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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秦汉文化大一统特征形成的背景
秦汉时期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是大一统性。这种大一统性的实现，一是得益于文化统一的实现，二是为了满足小农经济的另外一个强烈要求。由于统一和小农经济的产生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所以大一统的实现也同样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
一、文化统一的完成
秦汉时期的文化统一是全方位的，它由秦朝建立开始，到汉朝基本定型，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其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一）地同域
“地同域”，即全国各地区都统一在一个政府的领导之下。秦王朝做了３ 方面的工作：一是毁坏战国时各国在国境上和交通要道上设置的军事要塞和各种阻碍；二是在全国修筑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三是在地方全面推行郡县制。汉王朝则主要是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
１。决通川防，夷毁险阻。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自己领地内的交通要道上，尤其是在与他国交界的边境线上，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以相互防范。统一以后，秦始皇为了不使反抗势力利用这些军事设施，下令拆除各国的一部分城郭，并决通川防，夷毁险阻。此举，不仅使中国境内浓厚的战争气氛逐渐消散，而且也便利了各地之间的交通往来。
２。构建水陆交通网络。
为了自己出巡各地的便利和运送军队开赴边疆或各地的需要，在统一后的第二年（公元前２２０年），秦始皇下令征调民力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道路，其中以驰道、直道最为重要。驰道主要有两条，均以秦王朝的都城咸阳为中心：一条向东，通原燕、齐地（今河北、山东一带），一直到海；另一条向东南，达原吴、楚之地（今江苏、浙江一带）。驰道阔５０步，约合今６９米，中间３丈宽为皇帝专用御道，用明显标志标出，除皇帝外任何人不得行走，道路两侧每隔３丈植松树一株。可以想像，这两条以咸阳为中心的绿茵大道在当时是何等的壮观。公元前２１２年，为了加强北部边疆的防御，秦始皇命令大将蒙恬主持修筑了直道。直道以咸阳为起点，向北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北）、上郡（今陕西北部）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南），其一半在山岭间，一半在草原上，全长１８００ 里（一说合今７００ 多公里），一路开山添壑，工程量巨大。据说今天在一些地区还能时隐时现地见到秦直道的痕迹。此外，在西南边疆（今云南、贵州一带），秦还开凿了“五尺道”———因宽五尺而得名；在南越之地（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新道”（亦称“越道”）。秦始皇在沟通全国道路交通的同时，还统一了以前各国各不相同的车制，实行“车同轨”政策，定车轴距宽６尺。
在水路方面，最著名的是灵渠的开凿。灵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西北，故又称“兴安运河”，还称“湘桂运河”。它是秦始皇为了进一步统一岭南，解决对百越用兵的军粮运输问题而命令史禄开凿的。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两条河流，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连接在了一起。秦汉以后，中原地区与岭南交通多取此道。到近代，由于公路、铁路的修筑，灵渠的航道作用才逐渐消失，现在它成为以灌溉为主的河渠，其水利作用不可低估。
秦始皇对全国水陆交通网络的修筑、开凿虽然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但是在客观上也便利了各地的交通往来，对于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３。在地方设置郡县。
秦王朝“地同域”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郡县制的确立。秦最初设置３６个郡，以后陆续增加到四十几个郡。在秦始皇决定全面推行郡县制以前，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些大臣曾提出应该在原燕、齐、楚等地实行分封制，将子弟分封出去作诸侯。这样既可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又可屏蔽秦王朝。这个建议被时任廷尉的李斯否决。秦始皇支持李斯，决定推行郡县制。
