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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西周文化“少年老成”性格的体现
伴随着西周文化“人本性”特征的形成，其文化性格也从殷商的“天真无邪”向“少年老成”转化，中国文化活泼可爱的性格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一、农业生产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经济格局的确定
西周时期是我国古代四次经济高潮中的第一次———另三次是战国两汉时期、隋唐时期和明清时期。从西周开始，中国古代经济成分中农业经济逐渐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其他经济部门与农业生产相比较越发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变得可有可无，完全改变了殷商时期经济“全面发展”的格局。
农业生产是人类最古老的经济部门之一，在中国产生于距今一万年前左右的时候。以后，随着它的发展出现了两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第二次是商业经济的分离。农业经济是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的经济基础，如果按照正常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会不断吞噬农业经济，并在一定时期后从中产生资本主义，将社会带入资本主义时代。不过中国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它使商业经济一直被牢固地局限在农业经济许可的范围内发展，使之始终没有能力改变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从而也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延续得特别长。关于重农抑商政策，以后再谈，这里先谈重农的事情。
中国重农的风气是从西周开始的，这样说并不是说夏、商就不重农。其实，农业一产生就受到我们祖先格外的重视，因为它使人们可以自主地种植农作物，能动地制造出食物来，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赖自然。殷商时，农业也是第一大经济部门，但是由于商族人有畜牧和经商的传统，所以相比之下不如周人那样专心致志地重视农业生产。周人只重视农业，而忽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
西周时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成为完全依属于农业的经济部门，这从西周祭祀鬼神的用牲量就可以看出来。西周初的祭祀有时还用到牛５００头，羊、猪２０００头，后来用牲的数量逐渐减少，它反映的就是畜牧业地位的变化。西周时期青铜冶铸业仍然是手工业中最主要的部门，但周人的青铜冶铸业明显是继承殷商的成就。在灭商前，周人的青铜制作技术显著落后，基本上没有铸造出什么大型的青铜器物。如前所述，西周的商业活动最初是由战败的商遗民从事的，而商遗民作为战败者，地位低微，又只能在农闲的时候才能外出经营，商业经济发展规模不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当然，随着西周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经济在此基础上肯定会取得超过殷商时的成就，但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并不是西周统治者主观愿望的实现。至于西周的农业经济，则要比殷商时发达得多。西周农业的发达除了生产力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族人本身有着悠久的重视农业的传统。
周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部族，和羌族中的姜姓部落有过通婚关系。传说周人的始祖姓姬，名弃，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曾在尧、舜时代做过农官，教民耕种。周族人认为是他开始种植稷和麦的，故尊其为“神农”，称为“后稷”。后稷的三世孙公刘为首领时，周族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农业逐渐发达起来，人口也增多了。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的时候，前面已述，戎狄中的薰育族贪婪周族的土地和人口而来进犯，于是周族人迁徙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周原土地肥美，宜于耕植，周族人便在这里定居下来，从此改变了戎狄习俗，并对外自称“周人”。估计从这个时候起，周人开始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了，所以与殷商的矛盾冲突也激烈起来。到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时，周族逐渐强大的形势引起殷商的警觉，商王文丁杀死了季历。季历的儿子姬昌继位后仍称西伯，姬昌就是周文王。由上述可见，周族人早有重农的传统，与其他经济部门不同，其农业生产并不是从殷人那里承袭而来的，而是早有基础。
