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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殷商文化幼稚性格的体现
与神本文化特征相一致，殷商文化显现出强烈的幼稚性格，其体现如下。
一、天真无邪 信神为真
内容见上节。
二、活泼好动 迁徙不定
商族人是一个非常好动的部族，经常四处迁徙。传说在商汤建立商王朝以前，从契到汤，他们曾经迁徙过８次；商王朝建立以后，从汤到盘庚，又迁都５次，所以有“前八后五”之说。
商族最初居住在黄河下游地区，属东夷人，夏朝建立后，成为夏朝的一个属国。殷商从契到汤，一共经历了１４世，约四五百年的时间，基本上相当于夏朝统治的时间。在这期间，先是契自亳（今山东曹县）迁到藩（今山东滕县），然后契之子、商族第二位首领昭明又迁于砥石（今河北泜水流域），再迁于商（今河南商丘），随后昭明之子、商族第三位首领相土又东徙泰山下，之后再回到商，其后世则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再后商族第九位首领上甲复归于商，最后商汤又迁到亳，回到了祖先创业的旧地。
商王朝建立后，先是第十一位国君仲丁将都城从亳迁到嚣（今河南荥阳东北），而后第十三位国君河亶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东南），再后第十四位国君祖乙迁于邢（河南温县东），然后第十八位国君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最后第二十位国君盘庚迁于殷。从盘庚迁殷开始，商王朝的统治稳固住并开始强大，所以商朝的历史，以盘庚为界限，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此，商朝亦称殷朝、殷商或殷，商族人亦称殷人。
商族人之所以四处迁徙，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如内部统治不稳固，贵族集团中经常发生权力纷争；也有自然灾害的原因，如遇到水灾、旱灾等。据说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所以必须更换居住地。另外，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商族人是一个畜牧业发达同时擅长商业贸易的部族，所以一方面他们要频繁不断地更换放牧地区，另一方面则要经常赶着牲畜在各个部族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因此需要到处迁徙。
据说，商族人很早就使用车马到远方进行贸易活动。相传马车是相土发明的，牛车是王亥（第七位首领）发明的。王亥赶着牛车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时，被北方一个叫有易氏（一作有扈氏）的强大部族杀死，牛车被夺走。后来，王亥的儿子上甲（一说是王亥的弟弟王恒）借助其他部族的力量，打败了有易氏，又夺回了牛车。
三、东渡大洋 走出中国
“殷人东渡”———即商族人曾东渡太平洋在中美洲创建了玛雅文明。
关于殷商文明与玛雅文明（在今墨西哥，又称“奥尔梅克文明”）有着亲缘关系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着非常大的争论，多数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尽管这个问题看似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但无论是在文献记载中，还是在考古发掘中，这样的结论都显现出极大的可能性。
首先，据历史记载，夏朝在第二个王太康（夏启之子）统治时期，由于他经常外出狩猎，不理民事，被东夷族的首领后羿夺去王位，使夏朝失去对东方的控制。乘此机会，契的孙子相土迅速扩大了商族的势力。他以商丘为中心，把势力伸张到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并抵达到渤海边。《诗经· 商颂· 长发》 中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句，意思是：相土威名远扬，四海之外都一起来归顺。表明殷人的势力已经达到了海外。
其次，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中曾发现了大量的海贝，还发现有鲟鱼鳞片、鲸鱼骨、海蚌等。至于商族人占卜用的龟甲，更有不少是来自深海的大海龟甲。这些东西都是殷人与海外关系密切的实证。另外，有报纸报道，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附近海域曾打捞出具有殷商文化特征的石锚、压舱石等文物。如果这则消息能得到证实，那么“殷人东渡”之说又多了一个实证。
第三，从文化逻辑推理上也可以证实“殷人东渡”之说是成立的。一方面，作为一个擅长商业贸易的部族，商族人肯定具有与商人一样的重利益、轻离别的特征。商人的特点是惟利是图、敢于冒险，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他们什么地方都敢去，并不在乎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所以，有些商族人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利用简单的交通工具东渡太平洋到中美洲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也恰恰是与商族人活泼好动的文化性格相吻合的。另一方面，玛雅文明兴起时，正值商朝统治末期的公元前１２世纪。而且，玛雅文明似乎是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前后突然出现的，这让人不得不产生一些疑问。是谁建立的它？如果不是商族人，那么是谁？