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文化残忍凶暴、荒淫腐朽性格的主要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频仍的战争往往导致军事将领利用他们手中的兵权夺取政权，成为最高统治者。但是，这些在战场上嗜杀成性的军阀武夫常常不懂统治方略，不仅对平民百姓采取野蛮残忍的统治手段，根本不顾及百姓的死活，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他们也往往采用野蛮杀戮的手段解决矛盾纷争。另外，作为封建时代最腐朽、最昏暴、最荒淫的氏族地主集团，其成员不仅不理政事，不治俗务，而且极端凶残和腐朽。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体现出鲜明的残忍凶暴、荒淫腐朽的性格特征。

　　一、残忍凶暴 草菅人命

　　魏晋南北朝残忍凶暴的文化性格首先表现为统治者视民如粪土的种种暴行上。如前赵皇帝刘曜统治期间（公元３１８—３２９年）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其治下的关中地区人民死亡竟达十之三四。后赵皇帝石虎在位期间（公元３３４—３４９年）穷兵黩武，连续发动战争，为弥补兵源不足，竟下令五丁取三。他还曾强选美女３万余人充斥后宫，其中有夫之妇９千人，结果杀人之夫或妇女自杀极多；同时，各级贵族官僚也乘机抢夺民女近万人，搞得天下鸡犬不宁。他的太子石宣谋逆，他竟下令将东宫卫士１０余万人发配凉州，结果不少人在中途举行起义。魏国建立者冉闵 先在后赵为将，石虎死后，他利用汉人对羯族统治者的仇恨，挑起民族仇杀，下令杀一羯人可封官晋爵，结果一日之间羯人被杀数万，前后被杀２０余万，许多“高鼻多须”者亦被滥杀。

　　其次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父子间、手足间、亲属间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展开的相互残杀。西晋的“八王之乱”不必再提。其他如汉国建国者刘渊死后，其子刘聪（公元３１０—３１８年在位）杀兄刘和夺取帝位。后赵石虎是石勒的侄子，石勒死，他杀石勒妻、石勒太子石弘及主要大臣夺取帝位。而石虎死后，其诸子为争夺帝位继续上演互相残杀的一幕。代国国君拓拔什翼犍（公元３２０—３７６年在位）为其子所杀。北魏的孝明帝与其母胡太后争权被太后毒杀。南齐明帝萧鸾是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的侄子，他于公元４９４年连杀两个新立的皇帝萧昭业、萧昭文，夺得帝位。他在位５年，几乎杀光高帝、武帝萧赜的全部子孙，政治黑暗史所罕见。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北周建立者宇文觉被其堂兄宇文护杀死，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公元４２４—４５３年在位）为其太子刘劭所杀，等等。

　　再次表现为世族地主草菅人命的种种暴虐行径上。如西晋武帝的舅舅王恺请客吃饭，必使女伎吹笛伴酒，若吹笛女伎稍有忘韵之处，被王恺听到，就命人把女伎拉到台阶下打杀，而王恺脸色不变，照常饮酒，跟没事一样。还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官僚，他在荆州当刺史时通过劫掠过往客商聚敛家财巨万，他每次宴请客人都规定要美女伴从劝酒，客人有饮酒不尽的，就把陪酒美女杀掉。有的客人故意要看他杀人取乐，几次劝酒不尽，石崇就真的连杀３人。别人责备这位客人，客人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这样令人发指的暴行是世族地主贪婪、荒淫、残忍的阶级本性的真实暴露。

