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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秦汉文化大一统特征的主要体现
秦汉文化大一统特征的体现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专制皇权的创建与初步完善；二是专制思想的确立。
一、皇帝制度的创建与初步完善
皇帝制度的创建是秦汉时期一项伟大的文化杰作，它不仅影响了以后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一直到１９１１年才退出历史舞台，而且直到今天其在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在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时代，它既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将中华民族带入险些灭亡的境地。
（一）“皇帝”名号的确定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秦王嬴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确定个名号。先秦时期，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都称“王”，战国中期以后随着东周天子的彻底失势，诸侯国的国君也开始称王。最先称王的是魏惠王，以后其他诸侯国君纷纷效仿。秦国从秦孝公的儿子惠文王开始称王。
现在，所有的诸侯王都已被击败，自感取得前无古人的业绩、功高盖世的秦王嬴政再不愿意以称“王”来取荣了。他对众臣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他让众臣议定出一个新的名号。诸大臣尚跳不出传统思维的束缚，认为古时有天皇、地皇和泰皇，而天、地是不能被人所替代的，那么算起来只有“泰皇”最为尊贵，于是建议嬴政称“泰皇”。其实，嬴政早有想法，他认为自己既有三皇之德，又有五帝之功，功德无量，何不采“三皇五帝”之合，于是他下令自己的称号为“皇帝”，并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从此人们称其为秦始皇。
嬴政发明的“皇帝”一称是亘古以来最崇高的名号，以后历代最高统治者也都把它作为自己的专称。
（二）避讳和专享制度的规定
为了使皇帝神圣化、威严化，使人人敬畏，不敢冒犯，秦始皇创立了与之相关的避讳制度，严禁臣民在言语和文字中涉及皇帝的名字。秦始皇名政，于是他下令将“正月”改称“端月”，或者“正”字发“征”的音。不仅皇帝的名字要避讳，同音字也要避讳。如秦时地方基层单位的长官“里正”改称“里典”。另外，皇帝家人的名字也须避讳。如秦始皇的父亲因名为子楚，所以楚国、楚地在秦朝时改称“荆国”、“荆地”。不仅如此，因古人竖行写字，所以避讳制度还规定，在文稿中凡出现“皇帝”、“始皇帝”等字样或与之同义的词句，均必须抬头，另行顶格书写，以免造成压迫皇帝之感。避讳制度为后世继承。如西汉武帝的孙子宣帝名刘询，从此生活在战国的荀况改称孙卿；东汉光武帝名刘秀，于是秀才改称茂才，等等。
皇帝专享制度则严禁臣民滥用专归皇帝的“名物”，如皇帝的自称“朕”。“朕”在秦统一以前任何贵族都可以用来表示“我”的意思，但是自秦以后则成为皇帝独享的用语，其他人再用将没有好果子吃。再如，皇帝专用的御印称“玺”。秦以前，贵族的印都可以称“玺”，但是现在只有皇帝的御印才可以称“玺”，而且只有皇帝才能用玉质的玺。另外，秦始皇还同意众臣提出的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的建议。制，为皇帝关于制度的命令；诏，为皇帝诏告臣民的一般命令。其他如秦始皇的服饰、车马等也都有一套显示其“唯我独尊”的制度。
这种专享制度在汉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时规定：“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称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以后各代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制度。
（三）名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名位制度是皇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突出了皇帝的特殊地位，充分强调了由皇帝一人独治天下的制度，主要包括年号、庙号、谥号、尊号及陵寝号等。
１。年号
年号是历代帝王纪元所立的名号。一说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一说起于汉武帝元鼎时（公元前１１６—前１１１年）。秦始皇、秦二世、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均没有年号，都是以数字表示，如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２１３年，焚书）、汉高祖七年（公元前２００年，白登之围）、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楚七国之乱）等。汉武帝以后，历代封建帝王，不管是统一政权的皇帝，还是分裂割据政权的君主，均通过颁布或改定年号来确立自己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在古代，年号的改定一般为新帝即位或者遇有祥瑞及重大事故时进行，称为“改元”。历史上有的皇帝改元定号１０余次，有的于一年之内数改年号，都是出于某种目的。秦汉时期，汉武帝曾改元１１次，而东汉明帝在位１８年则只用一个年号“永平”。