周族人不仅有着悠久的重农传统，而且他们还把农业生产看成是其部族得以延续不断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和维系族群不致分裂的前提条件，给农业经济赋予了浓郁的人文色彩。所以，不仅周族人被禁止经商，而且周族的首领，包括西周建立以后的最初数代周天子，都必须要带头下地参加劳动，这种情况在 《诗经》 中有不少反映。如西周第三代国君周康王春夏祈谷祭祀时告诫农官的乐歌 《诗经· 周颂· 噫嘻》 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意思是：伟大成王（西周第二代国君）的神灵已经招请到这里。我正率领着众多农夫们，耕耘土地播种百谷。即使以后随着西周统治的稳固，以及周族内部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周天子距离实际生产越来越远，其下地劳动逐渐流为形式，但每年春播时的“藉田”仪式周天子仍必须亲自参加，以起模范带头作用。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
从西周开始，中国文化的农业属性越来越浓郁。农业经济的发展特点一是比较稳定。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经济在其稳步向前发展的同时，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曾多次濒于崩溃，但它从未彻底崩溃过，它能一次一次地挺过危机，并迎来新的辉煌。农业经济的再一个特点是发展缓慢。虽然在数千年的时间中它也曾有过大幅度提高的上佳表现，但从总体上看，生产力的提高还是过于缓慢，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领先西方数千年后突然落后的原因所在。农业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逐渐僵化的趋向。因为从根本上说，农业生产不是一种活泼的经济成分，它必须依托耕地才能生存与发展，不能随意移动，而且还必须按照季节安排生产活动，靠天吃饭，不敢有半点马虎，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同时，农业经济还有一种自我封闭的情结，它不愿意与外界交往，不愿意其他经济成分随意地与其竞争。因此，这就决定了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农业文化能够创造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与生俱来的僵化性会越来越束缚它的发展，直至最后几乎停滞不前。所以，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经济结构必然显现出的是一种老气横秋的文化性格。
本来西周时期尚处中国文化的儿童时代，仍应该是天真活泼的———如果殷商时期是一个人上幼儿园的年龄阶段的话，那么西周至多也就是上小学一二年级，七八岁的样子———但其建筑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文化性格已与这样的年龄阶段极不相符了，它太成熟、太世故、太懂规矩了，其言谈举止、所思所想完全不像是一个孩子，而更像是一个小老头。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的内在性格几乎没有青壮年期，它是从幼儿园毕业后直接到了退休阶段，这样，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它要比同龄人聪明许多，但当别人正常发展起来后，中国文化便显得底气不足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就是这种农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注重血缘亲缘关系 提倡孝道
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和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西周文化中浸透着浓郁的注重血缘身份、强调亲缘关系和提倡忠孝伦理道德的味道，使尚处在儿童时代的西周文化因格外强调这些人与人的关系而显得非常凝重，失去了往日人与神之间的那种随心所欲的关系，丧失了活泼可爱的儿童性格。
前面已述，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血缘或血统决定着社会成员中每一个人的身份等级，关系着每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义务等，所以西周文化格外关注每一个人的血缘身份，并用礼制将其固定下来，使之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随时体现出来。在西周，如果是贵族则按血统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士４个等级———实际上诸侯、大夫、士还分有多级，如诸侯有公、侯、伯、子、男５ 等，大夫和士各有上、中、下３ 等；如果是平民，则称为“国人”，虽与贵族同姓，可以议论政治，甚至发起怒来可以将天子赶跑，但基本上不能享受礼，日常生活受到很多约束，如不能乘车，不能佩带兵器，送礼只能送家鸭，等等；如果是奴隶，那就什么也别说了，吃苦耐劳在前不说，还经常受到虐待，甚至被主人随意杀死。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按照已有的轨迹安排自己的一生，不需要创新，也不允许改变，一切按部就班，不可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这种僵化的社会关系必然导致这个社会的崩溃和灭亡。
