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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周“人本”文化特征形成的背景
需要说明的是，西周文化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本性”特征，并非是说西周时人们就不信神了。鬼神迷信思想在西周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一切，对人间社会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已经失去了往日独尊的地位，不再是人们头脑中的全部内容了，所以西周文化的“人本性”是指其显现出了开始“以人为本”的趋向。
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经济的发达
西周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由“神本”向“人本”的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转变的。
实际上，就生产力而言，商朝统治后期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了，青铜冶铸技术的发达就是证明。生产力的提高使我们的祖先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同时对自然的认识也必然随之提高。所以，在殷商统治后期，从“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过渡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殷商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以单纯的“神本”手段进行统治已经走到尽头，他们在传统思维惯性的带动下，仍然坚持认为上天是保佑殷商的，因而继续有恃无恐地实行残暴统治，结果被以周族为首的广大被统治部族共同推翻。
西周时期生产力水平普遍高过殷商时期，其最主要的体现是在金属农具的较多出现和使用上。西周时期，农业生产虽主要还是使用木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非金属工具，但金属农具有了较多的增加，这从西周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镰、青铜鎛（锄田去草的农具）和青铜臿（掘土的农具）等农具就可以得到证明。另外，从 《诗经》 中的西周农事诗也可以得到证明。如 《诗经· 周颂· 臣工》 中的“庤乃钱鎛，奄观銍艾”诗句，意思是：准备好钱（音减，类似铲）与鎛，看到銍（一种短小的镰刀）将农作物收获完毕。《臣工》 是西周成王、周公庙祭后告诫诸侯农官要及时治田以备丰收的乐歌，它反映出当时不仅已经有了不少种类的金属农具，而且数量还相当多。
西周的农业生产仍然采取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方式。如 《诗经· 周颂· 载芟》 曰：“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意思是：铲除掉野草和杂树，嘭哧嘭哧地耕种土地。一千对耕田种地的农夫，布满新耕地及田间小路。从字面上看，有２０００个奴隶同时在一起劳作，可见生产规模之大，但这不是人数最多的，还有一两万人同时劳作的大场面。如《诗经· 周颂· 噫嘻》 曰：“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意思是：赶快将划分给你们的土地开垦出来，必须开垦三十里那么远。你们要服从命令好好耕地，十千个农夫俩俩成对地进行耦耕。当然，“千耦其耘”、“十千维耦”肯定不是实际人数，但当时农事劳动场面宏大当是确定无疑的。
西周时期的粮食产量也已不低。如 《诗经· 小雅· 甫田》 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意思是：曾孙（西周天子祭祀先王时的自称）的粮食堆得像草房、像车篷一样高，曾孙的粮食堆得像小岛、像高岗一样高，要准备一千座谷仓、一万只箩筐才能装下。同样，诗句虽有夸张之意，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粮食产量是很丰富的。
不仅如此，西周时期农作物品种也大大增多，比商代增加了许多，如粮食作物有黍、麦、梁、谷（粟）、稷、稻、菽（豆）等，农副产品有桑、麻、瓜、果等。在 《诗经》 的西周农事诗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农作物的名称，如西周天子祈年、祭神的乐歌 《诗经· 小雅· 甫田》 中的诗句“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意思是：丰收黍稷稻粱，奖赏农夫的功劳。
西周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达，使周人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这是他们变“神本”文化为“人本”文化的经济基础。
二、周人的“重民”传统及西周“重民轻神”思想的确立
西周文化向“人本性”转化，除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周族人没有像商族人那样的重神传统，自古以来他们对神的迷信和崇拜就远远逊色于商族人。所以，在周族人的传说中没有如商族人那样的悠久迷信史，而是相反，他们有着重视人的传统。