这个答案至今没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尤其是殷商文明有着太多的相像之处了。例如，在玛雅文化废墟的城砖上有原创于中国的“太极图”———阴阳鱼图案；玛雅人死后像古代的中国人一样脸上戴一个玉面罩，玉面罩上面涂着中国人认为可以辟邪的朱砂；玛雅人认为猫头鹰与黑夜、死亡和阴曹地府有关，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迷信；玛雅丘皮夸罗出土的陶器上很多图案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玉器纹饰一模一样，这些图案后来普遍出现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在墨西哥，有些地方的土著民族因相貌酷似中国人而被昵称为“中国人”；玛雅语与中国的广东话非常相似，有人曾把玛雅语中的１００个常用字与中国语中１００个常用字发音进行比较，发现不少都近似。再有，玛雅的文字在外貌上虽然与汉字迥然不同，但实质是如出一辙的。玛雅文字是与汉字一样的意音和意形相结合的文字，这种文字在世界上很少见，现在尚在应用的只有汉字一家。
最神奇的是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日美国纽约 《世界日报》 的一则报道，称一位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专家陈汉平在华盛顿举办的一项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展览中发现一件１９５５年墨西哥出土的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的玉圭上面刻着的４个竖形排列的符号，是３０００多年以前中国商代的甲骨文。陈汉平读出了它的大意：“统治者和首领们建立了王国的基础。”另据报道，美国俄克拉荷马中央州立大学华裔教授许辉曾将他收集到的１４６个奥尔梅克文明中与甲骨文相似的符号带回国内，在请教了国内数位甲骨文权威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文字属于先秦文字字体”。有一位专家说：“许辉带来的文字，与甲骨文的相似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则消息尚待证明，在此只作旁证。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日到８月３１日，墨西哥在北京世纪坛举办“神秘的玛雅———墨西哥古代文明”展览，这让我们从最近的距离认识了玛雅文明。在这次展品中至少有８件展品分别提示了该展品与中国某件文物有相似之处，尤其在一个玉米神雕像的腹部上有一个图案，其上半部与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非常相似，而下半部则与商周金文中的“藝”字极为相似。还有一件名叫基尼· 阿奥的太阳神雕塑，其双手僵直拄在腿上的坐姿和头顶翅膀形的羽毛披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良渚文化玉器纹饰中兽背上的神人。
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对“玛雅文明起源于中国说”持反对意见，但仍有不少学者坚持己见。另外，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或许能给这个话题增强一些肯定的分量。他说：“美洲文明可能起源于青铜时代的商朝，因为太平洋两岸同时期拥有类似的艺术风格和宗教意识。”实际上，不少对玛雅文明有着很深研究的前苏联学者也持这种观点。
关于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或者与殷商文明的关系问题，肯定会长期地争论下去。而且，可能这个谜永远都揭不穿。
四、政治禁忌较少 经济全面发展
殷商时期由于处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刚刚进入阶级统治不久，所以在政治上必然会表现出一些幼稚性。其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使用人才不拘一格。例如前面提到过的伊尹，原本是媵臣，是商汤妻子带来的陪嫁奴隶。后来，商汤发现此人与众不同，便与之交谈，果然他讲出了许多治国的道理，于是商汤提拔伊尹做助手，任以国事，灭亡了夏桀。还有一说，称伊尹为处士，即隐居民间的有才之士。但不管哪一说，伊尹最初的身份非常卑微当是事实。再有，傅说被武丁举以为相的事情也很说明问题。相传傅说原是服苦役的奴隶或罪徒，后被商王武丁发现，任为大臣，治理国政，并成为古代著名的贤相。类似的事情虽然在以后的朝代也有发生的，但商王朝处在奴隶制时代，自由人与非自由人之间横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商汤和武丁能够将一名奴隶抬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即体现了他们独到的政治魄力，也体现出这个时代的宽容性，实际上展现了殷商文化幼稚性格的一个侧面。这种事情若在后代发生，唾沫星子也能把这两个人给淹死，反对之声绝对会响成一片，更别说让他俩干实事了。而在商朝，我们没有听到什么非议之声，估计不会没有，而是声音不大，所以史籍也懒得记载了。
殷商时期政治禁忌较少，还表现为广泛允许妇女参与要务方面。周武王在发动灭亡商朝的进攻之战前，曾在距殷商别都朝歌以南７０里的牧野举行誓师大会，历数商纣王的罪行，其第一条就是“惟妇言是用”，并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是索。”意思是：母鸡没有早上打鸣的。如果谁家的母鸡早上打鸣了，谁家就会败亡的。“索”是“空”、“尽”的意思。以此来论证妇人参与政事导致殷商必然灭亡的道理。虽然周武王的“惟妇言是用”明的是指商纣王惟“妲己之言是从”，实际上也指殷商一代“惟妇言是用”的风气。