实际上，从秦王朝以后的发展来看，王绾等人的建议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地区远离秦王朝的统治中心，对秦王朝的离心力最大，不服势力猖獗，虽然秦始皇曾多次出巡到这里，威吓和镇压异己力量，但奏效不大，秦末战争的主要领导者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都出于原楚国的地界之上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秦始皇没有接受王绾的建议，而汉高祖刘邦却在不经意间实践了这个建议。楚汉战争中，出于打败项羽的需要，刘邦曾经分封过韩信、彭越、英布等７个异姓诸侯王。西汉建立以后，这些异姓诸侯王基本上都被解决掉了，但是刘邦又同时分封了９个同姓诸侯王。这９个同姓诸侯王所占的地盘加起来，远远超过西汉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在全部５３个郡之中，中央政府才控制１５个郡。不仅如此，各诸侯王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任命除国相以外的全部官吏，可以自行收税等。西汉初年，这些诸侯王年纪尚幼，对中央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到了汉景帝的时候终于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在西汉初期的同姓诸侯国中，以吴国势力最大。景帝前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王刘濞联合楚国等７个诸侯国起兵反叛，给中央朝廷造成极大的威胁，好在这次叛乱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以后，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实行“推恩令”，取消诸侯王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令其所有的儿子都享有继承权，强制诸侯王国裂土析产。他还利用《酎金律》，经常以诸侯助祭的黄金或酒不纯为由，剥夺他们的爵位，并设置“刺史”制度监督他们。终汉武帝之世，诸侯国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巩固。此后，虽然在西晋和明朝初期曾出现过引起政局动荡的分封制，但其他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实行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的行政制度，所以自古地方分裂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就扎不下根。
（二）书同文
“书同文”，即统一文字。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因而“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各国所使用的文字差异很大，甚至同一国内还存在着几种文字杂相使用的情况。当时主要流行的是古文、籀文和小篆３种字体。一般说来，东方６国主要通行古文，秦国则使用籀文和小篆。
古文亦称“蝌蚪文”，其字形没有一定体系，千变万化，很不一致；籀文亦称大篆，字形复杂，笔画繁多，不宜书写；小篆亦称“秦篆”，是从大篆演化而来的，其字形线条简单、均匀，较之大篆来说要更加整齐和定型，而且减少了许多异体字。
多种字形的存在，显然妨碍了秦王朝统一政令的实行和政权的巩固。于是，秦统一的当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便下令对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进行整理，规定以秦之小篆为统一书体，废除与秦国文字不相符的其他文字。根据秦始皇的命令，擅长书法的廷尉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用标准小篆体分别写成四言诗句的 《仓颉篇》、《爰历篇》 和《博学篇》，颁行全国，既作为蒙学教材，又作为统一标准文字的范本，责令实行。
就在秦始皇下令全国通用小篆的同时，有一种名为“隶书”的字形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隶书起源于草篆，实际上是书写得比较潦草或不甚规范的小篆，因此在文字结构上，草篆和小篆二者没有太大差别。以后，草篆发展为隶书，才与小篆的差别明显起来。到秦统一时，隶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的新书体。后来，经过一个名叫程邈的狱吏的改进、整理，使之更加定型化和规范化，所以历史上有“程邈作隶”之说。
由于隶书在笔画上变小篆的圆转为方折，在线条上变弧曲为直线，在结构上删繁就简、平整规范，因而书写方便，在社会上很快就流行起来。后来，不仅民间广为使用，就连秦王朝政府的文件，除重要诏书外一般也都使用隶书，其结果是小篆逐渐受到冷落而隶书大行。隶书的出现和流行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文字由古体转为今体的重要里程碑。到了西汉初年，隶书更加定型，最终完成了篆书隶变的过程并彻底统一了文字。
秦汉时期文字的统一，对于实现政令统一、思想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以统一的文字书写法令，便于各级官吏和百姓的了解和执行，可以真正做到“普施明法，经纬天下”，促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文字的统一也促进了经济、文化诸事业的发展。对后世而言，尽管各地方言始终不一，且割据局面不时出现，但文字一直是统一的，它使得中国境内各个地区人们对统一文化形成牢固的认同，这也是中华民族始终不曾分裂的原因之一。因此，秦汉时期统一文字的功绩，影响是深远的。
（三）币同形
“币同形”，即统一货币。秦统一以前，各国的货币形制差别很大。统一后，秦始皇下令废止六国货币，规定货币分为上、下两种：上币为黄金，以“溢”（又作“镒”）为单位，一溢合二十两；下币即原来秦国所使用的圆型方孔有廓的“圜钱”，铜质，重半两，为通常使用的货币，同时规定珠玉、龟贝和银锡等不再用作货币。秦之半两铜钱，在秦始皇兵马俑坑和秦代刑徒墓中曾出土过，一般直径为２。５～２，７７厘米之间，重量在２。５～３。３５克之间。
