冬天的白雪让我心地空灵，春天的嫩苞让我生出盎然春意，夏天的彩云让我情绪昂扬，甚至从五六岁起我就能感到萧瑟的秋意，常常对着满地打旋的黄叶伤情。夸大一点儿说，在孩提时代我的心是与天地相通的，只是这种特异禀性随年龄而逐渐失去了。

　　颜伯伯说：“欢迎你们都常来玩。关于蚂蚁的知识，我家小哲知道的也不少，你们问他就行。”

　　我高兴地拉着颜哲的手说：“小哲哥哥，以后和我们玩，讲蚂蚁的故事，行不？”

　　颜哲笑着点头，用标准北京话很平和与自信地说：“没问题，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都是从我爸这儿学的。”

　　颜伯伯说：“那好，你们去玩吧！”

　　大人们进屋去摆放家具，颜哲又接着对新伙伴们讲了很多蚂蚁的知识，比如说蚁后能生出受精卵（双倍体），孵化后是工蚁；也能生出不受精卵（单倍体），孵化后成雄蚁等等，让俺们佩服得不得了。不过我也让他知道了我的“厉害”。我拿刚才问学胥哥的老问题问他：蚂蚁侦察兵咋识路，咋知道一条大青虫需要多少“人”来拉，它回窝后咋能向“别人”说清楚这次应该多少“人”去。

　　颜哲给窘住了，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蚂蚁认路肯定是因为信息素，它们顺着来时留下的信息素就能回去，至于咋通知蚁巢去多少人，应该也是利用信息素吧，信息素释放多一些就表示要多去人。但这只是我的猜想，书上没有这样的知识。”

　　学胥哥得意地大声说：“你不是说，蚂蚁的知识你全知道吗？”

　　他这明显是当面篡改，因为颜哲哥刚才只说过“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从没说过“全知道”。但颜哲没有在这点上辩解，很窘迫地思索一会儿，说道：“我只知道，蜜蜂发现蜜源后，是用圆圈舞通知巢中的其他工蜂，它舞动时的圆圈大小和强度就表示蜜源的远近和大小。至于蚂蚁是不是利用信息素来发通知，好像还没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小云你真不简单，能问出这样难的问题，那么，就算我把这事弄清了再讲给你。”

　　不过他的研究大概没能进行，因为随之就是大跃进，顾不上这些脱离现实的研究了。然后——随之就是三年困难，再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年是1958年，大跃进的年头，激情洋溢的时代。全民吃食堂，吃饭不要钱；提前迈入共产主义；小麦亩产5万斤，水稻亩产10万斤，全民大炼钢铁，苦干15年，超英压美学苏联。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了，大门上的门钌铞、衣箱上的吊扣和箱子铁皮护角都被撬下来，交公家去炼铁。各小学的操场上都建了土高炉，平素不大为人看重的小学“自然”课老师这会儿成了学校的灵魂人物，因为当前形势逼得他们各个成了土高炉的设计师、建造师兼炼钢技师。《中国少年报》上满怀激情地报道过一则最大胆的创举，它一直镌刻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有一个小学生用黄泥巴捏出一座小高炉，趴到地上，用嘴巴当鼓风机，竟然也炼出了钢铁。

　　大炼钢铁运动在北阴有一个独特的表现，北阴得天独厚，城南有白河流过，白河从山中流出时肯定经过某个铁矿，所以两岸的沙滩下有一层一层的铁砂。把铁砂挖出来，平铺在带坡度的沙滩上，撩起河水冲啊冲啊，较轻的沙子被冲走，较重的铁砂被提纯，从坡面上轻轻刮下来，就可用做炼铁的原料，于是，北阴城里掀起了全民淘铁沙的热潮，我们的小学自然也参加了。颜伯伯和袁阿姨刚到北阴第一高中报到，颜伯伯教生物，袁阿姨教俄语——实际上她是教英语的，但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北阴一高只设俄语课，她只好改行。这会儿他们尚未正式上班，就随我们小学一块去了。

