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第三节 春秋战国文化趋一性特征的主要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５５０年，既是中国文化辉煌的元典时代，也是中国文化趋向统一的辉煌时代。这一时期，统一的市场业已形成，趋于一致的政治制度在各国业已建立，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华夏族基本形成。

　　一、统一的市场业已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代，随着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经济联系大大加强。

　　前面已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经十分发达。农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可能，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小手工业者。当时，不仅个体经营的小手工业者逐渐增多，在官营手工业之外，经营私营手工业的“豪民”人数也不少。这个时期，最发达的行业要属冶铁业和制盐业，其他如冶铜业、漆器业、建筑业、制陶业、皮革业和纺织业等也都有很大进步。由于受地理条件和技术传统的影响，有些新兴手工业往往在某些地区优先发展，形成了一些地区性的手工业。像楚国的漆器、铁兵器、铜镜等部门比较发达，中原国家则是金属细工比较发达，长江下游的釉陶制造业比较先进。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得商人在市场中的活动非常活跃。战国时代，不仅统治者所需的日用品和奢侈品都依赖于市场，农民和手工业者也经常把各自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易。当时，几乎每个城市中都划出一块或一块以上的地区作为人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就连一些军队驻扎地也出现了“军市”。适应商品交换的发展，被称为“通货”或“通施”的金属货币也已广泛流行。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又促进了各个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各地间经济联系的加强还得益于水陆交通的发达。当时著名的人工水道有两条：一条在中原地区，即魏国在魏惠王时（公元前３６０年）开通的鸿沟（在今河南省境内），它使黄河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等相沟通，形成了黄淮平原上的水道交通网，对促进全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巨大作用。后来秦朝灭亡后，楚汉相争时曾以鸿沟为界，东面属楚，西面归汉，于是后世称界限分明为“划若鸿沟”。第二条在东部地区，即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而在长江和淮河间开凿的邗沟（在今江苏省境内），时间是公元前４８６年，它不仅沟通了江淮两大水系，而且北面还与济水、沂水相沟通，其作用和影响及于后世许多年。

　　南方由于天然水道的便利，水路交通更是发达，其水运首推长江。长江上通巴蜀，下达吴越，沟通东西，甚是方便。巴蜀的大船“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在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的四周，水道纵横，水上交通更是四通八达。

　　战国时代各国间陆路交通也有发展。在魏国、赵国和齐国之间有一条交错的交通大道，叫做“午道”，是当时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从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虎牢关）沿黄河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有一条交通大道，叫做“成皋之路”，东方各国联合攻秦经常是由此进军的，因此也是军事上必争之地。从方城（今河南方城东北）往东，有一条大道，叫做“夏路”，是中原地区通往楚国的重要交通线；往东南则有道可通下蔡（今安徽凤台）、居巢（今安徽寿县东南）等地。从汉中越七盘岭进入四川，有一条要道，叫做“石牛道”，亦称“金牛道”，是汉中通往巴蜀的重要交通线。另外，在太行山地区，通过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孟门（今河南辉县西）、天门（今山西晋城南）、轵道（今河南济源西北），有许多条通过太行山的重要交通线，沟通太行山两边地区，这些道路统称为“太行之道”。战国时代陆路交通的发达虽然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但对于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无疑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到战国后期，陆路交通更加发达。比如秦国为了解决蜀地的交通困难，在陡峭的崖壁上修筑了“栈道千里”，这是陆路交通的重大发展。

　　当时交通最为发达的要属“无有名山大川之阻”的魏国。据史载，其地“诸侯四通，条达辐凑”，“从郢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这样的地理环境及便利的交通条件，虽有利于商业往来及本国军队的调动，但当强敌来攻时也会为敌人提供方便，而使自己陷于不利之地。

　　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交通条件的便利，使得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大为加强。尤其到战国后期，各地出产的手工业原料，包括各种木材、矿物、水产、海产、鸟兽的牙骨皮毛等，已运销全国以供手工业生产之需，同时各地重要的手工业产品也向全国行销，其中最主要的商品还是各地的特产。如秦国市场上就有来自齐国的百绢、西方昆仑山的宝玉、西蜀的颜料丹砂和曾青、北方的駃騠（马的一种），以及楚国的铜、锡、鼍（鳄鱼的一种）皮鼓及珠子、犀牛、象牙等工业品。各地经济上的广泛联系已经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程度，从而促使中国文化走向统一。

