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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隋唐文化隆盛的背景
隋唐文化的隆盛，首先得益于魏晋南北朝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成就，以及民族大融合的丰富成果。文化多元化发展解放了思想，开拓的视野，使隋唐文化具有更加宽广的眼界和胸怀；民族大融合为汉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改变了农耕文化的惰性，使隋唐文化比秦汉文化更加积极、健康、大气。其次得益于地主阶级内部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士族地主把持朝政的局面，使庶族地主成为政治的主导，促使隋唐文化走向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第三得益于隋唐经济的发达和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达、政治的清明既是隋唐文化隆盛的基础，也是文化隆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民族融合继续发展
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成果已突出显现出来，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已与汉族彻底融合，这些族名也都变成了历史名词，所以隋唐文化带有相当浓厚的“胡味”。实际上，隋唐两朝的皇族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结晶，具有少数民族血统。如隋文帝杨坚的母亲、妻子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母亲也为鲜卑人。因此，这一时期发生的隋炀帝杨广霸占兄嫂，唐高宗李治迎娶寡母，唐玄宗李隆基强抢儿媳，乃至武则天的女人称帝等，或多或少地都是受到胡文化影响的结果。
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规模虽不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但仍有新的发生。如唐太宗李世民打败东突厥后，将１０万降众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甘肃灵武）一带，并封突厥贵族１００多人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职，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１万家。这些突厥人后来逐渐汉化，与汉族融合了。另外，当时活动今内外蒙古和新疆天山一带的回纥族与唐朝往来极为密切，来唐经商的常达千人，有的甚至远及长江和珠江流域。他们中有不少人在长安建造房屋，与汉族通婚，娶妻生子。
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唐朝曾将“李”姓大量赐予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如唐玄宗曾赐黑水靺鞨首领姓“李”。１１世纪初建立西夏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的“李”姓，也来自其祖上所得到的唐朝赐姓。唐朝这种大规模的赐姓，对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具有重大意义。“李”姓在今天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姓，其渊源就在唐朝。
胡汉文化的融合，使隋唐文化显得格外有生气，并充满了尚武的精神。如韦应物的诗《寄。当》：“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男子汉大丈夫的英勇气概直冲云霄，令人回肠荡气，格外振奋。这种文化精神，加上经济、政治上的积极因素，使唐朝得以广拓疆土，不仅先后灭亡东、西突厥和薛延陀，并且降服吐谷浑、回纥、吐蕃、南昭、靺鞨等强悍部族。更重要的是，这种积极进取、英姿勃发的气质推动了隋唐文化隆盛的实现。
二、地主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隋唐时期地主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世族制遭到破坏，门阀地主势力衰落；另一方面庶族地主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
（一）世族门阀地主势力的衰落
自秦汉以来，地主阶级分成两个阶层：士族地主、庶族地主。士族地主的前身是秦汉时期的“豪强地主”，来源有两个：一是战国六国旧贵族之后；另一是秦汉当朝的宗室贵族和大官僚，尤其是西汉初年起自布衣的新贵。
战国六国旧贵族虽然随着秦朝的统一而亡了国，在政治上暂时失去了权力，但在经济上还有很大的势力。秦及汉初的统治者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曾对他们进行打击，如实行“迁豪”政策，将他们迁离势力盘根错节的旧地，减少他们对中央集权制的威胁。但是，由于他们与秦汉当朝者同属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秦汉统治者对他们既有打击的一面，又有安抚的一面，使他们的势力始终存在。在汉初的休养生息中，他们的经济实力得到很大的增强，西汉中期以后这部分人的政治势力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至于秦汉当朝的宗室贵族和大官僚，更是依仗特权地位，在政治上大权在握，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掠夺大量财富，在地方上形成大大小小的势力，横行乡里，违法逾制。
西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的势力膨胀发展起来，甚至与官府分庭抗礼，决定封建政府的命运，如东汉政府就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东汉王朝建立以后刘秀曾大封功臣３６５人，这些人都是支持刘秀建立东汉的各地豪强地主。这些功臣，加上外戚４５人，一共是４１０人，他们与宗室皇族合在一起，形成势力极大的政治集团，构成了东汉豪强地主的核心。东汉皇室的嫁娶大体不出这个集团的范围，重要的官职也基本上从中选取。如刘秀的功臣邓禹家族在东汉一朝有２９人封侯、２人称公，大将军以下１３人，中二千石１４人，列校２２人，州牧、郡守４８人，任其他一般官职（侍中、将、大夫、郎、谒者）更是数不胜数。豪强地主势力一直左右着东汉政府。例如，光武帝刘秀为加强中央集权曾实行“度田”，以清查全国土地、人口，结果由于遭到豪强地主的强烈反对，最终只得不了了之。而从和帝以后，宦官、外戚交替执政、互相倾轧的背后，实际上都有地方豪强地主的支持。