　　二、荒淫腐朽 奢侈无度

　　魏晋南北朝荒淫腐朽的文化性格主要体现在世族地主腐化糜烂的生活方式上。而这种情况在西晋时期最为突出，从皇帝往下个个淫奢异常，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如作为开国皇帝的晋武帝司马炎就带头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他曾在全国强征美女，蓄在后宫的姬妾宫女有近万人，他每日乘羊车到各宫住宿；他还公开卖官，收入尽入私囊。其子晋惠帝司马衷更是只知玩乐，不知民间疾苦。有一年闹饥荒，饿死不少人，他竟惊诧地问：“为什么这些人不吃肉粥？”皇帝如此，自然上行下效，整个世族地主阶层竞相效尤，无不以豪华奢侈为荣。丞相、太傅何曾每日食用万钱，竟称无处下箸（筷子）。其子司徒何劭更甚，“食必尽四方珍美，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晋武帝司马炎的驸马王济，用人乳喂养小猪，蒸出来的小猪味道肥美，异于常味。他家每次宴会，都令婢女百余人身着绫罗持琉璃器侍餐。晋惠帝时的司徒王戎贪吝好货，广收八方园田，园田遍天下，积钱无数，但每天晚上还亲自和老婆在灯下拿着牙筹算账，锱铢必较，为时人所讥。

　　在西晋世族地主荒淫腐朽的糜烂生活中，晋武帝司马炎支持王恺与石崇斗富的丑剧更是古来仅见。王恺与石崇前面均已提到。王恺是司马昭的妻弟，性豪奢。石崇平时的生活则是“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甚至他家厕所里都有衣着华丽的１０ 余女婢端香扶持，为入厕的达官贵人擦洗更衣，搞得“客多羞不能如厕”。二人都是当时数得着的豪富，为了炫耀自己家财，争豪比富，压倒对方。王恺家做完饭以后，用麦糖洗锅，于是石崇家做饭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绿色的绫裹着紫色的丝布，做成步障４０里，石崇就用织锦花缎，做成更华丽的步障５０里长；王恺以赤石脂“泥壁”，石崇则以花椒涂墙。王恺不服气，于是晋武帝司马炎站出来帮舅舅一把，他把一株珍贵的珊瑚树赐给王恺。这株瑚树，高２尺许，枝条扶疏多姿，是世所罕见的宝物。王恺得意地拿来向石崇炫耀，谁知石崇随手拿起一把铁如意就把珊瑚树砸碎了。王恺心疼万分，指责石崇比不过他而心生妒忌。石崇命仆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取来一大批，让王恺任选，其中高三四尺的有六七株，株株条干绝俗，光彩夺目，而２尺高的就更多了，王恺只好甘拜下风。石崇后来卷入“八王之乱”中，被杀，有人查他的财产，发现他家奴仆至少有８００人，水碓３０余区，其他更不必说。

　　魏晋南北朝世族地主这种纸醉金迷、奢侈无度的生活，再加上天灾人祸，给百姓带来莫大的灾难，造成哀鸿遍野，生灵涂炭。曹操的诗 《蒿里行》 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就是当时社会悲惨情形的真实写照。

　　魏晋南北朝士族贵族的腐朽性还体现为，他们虽然把持着朝政，但他们不干具体事务，谁干就会被别人看不起。如东晋王徽之任骑兵参军，却“蓬首散带，不综府事”。车骑将军桓冲问他：“卿署何曹？”他回答：“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回答：“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于是，具体事务都由寒门官吏来干，甚至连领兵打仗世家子弟也不想干。南朝梁时，郊野之内，满朝士大夫竟“无乘马者”，谁要骑马，还会被别人弹劾。以致有的士族从来没有见过马，一见到马嘶鸣踢跳，“莫不震慑”，还惊恐地问：“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真是腐朽到了可笑的程度。结果军权往往落在非士族出身的军事将领手中，而这些人一旦掌握军权就经常反叛，由于痛恨世家大族对自己的歧视，在反叛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大量地杀死氏族贵族。比如南朝梁武帝时的侯景，曾求婚于士族地主被拒，深恨不已。他举兵反叛攻入建康后，大杀士族以报复。他把宫城台城包围了１００多天，城中十几万人几乎全部被饿死，仅剩下二、三千人。这些被活活饿死者，大都是士族地主。在这次叛乱中，这些“从容出入，望若神仙”的士族地主，由于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虚气弱，不耐寒暑，走路要人扶，出门要坐舆，骑马不敢骑，仓促之间，只好坐以待毙，所以导致大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