据史载，西周建立前，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为首领时，戎狄中的薰育族来犯，要夺取周人的土地与人口。周人欲战，但被古公亶父劝止。他说：“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意思是：民众拥立君主是想让他给大家谋利益。现在戎狄前来侵犯，目的是要夺取我的土地和民众。民众跟着我与跟着他们有什么区别呢？现在民众为了我的缘故而去打仗，但让我牺牲掉别人的父亲或儿子还继续做他们的君主，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做。于是，他率领周族人离开了这里，迁到了别处。周人这种完全与殷商文化不同的把人当人看的“人性化”的文化不仅大大增强了周族的内部亲和力，而且也给周族人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其他部族知道后，都认为古公亶父仁爱，纷纷前来归顺周人，从而壮大了周族的势力。
正因为周族有着重视人的传统，所以在他们的文化中本身就缺少对神灵分外崇敬的基础。西周建立后受这种重人传统的影响，加之汲取了信神为真的殷商覆亡的教训，最终促成了西周“重民轻神”思想和政策的确立。
殷商的灭亡给建立西周的周族统治者们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即受到天保佑数百年的殷商为什么会被周人灭亡掉？前面已述，周人对神虽然没有商族人那么虔诚，但也是迷信天和相信神的，他们也相信统治权来自于神，所以他们也只能从神权的角度来探讨人间改朝换代的原因。对西周初年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必须要完成这一理论突破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固，因为“武王克商”实际上是弱小的周族打败了强大的商族，商族的人口比周族人多数倍，殷商虽然灭亡了，但商族人并没有被杀光，他们在西周初被称为“商遗民”，人口众多，势力强大，如果不能让他们彻底改变“天佑殷商”的观念，老老实实地接受已成被统治者的现实，周人的统治肯定是会有很多麻烦的。另外，据史载，武王克商时还有“八百诸侯”参与，他们都是无法忍受商纣王暴行的其他部族，数目或许没有这么多，但为数也不少。这“八百诸侯”在灭亡殷商时虽与周人一起并肩作战，但当殷商这个主要矛盾方消失后，他们与新的统治者周人之间的矛盾必然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他们是否能诚心悦意地接受周人的统治，也关系到西周的长治久安。不仅如此，西周初年的统治者还必须坚定周族人自己的统治信念，必须让他们对于自己的统治充满信心才行，如果周族中有人不敢确定上天能否保佑周族，显然对西周的统治也是不利的。所以，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必须解决“天为什么不保护殷商”及“天是否会保佑周人统治”这一理论课题。由于武王在克商以后不久就故去了，即位的其子成王尚年幼，于是完成这一重大理论课题的任务主要就落在了辅政的武王弟弟周公姬旦身上。
周公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由殷商的建立和灭亡，以及西周灭商而建的变化，首先悟出了“天命靡常”的理论，即天命是可以转移的。以前殷商的先王汤受到上天的保佑建立了商朝，现在同样是这个天已不再保佑殷商而是保佑周人了，所以周人才能克商。这一理论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殷商的统治已数百年，对内对外一直宣扬“殷受天命”等迷信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商族人自己相信，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其他部族也是相信的。所以，如果不是商纣王的胡折腾让别人活不下去，周族人也不敢承担起“改天伐殷”的使命。
由“天命靡常”，周公继续思索天命为什么会转移的原因。他首先得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结论，即皇天与人无亲，它只保佑有德之人。周公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德”的思想引入政治的人。“德”的思想的提出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成为周公用于解决天命神权理论课题的一把神圣的钥匙，而且也成为天神与人间社会沟通的一个新的媒介，它为今后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实际上，“德”字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其含义有二：一是将战争中抓到的战俘用弓弦系住颈项牵去祭祀上天、祖先；二是外出做生意赚了钱，持币而返，与“得”字意思相同。而周公为“德”字赋予了新的含义，使其不仅重新谱写了人间的历史，而且还修正了天的形象。从此，天从只关心一姓一族利益的神变成了关心天下各族利益的神，这是人对神的第一次胜利。
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公进而提出统治者要想有效地统治必须要“以德配天”才行，即敬天必须先有德，无德之人不管如何敬天也不会得到天的保佑的。那么，如何才能被认为是“有德”呢？结合殷商不重视小民而亡的教训，周公最终得出有德者必须首先能够保民的结论，即“敬德”须先“保民”。“敬德保民”③ 思想第一次将“民”纳入统治者的视野中，意义重大，从此人心的向背始终是论证统治者德行好坏、统治安危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同时它也是西周文化“人本性”特征体现的一个亮点。
周公的“保民”思想包括“安民”和“治民”两项内容，即要让多数人安居乐业，对少数触犯统治者根本利益的人要给予制裁，但要“明德慎罚”，即统治者必须彰明自己仁爱德行，使民众都知晓，对于少数不能接受德化而犯罪者也应谨慎处罚。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周公有关“德”的思想，一方面把上天拉向人间，另一方面又把民推向上天，从而缩短了天与人的距离。他虽然没有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但已经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了人事上，在承认天意主宰人事的同时，又让人事制约着天意，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神权统治的地位，而且也多少承认了人的能动作用。从此以后，人们越来越关心人事而逐渐淡忘鬼神。这样，不仅中国文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基调由此而奠定，同时也促成了西周“人本”文化的形成。
