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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明清文化凶残暴虐性格的主要体现
明清时期，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皇帝越发视臣民的生命为粪土，随意杀害功臣勋戚、文武官员成风。对于皇帝身边的朝臣来说，明清时期是真正的“伴君如伴虎”的时代。专制君主的暴虐行径，使这一时期的文化性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凶残暴虐。
一、滥杀功臣、朝臣
明清皇帝中滥杀功臣勋戚的，以明太祖朱元璋为最甚。
在中国历史上，以滥杀功臣而闻名的开国皇帝有两个。前一个是西汉的高祖刘邦。刘邦与朱元璋两人身上有许多共性。比如，俩人都出身农民，后来都成为开国皇帝，并且都滥杀功臣，等等。不过，刘邦虽出身农民，但老刘家的日子比老朱家好过一些。刘邦家耕种着几亩地，本人还担任着秦朝的亭长，虽不拿工资，但在地方上也是小有头脸的人物。而朱元璋家穷得就没法回忆了。家无一分地不说，有一年闹灾荒，连带瘟疫，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全死了，可他家连下葬的坟地都没有，苦不堪言。幸亏邻居刘家心肠好，让他与二哥把家人尸首用旧衣服裹了，埋在了刘家坟地的一个角落里。也许正是因为早年生活的差异，使得二人性格迥然不同。刘邦当皇帝后，虽然杀了韩信、英布、彭越等几个功臣，但那是迫不得已，是因为他们威胁刚刚建立的、尚处在上升时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且刘邦在许多方面还是很有人情味的。但朱元璋可难以让人亲近了。为了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他对功臣勋戚、文武官员大开杀戒，死者数万，把专制君主的凶残暴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朱元璋的功臣中，除了征虏副将军常遇春早死以外，只有卫国公邓愈、曹国公李文忠、魏国公徐达、镇守云南最高长官沐英、信国公汤和等几个人是善终的。邓愈死于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此时朱元璋尚未大开杀戒。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虽然曾经因劝说朱元璋少杀戮而忤旨被责，但仍是朱元璋一生中最亲信的人。李文忠病逝后，朱元璋把负责料理医药的淮安侯华中贬爵，把其家属流放，并将诊视过李文忠的医生和他们的妻子、儿子统统杀掉。徐达是朱元璋第一武将、诸帅之首，不仅朱元璋十分器重他，诸将也敬若神明。尤其，徐达一生持重，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极受信任。徐达病重期间，朱元璋从各省找了许多名医去北平诊治，最后还把他接回南京。徐达死时，朱元璋缀朝，到他家吊唁，痛哭。朱元璋亲自写了一篇 《御制中山徐武宁王神道碑》，还追封徐达父亲、祖父、曾祖为王。沐英是朱元璋前后收养的２０几个养子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他既有攻城拔寨之勇，又有守成立业之才。他奉命镇守云南，颇有成就，令朱元璋极为放心。沐英死后，其子孙世守云南，与明朝相始终。汤和则与朱元璋同州同县同里，早年甚为豪放，晚年却极懂韬光养晦。他颇知比自己小３岁的这位同乡皇帝的心，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自请解除兵权，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汤和晚年住在中都（今河南开封），每年上朝一次，直到善终。上述６ 个人，也是开国功臣中仅有的死后追封为王的。
至于其他功臣则没有什么好下场了。著名的如功劳相当于西汉萧何的韩国公李善长，追随朱元璋几十年，参与机密，主持粮饷，协调人事，直至干到中书省左丞相，为朱元璋的“第一大当家的”，位在徐达之上，但是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年）因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赐死。此时他已退休在家赋闲十几年了，年纪也已７７岁，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妻女弟侄家口７０余人。再如颍国公傅友德，一生帮朱元璋打天下，“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但在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 年）却被无辜牵扯进“蓝玉案”遭朱元璋冤杀。而死的更冤的是朱元璋的第二位征虏大将军冯胜，他于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年）无缘无故地被朱元璋赐死。傅友德和冯胜的死成了朱元璋滥杀功臣的典型例子。还有如朱元璋的侄子、也是其养子的朱文正，原比李文忠还受亲信，曾在洪都（今江西南昌）力拒陈友谅的围攻８５日，积功至大都督，但后来被朱元璋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之罪鞭死。另外，永嘉侯朱亮祖也是战功卓著的有功之臣，最后以“所为多不法”之罪名被活活鞭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他的儿子。
朱元璋对功臣大开杀戒是从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开始的，主要通过了两个大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经过这两个案子，朝中未早死的功臣几乎都被杀光了。胡惟庸是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被处死的，而到了洪武十九年朱元璋突然借题发挥，以通倭（日本）、通元（北元）的罪名，穷究党羽，连杀数年，久久不能结案，一直杀到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牵连致死者前后达３ 万多人，许多家被灭门，称为“胡狱”。蓝玉是继徐达、冯胜之后荣拜朱元璋时代大将军的３个人之一，也是最后一位。他于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任征虏大将军，曾多次领兵进攻北元，勇敢善战，被封为凉国公。由于朱元璋利用“胡狱”滥杀功臣，搞得朝中人人自危，甚至朱元璋自己也日夜不得安生，加之蓝玉确实有一些不法之事，如恃功骄横，夺占民田等，所以最终导致他铤而走险，打算先下手为强，谋害朱元璋。由于消息走漏，被锦衣卫特务侦知，政变未成。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蓝玉被以谋反罪处死，连带被杀的有１万５千多人，称“蓝狱”。这次屠杀使将军中的骁勇之士几乎全部杀光。后来，燕王朱棣之所以能够“造反”成功，夺取最高统治权，中央朝廷缺乏统兵大将是直接的原因。
明成祖朱棣的凶残不在其父太祖朱元璋之下。朱元璋一共有２６个亲儿子，其中大部分被他分封到各地为王。各王有护卫甲士３千人至１万人不等，而分封在北边的各王，还有权节制地方军队，势力更大。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朱元璋的长子、皇太子朱标病故，先其父而去。朱元璋在痛苦抉择之后，立朱标的长子朱允炆为太孙，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年）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当皇帝，年号建文。而此时，在朱元璋的诸子中尚健在的只有他的四儿子燕王朱棣最为年长。朱棣身有战功，颇有帝王之气，深受朱元璋喜爱，曾险些被立为后嗣，他对建文皇帝极不甘心服从。而建文帝也觉得这些叔叔们手握重兵，对他的统治不利，于是在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和支持下决定削藩。谁知他刚一动手，朱棣就反了。建文元年（１３９９年），朱棣以讨齐黄、清君侧为名，号称“靖难”，起兵于北平（今北京）。４年之后，建文四年（１４０３年），燕军获得最后胜利。
朱棣进入南京城后，立即对建文诸臣大开杀戒。他不仅将齐泰、黄子澄灭族，而且将拒绝为自己起草即皇帝位诏书的大学者方孝孺灭十族———即方孝孺本家九族加上其学生，一共有８７０多人，全部杀害。建文旧臣景清欲为故主报仇，身藏利刃准备行刺，被捕，朱棣将其磔杀，并实行“瓜蔓抄”，将其族亲、乡亲等凡沾亲带故者，以及门生之门生，“转相攀染”，全部杀光，“村为之墟”，惨不忍睹。另外，御史大夫练子宁被断舌磔杀；兵部尚书铁铉曾在济南屡破燕军，也被酷刑杀死。朱棣还将这些建文旧臣的妻女全部赶入官妓院为妓，并且至死不放，其冷酷之心，残暴之举，令人发指。建文帝的儿子朱文圭当时才２岁，也被禁锢起来，虽然未被杀死，但一关就是５０多年，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直到英宗通过“夺门之变”第二次当上皇帝后（取年号为“天顺”），或许是有着几年当囚徒的经历，知道滋味不好受，才下令将朱文圭释放，此时他已５７岁了，什么都没见过，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出来没过几天就死了。不仅如此，为人刻薄的朱棣，对自己的亲信朝臣也照开杀戒。被朱棣杀害的永乐朝臣中最有名的是解缙。解缙是极有才气的大学者，曾主持纂修《永乐大典》，一度很受朱棣重用。但永乐五年（１４０７年），他突然被以“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的罪名，贬到广西为官。永乐八年（１４１０年），解缙到南京述职，恰逢朱棣赴北方打仗，于是谒见监国的太子而还，结果却被以“无人臣礼”的罪名下了狱，关在锦衣卫。这一关就是五六年，在狱中解缙虽受种种酷刑折磨，但侥幸未死。谁知永乐十三年（１４１５年）朱棣听说解缙未死，便说了一句：“解缙还活着吗？”锦衣卫指挥使、宦官纪刚听了，回去便把解缙灌醉，然后活埋在雪里。解缙死后，家产被抄，妻子宗族被流放到辽东。
明朝从第五代皇帝英宗开始，几乎个个都庸碌无为，有的甚至几十年不见朝臣，但是发起怒来，却一个赛一个地凶狠，经常对触犯自己的官员实行“廷杖”。廷杖，即皇帝在朝廷上敕令杖打大臣之刑，是专门惩罚触犯皇权的官员的特殊刑罚。明清以前，廷杖就有，隋文帝就干过这种事，但明清时期不仅成为常刑，而且泛滥成灾。“廷杖之刑，亦自太祖（朱元璋）始矣”。洪武年间，工部尚书薛祥即毙于杖下。英宗正统年间，王振擅权，“殿陛行杖，习为故事”。明朝有两次大规模的廷杖：一次是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年），因群臣谏止武宗南巡游玩，结果激怒了他。武宗下令将朝臣１４６人施以廷杖，最后有１１人被活活打死。而武宗在南巡回京途中，因贪玩落水受寒，最后咯血而死，年仅３１岁。第二次是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为“大礼议”，将朝臣１３４人施以廷杖，致死者１６人。