与重视血缘身份相一致，西周文化格外强调亲缘关系，尤其注重贵族之间的亲缘关系。殷商之所以被处在弱势的周人灭亡———在其并不强大的兵力进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除了树敌太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部众叛亲离，使商纣王孤立无援。有鉴于此，西周统治者十分注意贵族内部的关系调节。在西周，从理论上说，所有贵族———不管是同血缘的还是异姓的，都是亲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家都处在同一个血缘宗族体内，彼此认亲，相互亲近，团结一致，目的明确，就是要共同对付被统治者的不服和反抗，从而更加有效地实行奴隶主贵族统治，以确保统治集团中每一个成员的根本利益。而为了维护这种血缘亲缘关系，确保等级制的构建，提倡忠孝伦理道德便成为切实的需要。
西周时期已构建起一整套忠孝伦理道德体系，如要求君臣有义（公正合宜的道德和举动）、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排列的次第）、朋友有信的“五伦”，还有被称为“五常”或“五典”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它们从不同角度确定了宗法制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五常”是关于家庭成员的，“五伦”涉及社会成员。而在宗法制之下，为了保证父系家长的绝对权威，最为提倡的就是“孝”。
“孝”，即子女孝顺和孝敬父母，具有多重含义，如无条件地服从父母，父母在不远游、不分家，赡养年老父母，为亡父母守孝３年，等等，但其最基本含义乃是繁衍子孙，为家庭和家族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始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时期，进入文明时代后，由于氏族血缘关系依旧相当浓厚，所以“以孝烝烝（厚美）”的风尚依然存在，于是统治者便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例如，夏王朝为了有效地治理民众，就曾极力劝尚孝道，并严厉惩处不孝行为，视之为最大的犯罪，故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之说。而宗法制完善的西周，更是将不孝视为“元恶大憝（恨）”之行，要求必须“刑兹无赦”。如在 《尚书· 康诰》 中，周武王就告诫其同母弟卫康叔姬封说：“罪恶极大的人，还有一些是不孝顺父亲、不友爱兄弟之人。例如做儿子的不认真履行父亲交给的事务，使父亲伤透了心；做父亲的不能爱怜自己的儿子，反而厌恶其子；做弟弟的不顾天伦，不尊敬自己的哥哥；做哥哥的不顾念弟弟的痛苦，对弟弟极不友爱。如果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而执政的人还不惩罚他们，那么上天赐予民众的常法就会大大地混乱了。你应该赶快运用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这样的人，不要对他们施行赦免。”不孝之罪也是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三、讲礼崇仪 规矩行事
由于西周社会完全以礼制进行规范，任何人不得僭越等级身份，所以西周时人人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处处强调依礼行事。一般来说，西周贵族从７岁开始就要在日常生活中被灌输礼的知识，如“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等，１０岁入小学后“朝夕学幼仪”，２０岁开始系统地、正规地学习礼，直到３０岁基本学成。
周礼的庞杂程度可以说超出现代人的想像，下面简单举几例。
诸侯生太子之礼：太子出生当天，国君要设太牢之礼———即牛、羊、豕三牺全备的祭祀活动，并由宰夫负责食具。第三天，通过占卜选出的一名已提前一天斋戒的士，身着正式朝服，从保姆手中接过太子。此时，射人用桑木做的弓将用蓬草茎做的６支箭，分别射向天地和四方。然后，再由保姆将太子抱回。接下来，由宰夫向抱子之士献甜酒，并赐予他一束帛。随后，又通过占卜选出一名士的妻子和一名大夫的妾，并由他们负责喂养太子。
为子之礼：做儿子的要使父母冬天感到温暖，夏天感到清凉；傍晚要为父母铺好枕席，早晨要向父母请安；见到父亲志同道合的友人，不让他上前就不敢进前，不让他退下就不敢退下，不发问他就不敢随便说话；出门必先禀告父母，回家也必须面告父母；平时说话不带“老”字；起居不得占据室中西南角的位置，坐不敢坐在席子的正中，行不敢走在路的中间，站不敢站在门的中央；父母在世，帽子和衣服不镶白边等。
学生之礼：随从先生而行，不可跑到路的对面去与人交谈；在路上遇到先生，应快步向前，立正，向先生拱手；先生同你说话要好好回答，不与你说话就快步退下；随从年长的人上丘陵，一定要面朝长者所看的方向等。
诸侯朝见周天子之“宾礼”：有朝、宗、觐、遇、会、同、问、视８ 种。朝、宗、觐、遇，指诸侯分别在春夏秋冬四季来朝觐周天子；会，亦称“时见”，指周天子不定期接见诸侯；同，亦称殷见，即天下诸侯一起来见周天子；问，亦称“时聘”，指诸侯派手下大夫不定期向周天子汇报诸侯国情况；视，指诸侯派大夫定期问候周天子起居情况。
婚礼：亦称“六礼”，分别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即男家通过掌管男女婚姻的机构———媒氏，向女家求婚，以雁为彩礼；问名，即媒人代男家请问女方的生年月日时辰及出生贵贱等；纳吉，即男家将男女婚约之事卜问祖庙，求祖先告之相合的凶吉，卜得吉兆后乃正式订婚；纳征，即男家向女家送订婚礼物，并准备结婚事宜；请期，即男家择定吉日为婚期，与女家商定；亲迎，即新郎奉父母之命，亲赴女家迎娶新娘，回来举行结婚仪式。
跪拜之礼：共有９ 种，分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膜拜，其中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前３种。稽首是最隆重的跪拜礼，属于臣拜君之礼，施礼者拜跪于地，然后引头至地，并停留一段较长时间。顿首是地位相等或平辈人之间的跪拜礼，施礼者拜跪于地，引头至地只作短暂的接触后就立即举头。空首则头不真正叩地，其行礼的方法是拜跪于地后，先以两手拱至地，然后引头至手，这是国君回答臣下的拜礼。