殷商统治时期，妇女确实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应该说，这是母系氏族公社的遗存，毕竟殷商时期距离原始社会的瓦解时间并不长久。实际上，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的习俗都不同程度地保留过一段时间。譬如在古埃及，女性的地位更高，不仅妇女为“家庭的统治者”，子女一般从母名，在亲属中外祖父和舅父的地位最为尊贵。而且，家庭财产中妻子保留自己的全部财产，丈夫则有义务提供妻子的生活所需。殷商的时候，女性地位没有古埃及妇女那样高，但是妇女在国家政治、军事等领域都是十分活跃的，这从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到。商王朝时不少贵族妇女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承担着重要工作，如签收各地进献的用于占卜的甲骨，检视甲骨的加工钻凿，参与守宗庙奉祭祀活动，准备祭祀用的谷物，管理王室田庄，以及参加军事活动（指挥打仗、警卫边防），等等。在出土的商代墓葬中发现，不少殉葬的妇女身边随葬着兵器。她们可能属于墓主近身妃嫔婢妾或女官，随葬武器表明她们生前曾参与戎事，使用过这些兵器，因而要把它们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继续为主人服务。在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让妇女参与这类工作，可见妇女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是极高的。
在商代参与国家大事的妇女中，最为著名的是商王武丁的一个法定配偶妇好（妣辛）。据甲骨文记载，她曾统率３０００女兵参加战争，这场战争的总兵力是１３０００人。战争中，妇好负责设伏，伏击敌人。另外，妇好还曾代表商王参与征兵活动。
实际上，即使到了西周初年，妇女仍然参加国家大事的决策。如 《左传· 昭公二十四年》 引武王在 《太誓》（亦称 《泰誓》、《大誓》）中说：“纣有亿兆夷（助词，无义；一说指普通人）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治理国家的贤臣。乱：治理）十人，同心同德”。《论语· 泰伯》 记孔子曾引此语，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意思是：唐尧虞舜以后，就数周武王的时候人才多。可是由于周武王的１０位治理国家的大臣中有一位妇人，所以实际上只有９个人罢了。这个“智囊团”中的妇人就是文母太姒（亦作大姒），她是周文王妻、武王之母。另外，从金文可知，在西周时天子的法定配偶还有代天子行某些政事的遗风。但是，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机构和宗法制度的一步步完善，妇女的地位不可挽回地逐渐下降了。例如，在甲骨文中经常有生女孩视为不佳的记录，另外在埋葬制度中男女的差别也是很大的。正因为妇女地位的下降，“牝鸡无晨”的社会意识逐渐产生，所以周武王在 《牧誓》 中才会以商王“惟妇言是用”作为吊民伐罪的第一条理由。
殷商时期，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受商族人传统习惯的影响，农业、牧业、商业和手工业等各个经济部门都得到“全面”发展，后世农业生产占绝对优势的经济结构尚没有形成，所以它表现出了中国文化在发展初期幼稚性格的又一侧面。
殷商农业的“发达”首先体现在水利事业的初步发展上。前面提到过，传说契曾助禹治水，因有功而被舜任命为司徒。还传说，契的五世孙冥也勤于治水，并死于水，为民献了身。古代的治水，其实都是与农田水利的兴修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如果单纯治水，不过造福一两代人而已，以后洪水又泛滥了，还会有新的英雄产生，因此他们不会被后世子孙世世代代歌颂、怀念的。而在治水的同时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将大量的土地开发出来变成农田，使世世代代的子孙切切实实感受到祖先的恩惠，他们才会念念不忘祖先的功绩。所以，大禹治水的事迹之所以被后世永远牢记，就是因他曾引水溉田，发展农业生产，造福子孙万代。同样的道理，契与冥治水的传说实际上反映出殷商水利事业的发展，而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发达”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其次，自契的六世孙王亥起，商族的先公均以天干命名，如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等，而殷商建立后历代商王也均以天干命名，如大乙（亦称太乙，即商汤）、太丁、外丙、太甲、沃丁、太戊、河亶甲、盘庚、武丁、祖庚、帝辛等。帝辛就是商纣王。纣是谥号，意思是残义损善，表明商纣王这一生没干什么好事。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合称“干支”。有关干支的知识是农业发展的标志之一。
殷商的牧业发达，从祭祀、殉葬杀牲甚多就可以看出来。由于商族人几乎天天祭祀，祭祀时都要杀牲，所以畜牧业应该是非常发达的。西周时，除了武王克商后举行过一次杀牲２０００头的祭祀活动外，再没见过如此大规模的杀牲举动，表明他们的畜牧业迅速萎缩了，而殷商时期这样的祭祀规模是司空见惯的。另外，祭祀活动中的牺牲，神或祖先是吃不了的，那么就只有活人来吃了。因此，可以判断，商族人是经常吃牛羊肉的，他们的食肉量肯定比后世大多了，由此他们的身体恐怕也是十分强壮的。所以，《史记》 载商纣王可以赤手空拳与野兽格斗当是可信的。而妇好统率３０００女兵估计也是个个膀大腰圆、英勇善战、不好对付的。