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地主势力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三国曹魏政权为了保证世家大族能够长期操纵政权，实行了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其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县等地方政府设置“中正官”，由他们负责察访本地的士人，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级，叫做“九品”。中正官在评定人物等级的时候，主要考虑他们祖先做过什么大官，有几代人做官，谓之“家世”，也称“品”，然后再看本人的才德，谓之“状”。中正官根据被评者的“品状”划分出品级，向主管选吏的吏部推荐。吏部根据中正官的报告，依品授官，名列高品的做大官，名列下品只能做小官。已经授官的，定期由中正官负责向吏部推荐升降。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中正官还比较注意社会舆论，因此曾选出一批比较有才干的人。但是，由于担任中正官的都是世家大族的代表，他们在品评人才的时候有意偏向世族，压制寒门，这样逐渐造成品评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最终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族阶层。
在当时，只有祖辈都做大官的人才被承认世族身份，高级官吏的选拔都局限在他们中间，于是很快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士族地主与下层庶族地主（亦称“寒门地主”）之间界限分明，庶族地主不仅政治上受歧视，只能担任小官、小吏，而且在社会生活中被严格禁止与士族交往、通婚等。
士族地主的特征是：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私人隐匿人口，军事上拥有私人武装，并建立堡垒自保，在地方上鱼肉乡里，称王称霸。由于他们世代为高官，所以也称为“世族地主”，如弘农（在今陕西）的杨氏，自杨震、杨秉、杨赐到杨彪，四代作太尉；汝南（今河南商水西南）的袁氏，从袁安到袁隗，四世中有５人作三公。再由于他们从中央到地方都拥有很大的势力，所以也称“势族地主”。又由于他们是当时的文化阶层，所以又称为“士族地主”。还由于他们组成了一个又一个以血缘为核心的家族团体，所以亦称“氏族地主”。士族地主往往聚族而居，有的大族十几代不分离，上百年都居住在同一个地区，死后就埋葬在家族的墓地。这样的墓地今天有出土，有的绵延达２００多年之久。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是地主阶级中具有特殊身份的豪族大姓。这个时期各个王朝的建立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否则根本没法立足。甚至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也必须顺应魏晋以来的政治潮流，尽可能地获取汉族士族的支持。当时，士族地主不仅是各个王朝立国的政治基础，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王朝的延续。如东晋时经常有士家大族起来造反，但是由于各个大族之间势力相对平衡，相互牵制，所以东晋得以度过一次又一次统治危机，维持了１０４年。
前一章已讲，士族地主是中国古代地主阶级中最为腐朽荒淫的一个阶层。到魏晋南北朝末期，士族地主已经走向下坡路，隋唐时期士族地主的挽歌越奏越响。首先是隋末农民起义给予士族地主致命的一击。据记载，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因而到唐朝初年，许多门阀大族都衰落了，在经济上“身未免于贫贱”，在政治上“官爵陵替”，威风大不如从前了。其次，隋唐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打击士族地主势力。如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地主的土地兼并，抑制其势力的发展；在政治上实行“崇重今朝冠冕”政策，只看今朝政治地位，不再看家世。如武则天下令，一律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分成九等，官至五品者，皆升列士族。于是，从士兵出身立军功至五品者，也可以跟过去的士家大族并列在一个等级中间，严重破坏了士族地主的内部结构。另外，通过重修 《氏族志》，再从根子上破坏士族地主的体系。如唐太宗李世民重编 《氏族志》 时，将皇族李氏提为第一等，而将山东老牌士族崔氏抑为第三等。山东士族是汉魏以来的传统势力，社会地位最高，李氏来自关陇士族，地位较低。唐太宗李世民此举打破了几百年来士族制的传统，动摇了士族制度的命根子。唐高宗李治时，武则天重修 《氏族志》，改称 《姓氏录》。武则天的父亲原是木材商人，唐初曾任工部尚书，后死在荆州都督任上，根本不属士族地主阶层，但她下令武家位列士族榜第一等，并将以前的旧士族压得更低，这样士族阶层的“纯洁性”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
唐末农民大起义是对士族地主进行的最后一击，在这次起义中大量士族地主死于非命。诗人韦庄在 《秦妇吟》 里曾描写，黄巢进入长安后，没有逃跑的贵族几乎全部被杀，“天街踏尽公卿骨”，官僚、贵族所受的打击之重可见一斑。黄巢大起义之后，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１０００年左右的士族地主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郑樵在 《通志》 中说，自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足见士族地主势力及门第制度和观念都已从历史上消失了。
（二）庶族地主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
与士族地主衰落的同时，庶族地主逐渐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占据显赫职位。隋唐时期，庶族地主进入高层管理机构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非常规的，由皇帝直接从寒门中提拔；另一个是常规的，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脱颖而出。
唐太宗李世民曾极力选拔寒门精英出任中央要职，贞观名臣中不少都是出身低微者。如魏徵少孤贫，曾为道士，官至秘书监，参与朝政；戴胄出身录事，官至户部尚书，参与朝政；马周起自布衣，官至中书令；尉迟恭出身铁匠，官至襄州都督；秦琼出身小军官，官至左武卫大将军；而张亮则干脆出身于农民之家，最后官至刑部尚书。