西周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随时注意礼的细节，否则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如周礼有“履不上于堂”的规定，即不得穿鞋进屋。因为古人席地而坐，登堂便已就席，穿鞋既不卫生也不礼貌。春秋时这种遗风尚存，一次卫侯与大夫们饮酒，褚师声子穿履登席，卫侯大怒。褚师声子辩解说脚上生疮，如果让君侯看到了会呕吐的。卫侯更加生气，要砍掉褚师声子的脚，吓得褚师声子赶快逃走了。再如做客人家吃羹时要“勿恕羹”、“勿嚃羹”。“羹”是古人经常食用的一道比现代所称的浓汤还要浓一些的家常便饭。“恕羹”即往端上席的羹中加调料，由于羹中已配好调料，故客人再往里加会使主人觉得自己调的羹不适合客人的口味而感到难堪。“嚃羹”则指狼吞虎咽地吃羹，这样的吃法，一方面很不礼貌，另一方面也会使主人认为自己所调的羹不够好，所以客人才囫囵吞咽，以求赶紧吃完。
从我们今人所能看到的历史记载看，生活在春秋的孔子是最讲究礼仪的，《论语》 中记载了孔子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前面已述，鲁国的始封君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由于与周公有这层关系，所以鲁国受到周礼的熏陶比较浓厚，到春秋时仍保留着浓郁的西周传统，孔子就是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才成才的。同时，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他在不断宣扬自己理论主张的同时，还力图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为恢复古老的周礼而努力，因此孔子讲究礼仪的故事可以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周人的礼制生活。
据 《论语· 先进》 记载：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死时，其父颜路曾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替颜渊买个外椁（棺外的套棺），结果被孔子依礼拒绝。颜渊，名回，字子渊，死时年仅３２岁。他因“贫而好学，笃于存仁”而被孔子视为最得意的学生，孔子把他当作自己学说的继承人，后人将他列为孔子学生中的七十二贤人之首，尊为“复圣”。颜渊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得知颜渊死讯，孔子悲痛欲绝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意思是：老天是要我的命呀！但对于颜路的请求孔子却一口回绝。他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意思是：有才无才的儿子都是自己的儿子。孔鲤（孔子的儿子）死时，也是只有棺而无椁的。我不能卖掉车子为颜渊买椁而自己步行，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也可理解为“我是贵族之后”），是不可以步行的。孔子曾在５１岁至５４岁时在鲁国做过官，属于当过大夫的人，他将乘车外出看成是维护大夫尊严的事情，即使现在他已不是大夫了，而且颜渊还是他最喜爱的学生，但也不能使他放弃礼的要求而步行上街。
据 《论语· 子罕》 记载：孔子看见穿丧服、穿戴礼服礼帽（当官者）和瞎眼睛的人（乐官），总是毕恭毕敬的，即使他们比他的年龄小，他也要站起身来；而当经过这些人的身边时，孔子肯定要快走几步，以示对他们的敬意。
据 《论语· 乡党》 记载：孔子在朝廷上与同级的下大夫交谈时，总是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但与地位高于自己的上大夫谈话则要委婉和悦多了。当国君出来后，他立刻就会表现出恭敬不安的神情，但威仪适度。又载：每当国君让孔子去接待宾客时，他马上就会显现出庄严的神色，步履也郑重多了。当他与宾客相见施礼时，虽然左右拱手施礼使得礼服前后摇动但依旧非常整齐。当他见到宾客时，就会立刻快步抵前，姿态优美得犹如舒展翅膀的鸟儿。宾客辞去后，孔子必定要向国君复命说：“宾客已经远去了。”还载：孔子进入朝廷大门时，总是恭敬地弯着身子，好像无容身之地的样子。他从不站在门的中间，行走时也从不会踩踏门槛。当他经过国君前面时，脸色立刻就会庄重起来，脚步也马上加快些，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就像说不出话来一样。进入朝堂时，他总是用两只手提起衣襟上台阶，并恭敬地弯着腰，屏住气息就像停止呼吸一样。出来时，他每下一层台阶，脸色就放松一些，显现出和悦的样子。下完台阶，他立刻快步前行，好像鸟儿展翅一样。直到回到自己的坐席上，他内心还是恭敬不安的。另载：孔子出使别国举行典礼时，他会恭敬地弯腰拿着圭，好像力量不够而举不起来的样子，拿高一点好像在作揖，拿低一点好像在递给别人东西；脸上还显现出战栗恐惧的颜色，脚步小而频促，好像循着一条线走一样。当向主人献礼时，他满脸都是和悦之色。直到私下相会，他才完全是轻松愉快的样子。
有人考证，孔子的身高有１。９６米，一般也认为在１。８５以上，所以在当时人们就呼他为“长人”。想一想，一个身材如此高大的人做上述动作，是很难为他的。孔子遵礼的事迹还有很多，其他典籍如 《礼记》 上也有记载。不过，孔子身体力行的这些礼节仪式恐怕在他那个时代已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了，倒不是因为太烦琐，而是难在发自内心、诚心悦意地施礼。春秋末季的人不大可能会像孔子这样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依礼行事。所以，敬佩孔子的人把他当成大学问家，佩服得五体投地，经常远道而来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厌烦他的人则认为他一个老古董，只有杀了他社会才能进步。由于在西周时人们必须把很大精力放在烦琐的礼节仪式上，所以西周文化必然会趋向于枯燥乏味、缺少生气。