殷商商业的“发达”不仅通过相土发明马车、王亥发明牛车等交通工具的传说来证明，而且通过考古发现更证明了这一点。殷墟曾出土了大量用作交换媒介的海贝，另外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１９５８年在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仿海贝铸成的铜贝。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知道，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就不会有金属货币的出现，它是殷商商业“发达”的实证。另外，据说“商人”之称就是来自西周时对“商族人”的称谓。作为一个擅长农业生产的部族，周族人看不起追求商业利润的商族人，认为他们惟利是图，同时认为从事这样的经济活动，东奔西跑，不利于宗族的团结。因此，灭亡殷商以后，殷商人擅长贸易交换的特点为周族人所鄙视，西周的统治者坚持让自己的部族从事农业生产，而允许商族人（此时被称“商遗民”）继续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周公姬旦曾告诫商遗民说：“你们一定要用你们的力量专心种植黍稷，勤勉地侍奉你们的长辈。农事完毕后，你们可以模仿你们祖先的行为，牵着牛赶着车，到各地从事贸易去吧。”在西周的时候，由于从事贸易活动的都是这些商族人，所以逐渐地人们把从事贸易活动的人称为“商人”。又由于商族人尚白，喜欢穿白衣服，所以人们见到穿白色衣服的就认为是商人。后世封建王朝推行抑商政策时，曾命令商人只许穿白色的衣服，出处就在于此。这个说法也证实了殷商商业的发达。
在殷商时期的手工业生产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青铜冶铸业。殷商的青铜冶铸技术水平之高是令人咋舌的，其技术甚至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顶峰。就中国而言，不仅超过了以后的西周王朝，而且为封建社会所有朝代所不及。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因颜色青灰，故名青铜。殷商时期青铜器不但种类繁多———从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随葬品到车马器、礼器、祭器、兵器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而且产量很大。现已出土的青铜器中，仅礼器就达数千件，其他更多。
殷商青铜技艺的最高成就体现在１９３９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的“司母戊”（一说“后母戊”）大方鼎上。“司母戊”大方鼎高１３７ 公分，横长１１０ 公分，宽７８公分，重８７５公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其周身饰有兽面纹，形制雄伟，造型美观，在世界古代工艺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据推算，制造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需要两三百人在同一时间内的密切分工合作才行，由此可见殷商时期青铜业生产的规模和技艺水平。
当然，虽然说殷商的农、牧、商、手工业全面发展，但并非是齐头并进的，其中农业经济肯定占主导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垦区之一，殷商王朝不会放弃我们祖先在距今一万年以前取得的这个非凡的成就，尽管商族人的牧业、商业、青铜冶铸业都很发达，但他们绝对会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生活资料。在中国，几千年来历代政府都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商朝也一样。
总之，殷商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幼稚时代，展现出的是十足的神本特征，这种文化特征“鹤立”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长河中。殷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都深信鬼神，比如对“君权神授”笃信不疑，但再没有人像商族人这样、像殷商王朝这样，信神为真达到这种程度。中国文化并不是宗教文化，其迷信色彩远不如世界其他民族的这个特征的形成并定型是在西周时期。
§§第四章 中国文化“人本”特征的初步定型——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从公元前１０４６年到公元前７７１年，是中国奴隶制时代发展到顶峰、综合国力最强的时候。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经济的发达、政治统治经验的初步丰富，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性格在这个时期终于得到初步的确定。
西周的文化特征是：“人本性”逐渐代替了“神本性”。其表现为：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的中心逐渐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了人的身上，如完善的宗法制度的形成和严密的礼仪制度的制定等。随之，其文化性格也显现出与殷商“天真无邪”完全不同的“少年老成”性，表现为农业生产成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经济部门，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等各个方面格外重视血缘亲缘关系，强调和严格维护等级秩序，以及人们随时随地规规矩矩地依礼行事，等等。