　　几百个小学生在队旗的指引下，迎着灼人的朝阳，意气风发地来到白河边。越过陡峭的小寨门朝下望去，天哪，河边已经来了这么多人！一条白水静静地淌过，两侧沙滩上，成千上万的人忙忙碌碌，熙熙攘攘，活像庞大的蚁群在拉一条白色的大青虫。虽然还是早上，但在炎日下大多数男人和男孩子都光着膀子，甚至很多像我这样的低年级小女孩也脱了上衣。所以打眼望去，满眼尽是晒得冒油的黄色脊梁，如果说人群像蚂蚁，那我们就是黄蚂蚁了。

　　颜伯伯不愧是有学问人，在淘铁砂这种事上也能表现出来。他不像普通人那样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干，而是先在附近转一圈，把我、颜哲、庄学胥和袁阿姨领到一个洄水湾处，说：“来，咱们在这儿挖个坑试试，这个是洄水处，估计铁砂沉积较多。”

　　果然，几锨下去，挖出一个厚厚的黑砂层，足有四指厚，这给以后的淘洗工作节省了大劲儿。很快有人发现了我们的财富，两个男人跑过来，看着我们铺在斜坡上的黑亮亮的铁砂，十分眼红，嘀咕着：“你们咋这么有运气哩！”

　　我高兴地说：“不是运气，是我颜伯伯长有‘看宝眼’！”

　　那两人走了，学胥哥比较贼，远远盯着他们，发现他俩回去后正在跟同伴们嘀咕，然后开始收拢家什，看样子是想往这一带凑。

　　学胥哥忙问：“颜伯伯，这个富矿大概有多大范围？”

　　颜伯伯没弄清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目的，大致对他指了指。学胥哥赶忙在富矿的周围划了边界线，又到沙滩上折了一堆柳条，沿边界线插上。等那伙人过来，国境线已经建好了，他们当然知道这些界线是啥意思，只好在线外止步，但又不死心，尴尬地看着我们。一直在弯腰泼水的颜伯伯刚才没发现庄学胥的跑马图地，这会儿瞥见这一幕，忙走过来，拔掉了用做篱笆用的柳条，笑着说：“来吧，来挖吧——都是为了1200万，还分啥你我？”

　　1200万吨是那年全国的钢铁指标，后来减为1070万。那群人高兴了，乐哈哈地笑着，在我们旁边扎好阵地，大干起来，当然最富饶的那块矿层还是留给我们了。学胥哥起初有点儿不乐意，不过没再坚持，大概他事后想想也觉得自己不对。本来嘛，所有人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而且这些劳动都是义务的、无偿的，即使哪个小组淘的铁沙再多，也不会得到一分钱报酬。既然如此，在“共产主义式”的大场面中弄出一块“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是不是太那个了？

　　那天我们淘了120斤铁砂，满满一铁桶，远远超过别的小组。在收工前的评比中，我们夺到冠军，一面红色的冠军旗插在我们的铁桶上。颜哲哥和学胥哥抬着铁桶，高兴得满面红光，连担子也不觉得沉了。

　　快要离开白河时，我们见到一对外国黑人夫妻，黑得浑身发亮，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他俩站在小寨门门洞里，久久地望着下边如蚁般的人群，咕咕噜噜地和翻译说着话。我们经过时，男黑人看见了我们抬的铁桶上的小红旗，看见了这群小家伙飞扬的喜悦，大概也看到了颜伯伯夫妻的书卷气……在满眼的光脊梁中，唯有他俩衣衫整齐，就走过来，主动和我们说话。

　　翻译笑着说：“这位先生是问你们……”

　　不过他用不着翻译了，颜伯伯已经接过话头，用同样咕咕噜噜的外国话和黑人谈起来。两人谈得十分尽兴，做着手势，不时大笑着。有时黑人妻子和袁阿姨也插上两句，翻译反而被撂到一边。我们把铁沙担子放下来，围着他们听。

　　“0045-1”

　　我悄悄问颜哲哥：“这些洋话你能听懂不？”

　　颜哲哥说：“是英语。这个黑人的英语不大标准，不过我大致能听懂。”

　　我央求他：“那你给我们翻译吧，行不行？”

　　颜哲哥答应了，竖起耳朵听着，断断续续地翻译：“这人说他是非洲一个国家——加纳，他是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此次来北阴购买玉雕和烙花工艺品的，顺路来工地上看看。他说：不久前他参加过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是中国外交部组织的，工地上的劳动热情让他很感动。非常感动，没想到在偏僻的北阴市又看到了同样感人的一幕！”

