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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秦汉文化宏阔壮丽特征的主要体现

  秦汉时期的文化除了大一统的特征以外,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宏阔壮丽。这一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时代,其“大制作”的文化手笔,常使后人咋舌不已。

  一、空前规模的秦汉帝国

  秦汉时期,中国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王朝,它具有前朝任何时期所不具备的宏大规模和气象。秦汉的国土面积不仅超过三代时期,甚至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以外的一些地方也曾受到秦汉政府的领导。

  秦王朝的疆域北起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阴山山脉(位于内蒙古中部);东北到辽河下游流域,包括今朝鲜北部;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地区;西达陇山(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在陕西、甘肃交界处)、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到大海。秦王朝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大帝国,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到了西汉,疆域进一步扩大,今天的新疆地区在这时初步并入中原版图。今日中国的疆域是西汉的时候,具体来说,是汉武帝时奠定下来的。

  秦汉时期的西南部和北部疆域虽然没有达到今天中国的边界,但是东北和南部超出了今天中国的疆界。从秦朝到西晋末年的500多年的时间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中原王朝曾在这里设置正式的行政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设置的乐浪郡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平壤。直到西晋末,这里才归属高句丽,但仍与中原保持着间接的行政关系。而秦之象郡曾管辖今天越南的北部地区,以后自西汉中期至唐朝末年的1000多年之间,这一地区也一直是中国行政版图的一部分。

  二、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战争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代。一方面封建政府可以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对外或对内战争,另一方面反对封建政府统治的起义战争也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因此这一时期规模恢弘的战争场面经常可见。

  (一)秦南定百越之战与北驱匈奴之战

  秦时,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为百越之地,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越人”,因其分部众多,故称为“百越”。百越大体分为东越、闽越、南越、西瓯等几个部分。东越,又称东瓯或瓯越,居住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一带为中心;闽越的势力范围以今福建的福州为中心;南越分布于今广东的南部、北部和西部地区;西瓯活动于今广东的西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

  百越居住的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物产丰富、幅员辽阔。早在灭6国之前,秦始皇就已经把这里当作必欲征服的对象了。统一战争结束不久,秦始皇即派出50万大军,兵分5路,南下出击百越。由于这里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加之百越居住分散,所以秦军作战遭遇前所未有的艰难,甚至连主帅尉屠睢都战死沙场,这是秦军在统一战争中都没有过的耻辱。秦军与南越和西瓯苦战若干年,仍不得手。后来,秦始皇不得不再增派大批援军,又凿成灵渠,解决了军粮运输问题,秦军才终于获胜。秦在这里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3郡。从此,东至海南,北至向户,皆归于秦朝版图。

  在南征百越的同时,秦始皇对北方的强敌匈奴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势。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大部族,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达阴山一带,北抵今贝加尔湖附近,过着游牧生活。在战国后期,由于中原各国忙于兼并战争,与匈奴接壤的秦、赵、燕3国对北方的防御力量大为减弱,匈奴得以迅速扩张势力,并乘虚南下,占有河套及河南地,对秦的侧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由于匈奴男女老少皆长于骑乘,勇猛凶悍,机动性强,加之其地域苦寒,故秦对之采取了有别于征伐百越的战略方针,派兵驱逐南下的匈奴,收复失地,固守北边。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受命率30 万大军,分两路北攻匈奴。秦军进兵突然,来势迅猛,匈奴措手不及,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秦军顺利夺回河南地。第二年春,秦军渡过黄河继续北进,兵威势猛,匈奴深为恐惧,迅速向北退去。秦军遂攻占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阳山(今内蒙古狼山)、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等地,设置了34个县,并重新设置九原郡。随后,秦始皇命蒙恬修筑长城,并屯军于塞外,防御匈奴,还以长子扶苏为监军,充实边军领导力量。蒙恬死以前,匈奴始终不敢侵犯秦的边境。