科举制由隋朝开始创设。隋文帝杨坚废除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公元５８７年）设立志行修谨、清平干济２ 科，此为科举制之雏形。以后，隋炀帝杨广设置进士科，科举制正式诞生。唐朝时，于进士科之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考试及第（亦称“登科”）后，还要参加吏部复试———释褐试；复试通过后，经尚书省、门下省审核方可授职做官。武则天创行殿试，规定考取者还要由她亲自口试。武则天还增设武举，给习武之人开辟了一条出路。另外，由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科目称“制科”，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录取者优予官职。科举制的施行，使大批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士子被选拔进统治集团。有一次，唐太宗到端门看到新进士排着队出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到我这来了。”据记载，在贞观２３年时间中，共录进士２０５人，而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５５年中，据不完全记录，进士就有１０００多人。
隋唐时期庶族寒士的参政具有如战国秦汉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刚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一般的心气———在被压抑了数百年后，终于可以在历史舞台上一展自己的才华了。他们以饱满的激情、高昂的兴致，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在当时国力蒸蒸日上的大背景下，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了自信，心中涌动着一泻千里的热情和兴奋，因此赋予隋唐文化一种明朗、高亢、奔放、充满激情的时代气质。
三、社会经济高度发展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标志是曲辕犁和筒车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曲辕犁亦称“江东犁”，由１１个部件构成，较之以前的犁有三大改进：一是将直辕改成曲辕；二是增装了犁评；三是增装了犁壁。直辕改成曲辕，缩短了犁的长度，减轻了重量，便于灵活操作，而且更能大大节省气力；增装犁评，可以控制犁地的深浅，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需要；增装犁壁，可以将犁镵（犁头）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犁地时所受的阻力，提高耕地的速度。这种犁在今天一些农村地区还能见到它的影子。筒车是灌溉器具，实际上就是式样各异的水车。水车轮四周绑缚着竹筒、木筒，利用水力带动水车轮转动将水连续不断地浇灌到农田里，其功效较之人力灌溉大为提高。
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从隋唐丰富的粮食储备即可看出。隋朝著名的大粮仓有：大兴（隋京城，即今西安）的太仓，东都（洛阳）的洛口仓、回洛仓、含嘉仓，华州（今陕西华县）的永丰仓，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的常平仓等。储粮多的２４００多万石，少的也有几百万石。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到隋文帝末年，天下储备足够国家五六十年的支出。而唐朝鼎盛时的玄宗天宝八载（公元７４９年），政府粮仓中储存的粮食竟达９６００万石，当时的人口也不过近５３００万人。唐朝诗人杜甫曾在 《忆昔》 诗中描绘盛唐的繁荣：“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绔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诗中虽有过溢之辞，但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粮食产量丰富、物价便宜、交通发达的情况。
１９７１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今河南洛阳市北的含嘉仓进行了发掘。这个隋唐时期著名的粮仓，占地面积十分广大，东西长６００余米，南北长７００余米，共有粮窖４００多个；最大的粮窖可藏粮一万数千石（唐朝一石约等于今６０公斤），小的可藏粮数千石，共储粮近６００万石。
当时经济的富足还表现在隋炀帝杨广无比好大喜功的种种行径上。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皇宫用的柱梁远从今江西运去。一根大柱要用两千人拉，运到洛阳需要数十万工。他在洛阳西郊修建了一座大花园，名“西苑”，周围２００里。西苑里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多从南方各地收罗，耗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他曾三游江都（今江苏扬州），随行的王公贵族、官员、宫妃和僧尼道士一二十万人，乘坐数千条豪华富丽的大船，船头船尾衔接，有２００多里长，光拉纤的壮丁就有８万多人，两岸还有大队骑兵护送，沿途５００里内的百姓都要贡献珍贵食品，吃不完的，出发前统统埋掉。隋炀帝还连续３次发动侵略高丽的战争。第一次出兵１００多万，结果全军覆没，逃回国内的残兵只剩下２７００人。三次出兵，负责运送军粮的民伕最多时达１３０万，途中被折磨死的不计其数，尸体遗弃路旁，满路臭秽。为了夸耀自己的国力富强，隋炀帝还有一些可笑之举。如西域商人来隋朝做生意，他下令装饰洛阳市场，用缯帛把树缠上。西域人看了，惊愕地问：“中国也有许多贫穷的衣不蔽体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缯帛发给他们做衣裳，把它们缠在树上做什么？”中国官员无言以对。隋炀帝的这些行径对隋朝统治造成严重危害，也给他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但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当时中国的富庶。
隋唐时期的手工业、商业经济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如唐朝最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之一的丝织业，生产出的绢，一匹长４丈，却只有半两重。在甘肃敦煌千佛洞中曾发现一种唐代的幡，用绢制成，几乎是透明的，挂在门前不阻碍光线，而且幡的两面都有彩线绣的图画，工艺之精，令人惊叹。当时还有一种比绢还轻的薄纱，是最轻的纺织品，拿在手里轻若无物。再如“唐三彩”，既是唐代陶瓷工艺的新成果，也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的典型品种之一。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唐代的商业经济也得到很快发展，如出现了专供客商存货、交易和居住的邸店，专供客商寄存钱财的柜坊，还有类似今天汇票的飞钱（亦称“便换”）等。