一、农业生产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经济格局的确定
西周时期是我国古代四次经济高潮中的第一次———另三次是战国两汉时期、隋唐时期和明清时期。从西周开始，中国古代经济成分中农业经济逐渐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其他经济部门与农业生产相比较越发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变得可有可无，完全改变了殷商时期经济“全面发展”的格局。
农业生产是人类最古老的经济部门之一，在中国产生于距今一万年前左右的时候。以后，随着它的发展出现了两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第二次是商业经济的分离。农业经济是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的经济基础，如果按照正常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会不断吞噬农业经济，并在一定时期后从中产生资本主义，将社会带入资本主义时代。不过中国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它使商业经济一直被牢固地局限在农业经济许可的范围内发展，使之始终没有能力改变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从而也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延续得特别长。关于重农抑商政策，以后再谈，这里先谈重农的事情。
中国重农的风气是从西周开始的，这样说并不是说夏、商就不重农。其实，农业一产生就受到我们祖先格外的重视，因为它使人们可以自主地种植农作物，能动地制造出食物来，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赖自然。殷商时，农业也是第一大经济部门，但是由于商族人有畜牧和经商的传统，所以相比之下不如周人那样专心致志地重视农业生产。周人只重视农业，而忽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
西周时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成为完全依属于农业的经济部门，这从西周祭祀鬼神的用牲量就可以看出来。西周初的祭祀有时还用到牛５００头，羊、猪２０００头，后来用牲的数量逐渐减少，它反映的就是畜牧业地位的变化。西周时期青铜冶铸业仍然是手工业中最主要的部门，但周人的青铜冶铸业明显是继承殷商的成就。在灭商前，周人的青铜制作技术显著落后，基本上没有铸造出什么大型的青铜器物。如前所述，西周的商业活动最初是由战败的商遗民从事的，而商遗民作为战败者，地位低微，又只能在农闲的时候才能外出经营，商业经济发展规模不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当然，随着西周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经济在此基础上肯定会取得超过殷商时的成就，但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并不是西周统治者主观愿望的实现。至于西周的农业经济，则要比殷商时发达得多。西周农业的发达除了生产力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族人本身有着悠久的重视农业的传统。
周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部族，和羌族中的姜姓部落有过通婚关系。传说周人的始祖姓姬，名弃，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曾在尧、舜时代做过农官，教民耕种。周族人认为是他开始种植稷和麦的，故尊其为“神农”，称为“后稷”。后稷的三世孙公刘为首领时，周族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农业逐渐发达起来，人口也增多了。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的时候，前面已述，戎狄中的薰育族贪婪周族的土地和人口而来进犯，于是周族人迁徙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周原土地肥美，宜于耕植，周族人便在这里定居下来，从此改变了戎狄习俗，并对外自称“周人”。估计从这个时候起，周人开始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了，所以与殷商的矛盾冲突也激烈起来。到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时，周族逐渐强大的形势引起殷商的警觉，商王文丁杀死了季历。季历的儿子姬昌继位后仍称西伯，姬昌就是周文王。由上述可见，周族人早有重农的传统，与其他经济部门不同，其农业生产并不是从殷人那里承袭而来的，而是早有基础。
周族人不仅有着悠久的重农传统，而且他们还把农业生产看成是其部族得以延续不断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和维系族群不致分裂的前提条件，给农业经济赋予了浓郁的人文色彩。所以，不仅周族人被禁止经商，而且周族的首领，包括西周建立以后的最初数代周天子，都必须要带头下地参加劳动，这种情况在 《诗经》 中有不少反映。如西周第三代国君周康王春夏祈谷祭祀时告诫农官的乐歌 《诗经· 周颂· 噫嘻》 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意思是：伟大成王（西周第二代国君）的神灵已经招请到这里。我正率领着众多农夫们，耕耘土地播种百谷。即使以后随着西周统治的稳固，以及周族内部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周天子距离实际生产越来越远，其下地劳动逐渐流为形式，但每年春播时的“藉田”仪式周天子仍必须亲自参加，以起模范带头作用。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