年号初创时期多与祥瑞和重大变故有关，后来的年号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逐渐密切，往往反映着当时的时事和政局的特点，以及体现着皇帝治国的意向。到明清时，年号固定为一帝一号，每当原来的皇帝去世，便由嗣位皇帝或权贵们审时度势，制定并颁行新的年号，从中明显反映出嗣位皇帝的实际地位和治国意图。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体现他以武定国的尚武思想。其继任者朱允炆年号“建文”，意在建立文治。而明成祖朱棣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定年号为“永乐”，是希望造就永远安乐的局面。又如，晚清文宗奕詝去世，其子穆宗载淳年幼，由慈安、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因此确定年号为“同治”，等等。
２。庙号
庙号是皇帝死后受到后世祭祀的庙宇称号。按照古代的宗庙制度，只有有资格被祭祀的祖先才可建立庙堂。由于庙的数额有限，不是每一个皇帝死后都能享此“殊荣”，所以要根据死去皇帝的世系和在王朝政治中的地位来确定其祭祀地位，凡可享此“殊荣”的，称为祖或宗。开国皇帝都称为“祖”，如高祖、太祖、世祖等，其后则称“宗”，如太宗、世宗等，统称之为庙号。以汉王朝为例，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为太祖，汉文帝为太宗，汉武帝为世宗，汉宣帝为中宗；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为世祖，汉明帝为显宗，汉章帝为肃宗。当时，并非每一个皇帝都能建宗立庙的这种庙号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已死皇帝政绩行事的评价，用以对新即位皇帝进行鉴戒。
但是，这种庙号待遇上有所区别的做法，往往招致在位皇帝的反对。因为对自己死后难以确定是否能得庙号而怀反感，认为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格格不入，进而采取各种方式要求取消这种做法。唐代以后，庙号制度终于有了重大的变化，皇帝在死后都获得庙号，开国皇帝称“祖”，其余称“宗”，不再按照世系和政绩排位，以此加强皇帝的绝对权威，确立对本朝皇帝不容指摘的绝对崇高地位。不过，明成祖朱棣例外，他以燕王之身“靖难”夺取帝位，迁都北京，初庙号太宗，后来明世宗朱厚熜以朱棣重新奠定帝国大鸿基大业，功拟太祖，所以改庙号为“成祖”。
３。谥号
谥号是古时帝王或贵族死后按其生前的功业和品德所评定的一个称号，一般用一字或两个字来概括，目的是为了“褒善贬恶”。相传，这项制度始于西周初，周公曾作 《谥法》。“谥字”一般分为美、平、恶三类，用以褒、怜、贬。一生为善或建有功勋的，得美谥，如文、昭、敬、恭、庄、襄、烈等；志向未申、一生平淡或短命夭折的，得平谥，如怀、悼、哀、隐、闵等；行为背礼或作恶胡为的，得恶谥，如纣、炀、丑、昏、荡等。
秦统一后，秦始皇不再认可这项实行近千年的谥法制度。他认为，一方面谥法制度是儿子评议父亲，臣下评议君主，有损于作为天子的尊严，与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古人用作谥号的字只有三四十个，有时会出现父子谥号一样的情况，非常不妥。所以，秦始皇决定由他来确定后世子孙的排列，用从一到万的数字计，可以永远不相重复。这样，秦王朝就成了历史上唯一皇帝没有谥号的朝代。其实，秦始皇不废谥法，他所得到的谥字一定不会差，因为他统一中国，奠定许多封建制度基础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汉王朝恢复了谥法制度，谥号由礼官议定，群臣上奏，报请新皇帝裁决，并增加新的内容，旨在保持皇位的正统，提高已故和当今在位皇帝的统治权威。汉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了古风，帝王的谥号仅一二字，没有太过分的浮夸，也没有利用它进行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炫耀和溢美。例如：汉惠帝———爱民好与曰惠；汉文帝———经纬天地曰文；汉景帝———布义行刚曰景；汉武帝———威强睿德曰武；汉昭帝———圣闻周达曰昭；汉宣帝———圣善周闻曰宣；汉元帝———行义悦民曰元；汉成帝———安民立政曰成；汉哀帝———恭仁短折曰哀；汉平帝———布纲治纪曰平；光武帝———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汉明帝———照临四方曰明；汉章帝———温克令仪曰章；汉和帝———不刚不柔曰和；汉殇帝———短折不成曰殇；汉安帝———宽容和平曰安；汉顺帝———慈和偏服曰顺；汉冲帝———幼少在位曰冲；汉质帝———忠正无邪曰质；汉桓帝———克敌服远曰桓；汉灵帝———乱而不损曰灵；汉献帝———有智有圣曰献。
唐代以后，谥字逐渐增多，精心堆砌上许多赞美、颂扬、祝福的辞藻，为死去的皇帝歌功颂德，失去了谥号原来具有的可褒可贬之意，与死者生平事迹完全脱节。如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其谥号竟然是“体育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以昏聩懒惰著称、迷信道教而求长生、２０多年不见朝臣的明世宗朱厚熜的谥号竟然是：“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这些华而不实的赞美之辞，与其说是歌功颂德，还不如说是对其人其事的莫大讽刺。
４。尊号