清朝皇帝对臣僚一样残暴，这种残暴在权力交替时更加突出，其中以第三代皇帝雍正最为突出。雍正的残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待与自己争位的兄弟心狠手辣。雍正之父康熙一共有３５个儿子，除了夭亡、年幼及庸碌无为的之外，有政治居心的是皇长子胤禔、皇二子胤礽（太子）、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雍正）、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誐、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皇十七子胤礼等１０人。其中支持雍正的是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雍正当上皇帝后，封胤祥为怡亲王，封胤礼为果郡王，二人均得善终。而对于其他诸兄弟，雍正丝毫不讲兄弟情面，痛下杀手。如对于已被其父康熙禁锢起来的皇长子胤禔和前太子、皇二子胤礽仍继续关押，不予释放。将拥护胤礽的皇三子胤祉先派到遵化，禁锢在景陵（康熙陵墓），后投入狱中折磨致死。而对于与自己争位的皇八子胤禩，雍正不仅将其改名为“阿其那”（猪），而且将其圈禁在宗人府中，数月后关死；支持胤禩的皇九子胤禟则被改名为“塞思黑”（狗），暴卒于从外地押解回京的路上。至于皇十子胤誐和皇十四子胤禵，一个被关在牢里，一个被禁锢在寿皇殿。这二人还算命大，没有死掉，直到乾隆时终获释放，算是善终了。
对于那些曾支持过其他皇子的朝臣，雍正更不会放过。雍正待人不仅十分刻薄，而且非常能记仇，任何人得罪于他都逃不出他的报复。如正蓝旗汉军都统鄂伦岱由于支持过皇八子胤禩而遭旧账清算，被杀。为了发泄怨恨，雍正甚至不惜与鬼作对。如左都御史揆叙、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曾支持皇八子胤禩争位，但都已去世。雍正仍不依不饶，竟下旨，分别在二人墓前立起两块石碑，上书：“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心眼小得令人不可思议。而阿灵阿的儿子、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先被圈禁在阿灵阿墓地，后来也被杀掉。
雍正的残暴还体现在对其亲信大臣上“该出手时就出手”，丝毫不念旧情。雍正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所倚靠的，在皇子中是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七子胤礼，在大臣中是隆科多和年羹尧。隆科多是国舅，其姐姐是康熙的孝懿皇后。康熙绝命时只有隆科多一人在御榻前，而且他时任步军统领，手握京畿卫戍部队，有军权。如果没有隆科多“宣布遗诏”，并以兵权压制诸皇子，作为没有得到康熙特殊荣宠的雍正来说，是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地获得皇位的。年羹尧也是国舅，他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而且他原是雍正藩邸旧臣，很会用兵打仗。他在雍正当上皇帝以后迅速平定青海蒙古叛乱的功勋，提高了雍正的威信，使其得以巩固自己的皇位。对于这两个拥立自己的有功之臣，雍正即位之初曾对他们恩宠备至。如雍正赞誉隆科多是“圣祖（康熙）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而对年羹尧则表示要和他“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但话音犹在耳际，雍正就翻脸了。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年羹尧被赐死，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隆科多被永远禁锢。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总之，随着皇权的膨胀，君臣关系的冷酷性在明清时期已暴露无遗。作为这一时期的皇帝来说，恩威莫测，喜怒无常，说翻脸就翻脸；对于臣僚来说，一旦失宠，即遭横祸，“脱冠裳，就桎梏。朝列班清，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这样的君臣关系，早已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传统政治道德抛掷到九霄云外。明清社会活力的逐渐丧失，与此不无关系。
二、擅兴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就是封建统治者从字里行间挑剔过错，网罗罪名，残害文人。文字狱以前也有，但都不很正宗。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不仅最为正宗，而且最为频繁，有数十起之多，同时用刑也最为酷烈。其中，以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及清朝康熙、雍正、乾隆３朝为最甚。
洪武年间的文字狱，由于朱元璋典型的小农狭隘思想和极端专制思想作祟，所以基本上都是冤案。朱元璋年轻的时候当过和尚，做过“贼”———参加过农民起义，所以他特别忌讳别人说“秃”、“亮”、“光”、“僧”、“贼”等字眼，到以后，又发展到与这些字的字形相近或发音相近的也不行了，生怕别人是在骂他。比如，他把“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中的“作则”读成“做贼”；把“睿性生知”的“生”读成“僧”；把“遥瞻帝扉”中的“帝扉”读成“帝非”；把“取法象魏”中的“取法”读成“去发”；把“式君父以颁爵禄”的“式君父”读成“弑君父”；把“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中的“法坤”读成“发髡”，“藻饰太平”读成“早失太平”；把“天下有道，拜望青门”中的“天下有道”读成“天下有盗”，“青门”理解成“庙门”；等等。为此，他兴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冤案。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案、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案、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案、怀庆府学训导吕睿案、祥符县学教谕贾翥案、亳州训导林云案、尉氏县教谕许元案、德州府学训导吴宪案，等等。上述这些文人实际上是替地方长官撰写对皇帝歌功颂德的上奏贺表时，因不了解朱元璋的心思，招致了祸患，全都被杀。心胸狭隘的朱元璋不仅将这些“犯忌”的文人全部处死，而且有的时候即使没“犯忌”，比如陈州训导替人写 《贺万寿表》，上有“寿域千秋”一句，朱元璋想不出有哪个地方得罪了他，但是为了防止被别人嘲弄而自己尚蒙在鼓里，竟也将其杀害。
朱元璋兴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到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８４—１３９６年），历时１３年。由于杀人太多，又不知祸从何来，所以弄得地方长官和大臣们都不敢上奏表。没办法，礼部只好请求朱元璋降一道庆贺、谢恩奏表的标准格式，颁发天下。以后，凡遇到庆贺、谢恩之类的事情，各地依照格式抄录下来，然后填上自己的官衔、姓名就行了。这样一来，文人的性命总算有了一定的保障，以后，再没有人被杀了。
朱元璋之所以借文字狱对文人大开杀戒，除了上述自卑心理作怪，生怕文人看不起他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镇压不肯与新王朝合作的文人，打掉他们对旧王朝———元朝的幻想，使之诚心顺意地归附明王朝的统治。另外，滥兴文字狱实际上也是朱元璋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措施之一。朱元璋时代的文字狱，不仅造成大量文人含冤而死，尤为严重的是，极大地禁锢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清朝统治时期，文字狱发展到顶峰。清朝的文字狱，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镇压对满族统治不满的汉族文人。所以，清朝文字狱的产生，比起前朝来说，多了一层原因。当然，也有借题发挥、打击异己的因素。
清朝文字狱最严重的是康熙、雍正、乾隆３朝，见诸于史载的文字狱约有七八十起之多，远远多于以前各代，而且处刑严酷。一旦获罪，不仅涉案本人受重刑审问，家产被抄，而且亲属也多受牵连，即便目不识丁也一样“从坐”。涉案人员大多被处死，且往往是凌迟处死，最轻的也是终身监禁，或流放到边远地区，充军为奴，已死的人则遭开棺戮尸之辱。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其他人受牵连，像写序、题跋、刻印、买卖、赠送等都有罪。所以，一个案件总要牵连数百人。而揭发检举的人则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结果，造成社会上形成以揭发检举他人作为猎官的“敲门砖”，有仇隙的则利用文字狱陷害他人于死地的恶劣风气。
清朝康熙时著名的文字狱有：“庄廷鑨 《明史》 案”和“戴名世 《南山集》 案”。庄廷鑨是浙江乌程县一个富户，是个盲人，欲学春秋左丘明，想留给后代一部传世史籍。于是，他从明朝大学士朱国桢的后人手里买来一部朱国桢的 《明史》 遗稿，然后将该书连同他请人所补的崇祯朝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出来，其中有一些对满人的攻击之辞，结果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被人告发。此时庄廷鑨已死，被刨棺戮尸。涉及此案的官吏、书商，以及作序、校补、审稿、出资助刊、刻印、买书、藏书之人皆被株连，死者７０余人，充军流放数百人。戴名世是翰林院编修，著 《南山集》，其中引用方孝标 《滇黔纪闻》 一书的材料，议论南明史事，并用南明诸帝年号，对南明诸王朝颇发感慨，寄以同情。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被人告发。结果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已死，被戮尸。此案牵连两家家属及刊印、作序者３００多人，本应处死，但因康熙这时正对汉人实行怀柔政策，为笼络人心，下令将他们全部充军，以示宽大。
雍正时著名的文字狱有：“汪景祺 《西征随笔》 案”、“查嗣庭案”等。与康熙朝的文字狱相比，雍正朝的文字狱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铲除异己的味道。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文书），曾随年氏西征青海等地平叛。他在 《西征随笔》 中对年羹尧颇有歌颂之意，惹得雍正十分不快。雍正给他扣上“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其斩首。查嗣庭是隆科多之党，隆科多倒台后，他被人告发，称其在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当江西主考时，所出试题“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而在查抄寓所时，又发现其日记中也有“悖乱荒唐，怨诽捏造”的内容。结果查嗣庭和他的５个儿子全都被抓，查和他一个儿子死于狱中，一个儿子被杀，其余３个儿子和查嗣庭的一兄一弟，以及几个侄子，全都了充军。查嗣庭还被戮尸。