从西周开始，中国文化的农业属性越来越浓郁。农业经济的发展特点一是比较稳定。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经济在其稳步向前发展的同时，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曾多次濒于崩溃，但它从未彻底崩溃过，它能一次一次地挺过危机，并迎来新的辉煌。农业经济的再一个特点是发展缓慢。虽然在数千年的时间中它也曾有过大幅度提高的上佳表现，但从总体上看，生产力的提高还是过于缓慢，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领先西方数千年后突然落后的原因所在。农业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逐渐僵化的趋向。因为从根本上说，农业生产不是一种活泼的经济成分，它必须依托耕地才能生存与发展，不能随意移动，而且还必须按照季节安排生产活动，靠天吃饭，不敢有半点马虎，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同时，农业经济还有一种自我封闭的情结，它不愿意与外界交往，不愿意其他经济成分随意地与其竞争。因此，这就决定了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农业文化能够创造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与生俱来的僵化性会越来越束缚它的发展，直至最后几乎停滞不前。所以，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经济结构必然显现出的是一种老气横秋的文化性格。
本来西周时期尚处中国文化的儿童时代，仍应该是天真活泼的———如果殷商时期是一个人上幼儿园的年龄阶段的话，那么西周至多也就是上小学一二年级，七八岁的样子———但其建筑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文化性格已与这样的年龄阶段极不相符了，它太成熟、太世故、太懂规矩了，其言谈举止、所思所想完全不像是一个孩子，而更像是一个小老头。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的内在性格几乎没有青壮年期，它是从幼儿园毕业后直接到了退休阶段，这样，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它要比同龄人聪明许多，但当别人正常发展起来后，中国文化便显得底气不足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就是这种农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注重血缘亲缘关系 提倡孝道
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和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西周文化中浸透着浓郁的注重血缘身份、强调亲缘关系和提倡忠孝伦理道德的味道，使尚处在儿童时代的西周文化因格外强调这些人与人的关系而显得非常凝重，失去了往日人与神之间的那种随心所欲的关系，丧失了活泼可爱的儿童性格。
前面已述，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血缘或血统决定着社会成员中每一个人的身份等级，关系着每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义务等，所以西周文化格外关注每一个人的血缘身份，并用礼制将其固定下来，使之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随时体现出来。在西周，如果是贵族则按血统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士４个等级———实际上诸侯、大夫、士还分有多级，如诸侯有公、侯、伯、子、男５ 等，大夫和士各有上、中、下３ 等；如果是平民，则称为“国人”，虽与贵族同姓，可以议论政治，甚至发起怒来可以将天子赶跑，但基本上不能享受礼，日常生活受到很多约束，如不能乘车，不能佩带兵器，送礼只能送家鸭，等等；如果是奴隶，那就什么也别说了，吃苦耐劳在前不说，还经常受到虐待，甚至被主人随意杀死。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按照已有的轨迹安排自己的一生，不需要创新，也不允许改变，一切按部就班，不可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这种僵化的社会关系必然导致这个社会的崩溃和灭亡。
与重视血缘身份相一致，西周文化格外强调亲缘关系，尤其注重贵族之间的亲缘关系。殷商之所以被处在弱势的周人灭亡———在其并不强大的兵力进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除了树敌太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部众叛亲离，使商纣王孤立无援。有鉴于此，西周统治者十分注意贵族内部的关系调节。在西周，从理论上说，所有贵族———不管是同血缘的还是异姓的，都是亲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家都处在同一个血缘宗族体内，彼此认亲，相互亲近，团结一致，目的明确，就是要共同对付被统治者的不服和反抗，从而更加有效地实行奴隶主贵族统治，以确保统治集团中每一个成员的根本利益。而为了维护这种血缘亲缘关系，确保等级制的构建，提倡忠孝伦理道德便成为切实的需要。