四、政治统治经验丰富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尤其唐朝前期的统治者，实行了较之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开明”的政治统治。如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让他们既有土地耕种，还有土地留传给子孙，同时对豪强地主过多占有土地进行限制。另外，通过实行租庸调税法，减轻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改善百姓的处境，等等。这一时期，有着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竭力想取得理想政绩的皇帝一个接着一个，如隋文帝杨坚（公元５４１—６０４年）、唐太宗李世民（公元５９８—６４９年）、则天大圣周皇帝武则天（公元６２４—７０５年）、唐玄宗李隆基（公元６８５—７６２年）等。他们的“开明”统治，也促成了隋唐文化向隆盛发展。
隋文帝杨坚于公元５８１年到６０４年在位，在历史上属于“一代雄主”。他在位期间不仅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而且狠狠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他曾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如确立三省六部制，简化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以及扩大垦田面积，免除盐酒商税，等等。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隋朝政权的稳固发展，而且为文化的隆盛奠定了政治基础。他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其子秦王杨浚生活奢侈，违制发放高利贷，杨坚立刻将其罢免。丞相杨素求情，隋文帝说不能因自己的儿子废法。隋文帝还提倡节俭，他的车马用具坏了，只许修补，不许更换新的；平时吃饭只许上一个荤菜；后宫宫女的衣服脏了、破了，想办法缝补好再穿，禁止随意做新衣裳。
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６２６年到６４９年在位，更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２８岁当皇帝，５１岁去世，在位２４年。由于他曾亲自参加过推翻隋朝的战争，亲眼见过、亲身体会过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经常以隋亡为戒，能够比较清醒地接受臣下的进谏。由于李世民比较好地借鉴了以前统治者失败的教训，在位期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所以在他统治期间不仅封建政治比较清明，而且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快，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从而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世史家将他统治的时期誉为“贞观之治”，成为被后世羡慕的“治世”。李世民也因此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则天大圣周皇帝武则天于公元６９０年到７０５年在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式登基的女皇帝。实际上，从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６５５ 年）被立为皇后起，她就开始参与朝政，并很快就与唐高宗李治并称为“二圣”，掌握最高权力。在武则天实际掌权的４０年间，其所做出的成绩，不仅不比那些男性统治者差，而且还超过绝大多数男性皇帝。如她所任用的宰相狄仁傑、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不仅在唐朝，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可称得上是“贤相”。正是在这些人的辅佐下，武则天才取得了让后世史家和政治家都无可奈何的骄人成绩。武则天基本上继承了唐太宗李世民所确立的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并巩固了唐朝的政治统治，使唐朝的国力继续增强。
唐玄宗李隆基于公元７１２年到７５６年在位，即位时２７岁，也是一位少年天子。在其统治的前半程，他能够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先后任用名相姚崇、宋璟等人，整顿武周后期以来的弊政，推动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被后世史家赞誉为“开元之治”。在他统治期间，唐朝发展到极盛。
当然，光有“明君”显然还不够，伴随在他们左右的还有许多名臣贤相。隋唐时期名臣贤相人数众多，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历史上都是数得着的人才。正是在这些名臣贤相的辅佐下，隋唐的“明君”们才会取得较好的政绩。隋唐的名臣贤相，著名的有以下一些。
高颎（？—公元６０７ 年），隋文帝名臣，任尚书仆射，执掌朝政。先后推荐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人为将相。灭南朝陈时，杨广任元帅，他任元帅长史，主持军事。
魏徵（公元５８０—６４３年），贞观名臣，以秘书监之职参与朝政，校定秘府图籍。后一度任侍中，封郑国公。他曾陈谏二百余事，提醒太宗“兼听则明，偏听则谙”、“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
长孙无忌（？—公元６５９年），贞观名臣，唐太宗长孙皇后兄。他参与决策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唐太宗杀死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夺取帝位。他以皇亲及元勋地位历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封赵国公。他博涉经史，常以天命安危自任，悉心奉国。
房玄龄（公元５７９—６４８年），贞观名臣，参与玄武门之变，帮助唐太宗夺取帝位，而后历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长期执政。他善谋划，在职夙夜勤政，不以己长望人，闻人善若己有之，是唐太宗的重要助手，封梁国公。
杜如晦（公元５８５—６３０年），贞观名臣，累官至尚书左仆射。他临机善断，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订定各种典章制度，时人合称“房杜”。
李靖（公元５７１—６４９年），贞观名将，军事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
狄仁傑（公元６３０—７００年），武后名相。他擅断冤狱，时称“平恕”，还以不畏权势著称，曾劝止武则天建造大佛像。他推荐的张柬之、姚崇等数十人，后来都成为名臣。