  这两场战争,秦军分别出动50万以上和30万的兵力,总兵力达百万左右,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二)秦末章邯败周文之战与巨鹿之战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统一后的秦王朝对人民横征暴敛,以严刑酷法维系其统治,致使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秦二世即位,实行更加残暴的统治政策,对人民变本加厉地进行压迫和剥削,致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终于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贫苦农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掀起了推翻秦王朝统治的巨浪。

  陈胜、吴广起义后不久,即部署起义军分多路向秦王朝腹地发动攻势。其中主力一路由周文率领,径直西进,入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直插秦王朝的都城———咸阳。由于人民苦秦已久,见到反秦起义军,犹如干柴遇烈火,群起而动,纷纷加入。周文军一路势如破竹,仅几十天就横扫淮河、黄河流域,突破关中的重要门户函谷关。是年九月,起义军进至距咸阳仅百里之遥的戏(今陕西临潼东北)时,已拥有兵车几千辆、步卒几十万人,震撼秦廷上下。此时,守卫秦都咸阳的秦军只有5万人。秦二世获知起义军已兵临城下的消息,惊恐万状,他采纳了少府章邯的建议,赦免在骊山修墓的70万刑徒和“奴产子”(私家奴隶所生的儿子)的奴隶身份,发给武器,命章邯统率,编成军队,迎击起义军,同时从边塞调回精锐部队约20万人。

  章邯率领的70万骊山刑徒和“奴产子”改编的秦军,对沉浸在顺利进军喜悦中的周文军发动突然进攻。这支秦军虽系被赦免的刑徒和“奴产子”,但他们对秦王朝抱有幻想,一心想作战胜利后成为自由人回归故乡,所以有较高的战斗热情,加之章邯颇有指挥才能,因而战斗力较强。而起义军统帅周文则缺少帅才,他仅在楚将项燕军中作过一名预卜吉凶的小军官———视日,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其所率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大部分是进军途中刚刚参加进来的普通农民,未经严格的训练,缺乏战斗经验,更未经历过大战。同时,起义军缺乏粮食和必要的装备,又是孤军深入秦王朝腹地,没有后援。因而,在秦军的猛袭下,起义军无法抵敌,被迫后退,败出函谷关,苦战两三个月后,失利,周文自刭而死,余部溃散。

  章邯率领的70万秦军,加上南下边军约20万精锐,与周文统帅的近百万农民起义大军会战,场面之大不言而喻。起义军战败,奏军也损失了几十万。章邯击败周文军后,一路南下,连破吴广、陈胜、项梁等各路农民起义军。随后,挥军北去,进攻赵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闰九月,章邯将这里的义兵紧紧包围在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中。他把秦军分为两路,一路20万人急攻巨鹿,自率另一路20万兵屯驻巨鹿南数里,筑甬道(两侧有土墙为屏障的道路)直达巨鹿城外,为前军输送粮草。巨鹿义军危在旦夕,派人四处求援。

  一个多月后,项羽率楚军5万精锐赶到,他先派2万楚军渡过漳水,切断了秦军的运粮甬道,隔绝了两路秦军的联系。随后,项羽亲率全军北渡漳水,并下令破釜沉舟,烧毁营舍,每个战士只携带3天口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楚军士气大振,与巨鹿城下的秦军大战九合,九战九捷,全歼其军。章邯来救,也被击退。当时,各地救赵的诸侯军有十余支,但慑于秦军的威势均不敢出战。当楚军与秦军激战时,“诸将皆从壁上观”,各自保守营垒,无一人敢纵兵出战秦军。只见“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破秦军后,“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从此,项羽被公认为反秦起义军的领袖,成为各路诸侯军的上将军,统一指挥所有反秦军队。

  巨鹿之战是二十几岁的项羽的成名之战,他率领5万楚军全歼20万秦军,并击退章邯军,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此战后,项羽对章邯穷追不舍,最后迫使其率部投降。残忍的项羽下令,除了章邯等3位秦将外,将其余20万秦军降卒全部坑杀。至此,秦军主力被消灭殆尽,秦王朝的统治濒于崩溃。