货币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家财政职能的行使，更重要的是便利了各地经济的交流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对巩固统一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由于这种圆形方孔铜钱铸造简单，使用方便，所以秦亡以后不仅为汉代所继承，而且此后两千余年流行不废。
（四）度同制
“度同制”，即统一度量衡制。战国时代，各国尽管在本国境内不同程度地统一了度量衡制，但各国之间差距很大。如以量器“升”为例，同样是一升，周制相当于今天的１９。９毫升，赵国为２１。１毫升，魏国是７１。４毫升，齐国相当于１６。４毫升，秦国相当于２０毫升。最高的魏国与最低的齐国居然相差５５毫升，这显然不利于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也和统一的大势不相吻合。于是，并六国后，秦始皇立即下令，以商鞅所统一的秦国的度量衡制单位为标准，颁行全国。具体做法是，收回商鞅及商鞅以后所颁布的度量衡标准器，在上面加刻秦始皇的诏书铭文后再发放各地，或者新制造一批标准器具发至各地，让地方照样仿作。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工作不是一时完成的，整个秦朝时期都在做这项工作，在一些标准器上还附刻有秦二世的诏书就是证明。秦朝这种刻有诏书的度量衡标准器在今天的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和江苏等地均有发现。由此可见，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的工作是成功的。度量衡制的统一，便利了秦王朝赋税的征收，也便利了各地经济的往来和商品交换，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五）行同伦
“行同伦”是秦始皇曾大力推行的政策，有３项主要内容。一是改化黔首，匡饰异俗。并六国后，秦王朝的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端正风俗，倡导封建文明的工作，并把这项工作与灭六国、统一中国的意义相提并论。关于这一点，从秦始皇巡游全国时四处留下的刻石颂辞中就可以看出来。秦始皇巡游全国各地，虽然主要是为了镇压不服，显示功绩，耀武扬威，以及亲眼看看自己统治的江山社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褒颂文明习俗、改化黔首、匡饰异俗的目的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秦始皇才会在之罘（今山东烟台之罘山）刻石中称颂自己改化黔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的丰功伟绩。
“行同伦”的第二项内容是以法为教，即让人们学会遵纪守法，不要随意触犯法令，以求得自身平安，并在各地设置掌教化的乡官———三老，随时教育乡民。这项工作从秦始皇琅邪刻石中称颂自己“匡饰异俗”，“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使黔首“欢欣奉教，尽知法度”等内容看也是卓有成效的。
“行同伦”的第三项内容是教育臣民注意男女大防，不要乱搞男女关系。如秦始皇在泰山刻石称：“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思是：贵贱清楚分明，男女依礼有别，各自谨守职事，内外分别醒目，没有不当关系，德行延及后代。把男女恪守两性大防作为自己的一大功绩来歌颂，可见秦始皇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秦始皇对婚姻家庭的关心一直到他临死之前。在去世的前一年（公元前２１１年），他在会稽（今浙江绍兴）留下的颂辞称：“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意思是：女子有夫弃子而嫁，背叛丈夫不守贞洁（都应当治罪）；分别内外之礼，禁止纵欲放荡，男女都应洁诚。丈夫如像不归圈的公猪一样在外淫乱，妻子可杀之且无罪，故男子也要注意谨守规矩。妻子弃夫逃嫁，使子女失去母亲，都要感化清正。为端正社会风俗，秦始皇用了毕生的时间，到死方休。
秦始皇在涤除陋俗，倡导文明风俗方面的工作，既巩固了秦政权的统一，同时通过融会各地风俗习惯，摒弃秽俗，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取向、共同伦理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的文化统一举措有力地增强了秦汉版图内各区域人们的文化共鸣和文化认同，为文化大一统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小农经济的呼唤
前面已述，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一是非常脆弱，它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所以它要求中国境内的各个农业区必须统一起来，以为自己提供稳定的生存环境。但是，仅仅集权中央而不实行专制，权力由几个人来掌握，即实行寡头统治，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例如古罗马的“前三头政治”和“后三头政治”，前者以恺撒为首，后者以屋大维为首，都实行寡头统治，但最终均不免于爆发战争，劳民伤财。所以，公元前３０年屋大维干脆实行“元首制”，建立起君主制度，强化统治，使庞大的罗马帝国走向辉煌。
对于实行专制统治的问题，先秦的思想家们也进行过理论探讨，如 《吕氏春秋》 说：“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专”的古字）之也。一则治，两则乱。”这种强调不实行专制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思想，显然是顺应了当时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