西周时期已构建起一整套忠孝伦理道德体系，如要求君臣有义（公正合宜的道德和举动）、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排列的次第）、朋友有信的“五伦”，还有被称为“五常”或“五典”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它们从不同角度确定了宗法制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五常”是关于家庭成员的，“五伦”涉及社会成员。而在宗法制之下，为了保证父系家长的绝对权威，最为提倡的就是“孝”。
“孝”，即子女孝顺和孝敬父母，具有多重含义，如无条件地服从父母，父母在不远游、不分家，赡养年老父母，为亡父母守孝３年，等等，但其最基本含义乃是繁衍子孙，为家庭和家族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始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时期，进入文明时代后，由于氏族血缘关系依旧相当浓厚，所以“以孝烝烝（厚美）”的风尚依然存在，于是统治者便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例如，夏王朝为了有效地治理民众，就曾极力劝尚孝道，并严厉惩处不孝行为，视之为最大的犯罪，故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之说。而宗法制完善的西周，更是将不孝视为“元恶大憝（恨）”之行，要求必须“刑兹无赦”。如在 《尚书· 康诰》 中，周武王就告诫其同母弟卫康叔姬封说：“罪恶极大的人，还有一些是不孝顺父亲、不友爱兄弟之人。例如做儿子的不认真履行父亲交给的事务，使父亲伤透了心；做父亲的不能爱怜自己的儿子，反而厌恶其子；做弟弟的不顾天伦，不尊敬自己的哥哥；做哥哥的不顾念弟弟的痛苦，对弟弟极不友爱。如果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而执政的人还不惩罚他们，那么上天赐予民众的常法就会大大地混乱了。你应该赶快运用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这样的人，不要对他们施行赦免。”不孝之罪也是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三、讲礼崇仪 规矩行事
由于西周社会完全以礼制进行规范，任何人不得僭越等级身份，所以西周时人人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处处强调依礼行事。一般来说，西周贵族从７岁开始就要在日常生活中被灌输礼的知识，如“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等，１０岁入小学后“朝夕学幼仪”，２０岁开始系统地、正规地学习礼，直到３０岁基本学成。
周礼的庞杂程度可以说超出现代人的想像，下面简单举几例。
诸侯生太子之礼：太子出生当天，国君要设太牢之礼———即牛、羊、豕三牺全备的祭祀活动，并由宰夫负责食具。第三天，通过占卜选出的一名已提前一天斋戒的士，身着正式朝服，从保姆手中接过太子。此时，射人用桑木做的弓将用蓬草茎做的６支箭，分别射向天地和四方。然后，再由保姆将太子抱回。接下来，由宰夫向抱子之士献甜酒，并赐予他一束帛。随后，又通过占卜选出一名士的妻子和一名大夫的妾，并由他们负责喂养太子。
为子之礼：做儿子的要使父母冬天感到温暖，夏天感到清凉；傍晚要为父母铺好枕席，早晨要向父母请安；见到父亲志同道合的友人，不让他上前就不敢进前，不让他退下就不敢退下，不发问他就不敢随便说话；出门必先禀告父母，回家也必须面告父母；平时说话不带“老”字；起居不得占据室中西南角的位置，坐不敢坐在席子的正中，行不敢走在路的中间，站不敢站在门的中央；父母在世，帽子和衣服不镶白边等。
学生之礼：随从先生而行，不可跑到路的对面去与人交谈；在路上遇到先生，应快步向前，立正，向先生拱手；先生同你说话要好好回答，不与你说话就快步退下；随从年长的人上丘陵，一定要面朝长者所看的方向等。
诸侯朝见周天子之“宾礼”：有朝、宗、觐、遇、会、同、问、视８ 种。朝、宗、觐、遇，指诸侯分别在春夏秋冬四季来朝觐周天子；会，亦称“时见”，指周天子不定期接见诸侯；同，亦称殷见，即天下诸侯一起来见周天子；问，亦称“时聘”，指诸侯派手下大夫不定期向周天子汇报诸侯国情况；视，指诸侯派大夫定期问候周天子起居情况。
婚礼：亦称“六礼”，分别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即男家通过掌管男女婚姻的机构———媒氏，向女家求婚，以雁为彩礼；问名，即媒人代男家请问女方的生年月日时辰及出生贵贱等；纳吉，即男家将男女婚约之事卜问祖庙，求祖先告之相合的凶吉，卜得吉兆后乃正式订婚；纳征，即男家向女家送订婚礼物，并准备结婚事宜；请期，即男家择定吉日为婚期，与女家商定；亲迎，即新郎奉父母之命，亲赴女家迎娶新娘，回来举行结婚仪式。
跪拜之礼：共有９ 种，分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膜拜，其中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前３种。稽首是最隆重的跪拜礼，属于臣拜君之礼，施礼者拜跪于地，然后引头至地，并停留一段较长时间。顿首是地位相等或平辈人之间的跪拜礼，施礼者拜跪于地，引头至地只作短暂的接触后就立即举头。空首则头不真正叩地，其行礼的方法是拜跪于地后，先以两手拱至地，然后引头至手，这是国君回答臣下的拜礼。