  (三)楚汉相争的彭城大战与垓下之围

  秦王朝灭亡后,反秦义军中的两支重要力量———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激化,终于导致楚汉战争的爆发。在历时4年半之久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在战役上始终处于下风。他与项羽6次接战,5次大败,只有最后一次战斗———垓下之战由韩信指挥,汉军才大获全胜,彻底击败楚军。当然,刘邦在战略上始终处于上风。项羽虽多次取胜刘邦,但在战略上愈胜愈衰,直至最后失败。

  刘邦与项羽交战,失败最惨的要数公元前205年的彭城大战。当时,刘邦先趁项羽北上攻齐之机,从封地汉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夺取三秦,杀死被项羽分封在关中地区监视自己的章邯等3位秦降将,随后又东出函谷关,一路接连迫降受项羽分封的5个诸侯王,率领近60万联军,占领了项羽的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但是,刘邦入彭城后,满足于已得胜利和抑制不住贪恋美色之心,尽收项羽宫中货宝美妇,整日饮酒高会,疏于戒备。

  项羽得知彭城失陷,亲率3万精锐骑兵急驰还救。楚军由鲁南(今山东西南部)出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进至萧(今安徽萧县西北),首先击溃汉军一部,接着又绕道至彭城西、南两面,切断了联军归路。拂晓时,楚军由西向东猛袭联军侧背,联军乱作一团,自相践踏,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至中午,联军大败。楚军将联军压缩于谷水、泗水(今江苏徐州西)间,斩杀十余万人,接着又南追溃敌至灵璧(今安徽淮北市北)以东的睢水之上,再歼灭十余万,睢水为之不流。刘邦仅率十余骑突围而逃,但其父刘老太公及妻子吕雉都被楚军俘获,众诸侯也纷纷背汉向楚。

  彭城大战又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项羽飞兵千里,以3万精骑几乎全歼刘邦60万联军,充分显示出果敢无畏的英雄气概,其军事指挥才能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在此战后不久,楚军的攻击力遭到遏制,双方进入胶着状态。

  公元前202年,汉军在苦战数年后终于在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等到了与楚军进行最后决战的机会。当时,汉军30万,由韩信指挥,楚军约10万,处于下风,退入壁垒坚守。汉军将楚军重重包围,项羽指挥楚军多次冲击未果,已无力回天。为了尽快取胜,汉军夜夜高唱楚歌,瓦解楚兵斗志。项羽夜闻“四面皆楚歌”,以为楚地已尽为刘邦所得,便武断地认为大势已去,竟丢下主力,乘夜率800精骑突围南逃,最后被汉军追及,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长江边的乌江浦)边,死时年仅31岁。至此,历时数年的楚汉战争终于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四)西汉反击匈奴的三次大战

  秦朝末年,由于中原内乱,边军内调,匈奴复南下袭扰。西汉初年,由于无力与匈奴争锋,被迫采取“和亲”政策,以牺牲少数女孩的幸福来换取国家暂时的安宁。到汉武帝时,他决心放弃这一被动的政策,凭借雄厚的国力与匈奴进行决战。汉武帝对匈奴的战略反击战有3次,它们在古代战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一次大战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收复河南地之战。河南地南接汉边,距西汉首都长安约千余里,一直是匈奴袭扰汉边的前哨阵地。汉军主帅卫青采取“迂回侧击”的战术,率4 万骑兵出云中,沿黄河北岸西进,长途奔袭高阙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首先切断了河南地匈奴军与主力的联系,然后沿黄河西岸折而南下,从侧翼对其发动猛攻。此战歼敌数千,获牛羊百万头,汉军大获全胜,彻底收复河南地。这次大战的胜利不仅解除了长期以来匈奴对西汉都城长安的威胁,使长安距西北部边境的距离增大至1600余里,而且为下一步向匈奴纵深进行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大战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夺取河西之战。“河西”指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又因夹在祁连山(亦称南山)与合黎山之间,像狭长的走廊,亦称“河西走廊”,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是年夏,汉将霍去病领数万骑兵出击河西,他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先由今宁夏灵武渡过黄河,向北越过贺兰山,涉过浩瀚的巴丹吉林大沙漠,绕道居延海(今内蒙古西北),转而由北向南,沿弱水而进,经小月氏(未西徙的月氏人,今甘肃酒泉一带),再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匈奴境内2000余里,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弱水上游地区,从匈奴军侧背发起猛攻,歼敌3万余人,汉军仅伤亡3千余人,获得大胜。河西之战的胜利,使西汉王朝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地区,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为日后向漠北的匈奴单于主力发动进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次大战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决战。河西战役之后,经过两年时间的积极准备,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5万,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为了确保作战胜利,汉武帝还征集“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步兵数十万,负责转运辎重,保障后勤供应,而为这次大战准备的粮草更是不计其数。