一、天真无邪 信神为真
内容见上节。
二、活泼好动 迁徙不定
商族人是一个非常好动的部族，经常四处迁徙。传说在商汤建立商王朝以前，从契到汤，他们曾经迁徙过８次；商王朝建立以后，从汤到盘庚，又迁都５次，所以有“前八后五”之说。
商族最初居住在黄河下游地区，属东夷人，夏朝建立后，成为夏朝的一个属国。殷商从契到汤，一共经历了１４世，约四五百年的时间，基本上相当于夏朝统治的时间。在这期间，先是契自亳（今山东曹县）迁到藩（今山东滕县），然后契之子、商族第二位首领昭明又迁于砥石（今河北泜水流域），再迁于商（今河南商丘），随后昭明之子、商族第三位首领相土又东徙泰山下，之后再回到商，其后世则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再后商族第九位首领上甲复归于商，最后商汤又迁到亳，回到了祖先创业的旧地。
商王朝建立后，先是第十一位国君仲丁将都城从亳迁到嚣（今河南荥阳东北），而后第十三位国君河亶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东南），再后第十四位国君祖乙迁于邢（河南温县东），然后第十八位国君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最后第二十位国君盘庚迁于殷。从盘庚迁殷开始，商王朝的统治稳固住并开始强大，所以商朝的历史，以盘庚为界限，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此，商朝亦称殷朝、殷商或殷，商族人亦称殷人。
商族人之所以四处迁徙，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如内部统治不稳固，贵族集团中经常发生权力纷争；也有自然灾害的原因，如遇到水灾、旱灾等。据说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所以必须更换居住地。另外，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商族人是一个畜牧业发达同时擅长商业贸易的部族，所以一方面他们要频繁不断地更换放牧地区，另一方面则要经常赶着牲畜在各个部族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因此需要到处迁徙。
据说，商族人很早就使用车马到远方进行贸易活动。相传马车是相土发明的，牛车是王亥（第七位首领）发明的。王亥赶着牛车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时，被北方一个叫有易氏（一作有扈氏）的强大部族杀死，牛车被夺走。后来，王亥的儿子上甲（一说是王亥的弟弟王恒）借助其他部族的力量，打败了有易氏，又夺回了牛车。
三、东渡大洋 走出中国
“殷人东渡”———即商族人曾东渡太平洋在中美洲创建了玛雅文明。
关于殷商文明与玛雅文明（在今墨西哥，又称“奥尔梅克文明”）有着亲缘关系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着非常大的争论，多数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尽管这个问题看似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但无论是在文献记载中，还是在考古发掘中，这样的结论都显现出极大的可能性。
首先，据历史记载，夏朝在第二个王太康（夏启之子）统治时期，由于他经常外出狩猎，不理民事，被东夷族的首领后羿夺去王位，使夏朝失去对东方的控制。乘此机会，契的孙子相土迅速扩大了商族的势力。他以商丘为中心，把势力伸张到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并抵达到渤海边。《诗经· 商颂· 长发》 中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句，意思是：相土威名远扬，四海之外都一起来归顺。表明殷人的势力已经达到了海外。
其次，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中曾发现了大量的海贝，还发现有鲟鱼鳞片、鲸鱼骨、海蚌等。至于商族人占卜用的龟甲，更有不少是来自深海的大海龟甲。这些东西都是殷人与海外关系密切的实证。另外，有报纸报道，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附近海域曾打捞出具有殷商文化特征的石锚、压舱石等文物。如果这则消息能得到证实，那么“殷人东渡”之说又多了一个实证。
第三，从文化逻辑推理上也可以证实“殷人东渡”之说是成立的。一方面，作为一个擅长商业贸易的部族，商族人肯定具有与商人一样的重利益、轻离别的特征。商人的特点是惟利是图、敢于冒险，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他们什么地方都敢去，并不在乎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所以，有些商族人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利用简单的交通工具东渡太平洋到中美洲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也恰恰是与商族人活泼好动的文化性格相吻合的。另一方面，玛雅文明兴起时，正值商朝统治末期的公元前１２世纪。而且，玛雅文明似乎是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前后突然出现的，这让人不得不产生一些疑问。是谁建立的它？如果不是商族人，那么是谁？这个答案至今没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尤其是殷商文明有着太多的相像之处了。