西周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随时注意礼的细节，否则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如周礼有“履不上于堂”的规定，即不得穿鞋进屋。因为古人席地而坐，登堂便已就席，穿鞋既不卫生也不礼貌。春秋时这种遗风尚存，一次卫侯与大夫们饮酒，褚师声子穿履登席，卫侯大怒。褚师声子辩解说脚上生疮，如果让君侯看到了会呕吐的。卫侯更加生气，要砍掉褚师声子的脚，吓得褚师声子赶快逃走了。再如做客人家吃羹时要“勿恕羹”、“勿嚃羹”。“羹”是古人经常食用的一道比现代所称的浓汤还要浓一些的家常便饭。“恕羹”即往端上席的羹中加调料，由于羹中已配好调料，故客人再往里加会使主人觉得自己调的羹不适合客人的口味而感到难堪。“嚃羹”则指狼吞虎咽地吃羹，这样的吃法，一方面很不礼貌，另一方面也会使主人认为自己所调的羹不够好，所以客人才囫囵吞咽，以求赶紧吃完。
从我们今人所能看到的历史记载看，生活在春秋的孔子是最讲究礼仪的，《论语》 中记载了孔子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前面已述，鲁国的始封君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由于与周公有这层关系，所以鲁国受到周礼的熏陶比较浓厚，到春秋时仍保留着浓郁的西周传统，孔子就是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才成才的。同时，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他在不断宣扬自己理论主张的同时，还力图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为恢复古老的周礼而努力，因此孔子讲究礼仪的故事可以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周人的礼制生活。
据 《论语· 先进》 记载：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死时，其父颜路曾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替颜渊买个外椁（棺外的套棺），结果被孔子依礼拒绝。颜渊，名回，字子渊，死时年仅３２岁。他因“贫而好学，笃于存仁”而被孔子视为最得意的学生，孔子把他当作自己学说的继承人，后人将他列为孔子学生中的七十二贤人之首，尊为“复圣”。颜渊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得知颜渊死讯，孔子悲痛欲绝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意思是：老天是要我的命呀！但对于颜路的请求孔子却一口回绝。他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意思是：有才无才的儿子都是自己的儿子。孔鲤（孔子的儿子）死时，也是只有棺而无椁的。我不能卖掉车子为颜渊买椁而自己步行，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也可理解为“我是贵族之后”），是不可以步行的。孔子曾在５１岁至５４岁时在鲁国做过官，属于当过大夫的人，他将乘车外出看成是维护大夫尊严的事情，即使现在他已不是大夫了，而且颜渊还是他最喜爱的学生，但也不能使他放弃礼的要求而步行上街。
据 《论语· 子罕》 记载：孔子看见穿丧服、穿戴礼服礼帽（当官者）和瞎眼睛的人（乐官），总是毕恭毕敬的，即使他们比他的年龄小，他也要站起身来；而当经过这些人的身边时，孔子肯定要快走几步，以示对他们的敬意。
据 《论语· 乡党》 记载：孔子在朝廷上与同级的下大夫交谈时，总是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但与地位高于自己的上大夫谈话则要委婉和悦多了。当国君出来后，他立刻就会表现出恭敬不安的神情，但威仪适度。又载：每当国君让孔子去接待宾客时，他马上就会显现出庄严的神色，步履也郑重多了。当他与宾客相见施礼时，虽然左右拱手施礼使得礼服前后摇动但依旧非常整齐。当他见到宾客时，就会立刻快步抵前，姿态优美得犹如舒展翅膀的鸟儿。宾客辞去后，孔子必定要向国君复命说：“宾客已经远去了。”还载：孔子进入朝廷大门时，总是恭敬地弯着身子，好像无容身之地的样子。他从不站在门的中间，行走时也从不会踩踏门槛。当他经过国君前面时，脸色立刻就会庄重起来，脚步也马上加快些，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就像说不出话来一样。进入朝堂时，他总是用两只手提起衣襟上台阶，并恭敬地弯着腰，屏住气息就像停止呼吸一样。出来时，他每下一层台阶，脸色就放松一些，显现出和悦的样子。下完台阶，他立刻快步前行，好像鸟儿展翅一样。直到回到自己的坐席上，他内心还是恭敬不安的。另载：孔子出使别国举行典礼时，他会恭敬地弯腰拿着圭，好像力量不够而举不起来的样子，拿高一点好像在作揖，拿低一点好像在递给别人东西；脸上还显现出战栗恐惧的颜色，脚步小而频促，好像循着一条线走一样。当向主人献礼时，他满脸都是和悦之色。直到私下相会，他才完全是轻松愉快的样子。
有人考证，孔子的身高有１。９６米，一般也认为在１。８５以上，所以在当时人们就呼他为“长人”。想一想，一个身材如此高大的人做上述动作，是很难为他的。孔子遵礼的事迹还有很多，其他典籍如 《礼记》 上也有记载。不过，孔子身体力行的这些礼节仪式恐怕在他那个时代已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了，倒不是因为太烦琐，而是难在发自内心、诚心悦意地施礼。春秋末季的人不大可能会像孔子这样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依礼行事。所以，敬佩孔子的人把他当成大学问家，佩服得五体投地，经常远道而来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厌烦他的人则认为他一个老古董，只有杀了他社会才能进步。由于在西周时人们必须把很大精力放在烦琐的礼节仪式上，所以西周文化必然会趋向于枯燥乏味、缺少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