张柬之（公元６２５—７０６年），武周后期宰相。神龙元年（公元７０５年），他领导发动政变，恢复李唐江山。
姚崇（公元６５０—７２１年），历任武后、睿宗、玄宗宰相。玄宗时纠正当时不敢捕杀蝗虫的陋俗，推行焚埋之法，减轻了灾情。后引宋璟自代，史称“姚宋”。
宋璟（公元６６３—７３７年），武后重臣，玄宗时继姚崇居相位。他能革除前弊，选拔人才，还主张宽赋役，省刑罚，禁销恶钱，选择人才，使百官称职。
张九龄（公元６７８—７４０年），开元名相，主张不循赏格选拔人才。玄宗怠于政治，他常评论得失。
如此众多的明君贤相，几乎可以说是史所仅见。
一、民族融合继续发展
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成果已突出显现出来，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已与汉族彻底融合，这些族名也都变成了历史名词，所以隋唐文化带有相当浓厚的“胡味”。实际上，隋唐两朝的皇族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结晶，具有少数民族血统。如隋文帝杨坚的母亲、妻子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母亲也为鲜卑人。因此，这一时期发生的隋炀帝杨广霸占兄嫂，唐高宗李治迎娶寡母，唐玄宗李隆基强抢儿媳，乃至武则天的女人称帝等，或多或少地都是受到胡文化影响的结果。
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规模虽不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但仍有新的发生。如唐太宗李世民打败东突厥后，将１０万降众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甘肃灵武）一带，并封突厥贵族１００多人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职，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１万家。这些突厥人后来逐渐汉化，与汉族融合了。另外，当时活动今内外蒙古和新疆天山一带的回纥族与唐朝往来极为密切，来唐经商的常达千人，有的甚至远及长江和珠江流域。他们中有不少人在长安建造房屋，与汉族通婚，娶妻生子。
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唐朝曾将“李”姓大量赐予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如唐玄宗曾赐黑水靺鞨首领姓“李”。１１世纪初建立西夏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的“李”姓，也来自其祖上所得到的唐朝赐姓。唐朝这种大规模的赐姓，对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具有重大意义。“李”姓在今天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姓，其渊源就在唐朝。
胡汉文化的融合，使隋唐文化显得格外有生气，并充满了尚武的精神。如韦应物的诗《寄。当》：“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男子汉大丈夫的英勇气概直冲云霄，令人回肠荡气，格外振奋。这种文化精神，加上经济、政治上的积极因素，使唐朝得以广拓疆土，不仅先后灭亡东、西突厥和薛延陀，并且降服吐谷浑、回纥、吐蕃、南昭、靺鞨等强悍部族。更重要的是，这种积极进取、英姿勃发的气质推动了隋唐文化隆盛的实现。
二、地主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隋唐时期地主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世族制遭到破坏，门阀地主势力衰落；另一方面庶族地主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
（一）世族门阀地主势力的衰落
自秦汉以来，地主阶级分成两个阶层：士族地主、庶族地主。士族地主的前身是秦汉时期的“豪强地主”，来源有两个：一是战国六国旧贵族之后；另一是秦汉当朝的宗室贵族和大官僚，尤其是西汉初年起自布衣的新贵。
战国六国旧贵族虽然随着秦朝的统一而亡了国，在政治上暂时失去了权力，但在经济上还有很大的势力。秦及汉初的统治者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曾对他们进行打击，如实行“迁豪”政策，将他们迁离势力盘根错节的旧地，减少他们对中央集权制的威胁。但是，由于他们与秦汉当朝者同属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秦汉统治者对他们既有打击的一面，又有安抚的一面，使他们的势力始终存在。在汉初的休养生息中，他们的经济实力得到很大的增强，西汉中期以后这部分人的政治势力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至于秦汉当朝的宗室贵族和大官僚，更是依仗特权地位，在政治上大权在握，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掠夺大量财富，在地方上形成大大小小的势力，横行乡里，违法逾制。
西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的势力膨胀发展起来，甚至与官府分庭抗礼，决定封建政府的命运，如东汉政府就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东汉王朝建立以后刘秀曾大封功臣３６５人，这些人都是支持刘秀建立东汉的各地豪强地主。这些功臣，加上外戚４５人，一共是４１０人，他们与宗室皇族合在一起，形成势力极大的政治集团，构成了东汉豪强地主的核心。东汉皇室的嫁娶大体不出这个集团的范围，重要的官职也基本上从中选取。如刘秀的功臣邓禹家族在东汉一朝有２９人封侯、２人称公，大将军以下１３人，中二千石１４人，列校２２人，州牧、郡守４８人，任其他一般官职（侍中、将、大夫、郎、谒者）更是数不胜数。豪强地主势力一直左右着东汉政府。例如，光武帝刘秀为加强中央集权曾实行“度田”，以清查全国土地、人口，结果由于遭到豪强地主的强烈反对，最终只得不了了之。而从和帝以后，宦官、外戚交替执政、互相倾轧的背后，实际上都有地方豪强地主的支持。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地主势力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三国曹魏政权为了保证世家大族能够长期操纵政权，实行了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其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县等地方政府设置“中正官”，由他们负责察访本地的士人，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级，叫做“九品”。中正官在评定人物等级的时候，主要考虑他们祖先做过什么大官，有几代人做官，谓之“家世”，也称“品”，然后再看本人的才德，谓之“状”。中正官根据被评者的“品状”划分出品级，向主管选吏的吏部推荐。吏部根据中正官的报告，依品授官，名列高品的做大官，名列下品只能做小官。已经授官的，定期由中正官负责向吏部推荐升降。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中正官还比较注意社会舆论，因此曾选出一批比较有才干的人。但是，由于担任中正官的都是世家大族的代表，他们在品评人才的时候有意偏向世族，压制寒门，这样逐渐造成品评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最终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族阶层。