  匈奴得知汉军来攻,以精兵待于漠北,准备决战。卫青一路出塞后,奔袭1000余里,涉过大沙漠,与匈奴单于主力相遇。激战中,匈奴单于竟抢先突围逃走,致全军溃散。汉军追击至寘颜山(今蒙古纳柱特山)赵信城,共歼敌19 000余,并获得匈奴大批屯粮而回。霍去病一路北进2000余里,越过大沙漠,与匈奴另一主力遭遇,歼敌7万余人,随后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而回。

  漠北大战是汉武帝战略反击战中规模最大的一仗,双方都竭尽了全力。这一仗,匈奴两路共9万余人被歼,元气大伤,再加上自然灾害及其他部族的侵扰,实力日渐衰落。汉军的损失也很大,伤亡数万人,马匹损失了十几万,后备空虚,短时期内也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

  汉武帝对匈奴的三大战略反击战是中原军队前所未见的战争。汉军以数万骑兵,长途奔袭,远距离包抄,深入敌后,在敌腹地与其主力决战,并能战而胜之,其组织协调、通信联络、后勤保障等能力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卫青、霍去病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著名将领。

  (五)西汉末年的昆阳之战

  昆阳之战发生于西汉末王莽统治的地皇四年(公元23年)。当时,新莽政权的军队42万,号称百万,在主帅王邑的率领下将八九千起义军———绿林军团团包围在昆阳城中。驻守昆阳的绿林军一面坚守拒敌,一面派刘秀等人乘夜突围,调集援兵。王邑将几十万大军列营百余座,把昆阳包围了数十层,一时旌旗蔽野,钲鼓之声闻于数十里之外,但屡攻不下。

  不久,刘秀引导着1万余援军赶回昆阳。刘秀率精锐步骑兵1000余人为前锋,列开阵势,莽军见绿林军援兵人少,便只派几千人迎战,结果被刘秀歼灭近千。紧接着,刘秀精选3000勇士,迂回到城西,涉过昆水,直攻莽军中坚。此时,王邑仍不以为然,见刘秀来攻自己,便亲率万余人迎战。为防止出现混乱,他下令各军不准擅自出战。但其所率士兵多系被胁迫来的农民,本无斗志,在刘秀的猛攻下,很快溃败奔逃,其余各军因未得到出击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正在此时,昆阳城内绿林军也开城杀出,与援军内外夹击,莽军顿时乱作一团,很快全军崩溃,四散奔逃,又逢狂风暴雨,瓦掀石滚,绿林军穷追猛撵。莽军互相践踏,积尸遍野,无数兵卒溺于河中,王邑仅与极少数残军逃走。绿林军缴获莽军大量辎重和装备,各种战利品堆积如山,绿林军一连搬了一个多月还没搬完。

  昆阳之战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此战消灭了王莽军的主力,使新莽统治临于土崩瓦解之势。刘秀为这次战斗的胜利立下了极大的功劳。