由于“一则治，两则乱”，而“乱”就会影响小农经济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小农经济出于使自己得到完全、彻底保护的目的，不仅要求实现统一，而且要求实现一统；不仅要求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且要求必须由专制君主领导这个中央集权制政府。所以，秦汉时期一统天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乃是小农经济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小农经济要求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府不仅一统政治、一统军事、一统经济，而且一统文化思想；不仅要求它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消除一切不利于一统的因素，而且在经济上要求它必须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为自身提供最强有力的保护。
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因为，小农经济非常脆弱的特点还有一个表现，就是非常惧怕商品经济的冲击。其实，小农经济并不绝对排斥商业，因为它虽以男耕女织的经营模式基本保证自给自足，但不可能做到完全自给，它也需要通过简单的交换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比如小农经济自己不能生产的铁器、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就不得不依赖市场。但是，小农经济不喜欢非常活跃的商品经济，更不愿意看到发达的商业市场，因为发达、活跃的商品经济，一是会将大量农业人口吸引走，造成劳动力投入不足，影响农业生产；二是商业资本对土地的兼并会造成小农经济的大量破产。所以，小农经济坚决要求重农抑商。不仅如此，小农经济遭到破坏，必然导致建筑在其基础之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崩溃。同时，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许多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尤其从中产生出的资本主义萌芽更是会成长为封建主义的掘墓力量。所以，一是为了满足小农经济的要求，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也必然要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秦汉时期，专制皇权与中央集权已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在封建社会前期，这种结合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府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而且曾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并保持着长久的领先地位。
一、文化统一的完成
秦汉时期的文化统一是全方位的，它由秦朝建立开始，到汉朝基本定型，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其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一）地同域
“地同域”，即全国各地区都统一在一个政府的领导之下。秦王朝做了３ 方面的工作：一是毁坏战国时各国在国境上和交通要道上设置的军事要塞和各种阻碍；二是在全国修筑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三是在地方全面推行郡县制。汉王朝则主要是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
１。决通川防，夷毁险阻。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自己领地内的交通要道上，尤其是在与他国交界的边境线上，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以相互防范。统一以后，秦始皇为了不使反抗势力利用这些军事设施，下令拆除各国的一部分城郭，并决通川防，夷毁险阻。此举，不仅使中国境内浓厚的战争气氛逐渐消散，而且也便利了各地之间的交通往来。
２。构建水陆交通网络。
为了自己出巡各地的便利和运送军队开赴边疆或各地的需要，在统一后的第二年（公元前２２０年），秦始皇下令征调民力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道路，其中以驰道、直道最为重要。驰道主要有两条，均以秦王朝的都城咸阳为中心：一条向东，通原燕、齐地（今河北、山东一带），一直到海；另一条向东南，达原吴、楚之地（今江苏、浙江一带）。驰道阔５０步，约合今６９米，中间３丈宽为皇帝专用御道，用明显标志标出，除皇帝外任何人不得行走，道路两侧每隔３丈植松树一株。可以想像，这两条以咸阳为中心的绿茵大道在当时是何等的壮观。公元前２１２年，为了加强北部边疆的防御，秦始皇命令大将蒙恬主持修筑了直道。直道以咸阳为起点，向北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北）、上郡（今陕西北部）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南），其一半在山岭间，一半在草原上，全长１８００ 里（一说合今７００ 多公里），一路开山添壑，工程量巨大。据说今天在一些地区还能时隐时现地见到秦直道的痕迹。此外，在西南边疆（今云南、贵州一带），秦还开凿了“五尺道”———因宽五尺而得名；在南越之地（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新道”（亦称“越道”）。秦始皇在沟通全国道路交通的同时，还统一了以前各国各不相同的车制，实行“车同轨”政策，定车轴距宽６尺。