另外，发生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的“曾静、张熙谋反案”本为政治案件，但雍正却将其当作文字狱进行处理。曾静是湖南人，读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的书，深为其中反清思想所感动，跑到浙江去找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与３人结为好友。他们把吕留良的书都送给了曾静。后来，曾静派自己的学生张熙去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被岳告发，几个人全都被捕入狱。最终，严鸿逵死于狱中，被戮尸枭示，吕毅中、沈在宽被斩首，吕、严、沈３人的子孙全数充军，吕氏一门的女子全部“入宫”，而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及其儿子吕葆中则被剖棺剉尸。另外，吕氏门生及刻藏吕氏著作的人也全部被治罪。至于为首者曾静，由于诚心悔过，与张熙被特免一死。雍正让他们携自己编的 《大义觉迷录》 到江浙一带去宣讲，一方面批驳当地的反满思想，一方面让人们接受他即位的合法性。这样，这个案子也带有了一些文字狱的味道。
清朝的文字狱到乾隆的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时，不仅文字狱的次数频繁，超过康熙、雍正年间许多倍，而且与明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极为相似，基本上都是以一字一句兴案。著名的有：“胡中藻案”、“徐述夔案”等。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鄂尔泰是雍正遗命辅政大臣，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去世。鄂尔泰生前与另一军机大臣张廷玉在朝中对立，各结党营私，招致乾隆的嫉恨。于是，乾隆兴起胡中藻案，借题发挥，打击鄂尔泰的势力。胡中藻案，亦称“胡中藻诗狱”，发生于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胡中藻著有 《坚磨生诗钞》，其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乾隆指摘说：“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诗中的“与一世争在仇夷”的“仇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而“虽然北风好，南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宽”等句则被扣上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另外，诗中“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则被认为是讽刺乾隆的朝门不开。结果胡中藻被杀，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与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标榜问罪。后来，又因为他的 《塞上吟》 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说他“忘本自诋”（鄂是蒙古人），迫令其自杀。徐述夔案发生于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徐述夔著有 《一柱楼诗》，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乾隆认为是反清复明，将已去世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剖棺戮尸，两个孙子砍头，两个校对及疏于防察的两个地方官也都被斩首。
由于乾隆兴起的文字狱大多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的，结果闹得当时全国上下人人自危，各地官吏也神经紧张，生怕因自己的失察而丢官，甚至掉脑袋，以致发生一些荒唐的事情。如有人在墓志上写有“皇考”（亡父）一词，地方官见有“皇”字，吓坏了，急忙上报朝廷。这次连乾隆都觉得太过分了，将地方官招来，训斥一顿。还有一地主，为自己的先父歌功颂德，说其父“于佃之贫者，赦不加息”。他叔叔见有“赦”字，认为当是皇帝专用的，为避免受牵连，先去自首，地方官也急忙上报朝廷。这下把乾隆惹火了，下令把受理此事的巡抚治了罪。上述这两个案件虽然最终没有搞成文字狱，但文字狱把社会搞得不得安宁是显而易见的。
清朝迭兴的文字狱严重压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人们既不敢讲话，更不敢写东西。乾隆年间，一个告老还乡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在总结自己的处世经验时说：“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梁诗正曾任礼部、刑部、户部的侍郎（副部长）和户部、兵部、吏部、工部的尚书（部长）。中央６个最主要的部门他都干过，却没有因文字狱“倒下”，可见其为官“功底”的深厚。但这样的人在朝中为官，于国于民能有什么作为？因此，乾隆朝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就不难理解了。
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清朝政府还大力剪除异端学说，把程朱理学推上至尊的地位。为了剪除危害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乾隆年间在编纂 《四库全书》 的时候，禁毁书籍３ １００多种、１５ １００多部，销毁书板８万块以上，使中国文化又一次遭到巨大的浩劫，损失惨重。即使被保留下来的书籍，由于个别字句段落不符合清朝统治，也被删去或被更改文义，如“夷”字该为“彝”、“狄”改成“敌”等，弄的遍体鳞伤，无法辨识。
明清的文字狱，既是封建专制独裁政治的极端表现，也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腐朽到极点的表现。而掩盖在极度沉寂窒息的政治格局和学术思想的下面，是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清王朝从乾隆以后由盛而衰，虽然有着许多原因，但大兴文字狱，使得臣民不满，造成人们与朝廷离心离德，是不能忽视的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明清时期，缺乏后劲的特征终于完全暴露出来。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包括向中国学习了１ ０００年的东洋日本人，正是看到了清朝帝国的外强中干、貌强实弱，才敢用区区之兵向人口数亿的大清帝国发动进攻，并一次又一次将这个东方巨人打倒。而这样的结局，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再准确点说，是小农经济的根本要求所致。
§§结束语：中国传统文化的阵痛与新生——1840 年后
１８４０年以后，由于西方殖民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时期陷于孤立发展的格局被打破了。此后，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不可避免的阵痛时期，不得不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外侮。在６０年之中，中国人与西方所有列强及东洋日本在自己的国土上交手，无一胜绩。在历经中英鸦片战争、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次次的败绩，一次次地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一次次的唯唯诺诺、卑躬屈膝、道歉赔罪之后，中国文化不仅遭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损失，而且民族自信心也遭到严重的伤害。夜郎自大的中国人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崇洋媚外、惧洋畏外心理迅速膨胀。夷人、蛮夷、西夷、倭寇变成了洋大人、东洋人，洋枪、洋炮、洋马、洋货成了优良物件的代名词，汉唐帝国的子孙却变成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创造出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帝国竟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品质衰落到极点。
不过，西方人及日本人在把侵略、压迫、耻辱带给中国人的同时，也把他们的一些文明成果传入中国，其中包括较为先进的制度和思想等。同时，中国人也在国门被强迫打开的痛苦与耻辱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开始努力向西方、向日本学习着自己的祖先不曾见过的新鲜“玩意儿”。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仿制西洋的船坚炮利，到戊戌变法拟实行大英帝国开创的君主立宪制；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统治仿照西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引用外来的个性主义、科学、民主等概念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革除陈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等，使中国传统文化从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向近现代化转变。
２０世纪初，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一片新的天地。中国人在将马列主义与自己的国情有机地结合之后，不仅迅速摆脱了外国列强的压迫，而且建立了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华民族自信心得到恢复，中国的国力开始回升。但由于中国人选择的发展路线不被西方列强所喜爱，加之它们不习惯中国的强大，于是便联合起来封锁中国，致使中国几乎与外界隔绝了近３０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中国人的革命激情归于平和，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扩大，以及称霸国家无奈放弃对中国的封锁，中国的国门再次打开。这次开放，不仅是中国人的主动行为，而且是中国文化诚心实意地要与世界各国文化平等交流的开始。