尊号是在谥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死后被上尊号为高皇帝，当为上尊号之始，但唐朝以前并无定制。唐高宗李治当政时，接受群臣的公开吹捧，被尊为“天皇大帝”，是为皇帝活着上尊号之始。本来“皇帝”已经是至尊至贵的称号，但他们并不满足，还想在皇帝行列中更突出自己，尊上加尊，荣上加荣。武则天以女主自为皇帝，示意亲佞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自此，群臣上尊号便成为定制。唐玄宗李隆基以后，在位皇帝常多次接受群臣上尊号。如唐玄宗本人竟被６次上尊号，每次上尊号都增加两字，务求一尊再尊，最后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这种将本来应该在死后才能得到的谥号提前推加给活着的皇帝，使他们即时取得一切虚荣，求取畸形心态的满足的做法直接限制了谥号的作用。
５。陵寝号
陵寝号是对每一个皇帝死后坟墓的专用称呼。一般是根据死去皇帝一生的行事活动特点而概括拟定，例如长陵、茂陵、昭陵、乾陵等。
陵寝制度出现于战国，确立于东汉。它作为推崇至高无上的皇权、维护等级制度、巩固专制统治的一种手段，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历代皇帝生前都大规模地营建陵墓，并设有专门的官署守护和日常洒扫祀祠。陵寝号的内涵包括诸如世系、颂扬、尊崇、怀念、求佑等多方面的内容。
（四）尊君抑臣朝仪的制定
神化君权，还要有一套能体现出皇帝无上尊贵的朝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博采前代和六国礼仪，杂糅秦国自己的制度，取其合意的内容，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尊君抑臣的新的朝仪制度，以后到汉代进一步发展完善。司马迁在 《史记· 叔孙通列传》 中记载了汉高祖刘邦举行大典时的盛况：
天刚亮，众官在皇宫外集合完毕，然后在主持行礼的谒者引导下鱼贯进入宫门。宫廷院中，车骑步卒整齐威严地布列四周护卫着宫殿，院中还陈设着兵器、旌旗等物，以壮声势。众官获准进殿后，疾步前行。宫殿前的台阶上数百名皇帝的警卫———郎中，分立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进殿后依次排列，站在西侧，面向东方；文官丞相以下依次站立在东侧，面向西方。礼仪官大行排设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九宾之礼，由引赞者从殿上往下依次传呼唱谒。待众官站定之后，皇帝乘坐辇车从寝宫出来，仪仗官们手执旗帜传呼清道，导引各级官吏依次上前祝贺唱赞。行礼完毕，由皇帝赐宴。侍坐在殿上的官员都必须低垂着头，按尊卑等级挨次起身向皇帝祝酒上寿。酒过九巡，谒者传言“酒宴到此结束”，众官退出。饮宴时由御史执法，举止不合仪礼者立刻拖出。
这套礼仪制度是叔孙通根据古礼与秦仪杂就而成的，从中不仅体会出皇帝的无上威严，而且还可以体会到无上的荣耀，难怪刘邦第一次见到时乐得连称：“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在此之前，他那些起自布衣的将相们不是在朝堂上扎堆聊天，就是喝醉了酒拔刀乱砍柱子，或者痛哭流涕，或者喊叫叱骂，毫无规矩。有了这套肃穆威严的朝仪后，再没有人敢在朝堂之上放肆无礼了。
秦汉时所确立的尊君抑臣的朝仪制度不仅为以后专制皇帝所继承，而且得到不断发展———隋唐以前大臣在皇帝面前可以按席就坐，两宋时则只能站立两班，到明清时不仅双膝下跪而且张口必称“奴才”，皇帝与臣下的政治距离越拉越大。
皇帝制度还有许多内容，在此不再一一赘言。秦汉时期建立的这套皇帝制度，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专制制度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经过历朝历代的强化，到明清时期君主的权力终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来说，有了稳固的皇权，就有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度；有了稳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会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小农经济就会得到发展；而小农经济的繁荣发展反过来又继续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终于形成一个“怪圈”。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专制制度从最初的应运而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到最后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制度。
二、思想领域专制统治的初步实现
秦汉时期专制思想的确立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历时八九十年的时间。
秦始皇的统一是实践法家学说而取得的丰硕成果。统一以后他继续实践法家理论，下令在全国范围禁止私学，并通过焚烧诗书等举措对人们的思想进行强行划一，以求实现法家提倡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及“禁其心”、“禁其言”、“禁其事”的理想社会。秦始皇天真地认为既然能够运用法家学说完成统一，也一定能够运用它来实行长期有效的专制统治。但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法家学说只适合于战争年代而不适合于和平建设时期。力主实行严刑酷法统治的法家学说在和平建设时期成了极度“扰民”的反动理论，最终导致秦王朝“成也法家，败亦法家”，只统治了１５年时间便轰然倒塌。秦朝的灭亡，标志着运用法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失败，从此法家学说遭到历史的唾弃。