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经济的发达
西周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由“神本”向“人本”的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转变的。
实际上，就生产力而言，商朝统治后期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了，青铜冶铸技术的发达就是证明。生产力的提高使我们的祖先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同时对自然的认识也必然随之提高。所以，在殷商统治后期，从“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过渡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殷商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以单纯的“神本”手段进行统治已经走到尽头，他们在传统思维惯性的带动下，仍然坚持认为上天是保佑殷商的，因而继续有恃无恐地实行残暴统治，结果被以周族为首的广大被统治部族共同推翻。
西周时期生产力水平普遍高过殷商时期，其最主要的体现是在金属农具的较多出现和使用上。西周时期，农业生产虽主要还是使用木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非金属工具，但金属农具有了较多的增加，这从西周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镰、青铜鎛（锄田去草的农具）和青铜臿（掘土的农具）等农具就可以得到证明。另外，从 《诗经》 中的西周农事诗也可以得到证明。如 《诗经· 周颂· 臣工》 中的“庤乃钱鎛，奄观銍艾”诗句，意思是：准备好钱（音减，类似铲）与鎛，看到銍（一种短小的镰刀）将农作物收获完毕。《臣工》 是西周成王、周公庙祭后告诫诸侯农官要及时治田以备丰收的乐歌，它反映出当时不仅已经有了不少种类的金属农具，而且数量还相当多。
西周的农业生产仍然采取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方式。如 《诗经· 周颂· 载芟》 曰：“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意思是：铲除掉野草和杂树，嘭哧嘭哧地耕种土地。一千对耕田种地的农夫，布满新耕地及田间小路。从字面上看，有２０００个奴隶同时在一起劳作，可见生产规模之大，但这不是人数最多的，还有一两万人同时劳作的大场面。如《诗经· 周颂· 噫嘻》 曰：“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意思是：赶快将划分给你们的土地开垦出来，必须开垦三十里那么远。你们要服从命令好好耕地，十千个农夫俩俩成对地进行耦耕。当然，“千耦其耘”、“十千维耦”肯定不是实际人数，但当时农事劳动场面宏大当是确定无疑的。
西周时期的粮食产量也已不低。如 《诗经· 小雅· 甫田》 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意思是：曾孙（西周天子祭祀先王时的自称）的粮食堆得像草房、像车篷一样高，曾孙的粮食堆得像小岛、像高岗一样高，要准备一千座谷仓、一万只箩筐才能装下。同样，诗句虽有夸张之意，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粮食产量是很丰富的。
不仅如此，西周时期农作物品种也大大增多，比商代增加了许多，如粮食作物有黍、麦、梁、谷（粟）、稷、稻、菽（豆）等，农副产品有桑、麻、瓜、果等。在 《诗经》 的西周农事诗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农作物的名称，如西周天子祈年、祭神的乐歌 《诗经· 小雅· 甫田》 中的诗句“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意思是：丰收黍稷稻粱，奖赏农夫的功劳。
西周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达，使周人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这是他们变“神本”文化为“人本”文化的经济基础。
二、周人的“重民”传统及西周“重民轻神”思想的确立
西周文化向“人本性”转化，除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周族人没有像商族人那样的重神传统，自古以来他们对神的迷信和崇拜就远远逊色于商族人。所以，在周族人的传说中没有如商族人那样的悠久迷信史，而是相反，他们有着重视人的传统。
据史载，西周建立前，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为首领时，戎狄中的薰育族来犯，要夺取周人的土地与人口。周人欲战，但被古公亶父劝止。他说：“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意思是：民众拥立君主是想让他给大家谋利益。现在戎狄前来侵犯，目的是要夺取我的土地和民众。民众跟着我与跟着他们有什么区别呢？现在民众为了我的缘故而去打仗，但让我牺牲掉别人的父亲或儿子还继续做他们的君主，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做。于是，他率领周族人离开了这里，迁到了别处。周人这种完全与殷商文化不同的把人当人看的“人性化”的文化不仅大大增强了周族的内部亲和力，而且也给周族人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其他部族知道后，都认为古公亶父仁爱，纷纷前来归顺周人，从而壮大了周族的势力。