今天的中国，尽管仍保留着不少传统文化的糟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与进步，其遭到摒弃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分辨得出和认识得清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精华之心也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击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积极的因素可以帮助中国文化祛除自己身上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落后糟粕，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消极的因素虽在一定时期会对中国文化造成不良影响，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能力最终消除它们。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只要在坚持以兼容包并、有容乃大的胸怀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优秀成果的同时，继续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精华，它的未来就会更加光明。
§§后记（第１版）
书写完了，遗憾也来了。实际上就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已经有许多新的想法、新的观点在笔者头脑中形成，只是觉得尚不成熟，所以才没有写入本书，只有待不久的将来再把它们和盘推出了。
关于用文化眼光审视中国历史，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由于学识水平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历史感受不同、掌握的史料不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结论。我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曾产生出耀眼夺目的文明成果，这些成果至今仍令我们这些晚辈自豪不已，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大量的糟粕，产生了大量令我们趋向惰性和阻碍今天的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糟粕。这些古代文明的精华与文化的糟粕在不知不觉中同时被我们背负在身。更糟糕的是，尽管我们都知道应该发扬民族文化精华，摒弃糟粕，但对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的区分，其实是非常难以界定的。有些今天被认为是精华，明天就变成了糟粕。比如说愚公移山，我们一直把这个故事当成是中华民族敢于战天斗地，在自然面前敢于抗争、不屈不挠的象征，但看看我们今天日趋恶化的自然环境，不堪目睹的水土流失，就知道这个故事的负面影响有多大。而有些今天被认为是糟粕，但明天却发现它是精华。比如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把孔子批了六七十年，结果竟把他“批”成了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其理论思想使许多外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时候我想，也许历史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在“实践”中包含了历史。
笔者希望本书的读者在了解我们民族自己历史的同时，能努力分辨自身沾染或遗存的传统文化糟粕，只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糟粕，才可能摒弃它们，才能与现代文明真正接轨，而中国才会大有希望，这既是我们研究文化的目的之一，也是我给大学生开设“中国历史文化概论”课的初衷之一。当然，还有一个观点是必须明确的，即中国封建历史结束了，封建社会灭亡了，而且必然灭亡，但中国文化是不会灭亡的，不仅不会灭亡，她还会以其悠久的历史、炫目的成就，继续成为世界文化中最赋生命力的一支。明确了这一点，本书就没白写，本课也就没白开。
颜吾芟
２００２年１月
于北京育新花园寓所
§§后记（修订本）
本书终于封笔了。比起第１版来说，笔者认为，这一版的体系、内容不仅更加合理，而且也更加符合“用文化眼光看历史”的寓意。当然，遗憾还是有的，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尤其是文化问题争议、分歧之处多，考虑不周、思维不密更难以避免。笔者诚心有请各方高手不吝批评指正。
写作本书和开设“中国历史文化概论”课程的目的，笔者是想换个角度来讲中国历史，普及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让受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中国历史，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应该了解人类的历史；作为中国的一分子，我们更应该了解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不知道本民族历史、不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人，是无根之草，在茫茫人海中会很快迷失自己。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人们急于要摆脱贫困，渴望过上富裕的生活，因而热切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文明的修养，对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知识一度弃之不顾，甚至在高等教育中也呈现出严重忽视人文教育的趋势，造成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以前上课时，我经常与学生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这些搞文史哲的人都饿死了，这个国家也就完了。”其实，事实也会是这样的。当然它不可能发生，因为这只是暂时的。
２０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腰包开始鼓起来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已经超过了他们自己当初的预想。今天，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随处可见的中国旅游者不会再被误认为是日本人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喧闹、浮躁之后，终于开始回归了。人们终于意识到，物质财富的积累弥补不了精神世界的空虚。精神世界空虚的人即使积累再多的财富，也只能是行尸走肉。暴发户在任何时代都有，但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深厚的文化底蕴，只能是昙花一现，不可能为社会做出太多的贡献。中国有句古语，叫“富不过三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人回归自己文化传统的表现不仅在于北京大学开设了国学班，其中企业家学员占７０%，他们不为文凭不为实用只是为了弥补“根本”；也不仅在于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国学院、江苏某地开办了传统的“私塾”学校等。实际上，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笔者在自己的课堂上就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作为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工科院校，越来越多的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浓厚兴趣，渴望更多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另外，笔者本人也曾多次被邀请，为社会上的“总裁班”、“干训班”等授课。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今天的社会实践中，一个人如果仅有高深的专业知识，而缺乏一定的文化修养、文化素质，他有可能是寸步难行的。因为，他有可能连与人打交道都不会，更不要说立足社会，为社会造福了。正是因为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全面，所以教育部才适应这种形势，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做出了在高等学校中开设以文、史、哲、艺术为核心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决定。
多读历史，多了解文化知识，不仅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文化素质，而且还可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大学生自杀的心理问题，历史可以称得上是治疗这方面心理疾病的最佳药剂之一。因为，自杀者厌世，不会如老子、庄子更加厌世，但他们没有自杀，而是潜心钻研学问，最终留下 《老子》、《庄子》 这样不朽的著述；自杀者遇到的困难，不会有孔子、司马迁更加困难。孔子推行一套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的思想理论，但他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四处碰壁之后，并未捶胸顿足，寻死觅活，而是安心教育和整理古籍工作，使自己的思想在后世发扬光大。司马迁的痛苦，常人可以想像，但体会不到，他以残废之躯完成的 《史记》 至今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史学著作之一。在他们及许多逝去的古人身上，能够让我们学到许多坚强的品质。知道了这些，了解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道理，谁还有资格结束自己鲜活的生命呢？对于层出不穷的贪官也一样。人生在世，如马驹过隙，几十年时间眨眼过完。是造福社会，重于泰山而死？还是祸害社会，轻如鸿毛而亡？即使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也可以仔细想想，人活一场，赤条条来去，金银财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聚敛上千万上亿的财富留给子孙干什么用？和珅的财产，富可敌国，即使他不被杀，他自己能用到今天？留给子孙，让他们不劳而获，是爱他们还是害他们？