　　二、趋于一致的政治制度业已建立

　　从战国初期到中期，魏、赵、韩、齐、楚、秦、燕７国的社会改革前后共经历了一百多年。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不同，社会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很不一致，经历的曲折和反复也不尽相同，但基本的趋势都是地主阶级的专政代替奴隶主贵族的专政，在政治制度上都建立了封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尽管有的国家可能君权稍弱些，中央集权稍差点，但从总的情况看基本上取消了以前旧的政治体系，并逐渐趋于一致。

　　战国时各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官僚政治机构。这种新的封建制的行政机构体系一般分为中央、郡、县３级。中央政府官僚机构以丞相（亦称相、相邦、相国等，楚国则称令尹）为首，辅佐国王，统筹全局；将军（或称将，楚国则称柱国或上柱国），为武官之长，负责统兵打仗。中国古代文武官职比较明显的区分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地方政府分为郡、县两级。郡出现于春秋时期，起初是设立在边境要地的行政区划，地位较之县要低。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到战国时郡逐渐发展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郡内设若干县。郡设守或太守为长官，县设县令（长）为长官。县以下还有乡、里。另外，还有属于军事组织性质的亭。七国之中只有齐国始终没有设郡，而是设立类似于郡的都，长官称大夫。

　　这种官僚机构的最基本特点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级主要官吏都必须由国王来任免，并对国王负责。官吏上任时，由国王颁发印玺，作为任官的凭证，免职时收回。地方官每年年终要将自己辖境内的户口、垦田、租税收入及治安情况上报中央，称为“上计”。国王根据上计来考核官吏的政绩，作为升降或任免的依据。这样就改变了过去完全由贵族担任官卿的制度，相对来说可以将一些有才之士放在领导岗位，有利于封建统治和巩固国家政权。这种官僚机构还有一个特点是，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国王手中，国王掌握着国家所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军事权、财政权、司法权及用人权等。在国中，只有国王有权发布命令、下达军令、颁布法令等，各级官吏只能服从、执行和提出建议，所以叫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是中国人在历经数百年磨难，牺牲无数生命之后才摸索出来的一种新型的封建制的政治制度，它彻底改变了以前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消除了西周分封制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有力地维护了君权，维护了封建政治统治。尤其是，它还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为之提供了稳定的、强有力的保护。这一话题将在下一章谈论。

　　与这种官僚政治机构相适应，各国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吏俸禄制度，即由封建国家来支付各级官吏的职务薪水及养家费用，主要是实物。当时各国计算俸禄的单位虽然各不相同，如齐国和魏国以“钟”为单位计算，赵国、韩国、秦国、燕国以“石”为计算单位，楚国以“担”为计算单位，俸禄高者可达万石、万钟、万担，但是具体制度内容都是差不多的。俸禄制度的实行，取消了分封土地或赐田、赏田给各级官吏的做法，至少不再大规模地进行了，从而使国家的土地不再被分割，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能直接听命于国王，这样就减少了分裂割据的可能性。

　　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各国军事制度也趋于一致。在兵役制度方面，各国基本上都实行郡县征兵制，即以郡县为单位征发兵役，征召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另外，各国还建立了常备兵制度。常备兵是经过考选并且受过专门训练的部队，像当时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都属于这类常备兵。由于他们的战斗力很强，所以构成了军队中的主力。郡县征兵制和常备兵制度的建立也是封建制度的确立所带来的成果。在奴隶制时代，当兵打仗以获得荣誉是一种只有自由人才能享有的权利，这一点中国如此，古罗马更是如此。在中国奴隶制时代，军队的主力是身着铠甲的甲士，他们由贵族和平民的上层充当，奴隶虽然也有不少在军中服役，但基本上都是从事后勤或杂役工作，即便上阵冲杀，也不过是充当炮灰而已。封建制的建立不仅取消了兵役制度方面的这些限制，而且扩大了兵源，并使军队的战斗力迅速增强，从而适应了兼并战争的需要。当时各国拥有的军队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人不等，在一次战争中每方各出动几万、几十万人是常有的事。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步兵成为军队中的主力，骑兵正在崛起，奴隶制时代处于主力地位的车兵的作用大为下降，虽还不致在军队中完全取消，但境况明显是日薄西山，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是赵武灵王适应社会发展潮流进行的“胡服骑射”改革所带来的变化。