西汉初年，由于经历了战国末年的多年混战、秦王朝的暴政、秦末农民战争和４年的楚汉战争，社会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土地荒芜，粮食匮乏，牲畜大量死亡，国力极为虚弱，以致于皇帝在全国范围内竟然找不到４匹毛色一样的驾车马，有的大臣上朝甚至乘坐牛车。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不得不采用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经济。这一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在不断加强，尤其公元前１５４年汉景帝镇压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制度得到空前的加强，但黄老“清静无为”思想的盛行严重阻碍了皇权的进一步强化。
到西汉中期，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终于全面恢复起来。汉武帝时，国力已相当强大，经济富足。据称，粮仓里的粮食新粮盖旧粮已经堆不下，粮食把围挡都涨破了，流到了院子里；钱库里的铜钱长久不用，堆积太多，串钱的牛皮绳子都断了，散钱到处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抛弃了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改取主动出击的姿态，对外北击匈奴，对内削弱诸侯，以巩固大一统局面。与此同时，由于封建负担不断加重，土地兼并日渐严重，农民生活十分痛苦，不断爆发起义。凡此种种，使统治者感到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一方面为专制皇权的统治寻找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钳制臣民准备一套思想枷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董仲舒走上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约公元前１７９—前１０４年），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儒家公羊学派的大师，著有 《春秋繁露》 等书。他自小攻读 《春秋》，由于读书专心致志，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传说。景帝时他曾做过博士官，充当皇帝的顾问；武帝时在地方封国作相，还一度入狱，晚年退居在家，集众讲学。由于他名气很大，所以朝廷每有“大议”便派使者向他请教。
汉武帝即位之初，下令地方举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学大师身份应召，当选首列。从此以后，他投合当政者的口味，多次上书、对策，进而撰述、讲学，全面阐发自己的学说，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不过，董仲舒的学说已不是孔孟学说的原貌，他在采荀子之学的基础上，还杂糅了法家、阴阳家等诸子学说，按需所取，并将古典儒学神学化，所以称为“新儒术”。
董仲舒的“新儒术”首先鉴于统一、集权既是大势所趋又是汉武帝所追求的，于是搬出 《春秋》 一书进行穿凿附会，宣称 《春秋》 提倡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间最高的真理，古今通用，谁也不能违抗，并称：“君人者，国之元也。”其次，吸收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提出：大一统要统到皇帝身上，必须要绝对尊君；皇帝与臣民的关系是干和枝、本和末的关系，应该“强干弱枝，大本小末”，这种主次关系，绝对不容颠倒。他还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提出：君主阳，臣主阴。阳居主位，阴居次位，这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君臣的上尊下卑关系也永远是固定不变的。董仲舒还把荀子的思想加以总结精练，提出“三纲”思想，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它们当作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另外，董仲舒还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灾异谴告、天人感应等思想，提出：“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一方面为维护专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天来约束至高无上的皇权，避免因其恶性膨胀而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这样，董仲舒通过杂糅诸家学说及将古典儒学神学化，顺利地为汉武帝加强专制集权找到了成套的理论根据。
政治上加强专制集权，必然要求思想上也实现专制，董仲舒深知此道。他正式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建议立刻为汉武帝所采纳，并在朝中设立了倡导儒家学说的“五经博士”。于是，儒术很快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从此以后，人们只有读儒家的书才能当官，才会有前途，读其他诸子的书只能是自毁前程。因此，读书人全部被吸引到儒学上来，其他学说逐渐衰落，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彻底结束了。