　　下边一段话黑人说得很快，好像很激动的样子。颜哲凝神听了一会儿，小声说：“这一段话我听不大懂，大致意思是：他说，西方国家一再宣传，说中国人的劳动是被迫的，是屈服于铁丝网和皮鞭，说中国人是一群没有思想的懒蚂蚁，那真是最无耻的谎言和污蔑。他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用什么办法，激起了民众这么广泛的热情，他对此由衷地佩服。”

　　“那颜伯伯说的啥？”

　　“我爸说：中国和非洲都遭遇了几百年的苦难，现在我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伟大国家复兴。他本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从英国回到祖国，对这个决定他决不后悔。”

　　听着颜哲哥哥的翻译，我对这俩黑人夫妻很有好感，也更钦佩颜伯伯。因为那个黑人不知道而我却知道，颜伯伯这会儿头上还顶着“右派对象”的帽子哩！

　　黑人最后一段话说得比较慢，咬字很重，表情也比较奇怪，似乎很沉重很失落的样子。

　　颜哲翻译说：“你们听！听听他这句话！他说：在我的国家里，人民还远远没有组织起来，什么时候我的人民能像中国人这样干活，我的国家就有希望了！我真盼着这一天哪！”

　　听了这句话，我们既感到很自豪，也对这位“黑人大伯”更亲近了。

　　最后黑人满脸笑容，与颜伯伯袁阿姨握手，和孩子们轮流握手，还把个子最小的我抱起来亲了一下，同大家告别，坐车走了。

　　这场淘铁砂运动持续了几个月，那段时间所有学校都没上文化课。但是非常遗憾，我们的热情之花最后被证明是“荒花”（北阴土语，指不会结果实的花）。那么多人淘来的铁砂，后来变成了奇形怪状、勉强可以被称作“铁块”的东西，只是为学生们清理校园的义务劳动增添了一点内容。热情洋溢的大跃进很快被抛到脑后，随之而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些忘我劳动的蚁众变成了饥饿的蚁众，唯一保留的生物本能就是觅食。不过，不是像蚂蚁那样为族群觅食，而是为自己的小家觅食。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和颜家一直相互帮助。我妈蒸好野菜团子或豆腐渣馍馍，总要给颜家送一点过去，因为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书呆子们的觅食本能弱一些，不像我妈，钻窟窿打洞也能给孩子们找来吃食，像马齿菜、灰灰菜、野苋菜、面条菜、扫帚苗、木花（树上长的一种又白又肥的肉虫虫，无花果树上特别多）、蚕蛹、蚂蚱、道士帽（脑袋像道士帽的一种蟋蟀）、豆腐渣、嫩蓖麻叶、嫩刺角芽（这种野菜吃多了会造成贫血，但那阵儿顾不上担心这个）和用包谷棒子磨的“人造淀粉”等。其中的美味是瓜农们用的饼肥，即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残渣，颜色黄澄澄的，吃起来味道很不错。

　　我大姐那时已经在旧城县当工人，虽然远在百里之外，但一颗心仍然挂在家里。她空闲时间就四处找野食，捡麦穗啦，遛红薯啦，采榆钱儿（榆树的果实）啦，然后像田鼠一样一趟一趟地往北阴的家里搬运。有一次，她动用积蓄买了一小袋黄豆，用自行车拖着高高兴兴地送回家。旧城县离市里有120里地，等她走到家门口，停下车回头看时，立即傻眼了：后座的黄豆袋子没捆好，不知道啥时候掉了。那时候天色已经落黑，再回去找就太晚了，但这一袋黄豆太宝贵了啊！她没有进屋，哭着走上回头路。好在她带着一把应急的手电，顺着来路找了七八里地，那袋黄豆还好好地躺在路边，因为天黑，没被人发现。大姐破涕为笑，绑好袋子赶紧往回蹬车。那天我半夜被惊醒，见大姐满头是汗，正高高兴兴地给妈诉说着找黄豆的历险记。妈心疼的直骂她：“傻丫头，守财奴，天这样黑还回去找，碰个坏人可咋办，难不成要为一袋黄豆送了命？”不过那时虽然人们都挨饿，社会秩序还好，没有听说有拦路抢劫的。