在水路方面，最著名的是灵渠的开凿。灵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西北，故又称“兴安运河”，还称“湘桂运河”。它是秦始皇为了进一步统一岭南，解决对百越用兵的军粮运输问题而命令史禄开凿的。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两条河流，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连接在了一起。秦汉以后，中原地区与岭南交通多取此道。到近代，由于公路、铁路的修筑，灵渠的航道作用才逐渐消失，现在它成为以灌溉为主的河渠，其水利作用不可低估。
秦始皇对全国水陆交通网络的修筑、开凿虽然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但是在客观上也便利了各地的交通往来，对于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３。在地方设置郡县。
秦王朝“地同域”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郡县制的确立。秦最初设置３６个郡，以后陆续增加到四十几个郡。在秦始皇决定全面推行郡县制以前，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些大臣曾提出应该在原燕、齐、楚等地实行分封制，将子弟分封出去作诸侯。这样既可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又可屏蔽秦王朝。这个建议被时任廷尉的李斯否决。秦始皇支持李斯，决定推行郡县制。
实际上，从秦王朝以后的发展来看，王绾等人的建议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地区远离秦王朝的统治中心，对秦王朝的离心力最大，不服势力猖獗，虽然秦始皇曾多次出巡到这里，威吓和镇压异己力量，但奏效不大，秦末战争的主要领导者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都出于原楚国的地界之上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秦始皇没有接受王绾的建议，而汉高祖刘邦却在不经意间实践了这个建议。楚汉战争中，出于打败项羽的需要，刘邦曾经分封过韩信、彭越、英布等７个异姓诸侯王。西汉建立以后，这些异姓诸侯王基本上都被解决掉了，但是刘邦又同时分封了９个同姓诸侯王。这９个同姓诸侯王所占的地盘加起来，远远超过西汉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在全部５３个郡之中，中央政府才控制１５个郡。不仅如此，各诸侯王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任命除国相以外的全部官吏，可以自行收税等。西汉初年，这些诸侯王年纪尚幼，对中央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到了汉景帝的时候终于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在西汉初期的同姓诸侯国中，以吴国势力最大。景帝前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王刘濞联合楚国等７个诸侯国起兵反叛，给中央朝廷造成极大的威胁，好在这次叛乱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以后，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实行“推恩令”，取消诸侯王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令其所有的儿子都享有继承权，强制诸侯王国裂土析产。他还利用《酎金律》，经常以诸侯助祭的黄金或酒不纯为由，剥夺他们的爵位，并设置“刺史”制度监督他们。终汉武帝之世，诸侯国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巩固。此后，虽然在西晋和明朝初期曾出现过引起政局动荡的分封制，但其他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实行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的行政制度，所以自古地方分裂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就扎不下根。
（二）书同文
“书同文”，即统一文字。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因而“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各国所使用的文字差异很大，甚至同一国内还存在着几种文字杂相使用的情况。当时主要流行的是古文、籀文和小篆３种字体。一般说来，东方６国主要通行古文，秦国则使用籀文和小篆。
古文亦称“蝌蚪文”，其字形没有一定体系，千变万化，很不一致；籀文亦称大篆，字形复杂，笔画繁多，不宜书写；小篆亦称“秦篆”，是从大篆演化而来的，其字形线条简单、均匀，较之大篆来说要更加整齐和定型，而且减少了许多异体字。
多种字形的存在，显然妨碍了秦王朝统一政令的实行和政权的巩固。于是，秦统一的当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便下令对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进行整理，规定以秦之小篆为统一书体，废除与秦国文字不相符的其他文字。根据秦始皇的命令，擅长书法的廷尉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用标准小篆体分别写成四言诗句的 《仓颉篇》、《爰历篇》 和《博学篇》，颁行全国，既作为蒙学教材，又作为统一标准文字的范本，责令实行。