从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学说一直是封建正统理论，直到封建时代结束，它成为维护专制皇权的思想武器。
一、皇帝制度的创建与初步完善
皇帝制度的创建是秦汉时期一项伟大的文化杰作，它不仅影响了以后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一直到１９１１年才退出历史舞台，而且直到今天其在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在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时代，它既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将中华民族带入险些灭亡的境地。
（一）“皇帝”名号的确定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秦王嬴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确定个名号。先秦时期，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都称“王”，战国中期以后随着东周天子的彻底失势，诸侯国的国君也开始称王。最先称王的是魏惠王，以后其他诸侯国君纷纷效仿。秦国从秦孝公的儿子惠文王开始称王。
现在，所有的诸侯王都已被击败，自感取得前无古人的业绩、功高盖世的秦王嬴政再不愿意以称“王”来取荣了。他对众臣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他让众臣议定出一个新的名号。诸大臣尚跳不出传统思维的束缚，认为古时有天皇、地皇和泰皇，而天、地是不能被人所替代的，那么算起来只有“泰皇”最为尊贵，于是建议嬴政称“泰皇”。其实，嬴政早有想法，他认为自己既有三皇之德，又有五帝之功，功德无量，何不采“三皇五帝”之合，于是他下令自己的称号为“皇帝”，并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从此人们称其为秦始皇。
嬴政发明的“皇帝”一称是亘古以来最崇高的名号，以后历代最高统治者也都把它作为自己的专称。
（二）避讳和专享制度的规定
为了使皇帝神圣化、威严化，使人人敬畏，不敢冒犯，秦始皇创立了与之相关的避讳制度，严禁臣民在言语和文字中涉及皇帝的名字。秦始皇名政，于是他下令将“正月”改称“端月”，或者“正”字发“征”的音。不仅皇帝的名字要避讳，同音字也要避讳。如秦时地方基层单位的长官“里正”改称“里典”。另外，皇帝家人的名字也须避讳。如秦始皇的父亲因名为子楚，所以楚国、楚地在秦朝时改称“荆国”、“荆地”。不仅如此，因古人竖行写字，所以避讳制度还规定，在文稿中凡出现“皇帝”、“始皇帝”等字样或与之同义的词句，均必须抬头，另行顶格书写，以免造成压迫皇帝之感。避讳制度为后世继承。如西汉武帝的孙子宣帝名刘询，从此生活在战国的荀况改称孙卿；东汉光武帝名刘秀，于是秀才改称茂才，等等。
皇帝专享制度则严禁臣民滥用专归皇帝的“名物”，如皇帝的自称“朕”。“朕”在秦统一以前任何贵族都可以用来表示“我”的意思，但是自秦以后则成为皇帝独享的用语，其他人再用将没有好果子吃。再如，皇帝专用的御印称“玺”。秦以前，贵族的印都可以称“玺”，但是现在只有皇帝的御印才可以称“玺”，而且只有皇帝才能用玉质的玺。另外，秦始皇还同意众臣提出的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的建议。制，为皇帝关于制度的命令；诏，为皇帝诏告臣民的一般命令。其他如秦始皇的服饰、车马等也都有一套显示其“唯我独尊”的制度。
这种专享制度在汉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时规定：“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称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以后各代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制度。
（三）名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名位制度是皇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突出了皇帝的特殊地位，充分强调了由皇帝一人独治天下的制度，主要包括年号、庙号、谥号、尊号及陵寝号等。
１。年号
年号是历代帝王纪元所立的名号。一说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一说起于汉武帝元鼎时（公元前１１６—前１１１年）。秦始皇、秦二世、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均没有年号，都是以数字表示，如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２１３年，焚书）、汉高祖七年（公元前２００年，白登之围）、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楚七国之乱）等。汉武帝以后，历代封建帝王，不管是统一政权的皇帝，还是分裂割据政权的君主，均通过颁布或改定年号来确立自己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在古代，年号的改定一般为新帝即位或者遇有祥瑞及重大事故时进行，称为“改元”。历史上有的皇帝改元定号１０余次，有的于一年之内数改年号，都是出于某种目的。秦汉时期，汉武帝曾改元１１次，而东汉明帝在位１８年则只用一个年号“永平”。