  三、雄伟壮丽的文化制作

  秦汉时期,文化宏阔壮丽的特征还体现在制造出一些超大规模的制作物上。其中长城、阿房宫、秦始皇陵、长安城等是最突出的代表。

  (一)伟大的长墙———长城

  长城是秦汉时代一项规模恢弘的土木工程。中国修建这种用于防御的“长墙”至晚在春秋时。有书记载最早在公元前657年,由楚国兴修。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修建的“长城”分为两类:一类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了彼此防御而在相互间的边境建造的,它们可以称为“内长城”,上面提到的楚国建造的最早“长城”就属于这类;第二类被称为“北长城”,它们是当时最靠北部的几个诸侯国———燕国、赵国和秦国修筑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正在强大起来的匈奴的南下袭扰。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内长城”失去了作用和存在的必要,被尽数拆毁。“北长城”虽因匈奴的更加强大而被保留下来,但由于刚刚统一,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所以暂时没有动它们。直到统一以后的第七个年头(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夺回被匈奴占去的河套以南地区,并夺取河套以北到阴山一带地区之后,才将“北长城”修葺、新筑、加长和加固,有的地方还向北推移,建成了一条地跨今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和辽宁数省,包括朝鲜北部地区,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境),东至辽东,总长度5000余里的长城。

  秦长城较之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明长城的地理位置要更加靠北一些,沿途所经都是深山险谷和荒漠草原。汉代时,随着疆域的拓展,又继续将秦长城两头拉长,西面修至玉门关,东面延长到朝鲜半岛的中部,使之更加有效地保护黄河中下游地区。秦汉长城的大部分都是夯土而成的,只有少部分是砖石垒砌的,所以今天除了在甘肃、陕西、山西等比较干燥的地区尚能见到秦汉长城的一些残迹外,绝大部分都已消失在岁月之中。

  长城的修建弥补了中国北边地理阻隔不够理想的缺憾,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北方游牧部族的南下侵扰,保护了北方发达的农业垦区。所以,从秦汉起,一直到明朝,历朝历代都把修长城当作是保障国泰民安的一件大事。但是,也必须看到,长城在历史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增长了中国农业文化的惰性。

  (二)巨大的宫殿———阿房宫

  秦始皇下令修建阿房宫是在公元前212年。他认为咸阳人口太多,而先王留下的宫室过小,便下令在周文王之都———丰和周武王之都———镐之间营造他的新的“帝王之都”,这就是阿房宫。

  翻阅史籍,只觉得阿房宫是个巨大的古代宫殿,而到底有多大则说法极不统一。不仅如此,就连“阿房宫”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一个宫殿?是一个宫殿的一个部分?还是指一群宫殿?各史籍记载的也不一样。如司马迁在 《史记· 秦始皇本纪》 中称,阿房宫指的是朝宫的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班固则在 《汉书· 贾山传》 中称:“阿房之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而郦道元 《水经注·渭水》 引 《关中记》 称:“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万人。”张守节引 《三辅旧事》 云:“阿房宫东西三里,南北五里,庭下可受十万人。”上述说法虽不一致,不过都指明阿房宫是一个大宫殿。但 《三辅黄图》 却称:“阿房宫,亦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显然,“阿房宫”在这里指的是整个宫殿建筑群,而不单指某个宫殿。

  造成记载混乱的原因,一是阿房宫未建成,二是项羽入咸阳后一把大火把它烧毁了,保存至今的只有一堆高三四米到五六米、经过夯实的地基。经测量,现存夯土台基长约1300米、宽约500米,总面积60多万平方米。从这个数字看,《史记》 关于殿上可以同时坐1万人的说法应当是准确的。

  (三)中华第一陵———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神秘色彩最为浓厚的古代帝王陵墓。

  秦始皇陵开始修建的时间是在其即秦王位后不久,大规模的修建是在灭六国之后。不过,一直到秦始皇死,陵墓仍未竣工,后来是由其子秦二世仓促完成的,修建时间前后长达30多年。

  秦始皇陵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东面大约5公里之处,南望骊山,北临渭水。陵墓分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部分是高大的封土堆,呈方锥体状,中腰有两个缓坡状台阶,形成3层阶梯,全部为人工夯筑而成。据 《史记· 秦始皇本纪》 集解引 《皇览》 记载,秦始皇陵“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折合今长度计量为:高不低于120 米,底边周长不小于2 000米。经现代实测,原封土底边东西长485米,南北长515米,面积为249 775平方米。如此高大的墓冢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现今秦始皇陵地上封土尚高76米,底边东西长345米、南北长350米,面积120 750平方米;顶部东西长24米、南北10。4米,面积249。6平方米。尽管较之两千年以前低矮、缩小了许多,但其宏伟壮观之势仍不逊于任何现代建筑物,其巍巍之势常令见多识广的今人惊叹不已。