总之，文化素质对期望有一个光明前景的人来说无比重要，但它不是恶补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的熏陶，慢慢积淀起来的。多读书、多了解历史，奠定下良好的文化素质，就有了立足社会的坚实基础。上述内容，笔者在课堂上也多次讲过。
颜吾芟
２００６年５月
于北京海淀区交大东路寓所
一、滥杀功臣、朝臣
明清皇帝中滥杀功臣勋戚的，以明太祖朱元璋为最甚。
在中国历史上，以滥杀功臣而闻名的开国皇帝有两个。前一个是西汉的高祖刘邦。刘邦与朱元璋两人身上有许多共性。比如，俩人都出身农民，后来都成为开国皇帝，并且都滥杀功臣，等等。不过，刘邦虽出身农民，但老刘家的日子比老朱家好过一些。刘邦家耕种着几亩地，本人还担任着秦朝的亭长，虽不拿工资，但在地方上也是小有头脸的人物。而朱元璋家穷得就没法回忆了。家无一分地不说，有一年闹灾荒，连带瘟疫，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全死了，可他家连下葬的坟地都没有，苦不堪言。幸亏邻居刘家心肠好，让他与二哥把家人尸首用旧衣服裹了，埋在了刘家坟地的一个角落里。也许正是因为早年生活的差异，使得二人性格迥然不同。刘邦当皇帝后，虽然杀了韩信、英布、彭越等几个功臣，但那是迫不得已，是因为他们威胁刚刚建立的、尚处在上升时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且刘邦在许多方面还是很有人情味的。但朱元璋可难以让人亲近了。为了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他对功臣勋戚、文武官员大开杀戒，死者数万，把专制君主的凶残暴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朱元璋的功臣中，除了征虏副将军常遇春早死以外，只有卫国公邓愈、曹国公李文忠、魏国公徐达、镇守云南最高长官沐英、信国公汤和等几个人是善终的。邓愈死于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此时朱元璋尚未大开杀戒。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虽然曾经因劝说朱元璋少杀戮而忤旨被责，但仍是朱元璋一生中最亲信的人。李文忠病逝后，朱元璋把负责料理医药的淮安侯华中贬爵，把其家属流放，并将诊视过李文忠的医生和他们的妻子、儿子统统杀掉。徐达是朱元璋第一武将、诸帅之首，不仅朱元璋十分器重他，诸将也敬若神明。尤其，徐达一生持重，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极受信任。徐达病重期间，朱元璋从各省找了许多名医去北平诊治，最后还把他接回南京。徐达死时，朱元璋缀朝，到他家吊唁，痛哭。朱元璋亲自写了一篇 《御制中山徐武宁王神道碑》，还追封徐达父亲、祖父、曾祖为王。沐英是朱元璋前后收养的２０几个养子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他既有攻城拔寨之勇，又有守成立业之才。他奉命镇守云南，颇有成就，令朱元璋极为放心。沐英死后，其子孙世守云南，与明朝相始终。汤和则与朱元璋同州同县同里，早年甚为豪放，晚年却极懂韬光养晦。他颇知比自己小３岁的这位同乡皇帝的心，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自请解除兵权，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汤和晚年住在中都（今河南开封），每年上朝一次，直到善终。上述６ 个人，也是开国功臣中仅有的死后追封为王的。
至于其他功臣则没有什么好下场了。著名的如功劳相当于西汉萧何的韩国公李善长，追随朱元璋几十年，参与机密，主持粮饷，协调人事，直至干到中书省左丞相，为朱元璋的“第一大当家的”，位在徐达之上，但是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年）因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赐死。此时他已退休在家赋闲十几年了，年纪也已７７岁，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妻女弟侄家口７０余人。再如颍国公傅友德，一生帮朱元璋打天下，“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但在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 年）却被无辜牵扯进“蓝玉案”遭朱元璋冤杀。而死的更冤的是朱元璋的第二位征虏大将军冯胜，他于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年）无缘无故地被朱元璋赐死。傅友德和冯胜的死成了朱元璋滥杀功臣的典型例子。还有如朱元璋的侄子、也是其养子的朱文正，原比李文忠还受亲信，曾在洪都（今江西南昌）力拒陈友谅的围攻８５日，积功至大都督，但后来被朱元璋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之罪鞭死。另外，永嘉侯朱亮祖也是战功卓著的有功之臣，最后以“所为多不法”之罪名被活活鞭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他的儿子。
朱元璋对功臣大开杀戒是从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开始的，主要通过了两个大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经过这两个案子，朝中未早死的功臣几乎都被杀光了。胡惟庸是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被处死的，而到了洪武十九年朱元璋突然借题发挥，以通倭（日本）、通元（北元）的罪名，穷究党羽，连杀数年，久久不能结案，一直杀到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牵连致死者前后达３ 万多人，许多家被灭门，称为“胡狱”。蓝玉是继徐达、冯胜之后荣拜朱元璋时代大将军的３个人之一，也是最后一位。他于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任征虏大将军，曾多次领兵进攻北元，勇敢善战，被封为凉国公。由于朱元璋利用“胡狱”滥杀功臣，搞得朝中人人自危，甚至朱元璋自己也日夜不得安生，加之蓝玉确实有一些不法之事，如恃功骄横，夺占民田等，所以最终导致他铤而走险，打算先下手为强，谋害朱元璋。由于消息走漏，被锦衣卫特务侦知，政变未成。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蓝玉被以谋反罪处死，连带被杀的有１万５千多人，称“蓝狱”。这次屠杀使将军中的骁勇之士几乎全部杀光。后来，燕王朱棣之所以能够“造反”成功，夺取最高统治权，中央朝廷缺乏统兵大将是直接的原因。
明成祖朱棣的凶残不在其父太祖朱元璋之下。朱元璋一共有２６个亲儿子，其中大部分被他分封到各地为王。各王有护卫甲士３千人至１万人不等，而分封在北边的各王，还有权节制地方军队，势力更大。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朱元璋的长子、皇太子朱标病故，先其父而去。朱元璋在痛苦抉择之后，立朱标的长子朱允炆为太孙，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年）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当皇帝，年号建文。而此时，在朱元璋的诸子中尚健在的只有他的四儿子燕王朱棣最为年长。朱棣身有战功，颇有帝王之气，深受朱元璋喜爱，曾险些被立为后嗣，他对建文皇帝极不甘心服从。而建文帝也觉得这些叔叔们手握重兵，对他的统治不利，于是在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和支持下决定削藩。谁知他刚一动手，朱棣就反了。建文元年（１３９９年），朱棣以讨齐黄、清君侧为名，号称“靖难”，起兵于北平（今北京）。４年之后，建文四年（１４０３年），燕军获得最后胜利。
朱棣进入南京城后，立即对建文诸臣大开杀戒。他不仅将齐泰、黄子澄灭族，而且将拒绝为自己起草即皇帝位诏书的大学者方孝孺灭十族———即方孝孺本家九族加上其学生，一共有８７０多人，全部杀害。建文旧臣景清欲为故主报仇，身藏利刃准备行刺，被捕，朱棣将其磔杀，并实行“瓜蔓抄”，将其族亲、乡亲等凡沾亲带故者，以及门生之门生，“转相攀染”，全部杀光，“村为之墟”，惨不忍睹。另外，御史大夫练子宁被断舌磔杀；兵部尚书铁铉曾在济南屡破燕军，也被酷刑杀死。朱棣还将这些建文旧臣的妻女全部赶入官妓院为妓，并且至死不放，其冷酷之心，残暴之举，令人发指。建文帝的儿子朱文圭当时才２岁，也被禁锢起来，虽然未被杀死，但一关就是５０多年，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直到英宗通过“夺门之变”第二次当上皇帝后（取年号为“天顺”），或许是有着几年当囚徒的经历，知道滋味不好受，才下令将朱文圭释放，此时他已５７岁了，什么都没见过，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出来没过几天就死了。不仅如此，为人刻薄的朱棣，对自己的亲信朝臣也照开杀戒。被朱棣杀害的永乐朝臣中最有名的是解缙。解缙是极有才气的大学者，曾主持纂修《永乐大典》，一度很受朱棣重用。但永乐五年（１４０７年），他突然被以“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的罪名，贬到广西为官。永乐八年（１４１０年），解缙到南京述职，恰逢朱棣赴北方打仗，于是谒见监国的太子而还，结果却被以“无人臣礼”的罪名下了狱，关在锦衣卫。这一关就是五六年，在狱中解缙虽受种种酷刑折磨，但侥幸未死。谁知永乐十三年（１４１５年）朱棣听说解缙未死，便说了一句：“解缙还活着吗？”锦衣卫指挥使、宦官纪刚听了，回去便把解缙灌醉，然后活埋在雪里。解缙死后，家产被抄，妻子宗族被流放到辽东。
明朝从第五代皇帝英宗开始，几乎个个都庸碌无为，有的甚至几十年不见朝臣，但是发起怒来，却一个赛一个地凶狠，经常对触犯自己的官员实行“廷杖”。廷杖，即皇帝在朝廷上敕令杖打大臣之刑，是专门惩罚触犯皇权的官员的特殊刑罚。明清以前，廷杖就有，隋文帝就干过这种事，但明清时期不仅成为常刑，而且泛滥成灾。“廷杖之刑，亦自太祖（朱元璋）始矣”。洪武年间，工部尚书薛祥即毙于杖下。英宗正统年间，王振擅权，“殿陛行杖，习为故事”。明朝有两次大规模的廷杖：一次是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年），因群臣谏止武宗南巡游玩，结果激怒了他。武宗下令将朝臣１４６人施以廷杖，最后有１１人被活活打死。而武宗在南巡回京途中，因贪玩落水受寒，最后咯血而死，年仅３１岁。第二次是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为“大礼议”，将朝臣１３４人施以廷杖，致死者１６人。