年号初创时期多与祥瑞和重大变故有关，后来的年号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逐渐密切，往往反映着当时的时事和政局的特点，以及体现着皇帝治国的意向。到明清时，年号固定为一帝一号，每当原来的皇帝去世，便由嗣位皇帝或权贵们审时度势，制定并颁行新的年号，从中明显反映出嗣位皇帝的实际地位和治国意图。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体现他以武定国的尚武思想。其继任者朱允炆年号“建文”，意在建立文治。而明成祖朱棣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定年号为“永乐”，是希望造就永远安乐的局面。又如，晚清文宗奕詝去世，其子穆宗载淳年幼，由慈安、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因此确定年号为“同治”，等等。
２。庙号
庙号是皇帝死后受到后世祭祀的庙宇称号。按照古代的宗庙制度，只有有资格被祭祀的祖先才可建立庙堂。由于庙的数额有限，不是每一个皇帝死后都能享此“殊荣”，所以要根据死去皇帝的世系和在王朝政治中的地位来确定其祭祀地位，凡可享此“殊荣”的，称为祖或宗。开国皇帝都称为“祖”，如高祖、太祖、世祖等，其后则称“宗”，如太宗、世宗等，统称之为庙号。以汉王朝为例，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为太祖，汉文帝为太宗，汉武帝为世宗，汉宣帝为中宗；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为世祖，汉明帝为显宗，汉章帝为肃宗。当时，并非每一个皇帝都能建宗立庙的这种庙号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已死皇帝政绩行事的评价，用以对新即位皇帝进行鉴戒。
但是，这种庙号待遇上有所区别的做法，往往招致在位皇帝的反对。因为对自己死后难以确定是否能得庙号而怀反感，认为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格格不入，进而采取各种方式要求取消这种做法。唐代以后，庙号制度终于有了重大的变化，皇帝在死后都获得庙号，开国皇帝称“祖”，其余称“宗”，不再按照世系和政绩排位，以此加强皇帝的绝对权威，确立对本朝皇帝不容指摘的绝对崇高地位。不过，明成祖朱棣例外，他以燕王之身“靖难”夺取帝位，迁都北京，初庙号太宗，后来明世宗朱厚熜以朱棣重新奠定帝国大鸿基大业，功拟太祖，所以改庙号为“成祖”。
３。谥号
谥号是古时帝王或贵族死后按其生前的功业和品德所评定的一个称号，一般用一字或两个字来概括，目的是为了“褒善贬恶”。相传，这项制度始于西周初，周公曾作 《谥法》。“谥字”一般分为美、平、恶三类，用以褒、怜、贬。一生为善或建有功勋的，得美谥，如文、昭、敬、恭、庄、襄、烈等；志向未申、一生平淡或短命夭折的，得平谥，如怀、悼、哀、隐、闵等；行为背礼或作恶胡为的，得恶谥，如纣、炀、丑、昏、荡等。
秦统一后，秦始皇不再认可这项实行近千年的谥法制度。他认为，一方面谥法制度是儿子评议父亲，臣下评议君主，有损于作为天子的尊严，与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古人用作谥号的字只有三四十个，有时会出现父子谥号一样的情况，非常不妥。所以，秦始皇决定由他来确定后世子孙的排列，用从一到万的数字计，可以永远不相重复。这样，秦王朝就成了历史上唯一皇帝没有谥号的朝代。其实，秦始皇不废谥法，他所得到的谥字一定不会差，因为他统一中国，奠定许多封建制度基础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汉王朝恢复了谥法制度，谥号由礼官议定，群臣上奏，报请新皇帝裁决，并增加新的内容，旨在保持皇位的正统，提高已故和当今在位皇帝的统治权威。汉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了古风，帝王的谥号仅一二字，没有太过分的浮夸，也没有利用它进行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炫耀和溢美。例如：汉惠帝———爱民好与曰惠；汉文帝———经纬天地曰文；汉景帝———布义行刚曰景；汉武帝———威强睿德曰武；汉昭帝———圣闻周达曰昭；汉宣帝———圣善周闻曰宣；汉元帝———行义悦民曰元；汉成帝———安民立政曰成；汉哀帝———恭仁短折曰哀；汉平帝———布纲治纪曰平；光武帝———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汉明帝———照临四方曰明；汉章帝———温克令仪曰章；汉和帝———不刚不柔曰和；汉殇帝———短折不成曰殇；汉安帝———宽容和平曰安；汉顺帝———慈和偏服曰顺；汉冲帝———幼少在位曰冲；汉质帝———忠正无邪曰质；汉桓帝———克敌服远曰桓；汉灵帝———乱而不损曰灵；汉献帝———有智有圣曰献。
唐代以后，谥字逐渐增多，精心堆砌上许多赞美、颂扬、祝福的辞藻，为死去的皇帝歌功颂德，失去了谥号原来具有的可褒可贬之意，与死者生平事迹完全脱节。如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其谥号竟然是“体育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以昏聩懒惰著称、迷信道教而求长生、２０多年不见朝臣的明世宗朱厚熜的谥号竟然是：“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这些华而不实的赞美之辞，与其说是歌功颂德，还不如说是对其人其事的莫大讽刺。
４。尊号
尊号是在谥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死后被上尊号为高皇帝，当为上尊号之始，但唐朝以前并无定制。唐高宗李治当政时，接受群臣的公开吹捧，被尊为“天皇大帝”，是为皇帝活着上尊号之始。本来“皇帝”已经是至尊至贵的称号，但他们并不满足，还想在皇帝行列中更突出自己，尊上加尊，荣上加荣。武则天以女主自为皇帝，示意亲佞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自此，群臣上尊号便成为定制。唐玄宗李隆基以后，在位皇帝常多次接受群臣上尊号。如唐玄宗本人竟被６次上尊号，每次上尊号都增加两字，务求一尊再尊，最后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这种将本来应该在死后才能得到的谥号提前推加给活着的皇帝，使他们即时取得一切虚荣，求取畸形心态的满足的做法直接限制了谥号的作用。