  雄伟壮丽的地上封土尽管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它不过是秦始皇陵整个工程中最简单、最容易完成的部分。秦始皇陵最精彩、最复杂、最不可思议的部分在地下的宫殿中,这里放置盛装秦始皇尸体的棺椁和大量随葬物品。关于秦始皇陵的地宫,司马迁在 《史记· 秦始皇本纪》 中有详细的描述。其文曰:秦始皇陵“穿三泉,下铜(堵塞地下水)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北魏郦道元在其名著 《水经注· 渭水》 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其文曰:秦始皇陵“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以人鱼膏为灯烛,取其不灭者久之。”另外,在 《汉书· 刘向传》、《汉书· 贾山传》、《汉书·楚元王传》 及其他一些历史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尽管这些典籍都力求给世人详述秦始皇陵地宫的情况,但由于它们的作者谁也没有亲眼见过里面的样子,所以是真是假,无从考证。葬秦始皇时,秦二世胡亥为防修建陵墓的工匠泄漏地宫的机密,竟然在葬礼结束后把所有工匠都封死在陵墓里。从此,再无人确切知晓秦始皇陵地宫内的情况。

  不过,现代考古学已经对司马迁等人的文字记载给予了部分强有力的证明。例如,经过实测,在秦始皇陵12 000平方米的面积内发现了强烈的汞反映,由此可知陵墓内部确实存在大量的水银。另外,考古工作者已经探明,秦始皇陵地宫面积为180 320平方米,其地下宫墙在距地面2。7~4米的深处,墙体的高和宽都是4米,宫墙东西长392米,南北长460米,是用未经焙烧的砖坯砌成的。宫墙的四面每面有一到五座门,门道呈斜坡形,宽约12米,用夯土填实。

  秦始皇陵的地上部分除了封土之外,还有占地面积广大的陵园。明人都穆在其 《骊山记》 中曾对秦始皇的陵园有所描写。其文曰:“始皇陵内城周五里,旧有四门,外城周十二里,其址俱存。自南登之,二丘并峙,人曰:‘此南门也。’南门石枢犹露土外。”由此可知,明代时秦始皇陵园的内外城和南门遗址尚存,现如今则早已湮没。现代考古发掘证实,秦始皇陵园的内外城均呈长方形,构成“回”字形,显然是模仿咸阳城建造的,体现出不愿离开人世的秦始皇仍希望在阴间继续实行统治的愿望。

  经勘测,秦始皇陵内城面积为785 900平方米,外城面积为2 035 100平方米,内外城垣的四面均辟门。内城的南区就是巨大的封土,封土北侧是寝殿,用以祭祀秦始皇。在陵园内设立寝殿,秦始皇也为中国历史第一人。以前的君王陵内都没有寝殿,而是设在另外的地方。自秦始皇以后,陵园内设寝殿成为定制,一直持续到近代,所以陵墓又叫“陵寝”。在陵区内,还发现了多处大型建筑的遗迹。可以想见,当年这里壮观雄伟的亭台楼阁一定是鳞次栉比、金碧辉煌的。

  秦始皇陵地下的最主要部分地宫至今没有打开,但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出土来看,肯定神奇得不得了。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属于秦始皇陵的从葬区,因此在秦始皇陵的整个工程中,它还是比较次要的部分。但是,就是这么个比较次要的部分已经令全世界震惊不已了,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观”。从1974年至今在这里一共发掘出4个兵马俑坑,在其中3个兵马俑坑中一共出土了8 000件武陶俑和陶马,都与真人、真马一般大小,同时还有大批青铜兵器和车马器。第4个俑坑是文陶俑坑。另外,还有一个未建成的俑坑。整个俑坑的面积(不含未建成的俑坑)约20 780平方米。这么一个较为次要的工程就如此宏大,秦始皇陵地宫的宏大可想而知。