在当时，只有祖辈都做大官的人才被承认世族身份，高级官吏的选拔都局限在他们中间，于是很快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士族地主与下层庶族地主（亦称“寒门地主”）之间界限分明，庶族地主不仅政治上受歧视，只能担任小官、小吏，而且在社会生活中被严格禁止与士族交往、通婚等。
士族地主的特征是：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私人隐匿人口，军事上拥有私人武装，并建立堡垒自保，在地方上鱼肉乡里，称王称霸。由于他们世代为高官，所以也称为“世族地主”，如弘农（在今陕西）的杨氏，自杨震、杨秉、杨赐到杨彪，四代作太尉；汝南（今河南商水西南）的袁氏，从袁安到袁隗，四世中有５人作三公。再由于他们从中央到地方都拥有很大的势力，所以也称“势族地主”。又由于他们是当时的文化阶层，所以又称为“士族地主”。还由于他们组成了一个又一个以血缘为核心的家族团体，所以亦称“氏族地主”。士族地主往往聚族而居，有的大族十几代不分离，上百年都居住在同一个地区，死后就埋葬在家族的墓地。这样的墓地今天有出土，有的绵延达２００多年之久。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是地主阶级中具有特殊身份的豪族大姓。这个时期各个王朝的建立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否则根本没法立足。甚至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也必须顺应魏晋以来的政治潮流，尽可能地获取汉族士族的支持。当时，士族地主不仅是各个王朝立国的政治基础，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王朝的延续。如东晋时经常有士家大族起来造反，但是由于各个大族之间势力相对平衡，相互牵制，所以东晋得以度过一次又一次统治危机，维持了１０４年。
前一章已讲，士族地主是中国古代地主阶级中最为腐朽荒淫的一个阶层。到魏晋南北朝末期，士族地主已经走向下坡路，隋唐时期士族地主的挽歌越奏越响。首先是隋末农民起义给予士族地主致命的一击。据记载，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因而到唐朝初年，许多门阀大族都衰落了，在经济上“身未免于贫贱”，在政治上“官爵陵替”，威风大不如从前了。其次，隋唐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打击士族地主势力。如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地主的土地兼并，抑制其势力的发展；在政治上实行“崇重今朝冠冕”政策，只看今朝政治地位，不再看家世。如武则天下令，一律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分成九等，官至五品者，皆升列士族。于是，从士兵出身立军功至五品者，也可以跟过去的士家大族并列在一个等级中间，严重破坏了士族地主的内部结构。另外，通过重修 《氏族志》，再从根子上破坏士族地主的体系。如唐太宗李世民重编 《氏族志》 时，将皇族李氏提为第一等，而将山东老牌士族崔氏抑为第三等。山东士族是汉魏以来的传统势力，社会地位最高，李氏来自关陇士族，地位较低。唐太宗李世民此举打破了几百年来士族制的传统，动摇了士族制度的命根子。唐高宗李治时，武则天重修 《氏族志》，改称 《姓氏录》。武则天的父亲原是木材商人，唐初曾任工部尚书，后死在荆州都督任上，根本不属士族地主阶层，但她下令武家位列士族榜第一等，并将以前的旧士族压得更低，这样士族阶层的“纯洁性”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
唐末农民大起义是对士族地主进行的最后一击，在这次起义中大量士族地主死于非命。诗人韦庄在 《秦妇吟》 里曾描写，黄巢进入长安后，没有逃跑的贵族几乎全部被杀，“天街踏尽公卿骨”，官僚、贵族所受的打击之重可见一斑。黄巢大起义之后，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１０００年左右的士族地主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郑樵在 《通志》 中说，自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足见士族地主势力及门第制度和观念都已从历史上消失了。
（二）庶族地主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
与士族地主衰落的同时，庶族地主逐渐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占据显赫职位。隋唐时期，庶族地主进入高层管理机构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非常规的，由皇帝直接从寒门中提拔；另一个是常规的，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脱颖而出。
唐太宗李世民曾极力选拔寒门精英出任中央要职，贞观名臣中不少都是出身低微者。如魏徵少孤贫，曾为道士，官至秘书监，参与朝政；戴胄出身录事，官至户部尚书，参与朝政；马周起自布衣，官至中书令；尉迟恭出身铁匠，官至襄州都督；秦琼出身小军官，官至左武卫大将军；而张亮则干脆出身于农民之家，最后官至刑部尚书。
科举制由隋朝开始创设。隋文帝杨坚废除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公元５８７年）设立志行修谨、清平干济２ 科，此为科举制之雏形。以后，隋炀帝杨广设置进士科，科举制正式诞生。唐朝时，于进士科之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考试及第（亦称“登科”）后，还要参加吏部复试———释褐试；复试通过后，经尚书省、门下省审核方可授职做官。武则天创行殿试，规定考取者还要由她亲自口试。武则天还增设武举，给习武之人开辟了一条出路。另外，由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科目称“制科”，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录取者优予官职。科举制的施行，使大批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士子被选拔进统治集团。有一次，唐太宗到端门看到新进士排着队出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到我这来了。”据记载，在贞观２３年时间中，共录进士２０５人，而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５５年中，据不完全记录，进士就有１０００多人。