就在秦始皇下令全国通用小篆的同时，有一种名为“隶书”的字形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隶书起源于草篆，实际上是书写得比较潦草或不甚规范的小篆，因此在文字结构上，草篆和小篆二者没有太大差别。以后，草篆发展为隶书，才与小篆的差别明显起来。到秦统一时，隶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的新书体。后来，经过一个名叫程邈的狱吏的改进、整理，使之更加定型化和规范化，所以历史上有“程邈作隶”之说。
由于隶书在笔画上变小篆的圆转为方折，在线条上变弧曲为直线，在结构上删繁就简、平整规范，因而书写方便，在社会上很快就流行起来。后来，不仅民间广为使用，就连秦王朝政府的文件，除重要诏书外一般也都使用隶书，其结果是小篆逐渐受到冷落而隶书大行。隶书的出现和流行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文字由古体转为今体的重要里程碑。到了西汉初年，隶书更加定型，最终完成了篆书隶变的过程并彻底统一了文字。
秦汉时期文字的统一，对于实现政令统一、思想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以统一的文字书写法令，便于各级官吏和百姓的了解和执行，可以真正做到“普施明法，经纬天下”，促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文字的统一也促进了经济、文化诸事业的发展。对后世而言，尽管各地方言始终不一，且割据局面不时出现，但文字一直是统一的，它使得中国境内各个地区人们对统一文化形成牢固的认同，这也是中华民族始终不曾分裂的原因之一。因此，秦汉时期统一文字的功绩，影响是深远的。
（三）币同形
“币同形”，即统一货币。秦统一以前，各国的货币形制差别很大。统一后，秦始皇下令废止六国货币，规定货币分为上、下两种：上币为黄金，以“溢”（又作“镒”）为单位，一溢合二十两；下币即原来秦国所使用的圆型方孔有廓的“圜钱”，铜质，重半两，为通常使用的货币，同时规定珠玉、龟贝和银锡等不再用作货币。秦之半两铜钱，在秦始皇兵马俑坑和秦代刑徒墓中曾出土过，一般直径为２。５～２，７７厘米之间，重量在２。５～３。３５克之间。
货币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家财政职能的行使，更重要的是便利了各地经济的交流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对巩固统一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由于这种圆形方孔铜钱铸造简单，使用方便，所以秦亡以后不仅为汉代所继承，而且此后两千余年流行不废。
（四）度同制
“度同制”，即统一度量衡制。战国时代，各国尽管在本国境内不同程度地统一了度量衡制，但各国之间差距很大。如以量器“升”为例，同样是一升，周制相当于今天的１９。９毫升，赵国为２１。１毫升，魏国是７１。４毫升，齐国相当于１６。４毫升，秦国相当于２０毫升。最高的魏国与最低的齐国居然相差５５毫升，这显然不利于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也和统一的大势不相吻合。于是，并六国后，秦始皇立即下令，以商鞅所统一的秦国的度量衡制单位为标准，颁行全国。具体做法是，收回商鞅及商鞅以后所颁布的度量衡标准器，在上面加刻秦始皇的诏书铭文后再发放各地，或者新制造一批标准器具发至各地，让地方照样仿作。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工作不是一时完成的，整个秦朝时期都在做这项工作，在一些标准器上还附刻有秦二世的诏书就是证明。秦朝这种刻有诏书的度量衡标准器在今天的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和江苏等地均有发现。由此可见，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的工作是成功的。度量衡制的统一，便利了秦王朝赋税的征收，也便利了各地经济的往来和商品交换，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五）行同伦
“行同伦”是秦始皇曾大力推行的政策，有３项主要内容。一是改化黔首，匡饰异俗。并六国后，秦王朝的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端正风俗，倡导封建文明的工作，并把这项工作与灭六国、统一中国的意义相提并论。关于这一点，从秦始皇巡游全国时四处留下的刻石颂辞中就可以看出来。秦始皇巡游全国各地，虽然主要是为了镇压不服，显示功绩，耀武扬威，以及亲眼看看自己统治的江山社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褒颂文明习俗、改化黔首、匡饰异俗的目的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秦始皇才会在之罘（今山东烟台之罘山）刻石中称颂自己改化黔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的丰功伟绩。
“行同伦”的第二项内容是以法为教，即让人们学会遵纪守法，不要随意触犯法令，以求得自身平安，并在各地设置掌教化的乡官———三老，随时教育乡民。这项工作从秦始皇琅邪刻石中称颂自己“匡饰异俗”，“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使黔首“欢欣奉教，尽知法度”等内容看也是卓有成效的。