　　慢慢地，所有这些能进嘴的东西都越来越难找了，原因很简单，全国有六亿双眼睛在找它们。到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我记得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妈的身上、腹上和双腿都浮肿了。她为全家寻觅来那么多的吃食，但她本人却浮肿了，小腿虚胖，用手一摁就摁出一个深坑，很久不会复原。其实这还算轻的，农村好多妇女饿得患了子宫下垂病，子宫从阴道里坠下来，用公家免费发放的子宫托托住后才能勉强行走。妈是把吃食匀给我爹和我了。我爹当搬运工，拉人力车，这个活计俗话叫“毁人炉”，干长了身体差不多都会熬垮。所以搬运工们即使再穷，吃饭是不会随便凑合的，二两小酒，一盘猪头肉是少不了的。三年困难时期，猪头肉是吃不上了，妈妈只有从牙缝里省出来一点粮食贴给我爹。我爹知道我妈得了浮肿病后，很心疼，从此吃饭时逼着我妈先吃。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颜伯伯下了狠心，动用了颜家的老底儿（储蓄），买了两麻袋红薯干，给我家一袋，他家一袋。他说，生活再难，也要让两家人熬过这个荒年！两袋薯干共花了250元，这在当时可以买到三间新瓦房了。颜伯伯工资很高，每月150元，是全市教师中最高的。但他们夫妻两个都不会很吝啬地过日子，比如颜伯伯他喜欢听京戏，来北阴市后，这儿没有京剧团，他就改听汉剧并很快迷上了。据他说汉剧叫汉调二簧，实际是京剧和所有皮黄腔系剧种的真正源头哩！他虽是本地出生，但不喜欢豫剧，说豫剧唱腔太吵，戏词太土，而汉剧的戏词较为文雅，其剧目如祭风台、李密降唐、九焰山等，他是百看不厌。他每个周六都要带家人去看戏，如果不坐人力三轮的话，他们就一家三口手拉手地走着去，在我们城市也算是一道景观，那时不许男人和女人拉手的。记得颜伯伯也带我去过几次，他到了戏院门口后不用到售票处去买票，找一个卖瓜子的老头买几包瓜子和一盘精致点心，不用他张口要，老头就会主动把买好的前排座位好的票给他。这种做派，这种奢侈，在我爹妈看来简直不可原谅，我妈经常劝袁阿姨：“袁家妹子，过日子可不能总是这样大手大脚的，好年景也不能忘了灾年啊！”

　　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后仍是我行我素。事实证明了我妈的远见，等灾年来临时，颜家几乎没有什么积蓄，颜伯伯决定买这两袋保命粮，也是倾囊而为之。

　　可惜他的决策太晚，两袋红薯干基本没派上用场，因为那时国家政策已经变了，给农民们分了自留地。结果，形势好转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没过多久我们就能吃饱饭了，我妈的浮肿病也很快痊愈了；再也没人愿意吃那些陈年红薯干，颜家的那袋红薯干都生了虫，被颜哲拖出来扔到垃圾场。我家那袋我妈当然舍不得扔，隔三差五还要煮一锅，逼着大家吃，弄得我爹和我对红薯干彻底倒了胃口。

　　我曾经埋怨颜哲说：“都怨颜伯伯！都怨他！送我家的红薯干太多，咋吃也吃不完，弄得我整天胃里泛酸水。”

　　我还威胁他，下次我妈要是再逼我吃煮红薯干，我就端到颜家和他换着吃。颜哲听着我“忘恩负义”的指责，只是笑着说：“行啊，你就端来，咱俩换着吃吧！我这么长时间没吃，还真有点儿馋它了。”

　　三年困难时期，颜伯伯常常供着我爹吸烟，那年头什么都缺，不光缺吃的，也缺香烟、火柴、奶粉、白糖、针和头发卡子……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颜伯伯算是例外，他还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有定量供应的食油票、糖票和烟票。但谁都没想到，后来为此闹了很大一场风波，导致我爹和颜伯伯基本上断交不再往来。