清朝皇帝对臣僚一样残暴，这种残暴在权力交替时更加突出，其中以第三代皇帝雍正最为突出。雍正的残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待与自己争位的兄弟心狠手辣。雍正之父康熙一共有３５个儿子，除了夭亡、年幼及庸碌无为的之外，有政治居心的是皇长子胤禔、皇二子胤礽（太子）、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雍正）、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誐、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皇十七子胤礼等１０人。其中支持雍正的是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雍正当上皇帝后，封胤祥为怡亲王，封胤礼为果郡王，二人均得善终。而对于其他诸兄弟，雍正丝毫不讲兄弟情面，痛下杀手。如对于已被其父康熙禁锢起来的皇长子胤禔和前太子、皇二子胤礽仍继续关押，不予释放。将拥护胤礽的皇三子胤祉先派到遵化，禁锢在景陵（康熙陵墓），后投入狱中折磨致死。而对于与自己争位的皇八子胤禩，雍正不仅将其改名为“阿其那”（猪），而且将其圈禁在宗人府中，数月后关死；支持胤禩的皇九子胤禟则被改名为“塞思黑”（狗），暴卒于从外地押解回京的路上。至于皇十子胤誐和皇十四子胤禵，一个被关在牢里，一个被禁锢在寿皇殿。这二人还算命大，没有死掉，直到乾隆时终获释放，算是善终了。
对于那些曾支持过其他皇子的朝臣，雍正更不会放过。雍正待人不仅十分刻薄，而且非常能记仇，任何人得罪于他都逃不出他的报复。如正蓝旗汉军都统鄂伦岱由于支持过皇八子胤禩而遭旧账清算，被杀。为了发泄怨恨，雍正甚至不惜与鬼作对。如左都御史揆叙、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曾支持皇八子胤禩争位，但都已去世。雍正仍不依不饶，竟下旨，分别在二人墓前立起两块石碑，上书：“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心眼小得令人不可思议。而阿灵阿的儿子、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先被圈禁在阿灵阿墓地，后来也被杀掉。
雍正的残暴还体现在对其亲信大臣上“该出手时就出手”，丝毫不念旧情。雍正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所倚靠的，在皇子中是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七子胤礼，在大臣中是隆科多和年羹尧。隆科多是国舅，其姐姐是康熙的孝懿皇后。康熙绝命时只有隆科多一人在御榻前，而且他时任步军统领，手握京畿卫戍部队，有军权。如果没有隆科多“宣布遗诏”，并以兵权压制诸皇子，作为没有得到康熙特殊荣宠的雍正来说，是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地获得皇位的。年羹尧也是国舅，他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而且他原是雍正藩邸旧臣，很会用兵打仗。他在雍正当上皇帝以后迅速平定青海蒙古叛乱的功勋，提高了雍正的威信，使其得以巩固自己的皇位。对于这两个拥立自己的有功之臣，雍正即位之初曾对他们恩宠备至。如雍正赞誉隆科多是“圣祖（康熙）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而对年羹尧则表示要和他“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但话音犹在耳际，雍正就翻脸了。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年羹尧被赐死，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隆科多被永远禁锢。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总之，随着皇权的膨胀，君臣关系的冷酷性在明清时期已暴露无遗。作为这一时期的皇帝来说，恩威莫测，喜怒无常，说翻脸就翻脸；对于臣僚来说，一旦失宠，即遭横祸，“脱冠裳，就桎梏。朝列班清，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这样的君臣关系，早已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传统政治道德抛掷到九霄云外。明清社会活力的逐渐丧失，与此不无关系。
二、擅兴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就是封建统治者从字里行间挑剔过错，网罗罪名，残害文人。文字狱以前也有，但都不很正宗。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不仅最为正宗，而且最为频繁，有数十起之多，同时用刑也最为酷烈。其中，以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及清朝康熙、雍正、乾隆３朝为最甚。
洪武年间的文字狱，由于朱元璋典型的小农狭隘思想和极端专制思想作祟，所以基本上都是冤案。朱元璋年轻的时候当过和尚，做过“贼”———参加过农民起义，所以他特别忌讳别人说“秃”、“亮”、“光”、“僧”、“贼”等字眼，到以后，又发展到与这些字的字形相近或发音相近的也不行了，生怕别人是在骂他。比如，他把“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中的“作则”读成“做贼”；把“睿性生知”的“生”读成“僧”；把“遥瞻帝扉”中的“帝扉”读成“帝非”；把“取法象魏”中的“取法”读成“去发”；把“式君父以颁爵禄”的“式君父”读成“弑君父”；把“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中的“法坤”读成“发髡”，“藻饰太平”读成“早失太平”；把“天下有道，拜望青门”中的“天下有道”读成“天下有盗”，“青门”理解成“庙门”；等等。为此，他兴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冤案。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案、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案、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案、怀庆府学训导吕睿案、祥符县学教谕贾翥案、亳州训导林云案、尉氏县教谕许元案、德州府学训导吴宪案，等等。上述这些文人实际上是替地方长官撰写对皇帝歌功颂德的上奏贺表时，因不了解朱元璋的心思，招致了祸患，全都被杀。心胸狭隘的朱元璋不仅将这些“犯忌”的文人全部处死，而且有的时候即使没“犯忌”，比如陈州训导替人写 《贺万寿表》，上有“寿域千秋”一句，朱元璋想不出有哪个地方得罪了他，但是为了防止被别人嘲弄而自己尚蒙在鼓里，竟也将其杀害。
朱元璋兴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到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８４—１３９６年），历时１３年。由于杀人太多，又不知祸从何来，所以弄得地方长官和大臣们都不敢上奏表。没办法，礼部只好请求朱元璋降一道庆贺、谢恩奏表的标准格式，颁发天下。以后，凡遇到庆贺、谢恩之类的事情，各地依照格式抄录下来，然后填上自己的官衔、姓名就行了。这样一来，文人的性命总算有了一定的保障，以后，再没有人被杀了。
朱元璋之所以借文字狱对文人大开杀戒，除了上述自卑心理作怪，生怕文人看不起他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镇压不肯与新王朝合作的文人，打掉他们对旧王朝———元朝的幻想，使之诚心顺意地归附明王朝的统治。另外，滥兴文字狱实际上也是朱元璋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措施之一。朱元璋时代的文字狱，不仅造成大量文人含冤而死，尤为严重的是，极大地禁锢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清朝统治时期，文字狱发展到顶峰。清朝的文字狱，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镇压对满族统治不满的汉族文人。所以，清朝文字狱的产生，比起前朝来说，多了一层原因。当然，也有借题发挥、打击异己的因素。
清朝文字狱最严重的是康熙、雍正、乾隆３朝，见诸于史载的文字狱约有七八十起之多，远远多于以前各代，而且处刑严酷。一旦获罪，不仅涉案本人受重刑审问，家产被抄，而且亲属也多受牵连，即便目不识丁也一样“从坐”。涉案人员大多被处死，且往往是凌迟处死，最轻的也是终身监禁，或流放到边远地区，充军为奴，已死的人则遭开棺戮尸之辱。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其他人受牵连，像写序、题跋、刻印、买卖、赠送等都有罪。所以，一个案件总要牵连数百人。而揭发检举的人则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结果，造成社会上形成以揭发检举他人作为猎官的“敲门砖”，有仇隙的则利用文字狱陷害他人于死地的恶劣风气。
清朝康熙时著名的文字狱有：“庄廷鑨 《明史》 案”和“戴名世 《南山集》 案”。庄廷鑨是浙江乌程县一个富户，是个盲人，欲学春秋左丘明，想留给后代一部传世史籍。于是，他从明朝大学士朱国桢的后人手里买来一部朱国桢的 《明史》 遗稿，然后将该书连同他请人所补的崇祯朝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出来，其中有一些对满人的攻击之辞，结果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被人告发。此时庄廷鑨已死，被刨棺戮尸。涉及此案的官吏、书商，以及作序、校补、审稿、出资助刊、刻印、买书、藏书之人皆被株连，死者７０余人，充军流放数百人。戴名世是翰林院编修，著 《南山集》，其中引用方孝标 《滇黔纪闻》 一书的材料，议论南明史事，并用南明诸帝年号，对南明诸王朝颇发感慨，寄以同情。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被人告发。结果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已死，被戮尸。此案牵连两家家属及刊印、作序者３００多人，本应处死，但因康熙这时正对汉人实行怀柔政策，为笼络人心，下令将他们全部充军，以示宽大。
雍正时著名的文字狱有：“汪景祺 《西征随笔》 案”、“查嗣庭案”等。与康熙朝的文字狱相比，雍正朝的文字狱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铲除异己的味道。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文书），曾随年氏西征青海等地平叛。他在 《西征随笔》 中对年羹尧颇有歌颂之意，惹得雍正十分不快。雍正给他扣上“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其斩首。查嗣庭是隆科多之党，隆科多倒台后，他被人告发，称其在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当江西主考时，所出试题“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而在查抄寓所时，又发现其日记中也有“悖乱荒唐，怨诽捏造”的内容。结果查嗣庭和他的５个儿子全都被抓，查和他一个儿子死于狱中，一个儿子被杀，其余３个儿子和查嗣庭的一兄一弟，以及几个侄子，全都了充军。查嗣庭还被戮尸。