隋唐时期庶族寒士的参政具有如战国秦汉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刚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一般的心气———在被压抑了数百年后，终于可以在历史舞台上一展自己的才华了。他们以饱满的激情、高昂的兴致，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在当时国力蒸蒸日上的大背景下，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了自信，心中涌动着一泻千里的热情和兴奋，因此赋予隋唐文化一种明朗、高亢、奔放、充满激情的时代气质。
三、社会经济高度发展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标志是曲辕犁和筒车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曲辕犁亦称“江东犁”，由１１个部件构成，较之以前的犁有三大改进：一是将直辕改成曲辕；二是增装了犁评；三是增装了犁壁。直辕改成曲辕，缩短了犁的长度，减轻了重量，便于灵活操作，而且更能大大节省气力；增装犁评，可以控制犁地的深浅，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需要；增装犁壁，可以将犁镵（犁头）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犁地时所受的阻力，提高耕地的速度。这种犁在今天一些农村地区还能见到它的影子。筒车是灌溉器具，实际上就是式样各异的水车。水车轮四周绑缚着竹筒、木筒，利用水力带动水车轮转动将水连续不断地浇灌到农田里，其功效较之人力灌溉大为提高。
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从隋唐丰富的粮食储备即可看出。隋朝著名的大粮仓有：大兴（隋京城，即今西安）的太仓，东都（洛阳）的洛口仓、回洛仓、含嘉仓，华州（今陕西华县）的永丰仓，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的常平仓等。储粮多的２４００多万石，少的也有几百万石。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到隋文帝末年，天下储备足够国家五六十年的支出。而唐朝鼎盛时的玄宗天宝八载（公元７４９年），政府粮仓中储存的粮食竟达９６００万石，当时的人口也不过近５３００万人。唐朝诗人杜甫曾在 《忆昔》 诗中描绘盛唐的繁荣：“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绔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诗中虽有过溢之辞，但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粮食产量丰富、物价便宜、交通发达的情况。
１９７１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今河南洛阳市北的含嘉仓进行了发掘。这个隋唐时期著名的粮仓，占地面积十分广大，东西长６００余米，南北长７００余米，共有粮窖４００多个；最大的粮窖可藏粮一万数千石（唐朝一石约等于今６０公斤），小的可藏粮数千石，共储粮近６００万石。
当时经济的富足还表现在隋炀帝杨广无比好大喜功的种种行径上。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皇宫用的柱梁远从今江西运去。一根大柱要用两千人拉，运到洛阳需要数十万工。他在洛阳西郊修建了一座大花园，名“西苑”，周围２００里。西苑里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多从南方各地收罗，耗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他曾三游江都（今江苏扬州），随行的王公贵族、官员、宫妃和僧尼道士一二十万人，乘坐数千条豪华富丽的大船，船头船尾衔接，有２００多里长，光拉纤的壮丁就有８万多人，两岸还有大队骑兵护送，沿途５００里内的百姓都要贡献珍贵食品，吃不完的，出发前统统埋掉。隋炀帝还连续３次发动侵略高丽的战争。第一次出兵１００多万，结果全军覆没，逃回国内的残兵只剩下２７００人。三次出兵，负责运送军粮的民伕最多时达１３０万，途中被折磨死的不计其数，尸体遗弃路旁，满路臭秽。为了夸耀自己的国力富强，隋炀帝还有一些可笑之举。如西域商人来隋朝做生意，他下令装饰洛阳市场，用缯帛把树缠上。西域人看了，惊愕地问：“中国也有许多贫穷的衣不蔽体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缯帛发给他们做衣裳，把它们缠在树上做什么？”中国官员无言以对。隋炀帝的这些行径对隋朝统治造成严重危害，也给他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但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当时中国的富庶。
隋唐时期的手工业、商业经济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如唐朝最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之一的丝织业，生产出的绢，一匹长４丈，却只有半两重。在甘肃敦煌千佛洞中曾发现一种唐代的幡，用绢制成，几乎是透明的，挂在门前不阻碍光线，而且幡的两面都有彩线绣的图画，工艺之精，令人惊叹。当时还有一种比绢还轻的薄纱，是最轻的纺织品，拿在手里轻若无物。再如“唐三彩”，既是唐代陶瓷工艺的新成果，也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的典型品种之一。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唐代的商业经济也得到很快发展，如出现了专供客商存货、交易和居住的邸店，专供客商寄存钱财的柜坊，还有类似今天汇票的飞钱（亦称“便换”）等。
四、政治统治经验丰富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尤其唐朝前期的统治者，实行了较之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开明”的政治统治。如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让他们既有土地耕种，还有土地留传给子孙，同时对豪强地主过多占有土地进行限制。另外，通过实行租庸调税法，减轻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改善百姓的处境，等等。这一时期，有着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竭力想取得理想政绩的皇帝一个接着一个，如隋文帝杨坚（公元５４１—６０４年）、唐太宗李世民（公元５９８—６４９年）、则天大圣周皇帝武则天（公元６２４—７０５年）、唐玄宗李隆基（公元６８５—７６２年）等。他们的“开明”统治，也促成了隋唐文化向隆盛发展。