　　公平说来，这事丝毫不怪颜伯伯，全怪我爹，其实也不怪我爹，因为事件的起因是怪他比别人自觉和厚道——我这么说，只会越说越糊涂，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期，街坊上的烟鬼们都熬不住了，就会结伴到颜家，颜伯伯总是慷慨地掏出“白河桥”香烟散发，让每人吸一只，多少解解瘾。大伙儿把这种事起了个很贴切的名字，叫“吃大户”，因为在中原地带的历史上，灾年来临时穷人总要拉帮结伙儿地到富人家强吃强喝，管那个叫做“吃大户”，不过只听说吃粮食没听说吃香烟的。日子久了，我爹首先觉得难为情，因为颜先生自己的烟瘾也不小，来讨烟的烟鬼又多，他一个人哪能顾得那么周全？说实在的，他自己都不够吸呢！后莱我爹执意不再参加这样的会餐，弄得颜伯伯很纳闷，一再问我妈：郭家兄弟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咋不来我家吃大户啦？

　　那天，颜伯伯家里没人时，我爹像往常那样随便进去。那时邻居们是互不设防的，外出经常不锁门，也没法锁，大炼钢铁后家家没了门钌铞，都懒得重装，这种“夜不闭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文革后。我爹进到颜家的正屋，忽然惊喜地发现地上扔着很多烟头，不用说，又是一群烟鬼们刚刚来这儿吃完大户。我爹眼睛一亮，忙俯身去捡这些烟头。他觉得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白河桥不带过滤嘴，再馋的烟鬼抽完也得留个烟P股。收集起来，撕开，倒出剩余的烟丝，撮到烟袋中，便能小小地过一次烟瘾，又不影响颜先生的吸烟，多合算的事！就在这时，颜伯伯回来了，立即大怒！他脸色青白，掏出刚买的一盒白河桥香烟，撕开，刷地撒到我爹面前的地上，冷冷地说：“捡吧！”

　　那次颜伯伯是真的发怒了，他身后的袁阿姨悄悄地看了看丈夫的脸色，也没敢责备他，只是急急忙忙地把地上的香烟拢起来，塞到我爹口袋里，婉言把他劝走了。

　　当时我妈和我都不知道这些内情，只知道我爹从隔墙回来时满脸通红，喘着粗气。闷坐一会儿后，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只香烟，一只只撕断，再用脚拧碎。我见此状况后，连忙喊厨房里的妈：“妈！妈你快来，咱爹——不，我爹发神经了！”

　　我妈便急匆匆地跑到正间，手里还拎着菜刀，看见我爹竟然在毁烟，恼火地嚷：“你干啥呢？发疯了吗？这样贵重的烟！这会毁了，过一会儿烟瘾上来，又要急得拧肠掉尾的。”

　　妈妈扔掉菜刀，急忙趴到地上去抢救那些烟，我也去抢。爹甩开妈妈和我的手，继续用脚拧，大吼道：“不用你们管！老子这辈子不会再吸烟了！”

　　我家平常是很安静的，很少有人吵闹的，但我爹真的一发威，妈也不敢多说话，只是小声讽刺他：“你要是能戒烟？公鸡就能下蛋磨盘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小云咱们走，不理他个半疯！”

　　但我妈这次看走眼了。从那天后，爹真的戒了烟，戒得非常彻底。即使三年困难时期过去，烟不再难买时，他也没有复吸。我妈不久盘问出了爹戒烟的缘由，跑到颜家咯咯地笑：“颜家大哥，得亏你来这么一下，要不妮儿他爹一辈子也戒不了！你看这多好，钱也省啦，早上起来也不咳痰啦，也不用操心找烟票啦！”

　　我妈在那儿又笑又说，颜伯伯和袁阿姨也陪着笑，但以我不懂事的眼光也能看出，他俩的笑非常苦涩。

　　后来我爹基本不再去颜家，颜伯伯则素来不到邻居家串门，两人在路上碰面时仍然说话，但客客气气的，不再有过去的亲密和熟不拘礼。不过我爹从没卖过颜伯伯的不是，当我和颜哲哥哥好上以后——这在我上高一时就已经相当公开了，我爹虽然从来不说赞成，实际上是赞许的。他打心眼里疼爱颜哲，甚至比疼我更甚，这种事瞒不了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