另外，发生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的“曾静、张熙谋反案”本为政治案件，但雍正却将其当作文字狱进行处理。曾静是湖南人，读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的书，深为其中反清思想所感动，跑到浙江去找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与３人结为好友。他们把吕留良的书都送给了曾静。后来，曾静派自己的学生张熙去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被岳告发，几个人全都被捕入狱。最终，严鸿逵死于狱中，被戮尸枭示，吕毅中、沈在宽被斩首，吕、严、沈３人的子孙全数充军，吕氏一门的女子全部“入宫”，而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及其儿子吕葆中则被剖棺剉尸。另外，吕氏门生及刻藏吕氏著作的人也全部被治罪。至于为首者曾静，由于诚心悔过，与张熙被特免一死。雍正让他们携自己编的 《大义觉迷录》 到江浙一带去宣讲，一方面批驳当地的反满思想，一方面让人们接受他即位的合法性。这样，这个案子也带有了一些文字狱的味道。
清朝的文字狱到乾隆的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时，不仅文字狱的次数频繁，超过康熙、雍正年间许多倍，而且与明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极为相似，基本上都是以一字一句兴案。著名的有：“胡中藻案”、“徐述夔案”等。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鄂尔泰是雍正遗命辅政大臣，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去世。鄂尔泰生前与另一军机大臣张廷玉在朝中对立，各结党营私，招致乾隆的嫉恨。于是，乾隆兴起胡中藻案，借题发挥，打击鄂尔泰的势力。胡中藻案，亦称“胡中藻诗狱”，发生于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胡中藻著有 《坚磨生诗钞》，其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乾隆指摘说：“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诗中的“与一世争在仇夷”的“仇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而“虽然北风好，南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宽”等句则被扣上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另外，诗中“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则被认为是讽刺乾隆的朝门不开。结果胡中藻被杀，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与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标榜问罪。后来，又因为他的 《塞上吟》 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说他“忘本自诋”（鄂是蒙古人），迫令其自杀。徐述夔案发生于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徐述夔著有 《一柱楼诗》，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乾隆认为是反清复明，将已去世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剖棺戮尸，两个孙子砍头，两个校对及疏于防察的两个地方官也都被斩首。
由于乾隆兴起的文字狱大多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的，结果闹得当时全国上下人人自危，各地官吏也神经紧张，生怕因自己的失察而丢官，甚至掉脑袋，以致发生一些荒唐的事情。如有人在墓志上写有“皇考”（亡父）一词，地方官见有“皇”字，吓坏了，急忙上报朝廷。这次连乾隆都觉得太过分了，将地方官招来，训斥一顿。还有一地主，为自己的先父歌功颂德，说其父“于佃之贫者，赦不加息”。他叔叔见有“赦”字，认为当是皇帝专用的，为避免受牵连，先去自首，地方官也急忙上报朝廷。这下把乾隆惹火了，下令把受理此事的巡抚治了罪。上述这两个案件虽然最终没有搞成文字狱，但文字狱把社会搞得不得安宁是显而易见的。
清朝迭兴的文字狱严重压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人们既不敢讲话，更不敢写东西。乾隆年间，一个告老还乡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在总结自己的处世经验时说：“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梁诗正曾任礼部、刑部、户部的侍郎（副部长）和户部、兵部、吏部、工部的尚书（部长）。中央６个最主要的部门他都干过，却没有因文字狱“倒下”，可见其为官“功底”的深厚。但这样的人在朝中为官，于国于民能有什么作为？因此，乾隆朝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就不难理解了。
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清朝政府还大力剪除异端学说，把程朱理学推上至尊的地位。为了剪除危害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乾隆年间在编纂 《四库全书》 的时候，禁毁书籍３ １００多种、１５ １００多部，销毁书板８万块以上，使中国文化又一次遭到巨大的浩劫，损失惨重。即使被保留下来的书籍，由于个别字句段落不符合清朝统治，也被删去或被更改文义，如“夷”字该为“彝”、“狄”改成“敌”等，弄的遍体鳞伤，无法辨识。
明清的文字狱，既是封建专制独裁政治的极端表现，也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腐朽到极点的表现。而掩盖在极度沉寂窒息的政治格局和学术思想的下面，是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清王朝从乾隆以后由盛而衰，虽然有着许多原因，但大兴文字狱，使得臣民不满，造成人们与朝廷离心离德，是不能忽视的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明清时期，缺乏后劲的特征终于完全暴露出来。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包括向中国学习了１ ０００年的东洋日本人，正是看到了清朝帝国的外强中干、貌强实弱，才敢用区区之兵向人口数亿的大清帝国发动进攻，并一次又一次将这个东方巨人打倒。而这样的结局，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再准确点说，是小农经济的根本要求所致。
§§结束语：中国传统文化的阵痛与新生——1840 年后
１８４０年以后，由于西方殖民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时期陷于孤立发展的格局被打破了。此后，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不可避免的阵痛时期，不得不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外侮。在６０年之中，中国人与西方所有列强及东洋日本在自己的国土上交手，无一胜绩。在历经中英鸦片战争、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次次的败绩，一次次地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一次次的唯唯诺诺、卑躬屈膝、道歉赔罪之后，中国文化不仅遭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损失，而且民族自信心也遭到严重的伤害。夜郎自大的中国人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崇洋媚外、惧洋畏外心理迅速膨胀。夷人、蛮夷、西夷、倭寇变成了洋大人、东洋人，洋枪、洋炮、洋马、洋货成了优良物件的代名词，汉唐帝国的子孙却变成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创造出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帝国竟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品质衰落到极点。
不过，西方人及日本人在把侵略、压迫、耻辱带给中国人的同时，也把他们的一些文明成果传入中国，其中包括较为先进的制度和思想等。同时，中国人也在国门被强迫打开的痛苦与耻辱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开始努力向西方、向日本学习着自己的祖先不曾见过的新鲜“玩意儿”。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仿制西洋的船坚炮利，到戊戌变法拟实行大英帝国开创的君主立宪制；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统治仿照西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引用外来的个性主义、科学、民主等概念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革除陈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等，使中国传统文化从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向近现代化转变。
２０世纪初，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一片新的天地。中国人在将马列主义与自己的国情有机地结合之后，不仅迅速摆脱了外国列强的压迫，而且建立了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华民族自信心得到恢复，中国的国力开始回升。但由于中国人选择的发展路线不被西方列强所喜爱，加之它们不习惯中国的强大，于是便联合起来封锁中国，致使中国几乎与外界隔绝了近３０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中国人的革命激情归于平和，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扩大，以及称霸国家无奈放弃对中国的封锁，中国的国门再次打开。这次开放，不仅是中国人的主动行为，而且是中国文化诚心实意地要与世界各国文化平等交流的开始。