５。陵寝号
陵寝号是对每一个皇帝死后坟墓的专用称呼。一般是根据死去皇帝一生的行事活动特点而概括拟定，例如长陵、茂陵、昭陵、乾陵等。
陵寝制度出现于战国，确立于东汉。它作为推崇至高无上的皇权、维护等级制度、巩固专制统治的一种手段，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历代皇帝生前都大规模地营建陵墓，并设有专门的官署守护和日常洒扫祀祠。陵寝号的内涵包括诸如世系、颂扬、尊崇、怀念、求佑等多方面的内容。
（四）尊君抑臣朝仪的制定
神化君权，还要有一套能体现出皇帝无上尊贵的朝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博采前代和六国礼仪，杂糅秦国自己的制度，取其合意的内容，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尊君抑臣的新的朝仪制度，以后到汉代进一步发展完善。司马迁在 《史记· 叔孙通列传》 中记载了汉高祖刘邦举行大典时的盛况：
天刚亮，众官在皇宫外集合完毕，然后在主持行礼的谒者引导下鱼贯进入宫门。宫廷院中，车骑步卒整齐威严地布列四周护卫着宫殿，院中还陈设着兵器、旌旗等物，以壮声势。众官获准进殿后，疾步前行。宫殿前的台阶上数百名皇帝的警卫———郎中，分立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进殿后依次排列，站在西侧，面向东方；文官丞相以下依次站立在东侧，面向西方。礼仪官大行排设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九宾之礼，由引赞者从殿上往下依次传呼唱谒。待众官站定之后，皇帝乘坐辇车从寝宫出来，仪仗官们手执旗帜传呼清道，导引各级官吏依次上前祝贺唱赞。行礼完毕，由皇帝赐宴。侍坐在殿上的官员都必须低垂着头，按尊卑等级挨次起身向皇帝祝酒上寿。酒过九巡，谒者传言“酒宴到此结束”，众官退出。饮宴时由御史执法，举止不合仪礼者立刻拖出。
这套礼仪制度是叔孙通根据古礼与秦仪杂就而成的，从中不仅体会出皇帝的无上威严，而且还可以体会到无上的荣耀，难怪刘邦第一次见到时乐得连称：“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在此之前，他那些起自布衣的将相们不是在朝堂上扎堆聊天，就是喝醉了酒拔刀乱砍柱子，或者痛哭流涕，或者喊叫叱骂，毫无规矩。有了这套肃穆威严的朝仪后，再没有人敢在朝堂之上放肆无礼了。
秦汉时所确立的尊君抑臣的朝仪制度不仅为以后专制皇帝所继承，而且得到不断发展———隋唐以前大臣在皇帝面前可以按席就坐，两宋时则只能站立两班，到明清时不仅双膝下跪而且张口必称“奴才”，皇帝与臣下的政治距离越拉越大。
皇帝制度还有许多内容，在此不再一一赘言。秦汉时期建立的这套皇帝制度，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专制制度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经过历朝历代的强化，到明清时期君主的权力终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来说，有了稳固的皇权，就有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度；有了稳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会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小农经济就会得到发展；而小农经济的繁荣发展反过来又继续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终于形成一个“怪圈”。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专制制度从最初的应运而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到最后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制度。
二、思想领域专制统治的初步实现
秦汉时期专制思想的确立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历时八九十年的时间。
秦始皇的统一是实践法家学说而取得的丰硕成果。统一以后他继续实践法家理论，下令在全国范围禁止私学，并通过焚烧诗书等举措对人们的思想进行强行划一，以求实现法家提倡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及“禁其心”、“禁其言”、“禁其事”的理想社会。秦始皇天真地认为既然能够运用法家学说完成统一，也一定能够运用它来实行长期有效的专制统治。但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法家学说只适合于战争年代而不适合于和平建设时期。力主实行严刑酷法统治的法家学说在和平建设时期成了极度“扰民”的反动理论，最终导致秦王朝“成也法家，败亦法家”，只统治了１５年时间便轰然倒塌。秦朝的灭亡，标志着运用法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失败，从此法家学说遭到历史的唾弃。