隋文帝杨坚于公元５８１年到６０４年在位，在历史上属于“一代雄主”。他在位期间不仅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而且狠狠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他曾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如确立三省六部制，简化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以及扩大垦田面积，免除盐酒商税，等等。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隋朝政权的稳固发展，而且为文化的隆盛奠定了政治基础。他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其子秦王杨浚生活奢侈，违制发放高利贷，杨坚立刻将其罢免。丞相杨素求情，隋文帝说不能因自己的儿子废法。隋文帝还提倡节俭，他的车马用具坏了，只许修补，不许更换新的；平时吃饭只许上一个荤菜；后宫宫女的衣服脏了、破了，想办法缝补好再穿，禁止随意做新衣裳。
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６２６年到６４９年在位，更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２８岁当皇帝，５１岁去世，在位２４年。由于他曾亲自参加过推翻隋朝的战争，亲眼见过、亲身体会过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经常以隋亡为戒，能够比较清醒地接受臣下的进谏。由于李世民比较好地借鉴了以前统治者失败的教训，在位期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所以在他统治期间不仅封建政治比较清明，而且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快，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从而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世史家将他统治的时期誉为“贞观之治”，成为被后世羡慕的“治世”。李世民也因此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则天大圣周皇帝武则天于公元６９０年到７０５年在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式登基的女皇帝。实际上，从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６５５ 年）被立为皇后起，她就开始参与朝政，并很快就与唐高宗李治并称为“二圣”，掌握最高权力。在武则天实际掌权的４０年间，其所做出的成绩，不仅不比那些男性统治者差，而且还超过绝大多数男性皇帝。如她所任用的宰相狄仁傑、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不仅在唐朝，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可称得上是“贤相”。正是在这些人的辅佐下，武则天才取得了让后世史家和政治家都无可奈何的骄人成绩。武则天基本上继承了唐太宗李世民所确立的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并巩固了唐朝的政治统治，使唐朝的国力继续增强。
唐玄宗李隆基于公元７１２年到７５６年在位，即位时２７岁，也是一位少年天子。在其统治的前半程，他能够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先后任用名相姚崇、宋璟等人，整顿武周后期以来的弊政，推动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被后世史家赞誉为“开元之治”。在他统治期间，唐朝发展到极盛。
当然，光有“明君”显然还不够，伴随在他们左右的还有许多名臣贤相。隋唐时期名臣贤相人数众多，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历史上都是数得着的人才。正是在这些名臣贤相的辅佐下，隋唐的“明君”们才会取得较好的政绩。隋唐的名臣贤相，著名的有以下一些。
高颎（？—公元６０７ 年），隋文帝名臣，任尚书仆射，执掌朝政。先后推荐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人为将相。灭南朝陈时，杨广任元帅，他任元帅长史，主持军事。
魏徵（公元５８０—６４３年），贞观名臣，以秘书监之职参与朝政，校定秘府图籍。后一度任侍中，封郑国公。他曾陈谏二百余事，提醒太宗“兼听则明，偏听则谙”、“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
长孙无忌（？—公元６５９年），贞观名臣，唐太宗长孙皇后兄。他参与决策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唐太宗杀死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夺取帝位。他以皇亲及元勋地位历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封赵国公。他博涉经史，常以天命安危自任，悉心奉国。
房玄龄（公元５７９—６４８年），贞观名臣，参与玄武门之变，帮助唐太宗夺取帝位，而后历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长期执政。他善谋划，在职夙夜勤政，不以己长望人，闻人善若己有之，是唐太宗的重要助手，封梁国公。
杜如晦（公元５８５—６３０年），贞观名臣，累官至尚书左仆射。他临机善断，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订定各种典章制度，时人合称“房杜”。
李靖（公元５７１—６４９年），贞观名将，军事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
狄仁傑（公元６３０—７００年），武后名相。他擅断冤狱，时称“平恕”，还以不畏权势著称，曾劝止武则天建造大佛像。他推荐的张柬之、姚崇等数十人，后来都成为名臣。
张柬之（公元６２５—７０６年），武周后期宰相。神龙元年（公元７０５年），他领导发动政变，恢复李唐江山。
姚崇（公元６５０—７２１年），历任武后、睿宗、玄宗宰相。玄宗时纠正当时不敢捕杀蝗虫的陋俗，推行焚埋之法，减轻了灾情。后引宋璟自代，史称“姚宋”。
宋璟（公元６６３—７３７年），武后重臣，玄宗时继姚崇居相位。他能革除前弊，选拔人才，还主张宽赋役，省刑罚，禁销恶钱，选择人才，使百官称职。
张九龄（公元６７８—７４０年），开元名相，主张不循赏格选拔人才。玄宗怠于政治，他常评论得失。
如此众多的明君贤相，几乎可以说是史所仅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