　　为了维护君权，军队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一般都牢牢地抓在了各国国君手中。辅助国君统领军队的无论是将（或称将军），还是稍次一级的尉，都只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为了控制军队，严防军权旁落，以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各国都实行了兵符调兵制度。兵符一般制成虎形，从中间一分两半，一半在国君手中，一半在地方。一般来说，凡５０人以上的用兵调动，就必须由国君派人持虎符到军中去合符，丝毫不差才能调兵。如果没有出示国君的那半个虎符，任何人都不能调动军队。公元前２５７ 年，长平之战后，秦军包围赵国首都邯郸，赵国一面组织力量坚决抵抗，一面向魏国和楚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率１０万大军救赵，但又惧怕秦国报复，不敢下令进攻。最后魏公子信陵君无忌设计沟通魏王宠姬，窃出虎符，前往军中，杀死心有疑虑的晋鄙，夺得兵权，发兵救赵，与楚军、赵军相配合，大败秦军，使秦军东扩的计划暂时受到挫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它说明了虎符调兵的严肃性。

　　战国时代的司法制度也充分体现了君主专制的味道。国君握有最高的司法审判权，对一切案件都有权干预或审理。中央设有专门执掌司法的官吏，如秦国的廷尉、楚国的廷理等，他们必须对国君负责。地方司法工作由郡、县行政长官兼理，一般性案件由郡守、县令（长）审理，重大案件交由中央审理。这一司法制度的建立不仅使当时各国司法制度趋于一致，而且开创了今后两千年封建社会地方长官兼理司法制度之先河。

　　战国时代由于各国经过改革后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极为相近，这样就为秦的统一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秦的统一，在政治制度上无非就是将以前分散于各地的、局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统一合并为一个。尽管为了适应统一的需要也会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尤其要进一步强化君权，但不管怎么说，秦朝用不着在这方面花费掉很大精力，而且也用不着花许多时间让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来适应这一制度。

　　实际上，当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必然会提出在中国范围内实现统一的要求。因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本质就是要统一权力，将所辖境内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其结果是先统一了自己境内的权力，待其巩固之后又去强行统一别人境内的权力归为己有，进而逐渐扩大，最终将全国的权力都统一于一个君主的手中。而其他君主或因国力不济而亡，或因专制主义不坚强而亡，最终不得不将自己的权力“交给”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最坚决的君主，让他实现统一，彪炳史册。

　　三、统一的华夏民族业已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经过５００多年的兼并战争，到战国中期以后不仅数目众多的诸侯国已经并入到少数几个大国的版图中，而且在原始华夏族以外的那些所谓的“异族”也被纳入到了华夏族中来，其中北方的狄族多为晋国兼并，西方的戎族多被秦国兼并，东方的夷族多并入了齐国，南方的苗蛮则有不少被楚国吞并。

　　不仅如此，尤为重要的是，以前被中原国家视为蛮夷的秦国和楚国，也经过几百年的文化交流逐渐实现了华夏化。例如，秦国的习俗原本比较落后，“与戎狄同俗”，“不识礼义德行”，甚至“父子无别，同室而居”，长期被东方国家所蔑视。到了战国中期商鞅变法时，他曾下大力气改变这种落后的风俗习惯，使秦俗从此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至秦统一中国前，秦俗已经大为改观，甚至受到一些来自六国的人士的称赞。楚国也一样，经过与中原国家长期的交往、交融，其文化从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到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已经与中原华夏文化趋于一致了。

　　这样，在燕山以南，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北的黄河中下游、淮河、汉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的居民，已经基本上融合成为一个民族。从此，不再有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了，这些异族已经成了历史名词。到秦汉时，华夏民族终于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形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习俗上及生活方式上等各个方面具有鲜明共性的统一民族———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