  (四)盛大的城池———长安城

  西汉都城长安城是当时规模空前的城市,周围达65里,有12个城门,城内有12条大街和无数的小巷,大街可以并行两辆车,两边植有两行荫树;小巷曰里,为市民的住宅。市场与住宅区是分开的,长安城内一共有9个市场。

  长安城中皇帝的居所是两个规模巨大的宫殿,一个是长乐宫,一个是未央宫。长乐宫为西汉初所建,虽比较朴素,但规模极宏大,周回有20里,前殿东西49丈多,深12丈,有1个楼台和数座殿堂。未央宫的规模更大,周回达28 里,前殿东西50 丈,深15 丈,高35丈,有楼台殿阁无数,都极尽华丽,其中最富丽者是汉武帝嫔妃所居住的掖庭宫。另外,未央宫中还有织室(纺织厂)、凌室(储冰厂)、暴室(洗染室),以及供皇帝象征性耕种的弄田(藉田),可见其规模之大。

  (五)占地广阔的宫殿群和皇家苑囿

  阿房宫虽然是秦时所建造的最大规模的宫殿,但它不过是秦始皇所营造的宫殿群中的一个而已。实际上,秦始皇应该称得上是古代帝王中建造宫殿数目最多的一位。为了显示自己的伟大业绩和体会不同地区的统治者的奢侈享受,在统一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每破一国,秦始皇就命令在咸阳北阪仿照其国宫殿式样修造同样的建筑。以至于灭亡六国之后,这里的宫殿绵延200里,成了各国宫室的“博览会”。

  除了阿房宫以外,秦始皇时代营建的其他有名可考的宫殿有信宫(亦称咸阳宫)、兴乐宫(见 《三辅旧事》、《宫殿疏》)、梁山宫等。秦始皇营建的宫殿数目数不胜数。《三辅旧事》 称有145座。《史记· 秦始皇本纪》 则称:“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而“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

  汉王朝也一样建造了无数的宫殿。在长安城近郊散布着众多金碧辉煌的宫殿,据说有145座。在这些宫殿中,最为宏大的是建章宫和甘泉宫,它们与长乐、未央两宫齐名。建章宫在长安西郊,是汉武帝建造的,周回20余里,里面千门万户,别殿无数,北面太液池中的渐台竟高达30丈。据说,渐台西面的桂宫最为华丽,里面装着汉武帝的4件宝贝:七宝床、杂宝桉、厕宝屏风和列宝帐,所以又称“四宝宫”。甘泉宫在长安城西200里之外,为秦代旧宫,汉武帝时再建,周围19里,是最大的离宫。其中有紫宫,雕文刻镂,饰以玉璧。据说这里树木最多,风景极佳。

  另外,在长安西南几百里之内,还布满了皇家的苑囿,最大者有上林苑、甘泉苑、西郊苑、思贤苑、博望苑、宜春下苑等。各苑中散养着百兽,随时供皇帝狩猎玩乐。其中上林苑为汉武帝所建,周围达300里,里面还建有离宫70所。而甘泉苑更大,周围540里,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西郊苑则周围400余里,内有离宫别馆300余所。

  (六)各重千石的12座巨铜人

  除上述以外,还有一件文化制作物是后世难以忘怀的,就是秦始皇铸造的12座巨大的金属人像。统一后,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收缴民间兵器,并派专人将这些收缴来的兵器集中到咸阳,统一销毁,除了铸成一些像钟一样的乐器外,其余的金属被熔铸成各重千石的12座铜人,放置在宫中。西汉时,这些铜人被搬到长安城的长乐宫前。新莽时,王莽将其中10座熔化,铸成铜钱。剩下2座,到南北朝时被前秦皇帝符坚熔毁,从此后人再也见不到了。

  四、难以逾越的学术高峰

  秦汉文化的宏阔壮丽在文学上也有显著体现,这就是以百科全书式的眼光观照历史的鸿篇巨著———《史记》,以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