正因为周族有着重视人的传统，所以在他们的文化中本身就缺少对神灵分外崇敬的基础。西周建立后受这种重人传统的影响，加之汲取了信神为真的殷商覆亡的教训，最终促成了西周“重民轻神”思想和政策的确立。
殷商的灭亡给建立西周的周族统治者们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即受到天保佑数百年的殷商为什么会被周人灭亡掉？前面已述，周人对神虽然没有商族人那么虔诚，但也是迷信天和相信神的，他们也相信统治权来自于神，所以他们也只能从神权的角度来探讨人间改朝换代的原因。对西周初年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必须要完成这一理论突破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固，因为“武王克商”实际上是弱小的周族打败了强大的商族，商族的人口比周族人多数倍，殷商虽然灭亡了，但商族人并没有被杀光，他们在西周初被称为“商遗民”，人口众多，势力强大，如果不能让他们彻底改变“天佑殷商”的观念，老老实实地接受已成被统治者的现实，周人的统治肯定是会有很多麻烦的。另外，据史载，武王克商时还有“八百诸侯”参与，他们都是无法忍受商纣王暴行的其他部族，数目或许没有这么多，但为数也不少。这“八百诸侯”在灭亡殷商时虽与周人一起并肩作战，但当殷商这个主要矛盾方消失后，他们与新的统治者周人之间的矛盾必然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他们是否能诚心悦意地接受周人的统治，也关系到西周的长治久安。不仅如此，西周初年的统治者还必须坚定周族人自己的统治信念，必须让他们对于自己的统治充满信心才行，如果周族中有人不敢确定上天能否保佑周族，显然对西周的统治也是不利的。所以，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必须解决“天为什么不保护殷商”及“天是否会保佑周人统治”这一理论课题。由于武王在克商以后不久就故去了，即位的其子成王尚年幼，于是完成这一重大理论课题的任务主要就落在了辅政的武王弟弟周公姬旦身上。
周公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由殷商的建立和灭亡，以及西周灭商而建的变化，首先悟出了“天命靡常”的理论，即天命是可以转移的。以前殷商的先王汤受到上天的保佑建立了商朝，现在同样是这个天已不再保佑殷商而是保佑周人了，所以周人才能克商。这一理论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殷商的统治已数百年，对内对外一直宣扬“殷受天命”等迷信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商族人自己相信，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其他部族也是相信的。所以，如果不是商纣王的胡折腾让别人活不下去，周族人也不敢承担起“改天伐殷”的使命。
由“天命靡常”，周公继续思索天命为什么会转移的原因。他首先得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结论，即皇天与人无亲，它只保佑有德之人。周公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德”的思想引入政治的人。“德”的思想的提出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成为周公用于解决天命神权理论课题的一把神圣的钥匙，而且也成为天神与人间社会沟通的一个新的媒介，它为今后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实际上，“德”字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其含义有二：一是将战争中抓到的战俘用弓弦系住颈项牵去祭祀上天、祖先；二是外出做生意赚了钱，持币而返，与“得”字意思相同。而周公为“德”字赋予了新的含义，使其不仅重新谱写了人间的历史，而且还修正了天的形象。从此，天从只关心一姓一族利益的神变成了关心天下各族利益的神，这是人对神的第一次胜利。
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公进而提出统治者要想有效地统治必须要“以德配天”才行，即敬天必须先有德，无德之人不管如何敬天也不会得到天的保佑的。那么，如何才能被认为是“有德”呢？结合殷商不重视小民而亡的教训，周公最终得出有德者必须首先能够保民的结论，即“敬德”须先“保民”。“敬德保民”③ 思想第一次将“民”纳入统治者的视野中，意义重大，从此人心的向背始终是论证统治者德行好坏、统治安危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同时它也是西周文化“人本性”特征体现的一个亮点。
周公的“保民”思想包括“安民”和“治民”两项内容，即要让多数人安居乐业，对少数触犯统治者根本利益的人要给予制裁，但要“明德慎罚”，即统治者必须彰明自己仁爱德行，使民众都知晓，对于少数不能接受德化而犯罪者也应谨慎处罚。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周公有关“德”的思想，一方面把上天拉向人间，另一方面又把民推向上天，从而缩短了天与人的距离。他虽然没有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但已经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了人事上，在承认天意主宰人事的同时，又让人事制约着天意，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神权统治的地位，而且也多少承认了人的能动作用。从此以后，人们越来越关心人事而逐渐淡忘鬼神。这样，不仅中国文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基调由此而奠定，同时也促成了西周“人本”文化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