例如，在玛雅文化废墟的城砖上有原创于中国的“太极图”———阴阳鱼图案；玛雅人死后像古代的中国人一样脸上戴一个玉面罩，玉面罩上面涂着中国人认为可以辟邪的朱砂；玛雅人认为猫头鹰与黑夜、死亡和阴曹地府有关，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迷信；玛雅丘皮夸罗出土的陶器上很多图案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玉器纹饰一模一样，这些图案后来普遍出现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在墨西哥，有些地方的土著民族因相貌酷似中国人而被昵称为“中国人”；玛雅语与中国的广东话非常相似，有人曾把玛雅语中的１００个常用字与中国语中１００个常用字发音进行比较，发现不少都近似。再有，玛雅的文字在外貌上虽然与汉字迥然不同，但实质是如出一辙的。玛雅文字是与汉字一样的意音和意形相结合的文字，这种文字在世界上很少见，现在尚在应用的只有汉字一家。
最神奇的是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日美国纽约 《世界日报》 的一则报道，称一位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专家陈汉平在华盛顿举办的一项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展览中发现一件１９５５年墨西哥出土的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的玉圭上面刻着的４个竖形排列的符号，是３０００多年以前中国商代的甲骨文。陈汉平读出了它的大意：“统治者和首领们建立了王国的基础。”另据报道，美国俄克拉荷马中央州立大学华裔教授许辉曾将他收集到的１４６个奥尔梅克文明中与甲骨文相似的符号带回国内，在请教了国内数位甲骨文权威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文字属于先秦文字字体”。有一位专家说：“许辉带来的文字，与甲骨文的相似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则消息尚待证明，在此只作旁证。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日到８月３１日，墨西哥在北京世纪坛举办“神秘的玛雅———墨西哥古代文明”展览，这让我们从最近的距离认识了玛雅文明。在这次展品中至少有８件展品分别提示了该展品与中国某件文物有相似之处，尤其在一个玉米神雕像的腹部上有一个图案，其上半部与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非常相似，而下半部则与商周金文中的“藝”字极为相似。还有一件名叫基尼· 阿奥的太阳神雕塑，其双手僵直拄在腿上的坐姿和头顶翅膀形的羽毛披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良渚文化玉器纹饰中兽背上的神人。
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对“玛雅文明起源于中国说”持反对意见，但仍有不少学者坚持己见。另外，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或许能给这个话题增强一些肯定的分量。他说：“美洲文明可能起源于青铜时代的商朝，因为太平洋两岸同时期拥有类似的艺术风格和宗教意识。”实际上，不少对玛雅文明有着很深研究的前苏联学者也持这种观点。
关于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或者与殷商文明的关系问题，肯定会长期地争论下去。而且，可能这个谜永远都揭不穿。
四、政治禁忌较少 经济全面发展
殷商时期由于处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刚刚进入阶级统治不久，所以在政治上必然会表现出一些幼稚性。其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使用人才不拘一格。例如前面提到过的伊尹，原本是媵臣，是商汤妻子带来的陪嫁奴隶。后来，商汤发现此人与众不同，便与之交谈，果然他讲出了许多治国的道理，于是商汤提拔伊尹做助手，任以国事，灭亡了夏桀。还有一说，称伊尹为处士，即隐居民间的有才之士。但不管哪一说，伊尹最初的身份非常卑微当是事实。再有，傅说被武丁举以为相的事情也很说明问题。相传傅说原是服苦役的奴隶或罪徒，后被商王武丁发现，任为大臣，治理国政，并成为古代著名的贤相。类似的事情虽然在以后的朝代也有发生的，但商王朝处在奴隶制时代，自由人与非自由人之间横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商汤和武丁能够将一名奴隶抬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即体现了他们独到的政治魄力，也体现出这个时代的宽容性，实际上展现了殷商文化幼稚性格的一个侧面。这种事情若在后代发生，唾沫星子也能把这两个人给淹死，反对之声绝对会响成一片，更别说让他俩干实事了。而在商朝，我们没有听到什么非议之声，估计不会没有，而是声音不大，所以史籍也懒得记载了。
殷商时期政治禁忌较少，还表现为广泛允许妇女参与要务方面。周武王在发动灭亡商朝的进攻之战前，曾在距殷商别都朝歌以南７０里的牧野举行誓师大会，历数商纣王的罪行，其第一条就是“惟妇言是用”，并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是索。”意思是：母鸡没有早上打鸣的。如果谁家的母鸡早上打鸣了，谁家就会败亡的。“索”是“空”、“尽”的意思。以此来论证妇人参与政事导致殷商必然灭亡的道理。虽然周武王的“惟妇言是用”明的是指商纣王惟“妲己之言是从”，实际上也指殷商一代“惟妇言是用”的风气。