  (一)司马迁与 《史记》

  被鲁迅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 《史记》 是西汉王朝强盛背景下产生的又一个文化大制作。《史记》 的创作表面上看是司马迁继承亡父的未竟事业而作,实际上是在经济发展、学术繁荣的大背景下,统治者为巩固政权而迫切要求的结果。换句话说,《史记》 不是司马迁想写就能写出来的,首先需要社会安定,其次需要经济富足,另外还有统治者的支持,当然还有其自己的抱负和个人独特背景,等等。否则,司马迁即使再有才华,他也不可能创作出有如此杰出学术成就的作品,这恐怕也是“盛世”才能修史的道理。

  事实上,正是在社会安定的前提之下,司马迁创作 《史记》 前才能够游历大江南北。他的一生除了今天的福建、广东以外,长城以南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游历,使他接触到汉代社会的许多方面,具备了当时知识分子中较为远大和进步的社会历史眼光,以致能在 《史记》 中生动地反映社会现实。

  《史记》 是一部通史,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全书共130篇,52万字,但仅用1761个单字。另外,司马迁在编写体例上也发挥了创造才能,他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个部分来叙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前101年)约3000年的历史。其中112篇本纪、世家、列传为人物传记,8书则记制度沿革,10表通史事脉络,这些体例也为后世正史所沿用。

  司马迁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把历史和文学巧妙地结合在起来,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早期3000年文明历史的社会生活画卷。他还特别注意表现秦汉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着力描写汉兴百年间的当代人物。由于司马迁对许多人物都寄予了深切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中洋溢着自己的心情,所以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真切动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思想成就,《史记》 在中国古代史上都是无与伦比之作,没有另外一部史学著作可以和它相提并论。

  司马迁在创作 《史记》 期间曾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施以腐刑(宫刑)。在此后的8年间,司马迁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部力作。在两个杰出文化人物之间发生这样的悲剧,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耻辱,才加深了司马迁对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他的封建异端和非正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使 《史记》 没有像绝大多数汉赋那样成为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所以,对司马迁来说受刑是悲剧,但对中国文化来说却是十分庆幸的事情。

  由于在 《史记》 中司马迁揭露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聚敛钱财的劣迹,以及官吏恭谨、朝臣阿谀、酷吏惨急、宫廷倾轧等败坏的社会风气,进一步触怒了当权者,所以在完成 《史记》 的公元前91年以后,司马迁就不知所终了,估计可能是遇害了。

  (二)司马相如和汉赋

  汉赋,亦称“古赋”,是西汉时期新兴的文学体裁,它是在屈原楚辞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长篇韵文。汉赋的特点是:手法铺张渲染,字义丰富无极,辞藻华丽富贵,典故网罗无数,行文变化多端,因此使人看起来极为富丽堂皇。其内容多以帝王、贵族的宫室苑囿、车骑田猎、巡游祭祀、声色犬马、服饰饮食等浮华生活为题材。这样的艺术特点和题材内容,最好不过地反映出西汉王朝鼎盛时期的时代风貌。所以,在西汉最强大的汉武帝时期,也是辞赋最兴盛的时代。后世统计,西汉的赋共700余篇,汉武帝时就有400余篇。

  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等。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唯一优秀作家,他的 《吊屈原赋》 和 《服鸟赋》 是汉赋中不可多得的“体物写志”之作,它们与西汉初期艰难时事局面是相符合的。枚乘的 《七发》 则是新赋体正式形成的标志。《七发》 的艺术特点是虽略显铺张但较为平易,显示出西汉文景时期社会逐渐趋于稳定的时代背景。而司马相如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无比强盛的时代,他的作品以壮阔的气势夸张地歌颂了汉武帝统治下的大一统帝国的气魄和声威,反映出西汉帝国无比的奢华和富丽,从而使其本人也成为西汉中期最伟大的辞赋家,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是 《子虚赋》 和 《上林赋》。扬雄则是西汉后期最伟大的辞赋家。

  汉赋的出现是西汉强盛文化的文学反映,没有这样的时代背景,汉赋至少不会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汉赋的艺术技巧,如对结构、用词、音韵的考究,用词力求新颖、华丽,“写物图貌,蔚以雕画”等给后世文学以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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