“行同伦”的第三项内容是教育臣民注意男女大防，不要乱搞男女关系。如秦始皇在泰山刻石称：“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思是：贵贱清楚分明，男女依礼有别，各自谨守职事，内外分别醒目，没有不当关系，德行延及后代。把男女恪守两性大防作为自己的一大功绩来歌颂，可见秦始皇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秦始皇对婚姻家庭的关心一直到他临死之前。在去世的前一年（公元前２１１年），他在会稽（今浙江绍兴）留下的颂辞称：“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意思是：女子有夫弃子而嫁，背叛丈夫不守贞洁（都应当治罪）；分别内外之礼，禁止纵欲放荡，男女都应洁诚。丈夫如像不归圈的公猪一样在外淫乱，妻子可杀之且无罪，故男子也要注意谨守规矩。妻子弃夫逃嫁，使子女失去母亲，都要感化清正。为端正社会风俗，秦始皇用了毕生的时间，到死方休。
秦始皇在涤除陋俗，倡导文明风俗方面的工作，既巩固了秦政权的统一，同时通过融会各地风俗习惯，摒弃秽俗，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取向、共同伦理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的文化统一举措有力地增强了秦汉版图内各区域人们的文化共鸣和文化认同，为文化大一统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小农经济的呼唤
前面已述，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一是非常脆弱，它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所以它要求中国境内的各个农业区必须统一起来，以为自己提供稳定的生存环境。但是，仅仅集权中央而不实行专制，权力由几个人来掌握，即实行寡头统治，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例如古罗马的“前三头政治”和“后三头政治”，前者以恺撒为首，后者以屋大维为首，都实行寡头统治，但最终均不免于爆发战争，劳民伤财。所以，公元前３０年屋大维干脆实行“元首制”，建立起君主制度，强化统治，使庞大的罗马帝国走向辉煌。
对于实行专制统治的问题，先秦的思想家们也进行过理论探讨，如 《吕氏春秋》 说：“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专”的古字）之也。一则治，两则乱。”这种强调不实行专制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思想，显然是顺应了当时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
由于“一则治，两则乱”，而“乱”就会影响小农经济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小农经济出于使自己得到完全、彻底保护的目的，不仅要求实现统一，而且要求实现一统；不仅要求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且要求必须由专制君主领导这个中央集权制政府。所以，秦汉时期一统天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乃是小农经济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小农经济要求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府不仅一统政治、一统军事、一统经济，而且一统文化思想；不仅要求它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消除一切不利于一统的因素，而且在经济上要求它必须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为自身提供最强有力的保护。
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因为，小农经济非常脆弱的特点还有一个表现，就是非常惧怕商品经济的冲击。其实，小农经济并不绝对排斥商业，因为它虽以男耕女织的经营模式基本保证自给自足，但不可能做到完全自给，它也需要通过简单的交换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比如小农经济自己不能生产的铁器、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就不得不依赖市场。但是，小农经济不喜欢非常活跃的商品经济，更不愿意看到发达的商业市场，因为发达、活跃的商品经济，一是会将大量农业人口吸引走，造成劳动力投入不足，影响农业生产；二是商业资本对土地的兼并会造成小农经济的大量破产。所以，小农经济坚决要求重农抑商。不仅如此，小农经济遭到破坏，必然导致建筑在其基础之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崩溃。同时，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许多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尤其从中产生出的资本主义萌芽更是会成长为封建主义的掘墓力量。所以，一是为了满足小农经济的要求，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也必然要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秦汉时期，专制皇权与中央集权已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在封建社会前期，这种结合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府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而且曾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并保持着长久的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