殷商统治时期，妇女确实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应该说，这是母系氏族公社的遗存，毕竟殷商时期距离原始社会的瓦解时间并不长久。实际上，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的习俗都不同程度地保留过一段时间。譬如在古埃及，女性的地位更高，不仅妇女为“家庭的统治者”，子女一般从母名，在亲属中外祖父和舅父的地位最为尊贵。而且，家庭财产中妻子保留自己的全部财产，丈夫则有义务提供妻子的生活所需。殷商的时候，女性地位没有古埃及妇女那样高，但是妇女在国家政治、军事等领域都是十分活跃的，这从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到。商王朝时不少贵族妇女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承担着重要工作，如签收各地进献的用于占卜的甲骨，检视甲骨的加工钻凿，参与守宗庙奉祭祀活动，准备祭祀用的谷物，管理王室田庄，以及参加军事活动（指挥打仗、警卫边防），等等。在出土的商代墓葬中发现，不少殉葬的妇女身边随葬着兵器。她们可能属于墓主近身妃嫔婢妾或女官，随葬武器表明她们生前曾参与戎事，使用过这些兵器，因而要把它们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继续为主人服务。在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让妇女参与这类工作，可见妇女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是极高的。
在商代参与国家大事的妇女中，最为著名的是商王武丁的一个法定配偶妇好（妣辛）。据甲骨文记载，她曾统率３０００女兵参加战争，这场战争的总兵力是１３０００人。战争中，妇好负责设伏，伏击敌人。另外，妇好还曾代表商王参与征兵活动。
实际上，即使到了西周初年，妇女仍然参加国家大事的决策。如 《左传· 昭公二十四年》 引武王在 《太誓》（亦称 《泰誓》、《大誓》）中说：“纣有亿兆夷（助词，无义；一说指普通人）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治理国家的贤臣。乱：治理）十人，同心同德”。《论语· 泰伯》 记孔子曾引此语，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意思是：唐尧虞舜以后，就数周武王的时候人才多。可是由于周武王的１０位治理国家的大臣中有一位妇人，所以实际上只有９个人罢了。这个“智囊团”中的妇人就是文母太姒（亦作大姒），她是周文王妻、武王之母。另外，从金文可知，在西周时天子的法定配偶还有代天子行某些政事的遗风。但是，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机构和宗法制度的一步步完善，妇女的地位不可挽回地逐渐下降了。例如，在甲骨文中经常有生女孩视为不佳的记录，另外在埋葬制度中男女的差别也是很大的。正因为妇女地位的下降，“牝鸡无晨”的社会意识逐渐产生，所以周武王在 《牧誓》 中才会以商王“惟妇言是用”作为吊民伐罪的第一条理由。
殷商时期，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受商族人传统习惯的影响，农业、牧业、商业和手工业等各个经济部门都得到“全面”发展，后世农业生产占绝对优势的经济结构尚没有形成，所以它表现出了中国文化在发展初期幼稚性格的又一侧面。
殷商农业的“发达”首先体现在水利事业的初步发展上。前面提到过，传说契曾助禹治水，因有功而被舜任命为司徒。还传说，契的五世孙冥也勤于治水，并死于水，为民献了身。古代的治水，其实都是与农田水利的兴修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如果单纯治水，不过造福一两代人而已，以后洪水又泛滥了，还会有新的英雄产生，因此他们不会被后世子孙世世代代歌颂、怀念的。而在治水的同时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将大量的土地开发出来变成农田，使世世代代的子孙切切实实感受到祖先的恩惠，他们才会念念不忘祖先的功绩。所以，大禹治水的事迹之所以被后世永远牢记，就是因他曾引水溉田，发展农业生产，造福子孙万代。同样的道理，契与冥治水的传说实际上反映出殷商水利事业的发展，而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发达”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其次，自契的六世孙王亥起，商族的先公均以天干命名，如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等，而殷商建立后历代商王也均以天干命名，如大乙（亦称太乙，即商汤）、太丁、外丙、太甲、沃丁、太戊、河亶甲、盘庚、武丁、祖庚、帝辛等。帝辛就是商纣王。纣是谥号，意思是残义损善，表明商纣王这一生没干什么好事。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合称“干支”。有关干支的知识是农业发展的标志之一。
殷商的牧业发达，从祭祀、殉葬杀牲甚多就可以看出来。由于商族人几乎天天祭祀，祭祀时都要杀牲，所以畜牧业应该是非常发达的。西周时，除了武王克商后举行过一次杀牲２０００头的祭祀活动外，再没见过如此大规模的杀牲举动，表明他们的畜牧业迅速萎缩了，而殷商时期这样的祭祀规模是司空见惯的。另外，祭祀活动中的牺牲，神或祖先是吃不了的，那么就只有活人来吃了。因此，可以判断，商族人是经常吃牛羊肉的，他们的食肉量肯定比后世大多了，由此他们的身体恐怕也是十分强壮的。所以，《史记》 载商纣王可以赤手空拳与野兽格斗当是可信的。而妇好统率３０００女兵估计也是个个膀大腰圆、英勇善战、不好对付的。