今天的中国，尽管仍保留着不少传统文化的糟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与进步，其遭到摒弃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分辨得出和认识得清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精华之心也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击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积极的因素可以帮助中国文化祛除自己身上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落后糟粕，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消极的因素虽在一定时期会对中国文化造成不良影响，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能力最终消除它们。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只要在坚持以兼容包并、有容乃大的胸怀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优秀成果的同时，继续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精华，它的未来就会更加光明。
§§后记（第１版）
书写完了，遗憾也来了。实际上就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已经有许多新的想法、新的观点在笔者头脑中形成，只是觉得尚不成熟，所以才没有写入本书，只有待不久的将来再把它们和盘推出了。
关于用文化眼光审视中国历史，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由于学识水平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历史感受不同、掌握的史料不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结论。我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曾产生出耀眼夺目的文明成果，这些成果至今仍令我们这些晚辈自豪不已，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大量的糟粕，产生了大量令我们趋向惰性和阻碍今天的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糟粕。这些古代文明的精华与文化的糟粕在不知不觉中同时被我们背负在身。更糟糕的是，尽管我们都知道应该发扬民族文化精华，摒弃糟粕，但对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的区分，其实是非常难以界定的。有些今天被认为是精华，明天就变成了糟粕。比如说愚公移山，我们一直把这个故事当成是中华民族敢于战天斗地，在自然面前敢于抗争、不屈不挠的象征，但看看我们今天日趋恶化的自然环境，不堪目睹的水土流失，就知道这个故事的负面影响有多大。而有些今天被认为是糟粕，但明天却发现它是精华。比如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把孔子批了六七十年，结果竟把他“批”成了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其理论思想使许多外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时候我想，也许历史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在“实践”中包含了历史。
笔者希望本书的读者在了解我们民族自己历史的同时，能努力分辨自身沾染或遗存的传统文化糟粕，只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糟粕，才可能摒弃它们，才能与现代文明真正接轨，而中国才会大有希望，这既是我们研究文化的目的之一，也是我给大学生开设“中国历史文化概论”课的初衷之一。当然，还有一个观点是必须明确的，即中国封建历史结束了，封建社会灭亡了，而且必然灭亡，但中国文化是不会灭亡的，不仅不会灭亡，她还会以其悠久的历史、炫目的成就，继续成为世界文化中最赋生命力的一支。明确了这一点，本书就没白写，本课也就没白开。
颜吾芟
２００２年１月
于北京育新花园寓所
§§后记（修订本）
本书终于封笔了。比起第１版来说，笔者认为，这一版的体系、内容不仅更加合理，而且也更加符合“用文化眼光看历史”的寓意。当然，遗憾还是有的，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尤其是文化问题争议、分歧之处多，考虑不周、思维不密更难以避免。笔者诚心有请各方高手不吝批评指正。
写作本书和开设“中国历史文化概论”课程的目的，笔者是想换个角度来讲中国历史，普及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让受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中国历史，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应该了解人类的历史；作为中国的一分子，我们更应该了解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不知道本民族历史、不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人，是无根之草，在茫茫人海中会很快迷失自己。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人们急于要摆脱贫困，渴望过上富裕的生活，因而热切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文明的修养，对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知识一度弃之不顾，甚至在高等教育中也呈现出严重忽视人文教育的趋势，造成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以前上课时，我经常与学生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这些搞文史哲的人都饿死了，这个国家也就完了。”其实，事实也会是这样的。当然它不可能发生，因为这只是暂时的。
２０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腰包开始鼓起来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已经超过了他们自己当初的预想。今天，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随处可见的中国旅游者不会再被误认为是日本人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喧闹、浮躁之后，终于开始回归了。人们终于意识到，物质财富的积累弥补不了精神世界的空虚。精神世界空虚的人即使积累再多的财富，也只能是行尸走肉。暴发户在任何时代都有，但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深厚的文化底蕴，只能是昙花一现，不可能为社会做出太多的贡献。中国有句古语，叫“富不过三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人回归自己文化传统的表现不仅在于北京大学开设了国学班，其中企业家学员占７０%，他们不为文凭不为实用只是为了弥补“根本”；也不仅在于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国学院、江苏某地开办了传统的“私塾”学校等。实际上，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笔者在自己的课堂上就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作为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工科院校，越来越多的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浓厚兴趣，渴望更多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另外，笔者本人也曾多次被邀请，为社会上的“总裁班”、“干训班”等授课。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今天的社会实践中，一个人如果仅有高深的专业知识，而缺乏一定的文化修养、文化素质，他有可能是寸步难行的。因为，他有可能连与人打交道都不会，更不要说立足社会，为社会造福了。正是因为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全面，所以教育部才适应这种形势，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做出了在高等学校中开设以文、史、哲、艺术为核心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决定。
多读历史，多了解文化知识，不仅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文化素质，而且还可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大学生自杀的心理问题，历史可以称得上是治疗这方面心理疾病的最佳药剂之一。因为，自杀者厌世，不会如老子、庄子更加厌世，但他们没有自杀，而是潜心钻研学问，最终留下 《老子》、《庄子》 这样不朽的著述；自杀者遇到的困难，不会有孔子、司马迁更加困难。孔子推行一套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的思想理论，但他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四处碰壁之后，并未捶胸顿足，寻死觅活，而是安心教育和整理古籍工作，使自己的思想在后世发扬光大。司马迁的痛苦，常人可以想像，但体会不到，他以残废之躯完成的 《史记》 至今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史学著作之一。在他们及许多逝去的古人身上，能够让我们学到许多坚强的品质。知道了这些，了解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道理，谁还有资格结束自己鲜活的生命呢？对于层出不穷的贪官也一样。人生在世，如马驹过隙，几十年时间眨眼过完。是造福社会，重于泰山而死？还是祸害社会，轻如鸿毛而亡？即使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也可以仔细想想，人活一场，赤条条来去，金银财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聚敛上千万上亿的财富留给子孙干什么用？和珅的财产，富可敌国，即使他不被杀，他自己能用到今天？留给子孙，让他们不劳而获，是爱他们还是害他们？
总之，文化素质对期望有一个光明前景的人来说无比重要，但它不是恶补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的熏陶，慢慢积淀起来的。多读书、多了解历史，奠定下良好的文化素质，就有了立足社会的坚实基础。上述内容，笔者在课堂上也多次讲过。
颜吾芟
２００６年５月
于北京海淀区交大东路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