西汉初年，由于经历了战国末年的多年混战、秦王朝的暴政、秦末农民战争和４年的楚汉战争，社会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土地荒芜，粮食匮乏，牲畜大量死亡，国力极为虚弱，以致于皇帝在全国范围内竟然找不到４匹毛色一样的驾车马，有的大臣上朝甚至乘坐牛车。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不得不采用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经济。这一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在不断加强，尤其公元前１５４年汉景帝镇压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制度得到空前的加强，但黄老“清静无为”思想的盛行严重阻碍了皇权的进一步强化。
到西汉中期，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终于全面恢复起来。汉武帝时，国力已相当强大，经济富足。据称，粮仓里的粮食新粮盖旧粮已经堆不下，粮食把围挡都涨破了，流到了院子里；钱库里的铜钱长久不用，堆积太多，串钱的牛皮绳子都断了，散钱到处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抛弃了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改取主动出击的姿态，对外北击匈奴，对内削弱诸侯，以巩固大一统局面。与此同时，由于封建负担不断加重，土地兼并日渐严重，农民生活十分痛苦，不断爆发起义。凡此种种，使统治者感到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一方面为专制皇权的统治寻找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钳制臣民准备一套思想枷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董仲舒走上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约公元前１７９—前１０４年），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儒家公羊学派的大师，著有 《春秋繁露》 等书。他自小攻读 《春秋》，由于读书专心致志，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传说。景帝时他曾做过博士官，充当皇帝的顾问；武帝时在地方封国作相，还一度入狱，晚年退居在家，集众讲学。由于他名气很大，所以朝廷每有“大议”便派使者向他请教。
汉武帝即位之初，下令地方举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学大师身份应召，当选首列。从此以后，他投合当政者的口味，多次上书、对策，进而撰述、讲学，全面阐发自己的学说，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不过，董仲舒的学说已不是孔孟学说的原貌，他在采荀子之学的基础上，还杂糅了法家、阴阳家等诸子学说，按需所取，并将古典儒学神学化，所以称为“新儒术”。
董仲舒的“新儒术”首先鉴于统一、集权既是大势所趋又是汉武帝所追求的，于是搬出 《春秋》 一书进行穿凿附会，宣称 《春秋》 提倡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间最高的真理，古今通用，谁也不能违抗，并称：“君人者，国之元也。”其次，吸收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提出：大一统要统到皇帝身上，必须要绝对尊君；皇帝与臣民的关系是干和枝、本和末的关系，应该“强干弱枝，大本小末”，这种主次关系，绝对不容颠倒。他还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提出：君主阳，臣主阴。阳居主位，阴居次位，这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君臣的上尊下卑关系也永远是固定不变的。董仲舒还把荀子的思想加以总结精练，提出“三纲”思想，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它们当作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另外，董仲舒还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灾异谴告、天人感应等思想，提出：“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一方面为维护专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天来约束至高无上的皇权，避免因其恶性膨胀而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这样，董仲舒通过杂糅诸家学说及将古典儒学神学化，顺利地为汉武帝加强专制集权找到了成套的理论根据。
政治上加强专制集权，必然要求思想上也实现专制，董仲舒深知此道。他正式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建议立刻为汉武帝所采纳，并在朝中设立了倡导儒家学说的“五经博士”。于是，儒术很快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从此以后，人们只有读儒家的书才能当官，才会有前途，读其他诸子的书只能是自毁前程。因此，读书人全部被吸引到儒学上来，其他学说逐渐衰落，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彻底结束了。
从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学说一直是封建正统理论，直到封建时代结束，它成为维护专制皇权的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