殷商商业的“发达”不仅通过相土发明马车、王亥发明牛车等交通工具的传说来证明，而且通过考古发现更证明了这一点。殷墟曾出土了大量用作交换媒介的海贝，另外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１９５８年在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仿海贝铸成的铜贝。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知道，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就不会有金属货币的出现，它是殷商商业“发达”的实证。另外，据说“商人”之称就是来自西周时对“商族人”的称谓。作为一个擅长农业生产的部族，周族人看不起追求商业利润的商族人，认为他们惟利是图，同时认为从事这样的经济活动，东奔西跑，不利于宗族的团结。因此，灭亡殷商以后，殷商人擅长贸易交换的特点为周族人所鄙视，西周的统治者坚持让自己的部族从事农业生产，而允许商族人（此时被称“商遗民”）继续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周公姬旦曾告诫商遗民说：“你们一定要用你们的力量专心种植黍稷，勤勉地侍奉你们的长辈。农事完毕后，你们可以模仿你们祖先的行为，牵着牛赶着车，到各地从事贸易去吧。”在西周的时候，由于从事贸易活动的都是这些商族人，所以逐渐地人们把从事贸易活动的人称为“商人”。又由于商族人尚白，喜欢穿白衣服，所以人们见到穿白色衣服的就认为是商人。后世封建王朝推行抑商政策时，曾命令商人只许穿白色的衣服，出处就在于此。这个说法也证实了殷商商业的发达。
在殷商时期的手工业生产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青铜冶铸业。殷商的青铜冶铸技术水平之高是令人咋舌的，其技术甚至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顶峰。就中国而言，不仅超过了以后的西周王朝，而且为封建社会所有朝代所不及。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因颜色青灰，故名青铜。殷商时期青铜器不但种类繁多———从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随葬品到车马器、礼器、祭器、兵器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而且产量很大。现已出土的青铜器中，仅礼器就达数千件，其他更多。
殷商青铜技艺的最高成就体现在１９３９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的“司母戊”（一说“后母戊”）大方鼎上。“司母戊”大方鼎高１３７ 公分，横长１１０ 公分，宽７８公分，重８７５公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其周身饰有兽面纹，形制雄伟，造型美观，在世界古代工艺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据推算，制造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需要两三百人在同一时间内的密切分工合作才行，由此可见殷商时期青铜业生产的规模和技艺水平。
当然，虽然说殷商的农、牧、商、手工业全面发展，但并非是齐头并进的，其中农业经济肯定占主导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垦区之一，殷商王朝不会放弃我们祖先在距今一万年以前取得的这个非凡的成就，尽管商族人的牧业、商业、青铜冶铸业都很发达，但他们绝对会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生活资料。在中国，几千年来历代政府都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商朝也一样。
总之，殷商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幼稚时代，展现出的是十足的神本特征，这种文化特征“鹤立”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长河中。殷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都深信鬼神，比如对“君权神授”笃信不疑，但再没有人像商族人这样、像殷商王朝这样，信神为真达到这种程度。中国文化并不是宗教文化，其迷信色彩远不如世界其他民族的这个特征的形成并定型是在西周时期。
§§第四章 中国文化“人本”特征的初步定型——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从公元前１０４６年到公元前７７１年，是中国奴隶制时代发展到顶峰、综合国力最强的时候。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经济的发达、政治统治经验的初步丰富，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性格在这个时期终于得到初步的确定。
西周的文化特征是：“人本性”逐渐代替了“神本性”。其表现为：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的中心逐渐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了人的身上，如完善的宗法制度的形成和严密的礼仪制度的制定等。随之，其文化性格也显现出与殷商“天真无邪”完全不同的“少年老成”性，表现为农业生产成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经济部门，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等各个方面格外重视血缘亲缘关系，强调和严格维护等级秩序，以及人们随时随地规规矩矩地依礼行事，等等。
